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初
挥墨如初心
出奇地热
请让我假设一个场景。天很热，真的很热，这是希腊的盛夏时节。苏格拉底在雅典碰见一个叫斐德罗的熟人。他们打招呼，然后开始交谈。
斐德罗有点儿激动。他刚刚听了一场令人吃惊的演讲，那是演说家吕西阿斯（Lysias）有关爱欲的演讲。在古希腊人看来，爱欲（eros）不仅是性快感而且是神（厄洛斯）的名字。也就是说，爱欲既有生理因素也有形而上学因素。
苏格拉底说服斐德罗将演讲说给他听听（他的衣服下面藏有一份）。听了整整一上午的演讲之后，斐德罗迫切希望活动活动腿脚，所以苏格拉底同意陪他到城外散步。引人注目的地方是这是柏拉图对话中苏格拉底唯一一次离开雅典城的对话。他不是喜欢大自然的人。对他来说，树木没有什么可学的东西。
其实，天气对这次对话的影响比我知道的柏拉图的其他任何文本都更大。下面是女诗人萨福（Sappho）描述的爱欲热度，
我周身淌着冷汗；一阵阵微颤
透过我的四肢；我的容颜
比冬天草儿还白；眼睛里只看见
死和发疯。（这里借用周煦良的译文---译注）
正如我上文说的，真热啊。
两个男人沿着伊利索斯河（Illisos）走了一阵子。他们都光着脚，走在水里。他们的脸上淌着汗水，于是决定在河岸边一棵梧桐树的阴凉处坐下来休息。这种树在希腊语中叫“普拉塔诺斯”（platanos），意思是宽叶。为这次对话提供阴凉处的是蝉在上面唱歌的冠盖庞大的树，而肩宽背阔的柏拉图(Plato)源于词platus，意思是宽阔。
苏格拉底讲了蝉的故事。因为对缪斯女神感兴趣，蝉在不停地唱歌，吃喝都顾不上而一直唱到死。苏格拉底说，如果蝉受到缪斯的激励，那么哲学家应该受到蝉的激励。哲学家与蝉的区别在于哲学家唱得不好听或唱得不勤快，虽然他们确实活得时间稍长一些。
在河边树下消磨时间，斐德罗说苏格拉底似乎“感到不自在。”离开城市后，苏格拉底似乎把自己留在了身后，成为心不在焉的人。他变得狂喜，确实有点狂热。正如苏格拉底坚持的，爱情或者希腊人所说的爱欲就是疯狂。那是一种狂热。
爱欲是一种力量
爱欲是什么？更具体地说，哲学和哲学家的爱欲是什么？我们通常理解的爱欲是一种促成性爱的力量，但是我们或许猜想爱欲是否也成为促成哲学的力量，一种超越自我朝向灵魂喜欢的方向的即苏格拉底所说的神力量，或促使哲学家离开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洞穴的力量。当然，我们完全不清楚洞穴中的第一个囚徒是如何解放自己的。他解放了其他人，但谁解放了他呢？文本中没有解释这一点。或许爱欲是充满生命力的，是塑造哲学的原始力量，是促成哲学家摆脱洞穴走到阳光下的力量。
确实特别的是自由的前提条件就是驱动力：冲动和必要性。没有任何条件的自由似乎是与之相反的条件的制约。爱欲在让哲学成为可能的同时也让哲学家的自由从内到外从前到后颠倒过来。非常好玩的是，或许完全是个巧合，今年即2013年如果从背后倒着看，拼写起来简直就是爱欲（eros）。或许爱欲就只能从背后看，就像对话一样它是非直接的交流。
哲学的最初场景
但是我们该如何理解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出现的爱欲的本质呢？这里我们接触到本次对话的核心秘密。因为它看起来涉及到两个独特的话题：爱欲和修辞。我的想法很简单：我试图显示爱欲和修辞的双主题实际上是同一个，它们帮助解释了苏格拉底称之为哲学的特殊话语形式。
在古希腊人看来，激情和情感之间就像爱欲和修辞一样显然存在密切的联系。只要回顾一下亚里士多德对情感的讨论是在“修辞”中进行的就明白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情感与修辞联系在一起，因为它能够影响判断，影响词的法律、道德或者政治意义。
当然，在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能够挑动人们强烈情感的两群人是悲剧诗人和诡辩家。让我们只是说苏格拉底与这两种人的关系都不大好。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激发起人们的同情和恐惧等情感，从而引起情感宣泄，这被理解为净化或纯洁化。诡辩家则利用情感和修辞之间的联系以便讲授劝说别人的谈话艺术，而这正是法律和诉讼行业的最核心技能。古代雅典是热衷诉讼之地，但是没有律师。因此，人们（男人）必须学会为自己辩护，而诡辩家就为那些有钱人讲授如何为自己辩护。
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和这种无能如何成为定义哲学家的标准，反复出现在一个又一个对话中，显然出现在“申辩篇”，但在“泰阿泰德篇”（Theatetus）中特别有力量，笔者曾在《哲人之石》2010年的第一次栏目中谈到过(该文的中文“哲学家是什么”，请参阅《光明网》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10-05/21/content_1127447.htm ---译注)。哲学家被描述为妇女或者就像掉到井里的泰勒斯（Thales）那样的傻瓜，因为他专注地仰望星空。这就是为什么聪明的色雷斯（Thracian）女仆要嘲笑泰勒斯的原因。哲学家常常被拿来与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的诡计多端的公民形成对比。虽然后者在法庭上擅长争分夺秒地讲话（沙漏（klepsydra）或者字面意思就是偷时间的水钟），而哲学家没有时间概念，显得很悠闲，他们不会高效地使用时间。哲学家在法庭上无法有效地为自己辩护直接导致了被判有罪并被处决。苏格拉底就是因为无法为自己辩护而最终被毒死的。
这是哲学的最初场景。苏格拉底是悲剧英雄，他的死将戏剧从阿克罗波利斯（the Acropolis）南坡上的狄俄尼索斯剧场的舞台上赶下来进入雅典城的中心。为了理解这些事，我们必须明白哲学与民主之间没有明显的历史结盟。杀死苏格拉底（其合理性是令人高度怀疑的），雅典民主受到了控诉。
斐德罗是谁？
从那时到现在，哲学的主要问题一直是真正的演说如何可能？即拒绝坏修辞和诡辩术的腐蚀性影响的演说。这让我们返回到“斐德罗篇。”该对话的目的是在根本没有哲学头脑的斐德罗身上激发一种情感，尤其是哲学的爱欲。
至于斐德罗的身份，我们必须诚实。这家伙是谁？他不是苏格拉底在“高尔吉亚篇”（Gorgias）中发现的卡利克里斯（Callicles）或《理想国》中发现的色拉叙马库斯（Thrasymachus）那样的对手，脾气坏、容易发怒、聪明异常，更不是“智者篇”（The Sophist）中那个依靠令人吃惊的辩论能力把苏格拉底驳得哑口无言的聪明异常的陌生人。
斐德罗是个更单纯的人。我们可以把他定义为活着是为了获得听演讲的乐趣的人，就像当今那些忍不住喜欢观看TED演讲的人。所以苏格拉底给他这种快乐一方面是令他开心一方面也是想说服他。他们谈话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实际上，单是苏格拉底第二次有关爱欲的演讲的长度就令我们怀疑，因为我们从其他地方得知苏格拉底讨厌长篇演讲，即便是最雄辩的演说家的演讲。为什么苏格拉底要做他讨厌做的事呢？
我并不是暗示斐德罗是个蠢人，但他或许不是雅典最聪明的人（应该承认一个城市肯定有很多聪明人）。似乎有很多事实他并没有意识到，而且常常忘记苏格拉底的论证，需要不断地有人提醒。他曾经说“似乎是的，但是请你再次提醒我怎么论述到这里的。”这恰恰就出现在讨论回顾和提醒的时候，在讨论记忆时，斐德罗忘记了论证的内容。明白了吧？
苏格拉底在对话中非常明显的和展开论述的讽刺篇的大部分斐德罗似乎都没有搞明白。斐德罗偶尔还会蹦出一句“苏格拉底，你擅长编造有关埃及的故事，或任何你想去的地方的故事。”斐德罗是个好人，但是有点儿笨。
引导灵魂：坏修辞和好修辞
修辞被诡辩家高尔吉亚定义为诱惑听者的灵魂。但是苏格拉底更进一步将修辞定义为他所说的通过话语赢得别人心灵的艺术（techne psychagogia），带领和引导灵魂的艺术，一种令听者着迷并控制其灵魂的诱惑。当然，这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批评悲剧时用的恰恰也是这些术语，诗人不被允许进入井然有序的哲学之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苏格拉底在《斐德罗》中的演讲恰恰是引导心灵的诱惑艺术。喜爱演讲的斐德罗完全被迷住了。他的灵魂被苏格拉底成功地施了魔法。这次对话让斐德罗爱上了哲学，喜爱哲学思辨了。
现在，从肤浅的阅读来看，爱欲问题在“斐德罗”的第二部分似乎消失了。但是这是欺骗性的，因为吕西亚斯有关爱欲的第二篇演说的修辞辩论导致了对有艺术性的或真正的演说的定义。对话的高潮就是下面这个定义，即哲学家是真正的热爱真理者或真理爱好者，斐德罗彻底被苏格拉底说服了。
“斐德罗篇”的意图因此是说服斐德罗，仅此而已。正如亚历山大·尼哈马斯（Alexander Nehemas）令人信服地建议的，此篇对话的目的是把斐德罗心中对哲学的爱的火焰煽动起来，赋予其区分好修辞和坏修辞的能力，即吕西亚斯的演讲和苏格拉底第一篇演讲中的坏修辞和苏格拉底第二篇演讲的真修辞，随后分析了对话的第二部分。
这对于哲学对话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这引导我们把每次对话都看作单一性的，正如对话的适当标题所显示的那样。难怪这次对话在希腊语中被称为“斐德罗”（Phaidros）。这次对话是针对一个具体的人，即名叫斐德罗的对话者。苏格拉底来到斐德罗的场地与他相见（甚至赤脚与他并排走在乡间），并将哲学的爱欲带给了他。对话使用了他的话语，按他对演讲的重要性的过高评价，即接受他的偏爱、他的偏见、他的价值观，然后慢慢地把他对演讲的喜爱变成对哲学的承诺。
哲学对话的目的
哲学是针对特定和现有的他者，而不是某个特定美德或罪恶的空洞化身（这是后世哲学家如伯克利和休谟对话的错误，这些对话显得莫名其妙地不自然和笨拙）。对话是用他人可理解和接受的说法说服他人的企图，无论他们相信什么。否则，哲学就是用概念、体系和怪异的术语建造空楼阁，无法进入像斐德罗这样无哲学头脑的人的心里。
在哲学上，我们必须在他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考虑他人的感受，使用其术语缓慢地、谨慎地、幽默地说服他们。苏格拉底没有说他觉得吕西亚斯的演讲多么糟糕，他不该这么说的。那将意味着对话的失败，我们应该注意到柏拉图式的对话有时候的确失败了。比如卡利克里斯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苏格拉底的问答游戏，“高尔吉亚篇”最后其实是苏格拉底疯狂的独白而已。苏格拉底并不总是成功。
但是“斐德罗篇”成功了，苏格拉底彻底说服了对话者。我们或许想说哲学对话更像心理治疗中的案例，它有时候也会失败。但是，“斐德罗”这个案例毫无疑问具有普遍意义，因而值得称道，不过，每次对话都是单一的具体的案例。
哲学是一种表演
苏格拉底具体化了修辞要成为能够产生爱欲的哲学修辞所必须满足的条件。如果修辞是引导心灵的艺术，那么哲学修辞就必须建立在对各种灵魂的本质有所认识的基础之上，对不同的灵魂应该采用的演讲。
苏格拉底继续说，请认真听他的话：
在遇见一个人的时候，要能够辨别出他是什么样的人，要弄清楚站在面前的人的实际性格如何，现在必须使用某种演讲以某种特别的方式获得他对某个议题的看法。在了解到所有这些之后，也只有到了这时，才能最终很好地彻底掌握这门艺术。
当然，这是对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中所处情景的近乎完美的评论。他不得不让演讲面对“实际上站在他面前的人”。也就是说，苏格拉底在与斐德罗说话时应该使用人家接受的术语“以便了解他的看法。”他必须用适当的方式在适当的时间对他面前的人说出适当的话。
对“斐德罗篇”的反思令人吃惊。它不仅文笔优美，而且在文章最后还谴责了写作本身。这也是在对话中将真正哲学修辞理论化的条件的自我演出。作为自相矛盾的对立面，“斐德罗篇”是哲学的表演性的自我演出。
如果爱欲是塑造哲学家的力量，那么修辞是哲学家说服非哲学家接受哲学爱欲，成为热爱真理的人的艺术。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放弃修辞艺术或讲授该艺术的诡辩术，虽然其做法是错误的。哲学要使用真修辞反对假修辞。
“斐德罗篇”的话题是修辞，是真修辞。其意图是显示可证实的爱欲既是真修辞的话题也受真修辞的制约，这与苏格拉底批评的雅典人当时盛行的那种男色关系正好相反。哲学的爱欲是修辞的影响力，即具有说服力的语言的影响力。哲学在表达显而易见的东西时有时候成功，有时候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