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教授的学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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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用东坡韵”诗中蕴含的生命情调
刘正1 黄鸣2
（1．中国人民大学 古籍所教授，北京 100872；2．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本文从《陈寅恪诗集》中抽选出“用东坡韵”诗这个主题，进行分析和考证，认为苏东坡《正月三日点灯会客》等诗歌中对“故国”和“当年”的浓厚的伤感和追忆情绪，引起了陈寅恪先生的强烈共鸣，以至于他先后写下了14首步东坡韵的诗歌。本文在指出新旧时代交替的文化心理与其自身的目盲因素对于陈寅恪诗歌创作的重要影响之时，进而阐明此种类型诗歌与陈寅恪先生晚年心境之关系。力求以陈先生的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来还原他本人的文化心境与生命情调，为陈寅恪先生的心态史研究提供一种路径。
[关键词]陈寅恪、苏东坡、用东坡韵、文化心理、心境
作为传统知识人所具有的特殊素养，陈寅恪养成了以诗记事的习惯。因此，对其诗的解读，成了分析其晚年心态的重要门径。而在陈寅恪先生的诗中，有一个重要现象至今无人提及，即他的“用东坡韵”诗。
据我们统计，他的“用东坡韵”诗有《丁亥元夕用东坡韵》（1947年）、《戊子元夕放焰火呼邻舍儿童聚观用东坡韵作诗纪之》（1948年）、《己丑清明日作用东坡韵》（1949年）、《庚寅元夕用东坡韵》（1950年）、《辛卯广州元夕用东坡韵》（1951年）、《广州癸巳元夕用东坡韵》（1953年）、《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1962年）、《癸卯元夕作用东坡韵》（1963年）、《甲辰元夕作次东坡韵并序》（1964年）、《乙巳元夕次东坡韵》（1965年）、《乙巳元夕倒次东坡韵》（1965年）、《乙巳清明日作次东坡韵》（1965年）、《丙午元夕立春作仍次东坡韵》（1966年）、《丙午清明次东坡韵》（1966年）等14首，在这14首“用东坡韵”的诗中，实际上只用了苏轼两首诗的韵脚，即《正月三日点灯会客》与《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予携一瓢酒寻诸生皆出矣独老符秀才在因与饮至醉符盖儋人之安贫守静者也》。其中，用前诗之韵者有11首（内有1首为倒次其韵），用后诗之韵者有3首。问题在于：为什么陈寅恪先生要用同一韵脚分别和苏诗至14首之多？被和的苏诗与陈诗之间，有什么样的契合关系？
一、苏轼原诗的内涵研究
苏轼《正月三日点灯会客》原诗如下：
江上东风浪接天，苦寒无赖破春妍。试开云梦羔儿酒，快泻钱塘药王船。蚕市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冷烟湿雪梅花在，留得新春作上元。
《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予携一瓢酒寻诸生，皆出矣。独老符秀才在，因与饮至醉。符盖儋人之安贫守静者也》原诗如下：
老鸦衔肉纸飞灰，万里家山安在哉。苍耳林中太白过，鹿门山下德公回。管宁投老终归去，王式当年本不来。记取城南上巳日，木棉花落刺桐开。
《正月三日点灯会客》作于元丰六年（1083）苏轼贬谪黄州之时，在诗中，苏轼由眼前楚地之景，回忆起当年在汴京的生活，不禁感慨系之。第二首作于元符元年（1098），苏轼被贬海南，当上巳日时独居无聊，与老符秀才畅饮而醉，以诗记之。诗中以管宁与王式为例，比喻自己并无心于政治风波，而坚信自己一定能在有生之年北返。这两首苏诗从写作的时节来看，前诗为正月三日，然而在陈寅恪先生的步韵诗中，全用在元夕日所作的诗中，即农历正月十五日上元之夜。究其原因，应在苏诗的最后一句“留得新春作上元”，与陈寅恪先生所处的时间和心境相契合。后诗为上巳日，宋吴自牧《梦粱录·三月》：“三月三日上巳之辰，曲水流觞故事，起于晋时。唐朝赐宴曲江，倾都褉饮踏青，亦是此意。”然而在陈寅恪先生的和诗中此韵全部用在清明日所作的诗中，清明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在公历四月五日前后，虽然和古代的上巳日时间较近，但毕竟是两个性质、目的都不同的节日。但苏轼诗题所云“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则宋代时海南民俗已经将上巳日作为扫墓之日，陈寅恪先生步其诗韵，作清明之诗，也算情境吻合。
《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予携一瓢酒寻诸生，皆出矣。独老符秀才在，因与饮至醉。符盖儋人之安贫守静者也》一诗作于北宋元符元年（1098），为东坡贬谪海南时所作。首联“万里家山安在哉”，极写上巳节时东坡远谪万里的孤寂之感。东坡从来不是一个缺乏朋友的人，但此时去寻平时与他往还的诸生，竟一个都找不到，全都出去上冢去了。只找到一位老秀才符林，也好，不能辜负带着的这一瓢酒啊！于是两人相饮至醉。沉酣之余，东坡不禁想到了那位诗仙李太白，他去城北找范居士，却迷失在苍耳丛中，又意外地发现范居士原来正在边喝着酒边摘着苍耳。他还想到那位隐居在鹿门山下的庞德公，日暮途穷，庞德公也要回到他隐居的小庐了吧？回想自己，暮年放逐万里，有没有回去的机会呢？答案是有！看那三国时代的管宁吧，他遁处辽东三十七年，终于在晚年回归中原。还有那汉代的王式，皇帝下诏任命他为博士，他就以为机会来到，到了长安，却遭受嫉妒焚心的江公的侮辱，只能追悔当初出山的决定，既然王式本来可以不来，为什么一定要出来受辱呢？如果自己能回归中原，一定会记得今天，在上巳日的城南，看取木棉花落、刺桐花开的情景。在这首诗中，苏轼虽然有孤寂的感觉，但通过酒的触媒和老秀才符林的把杯共盏，又激发了他天性中豁达乐观的精神，在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宦海风波后，他坚信有一天能够北返中原，去顺遂自己的隐居之志。
二、陈寅恪先生“用东坡韵”的原因
蔡鸿生先生在《不能以陈寅恪先生的是非为是非——蔡鸿生教授访谈》一文中说：
晚年陈寅恪的神游伙伴除了柳如是之外，还有苏东坡。陈寅恪先生的很多感触都是与苏东坡相通的，例如被贬、沦落等等。这一点别人没有说过。认识到柳苏情结，才能完整解读陈寅恪先生晚年心境。
可见蔡先生和本文作者一样，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从写作的时间看，他的“用东坡韵”的诗和其他诗中提及苏轼者，都作于1947年之后，为什么陈寅恪先生会在那时开始突然对苏轼的这两首诗如此感兴趣？我们主张这是由陈寅恪先生的文化心理与目盲生理两个方面原因决定的。
关于目盲生理方面的原因如下。
1945年春，陈寅恪先生因为左眼视网膜剥离加重而造成失明。根据他的女儿陈流求所写的笔记记载：
一九四五年春天一个早上，父亲突然发现两眼一片漆黑，失明了。先叫我通知他当天不能上课，随后住进存仁医院。
从此以后，目盲成了制约陈寅恪先生独立进行自由的学术研究的致命伤。早在1944年11月23日，他就在致李济、傅斯年二先生的信中说：
弟前十日目甚昏花，深恐视网膜脱离，则成瞽废。后经检验，乃是目珠水内有沉淀质，非手术及药力所能奏效。其原因想是滋养缺少，血输不足（或其他原因，不能明了），衰老特先。终日苦昏眩而服药亦难见效，若忽然全瞽，岂不太苦，则生不如死矣。
他从那时开始到1947年开始“用东坡韵”写诗之前，就已经写了不少诗自嘲：《甲申除夕自成都存仁医院归家后作》、《目疾久不愈书恨》、《乙酉春目不能出户室中案头有瓶供海棠折枝忽忆旧居燕郊清华园寓庐手植海棠感赋》、《目疾未愈拟先事休养再求良医以五十六字述意不是诗也》、《五十六岁生日三绝》、《夏日听读报》、《连日庆贺胜利以病目不能出女婴美延亦病相对成一绝》、《成都秋雨》、《乙酉秋赴英疗治目疾自印度乘水上飞机至伦敦途中作》、《乙酉秋来英伦疗治目疾遇熊式一君所著英文小说天桥见赠即题赠二绝句》、《乙酉东夜卧病英伦医院听人读熊式一君著英文小说名天桥者中述光绪戊戌李摩提太上书事忆壬寅春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遇李教士于上海教士作华语曰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故诗中及之非敢以乌衣故事自况也》、《南朝》、《来英治目疾无效将返国写刻近撰元白诗笺证》……等等。这些诗极其凄凉和伤感，如“七载流离目愈昏”，如“天其废我是耶非”，如“今年病榻已无春”，如“蹉跎病废五旬人”，如“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如“独怜卧疾陈居士”，如“独卧文盲老病翁”，如“余生成废物，得饱更何求”……而当他抗战胜利后接受英国皇家学会的邀请，赴英治疗眼病无效后，他的诗歌中就开始出现了“远游空负求医意，归死人嗟行路难”和“眼昏到此眼昏旋，辜负西来万里缘”等诗句。目盲对他的打击，很自然地促使他使用记忆中所熟悉的古典诗歌表达自己的新意，即所谓的“用某某韵”就成了他表达自我思想和感受的一种最佳和简便的选择。
根据我们的考察，陈寅恪先生晚年诗歌中除了“用东坡韵”外，他还有“用陆游韵”和“用吴梅村韵”的诗歌。
而文化心理方面的原因，则是本文研究的关键所在。我们把它单独列出进行研究，见下。
三、苏东坡和陈寅恪文化心理相同点的分析
在和《正月三日点灯会客》韵诸诗中，陈寅恪先生流露出强烈的“北归”情节。
苏轼贬谪黄州，直接起因是乌台诗案。虽然东坡黄州时期的文学创作是他一生文学成就的巅峰，其雄浑之气与旷达的胸怀一直为后人歆羡，但当苏轼到黄州后，惊魂未定的感觉一直缠绕着他，迁客谪人的忧馋畏讥的情感，对往昔繁盛的旧京生活的缅怀，止不住地在他的笔端流露。在《正月三日点灯会客》这首诗中，“浪接天”的东天、“破春妍”的苦寒，构成了东坡贬谪心境的背景，风涛险恶、苦寒逼人，正是他所处的恶劣政治环境的象征。“蚕市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一联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一是“故国”，二是“当年”。蚕市为蜀中风俗，宋时蜀中每当春月，村市聚为欢乐，谓之“蚕市”。马行是北宋东京繁华之地，在汴京旧城东北隅，为卖马集市所在，也是商贾云集之地。苏轼是四川眉山人，所以，此处的“故国”与代表四川民俗的“蚕市”相连并提，实指他的家乡；苏轼在外任为官前曾在北宋中央朝廷担任过判登闻鼓院、监官告院等官职，对都城汴京的生活是十分熟悉的，此处的“马行灯火”与“当年”相连，表达了苏轼对京城往事的惆怅回忆。尾联的“冷烟湿雪梅花在，留得新春作上元”，冯应榴注曰：“末二句追忆当年景事也。”则此联仍为怀念当年的汴京生涯而作，“留得新春作上元”者，意谓当年在汴京，冷烟湿雪，百花中只有梅花独傲，似乎让新春的气息驻足停留，一直到上元之夜仍不凋谢。数句诗中，充满了无限的怅惘之感，而梅花也成为苏轼人格的象征而其身份自重。这首诗的两大主题，一是家乡（故国），二是京城（当年），表达的是一种追忆往事的怅惘迷茫的情绪。
陈寅恪先生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创作了11首和其韵的七律。其诗中的怅惘迷茫的基调，与东坡诗基本一致，然在具体语境下，又有许多不同。如1947年2月所作的《丁亥元夕用东坡韵》如下：
万里烽烟惨澹天，照人明月为谁妍。观兵已抉城门目，求药空回海国船。阶上鱼龙迷戏舞，词中梅柳泣华年。旧京节物承平梦，未忍匆匆过上元。
首联写对时局的关注。抗战的烽火尚未消尽，随着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开始向中原解放区进攻，全面内战爆发。战局进至1947年2月，北中国的大地已经处处燃起了战火。陈寅恪面对如此时局，不禁发出了“照人明月为谁妍”的感慨。“观兵已抉城门目”，用春秋时代伍子胥的典故，吴王夫差无道，子胥屡谏不从，反而被赐自杀，死前伍子胥预言越国终将消灭吴国，愿将自己的眼睛挖出悬于吴都城门，以观越军之入吴。吟味此句句意，陈寅恪先生似乎是在责备国民党当局不应轻启衅端，并有一种认为其终将失败的预感。“求药空回海国船”，当指上年陈寅恪先生赴英治疗眼疾未能治愈，坐船经美国回国之事。这里，他又再一次点明了目盲的生理问题。颈联“阶上鱼龙迷戏舞，词中梅柳泣华年”，据诗中自注，为追忆往事之语，两者应是一时之事，均在作者幼时。鱼龙舞指元夕之夜的娱乐如舞龙表演之属，“词中梅柳”即陈寅恪先生的母亲授其姜夔词之事。作者晚年回忆起这些小时的往事，不禁有人生历历之感，所谓“旧京节物”，所谓“承平梦”，亦与民国无涉，当指清末光、宣之时，作者出生于清末的世家，其对往日的迷恋和追怀，难以抑止，读陈寅恪先生的《寒柳堂记梦》就可以知道。这也难怪胡适等人总觉得陈寅恪先生身上时时流露出浓厚的遗老遗少气息了。
与此诗同一情调的，还有1948年2月所作的《戊子元夕放焰火呼邻舍儿童聚观用东坡韵作诗纪之》如下：
火树银花映碧天，可怜只博片时妍。群儿正赌长安社，兴国如乘下濑船。坡老诗篇怀旧俗，杜陵鼙鼓厌衰年。新春不在人间世，梦见残梅作上元。
诗中借用焰火之妍的短暂，来形容内战战场上鏖战甚急的国共双方，并称其为“群儿”，将国共的争战比喻成“赌长安社”。颈联“坡老诗篇怀旧俗”，即指苏轼原诗对蜀中和汴京风俗的怀念。“杜陵鼙鼓厌衰年”，将自己比作杜甫，生于金戈交鸣鼙鼓喧腾的乱世，又恰值衰年，诗中表露出对世乱的深深的厌恨之感。如此浑乱的浊世，哪里有新春的气息？只能在梦中梦到数枝残梅，权作对承平之世的一些追忆而已。而当国共内战胜负已分、大局已定之时，陈寅恪先生的用东坡韵的诗又透露出新的信息。如1950年3月所作的《庚寅元夕用东坡韵》如下：
过岭南来便隔天，一冬无雪有花妍。山河已入宜春槛，身世真同失水船。明月满床思旧节，惊雷破柱报新年。鱼龙寂寞江城暗，知否姮娥换纪元。
此时陈寅恪先生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经历了走或留的艰难选择之后，陈寅恪先生决定暂时用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对待新的政权和新的社会。“一冬无雪有花妍”之句，透露了一丝诗人的轻松之感：既然选择留下了，那就姑且看看，也许情况还不至于太坏？无雪有花的岭南，成了诗人的憇息之地。可见当时的广州政治气氛还是比较宽松的，和北国大地的“一冬有雪”甚至“一冬有暴风雪”相比，这里的“一冬无雪”却是“花妍”天下，截然不同于北国，当然可以说是“隔天”了。这两句诗暗含着对广州当时政治宽松气氛的赞许。春槛，典出李白《清平调词三首》之一，即“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之春槛。此时山河易主，一派春光美景，而自己的身世却像失去了水的小船，搁浅在一道不知道前途究竟会怎样的岸边。“明月满床思旧节，惊雷破柱报新年”，“旧节”之思、“新年”之惊，其内涵却又有所变化。此处的“旧节”，已经不是遥远的光、宣之际，而是刚刚逝去的民国。
在民国时，陈寅恪先生回忆着清末，而在1949年后的中国，这位睿智的老人所对比咀嚼的双方，却悄悄地换成了新中国与民国了，“知否姮娥换纪元”一句，正揭示了此意。此后在1951年2月所作的《辛卯广州元夕用东坡韵》中有“剩与流人纪上元”之句，1953年2月所作的《广州癸巳元夕用东坡韵》中有“先生过岭诗为历，此是南来四上元”之句，陈寅恪先生均以迁客谪臣和前朝遗民自居。“流人”，即被流放的人，见《庄子·徐无鬼》：“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
在陈寅恪先生看来，自己在岭南的生涯，与古代被放逐到岭南的迁客谪人并无不同。陈寅恪先生心中有非常浓厚的“北归”情节，他的最后二十年虽然都在南方度过，然而心中梦萦魂牵的始终是那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精神所系载的故都。而在新的历史时代里，他牢牢地固守着传统文化本位观念，进而对当时新与苏联结成友好互助同盟的新中国政权采取疏离的态度。对于苏联，陈寅恪先生一向心怀疑忌，他的《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曾被论者认为是对新中国领导人的劝谏，劝其摆脱苏联的影响。也许，作为晚清封疆大吏、维新派官员陈宝箴的直系后裔，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人物林则徐的一句话会牢牢地被陈寅恪先生记住：“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
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建国伊始就在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新中国，实际上是走上了一条与虎谋皮的危险道路。他自比为黄宗羲，“先生过岭诗为历”，黄宗羲诗集有《南雷诗历》之名，意在以时日系诗，以诗纪事，以事传史。“此是南来四上元”，陈寅恪在记载着自己作为文化遗民的一年年的心灵史。
此后陈寅恪先生的步东坡韵诗在现存的诗集中，中断了十年之久。直到1962年3月，他才重新开始写“用东坡韵”诗：《壬寅元夕作用东坡韵》。1963年2月，他写下了《癸卯元夕作用东坡韵》一诗，而诗中的格调声情也一变而为凄恻之音，如下：
灯节寒风欲雨天，凌波憔悴尚余妍。山河来去移春槛，身世存亡下濑船。自信此生无几日，未知今夕是何年。罗浮梦破东坡老，那有梅花作上元。
上一年六月，陈寅恪先生右腿跌伤骨折，入院半年多，这年元月才回家静养。此后直到先生去世，断腿始终未能痊癒。诗中充满的感伤情调，如“自信此生无几日，未知今夕是何年”，应与此事有关。
再过两年，在1965年2月所作的《乙巳元夕次东坡韵》中，他写道：“直觉此身临末日，已忘今昔是何年。姮娥不共人间老，碧海青天自纪元。”一股浓郁的末日之感，已经深深笼罩在他的心头。而从“知否姮娥换纪元”到“姮娥不共人间老，碧海青天自纪元”，陈寅恪先生对待新政权的态度已经从旁观与观望转到了反对的立场上。
对于这种态度的转变，陈寅恪先生步东坡韵诗首联格调的转变是很好的参照：
过岭南来便隔天，一冬无雪有花妍。(《庚寅元夕用东坡韵》，1950年3月）
岭表春回欲雨天，新蒲细柳又争妍。（《辛卯广州元夕用东坡韵》，1951年2月）
海月黄昏雾隔天，人间何处照春妍。（《广州癸巳元夕用东坡韵》，1953年2月）
灯节寒风欲雨天，凌波憔悴尚余妍。（《癸卯元夕作用东坡韵》，1963年2月）
冻雨寒风乍息天，瓶花病室媚幽妍。（《甲辰元夕作次东坡韵并序》，1964年2月）
断续东风冷暖天，花枝憔悴减春妍。（《乙巳元夕次东坡韵》，1965年2月）
倦暖娇寒欲雨天，折枝憔悴尚余妍。（《丙午元夕立春作仍次东坡韵》，1966年2月）
意象的使用在陈寅恪先生的诗歌中是一种蕴含和表达诗人主体主观情绪的手段，这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延续数千年之久的优良传统。而在陈寅恪先生诗中，意象又具有了全新的崭新意义在内，成为诗人隐含喻世的工具。在这七首陈寅恪先生的用东坡韵诗中，其意象从“有花妍”、争妍的“新薄细柳”，到“憔悴”、“幽”、“折枝”，从“春回欲雨天”到“黄昏雾隔天”，再到“寒风欲雨天”、“冻雨寒风乍息天”、“断续东风冷暖天”、“娇寒欲雨天”，其情调由起初的明丽轻松，到朦胧雾绕，再到阴雨寒冷之景，诗人的心境也由带有一丝新奇和幻想的观望，到满目的迷茫，再到彻骨的心寒之感，这组用东坡韵诗完整记录了陈寅恪先生晚年心境之一斑。
四、苏东坡和陈寅恪类似的贬谪心境之分析
对于苏东坡的《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予携一瓢酒寻诸生，皆出矣。独老符秀才在因与饮至醉。符盖儋人之安贫守静者也》一诗，陈寅恪先生和东坡此诗，虽用其韵，但情感上却流露出感伤的贬谪心境，这与陈寅恪先生较为多愁善感的个性是有关系的。
最早的一首用此韵的诗是1949年4月所作的《己丑清明日作用东坡韵》如下：
楼台七宝倏成灰，天堑长江安在哉。岭海移家春欲暮，清明上冢梦初回。余生流转终何止，将死烦忧更沓来。纸烬不飞鸦鎩羽，眼枯无泪溅花开。
当时陈寅恪先生正流寓岭南，任教于岭南大学。清明节这一天（1949年4月5日），国共双方呈沿长江两岸对立的态势。再过半个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战役就将打响。
处在广州的陈寅恪以他历史学家的敏感和智慧，早已深刻地看出国民党方面妄图划江而治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国民政府就像宝饰庄严的七宝楼台一样，只在一弹指间，就会倏地化成灰烬，长江天埑在这个时代，再也不成其为统一的阻碍。陈寅恪在这个时候，内心是非常矛盾和烦燥的。“余生流转终何止，将死烦忧更沓来”，是他此时心情的写照。他不想再流离失所了，他已经完全失明，眼睛已经枯干，就算要感时花溅泪吧，也无泪可溅。整首诗弥漫着一种在大难面前无所适从而听天由命的无力感。
另一首步此韵的诗写于十六年后的1965年4月，即《乙巳清明日作次东坡韵》如下：
听罢胡僧话劫灰，尚谈节日蠢人哉。莺飞草长今何处，寒食清明又几回。早悟有身原大患，不知留命为谁来。德功坡老吾宁及，赢得残花泼泪开。
此时的陈寅恪先生已经失明之上又加膑足，诗中的悲郁之感更加浓厚，情绪也更加抑郁低沉。“早悟有身原大患，不知留命为谁来”，是陈寅恪总结了自己一生行止后的愤激之语。的确，对这样一位个性属于悲观一路而又终身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者来说，二十世纪前中期的中国是一个最难生存的地方。
陈寅恪先生在他生命的晚年有一种浓郁的心灰意冷的感觉，如1966年4月所作《丙午清明次东坡韵》中有“史书既欲尽烧灰，何用今朝上塚哉。南国高楼魂已断，西陵古渡梦初回”之句。“史书既欲尽烧灰”，应是为1965年11月由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掀起的政治波澜而引发的感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迅速在1966年初发展到在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全面地批判，并最终成为祸殃中国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陈寅恪先生虽僻处南疆，但运动的风云将很快降临到他头上，以他的智慧，不可能没有任何预见。“南国高楼魂已断”，正写出他此刻的意趣萧索之态。
在陈寅恪先生的心目中，苏轼是他学习和效法的对象。这不光是因为陈寅恪先生的父亲是清末宋诗派的代表人物，耳濡目染，因此对宋诗巨擘苏轼分外推崇，还因为苏轼的遭遇与他最后二十年的遭遇颇为类似：两人都有贬谪之感，所贬之地又都在岭南。东坡临死前北归，不久死于北归途中，陈寅恪先生盼望北归，但终于未能北归。而苏东坡在《正月三日点灯会客》这首诗中的对“故国”和“当年”的浓厚的伤感和追忆情绪，也正是晚年陈寅恪诗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东坡之祸虽然来自于诗，但从根本上来说，跟陈寅恪先生一样，其祸患来自于他们的人格与精神。因此陈寅恪先生晚年也写诗自称“晚岁为诗欠砍头”！何其相似！这种情感是在经历了颠沛流离之后才愈觉其味的人生体验，东坡这两首诗，一首是贬谪黄州后所作，一首是贬谪海南后所作，一首是追忆，似乎有些放不下，一首是豁达，似乎又太看得开，然而其人生体验却是同一事情的两个方面。在陈寅恪先生的生命体验中，哀愁是他情感的主调，所以他用前一首诗韵的诗特别多，而后一首较为豁达的诗，也被陈寅恪先生和得愁绪如海。他的诗中说起东坡来，也很少关注其开阔的一面，而着眼于“感谪迁”（《答龙榆生》）、“文字为身累”（《乙未迎春后一日作》）、“为口”（《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梦破”（《癸卯元夕作用东坡韵》）等方面。毋宁说，苏轼在陈诗中是陈寅恪先生的苏轼，他汲取了苏轼形象的一部分，但远不是完整的部分，用来浇他自己内心的块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