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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会战、兰封会战失败,只好掘开花园口放水阻敌。丧师失地、断臂求生,战事一片狼藉,而更大的危险还在后面。
武汉地处中国中部的江汉平原,东接苏、皖,西邻巴蜀,南连湘、粤,北毗豫、冀,平汉、粤汉铁路和长江、汉水交会于此,所谓“九省通衢”之地。1937年11月南京失陷之前国民政府迁至重庆,是为“陪都”;军事统帅部的军事委员会及许多重要部门则迁至武汉继续领导抗战,是为“行都”,由此武汉更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在日军攻占了南京后,预想首都沦陷让国民政府屈服的打算落空,只好不得不扩大战争范围,期望夺占更多中国领土、消灭更多国民革命军,以期摧垮国民政府的抵抗信心,以争取迅速结束中日战争,于是日本大本营随即开始研究进攻武汉的问题。当时考虑的方针是,首先打通津浦线,沟通南、北两个战场,尔后攻占郑州,切断平汉路,再向武汉进攻,同时攻占广州,切断中国的海上补给线。
不过日本大本营经过简单研究后认为在华兵力暂时不足,蛇吞象那是无论如何也是吃不下的,必须增建军队和作一段时间的休整,才有可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如此一方面让侵华日军进行休整和调整部署,一方面积极进行增建部队的动员工作。于是日本大本营发出训令,到1938年8月底之前,暂时不动,巩固已有态势,以绝对不发动新作展为原则。日本大本营的用词是——“绝对不发动”。
没想到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比较糊涂,没有战区整体安排、计划,是既没有简单的战略眼光也没有基本的战术素养,只是让前线部队袭扰日军,川军第22集团军一个小部队偷袭,重伤了正在搞“中日亲善”活动的第33旅旅团长田岛荣次郎,由此引发日军第2军反弹,向华北方面军提出申请,“因面前大量敌军进逼,行动活跃,请准予将其驱逐,但决非向南深入作战。”
日军华北方面军于3月初将第2军作战计划及要求增兵的报告转报大本营,为得到批准特意为此次行动说明了性质,“追剿眼前之敌,决不是深入南进作战。为警备后方,希望增加兵力。”
人家打上门来了、伤了人还不让还手,这还是侵略军吗?日本大本营只好同意,违反“绝对不发动”的原则批准了第2军的计划,但是加了个条件作为限制——“作战后大致回到出发线”——自家的畜生自家知道,干啥都要套上笼头。
于是日军第5师团、第10师团各自派出一个旅团南下扫荡,没想到越打越大,特别是台儿庄惨败引发了日军大本营歼灭徐州附近国军野战部队的企图,从而引发徐州会战、兰封会战。
不打就不打、打就大打,4月初,日本大本营决定实施徐州会战的同时也决定实施武汉会战,不仅令陆军在制订徐州会战计划时要“预想到会战以后的形势,要将武汉会战的实施也考虑进去”,而且令海军“以攻占汉口为目的,向南京—汉口—岳州间的长江及其沿岸准备作战”。这样徐州、兰封正在大打,日本大本营在5月间陆续给中国方面的舰队增强兵力,积极准备攻取武汉。
5月底徐州会战结束,日本大本营便拟定了当年秋季攻占汉口和广州的作战指导大纲,这是综合了一个多部门意见的指导大纲,其中情报部门认为“攻占汉口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这两条意见充分反应了日本参谋部矛盾心理,一方面盼望这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另一方面底气也不太足——“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即使攻占了武汉、广州,“中国事变”还是结束不了啊。
陆军认为,“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了汉口、广州,就可以统治中国”——中国历史没那么简单吧?
而海军认为“只要控制了中原地区,实质上即是统治了全中国”——海军就是海军,陆战还是外行。
精神上有了解决“中国事变”的希望,于是日军大本营根据指导大纲马不停蹄于6月3日下令海军“控制长江下游大部水路,保证交通安全”,“可先攻占南京上游的安庆”,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
上级的“箭”一射出,当然有人就会跑到箭头落地的地方去画圈。1938年6月,日本研究和制订国家政策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提出了《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称“我国推行大陆政策当前的目标,在于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当前的战争目标”是“必须在军事行动方面确保很多的战果。为了彻底打击国民政府,使它在名义上、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权,必须攻下汉口、广州以及其他敌人的抗战中枢。同时,随时将沿海岸线的军事的、经济的要地逐个占领,发挥海上封锁的效果。另一方面更必须对中国内地的重要都市和军事设施加强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