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教授论文《冯友兰先生琐事亲历纪实》

冯友兰先生琐事亲历纪实

我不是冯先生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更算不上是他老人家的三亲六故，本来是没资格撰写“琐事亲历纪实”这类回忆文章的。只是作为一名曾经亲自拜访过他又得到了他当场指教的学术晚辈，多年以来，此情难忘。在我今天事业有成、学有专攻之时，写下此文以表达我对他的怀念和感恩之情，这篇并非“践越”的文字，相信该不会辱没了他老人家的名声，更不会引起冯先生直系或再传直系弟子们的不快吧。

1987年3月29日上午10点40分，我来到了三松堂，拜访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老先生。那时，我家住昌平县南口镇，到位于北京大学燕南园的冯家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那时的交通还很不方便，我是早晨8点40分左右乘火车，从南口先到清华园站，然后坐汽车到北京大学下车，再进入北京大学，找到燕南园的冯家，已经是10点40分了。开门的是长相酷似冯先生的中年男人，也留着一把山羊胡子，和冯先生解放前的蓄须照片非常的接近。他把我领进三松堂，然后他走进卧室，和冯先生大声地说：“C先生指派他的弟子来看望您了，正在书房等您。”

他说的C先生，是我的一个老师，美籍国际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家，当时C先生和我从未谋面，只是和我保持长期的书信来往。只是本着对我的信任和关爱，一个多月前，他给我来信，指派我代表他亲自去拜访北京城内居住的十几位一流学术大师，这些人从钱钟书、梁漱溟、冯友兰到汤一介、李泽厚等等。C先生说：“我要向他们正式介绍你，让你和他们认识，目的是为你制造走进学术界的机会。请复印我给你的此信，去拜访他们。”他的信后附录了这些人的家庭住址和电话。他知道我研究《周易》，于是他又介绍我和他的一个研究《周易》的好朋友——也是美籍华人学者的Z教授相识。Z先生知道C指派我去看望冯先生，立刻给我打了来了国际长途电话，顺便交代了他感兴趣的几个问题，让我当面向冯先生请教。于是，我先给冯先生写信，说明来意，请他安排恰当的时间，我来拜访。一周后，冯先生亲自回信答复。特别告诉我：他最近有些双目失明，不便见客，劝我不要来了。没办法，我只好立刻打国际长途电话向C和Z两先生汇报，他们却一直劝我立刻来，时间不等人。于是，这才有了我的3月29日之行。

我决定拜访冯先生之前，没敢事先通报给陈来和张跃二人。张是冯指导的博士。陈那时是冯的助手和哲学系的副教授。我知道如果事先通报给他们中任何一人，肯定是去不成了。尤其是陈来。我不想给冯先生和他本人制造一个凭借陈来的个人关系来拜访冯先生的印象。（不过，陈来对我有大恩，这是我个人永远也无法忘记的！我对他的唯一报答方式就是：当年马策和王朔赴美留学时，我个人拿出了我当时仅有的2500美元的存款，借给他们，从此他们再也没有归还我。我知道，那时陈来对我和王朔寄托了很高的期望。可惜，最后，事与愿违，他的期望相继破灭了。是的，冯、张、任的亲戚连姻不是谁都可以模仿的。）

我坐在三松堂的沙发上等待着，在一面是古籍的书架对面，墙上挂着的居然是陈焕章的书法拓片。我不知道陈焕章和冯先生之间有何关系？但我知道他是191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算起来他是冯先生的学长了。不过，因为当时我只想着他和冯先生的关系，却忘记了那幅法帖的具体内容了。正在这时，突然从卧室里逐渐传来一阵沉重而缓慢的脚步声。那声音几乎不是在走，而是在缓慢地挪。声音沉重而且清晰，使静静的三松堂立刻显得异常紧张而神圣起来。我看了一下表：10点42分。我不知道从冯先生的卧室到三松堂的具体距离，但是我却深切地感觉到了一个伟大的哲学老人正在吃力地挪着沉重的脚步，接受他的一个老朋友、美籍华人中国思想史家C先生指派的中国学生的专程看望。本来，冯先生完全可以让家人将我带到卧室内，看一见躺在床上的他，然后就可以送客了。但是，冯先生却完全没有这样做，他几乎是按照接待他的那位老朋友C先生的身态，来认真而真诚的接待了我，一个当时才24岁、几乎比他小了整整70年——我那时的真实身份只是一个刚刚被转正定级为“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文史教研组助理讲师”而已的北京青年。一刹那间，我突然感受了他老人家特殊的人格力量和尊严，正是在那一时刻，我当即决定：我将不再转达Z先生托我向冯先生请教的那几个问题。几十年后，我一直为我自己的瞬间的这一决定感到自豪，因为我没有让他老人家因为我的到来而再次受到侮辱或者引起不快。这沉重的脚步声一步接着一步在缓慢而紧密地挪动着，当冯先生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看了一下手表；10点51分！

——在电影、电视和书中照片上看到多次的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面前：过胸的雪白胡须和脸上十几个微黑的老人斑，身着深蓝色中式对襟上衣的冯先生，依然戴着厚厚的眼镜，终于站在了我的面前。那位中年男士扶着他坐在沙发上，我立刻对着他深鞠一躬才敢坐下。然后，我开始仔细地端详着他，仿佛在审视着一个世纪哲学的沧桑巨变。我那时由于紧张和崇敬，一时间竟无法说出话来。冯先生对着我微笑起来，伸出手拉了我的手一下，说：“不要紧张，小伙子。C先生和Z先生好吗？”我这才如梦初醒，于是开始了我的转达问候和学术请教。

“冯先生，我是研究《周易》的。您能给我推荐几本英文《周易》吗？”我问。

“哦，英文的。基本上没有可以推荐的。我很多年不看英文的《周易》注本了。你注意到他们是怎么翻译的《系辞》讲筮法的那几章吗？基本上是不可信的。”冯先生答。

“Z先生曾经告诉过我，‘读已经出版的《周易》英文本等于浪费时间。’您是觉得他们翻译的筮法那几章有问题？”我问。

“嗯，不光是这些。我过去也试着算过。所以更知道他们没翻对。”冯答。

“真的？冯先生，是什么时候？”我问。

“是西南联大的时候。不过，我不是给我个人算卦，我那时是在试着推算国运。哈哈哈。你在C先生那里是哪一年毕业的？”冯答。

“冯先生，我还没有见过他。我一直和他有书信来往。要是有机会，我真想成为他的研究生。我会努力的。您只是在西南联大时才验算过《周易》？”我问。

“对呀，那时候心情不好，国家、民族和个人前程都不好说。”冯答。

“您最近身体还好吗？”我问。

“眼睛不好，年纪大了，病主动找来了。不过基本还好。你和Z先生也没见过？”冯问。

“是的，他是C先生介绍我认识的。也是个对我很好老先生。他还想让我问您几个问题。我说最好让他给您来信问，以免我转达不好。”我问。

“他常有信来。也没什么大问题可谈。C先生今年高寿了？”冯答。

“快七十了。身体很好。您最近还在带博士生？”我问。

“已经不招新的了。现在还有没毕业的呢。”冯答。

附带说几句；

Z先生让我当面向冯先生请教的问题是：

一、“冯先生和梁漱溟先生最近几年来往多吗？”

二、“冯先生怎么得罪的钱钟书先生？”

三、“哪里可以得到冯先生的文革时代写的42首古体诗复印件？”

而C先生却只是让我“代表他亲自去看望一下最近冯先生的身体和工作，向他致意”。

“我认识你的学生刘笑敢老师。”我说。

“哦，是吗？他很不错的。”冯答。

1986年的夏天，我曾几次在安定门外的外馆斜街附近，看到刘笑敢推着自行车，车后座上坐着他的年幼的儿子，他那时的老婆并排挨着他行走的场面。只一次和他打了招呼，那次是刘笑敢审查第一届中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的论文，我的论文入选优秀论文。那次，刘笑敢主动叫住了我，说：“你的论文写得不错，张（岱年）先生很肯定。”这温馨的夫妻携子场面，曾经让我为刘笑敢教授祝福。但是，后来听说刘教授放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工作赴美后，这和谐的场面事与愿违而相继破灭了……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他。虽然最近几年刘笑敢教授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工作后，他和国内学术界来往很密切，但是我却已经脱离了中国哲学界。我最后一次出席中国哲学的学术会议是2000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中国哲学大会。那次大会上，我还见到了多年不见的我的一个老师、忘年交的朋友，冯友兰先生的学生金春峰教授。当然，还有伍雄武教授等人。我们也是多年不见了。

——从此以后，我不再是中国哲学、思想史学界的一员了。我发誓！

这时，那个中年男人端着茶走进三松堂，送给冯先生，也给我放了一杯。我理解这是要送客了。才开始一会儿，我很珍惜这段短暂的时间。就主动说：“冯先生，我可以再打搅您几分钟吗？”冯先生说：“没关系，你平时也没机会来。你家住哪里？你在哪里上班？”冯问。

“我现在在铁路电气化学校文史教研组上班，我家住昌平县南口镇。今早坐火车过来的。”我答。

“辛苦了。我信中告诉你不必要来了。C先生准备哪天来北京？”冯问。

“他老人家等我把今天的情况向他汇报后，看您的身体和时间安排，他再决定。”我答。

“你现在怎么研究《周易》呢？”冯问。

“冯先生，我只是想从文化人类学和发生认识论角度，结合考古和古文字学的材料，重新审查卦爻辞。计划撰写一本书。”我答。

“你找过张岱年老师吗？”冯问。

“我给他老人家写了信。还没去呢。我想下周去。”我答。

“过去，郭老这么研究过。结论不一定合适，但还是值得关注。你知道沈有鼎吗？”冯答。

“听说过沈先生。不认识。”我答。

“他兄弟三个，名字分别叫乾、坤、鼎。他懂《周易》，逻辑学家。”冯答。

“我会拜访他老人家的。冯先生，谢谢您接见我。”我看到冯先生脸上微泛出倦意，意识到我该走了。

“我会把今天您的全部指导转告两位先生，请您多保重。”我说。

这时候，宗璞老师走了进来，我立刻起身告辞。宗璞老师对我微笑着送别。我最后看了一眼冯先生，他头微微后靠在黑色沙发背上，和胸前的银须形成鲜明对比。

走出冯家，我到北大未明湖，找湖边一个安静的地点坐下，望着湖水，仔细回忆着刚才的每一个对话和场景。匆匆在日记上写下了几句要点。中午，在清华园火车站附近的小饭馆吃完午饭，坐公共汽车返回位于南口镇的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文史教研组的办公室中。我立刻给C和Z两先生写信，详细汇报了我的拜访冯先生之行。同时，也给张岱年先生、任继愈先生和钱钟书先生写信，要求来拜访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