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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即将迎来一百二十岁华诞。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建校至今始终以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为己任，在跨越三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谱就了薪火传承、思源致远的历史篇章，也汇成学校文化和精神的宝贵财富。
明天就是上海交通大学120周年120天倒计时。让我们一起穿越回1896年的交大，一起来回顾那一年发生的影响整个交通大学120年的历史和故事。
盛宣怀，1844年生于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盛宣怀在航运、电报、纺织、铁路、教育、银行、煤矿、档案管理、慈善等方面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他秉持着“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信念，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了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自此开启了交通大学跨越三个世纪的发展历程。
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的创始人盛宣怀是中国近代一位“处于非常之世、做了非常之事的非寻常之人。”1870年，盛宣怀开始了他一生的洋务生涯，投身于中国当时最迫切需要的资本主义工商业。19世纪末，盛宣怀控制了轮船、电报、铁路、银行、纺织等中国近代实业中的一批重要企业，几乎掌握着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可谓叱咤风云，无人能敌。由于经济实力大增，盛宣怀逐渐得到清政府的垂青，成为晚清时期一位财权兼备的实力人物。
在创办和经营洋务企业的过程中，盛宣怀开始举办一些新式实业教育。早在19世纪70年代办理矿务时，因高薪聘请的外籍矿师缺乏地理、化学知识，以致盛宣怀在湖北矿藏勘探中受到损失。这次教训使盛宣怀认识到，完全依靠外籍人员会产生两大弊端：一是高薪聘请费用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据他计算，仅招商局用于洋职员的薪水每年不下30万两。二是洋职员盘踞要位，垄断技术，难以驾驭，使中国人在办理洋务的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许多洋务企业又是有关国家经济命脉的部门，“未便使外人久与其事”。因此，他逐渐萌发了自己设立实业学堂培养人才的想法，并立即着手实施。
盛宣怀在1880年创办电报局的同时，开办了天津电报学堂，随后又开设上海电报学堂和矿务、驾驶等学堂。然而，上述学堂大多是迫于一时急用，仅仅属于培养中初级技术人员的培训班，算不上正规的高等学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经验的积累，盛宣怀认为教育要走在洋务实业的前面，就要系统地学习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本领，这样培养的人才不仅可以掌握先进科技，而且能够从事创造性工作。到了19世纪90年代，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盛宣怀进一步意识到“实业与人才相表里，非此不足以致富强”，而培养人才不能“临渴掘井”，搞实用式的短期训练，或者依样画葫芦地模仿。为此，他下定决心要作长远育才之计。他说：“人笑我收效十年不能速，十年树人，视十年若远，若不树之，并无此十年矣！”
面对当时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现状，盛宣怀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主张，将兴办新式教育培养人才与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从先前单纯的技术人才需求到技术、外交、行政、法律、经营管理等多方面的人才需求，从低层次技术人员训练转变到办理正规教育，从原先为自己的实业王国培养人才转变到为国家社会作育人事业。不难看出，此时的盛宣怀对教育的认知已上升到一个高度，实现了从人才培训、实业教育到教育救国的思想转变，这也成为盛宣怀创办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的思想基础。
1895年10月任职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征得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同意，于天津创办了北洋西学学堂（次年即改名北洋大学堂，即今天津大学的前身）。1896年10月，盛宣怀卸任天津海关道，调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常驻上海。随着事业的转移，盛宣怀又将精力转向创办南洋公学。
1896年底，盛宣怀移足上海。这一年也是他官运财运一路亨通的一年。10月20日，盛宣怀被授予专折奏事的特权，可以直接上书光绪皇帝。30日，又被授予太常寺少卿，从一品官衔。他在授衔后的第二天就首次上奏《条陈自强大计折》，提出练兵、理财、育才三端为自强的根本。在附折中，他认为西方人才济济，皆源于学堂培养造就，并呈报自己正以北洋大学堂为参照，在上海筹建南洋公学。他还建议除北洋及上海筹设中的南洋公学之外，可以在京师及上海两地设立带有速成班性质的“达成馆”，以从速培养行政官员，上海“达成馆”可附设于南洋公学内。
（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二年向朝廷建议筹建南洋公学的折子）
盛宣怀筹办南洋公学，希望在人才培养上与北洋大学堂有所区别。早先一年创办的北洋以培养实业技术人才为主，南洋公学则办成一所专门培养商务、行政和法律等方面人才的学堂，这是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的初衷。奏折建议“各省先设省学堂一所，教以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矿冶制学，而以法律、政治、商税为要”。 当中的“天算、舆地、格致、制造”等是盛宣怀在北洋大学堂开设的学科，而“法律、政治、商税”正是筹设中的南洋公学所设专业。盛宣怀的建议实际上是呈请朝廷仿效“北洋”、“南洋”，大兴新式高等教育，自我培养各类高层次人才。
盛宣怀的奏折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光绪皇帝批阅后，于12月6日发出谕令：“育才为当今急务，节经谕令各直省添设学堂，实力举办。”同意开设新式学堂，并准备在京师、上海两地设立大学堂，经费与各省集捐设立的书院不同，由户部直拨，以示体制，无需由盛宣怀所管的招商、电报两局集款解济。但甲午战败后的巨额赔款，使清政府国库空虚，所谓不用盛宣怀筹款而由政府拨款的谕令只能是一纸空文，无法立即变为现实。
虽然政府拨款办学一时难以实现，但是并未影响盛宣怀办学的步伐。他胸有成竹，决心仍在自己管辖的招商、电报两局集款解决，以求“俾得赶紧兴建，庶几早一日开学，即早一日成才”。1897年1月，急于办学的盛宣怀再次上奏提出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他认为北京是人才荟萃之地，上海是中外交会之所，因此政府应该看到在这两地办学将会对中国发生长远的影响。盛宣怀请求在北京和上海两地首先开设新学堂，希望上海的南洋公学成为一所专门培养从政务商人才的新式学校，立意造就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经世致用之才。同月，盛宣怀的奏折终于得到清政府正式批准：“该衙门知道，钦此。”不久，南洋公学成立，并最终选定上海徐家汇为公学的校址。
（南洋公学校印1896-1905）
自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作为得风气之先的城市，从1863年李鸿章创办的广方言馆开始，星星点点出现了一些新式学堂。这些学堂输入新的教育制度和观念，采取以西学为主的课程设置，并将近代体育引入学校，给上海传统教育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尽管我国学制尚未改变，科举取士一统天下，然而传统教育本身日益与上海这个工商业城市的内在需求严重脱节。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上海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来自外部的教会学校不断扩大地盘；另一方面，上海自身传统学校发生了分化、变革，旧式书院被赋予新的内涵。一些新派人士纷纷仿效外国，自办一批新式学堂。
南洋公学创办前后，上海大致有三类新式学堂：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官方所办的语言或军事技术学堂；当地士绅所办的科技学堂。这些学堂虽然不能成为上海教育的主流，且只能作为初等、中等新式学堂，但作为新鲜事物终究在封建教育体系当中打开了一隙之孔。
南洋公学最初选址在上海老城厢高昌庙附近。但高昌庙一带地势太低，容易浸水受潮；而且靠近庙宇，夏天窗户开着的时候，从庙里吹来烟灰会飘进校舍。盛宣怀因此放弃高昌庙校址，到1897年4月师范生入学时，学校还没有真正的校舍，而是借用通合公司丝厂厂房做临时校舍，毗邻着现今的校址。
（1930年代校园全景）
1898年6月，公学才最终选定今日的徐家汇校区作为永久校址，这时南洋公学开学已有一年多了。当时徐家汇尚属于市郊，田连阡陌，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找到既适合教学、地价又低廉的校址。在上海道台蔡钧的帮助下，公学以每亩官银120元的价格买下临时校舍边的一块地皮，面积97亩。随后公学开河垫地，挖沟造桥，栽种花草树木，并开始兴建校舍。
监院福开森亲手设计了学校最早的两幢建筑——中院和上院。中院建成于1899年，按照福开森的说法，中院建筑很时尚，和外滩的上海海关和商业银行有异曲同工之妙。建筑采用最好的建材，考虑到动乱年代容易被挪作他用，内部结构设计独具教学特征，分成大小不一的教室。这种担忧后来得到验证，确实曾有人来想把它作为医院使用，终究不合适而放弃。
当时徐家汇还比较荒芜和偏僻。鸦片战争前后，随着天主教在上海的传播，徐家汇地区建起第一座天主教堂。随后徐家汇藏书楼、徐汇公学、徐家汇博物馆等相继建立起来，徐家汇也就成为上海近代文明的起点。南洋公学在徐家汇建立校园，更为此地添上了一笔浓墨重彩。公学上院楼顶耸起的钟楼与徐家汇教堂的尖顶遥相对应。中院，作为南洋公学保存至今的历史最悠久的建筑，依然是校园中最古老典雅的一道景观，在梧桐、白玉兰的映衬下，风采依然，兼具怀旧和时尚的情愫。
南洋公学从购进徐家汇的第一块土地之后，以后陆续扩充过三次。公学时期，办学经费相对比较宽裕，电报局和招商局每年提供10万两银元，到1903年58万余两开支中有20万两用于购买土地和建造校舍，占整个开支三分之一多。到1906年校园面积有206亩，比原来扩大一倍多，足够容纳一所近代大学。南洋公学以后的各个时期，校园又多次扩容，徐家汇校园也成为每一代学子深深眷恋和怀念的地方。
（1897年制定的南洋公学章程）
寻址建屋的同时，招生开学也有序进行。从1897年3月2日开始，盛宣怀以“太常寺少卿”的个人名义，连续11天在《申报》上登载招生告示。招生告示曰：“现在开办师范学堂，定于二月初三日考选师范生三十名，年以二十上三十下为度，学以中学成才兼学西学西文为上，以中学成才略通西学不通西文、或略通西文不通西学为次，中学未成者，虽通西学西文不录。有志者速至二马路二马路即今上海市九江路。本公馆报名，并领取师范格，勿误。道远后到俟积有一二十人再行示期续考。”告示最后许以“不取修缮”、“资送出洋”、“择优奖赏”、“优于出身”等优厚条件。这则招生广告里面包含了招生人数、考试时间、报考条件、报名地点、录取待遇等内容，可谓是学校历史上第一份招生简章。它以路人皆知的盛宣怀个人名义作为招生主体，使这份招生简章富有奇特的时代意义。
招生告示一经登出，各省学子纷纷前来应试，报考者多达数千人，他们多数是清寒子弟或自愿舍弃科举仕途的有志之士。这些考生需经过初试和复试两道关，分四批录取。3月14日，盛宣怀亲自坐镇格致书院，对第一批初试录取者进行复试。4月17日，公学总理何嗣焜主持考试时，“投考者一百三十名之多，佳卷不少。”
当时，考生王植善身在武汉，从报上得知南洋公学正在招生，便立即乘船赶往上海应考。数天颠簸旅程后到达上海，等他匆匆赶到时，考场已点过名封了场，考官为他的真诚所感动，特许通融他参加考试，成为最后一名入场的考生。王植善通过考试录取后，第一个报到入校，进入师范院学习。1900年他从师范院毕业后，执掌南洋中学达半个世纪，成为一名近代教育家。
（1899年9月，何嗣焜手书学校布告）
从3月5日到4月25日，历时50多天，经过不拘一格的严格挑选，师范院最后录取30人，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师范生。其中很多是举人、廪生和贡生，是当时青年中的俊彦。4月30日，何嗣焜致函盛宣怀，报告师范班招生开学情况，认为其中可成才之士不乏其人，将来可得二三济世之才，达成馆一时难以建成，师范院可以弥补这一缺憾。师范院4月8日开学时，由于校舍尚在规划之中，就借徐家汇附近厂房做临时校舍，把二楼改为教室，栈房平屋改为饭厅和宿舍，中间空地作为操场和运动场。1899年夏，中院校舍落成后学校才正式搬入其中。
新式教育作为新鲜事物让人感到吹来一股清新之风。南洋公学对于当时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而言，反响颇大。一来由于盛宣怀所处的特殊地位，二来由于新式师范学堂在全国还是第一家。因此，师范院招生告示及后来的招考引来社会舆论关注。1897年3月5日，《申报》上发表专论认为“中国之不振，因乎无人才；所以无人才，则因乎不能兴学；所以不能兴学，则因乎师之不得其教。”道出了南洋公学首开师范院的缘由，并称赞了盛宣怀学习西方教育以培植人才的举措。
（1898年南洋公学师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