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在部队大院。爸爸姜洪齐是部队干部,平时沉默寡言。妈妈高阳性格开朗大方,年轻时喜欢舞蹈和音乐。很多人都觉得我长大了应该从军,但我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影视艺术。1984年,我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
经历过多年的情感沉浮,我渐渐觉得爱情像演员进入扮演的角色一样,是一种瞬间的激情,而婚姻需要更温和的情感。我知道,我需要一个能让自己内心安静的女人做太太。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在北京一次文化活动中遇到长得高挑的桑德林,而且被她打动了。桑德林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巴黎大学的人类学博士,20世纪90年代初到北京研究中国道教文化的女学者。她身上的学者气,以及浓郁的法国文化风情和东方式的贤淑,让我漂浮的感情瞬间落了地。1997年的一个普通日子,我们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结婚后,桑德林很少外出工作,大多在家潜心研究学问。
1998年,我正在河北迁西县赶拍《鬼子来了》的一场重头戏,忽然接到桑德林的电话,说我爸爸必须在北京动手术。爸爸治病的那段时间,基本上是由桑德林照顾他,但做手术需要我去医院签字。我连夜开车回北京,作为儿子和丈夫,我应该给他们安全感。在幸福的期待中,我迎来了女儿姜一朗的降生。女儿的名字,是我在法国一家露天咖啡馆里想好的。女儿还在襁褓中时,我满怀喜悦地为她洗澡、换尿布和喂牛奶、喂水,亲历亲为那些作为父亲应该经历的养育过程。天资聪明的一朗不到1岁就会把录音带放进录音机里听音乐,我常常望着她,内心有说不出的感动。
从1999年开始,我让桑德林带一朗回法国居住,这样可以让一朗接受法国文化教育。我常常飞到法国去看望她们,在巴黎住上一段时间,而她们母女俩有时候也飞到北京来住一段时间。一朗从小就会说法语和汉语,偶尔会纠正母亲的汉语,但更多的是纠正我这个父亲不太灵光的法语。不管在怎样的情况下,我和桑德林几乎每天都通一次电话,聊聊一朗的事情。
2000年5月,我带着《鬼子来了》参加法国戛纳电影节,事前并没告诉桑德林和一朗母女俩。我骤然出现在法国家门口的那一刻,她们惊喜不已。我带着桑德林和一朗参加了戛纳难忘的电影盛会,充分享受天伦之乐与《鬼子来了》获奖的喜悦。桑德林充当我的贴身翻译,陪我一起走过红地毯,一起上台领奖。平时我拍戏很忙,多亏有桑德林。她是很耐心、很细致的母亲,常常给一朗买故事书讲故事。一个阿姨给一朗买了只小鸟,一朗就给小鸟讲故事。女儿有一本故事书,妈妈怎么给她讲的,她就怎么讲给小鸟听。一朗的语言表达能力特别棒,而且中文、法文都会讲。她还喜欢给小鸟晒太阳。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巴黎,只要我有时间,就会带女儿去参加一些活动。那年一朗3岁,我带她出去玩,回来的路上,我突然心血来潮假装迷路了,没想到一朗竟然安慰我说:“爸爸,不要紧。你不要着急。”这么一丁点大的孩子就会安慰别人,这让我觉得十分幸福。
一朗从小很依恋我,知道爸爸是拍电影的后,常嚷着要看我拍的电影。可我的片子很多都是打打杀杀或者表达沉重压抑情感的,不适合她的年龄。有一次,一朗非要看《鬼子来了》不可,我不让她看,她就急了,说:“这里头有爸爸,我想看看爸爸。”一朗觉得《鬼子来了》里的唐山话很亲切,因为那是爷爷奶奶说的话。一朗和爷爷奶奶的关系很亲,孙子辈总是老人的安慰。一朗爱给家里人变魔术,逗大家开心。每当这时,我和桑德林总是用鼓励和欣慰的目光看着她。随着年龄增长,一朗越长越漂亮,个子很高,眉毛很浓,看起来十分可爱。我开始称她为“姜美人”。
“姜美人”遗传了我和桑德林的优点,比同龄孩子更有主见、有思想。早晨起床,她自己挑选衣服,颜色样式的搭配由她做主。她还编出自己喜爱的发型,然后照照镜子,感到满意了才上学去。我带她外出就餐,她要自己点菜,而且不想迁就我。有时候,她会用一大堆词语来说服我这个当爸爸的减少对她的约束,我也只好对“姜美人”温柔地“折服”。我演话剧时,一朗跟着桑德林去看,一坐就是三小时,挺专心的,像可爱的“小淑女”。即使再着急上火,在一朗面前,我也会变得极其温柔。我喜欢陪女儿疯,陪女儿闹,有时候还爱装死逗女儿。
为了让女儿开心,我不知道装死过多少回。打电话的时候,我常常很认真地请求一朗唱首歌给我听,一朗唱完了,我会很认真地说“谢谢”,一朗也会很认真地表示“不用谢”。一朗让我明白了我只不过是生命的一瞬间,是血脉的一环。教育孩子,我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只希望女儿比我好一点,尽我所能让她有安全感一点、舒服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