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教授论文《民国名人张璧评传》8

六、张璧和“天津事件”关系考

 

 

 

所谓“天津事件”，是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天津制造的一连串挑衅事件。具体来说，即1931年11月8日晚十点半至28日之间，驻天津日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策动失意军人李际春临时招募了2000多人，组成武装暴动队，先后多次袭击天津市公安局、市政府及省政府，以及一些驻外使馆和租借地。驻天津日本领事以此为借口，下令驻扎在天津海光寺的日军“支那驻屯军”在闸口炮击天津市区。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也特别提出所谓“抗议”，并要求国民政府遵守辛丑条约、将军队撤出天津、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等无理要求。这一连串事件总称为 “天津事件”。由于参加这次爆动的这些人不穿军装，没有番号，所以习惯上又称他们为“便衣队暴乱”。

 

根据我所看到的有关“天津事件”前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发给日本外务省的550多封电报来分析，这一事件完全是奉天省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本人，联合当时驻扎天津的日军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亲自策划的一起中国爆民袭击日本驻华使节和侨民的苦肉计事件，目的是以此为借口，挟持溥仪逃离天津，回到奉天，组建所谓满洲国，以此来瓜分中国、侵占整个华北的军事阴谋。这是不能回避的历史事实。1931年12月5日桑岛致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的电报中就已经明确地表明：“8日以来的暴动，天津日侨对土肥原和关东军的不满情绪逐渐抬头。”这句话已经决定性的挑明了事件的知情人（天津日侨）对制造事件的当事人（土肥原贤二和关东军）的不满。

最先主张张璧和“天津事件”有关的出自1931年11月9日旧北平市发行的《晨报》号外。该报主张；日本人伙同张璧等人一起制造类似奉天事件一样的天津事件。这也是事件发生之后张璧曾被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局暂时通缉的直接原因。但是该报的消息来自于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对被捕的便衣队员的审讯记录，该审讯记录以电报的形式，发给国民政府南京铁道部部长连均，全文如下：

 

    南京铁道部部长连均鉴。

    支密。

据报载庚晚十一时许，天津有流氓八百余人携有枪支，突向中日界之海光寺警署轰击，当时之日租界中，突开机枪向中国地施行放。我军警当即拘捕暴徒，供系受张璧、李际春收买。曰庚夜举事，有日人在内指挥。今《晨报》号外，日军指挥华人张璧、李际春用铁甲车、飞机、步兵占津各机关。

 

这封密电告诉我，它的消息来源是1931年11月9日旧北平市发行的《晨报》号外。密电居然来源于街头报刊，可见这密电的价值有多廉价。

 

而国内学术界，方兆麟《天津便衣队暴乱》一文中主张：“便衣队总部设在蓬莱街太平里6号，李际春任总指挥，张璧任副总指挥”。有人主张：“天津警察局特务队向当时的上级报告：土肥原贤二和汉奸张璧、李际春等，在日租界秋山街张璧住宅内秘密商量便衣队暴乱。综合连日来的报道，天津保安队及时做好了抗击侵略的准备。”等等。似乎李际春、张璧任事件的正、副总指挥或正、副队长成了主流。台湾著名民国史家郭廷以在《中华民国史事日记》11.8条记载中主张：“夜十一时土肥原策动天津汉奸暴徒张璧、李际春等千余分三路自日租界袭攻河北省政府及公安局，日军开炮助之。”

我想，大陆和台湾双方学术界的一致点是如下两点：

第一，“天津事件”是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一手制造的。这是没有疑问的。

第二，李际春因为他在伪满洲国成立后的汉奸行为和他在“天津事件”中的首要分子之地位，也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张璧是否参与了这一事件？

当时的张璧在天津干什么呢？根据考证，原来他正谋划着要举行“天津起义”，力求达到将张学良赶出天津的目的。他认为正是张学良的带兵入关参战，才直接导致了蒋介石大获全胜而致冯玉祥的军事惨败的尴尬境地。其参与谋划“天津起义”的主要人员有陈觉生、潘毓桂、李鸿年、石友三等人，证据可见旧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张璧档案中对此的记载：

 

民国二十年纠合同陈觉生、潘毓桂、李鸿年等冬月在天津起义、驱逐张学良之计划。当时因土肥原等之意见相左。

 

注意：这里的“土肥原等之意见相左”是土肥原密谋策划“天津事件”，而张璧等显然是计划实行“天津起义”。

前一章我们已经谈到了各路反蒋军，由阎锡山为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副总司令，传檄天下，讨伐蒋介石。檄文称：“本总司令将统率各军，陈师中原，以救党国。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全国必起而讨伐之，今有挟党部以作威福者，全国人民亦必起而讨伐之”。张学良也曾信誓旦旦宣言反蒋，不想却于大战中突然倒戈拥蒋出兵，使阎、冯大败。而张学良东北军入关控制了京津地区。张璧作为国民革命军东北特别委员会委员，觉得有负冯玉祥之重托，为了重新夺回京、津两地，他开始策划“天津起义”。

接下来，我们再考察一下便衣队的由来。

1931年1月1日，李际春开始在京、津两地公开招募便衣队。当时北平市公安局特别发布了密令“字第1264号”，严防便衣队。该密令说：

 

逆徒李际春在沧州境内以河工名义招有夫民四百余人，每人给安家费八元，现集于天津东南与沧州交界处蜂窝及受大寺一带。

 

就在宋哲元就任冀察政务委员长期间，也有便衣队在北京市内捣乱。如下记载：

 

有白坚武者，受日人唆使，组便衣队，并以炮击永定门。

 

这些便衣队应该属于李际春和土肥原贤二两人密谋策划“天津事件”的前奏，和张璧谋划“天津起义”基本无关。接下来我们需要解决以下几个核心问题，我相信只要彻底搞清这些问题，张璧和“天津事件”的关系问题便焕然冰释。

首先，土肥原贤二来天津的准确时间？

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证明在1931年11月之前土肥原贤二与张璧有过单独接触。

关于土肥原贤二此次来天津的时间，根据1931年11月3日天津地区《益华报》的报道：1931年11月2日，土肥原贤二从沈阳秘密抵达天津，住在常盘旅馆。而在方兆麟《天津便衣队暴乱》一文中，则变成“1931年10月27日的傍晚”。而在郎维成《天津事件新探》一文中则变成土肥原“10月29日来天津的”。在小林元裕、合撰《天津事件再考——以天津总领事馆、中国驻屯军、日本侨民为视角》一文中，则主张“桑岛29日和来津的土肥原……见面”。

 

——可以说，对于“天津事件”的研究，至今国内学术界还没有彻底搞清楚土肥原贤二此次来天津的准确时间。试想：距离爆发事件时间只有短短几天才来天津，土肥原贤二想和张璧见面并取得张璧的信任、让其答应给他卖命、出卖国家利益，这实在根本谈不上。只有一种可能才是土肥原贤二和张璧达成见面和共识。即：张璧想要发动“天津起义”的消息被日军的情报机构获悉，作为当时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觉得有机可乘，他通过自己的秘书何澄事先联系张璧，打着日军支持张璧驱赶张学良的愰子和张璧见面。除此之外，再无任何解释可以说得通。

其次，土肥原贤二和张璧是什么关系？

案：土肥原贤二和张璧认识的可能条件是：利用青帮的关系。

首先，土肥原贤二来拜访张璧，既不可能直接告诉张璧关东军想策动溥仪到东北建立满洲国以实现分裂中国的梦想，也不可能向张璧下令为他自己做事——因为土肥原贤二在东北时为了方便他开展情报工作，他拜师青帮“大”字辈的魏大可，成了青帮“通”字辈的弟子。按照当时的青帮晚辈拜见长辈的习惯，他来见张璧只能以同门师侄的身份，或晚辈弟子的身份，达到认识张璧的目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仅可限于此。

有些文章臆说张璧成了卖身投靠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的小汉奸和马仔，这完全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杜撰和猜测。张璧从十八、九岁开始跟随吴禄贞在延吉工作时，就已经十分了解日本人的野心和特点。而且是张璧最先将土肥原贤二的名字改叫“土匪原牛二”，我们不妨可以从中看出张璧对土肥原贤二的真实态度。后来，“土匪原牛二”被简化叫作“土匪原”，成了土肥原贤二在华期间臭名昭著的一个外号。

真正介绍土肥原贤二和张璧认识交往的人是何澄，他是土肥原贤二的中国青帮“悟”字辈弟子和秘书。这一点也被旧北平特别市公安局内部档案中所如实地记载。

第三，张璧和李际春是什么关系？

案：李际春生于1877年，卒于1950年。字鹤翔，回族，直隶丰润南关人。他17岁考入开平武备学堂骑兵科，和吴佩孚是同窗好友。因为征讨蒙古叛乱之功，被封为际威将军。1925年开始，他在张宗昌手下任第九军军长。1926年，李率第九军打天津军阀李景林失败后逃，被张作霖通缉。于是，他遂亡命天津日租界须磨街新德里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涯。1931年10月，土肥原贤二来到天津后，他接受了土肥原贤二的任命，公开招募当地青帮“悟”字辈弟子袁文会、曹华阳、萧云峰、高鹏九等人，以及一些地痞流氓等2000多人，组织所谓的便衣队。总司令部先后设在万国公寓楼上28号和蓬莱街太平里6号。他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天津事件”。事件发生后，他随同土肥原贤二，挟持溥仪，逃到了奉天。1932年，土肥原委派在大连的李际春为“救国军”总司令。1933年5月，李际春在秦皇岛成立了“伪冀东政务厅”，自任厅长，并向各县委派县长、公安局长。1935年11月25日，蓟密专员殷汝耕叛变投靠日军，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50年12月，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中，李际春在天津被捕，被以汉奸叛国罪处决。

——请注意：李际春根本不是青帮弟子！这是决定了他可以委托袁文会等人组织便衣队、接受土肥原贤二任命成为天津便衣队队长的前提条件。那么，同住在天津日租界的张璧，肯定认识李际春。他们的人生遭遇是相似的，即；都是失意军人。但是他们的关系不可能亲密无间，因为李际春是吴佩孚的同窗好友，而恰恰吴佩孚是张璧在北京参与首都政变期间的军事对立面。就这点而言，已经决定了他和李际春只可能是貌合神离的关系。

第四，张璧是否亲自组织并参与了这一事件？

前面引述的方兆麟等人主张张璧亲自参与了这一事件的观点，任副总指挥、副队长之类的观点等，笔者注意到；在《天津事件再考——以天津总领事馆、中国驻屯军、日本侨民为视角》一文中，根本没有涉及张璧的问题，这值得深思。

如果1931年11月9日旧北平市发行的《晨报》号外的记载是新闻界的猜测的话，那么当时的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天津特别市市长张学铭二人联名给国民政府的密电，就基本上是定论了，电文如下：

 

查事变发生以前，即迭据密报，失意军人李际春等人受日人指使，招集便衣队千余名，在日租界蓬莱街太平里六号设立机关，以李为总指挥，拟于八、九两日在津密谋暴动，等情。经即与驻津日领交涉，要求将张璧引渡，以遏乱源，业经日领许可。乃我方特务会同日警前往拘捕时，该犯业已事先逃避。

 

这一点极其重要！即：

——“天津事件”真正发生前，张璧得知他想发动的“天津起义”已被泄露，张学良下令天津警察前来日租界抓捕他，他在从内线那里得到消息后立刻于11月7日晚，也就是“天津事件”爆发前就先离开了。因此，目前为止，有关“天津事件”的各类著作和论文中所谓的张璧在现场指挥和带领2000多名便衣队发动暴动之说，在铁的证据面前已经失去了事实和证据支撑。

如，台湾著名近代史学者郭廷以在《中华民国史事日记》11.8条记载中主张：

 

夜十一时土肥原策动天津汉奸暴徒张璧、李际春等千余分三路自日租界袭攻河北省政府及公安局，日军开炮助之。

 

郭著代表了台湾学术界的基本观点。但从上述几封密电可知，此说是不当的，违背了历史事实。

另外，袁文会、曹华阳、萧云峰、高鹏九等人全是青帮“通”字辈白云生的弟子。他们管张璧要叫师爷。辈份的差异，使张璧也不可能接纳他们成为自己的好友。更何况这2000多人又是“悟”字辈弟子袁文会等人招集来的弟子和打手，张璧的青帮老大的地位，绝非是这些和他差了三、四代的青帮走卒们想见就可以见到的人物。笔者特别分析了这些青帮份子之间相互的辈份和关系，是为了说明张璧不可能成为什么副队长去直接指挥这些份子制造如此事件。

——用句江湖话说，他辈份太大，他和孙子辈、重孙子辈的青帮弟子一起这么干，又给他们当副队长，他实在丢不起青帮“大”字辈弟子张璧这张脸！我想：至今依然主张“张璧是土肥原贤二任命的天津便衣队副队长”的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这里面存在着如此重大的辈份和地位差异。这是张璧不可能和土肥原贤二合作的另一社会基础原因。

但是，上述电报和文章也证明了一点，即：

“天津事件”发生前，张璧至少是部分参与了和土肥原贤二、李际春等人之间的谋划。从早年军事生涯开始，张璧就擅长当参谋。而当时他正策划以驱赶张学良为目的的“天津起义”，他和土肥原贤二的计划真是“同床异梦”。即：

张璧当时谋划和要发动的是“天津起义”，而土肥原贤二想要制造的“天津事件”。这两者有本质的区别。这一本质区别乃在于：张璧想发动“天津起义”，目的是反对东北军侵占天津和北平。而土肥原贤二想制造“天津事件”，目的是将溥仪从天津带到奉天，成立满洲国！显然，张璧误以为土肥原贤二来天津是支持他发动“天津起义”的。因为，从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再到直、奉大战，几乎每一次中国出现的重大政治和军事行动全有日本军方和政府在幕后支持。作为孤家寡人的张璧也不例外的产生了想利用日本人的势力和支持达到将张学良驱出天津的效果。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当时的张璧根本不了解也完全不可能知道土肥原贤二制造“天津事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因为在“天津事件”真正爆发前，当时只有桑岛总领事和支那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们的计划得到了关东军高层的特别批准，并被视为最高绝密。

我们再看看旧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张璧档案中对此的记载：

 

民国二十年纠合同陈觉生、潘毓桂、李鸿年等冬月在天津起义、驱逐张学良之计划。当时因土肥原等之意见相左。

 

该原始档案照片和提示句照片左右并列，上述引文，我们以标示线提示：

 

所以“因土肥原等之意见相左”，即：

土肥原贤二想制造“天津事件”，目的是将溥仪从天津带到奉天，成立            

满洲国！而张璧想发动“天津起义”，目的是反张，与溥仪之去留毫无关系。

既然如此相左，张璧怎么能听从土肥原贤二的指挥呢。所以“天津起义”和“天津事件”是两个历史事件，不应将其混为一谈。

——这是笔者首先从中日两国之间数百封绝密电报和档案文献中发现并提出的对“天津事件”与“天津起义”区别的最新解释。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发现在“天津起义”问题上，张璧的确有过错，他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策划了一场反张学良的行动，结果被土肥原贤二所利用。但是绝非现在有些文章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卖身投靠土肥原贤二、甘当汉奸的卖国行为等等不实之指控，而是如我们上述分析所言，他无意中被土肥原贤二计划发动的“天津事件”所覆盖，形成了案中案！

第五，事件后，张璧是否逃亡了沈阳？

事件发生后，据说震惊了整个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曾下通缉令，通缉他”。目前为止，我没有找到这一通缉令及其相关证据。而这里的“乃我方特务会同日警前往拘捕”特别重要地告诉我们：通缉张璧发生在“天津事件”之前的11月7日中午。通缉令来自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局，而非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或者说直接来自张学良的特别密令。因为有人向天津特别市警察局密告了张璧等人正招聘人马、计划发动“天津起义”这一情报。这一密报被直接通报给了张学良，引起了张学良的愤怒，这才有了通缉张璧的结果。

随着张璧的被通缉和离开天津到大连，张璧幻想中的“天津起义”彻底流产，而土肥原贤二和李际春直接指挥的“天津事件”在11月8日晚十点半左右却正式开始登场。

而且事件发生后，张璧并没有“挟持溥仪，随同土肥原贤二一起逃到沈阳”——因为，无论是当时的沈阳还是后来成立的满洲国，均没有他认可的一席之地。我们从上述的电报“经即与驻津日领交涉，要求将张璧引渡，以遏乱源，业经日领许可”，可以发现：日本驻华领事馆桑岛同意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局抓捕想要发动“天津起义”的他，可见张璧与日方并非合作关系。从这时开始，天津事件的暴发及暴动的实际指挥官只剩下李际春和土肥原贤二了，已经与张璧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但是，当时的大连对张璧来说也不是久留之地，故而他又躲避到上海，一直住在上海的某个租界中。

因此，郭廷以在《中华民国史事日记》11.8条记载中主张的所谓“暴徒主脑张璧逃赴沈阳”之说是不准确的。

事件发生后，被通缉的张璧，在上海直接或间接的和那里的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取得联系，主动说明情况，尤其是他在“天津事件”前已将事变的消息通报给张学铭，这一“主动归顺中央”的行为，取得了国民政府对他的谅解。

1932年，张璧曾偷偷潜回旧北平家中，看望亲人。然后又迅速返回上海。一直到1933年底，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局解除了对张璧的通缉之后，张璧才回到北平安居。

第六，天津事件后张璧和李际春之间形同陌路的关系。

天津事件后，张、李二人从此没再发生过任何交往。

国内很多文章主张 “天津事件后，便衣队被打散了，不复存在了”等等。其实，这一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天津事件”中被打死、打伤和被捕的便衣队人员，不到该组织的七分之一，绝大多数人事后全跟随李际春一起逃往东北，成了关东军第八师团下属的“民团游击队”。李际春化名“丁强”，继续担任这支当时已经有6000多名伪军的总司令。我们在此引用日本学者古屋哲夫《日中戦争にいたる対中国政策の展開とその構造》一文中的观点，加以佐证如下：

 

この李際春は、32年春になってもまだ北平?天津方面で暗躍しており、石友三はそれに期待しながら、劉桂堂と連絡し韓復榘の援助を求めていたというわけである。しかし32年段階の熱河?華北における政治的謀略が何等の成果をあげ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は、湯玉麟や韓復榘の省主席クラスは動かず、また劉桂堂や李際春は次にみるように関東軍の支配下に移動させてしまったことからも明らかであろう。日本側も劉や李は、日本軍の直接的軍事的支援なしには、何事もなしえないとみてとっていたにちがいない。1933年に入ると、関東軍はさきの平和的に湯玉麟を“満州国”に合流させようとする方針をあきらめ、武力によって熱河省を平定し、長城をもって“満州国”の南部国境とする作戦を実施することとした。2月17日に発令された作戦命令によれば、(1)第六師団を主力とし、熱何省東境?内蒙古方面に向う作戦、(2)第八師団を主力とし熱河省南境から河北省方面に向う作戦とが指示されているが、同時に発せられた軍隊区分をみると、第六師団の指導する区処部隊に“満州国軍隊”があり、その一部として“護国遊撃軍長劉桂堂”が加えられている。また第八師団の区処部隊には“救国遊撃隊長丁強”とあるが、この丁強は、ほかならぬ李際春の別名であった。

 

这段文字的译文大致是：

 

这个李际春，1932年春天在天津、北平等地非常活跃。石友三对此一面寄托着期待，一面又与刘桂堂取得联系，希望能得到韩复榘的援助。但是1932年前后，日本在热河、华北等地的政治谋略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汤玉麟和省主席韩复榘一般人马却纹丝不动，很明显只是刘桂堂、李际春在关东军的支配下行动。日方也明白，如果没有关东军的帮助，刘和李也不可能干任何事的。进入1933年以后，关东军方面的计划是：希望汤玉麟采用和平的手段与满洲国合并，以武力平定热河省,实现以长城作为满洲国南部边境的作战方针。根据2月17日发布的作战命令：(1) 关东军第6师团为主力，向热河省东部、内蒙古方向进攻。(2) 关东军第八师为主力，从热河省南部向河北省方向进攻。同时，在使用的军队划分上，“满洲国的军队”作为归属于关东军第六师团指导的区处部队，“护国游击军军长刘桂堂”所领导的一部分人马也加入进来。另外作为归属于关东军第八师团指导的区处部队，负责人是“救国游击队长丁强”。这个丁强就是李际春的别名。

 

当汉奸殷汝耕在旧北平的通县成立“冀东反共自治政府”时，李际春又带领着这支“民团游击队”来到通县，成了“战区杂军编造委员长”。

试想，如果张璧真的是便衣队的组织者，那么他出任关东军第八师团下属的“民团游击队总司令”或者“战区杂军编造委员长”，那才是顺理成章的汉奸行为。但是，当张璧明白11月8日当晚所发生的的一切时，他再也没有和李际春联系过。就是在旧北平时代，他在宋哲元那里当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顾问、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会的常务委员时代，也根本无视紧邻着他的“战区杂军编造委员长” 李际春的存在。

这里还有一点长期被学术界忽视。即：当时土肥原贤二住在天津日租界石山街三野公馆。而密谋“天津事件”之地也是在这里，而非国内有文章中所宣扬的在张璧日租界的驻地——秋山街岗辰住宅。且李际春实际招聘人马的办公地点是在日租界的蓬莱街太平里6号。

最后，让我们再看看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桑岛总领事发给日本外务省的那封绝密 “第553号密电”的内容：让我们分析一下当时的日本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该电报局部照片如下：

 

 

最核心的内容是：

 

而モ張璧カ學銘ニ買收サルタル旨牒報アリシヲ以テ、七日序ヲ以テ、軍側ニ對シ、萬一斯ル計畫ニ關係アラハ速ニ緣ヲ切ルコト、得策ナルヲ述ヘタルニ拘ラス、軍ハ全然之ヲ否定シタルカ、內實ハ當時既ニ八日夜十時ヲ期シ、暴動實行ニ決定シ居リ拔キ差シナラサル、破目ニアリタルモノノ如ク、一方公安局ハ、張一派モ內通アリシヲ以テ、八日警戒ヲ嚴ニシタルト、保安隊カ預期ノ通呼應セサシトニテ、李ノ集メタル便衣隊ノ活動ニ拘ラス、暴動ハ完全ニ失敗ニ歸セリ。

 

这段日文的中文译文为：

 

接到了张璧被张学铭收买的谍报。七日开始，万一真的施行此计划的话，便衣队将迅速切割与军队的联系，而军方将断然否认与此相关。实际情况是当时八日夜十时以后，决定实施暴动。另一方面，张学铭由于有了内线，八日全天一直保持警戒状态。和保安队的预期相互呼应，拘捕了李际春的便衣队员，这次暴动的结果完全地失败了。

 

这封绝密的电报透露出这样一点有价值的情报，即：

张璧曾于事件前将土肥原贤二可能要发动的“天津事件”这一消息，偷偷地密报给了张学铭。这才是八日白天张学铭领导下的天津警察局和保安队保持警戒状态的直接原因。

而张璧的这一“出卖”土肥原贤二的正义行为，已经被日本领事馆在天津地区的间谍所获知，并通报给了桑岛。

到此为止，可以发现：张璧的“天津起义”和土肥原贤二的“天津事件”几乎是并行的两个行动。但是各自的目的和指向却完全不同。

张璧真不愧是军事高参的老江湖，他利用了土肥原贤二，又出卖了土肥原贤二。他想驱赶张学良，又利用了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长期担任作战参谋的陆军中将张璧真的不是白给！他在没有任何职位和军职的情况下，居然通过自己的谋略调兵遣将，以日攻日，以华治华地为自己开脱。

我们不想掩饰张璧在谋划“天津起义”中的过失和错误，但是张璧也不需要承担违背历史事实的罪名、更不需要承担“天津事件”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