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教授论文《民国名人张璧评传》12

十、四存学会和北平公用总局时代的张璧

 

 

 

1919年，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来到博野北杨村瞻仰颜习斋故居，他被颜、李二人主张的“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的实学学说深深地打动了。他认为这一学说可以富国强民。第二年，在徐世昌倡导下，北京成立了“四存学会”。案：所谓“四存”，是取颜元的著作《存人编》、《存性编》、《存学编》、《存治编》之意。徐世昌做总统后，提高了颜元、李塨的地位，使其从祀于孔庙。

又见《四存学会呈京兆尹警察厅的立案文》中的陈述：

 

清初博野颜习斋、蠡县李恕谷两先生，师弟一堂，躬行孝友，苦心志，劳筋力，复礼、乐、射、御、书、数之旧，兼水、火、金、木、土、谷之全，周礼之大经大法，灿然复明于世。今日列强竞争，遂德与艺能并重，两先生之教，尤属当务之急。

 

1922年，经徐世昌亲自批准，在北杨村创办了“四存小学”。1929年，又在北京府右街创建了“四存中学”，并将经学作为四存中学的基本教学科目。当时学校的校训就定为：“尚实学，尚实习，尚实行”。

四存学会发行会刊《四存月刊》，公开响应并倡导颜李学说。该学会由于得到了民国大总统的支持因而发展迅速，至1923年，会员发展至800多人。1923年，四存学会组织学者们整理了颜李学派的诸多著作，并由徐世昌署名主编出版了《颜李丛书》。

张璧于1937年夏开始任“四存学会”和“四存中学”及“四存小学”的名誉董事长。四存学校教育内容包含七个方面：公民训练、基础训练、生产训练、合作训练、卫生训练、民族精神训练、教学训练。其中，基础训练则主要包括武术、军事两方面内容。

从四存中学的毕业生中走出了不少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和革命干部。如，科学家梁守槃院士、邓稼先院士、林家翘院士等人。如，文学家刘征、刘体仁、黄畬等人。如，革命干部前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等人。

 

张勃兴在《荏苒春秋》一书中写到：四存中学是当时北平市教学水平最高的中学之一。学校创建于1921年，是由四存学会创办的。学校的教育水平很高，主要是得益于所聘请的教师都是当时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课程的选择除按教育部门的规定外，每周还增设一定课时教授中国古籍，尤其注重对学生加强道德修养教育。

案：张勃兴是张璧的堂弟张炳经之子。生于1930年，曾就读于四存中学，毕业于华北大学。17岁时参加革命。文革后，曾任陕西省省长，省委书记等职。是中共十三届和十四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九届委员会常委。

那时，四存中学学生毕业时，张璧都会在毕业典礼上给学生们做讲演。

四存学会崇尚颜李学说，而因颜元和李塨二人也喜欢武术，并常年坚持锻炼，这使张璧在四存学会开设武术教学成为可能。而武术教学主要由河北省深县的著名武术家王芗斋先生主持。详细内容请见《张璧和大成拳的诞生》一章。

那么，张璧为什么要如此大力宣传武术、军事这两方面的基础训练呢？

让我们看看当时的旧北平市的生存状态。

1935年初，日寇野心膨胀，意图实现华北地区脱离中央政府而独立，实现分裂和瓜分中国的目的，重演分裂东三省的历史。于是，华北地区局势瞬时间异常严峻起来。5月29日，当时的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方代表、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展开秘密谈判。6月9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出备忘录，要求国民政府宪兵第三团、军委会政训处等撤出华北，取消河北省各地国民党党部，禁止一切国民党活动；取消河北省所有反日组织及其活动。当天，何应钦致电蒋介石，认为“我方军事经济与外交一切均无准备，万一战事发动，顷刻之间，即将平、津断送，且将牵动京沪及长江一带，国内立致崩溃”。

6月13日，何应钦回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并得到他的授意。7月6日，何应钦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接受日方的全部要求。这就是所谓的“何梅协定”。该协定如下：

 

何应钦阁下：

一、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

﹝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

﹝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

﹝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

﹝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

﹝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

﹝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

﹝七﹞第51军撤退河北省外；

﹝八﹞第25师撤退河北省外，第25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

﹝九﹞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二、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带事项：

﹝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

﹝二﹞任命盛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或为不良之人物。

﹝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

以上为备忘起见，特以笔记送达。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

昭和十年六月九日

 

该协定使国民政府为了保全平、津地区而被迫放弃了在华北地区的一大部分权力，为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10月26日蒋介石下令撤销北平军分会。

12月18日，旧北平成立了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本来，日本人是想让齐燮元任委员长一职的，但当张璧得知国民政府有意让宋哲元任此职位后，他立刻多方游说国军高层和驻扎北平、天津的日军政部多位要人。最终使旧北平政权没有完全落到汉奸亲日分子齐燮元的手中。在旧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张璧档案中也如实地记载了这一史实如下：

 

为宋哲元之存留问题，偕同郑文轩奔走宋与日本军部之间。

 

此事后经宋哲元和军统北平站站长张世五分别向蒋介石和戴笠做了汇报。由此可以看出张璧当时和国军高层及日军高层将领的来往及说服力。

该委员会直属行政院，负责处理河北省、察哈尔省、北平市、天津市一切政务。

下设秘书、政务、财务三处和经济、外交、建设、交通、法制五个委员会。

该委员会成员如下：程克、高凌霨、刘哲、李廷玉、冷家驥、贾德耀、胡毓坤、门致忠、宋哲元、石敬廷、秦德纯、肖振瀛、万富麟、王揖唐、王克敏、张自忠、周作民。

增补委员如下：曹汝霖、邓哲熙、冯志安、戈定远、刘汝明、李思浩、汤尔和、章士钊。

 

上述委员中，宋哲元、张自忠、冯志安等人是张璧多年的老朋友。张璧此时也被宋哲元聘为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

关于“冀察政务委员会”，实则是在蒋介石直接控制下的一个与日周旋而听命与国民政府的机构。《宋哲元遗集》中就曾解释说：

 

一方面实质上听从中央命令，在冀、察两省尽力推行政务。前方表面上与日军虚与委蛇，尽力避免冲突，以求拖延时间，加强战备。

 

因此之故，此时的张璧、宋哲元和张自忠等人的行为，皆不属于汉奸行为。蒋介石本人就曾明确地说：“冀察一切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必须保持正常状态，不得越出中央法令范围之外”，并且，他重申“绝对避免自治名义独立状态”。

1935年7月，蒋介石明确地对秦德纯说：

 

中央已决定由宋明轩将军承担在北方的全部责任。希望务必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如果他在北方一日，就一定要坚持做到，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唯一要注意的是只能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原则下，妥为应付，中央一定予以支持。

 

由宋哲元到张自忠、由张自忠到张璧，在当时来讲，他们无不如此。

国民党的态度是如此，那么共产党的态度又如何？毛泽东在致宋哲元的信中说

 

我们愿意同山东的韩、绥远的傅、山西的阎，三方面共同组织北方联合战线。必要的话，希望先生也有同样的心情。

 

1937年夏季开始，张璧在四存学会的真实身份是干事、名誉董事长。但是，因为他在军界、警界、政界和青帮界的特殊地位，使他成了四存学会的实际掌权人。而四存学会在张璧时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当时四存学会所在地是东城区金鱼胡同一号。

 

对于颜、李学说，张璧曾经说过如下两句话：“学问以行事为本，离事物便无学问。”又主张“学问须有益于人生，必实践服务于社会方不负为人之意义。”如此强调知识和行为的统一、强调知识服务于社会，充分体现了他对颜、李学说的深刻领悟。综观他的一生，几乎无不处处表现出这一特点和心得。

张璧虽然军人出身，但对文化教育和学问品德却极为重视。这或许是他那书香门第的家庭熏陶吧。从他的文字言谈也可略知一二。

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的8月4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代委员长张自忠，改组成立了冀察地方参议会，由齐燮元、李思浩、贾德耀、张允荣、张璧等人任常务委员。

1938年2月20日，颁布了《北平特别市公署第40号令》，该令如下：

 

委派张璧试署本市公用管理总局局长。此令。

 

1938年2月25日，张璧正式就任旧北平特别市公用管理总局局长、北京公交电车公司董事长、华北交通公司董事。这一消息刊登在2月26日、28日的《实报》上。

 

当时公用总局的管辖范围只是电车、电灯、自来水等日常生活设施。

——这是最值得深思的一个职务！

 

作为曾经的警察总监、陆军中将，他如果真的想彻底投靠日伪，完全可以出任日伪政权统治下的“北平警察局局长”或者“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总署署长”、“华北绥靖军总司令”等一连串的职务选择。甚至他的老友石友三出任了“国民政府冀北保安司令”、而江湖上的李际春出任了“战区杂军编造委员长”之时，他依然故我，完全无视他们那傀儡职位的存在。张璧只是以“冀察地方参议会常务委员”的资格，出任了旧北平市公用总局局长，这是值得分析的。或许经过多年的军阀混战和青帮生涯的张璧，眼下需要的是平安度过晚年，也或许是正等待出场的最佳时机？我们姑且观之。

又，我的意拳启蒙老师姜正坤几十年前就曾告诉过我：

 

旧北平沦陷以后的张璧，有几个经常性的行为习惯。第一是非常相信道教，每月至少初一和十五两日，一定争取去白云观上香。第二是喜欢抽大烟，几乎每天烟不离手。第三是酷爱听京剧。大概因为是将军出身的缘故，他虽然和王芗斋关系非常密切，却从不站桩。

 

其实，在旧北平时代，青帮份子一般多相信道教。而抽大烟却是那个时代的常态。很不幸地是，张璧夫妇全染上了此嗜好。

关于抽大烟的问题，让我们看一看旧北平时有多少这样的烟民及烟馆的真实存在：

 

1942年全市区经伪北平禁烟局许可营业之鸦片零售所300家，白面、吗啡房200家，加上私设者在3000家以上。烟民15万，白面及吗啡、海洛因吸者10万，约占全市人口的七分之一。

 

如此庞大数量的烟民和烟馆，使抽大烟成为当时的一个时尚，许多达官贵人都染上这个嗜好。这也就难怪一个旧军人和青帮老大的张璧喜欢上了抽大烟。

其实，在那个时代，男人抽大烟已经是社会常态了。从张学良到众多军政要员都曾迷离于此。

而喜欢京剧则是老北京市民文化的一个体现。更何况他的夫人刘鸿英就是京剧科班出身。为此，他特别帮助了老乡李桂春的儿子李少春，拜师京剧大师余叔岩，并收李少春为义子，从此他捧红了一位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这实在也该是他对京剧艺术的贡献。

不过，有两件公开的活动仍可证明张璧的明智和立场。

第一件是日本在北京举行第二届武道大会。《实报》1941年2月6日报道：“日本纪元节在北京举行第二届武道大会，地点：北京武道殿。比赛分三种：柔道、剑道、弓道。主办方为华北交通公司。”而华北地区交通公司的大股东之一就是张璧，他还兼任北京公交电车公司董事长。作为主办者之一张璧，并没有命令王芗斋领大成拳和四存学会体育班成员参加。也没有把王芗斋作为武术教官推荐给日方，拉大成拳和王芗斋下水。详细情况请见《张璧和大成拳的诞生》一章。

第二件则是张璧的三弟张旭昇为了生活所迫，从农村老家来到旧北平找工作。但是，张璧态度十分鲜明地告诉他：“这里不是理想的生存之地”。当时，他随便一个招呼，就可以在公用局、电车公司等部门找到份美差。张璧宁可自己出钱资助他的生活，也不让他在日本人手下工作。

1940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下达了《中央关于哥老会及青帮的工作指示》，明确了团结、教育和争取青帮人员走向抗日救国的总方针。正是在这一时期，共产党曾派张璧的侄子和侄女在北平做争取张璧等上层人物的工作。

1940年2月28日，张璧以患病为理由，主动提出辞去旧北平特别市公用管理总局局长之职，此职位仅仅做了两年。之后，由当时的自来水公司局长潘承业继任。

 

关于张璧为什么主动辞职的问题，笔者分析原因有如下四点：

第一，旧北平市公用总局中日伪和汉奸势力的入侵。

张璧是1938年2月29日正式上任的。他上任后就不得不听从伪市长的号召，颁布了必须聘用日本人和伪满职员的指令。见《北京市公用总局为招聘日系职员与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等单位来往日文电报》。

第二，伪北平市政府强行要求旧北平的公务员员工学习日语。

在一切以日本为核心的总原则下，当时公用总局又颁布了《北京市公用总局关于派遣赴日视察团的呈文、视察团名单和视察报告书》和《北京市公用总局关于成立日语讲习班、日语奖励考试须知、日语津贴支给办法及颁发合格证书等给自来水局的训令》、《北平自来水管理局关于任用高考及格人员、招考技术人员及推荐员工参加新民学院学习和日语、华语奖励考试等问题的呈以及市政府、公用总局的训令（附考卷）》等行政规定，以及《北京市公用总局转市公署关于汪兆铭就行国民政府主席的训令及北京图书馆周作人兼该馆馆长的公函》等这样的公文，张璧身为局长但并不喜欢执行这样的行政公文和命令。

第三，他不愿意配合当时的剿共灭党政策。

当时在旧北平市的伪政府机构中必须执行的剿共政策，这使张璧不可能接受，因他的妹妹和侄子侄女们都是中共党员虽然他未可能完全知晓他们的真实身份。《北京市公用总局转发市公署和新民会北京分会关于举行“反共救国”大会“剿共灭党”运动实施大纲、新民会成立大会和入会须知等的训令》这样的公文，出现在他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叫他如何执行呢。

最后一点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即张璧没有响应日本政府的访日约请。——日方原本以为张璧本人会亲自出马、带领大小机关首长在访日时和日本签署各种各样的合作协议和条约。然而，张璧不但本人没有去日本，反而只是指派了几个从事汽车修理和管理工作的纯技术人员四人到日本参观。

 

这样的访日名单和结果自然不是日本军方所希望的那样。日军高层对他的不满可想而知。

基于以上四点分析，张璧辞职的原因则焕然冰释。

张璧主动辞去伪政权的公用总局局长一职，对他本人而言其意义非常重大，即：标志着他拒绝了日伪官方对他的继续收买，也标志着他过去一直幻想的凭借日本势力实现反蒋反张目的的彻底破产和终结。

从1940年3月1日开始，张璧开始了新的人生探索。他将自己的工作重点和人生希望全寄托在“四存学会”和“四存学校”的教育事业上，以及青帮组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