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史纲》读后感（一）

柏杨先生生前的大多数时间是台湾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李敖一样，骂当权者骂得很凶。但看来蒋氏父子没共产党狠，柏先生还是留下了很多的著作。其中他写的《中国人史纲》就很有名，虽然在史学界的评价不高，但对于非历史专业的人读来，不失为一本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作品。

首先柏先生的语言非常诙谐，讲故事的本事很好，对历史事件有很多精彩评论。如夏姬一段，首先说这如同一本庸俗黄色小说的内容，岂知竟然是历史现实；然后计算夏姬的年龄，最后一次倾国倾城竟然已经有五十多岁了。这样的写法非常引人入胜。经过他转述的历史故事非常精彩，看这本历史书可以像小说一样往下读，但他讲的精确性没问题，和真实历史出入不大，这就是作者的本事了。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通读，上一次读大约是二十年前，知道了一些闻所未闻的惊悚历史故事。中国历史，大多数人最清楚的是三国和汉初那一段，得益于著名的小说”三国演义“，和中学课本中的”史记“选段。近代历史被中共党史的教育歪曲得面目全非，而且我们的历史观，也被马克思主义洗了脑，认为秦朝以前是奴隶制，民国以前是封建制，民国自然是资本主义，然后本朝是社会主义，一直要走向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理论。

柏先生的书，告诉我们了很多除三国，汉初以外的历史阶段的精彩历史，包括一些现在已经消失了的少数民族的历史故事。对混乱的魏晋南北朝的暴君故事，本书中讲了很多，真是耸人听闻，难以想象失去了制约的权力所能达到的腐败程度。

这次重读，正所谓温故而知新，又得到了一些新的体会，在此写出，既给自己留个记录也与大家分享。

西周以前的中国历史都不是信历，没有文字记录，属于口口传说的。中国科学院曾经有个夏朝断代工程的研究计划，最后也不了了之，夏朝商朝都只能说是传说中的王朝，到了公元前九世纪，周召共和元年才有了官方历史记录，这也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当然，有记录并不等于都正确，很多朝代都有歪曲历史的现象，明朝以后变本加厉，到现代连8964都从历史课本里消失了。但人们只能相信这些记录下来的历史，这也是很无奈的。但好在中国古代的史官还是相对独立的，司马迁虽然受了刑，但还是记录了汉武帝的一些荒唐举动，和当朝高祖的一些不良行径，就是一例。

周朝的体制严格意义属于封建制度，周王将土地分给亲戚和有功的大臣，只有周天子是”王“，其他都是爵（或诸侯），共分为五级：“公”、“侯”、“伯”、“子”、“男”，五级之下， 又有第六级“附庸”，附庸的土地更小，不属于中央政府，而属于附近较大的封国。这个制度有点像美国的联邦制，诸侯对中央有一定义务，但对自己属下有相当的主权。这些爵位都是世袭的，但当时是一夫多妻制，父亲的爵位只能传给嫡长子，其他儿子怎么办，这就搞出一个复杂的传位规则，叫做“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慢慢也沿用到其它如财产，族法地位的继承，真正完全结束要到文革时代。

秦朝倒不是“封建”了，而是从中央到地方一级级郡县制金字塔式中央集权制度，和中国现行体制类似。中央政府在皇帝以下，有三公九卿，三公分别负责政治、军事、监察，三权分立，互不统摄。政府跟军事不结合，可避免皇帝的权力被剥夺。监察权是皇帝的耳目，它主要目的在查看官吏和人民是否效忠或是否尽职。九卿（以后有增减）相当于部长，负责具体分管三公下的具体事务。这种中国式的三权分立政府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其原则基本符合秦制。

但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矛盾一直存在。分封制在汉，晋，明等朝代都出现过，甚至现在中央还经常要宣示地方“与中央保持一致”。美国总统的职责就在于管理中央政府，几十万号人；中国总书记要管中央政府，还要管直到乡，街道的各级地方政府，起码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公务员，怎么管得过来。历史上那些“削藩”的斗争，都是中央要做一件力不能及的工作，就算胜利了，也是暂时的，藩和削藩总是翻来覆去地发生，永无休止，实际上说明了中央集权制度的不可自洽的结构性缺陷。

都说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儒学，但儒学是什么？本书对此作了一个叙述，儒学的经典是四书五经，却没有一本是孔子写的。“论语”只是其弟子记录的孔子生前言论，孔子讲的太多，有的话前后矛盾，而四书五经的古文艰涩难懂。一直到十九世纪， 中国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这几部古书里团团打转。所谓中华人的思想学术著作，在二十世 纪之前，百分之九十都是对这五部古书的研究和再研究，所谓学者、专家、思想家差不多都是为这五部古书做注解，或为其中某一句某一字做考证的人。知识分子从事这种工作也够艰苦的，大 家互相抄录，辗转引据，资料随着时间而越增越多，从幼年到白发苍苍，一生都跳不出这个圈圈。到了明朝后的八股文，每句话都要出于这些经典，也是非常荒唐的。

我的理解，儒学的核心是“礼”，就是社会等级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为此还建立起一些繁复的仪式，来强化这种秩序。这和天主教那些庄严的教堂，纳粹和共产党的阅兵一样，仪式会反作用于意识。但儒学的有些仪式也太荒唐了，如“守孝”，一个官员死了父母，要无俸禄，无性生活在家守孝三年至十年，这也太那个了。曾国藩在和太平军激战时也不得不回家守孝一年，遵守儒教的金正日在父亲死后，五年没有露面，可见儒教礼节的影响之深远。还有避讳，要避免说一切和尊贵的人有关的词，朱元璋当过和尚，说个“光”都是犯法的事。官场也是儒教的产物。难怪日本人接受了西方的学说后就把儒学弃之敝履，至于现在有人提出重振国学来建设中国新的意识形态，更是如呓人说梦。

除了儒教，另外两个影响中国人思想的学说是道家和法家思想。这两种思想在政治上交替出现，道家“黄老”哲学，强调顺其自然，持这种思想的管理，就是休养生息，宽政低税。法家的“法”，并不是法制，而是帝王之法，表现为严刑苛政。如果用本朝的历史来看，毛是法家，邓是道家，现在习近平又朝法家偏转。

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里，缺少了宗教这种成分，都是立足于现世，而缺少了某种形而上的东西。士大夫精神和佛教，给中国人的思想带来了一点形而上的东西。

士大夫精神起源于汉代的通过推荐举才的制度。东汉王朝再仿效西汉王朝，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茂才”、“孝廉”人士，于是政 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即士大夫人数，愈是增加，而终于凝聚成为一种力量。要得到推荐，必须做得非常出格，类似于现在的网上博眼球。比如“廉”，就要廉到极致，该得的都不要；比如“孝”，不但守孝三年，有守孝十年的，为父卧冰割股的。总体上，这培养了一种崇尚利他主义，重义轻利的高尚情节，是中国政治中的一股清流。

可惜这种推荐制度，以后就落入俗套，推荐者多是大官望族，通常也只会推举自己熟悉的或给自己送过大礼的人。知识分子光是表现好还不行，还得投靠那些推荐人，成为他们的门生。这样就逐渐形成了门阀制度。士大夫精神也逐渐堕落，只存在于未入宦海的年轻人，一入红尘，则堕落为官场中人。年轻知识分子受到的教育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一入社会就知道只有舔跪才能发达。本朝的官员制度也类似于这种推荐制度，真正要在漫漫宦海中脱颖而出，也是要依赖贵人关照，发展下去，就会成为新时代的门阀制度。

中国的历史并不是单民族的历史，就算汉族，也是很多民族融合的结果。古代对中原汉民族有威胁的民族主要来自北方，大体有四个系：通古斯系，来自东北，长脸黄种人，代表有鲜卑（北魏等），女真（金），契丹（辽），满族（清）；蒙古系，圆脸黄种人，代表有匈奴，羯族，柔然，蒙古（元）；回系，黑发白种人，有突厥，回纥，沙陀，维吾尔等；藏系，深肤黄种人，有羌族，吐蕃，党项（西夏），藏族等。汉朝形成的汉族，经过二千年的稀释，其原始血统已经所剩无几了，现在的汉族，是几千年民族融合的结果。

中国的文字，对统一的分久必合的中国的形成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假设中国文字也是拼音文字的话，经历了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必然每个地方会出现不同的文字，就像罗马分裂后的欧洲那样，再也统一不起来了。但中国文字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秦朝的统一，书同文，统一了六国的文字书写和语法规则；以后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进一步推进了汉字的标准化，佛教经文的引进，推进了汉语的白话化，多声调化和大量多音词的出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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