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历史不卖后悔药

　　

　　

 

 

 

 

 

 

 

 

 

 

本周四是“阿拉伯之春”爆发5周年，这两天世界媒体对那场革命的议论很多，调子总体上沉重、沮丧。没有哪个国家出现较隆重的纪念活动，很多媒体用冷冰冰的“阿拉伯之冬”这个新词描述被那场革命洗礼的地区。

完全否定“阿拉伯之春”的历史作用恐怕不合适。它毕竟打破了中东地区陈旧的强人政治秩序，消除了很多国家民众对统治者的畏惧，促进了人的自我解放。从长远看，“阿拉伯之春”有可能成为中东从旧秩序向新秩序过渡的历史转折点。

　　然而“阿拉伯之春”的代价超出了从中东到西方社会绝大多数人的预期，它所带来的始料不及的痛苦震动了世界。目前5年过去了，只有突尼斯的民主有了些模样，而且大体保持了稳定。该国出过袭击总统车队的恶性事件，但万幸没导致政治连环效应。埃及多被指“复辟”了，争议极大。其他几个“春”了的国家如今的确都陷入“深冬”，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的情况，一个比一个严峻，它们或有两个政权，或深度内战，都民不聊生，涌现了严重冲击欧洲的难民大军。

有人说那些国家还不如守着穆巴拉克和卡扎菲那批老政治强人过，然而熬这样的后悔药历史未必鼓励。事实上中东那批政治强人的确过时了，他们拒绝改革，不思解决国家的问题，通过压制社会不同意见维持个人及统治集团的权威。那些国家无力走出困境，“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并非偶然。

革命需要打破和重建，不确定性极高，但它相对方便引爆，易于聚集社会的激情。改革则有巨大政治技术含量，容易引发持久争论，全世界的成功例子极少，只有很幸运的国家才有可能通过改革实现社会转型，用很小的代价换取全社会的光明未来。

现代治理越薄弱的社会，革命越可能出现你死我活的惨烈局面，也越容易偏离最初政治目标，演变成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长期搏斗。如何评价这样的革命，是很困难的事。

如果100年之后评价“阿拉伯之春”，说不定对当下“阿拉伯之冬”捶胸顿足的痛苦已被遗忘，很难预测那时的世界，以及那时的人们会不会以“革命总要付出代价”来轻飘飘地回顾今天人们经历的一切。

问题是人的正常生命只有七十几年，青春和年富力强的时代就更短了。绝大多数“阿拉伯之春”的支持者们肯定没打算为子孙后代“献身”，他们想的是革命很快能带给自己大量现实利益，首先是更好的日子。他们没想当难民，更不想有亲人因战乱丧生。历史不怕乱几十年，但这个时代的人们决不希望这样。

人类政治科学还很不发达和普及，极少有人能像熟悉数理公式那样了解政治的最基础规律，对政治变迁所意味的风险，社会精英层也经常出现分歧。

“阿拉伯之春”不能说是西方一手挑起的，它的爆发首先由内因驱动。然而西方的确给予了很热烈的掌声和有实质意义的支持。“阿拉伯之春”搞成眼下的样子，对鼓吹西方民主的普世有效性是个打击，它会让其他转型国家多一些谨慎，国家道路的探索也因此更有价值。

改革不易，革命又如此危险，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注定不会轻松。“阿拉伯之春”给21世纪的人类政治治理提供了一批昂贵的样本。中国毫无疑问是当代全世界的改革中心，中国的改革规模、深度、成就以及所遇到的困难都具有全人类意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后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分化，还有颜色革命，每一轮外部世界的变化都增加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我们的思想材料。认真读懂“阿拉伯之春”，是时代留给我们的一份新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