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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朝鲜战争，这几天已经说了不少，争论也不少。孙远君还上了篇《维基百科对朝鲜战争的纪录》（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1392 ），详细描述了战争的进程。至此，这个话题也该打住了，就转贴一篇6年前《东方》杂志上刊出的一篇东东作结吧。
美国朝鲜战争纪念碑前的思考
丁 林
《东方》2001年第12期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是一个相当出名的设计作品。今天的建筑系学生，在学到当代纪念碑设计的时候，恐怕都会接触到这个设计范例。在中国，有不少介绍美国的文章，都提到过这个刻满了阵亡者姓名的黑色花岗岩墙。一方面，人们当然是被它别具一格的设计思想和表现手法所吸引；另一方面，人们也好奇地注意到，纪念碑的设计者林璎是一个当时刚二十出头的华裔女孩，一个建筑系的大学生。更何况，她和中国似乎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追根溯源，她原来是中国著名建筑师梁思成的夫人林徽音的一个远亲。这样，就有了一点传奇色彩，也使美国越战纪念碑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远超出了建筑系大学生的范围。
可是，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个著名的越战纪念碑近旁，还有一座与中国关系更为密切的战争纪念碑，那就是美国的朝鲜战争纪念碑。
不锈钢的散兵线
这实际上不止是一个纪念碑，而是一个小小的纪念园区。走进这个园区，首先相遇的，是19个与真人尺度相仿的美国军人雕塑群。这些不锈钢雕塑是写实的。大家都知道，以写实的战士塑像作为战争纪念碑的组成部分，这已经是一个古老得不能再古老的设计手法，似乎了无新意。可是，这个纪念碑以最传统的设计方法入手，却能够赋予参观者一种特殊的感受。作为对一个设计作品的分析来说，它的突破点在哪里呢？
19座士兵塑像
19座士兵塑像_晚照
士兵塑像局部_左侧的黑色大理石墙上有超过两千张肖像
朝鲜战争纪念碑的设计者，并没有按照通常的做法，把这些雕塑集中在一起，而是将他们一个个拉成散兵线，撒开在一片长满青草的开阔地上，“搜索前进”。他们头戴钢盔，持枪驱前，表情显得非常紧张。它和一般纪念碑设计另一个不同之处是，这些塑像都没有高台底座。他们不是高耸的英雄，而是普通士兵。他们的脚就结结实实地踏在这片开阔地上。这么一来，士兵脚下的这块土地就自然地融入，成了雕塑群的一部分，战场也就因此而被生生地移进了这个纪念园。当烈日炎炎，当狂风扫过，当暴雨倾注，当皑皑冬雪覆盖在这片开阔地和士兵们的身上，这时，设计者甚至将整个气候和环境都引了进来，成了这个雕塑群最真切的背景和注释。于是，战场的严酷和士兵危在旦夕的生命，作为一个战争片断，整体地走进了纪念园。传统的写实群雕就这样被新颖的设计思路所突破，产生了与众不同的视觉效果和感受。按照建筑界的行话，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作品。
标榜美国朝鲜战争正义的士兵纪念碑
南面是一座黑色的花岗岩纪念墙。在这座墙上，还隐现着浅浅蚀刻的许多士兵的脸部，这些形象不仅是写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真实的。因为所有这些脸部，都是根据朝鲜战争新闻照片中美军各个兵种的无名士兵的真实记录，临摹刻摹的。纪念墙的花岗岩是磨光的，开阔地的塑像群因此而映射在墙上。随着我们的脚步移动，两组形象便流动地、互为背景地融合在一起。战场的引入，新闻照片的应用，都表明着设计者在刻意寻求一个历史真实的感觉。而正是设计者的这个追求，让走入纪念碑园区的我们不无困惑。
韩战纪念墙上都是在朝鲜战争中战死的士兵，这些照片均由她们的亲属提供，然后影印到墙上
黑色大理石墙上的肖像包括后勤支援部队如补给、医疗、随军牧师及火力支援等等
英雄儿女
我们当然是困惑的。因为我们从小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长大；我们熟读课文《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看了无数遍电影《英雄儿女》；哪怕是在美国打工，我们只要一张嘴，都会不假思索地唱出《上甘岭》的插曲。在我们出生成长的每一天，我们最崇拜的艺术家们，就以他们最卓越的才能，以最优美的旋律、最动听的歌喉，向我们讴歌这场战争和战争中的英雄，以致我们在一生中有过多次痛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生在朝鲜战争的前十八年，没有最后一次赶上报效祖国的机会。我们根本不需要思考就能推出天经地义的逻辑：我们的父辈跨过鸭绿江，就是“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至于为什么要跑到鸭绿江那头去“保卫”，是因为唇亡齿寒。美帝国主义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挑起朝鲜战争，就是要利用朝鲜半岛作为“跳板”，企图将刚刚诞生一年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就像要杀死一个天真的婴孩一般。
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的老海报_1963
《英雄儿女》剧照
电影《上甘岭》剧照
上甘岭
上甘岭战役中的志愿军阵地
上甘岭战役中的美军阵地
为此，我们的爱国主义绝不是干巴巴的，而是血肉丰满的，既充满对侵略者的仇恨，却又伴随着诗意无限的对祖国的热爱。这与我们青少年时代的浪漫和激情实在很合拍。就像《上甘岭》的主题歌《我的祖国》一样，“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柔情，和“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的激昂，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因此，我们向来不认为自己接受过什么说教，那是一种已经化为血液，流淌在胸中的感情。这样的感情是如此难以割舍，它不仅会伴随我们从小到大，而且也会伴随我们越洋过海。我们就这样毫无思想准备地突然“踏入敌阵”，走进了美国朝鲜战争纪念园区，蓦然面对“行进”在朝鲜战争的开阔地上的那19名疲惫艰难的美国士兵。我不由自主地说，这就是被我们打败了的“美国野心狼”了。
关于这些美国士兵，园区内只有一句短短的碑文:“我们的国家以它的儿女为荣，他们响应召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去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民 (Our nation honors her sons and daughters who answered the call to defend a country they never knew and a people they never met.)”。 在读到这段碑文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眼中穷凶极恶的“美国鬼子”，却也是美国人民心中的“英雄儿女”。我们停在这只有一句话的碑文前，不由有些发愣，就愣在“保卫”这个词上。美国兵千里迢迢去朝鲜，他们凭什么言称“保卫”，他们又究竟去保卫了什么？这是一场跨越了半个地球的战争。我们也想到，在有着信息自由法的美国，政府不可能对于这样一场战争，向他们的士兵和家属隐瞒重大历史情节。这个朝鲜战争纪念碑是在1995年6月27日才揭幕的，远在1982年揭幕的越战纪念碑之后，那么，在经历了对越战的不断重新认识之后，美国人在建立这个朝鲜战争纪念碑的时候，为什么还能够保持整整半个世纪的自信，坚信这样一个远征是正义的呢？
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是我们此生第一次站在这样一个位置上，站在交战双方的边界。我们感到奇怪的，不是上面的这段碑文和疑问，而是我们怎么直到站在这个“敌营”的纪念碑前，才第一次产生这些疑问；我们怎么直到今天，才想到有必要了解和知道，我们当初战场上的敌人，他们又是怎样看待和解释这场战争的。
“自由不是无代价的”
华盛顿朝鲜战争纪念碑局部_FREEDOM IS NOT FREE
很难在纪念碑上直接找到彻底的答案，因为这个纪念碑园区的文字非常少。除了上面这段碑文，另外，就只有一句话的碑文了，那是用银色的字，镶镌在一座同样简洁的黑色花岗岩纪念碑上的。纪念碑座落在一个圆形的水池中，它是整个朝鲜战争纪念碑的主题:“自由不是无代价的。”虽说提到“自由”这样一个“主旋律”，可是整个设计基调仍然是低沉的。和越战纪念碑一样，它强调的仍然是“代价”，是战争对于生命的摧残。因此，作为对主题的诠释，在围起这个水池和纪念碑的石块上，我们看到刻着参与朝鲜战争的联合国军的伤亡记载：阵亡美军54246，联合国军628833；失踪美军8177，联合国军470267；被俘美军7140，联合国军92970；受伤美军103284，联合国军1064453。
我们从未接触过这些战争数字，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它的分量。在这些数字里，我们也发现了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无知。我们一向以为，在朝鲜战场上，美军只是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而已，战场上都是“美国狼”。而从以上数字表明的事实，与我们原来的印象差异很大。美军在联合国军中的比例，远远低于我们的想象。我们于是想知道，当年志愿军的敌人，究竟是些什么国家。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园区的最后一点文字。那是当年所有加入联合国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和提供医疗支持的国家的名单，他们是：希腊、法国、埃塞俄比亚、丹麦、哥伦比亚、加拿大、英国、泰国、瑞士、南非、南朝鲜、菲律宾、挪威、荷兰、新西兰、卢森堡、印度、意大利、澳大利亚和比利时。
离开这个纪念碑时，我们感到，一切基于主观的，基于意识形态的，对于战争和历史事件的解释，都可能是有偏差的。作为一个平民，首先需要知道的只是历史事实，只有当事实是清楚的，再听取各方面的解释，才可能是有意义的。于是，我们从国际互联网查寻了最基本的有关朝鲜战争的时间表和历史资料。
在第二次大战刚刚结束五年，人们享受和平还很短暂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突然打破国际公认的划分南北朝鲜的三八线，进攻南朝鲜，并且长驱直下，几乎灭了南朝鲜。在这样的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派出联合国军援救南朝鲜，其中包括作为主力的美国军队。美国人至今自豪的，他们的儿女去保卫的那个“从未见过的国家”，就是南朝鲜，而南朝鲜人，就是美国军人保卫的那些“素不相识的人民”。1950年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经过三年残酷的战争，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停战签字，维持三八线。
只有三八线依旧
我们一向被告知，中国人民必须打这场战争，不打就会亡国；我们一向被告知，连美国高级将领也承认，他们在朝鲜“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现在我们才知道，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星上将奥玛尔·布莱德尔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但是，他的原话是：假如因为朝鲜战争，“我们就打入中国的话，那么，我们将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这段话和我们原来理解的意思，实在差得太远了。
我们读完这段历史的史实，就再也没有兴趣探究在三年的朝鲜战争之后，到底是谁把谁逼到谈判桌前，争了这最后的一口气。因为，基本事实很简单了：战争之前，是和平，是国际公认的、南朝鲜和北朝鲜也承认的划分它们边界的三八线；战争之后，恢复了和平，维持了同一条三八线。三年的时间里，唯一被改变的，是上百万生命的丧失，几百万人的致残，无数和平的家庭被毁坏。
我们从华盛顿回来，从一大堆照片中抽出一张装进了镜框，放在桌子上。照片的上端窄窄的一条，是那座黑色的纪念碑，隐隐可以看到那句有关自由与代价的碑文；照片的大部分是纪念碑下的水池，水池里，一只飞来的野鸭正把嘴插进翅膀，静静地享受着和平温暖的春日阳光。
附录一：
布莱德利关于“在错误的时间地点与错误敌人打错误战争”的发言
1951年5月15日布莱德利关于“在错误的时间地点与错误敌人打错误战争”的发言。
1950年12月，麦克阿瑟提出，既然中国已经参战，联合国就应当把战争扩展到中国大陆。他提议用海空军封锁中国沿海，轰炸中国大陆的军事目标和与军事有关的工业目标，征召国民党军队到朝鲜作战，给蒋政权提供后勤支援以便他们可以反攻大陆等等。麦克阿瑟认为如果不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则联合国军将无法守住朝鲜。
但美英等国政府不愿将战争扩大到中国。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美国真正的敌人是苏联，最要紧的战略区域在欧洲。因此不应当把美国力量用到中国这样“一个并不具有关键战略价值的地区”。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51年初正式拒绝了麦克阿瑟的要求。
为了保证集中力量对付苏联，当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考虑让联合国军弃守朝鲜。他们指示麦克阿瑟在现有的范围里组织抵抗，给中国军队尽可能多的杀伤。但抵抗行动必须以“不使第八军遭受严重损失”为度。因为美第八军还担负着防守日本的任务。如果出现可能使美第八军遭受严重损失情况，则准予麦克阿瑟将联合国部队撤出朝鲜。
但是麦克阿瑟依然坚持自己的向中国扩展的主张，他与美国政府领导间的分歧日益加深，终于导致他在1951年4月被美国总统解除职务。麦克阿瑟被撤职，引起美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美国国会成立专门委员会来调查麦克阿瑟被撤职的事件。专门委员会从1951年5月3日起举行一系列听证会。
最先由麦克阿瑟出席陈述作证，然后是国防部长马歇尔。5月15日，轮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作证。他在听证会上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宣读了一项声明，阐述了他们对有关事件的态度。在解释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什么不同意麦克阿瑟关于将战争扩展到中国大陆的主张时，布莱德利说：
The strategic alternative, enlargement of the war in Korea to include Red China, would probably delight the Kremlin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we could do. It would necessarily tie down additional forces, especially our sea power and our air power, while the Soviet Union would not be obliged to put a single man into the conflict.
Under present circumstances, we have recommended against enlarging the war. The course of action often described as a "limited war" with Red China would increase the risk we are taking by engaging too much of our power in an area that is not the critical strategic prize.
Red China is not the powerful nation seeking to dominate the world. Frankly, in the opinio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is strategy would involve us in the wrong war, at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 and with the wrong enemy.
这段证词摘录自1951年5月16日“纽约时报”第26版。当日该报第一版报导布莱德利作证的新闻的标题是：
BRADLEY CHARGES M'ARTHUR PICKS WRONG WAR, PLACE, TIME AND FOE;
SEES GREAT PERIL
Implies We Must Stand Ready Against Soviet, Not Red China
附录二：作者后记
有关朝鲜战争的此文，往往引起不快的争论，让我深感不安。当初妻子外出谋饭，贪图华盛顿市的博物馆美术馆不用买票，顺路去了又去，看朝鲜战争纪念碑的次数多了，偏偏有个好朋友的父辈是当年志愿军军歌的作者，就想把自己看朝鲜战争的眼光之转变写出来，简单地说，过去是从国家的眼光看，现在更多地从个人生命的眼光看。原来就是打算写给这位朋友看的，没有打算发表，更没有想到在国内发表。事实上，写了也就是寄给了两三个朋友。结果是一位在北美办华文杂志的朋友说，让他们用。如果早知道这稿子会公开发表，我想我们会写得更好一点。
我们一向认为，我们后人看前人，不可太自以为是。前人有前人的处境，这往往是我们后人所难以完全把握的。就好象，再过几十年，我们都退出了这个世界，那个时候的小青年会说，21世纪初的这些个中国人怎么搞的，怎么这么愚蠢，这么混蛋，把事情搞得这么不可思议地糟糕？我们却已经没有机会辩护说，要知道我们的处境是多么地无奈！所以，我想，我们所能够追求的，其实就是对自己这个时代的事情明白一点而已。
我们实在没有责备50年前的人们的意思。我们只是感到可惜。一是为被迫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个处境下的人，被迫失去生命，被迫失去和平的人生而可惜；二是为我们青年时期轻易相信了那么多别人告诉我们的事情而可惜。我愿意冒昧地代替50年前我们那位好朋友的父辈说一声：请不要过于责备我们。我也想求读者和我们的后人：请不要苛求我们。
这文章里，关于战争伤亡人数的记述，最引起争议。我们只是照实记录了石块了的数字。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注重的是，美国人死伤多少，非美国人死伤多少。如果我们现在写这篇文章，要么干脆不写这些，要么就会更详细地写各方参战的人数和伤亡。其实真正让我们震惊和痛惜的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这一切，都是为什么？早知今日，为什么当初要这样？
当然，这个问法非常浅薄，我们不敢这样直接地问。但是，我想在此说，作为在中国和美国都生活了几十年的人，一个志愿军战士的死，和一个美国大兵的死，都让我们感到悲伤。我们不可能改变历史，那么，我们能不能防止将来呢？有没有可能，再过50年，我们的后代对着我们发出同样痛惜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是为了什么那样愚蠢地自相残杀？
附录三：美国人至今也想不通：上甘岭为什么会打不下来?
http://www.china-dandong.net/sgl-mgrxbt.html
美国人至今也想不通，上甘岭为什么会打不下来。美国的军事研究者们用电脑模拟得出结论，范弗里特如果不攻五圣山，改为攻打西方山谷地，凭借美军强大的机械化装备，共军两个主力师(十五军四十六师和三十八军的一一二师)是抵挡不住的。他们不准备认为上甘岭的失败是输给了中国军人，因为这似乎不是人力能够做得到的，可是二流部队的四十五师可以做得到的，为什么德川、三所里、松骨峰的英雄“万岁军”就做不到？电脑只能模拟常识性的东西，它永远也模拟不出一个民族重新觉醒时所能迸发出的力量。
对一个国家、民族落后的痛苦体味最深的，莫过于它的军队。
1952年下半年，朝鲜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对于中朝一方来说，相对于1950年底鸭绿江边的岁月，己方已经小占便宜。在严酷的事实下，连首先挑起战争的金日成同志也已经放弃了要“统一朝鲜，解放南方”的一厢情愿的梦想，此时社会主义阵营所要面对的是：我们能不能在美帝国主义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固守住这个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桥头堡？尽管我们的宣传是乐观的，以至于让我们在几十年后也认为我们当时只要愿意，就可以替朝鲜人民完成统一的大业，可是历史是会告诉人们真相的:当时的情况曾是如此的严峻。
彭德怀指着朝鲜地图对十五军军长秦基伟说:“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失掉五圣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你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似乎只是恐吓，可是当时的事实是在九月和十月里，联合国军连续攻下了朝鲜人民军重兵把守的“喋血山岭(BloodyRidge)”和“伤心岭(HeartbreakRidge)”──由于朝方的扬胜讳败，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中朝一方对这两战的叫法，只好以美方的称谓来叙述了。尽管联合国军损失了几千人，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达到了战略目的。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五圣山──美方将其叫做“三角形山”，范弗里特预计以两百人为代价，在五天内实现目标。为此他动用了美第七师、美第187空降团、南朝鲜第二师、九师、加拿大步兵旅、菲律宾营、哥伦比亚营、阿比巴尼亚营等部队共七万余人的庞大兵力。
志愿军方面在敌情判断上出现了巨大的失误。我方把几乎所有的火炮和十五军的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到了西方山谷地，而五圣山方向只留下了一个连秦基伟自己也承认算不上主力的四十五师，区区一万来人。《毛泽东选集》里说到，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比较有把握的比例是三到四比一。五圣山下敌方集中了六到七倍的优势兵力，至于火炮、飞机、补给等优势就更不必说了，这场战役似乎已经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了。
1952年10月14日凌晨3点半，战斗打响。
范弗里特计划用一天时间夺下五圣山前的两个小山包──597.9和537.7北山高地。这两个高地背后的□地里有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叫做上甘岭，这场战役我方叫做“上甘岭战役”，美方称之为“三角形山战役”。
美军320多门重炮，27辆坦克以每秒钟六发的火力密度将钢铁倾泻到这两个小山包上。由于我方对敌主攻方向判断失误，在长达八个小时的时间里，前沿部队未能得到有力的炮火支援，一天伤亡五百五十余人。通往一线阵地的电话线全部中断，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敌人爬上前沿阵地，任由战士们各自为战。这一天里，敌向上甘岭发射30余万发炮弹，500余枚航弹，上甘岭主峰标高被削低整整两米，寸草不剩。即便是这样，直到四天以后──10月18日，四十五师前沿部队才因伤亡太大，退入坑道，表面阵地第一次全部失守。该师逐次投入的十五个步兵连全部打残，最多的还有三十来人，少的编不成一个班。
19日晚，四十五师倾力发动了一次反击。
597.9高地9号阵地上，美军在阵地顶部的巨石下掏空成了一个地堡，我军攻击受阻。这个地堡后来再现在电影《上甘岭》里。十九岁的贵州苗族战士龙世昌，闷声不响地拎了根爆破筒冲了上去，敌人炮兵实施拦阻射击，一发炮弹将他左腿齐膝炸断。目击者几十年后回忆道：“那个地堡就在我们主坑道口上面，隔出四五十公尺吧。高地上火光熊熊，从下往上看，透空，很清楚。看着龙世昌是拖条腿拼命往上爬，把爆破筒从枪眼里杵进去。他刚要离开，爆破筒就给里面的人推出来，哧哧地冒烟。他捡起来又往里捅，捅进半截就捅不动了。龙世昌就用胸脯抵住往里压，压进去就炸了。他整个人被炸成碎片乱飞，我们什么也没找到。”
0号阵地上，135团六连仅存16个人，在对四个子母堡的爆破中，三个爆破组都没能接近地堡，在途中伤亡殆尽了。还剩下营参谋长张广生、六连长万福来、六连指导员冯玉庆、营讯员黄继光、连通讯员吴三羊和肖登良。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不过黄继光没喊后来那句让四亿五千万人热血沸腾的口号：让祖国人民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他们炸掉了三个地堡，付出的代价是吴三羊牺牲，肖登良重伤，黄继光爬到最后一个地堡前的时候全身也已经七处负伤。他爬起来，用力支起上身，向战友们说了句什么，只有指导员冯玉庆省悟了：“快，黄继光要堵枪眼。”牺牲后的黄继光全身伤口都没有流血，地堡前也没有血迹──血都在路途上流尽了。
当时的目击者大都在后来的反击中牺牲，只有万福来重伤活了下来，在医院听到报上说黄继光仅仅追授“二级英雄”，大为不满，上书陈情。志愿军总部遂撤销黄继光“二级英雄”，追授“特级英雄”称号──我军至今仅有杨根思和黄继光获得过这种级别的荣誉。
十五军战后编撰的《抗美援朝战争战史》中说道：“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也只有这样一个民族的优秀儿女，才能这样的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20日晨，敌人再度反扑，上甘岭表面阵地再度失守。四十五师再无一个完整的建制连队，21个步兵连伤亡均逾半数以上。联合国军投入了17个营，伤亡七千之众，惨到每个连不足40个人。美国随军记者威尔逊报导：一个连长点名，下面答到的只有一名上士和一名列兵。战斗进入了坑道战。电影《上甘岭》里主要反映的就是这一段的故事。10月24日晚上，秦基伟将军部警卫连补充到一号坑道，120多号人，穿过两道固定炮火封锁线，连排干部只剩一个副排长，还有25个兵。坑道里的志愿军战士为后方赢得了时间。
10月30日，我方再度反攻。
我方动用了133门重炮。美七师上尉尼基惊恐地告诉随军记者：“中国军队的炮火像下雨一样，每秒钟一发，可怕极了。我们根本没有藏身之地。”每秒钟一发美军就受不了了，殊不知我们的战士在10月14日面对的是每秒钟六发的狂轰。
5小时后，志愿军收复主峰。次日凌晨，南朝鲜二师三十一团和阿比西尼亚营反攻，发动了四十余次攻击。一天下来，全员上阵的三十一团便完全丧失战斗力，直到朝鲜战争结束也没能恢复战斗力。11月1日，美七师，南朝鲜九师再度反扑，打到2日拂晓反被我坚守部队打了个反击，收复597.9全部表面阵地。四十五师补充后用于反击的10个连也全部打光。11月15日南朝鲜九师和美187空降团分五路进攻，四十五师最后一个连队增援到位，打到下午三点，连长赵黑林趴在敌人尸体上写了个条子派人后送：我巩固住了主峰，敌人上不来了。当天美国人坦率地向新闻界承认：“到此为止，联军在三角形山是打败了。”
先后屯过三四百人的一号坑道，只走出了8个人，下阵地的时候，又在炮火下牺牲了2个，到军部，又被饼乾和牛肉罐头撑死一个。随手抓把土，数出三十二粒弹片，一面红旗上有三百八十一个弹孔，一截一米不到的树干上，嵌进了一百多个弹头和弹片。
上甘岭战役，双方伤亡人数有多种说法。我方战报：歼敌两万五千余人，十五军伤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九人，其中阵亡五千二百一十三人。美方战报：损失九千余人，共产党死伤一万九千余人。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片3.8平方公里的山头，已经被鲜血浸透了。
什么叫做英雄？摧锋于正锐，挽澜于极危，可以叫做英雄。
整个上甘岭战役中，天上没有出现过一架我们的飞机；是役我们的坦克也没有参战的纪录；我们的火炮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是敌方的四分之一，美军总共发射了190多万发炮弹，五千多枚航弹，我们只有40多万发炮弹，而且几乎全是后期才用上的。数百万发炮弹蹂躏着这两个区区3.8平方公里的小山头，这两个在范弗里特的作战计划里第一天就该拿下来的小山头，用自己的粉身碎骨验证了人类的勇敢精神。
此役之后，美军再没有向我发动过营以上规模的的进攻，朝鲜战局从此稳定在了38度线上。这一战奠定了朝鲜的南疆北界。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86年出版的五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找不到海拔1061.7米的五圣山，却标出了上甘岭。这就是历史的崇山峻岭，让人们一眼就看见了她：“呵，这就是上甘岭！”
原本是二等部队的十五军四十五师，这一战基本上打光，但是她从此昂首跨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等主力的行列，因为她的战绩是──上甘岭。
1961年3月，中央军委从全军中抽出三支主力第一军、第十五军、第三十八军，交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挑选一支，改建为中国第一支空降兵军。这位上将选择了十五军，理由是：“十五军是个能打仗的部队，他们在上甘岭打出了国威，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十五军。”
国家赢得了地位，从此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西方人的标准是：要想成为强国，你必须击败过另一个强国的军队。将军们赢得了荣誉，几十年后秦基伟将军踌躇满志地登上国防部长的位置，不能说和上甘岭没有一点关系。
历史已经记不完那一万多在战火中浴血的战士的姓名了，他们的身躯已经和朝鲜半岛的五圣山揉和在了一起。
我们没有足够的大炮，甚至于没有足够的反坦克手雷，当时前沿阵地上的战士们唯一希望的是多给配点手雷，因为这个东西“一炸一片”，炸碉堡也比手榴弹威力大多了。可是，黄继光手里仍然只有一颗手雷，因为这个东西我们造不出来，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去进口。美国人可以动用B-29去轰炸一辆自行车，而我们手里的反坦克手雷只能留给敌人的坦克，用来炸碉堡就算是很奢侈了。当年的美国随军记者贝文。亚历山大写道：“(中国)部队进攻时，通常主要依靠轻兵器、机枪和手榴弹。只有对付最有利的目标时，才肯动用迫击炮。”
对一个国家、民族落后的痛苦体味最深的，莫过于它的军队。这就是我们可爱的战士──他们从不和自己的中国讲条件，没有任何奢求，决不会因为没有空中支援放弃进攻，决不会埋怨炮兵火力不够，决不会怪罪没有足够的给养，只要一息尚存，他们就绝不放弃自己的阵地......他们甚至可以在长津湖华氏零下20度的气温里整夜潜伏，身上仅仅只有单衣；他们可以在烈火中一动不动；他们中的每个人都随时准备着拎起爆破筒和敌人同归于尽……
舞台艺术往往在现实的基础上有所夸张，比如说所谓的美国大片《珍珠港》吧，历史事实是日军损失飞机九架，飞行员二十一人，其中没有一架战斗机，但大家不妨借一部来仔细数数看看雷夫他们搞掉了多少架“零”式战斗机！可是看看我们的《上甘岭》、《英雄儿女》，可以说没有一部中的英雄事迹是编导们胡编乱造的，如果要说不足，那只能是他们表现的还不够，不能在屏幕上完整的再现每秒钟六发重炮炮弹爆炸的震撼。
3.8平方公里的狭小面积，一日之内落弹30余万发；一万余人，要对抗七万多敌人；前沿阵地上，经常是一两个残破的连对抗一两个齐装满员的团，而且几乎没有炮火支援，弹药也常常补充不上，一桶水、一箱弹药、一个苹果常常是牺牲好几条人命都不一定送得上去......在这样的情况下取得的胜利，可以说是一个奇迹。美国人不是输给了地利,他们忘记了拿破仑一百余年前讲过的话：“中国是一头睡着了的狮子，我希望她永远都不要醒来。”
上甘岭，不仅是一两个伟人的胜利，也不仅是几十个将军的胜利。当一个辉煌了两千年的民族破落后重新找回自信的时候，这种力量是可怕的。伟人与将军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合理的利用了这股力量。
上甘岭的鲜血会不会被遗忘？五十多年了，灵与肉都化为了清风明月......
谨以此文悼念先烈于地下，希望大家能和我一道，摒除一会儿生命中的物欲，回忆一下那个不可思议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