刘正教授论文《清代江浙學者15家金文研究敘錄》3

清代江浙學者15家金文研究敘錄3

 

13、 吳大澂的彝銘學研究

吳大澂，1835～1902，江蘇吳縣人，字清卿，號恒軒，又號愙齋。同治七年進士，累官至任湖南巡撫。著名銅器收藏家和彝銘學家。尤精篆書。有《說文古籀補》、《古玉圖考》、《權衡度量實驗考》、《恒軒所見所藏吉金錄》、《愙齋集古錄》、《愙齋集古錄釋文賸稿》等古文字學著作行世。

吳氏曾祖吳承烈，祖父吳經堃，父親吳立綱。吳大澂兄弟三人，兄吳大根，弟吳大衡。外祖父韓崇亦為著名金石學者，撰有《寶鐵齋金石跋尾》一書行世。在《說文古籀補》一書序中，他自述；“篤嗜古文，童而習之。”可見，他治金文歷史開始自少時。當時師從陳奐。及長，又師從俞樾、吳雲等人。中年以後，得益於陳介祺、王懿榮二人處甚多。

《清史稿•吳大澂傳》中的記載：“大澂善篆籀，罷官後，貧甚，售書畫、古銅器自給。著有《古籀補》、《古玉圖考》、《權衡度量考》、《恒軒古金錄》、《愙齋詩文集》。”

這裏所謂的“《恒軒古金錄》”，就是《恒軒所見所藏古金錄》一書。此書並沒有文字考證，只是摹寫青銅器之形，是銅器器形學研究的重要著作。誠如他在此書序中所說：“有所見輒手摹之，或圖其形，存於筪，積久乃得百數十器”。在青銅器的分類上，吳氏此書分為以下十七類，即鐘、鼎、敦、彝、尊、壺、卣、爵、觶、觚、盤、匜、簠、盉、鬲、甗、戈。

吳氏利用商周彝銘史料，對《說文解字》中的“古籀”字體進行詳細的考證和研究，即“取古彝器文，擇其顯而易明視而可識約三千五百字，依《說文》部首匯錄成編”。這就是名著《說文古籀補》一書。這一工作成就很大，是晚清時代《說文》學研究的總結性著作。貝塚茂樹博士則認為此書是“劃時代的名著”。在对待商周古文字的态度上，他认为：“篆书之形，至秦而失。篆书之真，至汉而亡。盖李斯废籀而行小篆，则古人造字之意尽失。至汉而隶书、八分，与篆相杂，则篆之真面尽无。余常言秦废古文，其罪甚于焚书十倍矣！”同樣，他在《古籀補》序中又對七國文字展開批判：“古籀之亡，不亡於秦，而亡於七國。為其變亂古法，各自立異，使後人不能盡識也”。

該書十四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完全依《說文解字》體例而寫。收單字一千零九十三字，重文二千三百五十五字。補遺、附錄收單字六百零四字，重文一百八十字。光緒九年初刻。光緒二十四年增訂重刻至收單字一千四百一十字，重文三千三百六十五字。

在此書著述體例上，他自序中說；“不分古文、籀文，某字必詳其器，不敢向壁虛造。辨釋未當，概不羼入。昭其信也。索解不獲者，不繹其義。不敢以巧說褒辭使天下學者疑也。”

對於吳大澂《說文古籀補》一書，顧頡剛在《當代中國史學》一書中評價說：“據銅器文字以補《說文》的缺遺，其中訂正許慎的地方真不少，從此《說文解字》在文字學上的權威才開始動搖。中、俄邊界豎立的銅界柱上的文字就是他所書。該書為篆文，內容為：“疆域有表國有維，此柱可立不可移”。

吳大澂在彝銘學上的另一部經典著作是《愙齋集古錄》。該書二十六卷，書後有附錄二卷，共收商周銅器一千零四十八器。

在此書中，吳氏把青銅器按照先商後周的順序分成二十五類，即鐘、鎛、鐸、鼎、敦、尊、罍、壺、鉼、盉、簠、簋、盤、匜、甗、鬲、豆、盞、卣、觶、觚、觥、斝、角、爵。有些分類顯然有誤。如，《父乙尊》，實為壺，而非尊。又如，《父辛尊》，實為盤，而非尊。再如，器名問題。銘文中既然已經有了“中白作女姬簋”，則該器名應該是《中白簋》，而吳氏卻定此器名為《姬簋》。其他如《叔皇父盤》等也出現了如此錯誤。

他也注意到了字形變化在作為標準器上的作用。《愙齋集古錄釋文賸稿》一書中所收《大樑鐘》銘文中的“鑄”字，和《上官鐘》的完全一樣。由此，他得出結論此二器皆為梁國銅器。

因為對《說文解字》有了精湛的研究，所以，吳氏在此書考證彝銘文字時處處以《說文解字》為依據，發前人所未發。如，他對《毛公鼎》中“克乃辟”一語的考證：

大澂謂、辟皆從辛義，亦略同《書•金縢》“我之弗辟”。《釋文》：“辟，治也”。許書辟部：“，治也”、“，治也”。辟、、三字皆可訓治。疑字亦當訓治。

他措辭嚴謹，考證精當。在有了相當充分證據之下，還使用“疑字亦當訓治”之文，足見治學態度的嚴謹。這也是他在此書中行文習慣用語。

再如，他對《靜敦》銘文的考證：

莽京，舊釋旁京。非是。彝銘中屢見之文，疑即謂鎬京也。鎬京之鎬，不當從金。今從艸，象林木茂盛之意。正與豐京之豐同義也。

在文中，他還是用了“疑即謂”字樣。他在對《公妃敦》銘文的考證中，又重伸了上述觀點，認為是“後人因避莽字，改從鎬”。但是，對於一些歷史遺留問題，他則是依然沿襲前人的舊說。如，對“析子孫”的解釋。另外，他還時常出現對字形分析不當的錯誤，不是把一個字當成了兩個字，就是把兩個字當成了一個字。有時也有不加考證而主觀臆斷的結論。對此，俞紹宏博士曾有專文加以研究。顯然，《愙齋集古錄釋文賸稿》一書有些釋文還需要推敲。如，《虢叔作叔殷簠》銘文中的“”字，他以為是“榖”字，《傅卣》誤將“戊”字釋作“己”字，等等。

他的未刊稿本尚有《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校錄》、《簠齋題跋》等。吳氏又擅長寫篆，乃至於給友人書信也使用篆書，於是他的書信成為友人收藏的珍寶。   

根據徐珂《清稗類鈔》中記載：“吳縣吳清卿中丞大澂工篆籀，官翰林，嘗書《五經》、《說文》。平時作劄，與人均作用古籀。其師潘文勤得之最多，不半年而成四巨冊。”看起來，他是有意而施行的篆書實踐活動。

顧頡剛曾經如是評價過吳大澂的學術貢獻，即：“古文古器之研究本小學目錄之旁支，而四十年來蔚成大國，倘非先生開創於前，縱有西洋考古學之輸入，其基礎之奠定能若是速乎？今日言古文古器之學者多矣。孰不受灌溉於先生之書，又誰能逾越先生之建樹者？……夫以先生取材之廣、求證之密、察理之神，為自有金石學以來之第一人，此豈誇鹵莽者所能為哉！”顧先生的這一評價真的是很符合歷史事實的，並非只是出自鄉黨情緒。特別是他推舉為“自有金石學以來之第一人”的說法。

14、孫詒讓的彝銘學研究

孫詒讓，1848～1908，浙江里安人，字仲容，號籀膏，以“玉海樓”作為齋名。曾任刑部主事。著名銅器收藏家和彝銘學家。有《商周金識拾遺》、《古籀拾遺》、《古籀餘論》等古文字學著作行世。

孫詒讓最初是在十七歲時開始了他對彝銘學的研究。八年後，根據其子孫延釗所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一書中的記載：“詒讓得阮文達校刊本宋代薛尚功《鐘鼎款識》，愛玩不釋，廠取《考古》、《博古》兩圖，及王復齋《款識》、王俅《集古錄》，校諸《款識》。治金文之學始此。”又，“自甲子治金文學以來，取宋人撮錄款識之書，互相研斟。嘗謂薛書甄勒較精，而平釋多繆。……繼復攬清阮元《積古齋鐘鼎款識》、吳榮光《筠清館金石錄》所載金文，則謂文達著錄率可依據，定庵考釋猶多鑿空。展卷思誤，頗多所悟，因依王念孫《漢隸拾遺》例，草《商周金識拾遺》。”

這裏的《商周金識拾遺》就是後來的《古籀拾遺》一書的初稿。但是，從初稿到定稿，作者反復修改了十六年！足見他的認真和仔細。不僅如此，又過了十六年，到了他的晚年，又刊行了《古籀餘論》一書。可以說，對彝銘學的研究，是貫穿了他全部生命里程的學術精髓。比如，他長期注意搜集金文搨本，曾經從漢陽葉東卿後裔手中花費重金購買了葉氏收藏的《金文搨本》。該搨本收錄了兩百多種搨片，還有龔自珍親筆題跋。這應該說是不世出的珍本，文物價值和研究價值極高。於是，“詒讓得葉氏《金文搨本》後，嘗檢筪藏搨本二百餘種益之，合裝四巨冊，自署曰《商周金文搨本》，手題詞於冊首”。他的好友戴望收藏有《召伯虎敦》搨本，在戴氏逝世後，他收購了此搨本並親自寫下長文題跋。在收藏搨本之時，他也注意收購商周古器。如，1896年的三月，孫氏就購得《周錄鼎》一件。

孫詒讓的彝銘學研究成就輝煌。在他的《古籀拾遺》一書的序中，他首先對這門學科的起始進行了說明：“考讀金文之學蓋萌柢於秦漢之際。《禮記》皆先秦故書，而《祭統》述孔悝鼎銘，此以金文證經之始。漢許君作《說文》，據郡國山川所出鼎彝銘款，以修古文，此以金文說字之始。”

《古籀拾遺》一書由上中下三卷組成。上卷對宋代薛尚功的《鐘鼎彝器款識》進行訂補十四條。中卷對阮元的《積古齋鐘鼎款識》進行訂補三十條，下卷對吳榮光的《筠清館金石錄》進行訂補二十二條。其實，對前人彝銘學研究著作進行訂正和補充是孫詒讓彝銘學研究的重要方面。當然，在他的書中，也時常出現抨擊宋代學者之謬論的言辭。如，《古籀拾遺》序中，他就批評薛尚功為“其書摩勒頗精而評釋多謬”。

在此書中，孫氏運用最為熟練的是偏旁分析法。一個眾人皆不認識的字，經過他對該字偏旁的分析，立刻變得可以認識了。

比如，他對《繼彝》中“靜”字的分析中，就是使用偏旁分析法取得成功的典型：

考此字阮書凡三見，一見於《小臣繼彝》，其字作“”。再見於此彝，三見於《冗盉》，其字作“”。阮並釋為“繼”字，形義絕無可說。其所據者《齊侯鐘》、《微欒鼎》而已。然考之薛書，鐘作“”、鼎作“”，其字則見《龍敦》、《弁敦》、《毀敦》，並傳摹偽，互不能辯其形聲，所從薛釋為“繼”本不確。況“此彝”二字與薛書所釋“繼”字，又不甚符合乎。竊以此二字所從偏旁，析而斟之而知其形，當以作“”者為正。其字即從青爭聲之“靜”也。何以言之？“”字上從生明甚，生下系已並者，當為丼中一·缺耳。青從生月，《說文》作，此從丼即從古文省也。右從“”者即爭字。《說文》爭從?，從爪從又，此作“”者，爪也”。∫”者，?也”。”者，又之到也。《齊侯甗》“卑旨卑瀞”，“瀞”字作“”。《齊邦》“靜安寍”作“”，其以“”為青，與此異，其以“”、“”為爭，則此彝“”即爭形之確證也。

孫氏利用他精湛的古文字學知識，把利用偏旁分析法來考證疑難漢字的操作技術發揮到了極至。為此，陳夢家先生在《殷墟卜辭綜述》一書中特別肯定地說：“孫氏將不同時代的銘文加以偏旁分析，籍此種手段，用來追尋文字在演變發展中的沿革大例——書契之初軌、省變之原或流變之跡，他對於古文字學最大的貢獻就在於此。”

互證法也是孫氏經常使用的方法。最典型的例子，如，在《周豐姬敦》中“”字的考證中，他就充分利用了互證法：

吳釋為豐，云“豐乃文昭”。 下從米形。今案此“”字上作“”，非豐字。下亦不類米形。吳釋非也。此當為慧字。《趠鼎》慧作“”。《慧季鬲》作“”。並與此相近。慧通作惠。《元和姓纂》十二：“齊惠姓云：‘周惠王支孫，以諡為姓。戰國惠施為梁相，是惠出於周為姬姓。故惠氏之女亦稱惠姬，不必釋為《左傳》畢原豐郇之豐也’”。

但是，孫氏此書在行文上故意使用古字、怪字等冷僻字，連常見的字，如《說文解字》分析字形時“從某從某”的 “從”字和“亦”字，也要使用古字和怪字，甚至“年”字一概寫成“季”，如此等等。每一頁中，一眼看去，通篇皆冷僻字，大有作文字秀的嫌疑。孫氏此書就是文字學研究的專業學者閱讀起來也非易事。我們不知道是要研究青銅器上的彝銘，還是要研究孫氏本人的書寫習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