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耀邦政治秘书刘崇文
晚年的胡耀邦(网络图片)
下台前在上海与李先念的会见
胡耀邦是力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并坚决身体力行的。还在1986年,我们有一次去中南海勤政殿看望他,他就告诉我们说,小平同志同他谈了,明年党的十三大,他不再担任总书记了,小平、陈云、先念等几位老同志也都退下来。他是作为一个好消息告诉我们的。谈话时流露出一种高兴和欣慰的情绪。他说,我今年已71岁,明年就72岁了,从80年到现在,已经担任了六年总书记,明年十三大一定要退下来。他还意味深长地问我们:你们原来想到过我会当总书记吗?他觉得这种上和下、进和退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需要,是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国家走向民主政治的表现。
据李汉平(耀邦的警卫秘书)告诉我,十二大选举总书记,耀邦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赵紫阳,他那时就作了十三大退下来的准备(因为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他跟汉平说,到那时,我想找一个靠近农村的中小城市,住到那里去,不再干预中央的工作。他逝世后,李昭同志(耀邦夫人)就是根据他曾经表示过的这一意向,决定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江西共青城的。
1986年国庆节后,当我们又一次去看望他时,他更进一步对我们说:十三大要立个规矩,不搞终身制。小平同志全退,我半退,到了年龄的三分之二全退,三分之一半退,进中顾委、人大、政协等。一定要立下这个规矩,如果在我们手里不立下这个规矩,中国今后还会动乱。所以,在1987年1月中央开他的“生活会”之前,他对自己的去留毫不介意,而是心安理得、坦然自若地集中精力考虑如何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如何准备开好党的十三大,如何妥善处理好学生闹事等问题。
然而,在另一方面却一步一步在加紧酝酿“废黜”他的事情。可他全然不知、毫无觉察。1986年12月,他去上海,听说先念同志也在那里,就让李汉平打电话给先念的秘书,说要去看望先念,并交代先不要告诉先念同志。可是很快那边就来电话说,先念同志已经出发来看耀邦了。下面是耀邦同志跟我说的原话:
当时先念的腿不好,是坐面包车来的,到客厅坐下后就说,你找我有什么事?你打电话给我,我很紧张。我当时很奇怪,他紧张什么?我说,我没什么事,今天中饭后我就回北京了,就是看看你。他说,呵!好像放心了。然后他又说,我同小平同志谈过,如果党内再搞斗争,我就不干了。当时我不知道要解决我的问题,先念已知道。我在回北京的飞机上还同小李说,现在谁还斗争先念同志?那次会见,先念还说,耀邦呀,报纸上有些胡说八道,你可要管住呀!当时他指的是自由化的言论。我说,人民日报我也管不了,我说的话他们也不听。
还有一件事说明,在中央生活会前,耀邦同志完全被蒙在鼓里。那些年每年元旦前,中国桥牌协会都要为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举办一次名为“运筹与健康”的新年桥牌赛,参加者除他们外还有一些桥牌界的名人和爱好者。每年都分内外两个赛场,里面是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外面是其他的人,分别计算成绩。小平和耀邦从50年代起就经常在一起打桥牌。但在每年比赛时,都分别有桥牌高手做他们的搭档,所以成绩差不多。他们就轮流成为每年的冠军。1986年底的这次桥牌赛,小平和耀邦都参加了。比赛结束后,耀邦还兴致勃勃地说:今年该是我的冠军了!然后他还走到外面的比赛大厅,高兴地和其他参赛的人见面,向大家招手致意。他压根儿也没想到,没过两天,邓小平就找他谈话,严厉地批评他,接着就是他被迫提出辞职,中央召开他的“生活会”,最后被免去总书记职务。
人们可能奇怪,胡耀邦怎么会这样缺乏政治警觉?其实,这就是胡耀邦——真实的胡耀邦,襟怀坦荡、赤诚纯真的胡耀邦。他曾对我说,那时我既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错误,又已经决定十三大从总书记位子上退下来,哪里会想到还有什么问题呢?他始终坚信,他不遗余力为之奋斗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利民兴邦,受到人民拥护的;他竭力主张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明确政策界限,对学生闹事采取疏导的方针等,都是符合民主和法治原则,并且是由书记处议定,得到小平、陈云同志同意的。他还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党更加成熟了,中国不会出什么事的。尤其是他相信小平同志对他是了解的、支持的。就在不久前(9月份)准备六中全会文件时,小平同志还对他说:有人打着我的牌子,想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能听;“自由化”这个词可以不用,但也确有一些人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左”的右的干扰都不理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曾几何时,言犹在耳,怎么就风云突变?他没有想到,最后竟把学生闹事的原因,归咎于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
耀邦同志的纯真与赤诚,实在是可敬、可爱、可叹!
邓小平和胡耀邦
李先念:耀邦是阳的多阴的少
耀邦同志还告诉我,后来杨尚昆到上海征求先念开“生活会”的事,先念对杨尚昆说:我看耀邦是阳的多,阴的少;“生活会”我不参加了。先念同志说耀邦阳的多,阴的少。赵紫阳则说他“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当时流传这么几句话:胡耀邦的良心,赵紫阳的头脑,邓小平的手段。
耀邦同志心地善良,为人宽厚,不会搞权术、耍手腕。他胸无城府,表里如一。在与同志和朋友的交往中,不仅没有害人之心,也没有防人之意。长期以来,不少人劝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却认为,在党内“防人之心也不可有”。他对干部是严格的,有时甚至是严厉的,但他爱惜干部,从不整人。大家知道,邓力群对胡耀邦积怨很深,但他也承认:“胡耀邦不搞阴谋,光明磊落,观点不同,他就讲出来,讲出来也是指名道姓。”“他不积怨,有话讲在当面,讲清楚了,就没事了。”1988年11月,邓力群在长沙要求见胡耀邦,虽然在头一年生活会上,他罗列大量“罪状”,系统地批判胡,但耀邦还是欢迎了他,并同他谈了两个多钟头。事后邓力群十分感慨地说;“我没有想到他并不介意以前的摩擦。”并说他们的谈话“感情是真诚的,气氛是融洽的”,使他有“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以上所引都出自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就在这次见面时,邓力群曾要耀邦同他联手反对赵紫阳,被耀邦拒绝。因为外面曾谣传说赵紫阳在胡的下台中起了不好的作用,不少人对赵有意见,因此当李汉平听说邓力群要倒赵,就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说:“好呀!咱们也报个仇嘛!”耀邦听后,立即严肃地批评李:“我真没想到,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思想还这么狭隘。我们绝不能因为自己受了委屈再去搞个人恩恩怨怨。赵紫阳是全党通过代表大会选出来的总书记,要维护他、支持他。……我们要维护团结,老这么折腾,党和国家没有希望!”
我还记得:好像是李瑞环说过,我们要多琢磨事,少琢磨人,耀邦听说后,十分赞赏。耀邦自己就是一心一意琢磨事,从不花心思去琢磨人。他的脑子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思考问题,他的精力几乎全部扑在工作和事业上,他手不释卷地几乎读遍了从马列到县志各种书籍,马不停蹄地几乎跑遍全国每一个县做调查,他不仅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琢磨人,连对家庭和孩子都很少顾及。1986年10月8日晚,也就是他被迫下台前不到两个月,我们到勤政殿去看他,实际上当时已经在削弱他的权力和工作,比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都由赵紫阳负责,十三大人事安排指定了薄一波等七人小组领导,可他既没觉察有什么不正常,也毫不介意,仍一如既往,满怀激情地告诉我们:从现在起到明年,我要集中精力主要抓好三件事,一个十三大报告,一个班子,一个把精神文明建设抓出点成效来。如同过去中央召开的每次会议,他都要殚精竭虑起草好一个好的文件一样,他希望这次在自己交班前,更要为十三大准备一个好的报告。他认为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很好的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他要抓紧部署“决议”的认真贯彻和具体落实,以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可是他这一片赤子之心和报国热忱,很快就遭到了无情的扼杀和打击,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无限哀伤和痛惜。由此使我想到1988年耀邦同志的两句诗:“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
退下来要真正什么事都不管就好了
那次在上海,李先念还问胡耀邦,解学恭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耀邦说,他们的意见要开除党籍。先念说,1978年已经免除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就不要开除出党嘛!耀邦说,那好,你是常委之一,我把你的意见向常委转告。对解学恭的处理,耀邦曾同王鹤寿讲过好几次,不同意开除出党。理由有三条:一,解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算老红军了;二,解长期做了有益的工作,解放后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三,解对建国后一些错误的东西是有保留的,1958年解曾单独找耀邦谈了农村浮夸的问题。江青把天津作为她的点,多次去天津,谈话都有记录,那时江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解能违抗她?王鹤寿不同意耀邦的意见。耀邦下台后,书记处就决定开除了解的党籍。
耀邦认为,先念同志是很宽厚的、厚道的。小平同志是铁腕人物,他非常欣赏他铁的手腕。作为一个政治家、领导者,心胸开阔,为人宽厚,在实际工作中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往往就是一种可贵的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则还必须具有无私无畏和敢于实事求是的勇气,必须敢于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甘愿冒巨大的政治风险。
耀邦同志曾对我说:“解放初在川北‘一打三反’时,我那里(当时耀邦是川北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就没搞出什么老虎来。我说我这里是农村,没什么工商业。小平同志说,你们应该多讲几次。这个批评是对的,应该大张旗鼓的作几次动员讲话,讲清意义,但抓人要谨慎。”“1957年8月反右派,我从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回来,一看家里(指团中央,那时耀邦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划了那么多右派,我大吃一惊。‘四清’时胡启立从海阳回来,我狠狠批评了他,死了那么多人。我在湘潭搞‘四清’,一个月扫了一下,现在看来还是对的。”“现在看我工作的三个部门,中组部、中宣部、党校,没有伤人,后果是好的。”“还有什么凡是派,我们党没有什么凡是派嘛!两个凡是的思想是错误的,应当批评,但没有什么凡是派。凡是派的头是谁,无非是要搞国锋等同志。如果层层都批凡是派,就又要打击一大片,伤害一批人。那时候新闻界、理论界一些同志思想可不通哩!我是两面受夹!”“我当总书记为什么大家拥护?我这个人原则问题上不含糊,但对人比较厚道。至于当主席那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的主席是小平同志、陈云同志,但总书记是货真价实的。”“对什么人都要公平,实事求是。对康生我们也承认他早期对党做过一些工作。他们要对曹轶欧判刑,开除党籍,我没有同意。曹已80多岁了,她还有什么能耐?有人说要维护党的纯洁性,我们党任何时期都有那么极少数坏人,丝毫无损于我党的光荣正确和伟大。已经80多岁了,你还枪毙她,人们会不同情的。”对江青,耀邦同志也不主张杀,当时争论很激烈。耀邦同志说:最后还是陈云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对华国锋,耀邦同志在湖南曾多次提出要有关人去看看他,并希望他们请华到湖南来走走。
在南宁,耀邦同志对干部年轻化和废除终身制很有感触,他说:“老一辈现在已无能为力了,年纪都大了,力不从心,还得靠70岁以下的。”“年纪太大,既不能控制局势,也不能控制自己。”并且一再说,领导人退下来后,“要真的什么事都不管就好了!”这既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他自己有切肤之痛的感受。
我跟他说,1956年波匈事件后,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过废除终身制的问题。我把刘少奇同志的讲话找出来给他看了,少奇同志说:“华盛顿在革命之后,作了8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这件事对我们很有影响。华盛顿作过总统,他也是劳苦功高吧,比我们在座的同志怎么样?他作了8年的总统,又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些人当过部长,当过总理,结果又去当教员、当教授、当律师、当经理、当校长。……当然我们不一定完全照那样办,但恐怕有些东西,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少奇同志的这次讲话中还说:“毛主席有一次讲过,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耀邦同志看后说,历史证明,这样的民主制度,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
我告诉耀邦同志,有件事对我们这代人启迪和影响十分深刻,那就是1976年,中国相继逝去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领导人,在当时个人迷信达到登峰造极的年代,人们惶恐不安,担心中国的天会塌下来。结果,不仅天没塌,相反在毛以后,中国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改天换地的崭新时期。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一代胜过一代的真理呢?!
耀邦同志说,后来居上,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时代在进步,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谁也阻挡不了。我问他,那为什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总统、总理、部长卸任后可以退为平民,而我们却很难做到呢?他反问我,你怎么看?我说,根据我的经历、感受、了解和观察,无非一不放心,二不放权。总觉得年轻人(实际很多人都不年轻了)不成熟,怕他们出偏差,捅漏子;而在“官本位”的情况下,权力地位又使人留恋难舍。耀邦同志说:人类社会本来就是在成功与失败中不断探索前进的,你总不能只许前人犯错误,不许后人出偏差。“官本位”是封建社会留下的残余影响,所以我们要改革。这里,我想起1982年中央关于老干部退休离休的决定,那是耀邦同志亲自指导起草的。为了顺利推行老干部离退休,耀邦同志主张给老干部增加荣誉津贴(文件上叫生活补助),有人不同意给,不同意给那么多。耀邦同志说: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有许多补贴,什么伙食补贴,工作误餐,办公用房,出差补助,等等,退休后多数同志有困难。我们不像那些发达国家,现在还是低薪制,多数老干部退休离休后确有困难。任何事情都要注意,思想向先进看齐,但政策要照顾多数。
总之,耀邦同志不遗余力推进废除终身制,他衷心希望退下来后“要真正什么事都不管就好了”,就是为了在我国真正实现民主政治,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欣赏和钦佩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耀邦同志一直主张写张治中的戏。他说,张治中在蒋介石两次反共时都曾上书表示反对。解放后他也从不骂蒋介石,这是毛主席发现的。解放前后我们公布战犯名单,他是不同意的。搞“文化大革命”,他也是不同意的。有一次毛主席找他,同时还有别的人,他离毛较远。毛主席说,张先生,你怎么躲在后头?他说,你老人家走得太快,我跟不上。在重庆谈判时,是他千方百计保护毛主席的。耀邦同志说:张治中是个政治家,是有独立人格的。民主人士中,第一是宋庆龄,第二就是张治中。他在国民党是个上将。
他还特别器重有学问、有才华、有本事的人。李宗仁的私人医生×××,是最早到延安去的医生,能做心脏外科手术,是有名的一把刀。我们在南宁时,他也在那里,当时已88岁了,曾来看望过耀邦同志。他说要搬回成都去住,已给他找妥了房子,但表示冬天没有暖气,怕冷。耀邦就告诉有关方面,希望帮他解决暖气问题。离开南宁回北京前,还专门要送他一份礼物,李昭同志只好找了两瓶好酒给他送去。
1987年过年,也就是耀邦被免去总书记职务后不久,文怀沙教授突然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赠给他一副对联:民望藏饥渴,公行胡滞留。后来德平(耀邦的长子)去拜访了文怀沙,才知道这是从陆游寄朱熹的诗句中采撷来的。文怀沙对德平说:一叶知秋。1988年耀邦在烟台休养时,写了一首古风,要德平送给文怀沙,请他指正。这首古风是:骚作开新面,久仰先生名。去岁馈珠玉,始悟神交深。君自久嶷出,有如久嶷云。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闭户惊叶落,心悲秋草零。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极翻作艳阳春。艳阳之下种桃李,桃李芬芳春复春。哲人畅晓沧桑变,一番变化一番新。如今桃李千千万,春蕾一绽更精神。对这首古风,文怀沙有深入的理解和很高的评价。但他觉得还拿不稳,就去请教钱钟书。钱说:“既不帮忙,也不帮闲。”耀邦知道后,不仅没有气恼,相反对钱的为人表示欣赏,并说乔木很钦佩钱钟书,认为他学识渊博。也就是在这一年的春天,李锐送给耀邦一本钱钟书的《谈艺录》,并在书的扉页题写了“是非公道在人心”的诗句。耀邦认为李锐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在兼任***秘书时敢于当面直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尖锐批评大跃进的错误,因此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职务,后写出并出版了《庐山会议纪实》;他还写了《论三峡工程》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耀邦后来写诗赠他:“延水创伤甚,庐山复蒙羞。犟劲终不悔,雕虫度春秋。狂歌妖雾扫,拨乱尽同俦。胸中浪潮涌,笔下蛟龙游。调反三峡坝,言诤九派流。潇湘一冷月,青光耀斗牛。”
耀邦下台以后,中央办公厅突然给他送来一幅刘海粟的画,原来是刘海粟专门为耀邦画的,而且早就画好了,交给中办转交,在中办压了将近半年。耀邦说:我和刘海粟没打过交道,就是1986年6月那次访问欧洲四国时,在法国总统举行的宴会上和他见过一面。他那时也正在法国,人家也邀请他参加了,我同他握了手。我在宴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估计给他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访问欧洲四国的讲话,我修改了十遍,那个反应是很好的。
耀邦同志从来对自己的文章、报告和讲话,都是亲自设计、亲自构思、亲自主持撰写或亲自口授文字措词,然后亲自修改定稿。他绝不照念别人替他写好的稿子,或署名别人代他写好的文章。他几乎对每一篇文章或讲话,都要求精益求精,既要有深刻的思想观点,又要有生动的语言文字。最反对说空话、大话、套话,反对党八股、一般化、四平八稳、死板、枯燥。
因此,他的文章人们爱看,他的讲话人们爱听。耀邦同志告诉我,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的文章,乔木看了说:这样的文章我写不出来,2000多字,概括了毛的一生,没有套话。还有纪念王稼祥的文章,朱仲丽(稼祥的夫人)看后哭了好几次。耀邦说,他写东西,是先有个总体设想,然后一段一段构思,想好一段写一段,最后总括而成。有时半夜有了好的想法,爬起来又写。他还说:原来还准备写一篇纪念弼时同志的文章,可是下台后试了几次,怎么也写不成了,没有那个气势和高度了,不在总书记那个地位,有些话就写不出来了。他说,本来我就准备写这三个人的。纪念毛主席的文章是受命写的。稼祥和弼时同志和我有特殊的关系。
耀邦下台后,邓力群多次提出要编辑出版耀邦的文集。虽然在改革开放事业上,他们两人经常意见相左,邓力群自认是胡耀邦的反对派,但作为一个思想理论战线的领导人,对耀邦的文章,也表示欣赏和钦佩。
1987年春天迫使胡耀邦下台的那次中央生活会的阴影,一直还笼罩在他的脑海里。对于党内斗争,耀邦同志一生经历的太多,留下了难以磨灭和忘怀的印记。刚参加革命,他还是个红小鬼,在江西瑞金就碰上抓AB团,差一点送了性命。“左”倾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来的延安整风,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他都是过来人。特别是“文革”前,他在担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时,被当时西北局发动的对他的批斗,整得体重下降到不到50公斤。后来还是叶帅(叶剑英)把他接回了北京。
这次中央生活会,他当然知道,其严重程度,与陕西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胡耀邦总觉得这件事可能还没完,他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宽恕和原谅。在他下台前后,邓小平曾对他说,你的问题揭到哪里算哪里,让大家揭。邓小平还说:你总觉得我妨碍了你!你老想树立自己的形象!那次生活会后,胡耀邦曾同夫人李昭去看望过邓小平一次,谈了15分钟左右,邓小平很冷淡。在我们日常的交谈中,胡耀邦尽量回避提到邓小平和陈云同志,万不得已时也从不直呼他们的名字,而是用摸右边耳朵代表指邓小平,摸左边耳朵代表指陈云,可见其之噤若寒蝉。
他曾对我说,我已经退出政治舞台,但政治生命并没有结束。我也不会发难,有家庭妻儿子女,不能舍得一身剐了。同时也不做坏事,不做丑事,从来也不做坏事,基本不做丑事。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然病逝的消息传出后,人们在十分惊愕之余,以无比真挚的感情和前所未有的规模,自发地深切悼念和缅怀这位已被免职的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会计司胡同胡耀邦的住地,人流如织,络绎不绝,一束束鲜花,一幅幅挽联,表达了人民对耀邦无限的敬爱和无尽的哀思。人民纪念碑上,曾挂出“中国魂”的巨幅幕幛。住地灵堂,人们向耀邦遗像倾诉心声。其情其景,感人至深。在看到媒体报导越来越高涨的悼念活动、越来越浓烈的哀思情绪后,高层传话:太热了,要降温!即使如此,到举行追悼会和遗体送八宝山火化那一天,天安门广场和十里长安街两旁,仍是人山人海,挤满了自发前来为胡耀邦送行的人群。
一位被免职下台的党的总书记,为什么这样牵动各行各界各阶层人们的心弦,引起全国上下如此剧烈的反响?首先当然是由于耀邦同志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上,作出了世人皆知的独特贡献,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切实的实惠和福泽。但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耀邦同志的正直善良、清正廉洁、思想开放、作风民主,在人民中享有广泛的声誉;人们反对独断专行、弄权枉法、贪污腐败,期盼政治民主、社会宽松、官场清明,把真正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希望,寄托到胡耀邦的身上。这是中国人民在饱受封建残余思想的危害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压抑后,在经过“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苦难之后,所产生的一种觉醒和迸发出来的强烈心愿。这也是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真切希望,对党的良心和良知的可贵信任。当然,这里面也包含党内党外,人们对胡耀邦最后所受到的非法的、不公正的处理,表示不平和同情。毕竟世界已站到21世纪的大门口,时代的潮流正在滚滚向前,人民和历史都不能容忍违反民主和法制的事情发生。
1988年9月,耀邦写了一首《戏题养马岛——拟赠胡绩伟同志》的诗,共六句。
辇从秦皇下沧蓬,
雷鸣电击辘肠空,
宝岛觅得幽憩处,
岂料伯乐踵相踪;
伯乐爱马不爱人,
牧人一夜变衰翁。
胡绩伟是在耀邦逝世后才看到这首诗的。他说:这是耀邦留下的一首很重要的遗诗,表达了他最关心的还是时局。他用“伯乐爱马不爱人,牧人一夜变衰翁”两句诗,概括了他下台的沉重教训。这里,我步这首诗的韵,写了一首和诗,作为本文的结尾:
世事无常若转蓬,劬劳心瘁两袖空;
但求人间皆乐土,岂顾身后影无踪;
生杀予夺决一人,民望饥渴呼德翁。
德翁,德先生,即民主,民主领袖。
2009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