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庐夜话
Let life happen.
出国十多年了，乡愁从听到一曲梁祝而伤怀渐渐演变成一只只馋虫。为了抑制这些馋虫，海外大拿小拿们节假日花了大把的时间憋在厨房里，琢磨，研究，实践，讨教，切磋。其认真之精神，决心之坚定完全不下于当年出国道路上考G考T。于是乎油条，豆腐脑，盐水鸭，凉粉，馄饨，汤包，月饼，粽子等出国前只会吃不会做的中国美食纷纷登堂入室，犒劳着亏欠许久的中国胃。
在各种中国美食中，我格外钟情的是各种小吃。凉粉是其中之一。感谢国内及其他亚洲国家对海外华人的体谅，几乎每个亚洲超市都有绿豆淀粉出售。经过十多年厨艺的演练，做成一碗劲道的凉粉已不再话下。将绿豆淀粉加些水搅匀，在冲入烧开的水中。水粉七比一的比例比任何公式定理都更深刻地记在家庭主妇的脑子里。再搅匀小火烧开凉透，一碗颜色雪白，晶莹剔透的凉粉就可以闪亮登场了。
这种冰清玉洁的凉粉虽然能暂时满足我的胃口，却解不了我的乡愁。我生于苏北的小城市连云港。母亲山东人，父亲安徽人，两人大学毕业分到连云港一个部属单位工作。我在单位大院长大，单位有自己的班车，医院，图书馆和电影院，一如一个小小的城市。我和大院里的孩子都不会讲连云港的方言。大一回家的第一个寒假，火车过了徐州站后，开始听到乡音，一时竟没有听懂。虽然生于斯长于斯，因为不是根正苗红，每每提到家乡，总是声低八度，底气不足。尤其是在海外，遇到“正宗”的连云港人，更是像骗子被当场揭穿，立刻红了脸低了头，恨不能马上逃走。
连云港的凉粉是独特的。这是我到西安上了四年大学，到南京工作了11年，其间又以各种名义去了种种地方后总结的。拿绿豆凉粉来说吧，连云港的凉粉是黄绿色的，完全是绿豆沙的颜色。那种颜色暗绿中透着一点黄，低调得像一块埋藏了多年才见天日的美玉。我后来在外地看到过黄颜色的粉皮，那明晃晃的颜色一看就是人工色素，让人一下就没了食欲。家乡的凉粉吃到嘴里是豆香，咬在齿间是滑韧。我在多地吃过凉粉包括自己在海外制作的凉粉，从豆香和韧性上来说，我至今还没有吃到过有家乡凉粉十之三，四的。
我喜爱凉粉的情节可以追溯到我的小学时代。我的小学生涯是在一个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小学度过的。因为生的月份晚，我妈又不想让我耽搁一年，我勉勉强强在那个只有几排平房的小学报上了名。因为爸妈上班远，我和姐姐上学都是早早离家。记忆里我常常是小学第一个到校的。到了呢，也只能在空旷的尘土飞扬的操场上踢一会沙包。从家到学校的路上有一个大院，时不时会有一只黑狗窜出来冲着我狂吠。我小时候做过很多噩梦，梦里的地主婆或是恶管家身边总有那条狂吠的黑狗。后来，我学会把多余的时间消磨在家门口的菜市场。菜场不大，从头到尾不到一百米。一个卖菜卖肉的国营副食品店，一个卖豆腐的国营摊子，一个磨豆浆，炸油条麻花的小吃店，还有一个修鞋的摊子。我一个一个地蹭着看过去，把最充裕的时间留给一个卖凉粉的摊子。
早晨吃凉粉的往往是一些拉板车的脚夫。车上拉砖，拉蜂窝煤，夏天拉冰块。因为腿力拉车慢，脚夫们早早就出工了。拉到早市，他们就把平板车上的肩带卸下来，用污脏的毛巾擦着汗，在凉粉摊主人备好的一盆水里仔细地洗着坚硬的大手，水花溅得满地都是。他们三五成群在凉粉摊上坐下来，看着摊主麻利地从一个倒扣的大盆形状的凉粉上剜下一块。摊主用锋利的刀子横着一划就把凉粉分成两片，然后竖着粗粗割了几刀切成了几大条，娇嫩的黄绿色的凉粉从摊主粗糙的掌中颤抖着掉入几个碗中。调料都在瓶子中，酱油，醋，蒜汁，辣椒酱，麻油。摊主每个碗里甩些调料，加多加少似乎都随他的心情，碗里一下子就有了鲜活的颜色和味道。小摊的凉粉不用筷子，是竹片削成的叉子，只有两个齿。用竹叉子扎凉粉块，既说明了凉粉滑爽劲道，又给吃凉粉平添了一点点趣味。一碗凉粉并不多，只是满足脚夫汉子们的味蕾的。左手还往往拿着寸把后的热乎乎的发面烙饼。一口凉粉一口热烙饼，两腮马上鼓了起来。结实的牙齿有力地咀嚼着，一时间柔韧蓬松就都有了，既犒劳了空空如也的肚子，也安慰了乏累的肌肉。
我妈是知识妇女，从来不许我在小摊子上吃东西，说是不卫生。于是我只有吞咽着口水反复地看着。只有在我生病的时候，我妈才给我买来凉粉。冬天的凉粉是煎热了卖的。但她坚持不用摊子上的调料，怕脏。她是山东人怕辣，我家从来没有辣椒酱。我妈凉粉块切得细细的，调料上打了折扣，又没有小竹叉，我很难吃出脚夫脸上的酣畅淋漓，但总聊胜于无吧。
出国多年，我变得愈来愈热衷于烹调，然而我却始终没能做成家乡的凉粉。就好象我在这里也安了家，接来了老父母，但始终思念那个生活了十八年的地方。家乡是不能复制的。
不管是经历了多少山寨美食，华人餐馆，甚至回国的大快朵颐，馋虫还是时不时地光顾，用它们灰暗的小爪在我们的心上挠上一把。权且就叫它乡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