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断紫禁城
大清国最耀眼的政治明星最终没能镶嵌到权力的天幕上，最后一步功亏一篑——湖广总督张之洞没能在那个多事之秋走进帝国的权力中枢。
1898年4月23日，农历戊戌年闰三月初三。随着滴滴答答的电流，一道“电旨”（电报发送的圣旨）传到了武昌：
“奉旨：张之洞着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湖广总督着谭继洵兼署。钦此。”
奉诏入京，并且被安排了继任人，但凡对大清国官场规矩略有了解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一信号的含义，不是将被“双规”，就是将被提拔。而政绩卓异、如日中天的张之洞，显然是正处于上升通道的“绩优股”。
对于61岁的张之洞来说，这当然是他梦寐以求许久的机会。从1881年出任山西巡抚至今，张之洞已经在封疆大吏的位置上干了17年了。但凡封疆大吏，有谁不期望着能入军机、进中央呢？督抚虽然起居八座、尊贵无比，但毕竟仍是地方干部。而帝辇之下，虽然可能伴君如伴虎，毕竟那是跻身国家领导人之列，位极人臣，是每个官员的终极理想。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张之洞谋划了很久。如今，机会到来时，张之洞却感觉到了那个诱人山芋的烫手——此时，北京城内风云诡谲，一场日后被称为“戊戌变法”的操切改革，及一场被成为“戊戌政变”的流血事件，都在酝酿之中。张之洞敏锐的政治嗅觉，让他感觉到了这或许只是一次“危机”而已——“机”中有“危”，何去何从呢？
跑官流水线
刘学询、王之春和连仲三的组合，效果不错。不久，荣禄表态，从中央层面给予张之洞极高评价，但也透露了极为重要的信息：翁同龢并不希望张之洞进入中央班子。
张之洞一直在悄悄运作，试图早日敲开中央的大门。当然，这一切，在正史中尤其是张之洞本人的来往函电中，毫无踪迹可查——如果连这类事情都给后世落下证据，那张之洞这几十年的宦海浮沉和17年的封疆大吏，算是白混了。
为后人留下旁证的，是翰林院的蔡金台。蔡是江西德化人，1886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5年后曾出任甘肃学政。1898年11月8日，也即戊戌政变之后约两个月，蔡金台写给江西德化老乡、时任驻日本公使李盛铎一封信。从这封信中可知，为张之洞谋求进入中央而操盘的，有三个人：刘学询、王之春和连仲三。
最主要的操盘手刘学询，时年43岁，是广东赌王。
刘学询不是一般的企业家，他原就是机关干部出身，半途下海经营博彩行业，很快就成为大清国先富起来的一群人中佼佼者，人称“刘三国”，即“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杭州西湖边的著名刘庄，就是他的产业。
记录下刘学询“怂恿”张之洞“图军机”的蔡金台，与刘学询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是“同年”，同在1881年考中进士，在讲究同学互助的大清官场，这种关系一般等于是战略同盟。何况，他们确实走得相当近。
蔡金台说刘学询“怂恿”张之洞谋取军机之职。“怂恿”，自然不能口惠而实不至，在当官的道路上积极要求进步，张之洞哪里还需要他人的鼓动，他实际更需要的是刘学询的资助。
张之洞号称“钱屠”，以能花钱、敢花钱著称，与“民屠”（杀民如屠）袁世凯、“官屠”（弹劾官员如屠）岑春煊并称“三屠”。但张之洞是清官，金山银海过手后，据说愣是两袖清风。可这样一个清官，却一下子掏出了1000两白花花的银子（相当于今日20万元人民币），给了连仲三的哥哥，而且还承诺给连仲三安排个好位置。显然，如果张之洞果真是个清官的话，这笔跑官经费，只能是刘学询资助的“政治献金”了。
在蔡金台的信中，这条跑官流水线的第二个关键人物，就是王之春。
王之春是湖南人，无论是攀老乡还是攀师生，都和张之洞扯不上线，他只是张之洞在广东时的下属。但是，比老乡和师生都更关键的是，王之春在官场上的关键“进步”，都是张之洞一手提拔的——张之洞将他从厅局级的“雷琼道”，提拔为副省级的臬司。这种知遇之恩，足以令王成为张派人马。
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不久，湖北藩司的位置空了出来。藩司掌管省级财政，是从二品，其地位较掌管司法的正三品臬司更为重要。张之洞此时又选择了王之春，将其从广东臬司的位置上，调任湖北藩司。这一方面是栽培王之春，另一方面也是要借助王在广东积累的改革开放经验，希望能拉动地处内地的湖北的改革。
有意思的是，此时广东藩司的位置也将空缺，于是，张之洞又同时插手了广东的藩台人选，向中央推荐了湖北臬司成允。成允是军机处的现任领班大臣、礼亲王世铎的远亲，而且广东毕竟还是比湖北发达，“缺”也更肥，张之洞此举无疑将大大示好于世铎，也确保了王之春能够顺利调任。至于成允腾出来的湖北臬司位置，张之洞则准备安排正在北京赋闲的原浙江按察使陈宝箴。
这是一举五得的事情：1.提拔王之春，巩固“子弟兵”；2.提拔成允，示好礼亲王；3.提拔陈宝箴，而且是雪里送炭，等于新增一员干将；4.确保了湖北的两大助手藩司和臬司都是“自己人”，加上一个极好相处的二把手、湖北巡抚谭继洵，湖北就彻底成了张之洞的天下；5.加强了张之洞在鄂、粤两省及北京的影响力。
王之春作为铁杆的“张派人马”，如今掌管一省财政（按规定藩司是户部的派出机构，归中央垂直领导），这在张之洞无论是需要投资做政绩，还是跑“部”“钱”进时，都大有裨益。
至于连仲三，被张之洞和刘学询选中，成为到中央公关的具体操盘手，主攻荣禄。“连仲三”究竟何许人也？这首先要介绍“军机章京”连文冲。连文冲是杭州人，进士出身，本职是户部郎中，考入军机处，分在汉二班，地位仅次于“达拉密”，深得荣禄的赏识，是很有实权的“大秘”，以至于有笔记说：“时当国者为荣禄，荣不学无术，诏令批摺，一切委连文冲。”连刘坤一这样的封疆大吏要调动工作，都要走他的门路，可见“秘书专政”的强悍。连文冲文笔甚好，庚子年时慈禧太后对列国宣战的诏书，文辞灿烂，就是出于他的手笔，据说那封伪造的列强要求太后彻底退休的“最后通牒”，也是他的大作，以至于八国联军非要将他也列入战犯名单。
通过连文冲走荣禄的路子，这是找对了庙门的。
而“连仲三”正是“大秘”连文冲之弟，张之洞通过连仲三给“其兄”连文冲送了巨款，又给连仲三“许以美差”。
刘学询、王之春和连仲三的组合，效果不错。不久，荣禄表态说：“南皮（张之洞）公忠可敬，无如常熟（翁同龢）一手遮天。”这既是来自中央层面的极高评价，也透露了极为重要的信息：翁同龢并不希望张之洞进入中央班子，而作为光绪皇帝的师傅，翁的说话分量还是很重。
同时，荣禄也表示说：“两邸皆病不治事，容当缓图。”“两邸”，就是“恭邸”（恭亲王）奕?，和“庆邸”（庆亲王）奕劻。恭亲王当时的确是病重，并在不久后去世，当光绪皇帝前往探病的时候，恭亲王的政治遗言是两条：一是担忧“小人”们借改革之名乱政，要光绪皇帝远离“广东举人”，二是痛责翁同龢误国，翁才是甲午惨败的罪魁。至于庆亲王的“病”，估计还是“心病”为主——在朝局并不明朗的前提下，这位并非近支的王爷只能生病，以回避艰难的政治站队。
上层的心思
军机处、内阁、总理衙门等中枢部门中，大臣不是碌碌无为，就是权争剧烈，根本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外交内政局面。剩下的也只有张之洞、刘坤一等少数地方干部。
史学家邓之诚在收录蔡金台的信后，点评说：“张之洞戊戌春间由徐桐专折奏保，命来京陛见，后由刘学询画策，因王之春、连文冲以通于荣禄，谋入军机，事为翁同龢所阻。即荣所谓常熟一掌遮天是也。荣、翁之不相能，翁之逐，荣与有力。于此征之益信。”
这段按语，比诸蔡金台的信，揭示了更多的高层权力斗争，涉及了荣禄、徐桐、翁同龢等重量级人物。孜孜以求进步的张之洞，虽然远在武昌，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踩进了北京的旋涡之中。
建议中央起用张之洞的，是同治皇帝的师傅、主管中央组织工作（“吏部”）的大学士徐桐。这位79岁的老干部，在光绪皇帝电召张之洞进京前4天（4月19日），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在分析了“俄、德两国日益恣横”、“英、法各国群起效尤，或相争竞，皆为我切肤之患”等大局后，提出“此正求贤共治之秋，而并非万无可为之日也。”
在这份报告中，徐桐建议将张召到北京咨询，并对张之洞“洞悉洋情”、“折冲御侮”的能力大为赞赏，徐桐掌管组织部门，其用意十分明显。
徐桐举荐张之洞的背后，有着两股大的推力。
一是内忧外患激烈。此时，李鸿章早已靠边站，掌舵的恭亲王奕?病重，军机处、内阁、总理衙门等中枢部门中，大臣不是碌碌无为，就是权争剧烈，根本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外交内政局面。剩下的也只有张之洞、刘坤一等少数地方干部，堪称既有大局观，又有丰富的政治经验。
二是后来名列“戊戌六君子”的杨锐和刘光第的幕后运作。
时年39岁的刑部主事刘光第，进士及第时，考官是徐桐，因此算是徐桐的正牌门生，而张之洞也担任过刘的家乡四川的学政，两人交情不浅。在上一年（1897）张之洞六十大寿时，刘光第代表在京的川籍官员，写了篇激情洋溢的贺寿颂词《湖广总督张公六十寿序》，将张之洞比作周召公、卫武公、仲山甫，评价极高，深得张之洞欢心。刘光第在写给其族弟的家信中，承认这篇文章的意图，是“欲其（张之洞）入京来作军机大臣，吁谟远猷，匡诲吾君。”
刘光第的好友、41岁的杨锐，与张之洞的关系则更为亲密。早在张之洞主持四川学政时，就将杨锐延请到他的幕府之中，成为相当重要的幕僚。后来，张之洞推荐杨锐到北京任职，成为张之洞的“坐京”——驻京办事处的主任，在张之洞权力架构中的地位十分关键，甚至杨锐之兄在戊戌年去世后，张之洞都不同意他请假回乡奔丧。
在戊戌年的关键时刻，杨锐要为张之洞老师“更上一层楼”而运作，他以徐桐名义代为起草了推荐张之洞的报告，然后找到好友刘光第，通过刘递交给了徐桐。
杨锐此举，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张之洞的授意呢？
在杨锐门人黄尚毅所著的《杨叔峤先生事略》中说，杨锐此举，是受到了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日后的民国大总统）的影响。徐世昌给杨锐写信，说日本伊藤博文来华，而李鸿章坐困，“欲求抵御之策，非得南皮（张之洞）入政府不可”。
而从张之洞的档案看，杨锐此举似乎并没有张之洞的授意，而是他主动为之。因为，在张之洞接到入京“电旨”后的第三、四天（4 月25、26 日），曾两度急电杨锐，一是打听背景消息，如“此次入觐，两宫意若何？政府有何议？”“原奏究何措施？”二是认为“此行于时局毫无益处”，甚至提出了“瞻觐后即乞罢”（入京觐见后就要退休了）的悲观论调。他要求杨锐回电时务必加“急”字，以便及时沟通，急迫之情，溢于言表。
而就在张之洞狐疑之际，4月28日，光绪皇帝又发出了第二封电报，要求张之洞立即进京，“毋得迟滞”。张之洞还想再摸摸底，于4月29日致电总理衙门，表示手头工作多，总要“大约十数日”后才能动身，中央“既有垂询时间，如有急办而可宣示者，可否先为谕知一二条，以便随时豫为筹拟上陈。”这等于是赤裸裸的试探了。
5月1日，光绪皇帝再度来电，口气就不那么和气了：“前谕该督（张之洞）迅速来京陛见，自当闻命即行，何得托故迁延，致稽时日。至面询事件，岂有豫为宣播之理？所奏毋庸议。钦此。”至此，张之洞不敢怠慢，一边立即动身，一边临时抱佛脚，向正在俄罗斯首都彼得堡的前驻德公使许景澄讨教国际局势。在经过南京时，张之洞还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进行了密谈。5月15日，张之洞终于抵达上海，准备在此换海轮北上。
对张之洞在戊戌年的活动，学者茅海建等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认为张之洞召京之事出于杨锐、杨深秀的主动，而不是张之洞本人的授意，加上北京此时的水很浑，敏锐的张之洞不愿意蹚浑水，因此，对召京之事相当冷淡。
从正史所公开的材料看，张之洞对召京之事似乎极为冷淡，这与蔡金台私信中的揭露，有天壤之别。为什么？
结合邓之诚所收录的蔡金台私信，合理的推测应该是：
第一，既然“追求上进”是中国官场甚至任何官场的天然选择，张之洞谋入军机、再上一层楼，是十分正常的。
第二，从上文的各种分析看，实际上有两套班子在为张之洞运作，一是“驻京办主任”杨锐，这条线是明线，工作性质也与各省的其他驻京办一样，主要是刺探政情。张之洞极有可能没有让杨锐与闻“跑官”的内幕，因此，杨锐只是根据自己对局势的判断，而主动开启了徐桐这条线；二是刘学询、王之春、连仲三这条线，通过连文冲的关系，勾兑荣禄，这条是暗线，做的全是秘密工作。而蔡金台因为是刘学询的密友，共同参与了极多的机密，而得悉此种内情。
第三，正因为徐桐的荐举是张之洞“计划外”的，在北京局势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张之洞自然疑虑重重，多方摸底——他不是不想进京，而是要搞清为什么是“他们让我进京”。
坎坷进京路
不久，朝局再度变化，北京的“坑”被迅速填满了，似乎没有给张之洞这根“大萝卜”留出位置，他也就只好继续扎根湖北。
就在此时，张之洞后院起火了。
5月8日晚，张之洞刚刚离开武昌不久，湖北沙市出事了。
一位湖南籍的面馆工人，在沙市招商局门前随地小便，与招商局更夫发生冲突，被更夫用扁担打伤，激起湘人愤怒，次日，集体赶到洋关验货厂门口小便示威，遭到再度阻拦。“湘人倏即聚众，登时放火将税司洋务、关署、招商局及日本领事公寓住宅焚毁，并阻水龙不许往救……”（张之洞发给中央的事件报告）
这其实只是一起本该归城管处理的卫生事件，却因为掺杂了湘鄂两省人的地域冲突，及民间对国企、外国人的不满，星星之火迅速燎原起来。根据江海关沙市税务司、英国人牛曼的报告，财产损失应该高达10万两（相当如今2000万元人民币），史称“沙市事件”或“火烧洋码头”事件。
5月11日，张之洞的座舰还没到达上海，荆州将军祥亨的报急电报就飞到了中央。驻日公使裕庚也发来电报：“日因沙市领事馆案，派兵船两只来华。”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于5月15日电令刚到上海的张之洞，立即返回湖北，“俟此案办竣，地方安静，再行来京。”
张之洞则致电自己安插在北京的那些“坐京”们：“接鄂电，沙市现已无事，谭（代理总督谭继洵）已屡奏。我到京于时局无益，回鄂甚愿，沪上有要事，两三天后即回鄂。日来都下系何情形，鉴园（恭亲王，鉴园是其住地）病如何？速覆。”
张之洞发给“坐京”们的这封电报，可以间接推导：1.张之洞谋入军机，主线就是刘学询那边的“暗线”；2.北京的局势的确复杂，即便在和刘坤一长谈后，张之洞仍要在上海这个大清国唯一的国际大都市中多探探风。张之洞当然不愿意他的进京之路，被遥远沙市的一泡不合时宜的尿所浇灭，他准备在上海继续观望。其实，如果他真的不想进京被咨询，此时大可立即回湖北去，不必逗留。
但是，他的“坐京”们集体给他回了紧急密电，建议他“既奉旨，祈速回鄂，迟必有谣言。回鄂日期速电奏。事毕速请旨，令来京否？”显然，“坐京”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张之洞入京的事情大起变化。
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针对张之洞的事件，令“坐京”们如此惊慌，甚至担心“迟必有谣言”？正史中自然不会有如此具体而敏感的资料。
能够作为依据的，一是前文所列的蔡金台私信引的荣禄之语：“南皮（张之洞）公忠可敬，无如常熟（翁同龢）一手遮天，两邸皆病不治事，容当缓图。”
二是杨锐于8月写给张之洞的一封信，信中明确说：“公入对之举，前沮于常熟，昨日之电，则出刚（刚毅）意。何小人之必不能容君子耶？”
这两份信件，都将阻止张之洞入京的黑手，指向了翁同龢。
张之洞返回湖北没几天，5月29日恭亲王去世，死前留下遗言，告诫光绪皇帝，认为翁同龢祸国殃民。6月11日，中央发布变法诏书，开始了“戊戌变法”。6月15日，翁同龢被突然“双开”，送回了常熟老家。这是戊戌年众多扑朔迷离的怪事之一。一直以来史家对此的解释，都是归因于慈禧为首的“后党”与光绪为首的“帝党”进行权力斗争，慈禧将翁同龢清除出中央，以削弱光绪的力量。近年更多的证据表明，正是光绪皇帝本人不满于这位“居心叵测，并及怙权”的老师，而亲自下旨令老师下岗的。
不久，朝局再度变化，王文韶、裕禄调任军机处，荣禄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北京的“坑”被迅速填满了，似乎没有给张之洞这根“大萝卜”留出位置，他也就只好继续扎根湖北。
不过，这一年所发生的一切，证明了张之洞的政治敏感性的确过人。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张之洞在坚持改革实践的同时，及时地写出了一本《劝学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在改革的同时要坚持正确的政治领导。这本书令其成功地划清了与康有为等所谓变法派的界限，无论戊戌变法中，还是戊戌政变后，都成为中央力推的干部教育教材。
在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提拔了四名年轻的军机章京，组建了一个小型的“中央改革领导小组”。其中，与张之洞关系极为密切的杨锐、刘光第皆在其列，其余2人则是谭嗣同、林旭。这令张之洞得以更为直接快捷地了解到中央的动向。
政变之后，除了戊戌变法中的操切而随意颁布的上百道改革诏令被停止外，一切改革仍在推进。此时，张之洞在京的“明线”，因杨锐被杀而大为受损，但以刘学询、王之春、连仲三为主的“暗线”，依然通过连文冲与荣禄保持极好的互动。
荣禄本来打算在此时再次起用张之洞，但慈禧太后看出了张之洞的书生秉性，拒绝了荣禄的请求。至此，张之洞完全失去了这次进入中央的机会。好在他掌握了一件官场上最为强大的武器——时间，1907年，他最终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中央职务——大学士、军机大臣，那时，他已经70岁了。
一场军机梦，做了整整十年，这究竟是张之洞很有毅力，还是因为大清官场只有一根独木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