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教授论文《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意义及其前景》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意义及其前景

 

一般人大多认为：在众多人文学科中，只有考古学才是一门与世无争的学科。在文艺作品中甚至出现了以当考古学家的妻子就可以取得婚姻安全和稳定（自己的妻子越老就越可爱）的话题，因为据说考古学家是一群只钟情于“年老”物品的怪物。当然，这些都是对考古学和考古学家的误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外的考古学界对中国考古学的成果乃至于对中国考古学家是持有很深的偏见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第一批西方考古学家来到我国时，当时我们的考古工作者曾经有过石头和化石分不清的幼稚时期，一部分原因又是和当时对出土的层位记载和区域划分的混乱有关。

但是，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盘据在西方考古学家脑海中的“欧洲中心论”在作怪。他们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人种是埃及人种的移民说”、“埃及象形文字是中国象形文字的始祖说”……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因此，考古学和一个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是密切相关的。

一、艰难的起步

当我们的考古学家根据西安半坡遗址的骨骼化石复员出半坡人的头像时，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汉学家贝塚茂树教授在他的名著三卷本《中国史》中却得出了“那个头像更象是现代日本人的祖先”的结论。当周武王率领三千战车讨伐商纣王时，美国著名的先秦史学家EDWARD L.SHAUGHNESSY教授在他的名著《商周文化史管见》中却得出了“中国的战车起源于中东”的结论……世界皆知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究竟有多古老，却成了个大难题。有说三千年的，有说五千年的，也有说六千年和七千年的。

于是，在有关领导同志的倡导下，以李学勤、李伯谦、仇士华、席泽宗四人为首，带领国内第一流的各学科的专家，开始了对中国远古文明和历史起源的年代学研究和考察——“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此拉开了序幕。应当说，这一工作既是前无古人的，也是极其富有现实意义的。

自北宋开始，我们就形成了疑古的传统。到了现代学术史上古史辨学派的出现，更把对上古历史的研究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那是在没有考古学、历史年代学和天文学参与下的研究，只是对现有的文字史料进行的分析和审查后所得出的结论。这些结论的进步意义是彻底打碎了统治在上古史研究领域上的种种神话和传说，为历史和神话的划分指出了一条比较明确的方向。但是，无庸讳言的是，这一千多年的疑古传统，却助长了民族虚无主义倾向，给我们研究和宣传中国远古文明和上古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增添了巨大的麻烦和困惑。因此，在现在这一时候进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虽然并不完全赞同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所公布的历史年代表，但是，并不等于我反对或我否定这项史无前例的科研项目。而且，我对李学勤先生所主张的“走出疑古时代”的观点是十分支持和肯定的。

二、断代工程所遇到的难度

历史年代学又被称为年历学，时髦的叫法是天文考古学。要想对中国上古社会的历史进行准确的断代，就必须能读懂古人所留下的历法记录。六十甲子是祖先贡献出来的绝世法宝。相传它是黄帝的史官大挠创立的。但是，历法的创立者相传却是黄帝的史官容成。《世本》中的“容成作历”和“大挠作甲子”是一起说的。我们现在知道没有六十甲子，就不可能有历法。可实际上，远古时代的历法未必都是采用的六十甲子计日法。比如，当时曾广泛使用过的“火历”，就不是使用六十甲子计日法的。（见拙文《火历新探》）因此，容成作历之时可能并没有使用大挠的六十甲子计日法。

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成熟和完整的以甲子计日的历法系统。为此，杰出的甲骨学家董作宾先生穷毕生之心力，为构筑上古历法作出了重大贡献。《殷历谱》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他晚年却专心于夏商周三代的历法研究，其结果却是费力不讨好。从此，对商代历法的研究基本上就成了绝学。

商代尚且如此，那对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亦即对西周年代学的研究）也就更加困难了。六、七十年来，先后有董作宾、吴其昌、刘师培、陈梦家、郑天杰、丁驌、刘启益、张长寿、王世民、陈公柔、谢元震、何幼琦等先生，留下了研究专著或研究论文。因为西周历法主要是记录在青铜器铭文上，而记录的方式又是以“唯王某年”┼ “某月”┼ “月相”┼ “干支计日”的形式出现的。这就和商代甲骨文中的只是干支记日的记录方式有了质的飞跃。这一记录法的关键是月相（月亮圆缺的运动）。金文中常用“既生霸”、“既死霸”、“既望”、“初吉”四个术语来指代月相。怎么解释这四个术语，就有“定点月相说”和“四分一月说”两大观点。但是，审查金文，并不光只有这四种月相术语，而是多至十几种（如所谓“哉生霸”， “哉死魄”等等）。这就为理解月相增加了难度。对于这一问题，金文学界至今并没有形成定论。

而西周王年的确定也是个历史谜案。《史记》等书中多语焉不详。《世本》、《路史》、《竹书纪年》、《皇极经世》等书的记载又多前后矛盾，不能尽信。因此，只靠“唯王某年”根本不断定这里的“王”是哪一位周王。

三、多样的古代历法

古代中国，先后曾经有过的历法种类从“黄帝历”到洪秀全太平天国的“天历”，共有102种。加上西历和火历，就有104种历法。被称为“古历”的有七种：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和火历。《汉书·律历志》上记载的只是前六种。在已经出土的西周大量青铜器铭文中出现的作器时间记录，并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都是出自周历。特别是记载鲁国和宋国内容的铜器铭文，因为鲁历·殷历和周历的换算，我们对此最难把握的是置闰问题。大家知道，闰月是为了维持历法的准确性而产生的一种调解方法，“十九年七闰”的定规是否为周历以外的所有历法所采用，这是不易断定的。而且，是年终置闰还是年中置润一直是历法学家门相当头疼的科研课题。董作宾先生主张：商人采用干支纪日，一直连续至今日而未间断；商人之月为太阴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日。过14或16个月后连置两大月。并依其新旧派之分，指出旧派（如武丁）年终置闰闰，新派（如祖甲）则为年中置闰。

因此，在假定所有作器时间都是出于周历的基础上，才能开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这是第一个假定。

使用六十甲子记日法之后，对于新王的改元和置闰过程中是否存在着更改甲子记日的问题，这也是千古之谜！古代中国（特别是西周诸王）王权的过分膨胀，是否会在六十甲子记日的连贯性这一“天道”面前低头呢？我们不得而知。

因此，在假定六十甲子记日法在改元和置闰过程中永远处于不变的前提下，才能开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这是第二个假定。

有了这两个假定，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最为基本的立脚点。验证这两个立脚点的基础是在甲骨文和金文以及先秦史料中的有关夏商周日食和月食问题的记录。因此十八世纪中期，理论天文学在西方的发展，使我们可以了解地球和月球诞生以来和今后地球上所有日食和月食的准确发生日期。比如，根据《（伪）古文尚书》的记载，在夏代少康时代发生过一次日食。1889年，MULLER博士根据理论天文学所得出的地球上所有日食和月食的准确发生日期，得出结论：夏代少康时代的那次日食发生在西历公元前2165年5月7日的日出后一小时左右。结论的准确无误为我们重新判定《（伪）古文尚书》的史料价值提供了证据。也为夏代少康的在位时间给出了答案：西历公元前2165年前后。

因此，对传统古历和天象记录进行古天文学的审查和对位，应该是今后值得重视的科研课题。

四、考古学上的民族主义之争

正如本文开始时所说的那样，考古学和一个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是密切相关的。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阶段性成果公布之日起，国外部分汉学家对这一工程的评价并不完全处于学术性质的。比如，美国有的学者就声称：“中共发动此项工程的目的因此非常值得怀疑”，“这是一种沙文主义的愿望，企图把中国历史记载推到公元前3000年，把中国推到和埃及一样的水平上”，“在美国人眼里，由委员会制作的东西是委员们互相谈判的结果，因此一般都包含很多的矛盾”……其实，当贝塚茂树教授得出了“那个头像更象是现代日本人的祖先”的结论时，当EDWARD L.SHAUGHNESSY教授得出了“中国的战车起源于中东”的结论时就已经把考古学带到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即欧洲中心论）上来了。

我在拙著《海外汉学研究》一书中就曾批判过这一洋学者身上狭隘的民族主义问题，即：“建立一种合理的、符合实际的、科学的汉学史观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因为汉学史观被汉学家们的工具理性所操纵。工具理性又和对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感情问题连在一起。但是，工具理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进入洋汉学家们的感情世界?进入的程度又有多少?它对洋汉学家们的汉学史观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不能象古代中国的士阶层那样寄希望于有志洋人来‘以夏变夷’，也不能寄希望在东西方各国会出现一个‘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汉学世界，因为我们自己也常常说不清研究国学对现代中国学者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在自己涉足于异民族的文化和思想的研究活动中，如何把握工具理性和感情世界的矛盾是一种科学的学术史观产生的先决条件。同样，对于现代中国学者来说，在自己涉足于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思想的研究活动中，也存在着工具理性和感情世界的矛盾问题。洋汉学家们也不想变成中国古代社会里的正宗的、传统知识人，他们或许只是对‘文化的中国’或说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因为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的洋汉学家们并不想实现古代中国人的那种内圣外王之道的理想。因为他们是在研究汉学，而不是在弘扬儒教。而我们现代中国学者因为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也根本不可能把自己复原成替天行道的孔子门徒。”

五、前景展望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阶段性成果的问世，为我们走出疑古时代准备了理论基础。

但是，我也希望她能日臻完善。有些十分明显的技术上或学术上的不当还是有必要加以改进的。如，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公布的年表中定夏商之交为公元前1600年。可是连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都知道：那是公元前1598年，“为了便于记忆才改为公元前1600年”的。我不知道若干年后出于“为了便于记忆”的理由，是否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日期改为1950年？专家组的成员下了那么大的力量才解决铜器铭文是上一年还是下一年的问题，现在一下子就改了两年！因为有四件铜器铭文记载的作器时间表和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得出的西周王年的历谱不相符，就对《庚赢鼎》、《晋侯苏钟》、《克盨》、《伊簋》这四件铜器铭文进行修改，这显然不是严谨和严肃的科研行为。其实，解决这四器的作器时间问题还是应该回到置闰问题上，而不是采取现在的以“前人铸错了”为借口加以改动。

以上两点是我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最大的期望！

[湖墅S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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