匝瑜
血壮山河-抗战第一书
8
执行委员长“冬季攻势”命令最彻底的是第8战区。
1939年12月20日，第8战区副长官傅作义奉命发动 “冬季攻势”，以孙兰峰新31师为主力附五临警备旅于霖瑞团及山炮一营，主攻包头；门炳岳骑兵第6军前进至萨县与归绥之间，彻底破坏平绥铁路，游击牵制敌人，阻止敌人向包头增援；袁庆荣新32师附山炮一营为右纵队，沿包五南大路向包头前进，并与左纵队取得联系；董其武第101师附山炮一营为后续部队，为第31师支援；王子修新6旅向大佘太至包头之间的公路前进，选择伏击阵地，以阻止大佘太的日军向包头增援，并将该敌歼灭；绥远游击军马逢辰旅四个团，利用夜间潜行，向包头以北乌拉山潜伏，如包头之敌出城与我军在包头以西会战时，该旅趁隙进占包头；第81军马鸿宾部率领部队沿乌镇、乌梁素海至西山咀之线布防，守备后套地区。
此战傅作义倾巢而出，就是要拿下包头。
12月19日深夜，包头日军侦知门炳岳骑兵第6军的动向，随即派出熊川讨伐队出城迎击骑兵第6军。
12月20日凌晨，熊川讨伐队已远离包头城，第93团团长安春山率领团部与第1营进抵包头城西北门，第2、第3营进抵东北角。安春山发现城墙上仅有几名蒙古军士兵巡逻，于是当即决定爬城。
守城的两名蒙古军士兵发现了进攻中的国军，随即投降，这使攻城部队无伤亡登上城墙。入城部队立刻消灭西北门守城20余名日军。城内日军惊醒，立即占据城内各个碉堡开始抵抗。新31师第91团第1营两个连与五临警备旅第1团一部即跟随入城拓展阵地，而第93团第2、第3营在东北角受阻于城外。
进城的部队虽然不少，但是第93团团长安春山、五临警备第1团和第91团团长均未进城，入城部队面对日军的碉堡阻击进展极其有限。
上午10时，新31师师长孙兰峰命令第93团团长安春山统一指挥入城部队,于是安春山将各营、连部署在前街至金龙王庙一线，与城内日军展开巷战。战至下午3时，入城部队将城内日军压迫至城东南一隅，并竖起了国旗。
为解决战斗，预备队第92团第3营进城投入战斗，而此时被调离出城的日军熊川讨伐队赶回了包头，与包头城西北门外与中国军队发生战斗，形势顿时复杂。
下午4时许，日军骑兵第1旅团部及直属部队突入包头城内，成功与守军会合。而固阳骑兵第13联队在行至三和号地区时遭到中国军队新31师第92团与绥远游击军第1旅的顽强阻击，联队长小原一明大佐重伤而被部下救回固原，第13联队残部300余人继续向包头突进，于21日凌晨时分冲到包头城西北门外，又遭到了中国军队新31师第93团北关守军与第91团西北关守军的阻击被全部消灭。
20日夜，城内外日军同时发起反击，双方彻夜激战，双方数十次反复争夺几乎均无进展。
21日，从安北远道驰援的日军骑兵第14联队在接近包头时遭到新编第5旅的伏击，部队几遭全歼，联队长小林一男大佐被当场击毙，残部100余人逃回。
12月21日下午3时，日军第26师团先行的两个大队在突破了绥远游击军外围阻击后抵达包头附近，在5架战斗机的掩护下突破新31师两个营的防线后与熊川骑炮兵联队会合，以一半兵力入城与集团司令部汇合，另一部径直向黄草洼新31师师部发起攻击，战场形势开始转变。
日军攻势锐利而且后续部队陆续赶至即刻投入战斗，增援而来的新32师第95、第96团腹背受敌，情况危急。攻击包头总预备队第101师奉命投入包头战斗，双方激战至夜后，城内外都打成胶着。
12月22日晨，城内外日军同时发起进攻，第101师、新31师、新32师与五临警备第1团全面发生激烈战斗，如此战到午时日军主动停止攻击，但是中国军队也无力反击。
日军主动停止攻击是等待援军，而傅作义已无兵可用，包头打到这个份儿上也只能放弃，于是第35军也立刻开始撤退。新31师屡次派人急催安春山撤军，而已入城的部队已经打红了眼，坚不撤退。安春山只能伪称“撤退是假，出城决战是真”，将部队骗出了包头，而坚守娘娘庙的第93团第1营7名战士没能收到撤退命令，22日入夜后弹尽粮绝，全部自戕报国。
日军发现第35军撤退后立刻派出战车、汽车尾追，第35军边打边撤，24日凌晨第35军各师陆续撤至中滩地区，并返回了绥西，进攻包头的战役至此结束。
这次第8战区打包头的“冬季攻势”可以算是失败，因为没有达成战斗目标，但也是一次勇敢的行动并严重打击了日军，特别是击毙、击伤日军联队长各一名，战果丰硕。日军吃了亏咽不下这口气，决定“膺惩”傅作义，于是调集平绥、同蒲两线3万余人，汽车500余辆，战车数10辆、及伪蒙军李守信所部骑兵6个师，“为消除祸患，决心以军的主力采取攻势断然粉碎敌在后套地区的根据地……”
日军驻蒙军1月15日向华北方面军提出作战请求，大本营于24日予以批复，但是还是坚守“原则”——“作战完了迅速并全部将撤回原来作战控制线以内，进行整备。”
日军驻蒙军的“作战控制线”为固阳——包头——黄河一线，而傅作义的根据地五原在线外600里，驻蒙军提前准备，24日大本营才批示，21日第26师团和骑兵第13联队就早已开始扫荡伊盟，25日在包头完成集中，而此时第26师团师团长黑田重德和骑兵集团长小岛吉藏提出要永久占领五原，其实在驻蒙军内部，参谋长田中新一也持此意见，这和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意见对立。
为此，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从张家口飞抵包头，压服二位军头听令，于是1月28日开始行动。
面对强敌大举进攻，傅作义只能走避，日军击破有限抵抗之后于2月3日占领五原并发起追击，傅作义败退宁夏。日军从2月中旬起，按照战前部署撤退，到3月1日恢复到战前态势。
五原打下来又不能白白丢掉，主力部队撤走之后还是要占住，大本营有大本营的考虑，基层有基层的实际情况是不是？于是留下一个联队，配有东蒙李守信伪骑兵6个师、及王英伪部绥西联军4千名，意图长期占领五原。
五原是傅作义部队的养生之地，现在败退到宁夏的部队虽然损失不大，但是“士气低落、军容涣散”，傅作义决定收复五原。大战之前严肃军令，绥远游击军马秉仁、新31师91团团长刘景拳交军法处法办，第101师师长董其武撤职留任、戴罪立功。
收复五原生养之地，傅作义慎之又慎，作战计划十分周密，战前侦查、便衣进城潜伏、阻援、支前等等无一不足，3月20日夜12点开始总攻。战前运动极为秘密，日军也没有料到傅作义回来的这么快，匆促抵抗。攻击部队动作猛烈，很快就占领城内大部分地区，残敌退守屯垦办事处、平市官钱局两个据点。与此同时，外围之敌也全部被击破。
21日下午新31师全部赶到，但是缺乏攻坚火器，屡屡攻击残敌据点失败。22日下午，炮25团三营赶到前线，一顿炮轰将两据点残敌全部消灭。
21日晨，日军2000余人加持战车在飞机掩护下增援五原，在乌加河遭到第101师阻击，战至22日下午五原陷落于是败回。
3月24日，日军5000余名携大炮30余门，在飞机10余架助攻下再次向五原扑来，第101师激战抵挡不住，日军突破乌加河后于午后重新进占五原。
五原远离日军补给太远了，无论如何也不能维持大部队的行动，于是日军于25晨再次放弃五原、原路返回，第35军趁势收复五原。
第8战区的“冬季攻势”可谓倾尽全力、顽强搏斗也只打成拉锯，算是个平手，不是将士不用命，而是实力差距。如果能正确认识这种差距，就不应当采取所谓的全面攻势，现在是“相持阶段”而不是“反攻阶段”，委员长在战略上认识错误，更可笑的是给各战区下达攻城的悬赏，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再一个是指挥体系问题，这次第8战区打包头，日军必定会在其他方向抽兵援救，那就不是一个第8战区这么一个小战区能解决的，而是要其他战区，特别是第2战区的配合作战，牵制日军援救包头的行动，甚至是第8战区打不下包头而第2战区取得战果也是正确的。
1938年11月，军事委员会撤销重庆、广州、西安三行营，另设桂林、天水两行营，程潜为天水行营主任，统一指挥北战场。天水行营统辖北方第1、第2、第8、第10等战区及冀察战区、豫鲁战区、晋陕绥宁战区，辖北方13省。那么此次包头作战、天水行营就应该统一筹划、统一指挥，而实战中，天水行营的作用在哪里？返回头再看“桂南惨败”，桂林行营的作用又在哪里？
委员长发动的这次“冬季攻势”也让日军嘲笑了一番，“这次冬季攻势的规模及战斗意志远远超过我方的预想……据分析，蒋政权发动这次攻势，是为了适应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用显示本国军队仍然强大的行动，维系其国际声誉，借以掌握民心。”
“然而，就此次攻势的结果看，敌用了约71个师的兵力却未收复尺寸土地，而且受到很大打击。因此，决不能说是成功的。”
而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说的更是直接，“敌人统帅无能，在如此大攻势中，缺乏战略联系而各自为战，此亦我军的一大幸事。”日军第11军所应对的“冬季攻势”仅仅是第3、5、9战区，冈村宁感觉对方是在“缺乏战略联系而各自为战”胡搞，而全国所有战区都在搞“冬季攻势”，那就不是“缺乏战略联系”而是完全没有战略联系了。
委员长对自己发动的这场战略反攻也不是太满意，事先的巨额悬赏一分钱也没发出去，1940年3月5号到9号把各战区参谋长喊到重庆开会，最后提出几个问题让相关单位书面汇报，
“1、第3战区为什么没有切断敌在长江上的交通？
2、第9战区动员了如此大量的部队（8到9个师）而为何没拿下大沙坪？
3、第5战区为什么没有收复钟祥、随县和信阳？”
很显然，委员长是不会得到真正原因报告的，因为最大的问题是他自己战略判断失误。此时还不到战略反攻阶段，例如第9战区部队付出重大牺牲也没有攻克日军据点就是明证。大沙坪一战，日军只有两个联队，国军投入9个师，而万家岭一战，日军一个整师团四个联队，国军投入14个师，最后还要分兵打援，兵力之比就有差距可是战果要比大沙坪大得多，原因就是部队缺乏重武器，战力还达不到攻克日军据点的能力——战力不够如何能谈得到“战略反攻”？
第1战区打开封、第8战区打包头也是同样问题，即便是打进去了也守不住。特别是傅作义打包头，战前侦查、化妆潜伏、诱敌、奇袭、强攻、策反、打援、追剿、堵截等等，但凡能用上的手段都用上了，在作战计划上可谓是穷尽心思、面面俱到，不是薛岳打大沙坪那样胡搞能比的，可最后还是败仗，原因就是战力还不够。
第33集团军打钟祥也是同样问题，而随县和信阳就是不想打，至于长江水陆交通的问题，委员长摸摸自己的裤腰带就好了。
无论如何委员长还是伟人，伟人就是能所谓的知错能改，委员长最后总结也承认了自己的战略判断失误，“失策的战斗已告一段落，从今日起要开始新的战斗。在战略上我等虽要‘持久抗战’，但在战术上要‘速战速决’。”
真是可喜可贺，咱们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终于在战略上认识清楚了，不过说实话，认识的还不够彻底，“战术上要‘速战速决’”这是废话，部队打仗没有不想快打快胜的，但是做不到啊，如此要求“战术上要‘速战速决’”必定要出问题。战术上还是要求稳，毛主席的“零敲牛皮糖”还是正确的，目标定小一点、战法稳一些，咬住牙打死一个日军就算一个，打下一个据点就算一个，积小胜为大胜才是战略相持阶段的唯一正确策略。
“在我等转守为攻的时候，就是转败为胜的开始。”这看似是废话，不过废话里隐藏委员长真正的心思，算是重新定义了当下的形势，还没有到“转守为攻的时候”战略反攻阶段。
“现在的抗战，正是我建军的最好机会，若能在这艰苦的环境中环境中建军，则我国家即能永远立于自强不败之地！！”
“建军的最好机会”是个正确的判断，不过似乎共产党也是这样认为的，而且搞得更加好一些是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