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憨人傻事实话》之四——在磨难中成长

  《红灯记》里有一句唱词，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一点不假。大哥文武，比我年长五岁，三弟文治又比我小四岁，所以大哥十岁便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力、母亲的得力助手，农忙时节，下地割麦打捆、棉花地里除草，农闲时也不得闲，主要活路便是砍柴割草。农村穷人过日子，主要是吃、穿二字。吃不仅要有粮食，还得将生的煮熟，这就需要柴草。我家地少，不仅收的粮食很少，柴草也很少；所以吃的不够，烧的也不够。这就要靠农闲时砍柴割草。大哥既勤劳，又聪明，会割柴草，尤其会盘树兜子（树的根部）。树被人锯走以后，树的根部留在地下，有的埋得很深，而且盘根错节，要将它挖出来，不仅要有气力，还要有技巧。我大哥用斧子敲一敲，就知道它的主根在哪里，所以既省力，又快。一个冬天，我家厢房里堆满了柴草，那个小院子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树兜子和别人不愿砍的种种带刺的树。树兜子这玩意，不但火猛而且经烧。有大哥在家，我们家是不会缺柴烧的。

  大哥十五岁那一年便外出谋生去了。竹樵三叔在鄂东有一份差事，要大哥去给他帮忙。为了生存，也为了让男孩出去闯荡，母亲不得不忍痛让十五岁的儿子离家出走。因为母亲知道，在农村只能受穷，出去才有出路。

  大哥外出，我便成了家中的主要男劳力和母亲的主要助手。大哥在家时所做过的活路，我都接了下来，大哥在家时还没来得及做的活路我也得做。大哥离家以后，我家厢房里照样堆满了柴草，小院子里照样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树兜子，缺吃是常有的事，但从来没有缺烧过。

  那时的农村没有自来水，吃水要从水井里挑。说是水井，其实就是一口水塘，只是与村民居住地分开，生活污水不会流淌进去，同时村民相约也都不在水井里洗衣、洗菜，以保持水源的洁净。但由于水井在露天之下，且地势非常低洼，凡天降暴雨，水井同样会受到污染，水质当然很差。但就是这样的水不知养活了我们村多少代人。我们家开始是母亲和养母两人抬水，我村的水井在村的最南端，我们家则住在村的北端，来回一趟很不容易，雨雪天气就更为辛苦。待我长到比水桶稍高一点的时候，就主动要求挑水，先是用小的水桶，盛水不多。后在我一再要求下，母亲从本湾村民黄天德那里买来一对大的水桶。有了这担水桶，不仅可以解决我们全家的饮用水，还可以以此出卖劳力。住在最北端的步文二叔，当时在黄冈县政府当科长，家中没有劳力，王二婶娘找到我母亲，要我为她们家挑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三担，风雨无阻，直到腊月三十，挑完这一年的最后三担水，方可得到一块银元。别看这一块银元不起眼，可我母亲指靠它安排年夜饭哩。所以我大年三十一清早就挑完三担水，拿到钱立即交给母亲，母亲赶着上杨裴集去买过年用的物品。

  农忙季节，我日常必做的一件事是每天磨三升小麦，这是我们全家一天的食粮。头天将小麦淘洗干净、晾干，第二天磨成面粉。磨面粉本是两个人干的活，一个人推磨，另一个人往磨眼里添麦粒。我那时已练就一项本领：自己推磨、自己添麦，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一个上午将三升麦子磨完，再将磨出的面粉合成面团，擀成面条，等母亲从地里干活回来烧火煮面。吃了中午饭，我就跟着母亲下地干活。俗话说，实践出真知，别看我年纪小，平整土地、点麦下种、割麦、锄草，地里的活我样样能干。而且在劳动中懂得了“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道理，地里功夫不到家，收成就要减少，秋后就要饿肚子。所以我干活老老实实，从不偷懒耍滑。我后来遇事都很认真，恐怕是同小时从事农活大有关系的。

  我家不能种水田，但插秧、割谷我也干得很好。插秧、割谷要抢季节，既紧张，又累人。插秧是弯腰的活，插上两天秧，腰都直不起来。割谷则正是盛夏时节，为了避开炎热，都是鸡叫头遍就下田，早餐送到田头，太阳快当顶时才收工吃午饭，在树荫下歇息一会，等太阳偏西再将割好的稻谷收捆挑回，一天忙碌下来，没有人不喊累的。我家不用插秧、割谷，但每逢这个时节，我一天也不得闲，因为村邻都喜欢我干活老实、勤快，都得提前几天就同我母亲说好要我去帮忙。这在农村属于互助性质，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大家都只管饭，没有报酬。村里有位锡山四叔，是位老庄稼把式，对农活非常讲究，一招一式，从不马虎，他对别人干的活看不上眼，即令像插秧、割谷这样赶季节的活，他都是自己做，别人愿意提供无偿的帮助他也谢绝，但唯独要我去他家帮忙。所以每年的这段时间，我几乎是挨家挨户都要帮到，并且因为我家没种水田，我的帮忙是单方面的，完全是尽义务。我家因为买不起耕牛，也买不起犁耙等大型农具，所以种地最困难的是翻耕土地，只有花钱请人代耕，耕一斗地要付一块钱，这对我们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又是必须的开销。自从我能帮助人家插秧、割谷以后，便以这种方式与别人互助，别人帮助我家翻耕土地就再也无需付款了。

  就是正常年景，我家每年都缺口粮。为了弥补口粮的不足，收割小麦时我就拾麦穗，收割稻子时我就拾稻穗，这成了我的一项季节性活路。有一年的夏天，我随养母到沙口夏家墩拾麦穗。那里有位远房亲戚，我们住在她们家。沙口是连通长江的一片湖地，夏天长江涨水，这里的土地全部淹没，居民的住房建在墩子上，所以村名都带个墩字。村民姓什么的多，就叫什么墩，夏家墩就是夏姓人家多。每村十户八户不等，星罗棋布，就像无边洋面上漂着的一只只小船。经过一个汛期的淤积沉淀，秋天退水以后，这里便是一片黑色沃土。撒上麦种，无需耕耘和施肥，春天的麦苗一片葱绿，像无边的大海，微风过处，碧波荡漾，那景象是很迷人的。到了夏天那无边的麦桔、麦穗将大地染成一片金黄，那丰收的景象更是迷人。这时也正是江水上涨的季节，江水在麦熟之前上涨，可以在一夜之间全部淹没，眼见到了手的粮食便全泡了汤。江水如果在麦熟后上涨，那就是大丰收；往往是边收割边涨水，收割麦子就得同江水赛跑，麦地的主人只好雇人抢收，要求速度要快。割麦人动作一毛糙，漏掉的麦穗就多，所以到这里拾麦穗很容易。我和养母白天拾麦穗，晚上用洗衣服的槎板将麦粒搓下来，一天可以拾到好几升麦子。由于地里有水，经毒辣辣的太阳一晒，热气蒸腾，几天下来，我受毒气感染，胯桠里长满了红色的小斑点，奇痒难忍，抓过以后就流黄水，既痒又疼。黄水干了以后，便结成一层壳子，得奓着胯子走路。即令这样，还得奓着胯子继续拾麦穗，直到麦收结束才回来。母亲、养母看我这个样子，心里都十分难过，但没钱给我看病，就用艾蒿叶子煎水洗，也是穷孩子命贱，多洗几次也就好了。

  抗战胜利的那一年，我十二岁，无缘无故生了一种怪病：整个头皮隆起一层，里面全是脓水，沉沉的压在头上，疼的要命。谁也说不清这是什么病，因为摸起来软乎乎的，就叫它“软脚疱”。当时农村里无法治这种病，即便能治，我家吃饭都难，哪有钱给我治病，只有硬撑着，母亲问我痛不痛，我总是说还好。我的忍受力特别强，恐怕就是从小锻炼出来的。后来迪生大叔从浙江回来，李大婶娘见我这个样子，给我一支“消治龙药膏”，说来也真神奇，搽了两次就好了，只是直到现在头顶还是高低不平。

  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我除了努力多干活以外，还尽可能地用自己的劳力换取一点收入。记得是一个深秋时节，迪生大叔外婆家的什么人去世，按照乡村的规矩要送表示悼念的礼品，叫做送“挽幛”。李大婶娘将礼品封好后，放在两个箩筐里，要我替她送去，答应给五毛钱的力资。李大婶娘用消治龙药膏替我治好了“软脚疱”，就是不给力资我也得去。迪生大叔的外婆家姓胡，住在沙口胡家墩，过了五通口还有八里地。现在到五通口去非常方便，坐上大巴不用半个小时便到了。那个时候可不行，五通口是个湖区，离我们家有五、六十里路，没有公路，更没有大巴、中巴，全靠步行。中间要经过百箭堤，也就是长江涨水时通航的地方，秋天水已退尽，周围几十里没有人烟。不是农忙季节我们家是“四日八餐”，一天只吃两顿饭，吃过头餐太阳已快当顶了，动身时大约十一点多了。母亲一再嘱咐我在路上要小心，肚子饿了买点东西吃，快去快回。李大婶娘说太晚了就在她亲戚家里住一夜，当天不要赶回来。我都一一点头答应。五通口的方向我是知道的，那年到沙口拾麦穗就是这个方向，肚子里刚刚塞了些东西，肩上的担子也不算重，脚步比较轻快，所以开始时比较顺利。但俗话说远路无轻担，待走到百箭堤时，就得走一程要歇一阵了。百箭堤是说有百箭之遥，走起来真是好长、好长，走了不到一半天已黑了，那个胡家墩我又没有去过，前面不知还有多远，我那时还是一个孩子，黑夜里独自一人挑着一担东西在这四处没有人烟的地方行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路上又没有了行人，说实话，那时真是害怕极了，真想大哭一场。但开弓哪有回头箭？到了这个时候，怕也没用，哭也没用，只能自己给自己壮胆，硬着头皮往前闯，只想赶快赶到目的地。走着、走着，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了灯光，不由心里一阵狂喜，饿也忘了，累也忘了，脚步也加快了。赶到有灯光的人家一问，原来这里不是我所要找的胡家墩。好在这户人家知道胡家墩，告诉我去胡家墩怎么走。这里的村子都是这个墩、那个墩，看起来没什么区别，连盖的房子都差不多。我还是问了好几个墩，才找到了胡家墩。这里人家不多，很快就找到了迪生大叔的那家亲戚。我把箩筐一放，眼泪差点掉下来了。这家人家很热情，赶紧弄饭给我吃，烧热水给我洗脸洗脚，这一晚我睡得真香。第二天赶回来就比较轻松，母亲问我这一路怎样？我怕母亲难过，尽拣好的说。这年我才十四岁。

  那时的农村，能挣钱的门路实在少得可怜。就连吃盐的钱都要指靠母鸡下蛋，所以能挣个五毛、一块也很不容易。吃菜靠自已种，种什么吃什么，很少买菜。深秋以后到第二年开春，地里能种的只有白菜，而且生长很慢，吃菜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主要靠腌白菜和腌萝卜。白菜品种中有一种“箭杆白”，是专门用来做腌菜的，每家都种。我们家乡的土壤不适宜种萝卜，就得买。这个时候卖萝卜，可以获得蝇头小利。我就贩卖过一次萝卜，我和堂侄学熙相约从新洲挑萝卜回来卖。当时黄冈是个大县，新洲是黄冈县的一个集镇。那里是沙土地，适宜种萝卜，种的人多，价格比较便宜。从我们家到新洲集有七、八十里路，当天要赶回来。为了赶路，我们起了个早床。动身时，母亲另外给了我十个铜板，要我在路上买点东西吃，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别打饿肚，饿着肚子是挑不了重担的。学熙比我大几个月，我叫他侄哥，他叫我毛毛叔。我们叔侄都是第一次去新洲，不知道怎么走。俗话说“鼻子下面是大路”，遇到岔路我们就问。那时的七、八十里路，远不如现在好走，加之边走边问，又多耽搁了一些时间，走到举水河大桥时，太阳已经当顶了，早晨动身时就没有吃饱，现在肚子就咕咕叫了起来。过了桥，路边有个卖油条的。学熙说：毛毛叔，你的肚子饿不饿？我用手摸了摸荷包里的十个铜板，舍不得掏出来，眼睛看着油条咬着牙说：不饿！我问学熙：你饿不饿？学熙也说不饿。我们就不看油条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肚子又咕咕叫了起来，路边却是空荡荡的，这时心里暗自生悔，刚才在桥头买根油条吃了就好了。在一个岔道口，向一位老人问路，老人用手往前面一指，说：那就是新洲。这时，路边卖吃的也多了起来，用手摸摸那十个铜板，仍然舍不得掏出来，在心里对自己说，等买了萝卜回来再买吃的。新洲集外一片萝卜地，就在地头讲价，我们叔侄一人买了八十斤萝卜，萝卜菜是不上秤的，可以免费拿走。我们的担子就不是八十斤，而在百斤以上。挑着萝卜回来，就不像来的时候轻松，已经走了几十里路，累了；大半天没吃一点东西，肚子早饿了；加之肩上压有上百斤的担子，脚步显得特别沉重。出新洲集的时候，就想买点东西吃，摸了摸那十个铜板，实在舍不得花出去，自己安慰自己说：刚刚挑上担子，现在别吃，到了举水桥时买油条吃。就这样离开了新洲集。谁知肚子不争气，老咕咕叫，它一叫腿上就没劲，开始还可走三五里路歇息一次，走一段以后，一两里路就得歇息，再走一段，一里路就得歇两次了。好不容易走到举水桥头，那个卖油条的老汉还在，我们放下扁担，来到老汉跟前，老汉笑嘻嘻地将篮子里的盖布揭开，黄灿灿的油条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香气。老汉问我们要几根？说实话，这个时候一口气可以吃十根，但手触摸到那十个铜板，怎么也舍不得拿出来。我知道，母亲给的这十个铜板来的太不容易了，不忍心就这么轻易地花掉。再坚持一下，这十个铜板就省下了。这么一想，铜板依然留在荷包里，舔舔发干的嘴唇，咽下不多的口水，挑起担子头也不回的走了。走不多远，就有点失悔，因为我们知道错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前面再也没有卖食品的地方，想买也没地方买了，只有硬撑着。而且越往前走天色越暗，肚子也叫得更厉害，浑身无力，腿子发软，走几步就想放下担子歇息。我和学熙互相鼓励，要歇肩也尽量多走几步。就这样走走歇歇，好不容易走到周铺，这里离我们家还有八里地，这时天已完全黑了，我们也实在走不动了。好在学熙的外婆家就在周铺，学熙提出把萝卜寄存在他外婆家，明天再来挑。我说这太好了。学熙的舅妈问我们吃过饭没有？我说我们在路上吃过了，一人喝了一大瓢水，摸黑赶回了家。母亲正等得着急，见我们回来，非常高兴，知道我们还没有吃东西，就赶紧炒饭给我们吃，我和学熙一人吃了五碗饭。当我把十个铜板一个不少交给母亲时，母亲眼圈都湿润了，一再责怪我不该饿着肚子挑那么重的担子，她说这是要伤身子的。就为这，母亲再也不让我到新洲去挑萝卜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