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父亲能说能写,二十三岁就担任过局团委书记,但在运动中受爷爷的影响下放到株洲的一个国营大工厂,在工厂党委办公室当主任,主管宣传工作,是厂里有名的笔杆子。
外公是典型的江浙商人,有好几个太太,妈妈是最小的太太所生,在妈妈六岁时外婆就去世了。外公有很多儿女所以也不怎么管妈妈,妈妈从小是跟着姨妈长大。她从会计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后在长沙中国工商银行工作,由于外公是资本家所以在运动中受牵连也被下放到株洲的工厂,这样爸爸妈妈在株洲认识相爱结婚有了我。
我出生在苦日子的一九六一年,妈妈怀我时吃不到什么好东西,有次一个亲戚说他能买到鸡蛋,妈妈给了他很多钱和一个漂亮的袋子,结果人家一去不返,所以我生下来就体弱多病,常常住医院,有次我全身出血点,高烧不退,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我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看到妈妈在我身边哭,床边还站着很多病友。
我比较独立,六岁多一点,开始上小学时在假期就一个人坐火车去长沙奶奶家度假。平时在家每天准时?五点半?左右起床,先跑半小时步然后去到球场练球,之后会去食堂把一家人的早餐买回家,下午会做饭洗菜。
我是一个比较调皮的孩子,常与人打架,文革时大厂的子弟相互武斗,我也去凑热闹结果把上嘴唇摔裂至今还保留着一道疤痕,还有一次我和两个小学同学偷偷去塘里游泳,三人都不会游,只是在塘边水浅的地方玩,我掂着脚尖在齐脖子水深的地方走,突然滑向深水区,眼看就要淹没在塘水中时,一个同学眼疾手快的把我拉了上来,保住了一条小命。
在那个考试零分光荣的年代,我也没有好好读书,在大家都唱样板戏的热潮中,我学习了二胡,小提琴,由于在学校乐队中个子最高所以一些没人拉得了的如低胡、大提琴就成了我上台演出的乐器。
体育方面我也比较擅长,在从小学到高中毕业的九年学制里我从六年级就进入了学校球队,并在九年级时进入了市体校,在毕业时球队五名主力队员中有四人进入了省篮球二队,我因个子不够高没被选上。
在九年级参加的校运动会上我取得了四百米、八百米、一千五百米、五千米和三级跳远的冠军,印象最深的是五千米比赛,赛前夺冠呼声最高的是周XX,发令枪一响,他就和我们篮球队的潘XX像兔子一样冲了出去,我在所有人的最后,我一边跑一边和班上的拉拉队同学说笑,她们很着急催我加加油,我还是不紧不慢,直到最后两圈我开始加速,周眼睁睁地看着我从他身旁超过,最后我得冠军,不过后来说我拿的冠军太多给取消了,他又失而复得的拿了冠军。
下乡:中学毕业后我就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白天上山种橘子树,晚上常常在月光下拉琴,在农村我呆了大概一年左右,学会了很多农活,收割稻子,插种秧苗,推单轮小车,能挑一百多斤的水上山浇桔树。为了能早点离开农村知青们都在表现上蛮拼的,我有段时间还参加了施肥队,每天强忍着吐意,从粪便池将粪便挑到桔树下掩埋,每天最高十工分我能挣八、九工分,一年下来挣了大概一百六十多块钱。
七七年恢复高考由于受了过多的学习无用论的影响我没参加,七八年看到知青点的人都在复习参加高考,受影响也开始学习起来,并参加了高考,但在中学就没好好上过课的我可想而知是什么都没考上。参加完高考后这才知道自己有多差,所以就不再呆在农村,去到北京参加了一个补习班进行高考复习,这才比较系统地学了中学课程,在补习班学习非常认真刻苦,在班上一直都能稳定在前几名,老师对我能考上大学很有信心。
但在七九年父亲随领导调回到长沙,并担任了省局劳资处处长。在高考前两个月左右,父亲帮我申请到长沙电信局的招工指标,并告诉我参加工作后可考北京邮电学院函授分院,毕业以后也是大学文凭,因此我放弃了再次参加高考而成为了长电的一名工人。
工作与学习: 进入长电我被分到了长电最好的科室报机科的传真室,前半年在钳工班学习了钳工、电工、车工、木工等基本技能,钳工班出师考试是将一块铁板挖出一个正方形,然后再做一块正方形的小铁板放入大铁板的正方形里,拿起来对着光线看时凹凸任意一个连接缝隙都不能看到光才能出师,我居然完成了。之后再回到传真室学习传真技术,当时的湖南省所发行的人民日报都是先通过接收传真胶片,我们冲洗出来后送到报社,报社再通过胶片制印刷板再大量印制后发至全省。每天临晨一点左右开始接收第一版然后断断续续一直到?早上五点?左右收完。传真室除班长以外所有员工都要轮班倒工作,因为收胶片只在晚上,所以白天基本没事可干,我就用来学习,并于八零年考上了北邮函院学习载波通信,直到八六年毕业拿到大学毕业文凭,其间我自学了交换机原理,当时正好局里引进的国外万门数学程控交换机机房就在我们科室边上,我跟机房的人员关系不错,因而有条件研究了所有电路图纸。
在八八年我离开了长沙电信局,来到了株州承包了邮电工厂,开始了研发生产交换机,并于九零年成功研制出电子布控交换机,九一年再研制数字程控交换机时遇到了资金困难而无法继续下去,与一起承包工厂的哥门退出承包南下深圳,并于九一年六月加入了个体户公司,开始了在深圳的打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