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教授论文《清代江浙學者15家金文研究敘錄》2

清代江浙學者15家金文研究敘錄2

 

6、 馮雲鵬、馮雲鵷的彝銘學研究

馮雲鵬，1765～1840。字晏海。江蘇南通人，工詩文書法。曾任滋陽知縣、曲阜知縣，其弟馮雲鵷，字集軒。兄弟二人皆著名銅器收藏家和彝銘學家。

《金石索》一書在在清代中期的彝銘學研究上，也是一部體例精美的名著。《孔子故里著述考》：“《金石索》十二卷，馮雲鵬、馮雲鵷同輯”。本書分《金索》、《石索》兩部分。

在《金索》中，馮氏兄弟將鼎、尊、彝、卣、敦、簠、豆、甗、鬲九種十件例為卷首。這十件青銅器是乾隆三十六年下旨，將內府收藏之物陳設在至聖殿內。這是清代首開把商周青銅器用於實際活動的先河。馮氏兄弟以為“在太學所藏十器以上，足以仰件高廟尊禮素王之至意，亙古未有”。這是他把此十件青銅器的考證和搨本置於卷首的原因。

在《金索•一》和《金索•二》中，馮氏兄弟將青銅器分為兩大類：一類為鐘鼎類，一類為戈戵類。在鐘鼎類中，他認為“自商以下凡敦、盤、爵、洗之類得數十事，皆從鐘鼎之屬”。二在戈戵類中，他認為“凡一弩一鏃皆得例載從戈戵之屬”。在實際編排中，鐘鼎之屬有爵、卣、觚、斝、鼎、彝、敦、鐘八種。器名有標明朝代者，也有不標明者。在戈戵之屬有鑺、戵、戈、戟、槍、劍、距末、節、戚、鉞、鏃十二種。

馮氏兄弟在研究中注意到了青銅器形的時代特點。他在對《周遣叔鼎》的考證中就曾指出：“夔之饰制甚古朴，朱绿紫厚叠如珠。真周器也。”這一對器形的認定，是他此書中得一貫特色。從中也可以看出他對青銅器的斷代，至少在器形上首先要“朱綠紫厚疊如珠”這才符合周器的外形。

再如他對《商己舉彝》的考證：“此器剝蝕殊甚，而淳古可珍，實屬商制。其口緣中貟啚飾以金，四鳳飾以銀，其足緣八蛟飾以銀，兩耳則金銀間之。今認率以鑲嵌為商器，不知有宋嵌之別。須合其形制、字畫觀之可定耳。”

在對《周伯彝》的考證中，他詳細闡述了此彝的由來以及他的斷代根據：“此彝形制甚古，色亦斑斕，腹外俱作斜方紋，有乳突出，兩耳作虎首形。與《考古圖》所載虎彝、《博古圖》所載乳彝相似。真周器也。壬辰春暮，有自任城來售者，予極愛之而力不能得。孔伯海儲公以百緡得之。裝飾俱佳，可為關裏增一寶玩矣。”

此書在考證上有宋人法度，對銅器尺寸有詳細地說明，每器全是從模寫圖、搨本、釋文、尺寸進行說明，然後再進行銘文考釋。有明顯地模仿《考古圖》的寫作體例痕跡。

7、 張廷濟的彝銘學研究

張廷濟，1768～1848，浙江嘉興人，字順安，號叔未，以“眉壽堂”和“清儀閣”作為齋名。有《金石文字》、《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清儀閣藏器目》、《清儀閣金石題識》、《清儀閣古印偶存》等古文字学著作行世。著名銅器收藏家和彝銘學家。

根據《清史稿•文苑傳》的記載：“以金石書畫自娛。建清儀閣，藏古器，名庋被大江南北。”

張廷濟在銅器收藏和搨片收藏上，是清代罕有人及的大家。他的後裔、著名版本學家張元濟先生曾陳述：“家有清儀閣，收藏古器物文，自三代迄清。凡鐘鼎、碑碣、璽印、磚瓦乃至文房玩好之屬，多為歐、趙、洪、婁、王、劉、呂、薛諸家所未及者。”

在《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一書中，他將青銅器分為商代七類爵、尊、卣、觶、觚、句兵、古兵和周代十類鐘、鼎、卣、爵、觶、彝、敦、簋、鬲、盤。張廷濟在對彝銘的考證研究中也時常有所突破。如，“”字，前人有解釋為“舉”、“鬲”者，而他認為此字就是“稱”字的右半邊“”。並且還引用《詩經》中的“稱彼兕觥”一語，證明此字“”不該有“舉”的含義。誠如前述，張廷濟在書中還多次引用了他外甥徐同柏的觀點。他也注意到了出土地點對青銅器保存狀態的影響。在對《商尊》的考證中，他就首先指出：

商尊，表裏塗金，入土久青綠從金隙中突出，如旋螺紋，作雲雷饕餮，兩目炯炯，金光爛然，《禮經》所謂“黃目鬱氣之上尊”也。

他特別看重彝銘中出現的器名與器形之間的對應關係的研究。他在為曹秋舫《曹氏吉金圖》一書所作的序中就首先申明：“古人制器，必於器文中自識其器之名。尊彝為古金通稱。著錄家據傳搨之本往往鼎、敦、觶、角之屬，羅列尊彝之內，故錄其文不可不圖其形也。”

《金石文字》第一冊所收部分內容為三代青銅器銘文。無器形圖，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考證文字，有搨片。考證文字為影印題跋。作者在序中說：“各依原跡大小，厘為四幅，用泰西脫景法，上石印出。”

《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一書第一册所收為三代青銅器，多有銘文。有器形圖，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考證文字。所附銘文搨片後多為徐同柏考釋題跋，個別器物後為張廷濟和吳雲題跋。張氏考證文字比徐氏為多。

此書之由來，徐鈞在序中言之甚明：吾鄉張叔未解元，篤學好古，精於鑒別金石器物，搜藏極富，築清儀閣藏之。顧自庚申亂後，閣毀於火，圖書金石蕩焉無存。於是，邑人鮑少筠四會、嚴根夏各得所藏墨本，影印以傳……解元又各疏其原流，釋其文字，手書其上。”其中，張氏考證中對嘉慶七年所得《商尊》一段記述文字，考證頗為詳細，並詳細說明器物收藏之由來。他還特別說明每件銅器的價格。如，《商舉癸爵》是“番銀十餅”。他也注意到了銅器的色澤問題。如，《周仲鳧父敦》：“此彝碧如翠，羽赤如丹砂，白如水銀。文字刻鏤精銳。真商周彝器中之無上神品。”

《清儀·東武》一書所收為三代青銅器，多有銘文。原書名為《張叔未寫清儀閣集古款識•陳介祺寫東武劉氏款識》。無器形圖，有簡單文字和尺寸說明，有銘文摹寫。

8、 朱為弼、朱善旂的彝銘學研究

朱為弼，1771～1840，浙江平湖人，字右甫，號茮堂，以“蕉聲館”作為齋名。曾任漕運總督。精揅金石之學，尤嗜鐘鼎文。1797年，阮元督學浙江，創辦詁經精舍，聘請為弼參與修輯《經籍纂詁》，並為阮元所撰《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稿審釋、作序、編定成書。有《蕉聲館文集》、《伯右甫吉金古文釋》、《續纂積古齋彝器款識》等古文字學著作行世。其子朱善旂也是著名銅器收藏家和彝銘學家。

朱為弼其父朱鴻猷，字仲嘉，號薌圃。工詩文，善鑒古。著有《見山樓書畫錄》、《古銅器說》等。其祖父朱英由開始自桐鄉定居平湖。

根據《清史稿•朱為弼傳》的記載:“為弼精研金石之學，佐阮元纂《鐘鼎彝器款識》，所著有《蕉聲館詩文集》。”

  根據李遇孫在《金石學錄》一書中的記載：“朱為弼酷嗜古金文字，師稱其能辨識疑文，稽考古籍國邑、大夫之名，有可補經傳所未備者。旁及篆籀之字，有可補《說文》所未及者”。這已經說明了他的以金文考證古史之功。

《蕉聲館文集》卷一所收為研究三代青銅器銘文題跋數十種，以及金文常用術語的解釋，考證中多以銘文考證禮制。無器形圖，有部分尺寸說明，有釋文，有考證文字。

《伯右甫吉金古文釋》一書為作者考證商周彝銘的專著。

朱善旂，約1795年，卒年不詳。浙江平湖人。字建卿。以“敬吾心室”作為齋名。著名銅器收藏家和彝銘學家。有《敬吾心室彝器款識》等古文字學著作行世。朱為弼之子。

其表弟朱善張，曾經組織當地團練抗擊英軍，見《朱氏重修遷浙支譜》中載：“善張以附生議敘通判分發南河補用，海疆不靖，在籍倡團練，以衛鄉里。道光二十二年，英夷陷乍浦，率眾堅守縣城，賊不能逾平湖而西。”

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卷八如是評價此書：“建卿為尗堂先生子也。稟承庭訓，學有淵源，而金石文字於楊、薛、呂、王諸家所論定，及吳侃叔、錢獻之、江秋史、阮芸台所搜輯，均能一一悉其流傳。……所錄商周秦漢四代之器，凡三百六十有四，以類相次：盤、鐘、洗、鼎、尊、敦、簋、甗、甑、盉、匜、壺、彝、觶、爵、卣為類者十六。”

在《敬吾心室彝器款識》一書中，朱氏將青銅器分為盤、鐘、洗、鼎、尊、敦、簋、甗、甑、盉、匜、壺、彝、觶、爵、卣十六類。此書的考證文字，多是援引他人之說，很少有作者個人創見。

9、 徐同柏的彝銘學研究

徐同柏，1775～1854，浙江海鹽人，字春甫，又字壽臧，號籀莊，以“籀書巢”作為齋名，尤精篆刻。有《周毛公鼎銘釋文》、《從古堂款識學》、《古履仁鄉金石文字記》等古文字學專著行世。

《從古堂款識學》一書對銘文文字和歷史事實考釋頗詳。尤其對殷周廟制的考證和研究，十分精彩。如，他對《周無專鼎》銘文中出現的“南中右無專”之“右”字的考證：

右，讀為侑。謂詔侑之。如《周禮•大宗伯》鄭注所云：“賓者，進當命者之進。延之，命使登之。”延之義，《大宗伯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向。賓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冊命以出。”此其略也。按鄭氏此注，據《禮•祭統》及《儀禮》覲禮、文覲禮，太史是右。鄭注云；“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古文是以為氏也。鄭以今文氏為是，故有此訓。若如古文則右讀亦當侑矣。必知為侑者，《周禮》王命諸侯，則賓乃大宗伯之職。

再如，他對上述銘文中“南中”其人的考釋：

今按《南宮中鼎》云“惟王命南宮伐白虎方之尊。王命中先相南國。”虎，白虎，西方宿。虎方猶云西方。《詩•采嶶》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出車篇》云：“赫赫南仲，薄伐西戎”，乃正相合。是南宮中即出車之南仲矣。

他的這一考證顯示出其學術功力所在和敏銳的洞察力。徐氏為張叔未之外甥，據李遇孫《金石學錄》中的記載：“叔未每得款識之難辨者，屬其細意融會，即豁然通解。”此書之外，《周毛公鼎銘釋文》一書為考證《毛公鼎》彝銘之作。

10、龔自珍的彝銘學研究

龔自珍，1792～1841，浙江仁和人，字璱人，號定庵。曾任內閣中書。根據吳昌綬《定盦先生年譜》一書中的記載：“先生金石之學精博絕特，並立義類，時出新解，集中《說宗彝》、《說爵》、《說刻石》、《說碑》諸文”。著有《吉金款識》一書。這當中又以《說宗彝》對後世形象最大。

龔自珍在《說宗彝》一文中總結了彝铭的十九種功用，如下：“然則宗彝者何？古之祭器也。宗彝者何？古之食器也。宗彝者何？古之享器也。宗彝者何？古之藏器也。宗彝者何？古之陳器也。宗彝者何？古之好器也。宗彝者何？古之征器也。宗彝者何？古之旌器也。宗彝者何？古之約劑器也。宗彝者何？古之分器也。宗彝者何？古之賂器也。宗彝者何？古之獻器也。宗彝者何？古之滕器也。宗彝者何？古之服器也。宗彝者何？古之抱器也。宗彝者何？古之殉器也。宗彝者何？古之樂器也。宗彝者何？古之儆器也。宗彝者何？古之瑞命也。”

除此之外，他還提出了對彝銘的史料解讀性研究。如他在《商周彝器文錄序》中就明確提出了彝銘的史料價值在於“補許慎之闕、其運可以補雅宋之隙、其實可以補《春秋》之隙、其禮可以補逸禮、其官位氏族可以補《世本》之隙”。這一觀點為清代的彝銘學研究走向奠定了基礎。而龔自珍對西周王朝史官和銘文之關係提出了“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的極端觀點。這是因為西周王朝的“史”集中體現在彝銘中。因此之故，他才特別在《古史鉤沉論》中特別闡述了“古之世有抱祭器而降者矣，有抱樂器而降者矣”的現象。

龔自珍本來計畫是系統著述《金石通考》一書，他甚至設計好了該書體例：分為所見存留至今金石編（金石尚存）、所見金石搨本而金石已佚編（金石已不存）、既未見金石原物又未見其搨本編。這一體例是很有科學性和嚴謹性的。

當時，清廷高官們也多喜歡收藏青銅器，並且交給專業學者為自己的收藏品撰寫題跋或考證文章。龔自珍也不例外。見《定盦先生年譜》中的相關記載：“某布政欲撰《吉金款識》，為聚搨本，穿穴群經，極談古籀形義，成書十二卷。在京師為阮文達撰《齊侯中申二壺》釋文……”

11、 吳雲的彝銘學研究

吳雲，1811～1883，浙江歸安人，字少青，又字少甫，號平齋，又號愉庭，曾藏有《蘭亭序》搨本和抄本二百種，故以“二百蘭亭齋”作為齋名。又曾藏有西周兩件銅罍，故又以“兩罍軒”為齋名。曾任蘇州知府和鎮江知府。著名銅器收藏家和彝銘學家。有《二百蘭亭齋收藏金石記》、《兩罍軒彝器圖考》等古文字學著作行世。

在《兩罍軒彝器圖考》一書中，吳氏把商周青銅器按照先商後周的原則，分為鼎、彝、卣、爵、觚、觶、壺，以上商代七類。以及鐘、鼎、尊、彝、罍、卣、敦、壺、簠、盉、鬲、匜、盤、兵器五種、農器，以上周代十五類十九種。

他的這一分類方法還是把朝代和器名統一起來，進行分類。吳氏特別看到了商周彝銘體例的不同。如在對《商冊册父乙鼎》銘文的考證中，他說：

在禮，有爵祿者始為祭器。而爵祿之賜必受冊命。故周器銘往往有“王呼史冊某某”等語。商人尚質，但書“冊”字而已。子為父作則稱父，以十干為名字。商人無貴賤皆同。不必定為君也。

對於有些青銅器的斷代，吳氏則發古人之復。如，他對所謂的《周虎錞》，前人多以為是周器，而他則通過對該器彝銘中“宜”字的寫法“在篆隸之間”而考證為漢器。再如，他對《商虎父戊卣》銘文的考證：“通體純翠，如瓜皮瑩潤欲滴。器蓋並著饕餮，間以夔狀嵌黃金為飾，鑄冶之工，形制之古，真商器中罕見之品也。”

在這裏，他已經注意到了銅器外形、造形在斷代上的重要作用。而在對《周鬲》銘文的考證中，他提出：

，《說文》：“長踞也”。從巳其聲，讀若祀。，古文其。定為，薛氏《款識》有《公匜》，釋云：“，古國名。，作器者之名，稱日子以追享其考妣也。” 或以為爵，非。《春秋•僖二十三年》：“杞子卒”。《杜注》：“杞入春秋稱侯。絀，稱伯。至此夷禮貶稱子。”《襄二十九年》：“杞子來盟”。《左傳》：“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二百蘭亭齋收藏金石記》一書前三冊所收為三代青銅器，多有銘文。其中，第一冊為商代器，第二、三冊為兩周器。有器形圖，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考證文字。該書對《齊侯罍》銘文考證頗為詳細。

總之，吳氏此書考證彝銘還比較簡單，特別是對商器彝銘的考證上，尚嫌不足。

12、潘祖蔭的彝銘學研究

潘祖蔭，1830～1890，江蘇吳縣人，字東鏞，號伯寅，以“攀古樓”作為齋名。曾任工部尚書、軍機大臣。著名銅器收藏家和彝銘學家。有《攀古樓彝器款識》、《滂喜齋叢書》等古文字學著作行世。潘祖蔭尤其注意所藏，他保有的鐘鼎彝器多達五百余件，成為當時京中收藏吉金的第一人。顧廷龍先生曾在《吳縣潘氏攀古樓吳氏愙齋兩家藏器目敘》一文中，對潘祖蔭的銅器收藏作了一個比較精確的統計：“潘氏器，未有人編其目，余亦就所見搨本而鈐有其藏印者，錄為一冊，計四百數十器，秦、漢物及其雜器則尚未在焉，洵足為藏家之冠。至所藏總數，未由訪悉，惟褚禮堂嘗謂藏六百餘品，則余所輯錄者三之二耳，餘者得非即秦、漢物及其他雜器也耶?”

“攀古樓”收藏的銅器到了1933年時居然還保存約有六百多器。

潘氏發現彝器，必傾囊購買。最著名的有《大克鼎》、《大盂鼎》、《毛公鼎》這三個西周重器。潘氏無子女，其全部財產由其弟潘祖年接管。

據褚德彝《金石學錄續補》中的記載：“學問淹博，節奉入購古器，藏六百餘品。《盂鼎》、《克鼎》、《齊侯鎛》為宇內重寶。著有《攀古樓彝器款識》，考釋精審，繪圖精妙，遠軼嘯堂、尚功之書”。

根據《清史稿•潘祖蔭傳》的記載：“祖蔭嗜學，通經史，好收藏，儲金石甚富。”

潘氏在金文研究上，交遊甚廣。吳大澂在為《攀古樓彝器款識》一書所作的序中，曾說：“余性嗜金石，然漢石在世無數，無從搜牢請益。比年來專力吉金，每有所得。摩挲研思，略辨瘢肘，必加推案，至沒字而後己。相與商榷者，萊陽周孟伯、南皮張孝達、福山王正孺、吳縣吳大澂。”

在《攀古樓彝器款識》一書中，潘氏將青銅器分為鐘、鼎、彝、卣、敦、簠、盉、鬲、盤、甗、斧、鎛、壺、爵、十四類。朝代前後編排的順序頗不一致。有些銅器前後重復出現。可見此書的體例並非成熟。

潘氏對於所收銅器銘文有詳細地考證。如，在考證《郘鐘》時，他就引用了《左傳》、《周禮》等古籍，對此鐘的製作背景進行考證。然後，他就“郘”字的由來進行考證說：

初釋以郘為，與《左傳》以郲為萊之例合。然據《春秋》，世自有呂地，《成公七年傳》：“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而《書•呂刑疏》引《鄭語》：“申呂雖衰”云云。則申呂宜即呂侯故封地也。《哀公十七年傳》有“呂姜為衛夫人”，夫人例以國氏，宜即呂國之女矣。而《僖公十年傳》：“晉有呂甥”，蓋以邑為氏，宜即呂王之別文。晉於《春秋》初實別稱翼，見《隱公五年傳》。此郘肇宜為翼之公侯，故曰異公之孫，謂翼侯也。郘伯乃翼侯之別子。以晉大夫多以伯稱，如荀伯、中行伯、知伯、樂伯、士伯屢見於《傳》。郘氏宜亦從其例矣。

該書在考證中大量引用張廷濟的觀點，作為論述的切入點。幾乎每篇考證文章全有“張孝達說”一段內容存在。又如，他對《曼子卣》銘文的考證：

張孝達說其文左行曰“曼子作永保子孫獲褫訊敵寇以享丕叔賚乃邦”。曼，國名。《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新城有鄤聚，古鄤氏”。注引《左傳•昭公十六年》：“楚羊鄤子”。今本《左傳》作蠻子。《杜注》亦引新城、蠻城釋之。知杜所見與劉昭同也。

精通收藏史的潘祖蔭在此書的序中提出了青銅器收藏史上的七大災難說，這是古代彝銘學史和銅器收藏史上的經典論述，有著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他說：

顧古器自周、秦至今凡有七厄：章懷《後漢書注》引《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為十二金人”，此文較今本《史記》多一“器”字，於義為長。兵者，戈、戟之屬。器者，鼎、彝之屬。秦政意在盡天下之銅，必盡括諸器。可知一厄也。《後漢書》：“董卓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此二厄也。《隋書》：“開皇九年四月毀平陳所得秦漢之大鐘、越之大鼓”。“十一年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為禍變，悉命毀之”。此三厄也。《五代會要》：“周顯得二年九月一日敕除朝廷法物、軍器、官物及鏡，並寺內鐘、磬、相輪、火珠、鈴鐸，外應兩京諸道州府銅象、器物、諸色，限五十日內並須毀廢、送官”。此四厄也。《大金國志》：“海陵正隆三年詔毀平遼、宋所得古器”。此五厄也。《宋史》：“紹興六年斂民間銅器”，“二十八年出御府銅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間銅器，得銅二百余萬斤”。此六厄也。馮子振序楊鈞《增廣鐘鼎篆韻》：“靖康北徙，器亦並遷。金汴季年鐘鼎為崇官殿之玩，毀棄無餘”。此七厄也。

潘氏此說，十分精道。文雖短而意甚深。然而潘氏此書在彝銘考證上，大多沿襲張廷濟之論，以至於陳介祺曾評價此書為“《攀古樓款識》文，自以張說為長”，對文字含義分析過多，而短於對文字字形的分析研究。

潘氏也曾和孫詒讓交往過密，孫氏曾親自給他考證《克鼎》，並寫出了《克鼎釋文》。根據其子孫延釗先生所著《孫衣言孫詒讓父子年譜》一書中的記載：“詒讓在京師時，為潘伯寅作《克鼎釋文》。尚書藏彝器最盛，大都積古齋、筠清館所未著錄者。……潘氏常出所藏傳示同人，辯證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