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教授论文《民国名人张璧评传》6

四、北京政变中的逼宫先锋官

 

 

 

1922年5月，张璧的直隶老乡、和他同在北洋陆军当过兵的陆军上将刘梦庚任京兆尹（即当时的北京市市长）。

1923年10月5日，曹锟通过贿赂选举人，在吴佩孚的武力支持下，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此举立刻引起了全国各地的反对和声讨。

1924年9月15日，张作霖以15万大军，分两路向驻守山海关、赤峰、承德的直系军队发起进攻。整个战争期间，日军向张作霖提供了大量的弹药和武器。9月17日，大总统曹锟发布了讨伐张作霖的命令，并任命吴佩孚为总司令，带领25万人马迎战。18日，直、奉双方在山海关、热河一带发生激战。第二次直、奉军阀大战正式爆发。就在9月15日的当天，张璧出席了冯玉祥主持召开的西北军全体将士大会。冯玉祥在会上作了第二次直奉大战的动员讲话。

10月11日，吴佩孚亲赴山海关督战。时任直系军队第三军总司令、陆军上将的冯玉祥，领兵出古北口作战。由于他和吴佩孚长期不和，吴佩孚断绝了给他军队的给养，于是，在古北口徘徊不前的冯玉祥，暗中与张作霖、段祺瑞缔结密约，然后决定回师北京。

10月21日上午十点，冯玉祥召集张璧、王乃模等六人，商讨进攻北京后的工作安排。当时，因为张璧的察哈尔警察厅厅长职务经历，就已经预定了北京政变成功后由张璧全权负责京师警务工作。这应该也是1923年11月13日冯玉祥和孙岳密谈的具体计划之一。

10月24日上午八点，张璧向冯玉祥报告李虎臣部已到丰台。这是指负责拱卫京师以南防线的李虎臣，已经率部到达，并在丰台、通州一线展开布防，阻击直系军阀吴佩孚派来的军队。

10月25日下午两点半，冯玉祥主持召开西北军高层将领们参加的“军事政治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冯玉祥初步说明了准备发动北京政变的军事计划。

10月28日，冯玉祥带领军队进入北京，包围了总统府，将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曹锟监禁在中南海，勒令其解除了吴佩孚的全部职务，然后宣布成立“国民军”，自任总司令。

11月2日，冯玉祥任命陆军中将黄郛为代理内阁总理、任命具有陆军中将军衔的张璧，为京师警察厅第六任总监，接替了陆军中将薛之珩担任的京师警察厅第五任总监的职位。

此时张璧的月薪高达大洋1000元。

笔者曾委托一友人在北京公安局旧档案中查找民国时代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档案材料。照片中《身穿京师警察厅总监礼服的张璧》和旧北平特别市公署警察局保存的张璧原始档案，就是出自他的帮助。

 

近代警察制度是从晚清开始的。1901年9月，袁世凯在天津废除了传统的“绿营”，开始创办“巡警”。这是近代中国警察的起源。1901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之后，清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该条约特别规定：八国联军在交还天津后，清政府不得在距离天津租界20公里内驻扎军队。于是，袁世凯在接受天津后，立刻从自己的军队中选拔3000名士兵，换上警察制服，组成天津巡警总局，任命赵秉钧为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日本人伊藤次郎为帮办、原田俊三为顾问。直接进入天津各租界。此举引来慈禧太后特别的赞赏。于是，同年在北京设立了京师警务学堂，聘请日本人川岛浪速担任总监督（即校长）。

1905年10月8日，慈禧太后批准了袁世凯的建议，在朝廷中正式设立了巡警部，由徐世昌担任巡警部尚书。巡警部下设有警政、警法、警保、警务及警学等五个部门，统领全国警察事务。1906年，清政府将巡警部改属民政部，并于其下设立警政司，主管全国警察事宜。1907年，清政府在全国各省增设巡警道，负责各省的警政。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在内务部下设“警政司”。

1913年1月，内务部改革警制，将晚清的“巡警总厅”改为“京师警察厅”，直属内务部管辖。“京师警察厅”负责人为总监。相应的，在各省也设立了“省警务处”。当时规定：京师警察厅由总监、督察长、处长、队长、警正、署长、警佐、分队长、巡官、巡长、巡警十一级构成。1913年2月至6月，王士馨担任新成立的京师警察厅第一任总监。

从此以后，京师警察厅快速发展，到张璧任职期间的1924年10月为止，首都警察人员已经达到13192人，设立派出所468处。

11月2日的当天下午五点二十分，冯玉祥单独会见新任京师警察厅第六任总监张璧，听他谈前方具体的战情。显然，这时的张璧在冯玉祥的心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此时的张璧，因为和冯玉祥已经是交情很深的好友了，所以继续担任他的京师警察厅总监的职务。他自然知道他担当的犹如清朝九门提督的这一角色眼下有多么地沉重和艰难！我们可以看出，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前后，张璧的作用和价值是不可忽视的！

   

 

在张璧任职京师警察厅总监期间，他干的两件大事就足以使他青史留名了。

第一件大事是将晚清时期由步军统领的四郊地区管辖，改由京师警察厅直接管辖。这在京师警察厅的管理方面实现了全面收紧权限的策略。这件事情已经被游伯麓写入1944年出版的警察史研究著作《北京警察沿革纪要》一书中。

第二件就是惊天动地的执行冯玉祥的将溥仪驱逐出紫金城的命令。

11月4日下午一点半,张璧来见冯玉祥。

冯玉祥神情严肃地告诉他：“即日请宣统出宫，以免段芝荃来后重生枝节。”这是冯玉祥第一次公开表示要驱逐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出宫，目的是为了对付段祺瑞。

当晚，冯玉祥同黄郛摄政内阁开会，他们首先修订了《清室优待条件》,决定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首都革命”。冯玉祥的理由是：

 

在中华民国的领土内，甚至在中华民国的首都所在地，竟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皇帝的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稍明事理的人，此时无不以留着辫子为可耻。如今留着溥仪，即不啻为中华民国留了一条辫子，可耻孰甚?)且是中外野心家时刻企图利用的祸根。

 

接着，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

一、取消清室优待条件，四百万两优待金立即停付；

二、取消宣统名义，贬溥仪为平民；

三、所有宫殿朝房及京内外清室公地园府，尽皆收归国有，以为公共之用；

四、严惩此次叛逆诸凶，以遏奸邪之复萌。

 

1924年11月4日上午10时，第43团团长韩复榘领兵把守着整个北京城和紫禁城。接着，“国民军以统一军权为名，将驻在清宫及景山内之禁卫军1200人缴械，调驻北苑，听候改编。父亲的第四十三团进驻景山”。

关于这一经过，又见吴瀛《驱逐溥仪出神武门前后》一文中的记载：

 

在这个时候，驻在故宫同景山的守卫兵士，一共有1200多人，隶属京师卫戍司令部。自民国元年(1912)起，就在那里驻扎，可以见得袁世凯也怕溥仪万一逃亡，将要生出无穷的麻烦。但是久而久之，政府当局时时更换，这班士兵却还是袁政府北洋军阀统率时代遗留下来的，他们逐渐忘记了自己的任务，转与清室相亲了。冯系的国民军总司令部为了要执行这样一个任务，反倒要防范这一支政府派遣军，怕他们帮助清室反动。于是总司令部以统一军权名义，在4日上午10点钟，先派员将那一部兵士缴械，调驻北苑改编。清室不知所以，当然着了慌，他们急急地写信给国民军询问，总司令鹿钟麟只得派员说明，完全为了维持治安，别无他意。

 

事后，当事人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如下陈述：

 

政变消息刚传到宫里来，我立刻觉出了情形不对。紫禁城的内城守卫队被国民军缴械，调出了北京城，国民军接替了他们的营地，神武门换上了国民军的岗哨。

 

执行冯玉祥“首都革命”的核心人物——内阁总理·陆军中将黄郛、国民军京师警备总司令·陆军中将鹿钟麟、京师警察厅总监·陆军中将张璧、中法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石曾出场了。

 

 

11月5日上午9时，上述逼宫四人只来了“三剑客”：鹿钟麟、张璧和李石曾携带黄郛的《大总统指令》和《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率领40名警察、20名士兵，来到故宫北门，进入神武门后来到内务府值房，找到内务大臣绍英、耆龄、宝熙、荣源，向他们四人宣布黄郛内阁《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及逊帝溥仪即日迁出故宫的命令。

黄郛的《大总统指令》如下：

 

大总统指令派鹿钟麟、张璧交涉清室优待条件修正事宜，此令。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而《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的具体内容则是：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 
　　第一条、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 
　　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官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绍英等四人表示马上迁出有困难，要求宽限三个月再搬出。

鹿钟麟、张璧则表示坚决不答应。鹿钟麟、张璧主张，现在外面局势动荡，如果今天不搬，明天将马上撤走保卫故宫的军队和警察，甚至威胁说要立即开炮。

绍英等四人又要求七天后搬出和三天后搬出，均遭鹿钟麟、张璧的拒绝。

时间拖延到了中午，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得到消息后匆匆赶来。当他看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后，便力劝溥仪立即出宫，移居后海醇王府。

关于这一经过，当事人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如下陈述：

 

过了中午，经过交涉，父亲进了宫，朱、陈两师傅被放了进来，只有庄士敦被挡在外面。 
　　听说王爷进来了，我马上走出屋子去迎他，看见他走进了宫门口，我立即叫道： 
　　“王爷，这怎么办哪？” 
　　他听见我的叫声，像挨了定身法似的，粘在那里了，既不走近前来，也不回答我的问题，嘴唇哆嗦了好半天，才迸出一句没用的话： 
　　“听，听旨意，听旨意……” 
　　我又急又气，一扭身自己进了屋子。后来据太监告诉我，他听说我在修正条件上签了字，立刻把自己头上的花翎一把揪下来，连帽子一起摔在地上，嘴里嘟囔着说：“完了！完了！这个也甭要了！” 
　　我回到屋里，过了不大功夫，绍英回来了，脸色比刚才更加难看，哆哆嗦嗦地说：“鹿钟麟催啦，说，说再限二十分钟，不然的话，不然的话……景山上就要开炮啦……” 
　　其实鹿钟麟只带了二十名手枪队，可是他这句吓唬人的话非常生效。首先是我岳父荣源吓得跑到御花园，东钻西藏，找了个躲炮弹的地方，再也不肯出来。我看见王公大臣都吓成这副模样，只好赶快答应鹿的要求，决定先到我父亲的家里去。

 

于是，众位晚清大臣开始收拾随身携带的必要行李。

 

 

下午4时10分，溥仪等一行人走出宫。登上停在顺贞门外的五辆汽车。鹿钟麟、李煜瀛乘第一辆车为前导，溥仪、载沣等人乘第二辆，皇后、妾及宫女等乘第三辆，张璧等人乘第四辆，绍英等人乘第五辆，依次驶出神武门，直赴醇王府。

当车到达醇王府门前后，鹿钟麟、张璧二人先下车安排保卫工作。鹿钟麟、张璧二人围在车门前，等待溥仪等人下车。这时，鹿钟麟、张璧二人分别上前和他溥仪行握手礼，并开始交谈。

关于这段谈话内容，当事人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如下陈述：

 

车到北府门口，我下车的时候，鹿钟麟走了过来，这时我才和他见了面。鹿和我握了手，问我： 
　　“溥仪先生，你今后是还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 
　　“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 
　　“好！”

鹿钟麟笑了，说：“那么我就保护你。”

又说：

“现在既是中华民国，同时又有个皇帝称号是不合理的，今后应该以公民的身分好好为国效力。”

张璧还说： 
　　“既是个公民，就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将来也可能被选做大总统呢！” 
　　

同日，以国务院通电的形式予以公布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

 

 

驱逐末代皇帝出宫在中外舆论界和社会上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直到今天学术界对此也是褒贬不一，无法达成共识。但是在当时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社会影响和现实意义，也使张璧等人的政治生涯和名望达到了顶峰。11月11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高度评价了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的行动:

 

前清皇室全体退出旧皇城，自由择居，并将溥仪帝号革除。此举实大快人心，无任佩慰。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可为民国前途贺。

 

而本书作者觉得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既是个公民，就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将来也可能被选做大总统呢！”张璧的这句话十分到位！这是他长期投身革命的结果。在刚刚打倒了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之时，张璧居然最先意识到辛亥革命成功后，作为普通公民的末代皇帝也具有竞选总统的资格！他的公民意识如此超前，这还真让我对他刮目相看！

在张璧等四人逼宫之后，整理和保护故宫文物成了头等大事。

1924年11月8日，临时政府内阁在通电中说:

 

慨自晚清逊位，共和告成，五族人民，咸归平等。曩年优待条件之订，原所以酬谢逊清，然今时势所趋，隐患潜伏，对此情形之政象，竟有不得不量予修正，以卒其德者。诚以北京为政治策源之地，而宫禁又适居都会中心，今名为共和，而首都中心之区，不能树立国旗，依然仍用帝号，中外观国之流，靡不引为笑柄。且闻溥仪秉性聪明，平居恒言愿为民国一公民，不愿为禁宫一废帝；盖其感于新世潮流，时戚戚焉以己身之地位为虞。近自财库空虚，支应不继，竭蹶之痛，益伤其心。故当百政刷新之会，得两方同意，以从事于优待条件之修正。自移居后海后，并愿由军警妥密保护。从兹五族一体，阶级尽除，共和基础，固如磬石。而在溥仪方面，既得自由向学之机，复苏作茧自缚之困，异日造就既深，亦得以公民资格，宣勤民国；用意之深，人所共喻，缅维荩虑，定荷赞同。至于清室财物，业经奉令由国务院聘请公正耆绅，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共组一委员会，将所有物件，分别公私，妥善处置。其应归公有者，拟一一编号，分存于国立图书馆、博物馆中，俾垂久远，而昭大信，并以表彰逊清之遗惠于无穷。恐远道传闻，有违事实，特电布闻，敬祈照察！

 

为了保护故宫文物，从11月7日开始，张璧以京师警察厅总监的身份，多次到醇王府，和绍英等皇室成员协商，从验证物品种类到数量和保存状态。那段时间，张璧在保护和清点故宫文物上作了大量工作。

11月10日，临时政府内阁讨论通过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8条，决定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

故宫博物院保存了当时成立“故宫博物院”的一些原始记载，见下：

 

通过临时董事名单：

 

于右任、王正廷、汪大燮、吴敬恒、

李煜瀛、李祖绅、李仲三、范源濂、

胡若愚、许世英、 梁士诒、庄蕴宽、

鹿钟麟、张璧、张学良、黄郛、

蔡元培、熊希龄、卢永祥、薛笃弼、

严修

 

1924年11月20日，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

该委员会的职责包括:

 

一、清室所管各项财产，先由委员会接收。

二、已接收的各项财产或契据，由委员会暂为保管。

三、在保管的各项财产中，由委员会审查其公私性质，决定收回国有或交还清室。

四、至审查终了，将各项财产分别公私，交付各主管机关及清室之后，委员会即行取消。

五、监察员负纠察职责，如发现委员会团体或个人有不法情事，随时向有关机关举报。

六、委员会办理事项及整理表册清单，随时报告政府并向外公布。

 

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绝大部分都是那时保存下来的。

樊文稷在《民国名人张璧》一文中述：溥仪出宫后，张璧等立即下令封存后宫殿库，并派军警严加保护，防止了宫内太监人等偷窃国家文物，把无数珍宝妥善交予人民，是立有功勋的。

但是，在逼宫行动中出尽了风头的京师警察厅总监张璧，也引来了巨大的反弹！首先，当时就任“中华民国执政”的段祺瑞本人就强烈反对驱逐溥仪出宫的行动。11月24日，段祺瑞上台后，在段祺瑞和张作霖的武力威胁下，冯玉祥宣布下野。11月25日，段祺瑞逼迫内阁总理黄郛辞职。然后，段祺瑞开始考虑更换京师警察厅总监。段祺瑞甚至直接质问他当年的学生张璧，强烈表达他的不满。而无法掌控北京政治全盘运作的冯玉祥，11月28日，他一方面同意了段祺瑞的建议，免去了张璧的京师警察厅总监的职务“调离另任”。另一方面开始约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

于是，陆军中将李寿金取代了张璧的位置，就任京师警察厅第七任总监

当年的12月14日下午二点多，重新拜访西北军司令部的张璧，来见冯玉祥。这时候已经被解除了总司令职务的冯玉祥，就目前的局势问题，请张璧谈谈看法。张璧却对冯玉祥说：“若论私，不应请检阅使下野。若论公，非检阅使下野不能平和大局。”这里所谓的“检阅使”，即1922年出任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这是张璧出面劝说冯玉祥主动下野，交出权力，功成则身退，不然则天下继续大乱。

——冯玉祥对自己老部下和好友的这一建议，除了震惊之外，显然也是失望的。他将张璧的原话罕见地写在日记里，并且在张璧的话后面写下了很长的一段日记，申述自己的多年军旅和政治生涯。不用多说，这时的冯玉祥已深深纠缠在和段祺瑞的政权矛盾中，他本来希望的是张璧可以给他出谋划策，告诉他如何扳倒段祺瑞。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特别信任的老部下，却直言不讳地告诉他：需要下野的是自己。不知道此时冯玉祥是否又想起了当年在他攻打叙州府时张璧在电话中劝他无条件缴械投降的话。总之，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老资格的陆军中将张璧，后来没有成为冯玉祥在军中的“十三太保”和“五虎上将”的原因所在吧。冯玉祥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在政坛上呼风唤雨，怎么可能主动下野呢？！

失去了成为冯系将领的机会，对于张璧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个时期，他的同学商震却出忽意外地转身投靠了阎锡山，成了著名的晋军将领！而他的好友孙岳、鹿钟麟、石友三等人，在这一时期也都成了冯系将领。可见：张璧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是超前的，也是书生气的。就在半年前的5月1日，他还和冯玉祥大谈他在察哈尔任职期间所见所闻的种种公府紊乱现象，现在看来，他的那番话也是很书生气的。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消灭了晚清王朝以后，出现的却是一个军阀政权，而非他理想中的符合孙中山建国理念的民国政府。他将首都政变后的冯玉祥看成了一个有着民主理念和国家利益的军事领导人。而冯玉祥自己认为：“军人有矛盾性方能为军人，即服从命令与独断专行，二者缺一不可。”面对和段祺瑞的内斗，冯玉祥希望自己的部下在军事上服从他的命令，在政治上支持他独断专行。而当时的张璧恰恰却是真正的民国意识很超前的青年军官。

面对军阀混乱的局面，张璧建议他的老上司：革命已经成功，应该交出北京政权，这句特别超前的真心话再次表现出了他的超前意识。这是笔者尤其要大书特书、加以赞美的！从他第一个明确表示给末代皇帝溥仪以竞选总统的资格，到现在他劝说正在权力风头浪尖上的冯玉祥主动下野，我真的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铸造了早年张璧如此超前的公民意识和平等人格思想？

此时此刻，张璧根本没有想到他在京师警察厅总监的位子上仅仅坐了不到一个月！他的雄心勃勃的政治和军事目标，甚至他居然也为刚刚被他赶出宫的末代皇帝都设想好了“既然已经是一个中华民国的一名公民了，你以后自然还有竞选总统的资格”。可是，不到一个月，血腥而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军阀混战，北洋军阀之间的内斗和相互倾轧，彻底击垮了张璧对这场革命正义性的幻想。

从此以后，继续在西北军司令部任职的张璧，已经没有了任何实际权力，他的政治生涯明显地从顶峰开始走向下坡。

1924年年底，因为老母病重去世，张璧向冯玉祥请假，离开西北军司令部，回到老家为丧母丁忧，尅尽孝道。而此时的冯玉祥则已经被段祺瑞安排到张家口特别市，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去了。

1925年12月18日，张璧来到张家口的西北边防督办府。去看望近一年不见的冯玉祥。这次，冯玉祥说非常想听听张璧谈谈对付吴佩孚的具体办法。这次召见意义重大！它证明了冯玉祥和吴佩孚之间斗争的激烈化，以至于冯玉祥再次想起了能干的老部下张璧！不过，张璧这次肯定没有再劝说他下野，但是也没有提出什么可以立竿见影的方法。

当时免去张璧的京师警察厅总监职务时，免职训令上注明是“调离另任”，冯玉祥给他保留了“司令部高级参谋”一个没有工资、只有军饷的职务。1925年底为了沟通冯玉祥的西北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之间的联系，冯玉祥特别设立“国民革命军东北特别委员会”。这时候，他想到了“调离另任”的张璧。于是，处理完丧母后事的张璧接受冯玉祥的派遣，出任新设立的“国民革命军东北特别委员会委员”。《民国军人志》中记载张璧“后作冯之代表参加反蒋活动。曾作冯之驻东北特使”。而笔者在1928年5月18日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加纳总领事致日本田中外相的第80号电报中发现了张璧这一时期的工作是被派往东北军任“国民革命军东北特别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记载，而非“东北军特使”。有些学者主张他此时出任“东北军特使”，其实，“国民革命军东北特别委员会委员”的职位远远高于“东北军特使”。因为，当时张璧手下就配备了三名直接听命于他的青年军官出任“东北军特使”。

根据“国民革命军”这一称号的诞生具体时间：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8月1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辖下各地方军队统一名为“国民革命军”。张璧1925年12月底到天津，受冯玉祥之托开始进行联合张学良的工作，正式身份应该就是上面第80号电报中所记载的“国民革命军东北特别委员会委员”。

在军阀之间相互倾轧的混战时代中，得不到大军阀的支持以后，“失意军人”这一称号成了军事当权者和实力派赠送给张璧等人的最佳头衔。这些“失意军人”不乏有人从此洗心革面，走上革命，成为了著名的开国元勋。也有些人从此意志消沉抽烟狎妓，或沦落成日伪政权的帮凶走狗。张璧属于哪一类，我们且不忙着下结论，在没有出示决定性证据之前，任何结论都是匆忙的、草率的，也是经不起科学验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