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教授论文《古文字和〈周易〉经传中出现人物的考古学研究》

古文字和《周易》经传中出现人物的考古学研究

 

《周易》经传中出现的人物，种类繁多，大人、小人、王、君子、大君、武人等等，随着历史的流失，我们已经无法复原那些名称背后的真正指代人物究竟是谁。但是，有些人物则因为其史实的唯一性而迫使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伏羲、神农、高宗、帝乙、文王、康侯、箕子等人物，他们或者是历史上的曾经存在过的真实人物，或者是当时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这些人物因为生活年代的不同，客观上也可以作为判断《周易》文本成立的具体时间段的重要证据之一。随着最近几十年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研究的进展，对这些人物史实的重新审查和考证成为可能。

1942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了战国楚帛书甲篇。其内容上出现了伏羲和女娲名字以及相关的创世神话，即：

“曰故（有）熊包戏，出自（帝）震，居于雎（山），厥□渔渔，□□□女，梦梦默默，亡章弼弼。□每水□，风雨是阏。乃取□□子（氏）之子，曰女皇，是生四子。”

楚帛书是战国时期之物，则可以证明至少当时已经存在着伏羲和女娲的创世传说。如此成熟而又系统的文献史料的出土，证明了在战国时代以前的西周中期到春秋初期之间就已经存在着伏羲和女娲的神话传说，《易传》中的有关记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又根据《后汉书·张衡传》中记载：“黄帝师于风后，风后善于伏羲之道，故推演阴阳之事。”这里的“推演阴阳之事”成了对“《易》以道阴阳”之说的简单说明。而对于风后其人，这里只是说明了他是黄帝的老师，黄帝又是史传作《坤乾》（《归藏》之别名）者。

当年王献唐先生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一书中就曾考证说：

“伏羲，风姓。风，周读如喷，古读如鹏，鹏犹剻也。牟音转剻，剻亦作风，牟、风一事也。……防风为伏羲一族。”

风姓的伏羲，风后为风姓国之国君。而防风氏的记载，还见于《史记·孔子世家》：仲尼曰：“禹，致拜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这一条史料记载表现在《周易》卦爻辞中很自然地让我们联想到了它或许是“不宁方来。后夫。凶”的史料来源（见《比卦》。）而楚帛书甲种中所谓的“曰故（有）熊包戏，出自（帝）震，居于雎（山），厥□渔渔，□□□女，梦梦默默，亡章弼弼。□每水□，风雨是阏。乃取□□子（氏）之子，曰女皇，是生四子”之说，也为《易传》中的“帝出乎震”的观点提供了考古学上的证明。原来《易传》中的“帝出乎震”是在说明伏羲的“曰故（有）熊包戏，出自（帝）震”！作为创世传说的伏羲，在易学上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易学始祖。

而且，出现在包山楚简·卜筮类中的“二天子”的概念也许还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点左证吧：“归冠带于二天子。”这里出现的“二天子”，陈伟等人主张是《山海经》中的“帝之二女”，连劭名先生在《考古发现与先秦易学》一文中利用高诱注本《淮南子》提出：“‘二天子’应该是伏羲和神农。……高诱注云：‘二皇，伏羲、神农也。’”但是，这里他却对“黄帝”的存在视而不见。《淮南子》中的“二皇”概念和《易传》中的“三圣”概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虽然“二皇”可以别称为“二天子”，可是当我结合前面楚帛书甲种中的“曰故（有）熊包戏，出自（帝）震，居于雎（山），厥□渔渔，□□□女，梦梦默默，亡章弼弼。□每水□，风雨是阏。乃取□□子（氏）之子，曰女皇，是生四子”之说，可以得出结论是：“二天子”应该就是伏羲（有着“羲皇”之称）和女皇，即羲皇和女皇，也即伏羲和女娲。更重要的是：“二天子”的概念看来是早于“二皇”概念的。 

迄今为止，在所知《周易》卦爻辞各类版本中并没有出现“伏羲”和“神农”的名字。但是，在各类《易传·系辞》传本中，他们的名字却各出现两次：“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和“庖羲氏没，神农氏作”。伏羲氏，古籍中异称颇多。根据笔者的考察，大致有以下八类二十五种：①“伏”字类：伏戱（见《伪三坟》）、伏羲（见《易坤灵图》）、伏牺（见《尚书大传》）。②“庖”字类：包羲（见《汉书》）、炮犠（见《左传》）、庖犠（见《易传》）、庖羲（见《帝王世纪》）。③“虑”字类：虑戱（见《世本》）、虑仪（见《管子》）、虑羲（见《汉书》）、虑牺（见《尸子》）。④“太”字类：太帝（见《史记》）、太昊（见《汉书》）、泰帝（见《史记》）、泰皇（见《春秋后语》）、泰氏（见《庄子》）。⑤“皇”字类：戱皇（见《尚书大传》）、羲皇上人（见《陶渊明全集》）、春皇（见《拾遗记》）、人皇（见《春秋后语》）、九皇（见《史记》）。⑥“帝”字类：帝（见《易传》）、太帝（见《史记》）、泰帝（见《史记》）。⑦“戱”字类：伏戱（见《伪三坟》）、戱皇（见《尚书大传》）、虑戱（见《世本》）。⑧“羲”字类：羲皇上人（见《陶渊明全集》）、伏羲（见《易坤灵图》）、庖羲（见《帝王世纪》）、虑羲（见《汉书》）、包羲（见《汉书》）、炮犠（见《左传》）、庖犠（见《易传》）、虑牺（见《尸子》）、伏牺（见《尚书大传》）。

而神农氏，古籍中异称并不太多。根据我的考察，大致有以下四类十一种：①“山”字类：连山（见《帝王世纪》）、列山（见《路史》）、烈山（见《帝王世纪》）、万山（见《路史》）。②“帝”字类：赤帝（见《潜夫》）、炎帝（见《潜夫》）、帝魁（见《陶渊明全集》）。③“隗”字类：魁隗（见《潜夫》）、块隗（见《潜夫》）。④其它类：神农（见《易传》）、伊耆（见《礼记正义》）。

尽管有版本和文字异同的差异在内，但是，两者相比，伏羲的异称超出神农一倍半左右。这已经不是古史辨学派的“累层地造成中国上古历史”的新说和“比如积薪，后来居上”的假说所能解释得了的。因为在神话学和姓名学上在对起源问题的研究上证明：在初民的社会中，越是年代久远的神话传说和相关人物的姓名，因为处在历史年代的最底层，因而保存在后代文本中的相异之处也就越多。即，它应该是一个正金字塔式的结构。因此，就理论来谈理论、就文献来谈文献的话可以得发现：在古代文献中，伏羲的传说历史显然远在神农之前，伏羲异称的多样性反映了有关伏羲的神话传说流传时间之悠久和地域之广阔。而古史辨学派的“累层地造成中国上古历史”的新说虽然是一种正金字塔式结构的理论，可是“比如积薪，后来居上”的这一假说在处理“伏羲的异称超出神农一倍半左右”这一历史现象时就不可避免形成了倒金字塔式的架构。

在对待伏羲、神农和画卦、重卦的关系问题上，持疑古派观点最为著名的学者是郭沫若、顾颉刚两先生。这又分为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在前一个历史时期，郭沫若先生在《周易之制作时代》一书中主张：

“八卦作于伏羲是毫无根据的。本来伏羲这个人的存在已经是出于周末学者的虚构，举凡有巢、燧人、伏羲、神农等等，都是当时学者对于人类社会的起源及其进展的程序上所推拟出的假想人物，汉人把那些推拟来正史化了，又从而把八卦的著作权送给伏羲，那不用说完全是虚构上的一重虚构。”

顾颉刚先生在《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中主张：

“神农，已是起得够后的了，他到了战国之末方始在古帝王中占得一个位置。伏羲之起，更在其后，简直是到了汉初才成立的。当初画卦和重卦的时候，他们这些人连胚胎都够不上，更不要说出生了。”

在后一个历史时期，郭沫若先生甚至断言：“周金文中无八卦痕迹。”这是疑古派的典型观点。对于郭说的武断，今天自然已经不用我再加任何批判了。

另一方面，在释古派阵营中，不断出现对这一问题的新解。这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在前一个历史时期，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一文中侧重的是伏羲·女娲二者和苗族古代创世传说的比较研究，他主张：

“伏羲、女娲确是苗族的祖先，我们又疑心那称为伏羲的氏族或是西周褒国后裔之南迁者。”

在后一个历史时期，岑仲勉先生针对伏羲提出了标识说：

“伏羲虽是神话的人物，但我们可看作代表古人类的标识，不必拘泥。”

袁珂先生提出了雷神说，何新先生提出了大火心宿二星神说，陆永贤先生提出了花图腾神话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而对于神农，丁山先生在《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一书中主张：

“大体说来，神农氏是……由商代的农神，初传闻而为厉山氏之子农，再传闻而为神农氏，诸子托古改制，大抵是有传说神话的根据，不尽子虚。”

丁说显然是肯定了神农传说的久远性，除了在殷商甲骨史料中找到了对“龠农”和“田农”史料记载之外，还有其它出土文献和考古学的证据为研究上述问题提供了帮助。这一点十分可贵。因为在河南安阳四盘磨出土的甲骨史料上就出现了神农的别名：

“七八七六七六曰隗。八六六五七八。七五七六六六曰魁”。

这里的“隗”和“魁”二字连接在一起就是神农的别名。这在《帝王世纪》和《潜夫论》中都有十分明确的记载，见《帝王世纪》：“神农氏……一号魁隗。”又见《潜夫论》：“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而这两个字出现在这里不论它的意义是什么，都为当时的神农崇拜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证据。

就河南安阳四盘磨出土的甲骨史料上出现的数字卦一事，张政烺先生提出了如下观点：

“四盘磨卜骨字小，与殷墟卜骨不同，唐兰先生根据五字的形状认为比张家坡卜骨晚。盖周灭殷后，周人进驻者遗留之物。其上三行小字，6是正刻的，7、8都是倒着刻的。郭宝均、陈梦家二氏都认为是学习刻契的人刻的，是习契之辞。我们知道殷墟卜骨上常见学刻六甲表的前几行，居延汉简上常见学写《仓颉篇》、《急就章》的前几句，汉砖上也尝见学写《春秋公羊传》的首章，都是学书者所作，事情或许相同。7的数字变成卦爻是乾坤，下有曰魁二字，8变成卦则是离坎，下有曰隗二字。乾坤离坎在八卦中是重要的卦，正倒不变样，它们凑在一起，不是偶然的，不象筮占的结果，而可能是一部筮书的篇首，被习契的人刻在这里。魁和隗当是卦名，犹《周易》称这两卦为否和未济。按照古人的习惯，魁和隗列居篇首就有可能成为这部筮书的书名。……可以推测是由于有了《魁隗》，历史上的神农氏才被称为魁隗氏。《魁隗》是什么呢？当是《连山》的异名，犹《归藏》亦称《坤乾》。周原卜甲、张家坡卜骨以及一些金文中所见的易卦，同是周代早期之物，卦爻相似，皆与四盘磨卜骨相合，也就都是《魁隗》，都是《连山》。这在《周易》以前，而不是《周易》。”

但是，问题在这里还是颇为复杂的。因为这里出现的是三个数字卦，而且顺序是“七八七六七六曰隗。八六六五七八。七五七六六六曰魁”。为何只有第一和第三个数字卦有卦名呢？如果是作为篇首的话，其顺序应该是“七五七六六六曰魁。七八七六七六曰隗。八六六五七八”呀。因此，张政烺先生到了1984年就以“疑心”二字冠在他的篇首说之前：

“因此我疑心这两卦是《连山》易书的篇首，被学习卜筮的人无意地刻在这里，自然也有可能是为着某种特殊目的（例如避邪）有意地刻在这里，总之，不是一般的占卦的结果。”

不仅如此，《连山》首《艮》而不是首《魁》或《隗》，怎么协调篇首说和首艮说之间的矛盾呢？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六位爻数的数字卦的出现，相应的证明了使用六爻的占筮形式的出现，也即是易学意义上的重卦在商代的出现。而上述甲骨文中的“魁”和“隗”二字的联合，恰巧就是神农氏的别名。张政烺先生主张这是卦名。 

从《易传》的时代到楚帛书的时代，伏羲和女娲的形象逐渐完善和成熟，而神农的形象也从殷商卜辞走到《易传》哲学中。针对伏羲和神农的神话传说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的观点，以上几种出土文献资料可以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看来，以往学术界对上述观点的否定过于轻率。《易传》和楚帛书甲篇的存在，为有关伏羲的神话传说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真实存在提供了文献学和考古学的证据。

帝乙和高宗，因为是商代史料中的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甲骨史料中也得到了大量证明，应该说是最可信的。罗琨先生的《“高宗伐鬼方”史迹考辨》一文对此问题进行了最详细的考证。

大概容易引起争议的人物是康侯。有些学者正是因为看到《周易》中有些内容是文王以后出现的这一事实，比如《晋卦》对“康侯”的记载，才以此作为否定文王作《易》说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周易》书中出现了文王死后的历史事实，这怎么就不可能呢？《周易》是干什么的？算卦的。周文王是干什么吃的？古今第一会算卦的天子！这说明人家算得准呗！笑谈。）可是《晋卦》中的“康侯”是否就是《史记》中记载的那个“康叔”呢？在青铜器铭文上记载的“康侯”，在《尚书》和《史记》等古籍中记载的却是“康叔”，这如同史书上有“康王”没有“休王”而金文中则有“休王”没有“康王”一样。李学勤先生根据《史记索隐》和《康侯簋》铭文，考证出康侯封地在卫，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

大家知道司马迁说过“盖文王拘而演《周易》”这句话。此说是最有影响力的文王作《易》说。究竟应该怎么理解这一观点？假如夏商二代易书是真实的存在，那么周文王也就不可能是“重卦”的创始人了。已经有了六十四卦了，还要他重什么？假如夏商易书六十四卦中也已经具有了卦辞和爻辞，那么周文王的作用应该只是作出了《周易》的卦爻辞而已。换句话说，他当时被关押在羑里期间手里具有的顶多只是商代通行本的官定易书《归藏》。他不可能再从残暴的商纣王手中得到别的什么书。而周文王则是利用商代易书的占筮方法，革新并重新撰写了卦爻辞，这就出现了周人所津津乐道的自己的占筮书《周易》！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本书出自狱中，在当时又是刻在竹简上，因此就出现了部分象辞或兆辞的丢失和编排顺序错乱的历史遗留问题。这才出现了周公加工整理的个别内容也出现在今天的《周易》卦爻辞中，如康候。这一合理的学术性解释，相信大家还是认可的。

在中国本土之外，1894年，英国法籍传教士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在《中国文明西方起源论》(Westem Ongin of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一书中正式提出：中国民族和文化来自古巴比伦。从十六世纪开始，有关中国文化、文字和人种的西来说，就先后登场了。他们力图把中国文化、文字和人种等同到古巴比伦文明或者古埃及文明的范围中去。这样的观点居然一时间连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也一度相信。甚至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一文中也曾认为，“十二地支，起源于古巴比伦”。这些观点的产生有个前提，那就是巴比伦神话中的黄道“十二宫”和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十二地支”、古巴比伦神话中的创始世界的大神“伏巨”和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伏羲”、古巴比伦神话中“八卦”和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八卦”都有一些相同或相似的地方。看起来，夏商周三代和古巴比伦文明之间也许有着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这是上古中西交通史和考古学上必须予以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郭沫若先生甚至设想商人的远祖就是来自古巴比伦。而拉克伯里居然还宣言黄帝就是古巴比伦国的巴克族人。从比较古文字学的角度上，我曾比较过中国的甲骨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二者的相似程度，大概只有几十个字很相似，完全一样的也不过十几个字而已。这些相似未必就肯定是文化上的传播，很可能是各自独立创始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周易》和八卦有个历史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还有文字化和体系化的文本存在。而在古巴比伦神话中的“八卦”和“伏巨”则完全没有这一发生学意义的具体过程。可以判断，古巴比伦神话中的“八卦”和“伏巨”很可能直接来源于夏代或商代早期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