匝瑜
血壮山河-抗战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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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中日军队混杂的状态极其令人不安，而且日本在华北也扶持了一些政治势力甚至是武装力量，这种情况确实给日军当中一些好战分子以想象，幻想着如同1931年把“满洲”占领一样再搞一次“柳条湖事件”，彻底将华北也归入日本。
对此当年“柳条湖事件”的始作俑者、现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自然很清楚部队的心理，所以非常担心，特意派遣陆军省军事课高级课员冈本清福来到华北观察一下“中国驻屯军”以防止发生事端。不过石原莞尔就是因为策划“柳条湖事件”而成为“民族英雄”为皇国开疆扩土、立功受奖的，现在有了条件俺们为什么不能向前辈学习呢？于是“中国驻屯军”的一些军官非常热心挑起事端，而军事演习更加频繁，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一次，增加到每3、5日一次。自进入1937年5月之后，驻丰台的日军，不分昼夜地进行演习，其目的路人皆知，第29军对此自然是气愤难平，双方都有很多人员有干脆打一仗的心理。
就在这种极端复杂敏感的情况下，日军“中国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的夜间演习在宛平城外展开。
当天第8中队夜间演习的内容为两项，第一是利用黄昏接近敌主要阵地，第二是黎明发起冲锋。宛平城东门外北侧有一座龙王庙，中国军队夜间在龙王庙布置岗哨，为此第8中队在龙王庙附近展开，演习方向为向东距离3里远的大瓦窑，也就是背对宛平城。此前日军也在此地搞过演习，似乎今夜的演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演习一切顺利进行到22点30分，日军中队长清水节郎记述，“突然间，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了十几发子弹。回顾前后，看到芦沟桥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在一闪一闪，似乎在打什么信号……”
日军演习方向背对中国军队龙王庙岗哨，背后的“枪声”自然是这个岗哨射击，中队长立刻停止演习，将部队集合到大瓦窑做好战斗准备，结果发现一名士兵不见了！这当然是龙王庙的中国军队干的！
清水节郎
日军中队长清水节郎立刻布置部队进行搜索，同时派传令兵回丰台向大队部汇报。午夜稍前，丰台兵营的第3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接到传令兵的报告，决定立刻出动，同时用电话向北平旅团部报告。旅团长河边正三已于前日赴秦皇岛检阅部队，其职务由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代理。牟田口廉指示，“作好准备后，把芦沟桥的营长喊出来，进行谈判。”牟田口廉随即将情况通报日本驻华大使馆和北平特务机关，日方立刻向第２９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要求进城搜寻失踪士兵。
第3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接到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指示后，立刻率500多人携炮6门于7月8日凌晨2点20分从丰台赶至大瓦窑。而此时第8中队正在大瓦窑集中待命——情况有了变化，凌晨2点，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归队，原因是这个新兵离队解手返回时在暗夜中迷路，事情只剩下“枪声”这个问题了。
而第２９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拒绝日方的进城要求，告知日方“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兵，即行送还。”秦德纯答复日方之后立刻联系宛平守军，命令吉星文查验子弹及失踪日军人员。吉星文和第3营营长金振中立刻查验执勤士兵子弹，一颗不少，同时警察也报告宛平城内并没有什么日本士兵，吉星文也将查验情况报告北平。
第3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认为，“当时接到报告士兵已经回来了，没有异状。但是，我的想法是联队长让我就此事进行交涉，如果就这样算了，中国方面会怎样宣传就不知道了。此前的‘丰台事件’就是例子，也许会让他们产生——只要敢真枪实弹地对付日本军队，就可以让演习的日本军队逃跑这样的概念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日本来说是一件很遗憾、丢脸的事情。所以，我方决定占领一文字山（卢沟桥和北平之间的中方阵地）然后再进行交涉……”
一木清直认为这件事不能这样简单结束，一定要中国军队对开枪有个说法，也就是联队长的命令，“把芦沟桥的营长喊出来，进行谈判。”就在此时，暗夜中宛平方向又传来三声枪响。
一木清直
7月7日夜的卢沟桥枪声令人迷惑。
第一次枪响是在22时30分，此时日军背对宛平城向东展开演习。演习当中使用实弹是十分危险的，所以有极其严格的规定。此时正在黑夜里演习的日军背后传来的枪声当然会被吓了一跳，自然十分紧张。于是立刻中断演习、集中部队，结果发现少了一人，当然会认为是宛平中国守军放的枪、捉的人。
而第29军知道日军在城外演习，枪声自然是日军自己搞出来的，现在你放枪还说丢了人，这明显就是闹事儿，自然不会答应。
这时候双方部队都很火大，日军认为黑夜在背后放枪，这他娘的要是打中了算是怎么一回事儿？国军认为你自己放枪反倒诬赖，明显是要闹事儿嘛！
可是这枪到底是谁放的？
正在黑夜里演习的日军是不会放枪的。正在进行的科目是“利用黄昏接近敌主要阵地”，在这个过程中，在半夜10点半是绝对不会安排实弹射击的，而且也不是走火。步枪走火只能是一发，机枪走火的枪声节奏和步枪连射完全不一样。当天带队的中队长清水节郎很清楚地判断，“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
而国军的守城营长金振中也回忆城外有枪声，至于什么枪声，也许当时就没注意，因为不关自己的事儿，就是日军演习闹出来的呗，而正在暗夜里演习的日军感觉当然不一样，这是要命的事，需要立刻判明。
那是不是国军放的枪？应该也不是。日军在城外搞演习，黑夜里冲着日军放几枪，打不到人但是肯定是闹出事儿来，这又何必呢？还嫌事情不够多吗？
所以讲，在客观上，今天夜里日军不会放枪，在明面的主观上，第29军军也无开枪找事儿的必要。
不过日军战史中没写到的是，第8中队在演习结束时，“竞错误地弄响了对假想敌人射击的轻机枪空弹，这样一来，就听到了从龙王庙那边打来的十几发实弹。”
这段话是来自当事者第8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的手记。日本人一般把日记成为手记，这也应当算是最准确的记述了吧，但是清水节郎在第一时间派传令兵向丰台大队长汇报时并没有陈述这一情况，而仅仅只说了遭到实弹射击并且丢失一名士兵。如此这个非常重要的情节就没有写进日军的《战斗详报》，并且对日军、日本政府对待此次事件的看法有着极其重要的误导，其后续影响一直持续至今乃至将来。
如果清水节郎在当时向上级汇报时陈述这一情况，那么事件就是日军误操作击发轻机枪空弹，随即中国军队还以几乎无目标的实弹。如果如清水节郎判断是来自从龙王庙中国军队阵地的射击，那么距离日军此时的演习地点沙岗有1500米，步枪在这个距离上的夜间射击只能是无目标了。
遭到实弹射击之后，第8中队集合部队，随即又遭遇实弹射击，同样这也是无目标的滥射，除了搞事情之外不会有任何“战果”。
由于是日方失误在前，那么失踪一名士兵的情况就有可能是另外的原因，但是清水节郎的报告却说中国军队实弹射击在前，随即发现失踪一名士兵，那么日军中无论是谁听了这个报告都会认为就是中国军队搞的事情。
在清水节郎认定中国军队实弹射击之后，集合部队时又遭遇实弹射击，随即发现一名士兵失踪，现在这个时候四周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无法判断中国军队是否已经采取行动，此时清水节郎应该是非常紧张。在派出传令兵的时候，应该是有意隐瞒汇报自己部队先误击发空弹这一情况。后来事情越搞越大，清水节郎也许就不敢再说出这一情况，仅仅是写进自己的“手记”。
可是中国军队不承认当时发射了实弹，当夜吉星文和金振中按照秦德纯的命令查验了执勤士兵的子弹，一颗不少。
由于日军清水节郎也没有说出全部实情，基于对等原则，咱们对吉星文、金振中的话也不能全盘无条件接受，还要进行分析。
第一，吉星文和金振中所说的查验了执勤士兵的子弹，也不是团长、营长亲自下去挨个去数子弹，自然是打电话到各连，各连如果有条件连长就会下到哨位去查验，或者排长去，然后一级一级再报上来就行了。至于子弹，部队自然有管理、有纪律，不过另外搞出几发子弹来就从来不是什么难事儿，这确实存在瞒报的可能性。
第二，如果真的是所属部队哨位击发的实弹，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没有瞒报的必要。按照清水节郎的“手记”，是日军首先击发了空弹才引来中国军队的实弹，哨位以此理由射击完全没有瞒报的必要。况且如果真有此事，这完全就是确认肇事者的关键，完全是中国军队占理的东西，满世界嚷嚷都来不及呢何必瞒报？
现在第29军无人知道是日军首先击发了空弹，这说明金振中所属部队对日军击发空弹毫无反应，也就不存在击发实弹报复的问题。
如果第219团团长吉星文、第3营营长金振中所说的一颗子弹都没有少是实话，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了——夜幕中还有第三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