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原谅用了这么一个标题!
包括华为人自己,已经没有多少人会再想起那么一段落魄、困顿而又不屈的岁月。
作者麦爷从客户角度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轻松、诙谐地重现当年华为C&C08交换机进入市场的裸奔场面。这是一段难得的珍贵历史画面!
对华为来说,那真的是一段穿开裆裤的日子!不仅稚嫩,还无知无畏。“我算是看出来了,就是我说要造原子弹,你们华为也敢说给我造。”
当时的华为,在客户眼里:有点流氓,有点屌丝,有点背水一战,还有一点随机应变的客户服务意识。
如今,烽火已逝,横烟落照!
以下为麦爷的回忆文章:
伟大的作家契诃夫曾经说过:“别看你现在很牛B,老子记得你穿开裆裤时的样子。”
所以,今天麦爷要说说刚登基的全球通信制造商老大华为。
大约十五六年前,麦爷(当时还是麦小弟)在运营商中国电信混饭吃,尽管只是一个助工,但公司是牛B到家的独家垄断企业,走哪儿都是甲方。麦爷跟着当系统管理员的师父到处干活,也是抬头挺胸,牛得不得了。
要说我这个师父,那是一个神人:极聪明,维护设备、处理障碍很有一套,工作起来一丝不苟(老电信的很多人工作都一丝不苟,毕竟“电信级服务”不是靠吹的,有一整套制度管理你)。但他也有缺点:脾气火爆,擅豪饮,爱骂人,尤其喝了酒后谁都敢骂,还有英文很烂,连他考工程师资格证的开卷考试都是我去替他考的……
得,扯远了,下面说华为。
我对华为的第一印象,是“大忽悠”。
有一次,我们要建一个ABCD系统(其实该系统有一个很专业的名字,但不做技术好多年的麦爷给忘了,就叫ABCD吧,反正名字不重要),正在向领导汇报方案时,两华为的销售出现了:“这个工作交给我们吧,明天就可以开工,钱啥的都好说,干完了给个成本价就行。”
平时,这俩哥们天天泡在我们楼里,也没他们办公地儿,但他们整天就在楼里转悠,哪有事儿哪到。而我们这些运营商的人也不太待见他们,我们那时眼里靠得住的合作伙伴是思科、朗讯、北电、NEC,至少也得是BISC(北京西门子),上海贝尔之类的合资企业。华为?神马东西?顶多从支持国货的角度让你在乡镇安上一台。至于谁贵谁便宜,我们压根儿就没考虑过。
那一天,局领导可能有点忙,见这俩哥们儿这么积极,心一软:“行,你们干吧。”
就这个决定,之后几天我们肠子都悔青了。原来华为那俩销售连ABCD是个啥东西都不知道,就敢抢单。
不但如此,华为派来的项目工程师只有一个刚毕业的小眼镜,穿个工作服,背个笔记本,又瘦又小,那时要想描绘这种人还得费些笔墨,搁现在就有了专属名词——“屌丝”。要说当年的项目工程师,我们最推崇HP的,西装革履,干活时带上白手套,摆上一排专用工具,按部就班有条不紊,下午两点下飞机,到五点钟已经可以干完活走人了,衣服上连灰都不沾,当然要价也不便宜,那叫一个“高大上”。
而华为这个小眼镜一进机房,我和师父就傻眼了——这哥们儿连小型机都不认识,UNIX没用过,对整个通信机房更是样样新奇,还得我们告诉他网络是怎么连的,设备该怎么操作。他的全部后台支撑就是总部数据库中的一个操作指南和命令手册,实在不行了就打电话问同事。
于是,我们的机房内开始充斥着师父的“三字经”。不过,无论你怎么骂他损他,小眼镜倒也不生气,猫在机房里该干啥干啥,整天加班加点。
就这样,挺简单一个活儿,干了一星期。
项目结束,我们仨去饭馆喝个小酒,成天骂着也出了点感情,师父借着酒劲对小眼镜说:“我算是看出来了,就是我说要造原子弹,你们华为也敢说给我造,然后再去想法搞图纸。派个啥也不懂的人来,还得我们运营商给华为现场培训工程师。”
项目做完了,到了结算时,我们也终于领教了华为的“成本价”是怎么回事:不但每台电脑要十几万以上,连网线连接的“水晶头”都要二十块钱一个,那可是一碗冷面才两块钱的九十年代!(不过说句公道话,在当时所有跟电信合作的厂商中,华为报价算低调的)而我们精明干练的女局长也不含糊:“内什么,咱都这么熟了,别太黑,这个,这个和这个,就不给钱了啊,就这么定了,签字吧!”这里就显出了华为的灵活之处,要知道,那些跟外企的合作可是一码归一码,合同上的钱少一分都不行的。
从那以后,我就对华为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有点流氓,有点屌丝,有点背水一战(Xia JiBa Gao)的个人英雄主义,还有一点随机应变的客户服务意识。几年之后,所有这些特质有了一个听起来更好听的名字:“狼性”。
讲完了第一印象,再说说产品,说实话,华为的C&C08交换机刚进我们机房的时候,小伙伴们都惊呆了:这东西也太土了吧,界面竟然是中文的,而且不是像其他交换机的字符命令形式,是像WINDOWS一样的图形界面。要知道,当年谁要是能对几百页的交换机命令如数家珍,谁就被盖上了“技术大拿”的戳,而华为的傻瓜化等于剥夺了大家作一个大拿的快感。而且华为的东西动不动就升级,也让习惯了通信厂商风格的我们很不适应。
十几年后,当麦爷迷上了“互联网思维”,看到什么体验为先、快速迭代、跑马圈“粉”、让用户决定产品等等新理念时,脑袋里浮现出来的公司竟然是华为。有些人批评华为没有“互联网思维”,他们哪知道,其实华为早在十几年前就这么玩儿了,只不过竞争对手是另一拨人而已。
话说回来,在第一次接触后的几个月中,我和师父渐渐与小眼镜混熟了,他也越来越熟练,从开始的一点活儿就得干一个礼拜,发展到也能三下五除二,两点钟下飞机,五点钟下班了。
结果,没过多久,我们跟华为又合作了一个项目,当师父看到华为派来的工程师是另一个新毕业的小眼镜时,彻底疯了,打电话给之前那个小眼镜:“你快点过来吧,这儿你最熟。”结果他告诉我们,他已经升职了,到一个新的领域开拓。此时离他毕业刚刚一年。
后来,麦爷离开了中国电信,漂向北京,与华为还偶有接触,与师父还有时联系,但与小眼镜再无交集。
有一年春节回家,没有座票,挤在火车车厢的夹空中,遇到了一位中兴的员工,无事可做加上同出身于通信,我俩聊了一宿,聊到了中兴的包容和华为的变态,聊到了中兴领导的温良随和与华为员工的猝死,聊到了中兴的“国有民营”与华为的员工持股,聊到了中兴对华为的模仿和追随,也聊到了侯为贵与任正非。同样是成功的中国公司,在同一市场内,不同的企业文化走出了不同的道路。
2013年,华为超过了爱立信,中兴在忙着扭亏。
同样是那一年春节,师父家的“小灵通”已经能摆满半床,因为公司在推行全员营销,每个人每月要卖五个,卖不出去就自己留着,反正钱从你自己工资里出。那时,我的原单位名字变成了网通。
又过了几年,接到了师父的一个电话,他知道我在媒体混饭:“帮我发一篇稿子吧,我要晋高工时用。唉,这次没有你替我去考,不好混了。”我听说,由于师父喜欢喝酒骂人,又有点傲,在单位已经越来越混不开。彼时,尽管我一直在北京,但在填简历时,原工作单位已经变成了联通。
2013年,师父告诉我,他打算再混个三五年,等到四十七八也许就可以办预退了。
与此同时,华为一直在变大,当年跟它竞争的对手们多半都已经死了。我再也没见过小眼镜,只在几年前听说他似乎离开了华为,自己创业去了,走时的级别不低。
想到了师父和小眼镜,我的耳边回响起了两千多年前著名“京漂”,顶级打工仔李斯观察老鼠后的感悟:“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你的职业生涯能走多远,不在于你有多大能力和多高的起点,而在于你跟的是哪个老板。但有的时候,哪里是粮仓,哪里是厕所,还真的不太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