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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霞：胡耀邦——推动全面改革的政治家
蔡霞 | 文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是中国进入历史转折、走向改革开放新阶段的起步十年。那十年间，胡耀邦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长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十年间，胡耀邦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党内诸多老同志的信任支持下，一直在第一线日夜辛劳，做了大量艰巨而出色的工作，广泛团结了党内外各方力量，构建起支撑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厦的坚实基础，成为当代中国历史进步的奠基者。
政治家有着深厚的历史感，长于从历史大局着眼思考问题。1977年3月，中央决定胡耀邦恢复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当时，党和国家刚刚摆脱“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国往哪里去，今后的路如何走？”这是摆在全党面前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而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人们的认识还受到“两个凡是”的束缚。面对这种情况，胡耀邦认为，必须在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才能明确方向道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但是，“文革”十年中极左思想已经把这些基本原理搞得是非颠倒、极为混乱。1977年9月，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在教学中重新提出了这一基本原理，当即得到胡耀邦的高度重视和支持。1977年11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做关于党史问题的报告时着重强调：“实践同样是检验党史问题是非的唯一标准。”后来他在一篇批语中明确指出：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把扭曲的历史真相恢复过来”。胡耀邦强调：“我们应当摆脱有关个人利害得失的种种考虑，敢于触及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思想禁区和一切被实践证明为谬误和片面的东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要破除思想禁锢，一个必要前提就是必须承认常识，把被极“左”思想扭曲了的东西恢复过来。胡耀邦指出：“有的同志往往对基本道理或常识不太注意甚至认为不值得多说。其实，我们有些同志恰恰是在一些普通常识上犯了错误。”常识，即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知识。这种基本知识只能来自于生活实践，这是形成理论不可或缺的基础。胡耀邦多次提出：要敢于接触实际，理论越敢接触实际，就越彻底，要搞个好的学风。“我们的教研干部要有摆事实、讲道理的学风，理论联系实际。”他指出，“你说你是先进、正确，我就要看实际。不管是纲领、宣言、指示、检讨、声明、政策、措施，通通都要经过实践检验。”胡耀邦指出：“我们的理论宣传工作，一定要背靠马列、面向实际。要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实际，面向党内外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面向过去、现在和今后的经验教训的实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泉就是实际，不是本本；不是文件，不是上级指示，那些都是流，不是源。所以我们必须到实际中去吸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泉，使自己的头脑丰富起来，永葆理论工作的生命力。”
为了进一步冲破思想禁锢，推动党内解放思想，胡耀邦亲自组织理论队伍，在中央党校专门设立“理论研究室”，积极创办《理论动态》，精心组织和支持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编辑部等合作，撰写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破除“两个凡是”的重磅文章。此后，《理论动态》在推动全党解放思想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成为党内外、国内外高度瞩目的最前沿思想阵地。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决不是单纯的学术争论，而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胡耀邦指出：“提出真理标准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破除新旧个人迷信，粉碎新旧精神枷锁的理论武器。”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支持下，胡耀邦顶着来自各方面，甚至是最高层的政治压力，以巨大的勇气和高度的智慧一步步推进这场讨论。
真正作到解放思想，就必须发扬理论民主。胡耀邦严肃指出：“要清算乱打棍子这种恶劣作风。” 他在中央理论务虚会议上说到：前些年，我们党内有那么几个理论棍子，或者叫理论恶霸，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垄断起来，只许自己任意歪曲，不许别人进行创造性地研究。这种摧残文化、钳制思想的恶霸作风必须肃清。他在组织党校教学时鼓励教员学员活跃思想，结合党内斗争的实际经验教训，提倡民主平等探讨的良好学风，明确规定：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和不装袋子（即不将学员所谓有问题的发言装进档案）。
随着拨乱反正、真理标准讨论的不断推进，党内外思想逐渐活跃起来，各种思想问题也比较多，这引起一些人的顾虑。胡耀邦站在历史转折的高度看待这个现象，着眼于充分团结人民、发挥党内外的创造力，明确提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方针。他鲜明地指出：党内外思想活跃，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转折时期比平常时期的思想问题总是要多些。思想活跃首先是大好事，它表明广大人民群众敢于讲话、敢于发表意见了。“一潭活水，议论纷纷，肯定会出来大量的好意见、好主张。作为一个领导机关，作为执政党，作为一个领导同志，可以从中听到自己长期想不到的事情，可以发现自己长期不能发现的问题。”“我们的同志常说，希望把大家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什么是积极性呢？思想政治上的积极性是最大的积极性。什么是我们共产党员最大的本事呢？最大的本事就是团结同志，把广大群众的这样一种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胡耀邦特别指出：对待思想工作有两种方针，我们党历史上就曾经采取过两种方针，一种是错误的方针，一种是正确的方针。什么叫错误的方针呢？就是压制的方针，堵塞的方针，甚至采取高压的方针。什么是正确的方针呢？正确的方针就是疏和导的方针，在疏通中引导，在引导中疏通，又疏又导。疏通就是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胡耀邦批评说；现在我们的情况是两个都不够。疏得不够，导得也不够，既不敢疏，又不敢积极地导。
解放思想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推进国家的发展进步。胡耀邦在理论务虚会议上进一步强调“继续扫清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我们要议一议，在思想理论上还有哪些阻碍我们前进的东西应当继续破除？还有哪些禁区？还有哪些精神枷锁？包括毛泽东同志在世时来不及阐述清楚，后来又被‘四人帮’严重歪曲了的思想理论问题，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等问题。”他指出：“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研究和解决伟大转变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新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使理论工作从实际出发又能走到亿万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的前头，生气勃勃地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飞跃前进。这就是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以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胡耀邦此后再次强调：“历史不断发展，情况不断变化，思想就要不断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我们的思想要不断解放。思想解放确实没有止境，因为历史发展没有止境。”
时隔30多年回头看，胡耀邦当年殚精竭虑、用心良苦地推动党内冲破精神牢笼，正是把握住了撬动中国历史进步的思想支点。后来“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全党思想的大解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开放的时代号音，无不是从这个思想支点往前走的结果，这才走出中国共产党的活路，激发出当代中国的蓬勃生机！
“文革”结束以后，如何处理好历史积累、“文革”遗留的各种问题，直接关系到能否恢复党内的团结、能否恢复党和人民群众的紧密团结，共同开创新的历史阶段这个政治大局。胡耀邦敏锐深透地观察大势，从党和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新事业的战略高度，积极慎重地对待人的问题。
1977年初夏，胡耀邦在一次谈话中不无忧虑地指出：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一个是组织枷锁。历次政治运动积累起来的冤假错案以及错误的组织结论，把许多干部知识分子压得抬不起头来。1977年底，中央任命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他继在中央党校发起打破精神枷锁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后，又致力于打破组织枷锁的艰巨工作。
这之前在领导中央党校的教学工作中，胡耀邦就紧紧抓住破除精神枷锁和纠正党内左的组织路线这两个关键，引导教员学员深入研究党内矛盾斗争的经验教训，从为刘少奇平反作努力起，拉开解放大批被迫害干部的序幕。在胡耀邦的直接指导下，中央党校教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引起了全党全社会的极大反响。在此后的一个月内，人民日报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封信件和电报。
平反冤假错案一提出就遭到极大的阻力，有些领导采取抵制态度，给这一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特别是当时还处于破“两个凡是”坚冰的艰难过程中，要纠正极左组织路线恶果，无疑要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胡耀邦在分析形势时说：看来要解决干部问题还关山险阻，我们必须下决心一关一关地撑过去。耀邦响亮地说“但丁在神曲中说‘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他以非凡的胆略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开始了党史和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
由于长期极左思想的影响，历次政治运动伤害的人几乎可以以亿来计算。据中组部统计，当时全国脱产干部约1700万，历次运动被立案审查的约占17%，加上被株连的同事、亲属等，共殃及1亿多人。其中，包括有党内外干部、知识分子、台胞侨胞等，还包括文革期间被残酷批斗的科技精英、文化艺术精英等。单就从后来接收于中组部的17349卷391363件专案材料看，“文革”中党内被迫害的高级干部有669人，其中被定为问题性质严重或敌我矛盾的有320人。这些人中，副省长、副部长213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71人，中央政治局委员10人，中央书记处成员10人，国务院副总理7人（参见满妹《思念依然无尽_回忆父亲胡耀邦》第249,254页 2011年版）。可见极左势力对广大干部的迫害打击有多么残酷，而平反工作又有多么繁重。面对积案如山、浩如烟海的材料而又阻力重重、步履维艰的复杂局面，胡耀邦不畏艰难，从进入中组部的第一天起，就日以继夜地带领参与平反工作的同志紧张工作，并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不少关于组织工作、干部政策的闪光思想。
胡耀邦指出：我们的干部是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党和国家的宝中之宝。落实干部政策，必须恢复党的组织工作的优良传统，“党的组织部门要扫清组织部门的官僚衙门习气，要把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
胡耀邦强调：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正是为了稳定和发展形势，不是翻烙饼。把过去做错了的事坚决改正过来，这是忠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具有革命胆识的表现，这和右倾机会主义毫不相干。如果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尊重事实，不坚持原则，知错不改、将错就错，那才是怯弱的机会主义态度。落实干部政策，关键的问题在于：能不能实事求是、敢不敢实事求是。胡耀邦指出：有些同志为什么对落实干部政策犹犹豫豫，瞻前顾后？一是认识问题，一是有私心，他们曾经参与过一些错误做法，现在缺乏纠正错误的勇气，实际上是怕否定自己。
经过艰苦努力，平反工作和落实干部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1978年上半年的仅仅5个多月里，中央机关就有5344名干部得到工作分配。胡耀邦充分肯定“干部分配办公室”的工作，他高兴地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分配了5000多人，等于动员了一个干部师上前线。”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包括刘少奇冤案、“61人叛徒集团”冤案等文革期间全国30多个影响巨大的冤假错案先后得到平反昭雪。中央为被迫害致死的老干部分别召开追悼会，恢复政治名誉；对许多挺过了残酷迫害但当时依然处境艰难的干部也做了妥善安置。尽管胡耀邦后来工作变动，由中组部部长到担任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但平反工作一刻也没有放松。在此期间，由中组部复查作出结论，经中央批准平反的高级干部有445人。党内大批干部的解放，不仅解决了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也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经济建设进行了组织和干部方面的准备。
胡耀邦着力推动解决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给右派摘帽。由于1957年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全国被戴上右派帽子的有55万多人。为了改正这一错误，胡耀邦到中组部不久后，就指定专人负责这项工作，并接着组织了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大力推进清查工作。胡耀邦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错多少改多少的原则，排除各种干扰，最终下发中央文件，分五批给几乎全部右派分子摘帽，并相应落实政策，使大量优秀人才得以重用。他们在国家建设和改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的在事业上做出了优异的成就。
此后，胡耀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继续扩大平反纠错范围。他督促有关部门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打击、诬陷和迫害的著名人士、优秀艺术工作者、知识分子、归国科技精英等落实政策、纠错平反。据1980年统计，全国各地解决了80万知识分子的学非所用问题，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再如，对民族工商业者、起义投诚人员、华侨侨眷、旅居大陆的台胞和去台人员亲属，胡耀邦指示中央相关部门分别制定落实政策。
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到1984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1984年，全国复查各类问题的案件涉及近500万人，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复查改正错划右派54.7万人；纠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2.5万人，为47万多名党员恢复了党籍，再加上数以千万计的受牵连的亲属、朋友、群众，基本解决了殃及1亿人的问题。
人们在回顾胡耀邦这段工作时，往往高度关注了胡耀邦为许多人平反昭雪而呕心沥血，却没有更多注意到他妥善处理文革中犯错误的人的思想和实践。其实，这也是胡耀邦极为闪光的一面。
着眼于维护党和人民团结的政治大局，在处置“文革”中犯错误人员的问题上，胡耀邦强调一方面一定要依照法律严惩“文革”中的严重犯罪分子，另一方面对卷入“文革”犯了错误的上百万普通群众和红卫兵要具体区分不同性质和类型，严格按政策办事。胡耀邦指出，如果不能慎重、稳妥地处理好这个问题，“仅仅这一条就会引起全国震动，影响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局。”他指出：“对任何人，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要搞逼供信，不要牵连他们无辜的家属和子女，我们决不可重复林彪、‘四人帮’搞的那一套错误的政策和方法。”他还说：“即使这样办，我们还得花若干年的功夫，才能愈合十年浩劫在人民中造成的裂痕和伤痕。如果我们稍不谨慎，只能延长整个民族的巨大痛苦。”他说：“全国都面临一个问题，同心同德问题。”对于那些纠缠着要求严惩参与批斗打骂自己的普通群众的老同志，胡耀邦苦心劝解他们要有宽广胸怀，从群众性的历史悲剧看当时的个人境遇，向前看顾全大局。胡耀邦说：“顾全大局，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考虑和处理问题，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应有的党性。”
今天回过头来看，正是那些年间胡耀邦在对待人的问题上的出色工作，为全面缓解社会紧张，为全面理顺党内外关系，为凝聚党心民心，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从而形成了党和人民为实现现代化而同心同德共同奋斗的良好局面。
十年“文革”给党和人民带来巨大的伤害和损失，吸取惨痛教训，以防止重犯历史的错误，这是党内老同志和胡耀邦等一大批高层干部痛定思痛后形成的共同认识。为此，胡耀邦团结党内各方面力量，为着力加强党的建设做了开创性的努力。
首先，制定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恢复党内正常健康的政治关系。由于各种复杂原因，我们党在理论上对党内民主和党内集中的关系一直存在认识误区，长期片面强调集中原则，淡化虚化党内民主原则；而实践上由党的执政领导体制所决定，在相当程度上国家权力和党内权力重合，这就可能使少数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调动国家权力资源实现个人意志。当国家宪法权威不够、法治不健全，公民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时，一些掌握权力的党内领导干部就可能变成操控党员生死命运的绝对强势者。由此，扭曲了的党内政治关系很容易使党的制度规定流于形式，使体现权力意志的党内潜规则实际支配党内政治生活。“文革”十年的惨痛历史表明，在执政条件下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必然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祸害。正因为有着这样沉重的教训和代价，恢复和重建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成为历史大转折过程中的党心所向，成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
1977年11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的关于要解决好“文革”中冤假错案等历史遗留问题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与会者普遍认为，要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就必须深刻反思党的经验教训。胡耀邦在发言中说：“‘文化大革命’”教训深刻，根本教训是党的生活不正常。”随着会议形势的变化，邓小平亲自写了一个新的讲话提纲，即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强调：“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民主是解放思想的主要条件”。叶剑英在会议闭幕讲话中指出：我们决不要再上林彪“四人帮”这些封建法西斯分子的当，我们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要在全党全国造成深厚的民主空气……
中央工作会议之后，胡耀邦继续着中共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的思考，他在一个批语里严肃指出：我们党内政治生活，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弄得太不正常，现在这个流毒没有肃清。党内正常政治生活必须严格恢复起来。否则，党内功过是非，永远纠缠不清，而且许多违法乱纪行为，则得不到有力的防范。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胡耀邦就把制定《准则》摆上了他的重要工作日程。他召集了中央党校和中组部的有关同志进行初步讨论，亲自组织起草了12条准则草案，并建议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认真讨论。中纪委会议后，中央将《准则》草案发至全党县团级党委以上充分征求意见，胡耀邦又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亲自动手修改草案，前后“辛辛苦苦搞了一年”，12次修改易稿。经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并正式通过，于1980年3月《准则》在全党公布执行。
《准则》侧重总结了“文革”时期乃至之前的党的建设经验教训，鲜明地提出了全党必须遵守的十二条基本准则，特别是对于发展党内民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维护党的政治关系纯洁性、推动党内生活正常化做了深刻的阐述。在制定《准则》的前后，胡耀邦同志对恢复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做了多次讲话，反复强调要发展党内民主。他说：“所谓高度的民主，我看主要是这么几项内容：第一，凡属党内的重大问题，都要充分走群众路线，都要经过集体讨论，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第二，在党的会议上，允许党员充分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实行‘三不主义’。第三，党里面一定要允许保留意见，尊重党员向组织直至中央反映自己意见的权利，任何人不得扣留、不得压制、不得打击报复。第四，党内不许个人决定干部的使用，一定要经过党的专门机构，由组织部门提出，党委审批。党的领导机关一定要经过选举产生。”
《准则》是极为重要的党规制度，它在党内制度体系中的位置和权威度仅低于党章，贯彻执行《准则》对于从严治党有着极端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推动《准则》的落实，胡耀邦在1980年11月中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准则》座谈会上发表了《搞好党风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后来又在各省市自治区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做了《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报告，就党内个人崇拜、家长制、一言堂等问题作了极为严肃的批判。在庆祝中共建党60周年的集会讲话中，胡耀邦再次强调健全党的民主生活，严格党的组织纪律问题。他带头身体力行，以民主精神民主作风开展各项工作，坚持原则、光明磊落，高度重视用准则对照检查党内状况。他在一封来信批语上写到“内部政治生活如何？是否建立了经常总结经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
十分遗憾的是，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干扰因素的加大，党内政治关系出现复杂变化，此后《准则》逐渐被淡忘，乃至被束之高阁，未能在党的建设中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以至于党内问题的处理开始偏离《准则》，党内政治生活不良惯性重又抬头。今天，在某些党组织内，党内关系逐步扭曲变质，党内政治生态恶化倒退，以至成为滋生严重腐败的党内土壤，这和淡忘、丢弃、背离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有直接关系。
其次，为推进党的事业努力打破干部任职终身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人才。
开创党的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不仅需要全党解放思想，而且需要党的干部队伍人才辈出。邓小平在1979年就明确提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他说：好多老同志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或担负相当原来职务的工作，这在前一段是必要的，但现在各级领导班子岁数大了，精力不够。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来接班。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休制度。邓小平在又一次讲话中指出：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不建立退休制度，我们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以及青年人上不来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实行退休制度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朝气蓬勃的一个大问题，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明确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
胡耀邦充分肯定这一举措的重大战略意义，他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意义很不小，这就是挖掉了党内个人迷信，对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会起极端重要的作用。废除党内领导职务终身制，解决什么矛盾呢？第一是解决一个革命到底和领导到底的矛盾。革命到死不是领导到死。破除迷信、健全党的政治生活，这个意义不可估量。这在法律上的作用，也决不可轻视。第二是解决机构臃肿重叠的矛盾。这是解放以来三十年逐渐积累起来的矛盾，有的同志说是倒宝塔型的。我们要克服官僚主义，不破除这个臃肿的机构解决不了。第三，解决干部队伍新老交替的矛盾……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好，关系到工作效率、安定团结、党的事业继承性。如果说，粉碎‘四人帮’，从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是拨乱反正的话，那么这件事是继往开来，主要是开来。作为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胡耀邦对积极贯彻党的决定做了具体布置，他提出一方面是切实做好精简机构的工作，另一方面要提拔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干部。他还对要很好照顾和发挥老同志的作用做了具体切实的安排。
在积极贯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同时，胡耀邦以高度的责任感，反复强调选拔大批年轻干部是新时期一项重要的干部决策。要选拔一大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同志参加到各级领导核心（或各级领导班子）里面来。他提出，老同志要少管一些具体事，多在大事上出主意。他强调，如果把这件事搞好了，就是为党、为后一代，为四个现代化做出了最好最重要的贡献。他要求各级部门“不要老在已发现的中青年干部中兜圈子找人，要不断放开视野，人才才能不断涌现”，他指出：“我们在知人用人方面两个不足没有明显改进：知人渠道太少；用人胆量太小。”胡耀邦要求党的十二大以后，新政治局和书记处要指定十位左右的同志，加上中组部和其他有关部共18位同志，拿出一点时间做了解干部的工作，可以发现按平常工作方法了解不到的人事情况，更可以减少物色人才时的苦恼。后来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还专门强调了，在机构改革中要使许多年事已高的老干部既能解脱第一线工作的繁重负担，又能以他们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继续发挥作用；使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能够及时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在新老合作和交替的过程中得到更多的实际有效的锻炼，并且使各级领导层不断吸收新的活力和智慧，保持旺盛的生机。实践证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和选拔优秀中青年领导干部，这两件事从组织上根本保证了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对党的执政领导和国家发展产生着历史性的深远影响。
肃清“文革”危害，认真汲取波兰执政党的教训，这是胡耀邦高度重视党风建设的两个直接动因。胡耀邦指出：“文革”十年对党的危害巨大，这种损害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无形的损害比有形的损害大得多，这些损害是无法估量的。这种无形的损害包括思想上的、精神上的，团结上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把我们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破坏了；第二，增加了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许多隔膜。胡耀邦指出党风不正的主要表现是违法乱纪、特殊化、官僚主义、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贪污受贿、化公为私，诸如此类，相当厉害。胡耀邦严厉警告这“是个亡国现象”。胡耀邦严肃批评说，我们也有某些老同志确实背离了（说“背叛”恐怕太重了）年轻时候的革命理想。他在十二大报告中再次指出“由于十年内乱的流毒至今没有完全肃清，也由于在新的情况下各种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作用有所增长，目前我们党内确实存在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问题，党风还没有根本好转。我们决不允许夸大但也决不害怕揭露党的这些阴暗面。”
面对党内不正之风的出现，胡耀邦警告全党“应该正视波兰事件”。“波兰党的基本教训是党的领导层严重地背离了人民”，胡耀邦说，“一个党由地下党变成执政党以后，演了三次悲剧，我觉得也实在应当清醒了。”正是出于强烈的现实危机感，胡耀邦对抓紧党风建设具有高度的自觉，他明确要求：不正之风要坚决煞住！中央机关要带头做出成绩来。
后来他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要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进行整党，使党风根本好转。胡耀邦强调：党风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为了使党风根本好转，中央决定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的整顿。这无疑是我们党的一件头等大事，必须十分慎重地对待，十分周到地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胡耀邦强调“要结合学习十二大报告和新党章，学习《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全党进行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教育，关于共产主义理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关于党的基本知识和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胡耀邦期望要通过这次整党，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切实纠正不正之风，大大加强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当然，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出现复杂的变化，因此尽管加强党风建设的任务提出了，但后来取得的成效也很有限。而这些，都进一步激发了胡耀邦更深刻的思考。
胡耀邦从发起解放思想到努力肃清“文革”祸害遗毒到加强党的建设，始终贯穿着一条基本思想逻辑：这就是面对重大现实问题，思考步步深入。而这些思考直指党的经验教训的根本：制度问题是决定性的因素，只有推进改革，解决制度问题，才能使中国共产党不发生蜕化变质，使党和国家实现现代化目标。于是全面推进改革，包括推进政治改革就成为耀邦在那些年的自觉努力。
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是政治改革的基本内容。还在发起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时，胡耀邦就犀利地剖析了极左思想之所以能如此禁锢全党，就在于党内的个人迷信、封建主义思想影响，就在于党内缺乏正常的政治生活，而这些都和党内的制度不健全有关系。胡耀邦明确指出，党内的官僚主义特权现象与我们的制度不完善、不严密、有漏洞有关系。胡耀邦在谈到同党内不正之风做斗争时特别说到：我们的党要立法。国有国法、党有党法。多少年来，党的法律立的不够，很不完备，什么叫犯了党法就没有标准？所以第一步，要规定一些党法。耀邦十分赞成在十二大党章修改中，专门加进“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个内容，并在党员条件中也专门增加了“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胡耀邦大力支持制定和通过1982年新宪法，强调认真执行宪法，维护宪法权威。为了使全党树立学法、懂法、守法的意识，他还建议在中央开办法律知识讲座，为中央领导进行法律知识普及教育。
政治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既防止权力专断出现重大失误，又防止权力谋私搞不正之风，侵害党和人民利益。由此，胡耀邦在主持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时，紧紧扣住加强党内民主建设这个核心，调整党内政治关系，限制和制约党内权力。为了推动《准则》的贯彻执行，胡耀邦连续做了几次关于纠正党风的讲话，指出：党的威信不高，这是现实的情况。因此要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不改善党的领导就不能坚持党的领导。
他站在时代潮流的高度观察思考，指出民主法治等是时代潮流，他说“今后的若干年里，有三股潮流是挡不住的：第一股潮流是团结起来干四化，第二股潮流是健全民主和法制，第三股潮流是发扬党的好传统，要求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他明确提出：“如何改善党的领导，需要研究一系列问题，如加强民主集中制，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等。”
在严肃纠正党内不正之风中，胡耀邦把党的建设同国家政治改革联系起来考虑，他指出：“执政党同地下党、非执政党有什么根本区别？党执政以后危险在哪里？在于搞不好会蜕化变质。党执政后不能够命令群众，不能把自己变成旧社会那样的统治者，那样的统治阶级。社会主义可以蜕化为社会帝国主义，这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说的通的。墨索里尼，开始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以后成为法西斯。中国也有，林彪、‘四人帮’要把社会主义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防止党蜕化变质，重要的一条就是认真改善党的领导。”
在中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议上，胡耀邦对防止党和国家变质的问题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和思考。他说：“（共产党）执政以后，会不会变质呢？历史的发展，向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这个问题。一百多年来共产主义运动活生生的历史，不是说可不可能有这个问题；这不是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生活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胡耀邦探索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从推进机构改革做起。胡耀邦曾经说过：“我们有的同志里面造成这么一种舆论，谁可以退，谁决不能退，一退就不得了啊！当然，这有一定道理，但是，想问题不能这么想，我们党不能靠几个人。从更长远的观点看，要新老交替，从政策上、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思想和邓小平的“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是基本一致的。1982年胡耀邦还专门谈到机构改革的问题，提出要下个决心，把国家机构、政府机构、党的机构、群众团体的机构精简下来；必须采取三定：定编制、定人员、定任务。
在探索改革的过程中，胡耀邦逐渐形成了全面改革的思想，1983年1月，他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着重阐述了邓小平“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提出了“全面改革”。他指出：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就是全党都要按中央确定的步骤，坚决而有秩序地进行。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改革对不对的标志。
然而，这个讲话遭到了党内一些人的质疑，这表明“全面改革”的思想时机还没有成熟，于是胡耀邦暂时搁置下这个问题。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胡耀邦参与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全面展开，将中国的改革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入了新的里程。
经过历时两年的思考，胡耀邦在1986年接受国外友人采访时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各方面改革的统率，政治体制不改，经济改革就遇到许多解决不了的问题。胡耀邦说，我们要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进行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范围要稍宽一些，它涉及上下级关系问题，触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触及政府和经济部门的关系，触及党、政府、人代会的分工，按西方办法完全分开不行，但要有分工。党管什么，政府管什么，职能要明确。也要触及人代会、民主党派的作用。这些都涉及如何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胡耀邦还指出，党也要进行改革。胡耀邦说：党和政府工作人员要受人民的监督，党员、领导干部受不到群众监督，犯了法还要去查不行，要做到随时能受到弹劾、揭发。我们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而不是要把它推翻。
胡耀邦在当时反复强调要实现党政分开，他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已提出执政党现代化整体建设架构，他多次提出要接受“文革”一人制体制、一人说了算的惨痛教训，要实现党内民主监督；他力主渐进政改，特别强调党政分开，特别强调权力不能过分集中，实质上是在为国家未来新的经济体制（到党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政治体制，这正是建立民主法治的治国框架的核心所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所在。
回顾胡耀邦在那个十年的工作和思考，一个对党忠诚、对人民赤诚、对同志坦诚的正直坦荡、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形象卓然屹立。胡耀邦作出的先驱者的思考、先行者的努力，弥足珍贵。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人民将永远记住他。
作者注：这篇文章的写作，在第二部分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较多地参考了满妹著《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的有关部分。文章中有关胡耀邦的讲话、指示等均出自胡耀邦1977年至1986年的有关会议讲话和文章。此外，文章在写作中得到马晓力、周为民、牛力等的帮助指导，一并表示感谢。
根据乱邦同志一贯坚持的实亊求实地原则 判定：一此公身长低于全中国平均身高水平为特小号 不能伟大 所以生的特小 为事实 二战士没有战死在战场上 为主义而战 投降偷生了 没有坚持自己主張 战死疆场 能够光荣吗 所以死的不光荣 都是实事求实 决没有咒骂此人 至于种类 您和乱邦同志肯定是一类 别的您懂的
最后悄悄问一句 乱邦你爹否一一一一？
不知咒骂胡耀邦“生的特小 死的不光荣”的，会是何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