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拾遗之103：冰城涉外血案

《尘封档案》拾遗之103：冰城涉外血案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灭门血案

这是坐落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的一座俄罗斯式建筑，一人高的绿色木栅栏内是一片草坪，草坪上耸立着一幢小巧精致的两层洋房。临街大门侧边门框上，钉着一块铜牌，上面用中俄两种文字镌刻着“私人住宅，擅入必究”，落款竟是“哈市公安局”。这块铜牌表明，这幢住宅内的主人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身份。

1949年4月23日上午，一辆马车驶至该住宅门前，从车上下来一对中年苏联男女，男子摁了大门边的电铃开关。良久，里面没有反应，他又摁了两次，还是没有动静。他不禁有点纳闷儿，对其妻子说：“嗯，伊林娜，昨晚不是跟叶卡捷林娜通过电话，约定上午我们去拜访她的吗？家里怎么没人呢？”

伊林娜张嘴刚要说话，被一阵自行车铃声所打断，一辆绿色自行车行至面前停了下来，那是邮电局的邮差，他送来了该宅第女主人叶卡捷林娜的信件和报纸。但他摁了两次门铃，里面仍是没有反应。伊林娜用流利的汉语对邮差说了刚才他们摁铃没有反应一节，邮差马上说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因为女主人这几天正等着一封长春来信，已经连续两天在他经过的时间等候在门口了，昨天没等到后她说那封信明天一定会来的，她将继续在门口等候。可是，她不但没有等候，而且摁了门铃还不见反应，所以邮差有理由断定肯定发生了什么不好的意外之事。

伊林娜夫妇交换了一个担心的眼色，便说小伙子要不请你爬进去看看，女主人到底是否在屋里。邮差于是就踩在自行车座垫上攀进了院子，赶到洋房前朝窗子里只一张望，便大惊失色：“不好！杀人了！”

伊林娜的丈夫安德烈叫道：“你出来，留在这里不要离开，我马上去报案！”说着，跳上马车，吩咐车夫去公安局。

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分局接到报案，吃惊不小，立刻由一位副局长率领三名刑警前往现场查看，同时让值班员用电话通知管段派出所出警。两拨人马几乎是同时抵达现场的，进到洋房内一看，顿时个个惊得脸色煞白：被杀害的不止女主人叶卡捷林娜，还有她的两个儿子，9岁的叶夫根尼和7岁的米利亚！这幢洋房里总共也就住着这一家三口，这就是说，这里发生了一起灭门血案。

这户被哈尔滨市政府指定警方重点保护的外国侨民，具有不寻常的经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一个月后，一个三十来岁、名叫别尔夫什卡的白俄男子悄悄地来到了哈尔滨，在香坊区开了一家专卖俄式卤味菜的食铺。没有人说得清这个白俄青年是从何处来，以前是干什么的。

1932年2月5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哈尔滨后，对哈尔滨地区各警察机构实行军事管制，并向各警察机构派遣军事顾问，非法行使哈尔滨地区警政权。被日本人易名为“哈尔滨警察厅”的原警察局，奉命对侨居哈市的外国人进行重点登记，甄别后发放新的居住证。这个被人视为“神秘的白俄”的别尔夫什卡顺利地通过了日伪警方的甄别，被作为“对苏维埃政权有严重敌视思想的沙皇白俄将军的贵族公子”而首批获得了新版侨民居住证，得以继续做他的俄式卤味菜生意。

几个月后，别尔夫什卡的食铺悄然增添了一个女伙计，那是一位二十岁的中国姑娘，来自长春市，名叫张冬娜。张冬娜跟着别尔夫什卡干活，但不是学做俄罗斯卤味，而是做了店里的账房。当然，当生意特别忙碌的时候，她也相帮干些杂活。这样大约过了一年，张冬娜忽然成了别尔夫什卡的妻子，改了个俄国名字叫叶卡捷林娜，在俄语中就是“纯洁”的意思。这对异国男女结为夫妇后，多年没有生育，直到1940年，叶卡捷林娜才生下了一个儿子，别尔夫什卡给取了个名字叫叶夫根尼。又过了两年，另一个孩子也出世了，也是个男孩，取名米利亚。

别尔夫什卡的这家食铺在做生意上，保持着低调，不跟同行竞争，也不多占各方顾客的便宜。别尔夫什卡夫妇在做人上，也奉行着低调，尽管凭着别尔夫什卡“将军公子”的声名，他完全可以跟一些也在哈尔滨混世界的从事着各种职业的同胞朋友称兄道弟，也可以跟慕名登门来拜访他的日本人交朋友，但他什么人也不结交，老老实实做生意，过日子。在外界看来，他的这家食铺就像一个平静的小小港湾，供他这个落难贵族公子躲避政治风浪。直到有一天——1945年3月13日，关东军驻哈尔滨特务机关在门前的旗杆上挂出了别尔夫什卡的人头，人们这才知道这个小食铺老板乃是一位了不得的铮铮铁汉！

据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当时公布的别尔夫什卡的“滔天罪行”，别尔夫什卡是苏联红军远东情报局派遣到哈尔滨来潜伏的特工头子，他伪造了“沙皇白俄将军之子”的假身份，以开俄罗斯卤味食铺为掩护，在哈尔滨潜伏了十四年，前期从事情报工作，主持着一个庞大的情报网，广泛收集日本方面的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等各类情报；后期主持对哈尔滨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和“满洲国”的情报人员的暗杀工作，指挥其领导的行动小组一共暗杀了三十四名日本和“满洲国”方面的情报人员，给日本造成了重大损失。

别尔夫什卡是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的，关东军特务机关对于他的落网有着如获至宝般的欣喜，想通过别尔夫什卡挖掘出苏联在哈尔滨乃至整个中国东北甚至关内省份的情报网，为此，对其软硬兼施企图诱降。但别尔夫什卡意志坚决，拒不招供，最后在越狱时被关东军发觉开枪击毙。别尔夫什卡死后，关东军犹自对其恨得咬牙切齿，将其首级割下后悬于旗杆上示众。

别尔夫什卡被捕后，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协助下，迅速将其妻叶卡捷林娜和两个儿子转移到安全地区，躲过了关东军的追杀。叶卡捷林娜带着儿子在哈尔滨附近的乡村躲藏着过了几个月，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1945年8月19日，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随即成立卫戍司令部和军事管制委员会。次日，军管会就派员前往郊县把叶卡捷林娜母子三人接到哈尔滨市区。苏军全权代表舍拉霍夫将军亲切接见了烈士遗属，宣布接纳叶卡捷林娜母子三人为苏联公民。将军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去莫斯科定居时，叶卡捷林娜回答说她和孩子愿意留在中国，以后有机会的话希望能去苏联看看，并去丈夫别尔夫什卡的家乡明斯克拜望长辈。舍拉霍夫将军遂请苏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官、中共方面的李兆麟将军对叶卡捷林娜和儿子妥善安置。

叶卡捷林娜原想仍回别尔夫什卡在香坊区的那家食铺，招回原先的伙计后继续经营卤味，但香坊区的店铺早已被关东军烧毁了，伙计也不知去向。于是，她就想带着孩子去长春。但由于当时局势混乱，苏军和中共方面都不同意母子三人离开哈尔滨，于是，就把他们安置在南岗区的一处日本商人逃跑后空着的日式住宅里，由苏联侨民协会负责提供足够的生活费用。

之后，哈尔滨经历了苏军撤离、国民党执政、中共武装力量开进后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时期，由于有苏联侨民协会的帮助，叶卡捷林娜母子还是过着平安、富足的生活。这种平安到了1947年12月有了变化。圣诞夜，苏联侨民协会派人把叶卡捷林娜母子接去参加活动。不曾料想到的是，那天午夜过后，一条黑影鬼魅般地溜进了叶卡捷林娜的住宅院子，用粗铁丝把前后门都牢牢地拴上后，在屋子周围浇上汽油，一把火把这幢全部用木头建造的日式住房烧了个精光。纵火者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为了谋害叶卡捷林娜一家三口。

三天后，这起纵火案就给公安局破获了，出乎意料的是，案犯竟然是一个日本人。这个名叫中村大郎的日本人是在哈尔滨住了二十多年的商人，娶的还是中国妻子，所以日本投降后也没回国，当时正积极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国籍。问他烧房子干甚，答称果然是为了谋杀叶卡捷林娜和她的儿子。为何要谋杀妇幼呢？说是为了替他弟弟报仇。那么，他老弟乃何许人也呢？原来是关东军特高课的情报特工，1943年被人暗杀于哈尔滨市郊接合部的一家餐馆里。后来别尔夫什卡领导的特工组出了叛徒，别尔夫什卡被捕牺牲，中村大郎才知道原来其老弟的命是别尔夫什卡勾走的。当时他就要替老弟复仇，三天两头跑到关东军那里要求对别尔夫什卡的家属斩草除根。关东军被他缠得没有办法，说那就给你一份特权，允许你去追杀别尔夫什卡的遗属。中村大郎是个一根筋绷到底不肯拐弯的主儿，从此就一直留意打听叶卡捷林娜的下落。前不久终于打听到后，就开始考虑如何下手，于是就有了圣诞夜的那场大火。为此，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起纵火案不但惊动了哈尔滨中共政权，也惊动了苏联方面，苏联远东方面的领导人特地给哈尔滨当时的市委书记张平化、市长刘成栋发来电报，请求给叶卡捷林娜及孩子提供安全保障。哈尔滨市公安局为此专门责成南岗分局进行研究，落实保安措施。

南岗公安分局和苏联侨民协会重新给叶卡捷林娜选择了新的住所，那是一个十月革命时逃亡哈尔滨的俄国沙皇官员修建的住宅，后来出让给了一位国民党官员，该官员又把房子卖给了一个苏联侨民。这个苏联侨民后来成了日本关东军的情报人员，抗战胜利后不知去向，苏军占领哈尔滨后宣布军管时，就将该住宅没收，产权归苏联侨民协会。现在，苏联侨民协会把房子给叶卡捷林娜一家三口居住。南岗分局为保证叶卡捷林娜全家的安全，不但向管段派出所下达的安保命令，分局相关领导还隔三差五地前往关心。这样一段时间下来，叶卡捷林娜觉得不好意思过多地麻烦公安局，再说哈尔滨的治安情况越来越好，请警方不必如此关照。上个月，南岗分局刚改变了对叶卡捷林娜一家的安保措施，没想到就发生了灭门血案。

由于被害人的上述原因，出警到场的分局、派出所警员出于慎重，不敢擅自做主进行现场勘查，甚至连屋里的电话机也不敢动，立刻退出洋房。那时的警察也没有对讲机、手机什么的通讯工具，只好立马派人去附近有电话的地方给市公安局打电话报告。市局也吃惊不小，立刻向市委、市政府报告，同时指派侦缉大队（当时还未设刑侦处）、外侨处警员迅速出警。随后，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黄华青带着法医也赶到现场。

勘查与尸体解剖鉴定是同时进行的，警方根据勘查、尸检结果推测了案发过程——

昨晚二十点三十分左右，正在客厅里的叶卡捷林娜一家三口忽然遭到从厨房冲入客厅的凶手的袭击，凶手先一刀刺入女主人的后背，刀尖直接伤及心脏，叶卡捷林娜当场死亡。凶手随即又刺死了坐在母亲旁边的估计已经吓呆了的小儿子米利亚。这时，9岁的儿子叶夫根尼拔腿往客厅门口奔逃，但即被凶手追上，往胸部连刺两刀将其杀死。然后，凶手上楼，在被害女主人的卧室、书房翻检一番后，逃离了现场。

从现场留下的痕迹分析，凶手是攀越木栅栏进入院子的，因为小洋房所有门窗都关闭着，就打碎了厨房的窗户玻璃，打开窗子进入厨房，再从厨房对主人一家进行致命袭击。打碎厨房玻璃时，凶手为防止发出声音惊动主人，先以医用胶布贴蒙于玻璃上，再下手取下破碎的玻璃。作案后，凶手从客厅大门出了洋房，攀爬木栅栏逃离了现场。

哈尔滨市公安局外侨处随即向苏联侨民协会和正在筹建的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该馆于1949年10月20日对外正式宣布开馆，但在本案发生前已经开始工作）通报了该案，这两个机构当即派员前来现场察看，拍摄了不少照片。当天，苏联侨民协会即向哈尔滨市政府提出“尽快破案，抓获凶手”的要求，哈尔滨市长李常青作了答复。

李市长作出答复的时候，哈尔滨警方已经成立了“四·二二”案件专案侦查组。

查找一个日本女人

由于案情重大，这个专案组是由从市局、分局的刑警中抽调的七名精兵强将组建的，组长由市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殷正源担任。为便于开展工作，专案组还从南岗分局和管段派出所抽调了六名警员作为编外成员。编外成员接受专案组领导，由专案组分派参加侦查工作，但不参加案情分析会讨论，不能接触核心机密。另外，专案组还从市局外侨处请来一名精通俄语、英语、日语的警员担任专职翻译，以便于跟外侨沟通。

殷正源别出心裁地决定将专案组驻地设在凶案发生的叶卡捷林娜的那幢小洋房里，当天下午两点多，第一次案情分析会就在十几个小时前发生血案的凶杀现场（客厅）举行。

主持现场勘查的殷正源把勘查结果一摊开，一干侦查员就觉得自己陷入了迷宫：凶手杀人后，翻检了卧室、书房，可是，却没动那里已经被发现的现钞、银洋，也没拿走女主人叶卡捷林娜的首饰、手表。这样，作案动机的判断就成为一个问题，凶手为何要制造这起耸人听闻的血案？谋财已经给排除了，剩下的就是仇杀、情杀，由于翻检过卧室、书房，还可以怀疑是那种为了谋取某项机密的神秘谋杀。由于一时无法给这个案件定性，因此侦查触角应该伸向哪个方向也就难以确定。

专案组反复讨论后，决定采取以下措施着手进行侦查——

通过苏联侨民协会联系苏联相关部门了解叶卡捷林娜和其已故夫君别尔夫什卡的历史情况；向叶卡捷林娜生前的亲朋好友、邻居调查平时的社交情况；在案发区域范围内对每家居民以及能够查访到的案发时经过的路人了解可能会被他们留心到的蛛丝马迹；向邮电局调取电话通话号码记录，看是否有所发现；从市局刑案档案中调取前年12月制造纵火案后已被处决的日本人中村大郎的卷宗，指望发现些许线索。

作出上述决定之后，立刻付诸行动。三十六小时后，专案组举行了第二次案情分析会，各路人马把各自的调查情况摊出来一汇总，认为首先应该排除情杀可能。侦查员对于被害人叶卡捷林娜的历史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原来，这个中国姓名叫“张冬娜”的女性，1931年6月就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苏联情报部门向中共方面提出请求指派可靠人员协助奉命潜伏哈尔滨的别尔夫什卡开展情报工作，中共地下党组织遂指派张冬娜前往哈尔滨接受别尔夫什卡的领导。根据苏联方面的要求，张冬娜从此就转入了苏共组织，跟中共不再有组织关系。事实上，从那时开始，张冬娜就是苏联的情报人员了。这也是后来抗战胜利后，苏联红军找到了张冬娜后，舍拉霍夫将军接见时没征求她的意见，就马上接纳叶卡捷林娜同志为苏联公民的原因。苏联方面知道叶卡捷林娜长期协助别尔夫什卡工作，肯定知晓若干不宜公开的机密，这是为防止泄密而采取的一个措施。

了解了叶卡捷林娜的这段历史，侦查员也就能够推测出像她这样一位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女性，在生活上肯定不可能发生什么花边新闻。而调查的结果也确实如此，所有跟叶卡捷林娜有过比较多接触的中苏朋友都称赞她是一位生活作风严肃正派的女性。所有被调查到的街坊邻居以及邮电局电话通话记录也都表明叶卡捷林娜跟异性几乎没有什么单独的来往。

这样，就只能从其他方面去考虑凶手的作案动机了。专案组从已被处决的中村大郎的刑档中发现了一条线索：他当初是从一个名叫茂源上清的日本人口中得知其老弟中村三郎死于苏联特工别尔夫什卡之手的，据茂源上清说，颇有几个跟中村三郎那样被别尔夫什卡干掉的日本情报人员的亲友想对别尔夫什卡的遗属下手，报仇雪恨。

专案组据此推测，凶手可能是跟茂源上清所说的那几个扬言寻机复仇的家伙有关。于是，就决定将茂源上清作为一条线索开展侦查。

茂源上清是什么人呢？专案组通过几条渠道了解下来，终于弄清楚了此人的基本情况：茂源上清，日本北海道人氏，今年五十挂零，18岁开始其军人生涯，作为日本关东军的一名士兵来到中国辽宁省金州，四年后被作为优秀人才选送进入日本陆军部的一所特工学校速成班接受特工训练。从特工学校结业后，就开始了其情报特工的生涯，整整十三年一直在中国东北和苏联、朝鲜交界处进行情报活动。直到36岁那年在对中国抗联营地进行秘密探查时误踩地雷身受重伤方才结束了其军事特工的生涯。养好伤后，装了一条假腿、少了三根手指且脸上留下明显伤疤的茂源上清已经无法再当情报特工了，于是正式退出军界，在哈尔滨开了一家钟表店铺开始经商。由于茂源上清以前的那段经历，他在社会上有许多日本、中国、苏联、朝鲜国籍的朋友，而苏联情报人员别尔夫什卡生前也跟他走得很近。

那就先找这个日本老特工聊聊吧。茂源上清在哪里呢？侦查员了解下来，这人已经不在哈尔滨了。去了哪里？已经回日本了。

这下，专案组长殷正源头痛了，好不容易找到的一条线索难道就这样白白消失了？似乎没有这么简单吧。殷正源考虑后下了一道命令：向跟茂源上清走得最近的目前还能找得到的人调查！

一查摸，符合上述调查条件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茂源上清的中国妻子张秀琴，张是一个中国钟表匠的女儿，先嫁给一个医生，后来该医生病故了就回娘家守寡，1942年嫁给了茂源上清。抗战胜利后日本侨民纷纷回国，茂源上清回国前征求张秀琴的意见问她愿走还是愿留，她选择留下，于是就回到了娘家，现在是一家私立小学的老师。另一个是在茂源上清开的钟表店铺打杂的其表妹王艳枝，后者本名叫松井艳枝，因为嫁了姓王的中国男子，就改姓王。她在抗战胜利后变更国籍成了中国人，在哈尔滨火车站当杂工。

侦查员分别找了张秀琴、王艳枝，调查茂源上清跟别尔夫什卡的关系以及以前曾经说过的与别尔夫什卡相关的人和事等情况。张、王两人其时并不知道叶卡捷林娜一家遇害之事，没有什么心理负担，谈起来就比较自在，两人都说到了被日本关东军杀害的别尔夫什卡，也说到了别尔夫什卡的中国妻子叶卡捷林娜。因为别尔夫什卡当时跟茂源上清私交较密，似乎结下了一份至少在外人看起来肯定不一般的友情，所以平时来往较多，一年中甚至还有几次双方家人参与的聚会活动。后来，别尔夫什卡被关东军杀害后，其尸骸还是茂源上清去运回来的，还花了些钱钞跟关东军方面打了交道，才得以获准把别尔夫什卡被割下示众的首级取回来，找人缝合后帮助叶卡捷林娜办理了下葬。再往下谈，张、王两人就说到了后来被民主政府公安局处决的纵火犯中村大郎，以及另外一个同样也对别尔夫什卡咬牙切齿的日本人兵部娟子。

兵部娟子出生于日本东京的一个名门望族家庭，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18岁那年按照自己的愿望当上了一名护士。其父母对于女儿的这一选择是不满的，因为这份职业与兵部家族的名望显然是不相配的，说得严重点那简直是对名门望族的一种亵渎，但出于对这个唯一的女儿的尊重，也就依了她。但是，对于兵部娟子接下来作出的另一个选择，父母就明确表示反对了。那就是兵部娟子的恋爱，她竟然爱上了其所供职那所医院的一个比她大九岁的杂务工。

兵部娟子的父亲得知女儿的心上人竟然是一个以推尸体为主要工作内容的杂务工后，气得心脏病发作，进医院躺了一个星期才下得了床。老兵部起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来了一位好友。这位好友的身份颇有些神秘，没有人说得清他究竟是干什么行当的，但是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跟三教九流都有密切来往，是一个手眼通天的社会活动家。在这位社会活动家的策划下，兵部娟子的男友清源平很快就被人诬陷为盗窃犯折进了局子，最后被东京地方法院判了九个月徒刑。

这下，兵部娟子该收回她那份少女之情了吧？包括老兵部在内的所有亲属都是这样想的。可是，他们都想错了。九个月后，当倒霉的清源平刑满释放从监牢里出来后，马上就消失了，跟他一起消失的，还有那位漂亮的护士小姐兵部娟子。伴随着这一当时被日本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新闻事件，兵部家族全体总动员，在全国各地寻找兵部娟子，整整折腾了八个月，兵部娟子的影子都没有发现。

这时，兵部娟子、清源平这对私奔者，早已到了中国的哈尔滨，在香坊区开了一家小小的日本料理店，过起了无比温馨的同居生活。这是1936年夏天的事。

时间一晃过去了七年，兵部娟子已经是有了两个女儿的母亲了。这时，由于日本的疯狂掠夺和战争原因，整个“满洲国”的经济状况陷入了非常糟糕的状况，哈尔滨的中国百姓的日子过得如何艰难自不待说，连像兵部娟子、清源平这样的日本人组成的家庭也捉襟见肘了。在这种情况下，一家生意清淡的小小料理店已经无法养活全家四口了，清源平于是动起了开辟第二职业的脑筋。可能是他脑子里的哪根筋搭错出现了短路，这主儿竟然找了一份危险但是收益可观的第二职业——关东军特高课的业余情报员。三个月后，关东军特高课弄清楚清源平以前是扛尸体的，不但力气大，而且心理素质特好，跟死人打交道比和活人交往还从容自如，于是就另外安排他一份更加危险但报酬成倍增加的工作：暗杀。

从此，清源平就有了两副脸孔，一副是料理店铺的掌柜，对每一个登门的顾客一脸恭敬，笑容可掬，连连鞠躬，甜言蜜语。而当他接到特高课的密令去执行暗杀使命时，就换上了另一副面容，凶神恶煞，手段毒辣。特高课对于清源平的工作业绩是相当满意的，他在1943年11月到1944年9月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竟然单独执行了十二起暗杀使命，解决了十四名对象。可是，“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正当特高课准备把清源平送回国内日本军方的特工学校接受特殊训练将其深造成一名高级行动特工时，清源平忽然失踪了。

清源平失踪后，兵部娟子发疯似的四处奔走寻找。她知道丈夫是关东军的业余杀手，还数次闯到关东军特高课本部机关去吵闹，甚至还拦过关东军司令官的座车。关东军对于兵部娟子的这种闹访深觉头痛，只好给了她一笔钱，答应由特高课调查清源平的下落，查明情况后即予告知，这才使兵部娟子的闹访发条停止了转动。

几个月后，兵部娟子接到关东军特高课的通知：清源平已经被苏联特工小组暗杀，尸体埋于松花江畔的一个树林里，明天将去挖掘，你可去辨认、收尸。这样，这件事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但是，对于兵部娟子来说，一件事的结束，也意味着另一件事的开始。这个有着一条道上走到黑的执拗性格的日本女人，把当年为了爱情宁可放弃显赫家族的荣华富贵而跟着清源平私奔来华艰难创业的那股劲道转移到了为丈夫复仇上。发条再次拧上了，关东军特高课哈尔滨机关的日军门卫的眼前又开始晃动着兵部娟子那张愤怒的脸。这回，特高课没有让兵部娟子多费精力，她第二次去时，特高课副机关长坂本中佐就予以接见。坂本以为兵部娟子是去要抚恤金的，就说已经在着手做这件事了，过几天我们将会派人登门慰问，届时送过去。但兵部娟子说她不是为钱钞而来，而是要替丈夫复仇，请告诉我是谁杀害了我的丈夫，我找到后要亲手杀了他！坂本说这件事我们已经替你做了，前几天挂在本机关门口旗杆上的那颗人头，就是杀害你丈夫的主犯的首级，这件事报上也刊登了。兵部娟子说光杀那苏联人一个太便宜他了，得把他的家人全部杀光。坂本说这也正是我们想进行的一项行动，但是，目前我们无法找到别尔夫什卡的家属。你如果打听到其家属下落的话，请赶紧来告诉我们。

这样，兵部娟子就开始像当初找失踪的清源平那样重新四处奔波，疯狂打听别尔夫什卡家属的下落。她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跟茂源上清打上交道的。据张秀琴、王艳枝说，兵部娟子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得知茂源上清在哈尔滨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那段时间隔三差五前来茂源上清的钟表店，每次登门总带一份礼品来，每次都是提一个同样的要求：请茂源君打听那个已死的苏联人别尔夫什卡的妻子叶卡捷林娜和两个儿子的下落。

这样折腾了三四个月，叶卡捷林娜的消息还没打听到，日本投降了。电台广播这个消息后，兵部娟子再次来找茂源上清，没忘记带上一份礼品。茂源上清也正为日本战败而借酒浇愁，一见到兵部娟子就连连摆手，说兵部小姐请你再也不要提这件事了，苏联红军已经兵临城下，早晚是要占领哈尔滨的，谁还敢动这份脑筋？人家知道了还不毙了你！

兵部娟子号啕大哭，举杯一饮而尽，把酒杯摔碎当堂，说这个仇我非得报不可，茂源君你不肯帮助我，我就另外找人去！说着，冲茂源上清鞠了个躬，转身离去。

从此，张秀琴、王艳枝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兵部娟子，也没听说过她的消息。

这样，专案组就决定把这个对本案的被害人叶卡捷林娜母子恨之入骨的日本女人列为嫌疑对象。专案组长殷正源下令：立刻追查兵部娟子的下落！

所有侦查员都意识到，要在战后的哈尔滨寻找这样一个外侨目标是一个高难度项目，因为“二战”结束后，在东北的日本侨民绝大部分都已经遣返回国了，兵部娟子如果没有回国，肯定已经像王艳枝那样改变了国籍和姓名，那就需要耗费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

果然，第一个动作——通过查摸全市各派出所的户籍登记材料——做下来，并无名叫兵部娟子的人，也没有发现如松井艳枝改变国籍后改称王艳枝的情况。

嗯！难道兵部娟子回国了？

殷正源说不可能，这是一个绷着一根筋宁可拉断也不肯回头的女人，从医学角度来说，叫做心理变态，是一种心理疾病，患这种疾病的主儿是没法改变的。所以，兵部娟子肯定没有回国，也肯定没有离开哈尔滨，我们再找！

于是就有了第二个动作：从当初兵部娟子和丈夫经营的料理店着手查摸。

在店主清源平被别尔夫什卡小组干掉后，兵部娟子就把料理店租给了一个姓顾的中国人。不久，日本政府宣布投降，顾某就把料理店从兵部娟子那里买了下来自己当了老板。日本侨民被遣返回国后，没了客源，料理店也就开不下去了，顾老板就改为经营中国菜肴的小饭馆，起了个扬眉吐气的名字：光复。侦查员乔晓光、劳启明光顾“光复饭馆”时，顾老板刚刚忙完午市，正和伙计们围着桌子吃饭。顾老板看了乔、劳两人出示的证件，马上站起来，饭也不吃了，把侦查员让到里边坐下，询问有何吩咐。

侦查员说也说不上什么吩咐，只是想了解一下兵部娟子的情况。顾老板说你们打听兵部娟子？如今她早已不叫兵部娟子了，她变成中国人了，跟我一个姓，姓顾，叫顾予荇。

哦，她叫顾予荇了？该上哪里去找她？

顾老板一说，侦查员就傻眼了！

她的去世留下了一个疑团

个性张扬的日本女子兵部娟子在哪里呢？她此刻在关家大院。

关家大院位于哈尔滨市马家区，上百年前是一个姓关的清朝官员的宅第。后来，这位官员犯了事，估计事比较大，而关系又打点得不到位，最后被朝廷判了个满门抄斩，关府的宅第就由地方政府没收充公。因为社会上传言该宅院风水有问题，还说时不时会发生灵异现象，所以没有哪位官员敢住进去或者迁入办公。这样，关家大院就空置起来了。到了民国时期，驻哈尔滨的军队不信邪，住进了关家大院，也没发生什么不测。关东军侵占哈尔滨后，也把关家大院作为军营。抗战胜利后不久，哈尔滨成立了中共领导的民主政府，就把关家大院辟为传染病医院，专门收治肺结核病人，一度还收治过烈性传染病虎烈拉（霍乱）患者。

20世纪40年代后期，东北地区患肺结核病的人比较多，这种疾病当时被称为“痨病”，染上了如不及时治疗，情况会很不妙。由于该病会传染给他人，所以通常应当对病人实施隔离。不过，由于隔离医院规模小而病人多，所以当时只有严重患者才被送到关家大院去。而在当时，肺结核病凡是发展到严重阶段的，那通常就无法救治了，因此，谁被送进关家大院，那基本上就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跨进了阎王殿。而在其他健康人眼里，由于严重肺结核病患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所以对于关家大院都是谈虎色变，连经过那里时都会绕着走，实在绕不开的，那就尽量离远点儿，走快些。

现在，兵部娟子住进了关家大院，侦查员必须去找她，但谁去谁就得担上一份可能会被传染到的风险。专案组长殷正源说，应该去两个人找兵部娟子谈话，我算一个，还有一位谁去可以自己提出来。话音刚落，侦查员小张已经站到了他的身边：“我去！”

两人于是前往关家大院，先找了院长，了解是否有一个名叫顾予荇的女患者，说想了解这人的病情和入院情况。院长从病区医生那里取来了病史资料，告诉侦查员：顾予荇是五十三天前由其就诊的私营医院转到关家大院的，其X光片子显示，该患者的两肺已经遭受结核菌的严重侵蚀，属于那种无法逆转的严重病人。入院后，进行着保守治疗，但这种治疗不过是延长病人的生命，所有的药对于她都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该患者目前的病情比入院时更为凶险，两周前开始，吐出的痰液里已经发现业已腐烂的肺组织碎块。按肺结核病人的常情来看，这种病人通常已经去世了，但奇怪的是她虽然数次昏迷，却总没断气，一番抢救后又活过来了。

殷正源向院长提了一个要求：把该患者所住病区4月22日晚上当班的医生、护士请来，我们想了解一些情况。院长用不解的眼光瞅了瞅他，立刻照办了。

4月22日当班的一名医生、两位护士来了，侦查员向他们了解那天晚上顾予荇的情况，他们在带来的病房情况记录上看着，回答得很简单：这个病人躺在病床上休息嘛。

那天晚上她没有出去吗？

医生、护士都笑了，说像顾予荇那种病情，还能出去吗？再说，我们这里是传染病医院，有着严格的隔离制度，不论白天黑夜，进出通道都把守得严严的，哪个病人也休想溜出去。

殷正源又提了一个问题：是否有人来探望过这个病人？

得到的回答是：这里不允许亲友前来探望病人，只能送东西，由院方代为收下后转给病人。

那么，是否可以通信？

外面的亲友可以给病人写信；病人不能给亲友写信，因为不能排除这是一条传染途径。如果病人有急事需要跟家属联系的，可以将内容口述给护士，由护士代笔书写后寄出去。这当然是一桩很麻烦护士的事情，所以，病人通常不会提这种要求的。你们要了解的这个病人，入院以来没有提出过这种要求。

对于侦查员来说，任何情况都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因此，他们提出要去病房看一看，当面跟顾予荇谈一谈。医生听着便皱起了眉头，为难地望着院长。院长说这里的病人个个都有很强的传染性，按照规定外人是不能进入病区的，更别说病房了。但是，你们的公务性质特殊，如果一定要进去，那必须得戴上双层口罩。

侦查员看到的兵部娟子，全然是一副病入膏肓的模样，瘦得皮包骨头，脸色苍白如纸，剧烈咳嗽时几乎就喘不过气来，像是随时要离世的样子。她原是躺在床上的，听说有人来看她，还是挣扎着硬撑起来，在护士的帮助下坐到了床前的椅子上，此刻已是东北地区的仲春时节，她还得披上呢大衣身子才停止打寒战。

殷正源、小张两人一看兵部娟子这副模样，就知道这个心气特高的女人即便再对别尔夫什卡的遗属有多深的仇恨，也不可能溜出去对叶卡捷林娜母子三人行凶了。但是，不能排除她是否指使别人杀害了叶卡捷林娜母子，因此，侦查员还是要问一问。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侦查员大大出乎意料——

医生对兵部娟子说，这二位同志是公安局来的，想向你了解一些情况。这话刚说完，一直没精打采的兵部娟子的眼睛蓦地一亮，闪出了一道幽光，瘦弱的身子也挺了挺，深陷于眼眶里的一双眼珠子盯着殷正源、小张两人看着：“二位是公安局的？”

“是的。”侦查员亮出了证件。

兵部娟子脸上忽然绽出了笑容：“呵呵！这么说来，那个可恶的俄国佬的遗孀遗子已经遭到了报应？”

殷正源一惊，脑子里马上闪过一个念头：叶卡捷林娜母子被害跟这个女人有关！

殷正源的这个极其短暂的神情没能逃过一直全神贯注盯着他的兵部娟子，后者证实了自己的猜测后，哈哈大笑，眼里却流出了泪水。她接过护士递过去的毛巾擦脸的时候，身子一软就歪倒了。

医生随即进行抢救，院长闻讯也带着另外三位医生赶来了，几个医生一番检查后交换了意见，告诉侦查员这个病人已经进入了弥留状态，随时有可能断气。殷正源说那我们得待在旁边，病人一旦醒来，只要还能说话，我们还有重要内容要问她。

可是，兵部娟子并没有苏醒，当天傍晚六点，兵部娟子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兵部娟子的死，给专案组留下了一个疑团，一个悬念。

当天晚上，专案组举行全体会议，对案情线索进行了新一轮的研究，认为根据兵部娟子临终前的反应看来，很有可能是她指使凶手制造了那起灭门血案。可能兵部娟子是在去关家大院住院前，对杀害叶卡捷林娜母子之事已经作了安排，她在病情危重后几次经抢救又活下来的原因，也许就是在等候消息。否则，就很难解释她为什么知晓来人是公安局的后，马上就猜测到是叶卡捷林娜母子被害了。

如此分析下来，专案组诸君对于下一步的侦查工作就有了信心。尽管没问兵部娟子一句她就死了，可是她临终前的表现其实已经是线索了。往下，只要循着兵部娟子在抗战胜利后的活动轨迹就有希望获得破案线索了。

殷正源说：“先去关家大院把兵部娟子——顾予荇入院时登记的家庭住址找出来，然后去她的居住地调查。这应该花费不了多大工夫的。”

侦查员立刻行动，找到了顾予荇生前的居住地。到派出所一了解，得知以下情况：

抗战胜利后不久，哈尔滨开始遣返日侨。当时的情况是，由于战后的日本经济状况很糟糕，而且有的日侨原在日本的亲人都已经死于战争，相比之下，哈尔滨这边的生活状况比日本国内要好得多，所以许多日侨就不愿意回国。当然，是否愿意回国的决定权并不在日侨自己手里，而是在中国方面。当时的政策规定：如果日侨已经跟中国公民结婚成家了的，本人愿意，配偶同意，就可以留在中国，其国籍是否改变由日侨本人自己决定。这样，一些日侨为了留在中国，就临时决定跟中国居民结婚，这部分日侨中以女性居多。

兵部娟子的情况跟其他日侨有所不同，因为她的家族并未受到战争的影响，在日本还是保持着一定的名望，而且经济状况也很好。其时兵部娟子的父母已经原谅了这个性格倔犟得有些怪僻的女儿，战争结束前双方就已经恢复了联系。当时，父母托人来哈尔滨看望兵部娟子时，捎过话来说你的丈夫已经去世了，一个人拖着两个孩子在异国他乡过日子挺不容易的，还是回国来吧。但兵部娟子拒绝了，说她在中国还有事情要办，等办完了再说。兵部娟子要办的事情显然就是要找到苏联特工别尔夫什卡的遗属替丈夫清源平复仇。日本投降后，兵部娟子的父母再次派人前来让女儿带着孩子回国。这当儿，正是中国遣返日侨的时候，兵部娟子必须作出是否回国的抉择了。这个女人经过一番考虑后，最终作出的决定是：把两个孩子托人带回日本交给她的父母抚养，她自己留在哈尔滨。这样，兵部娟子就嫁给了一个中国小学老师顾某。兵部娟子在登记结婚前，把自己的姓名改为“顾予荇”。结婚后，又作出了另一个决定：改变自己的国籍，以顾予荇之名加入了中国国籍。

当时的结婚手续、户籍登记都很草率，所以，如果不是顾予荇患肺结核入住关家大院，专案组要想在哈尔滨的茫茫人海中找到她绝对是一个高难度的任务。

顾予荇的肺结核是从她的中国丈夫顾某那里传染上的。小学老师顾某从20岁开始染上肺结核，一病就是十一年，毛病固然治不好，倒也没有恶化。当然，患了这种毛病的人要想娶老婆是蛮犯难的，除非你有万贯家产。本来，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顾老师也已经做好了打一辈子光棍的准备。但中国人民打赢了对日反侵略战争，顾老师虽然没有上阵杀敌，却也得到了战利品，一个如花似玉的东洋女子主动送上门来。顾予荇嫁给顾老师后，后者的健康状况没有变化，但她却给传染上了肺结核，最后死在关家大院。

侦查员分别走访了顾某、邻居、居委会，还问了派出所户籍警，了解顾予荇嫁给顾某后的情况，主要是想调查跟什么人交往——她如果要雇杀手去干掉叶卡捷林娜母子，那肯定要跟别人有交往的。

派出所、居委会未能提供什么情况，因为他们虽然知道这个名叫顾予荇的女子是日本人，但是人家毕竟不是“皇军”，而是日侨，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前科，所以也算是良民，上级机关也没有发话让对此女重点监视什么的，而她本人确实也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

邻居对于顾予荇也没有什么非议，倒是颇有人说了她许多好话，待人接物讲究礼仪啊，日常交往出手大方啊，谁家有困难乐于助人啊。反正像是如果她不死而还继续住下去的话，其行为渐渐就向后来的雷锋同志看齐了。

对顾某的调查进行了两次，第一次他说了很多跟顾予荇一起生活时的情况，但侦查员需要的内容却是一字全无。第二次再谈，在侦查员的耐心启发下，他终于回忆起了一件事：婚后不久，妻子曾请一个男子来家里吃过饭；后来，那人给顾予荇来过信，顾予荇去邮局给对方寄过钱。

这个回忆使侦查员精神大振，于是就追问：那人姓甚叫甚？住在哪里？多大年龄？长得怎生模样？说话什么口音？

顾某对于年龄、长相、口音倒都说得上来，关键的姓名、住址却不知道。侦查员向专案组长汇报后，殷正源说不要紧，她不是给那个男子寄过钱吗？那就上邮局去调查，那里应该留有底单的。

那时邮局还没有什么电子汇款，收兑款项全凭手写，因此翻找这种资料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差使，但再怎么着也得去做，而且得迅速、认真、负责地进行。专案组全体出动，一番查找，终于把顾予荇当初汇款时的那张底单找了出来。

底单上写着，收款人姓名：白润根，地址：阿城县舍利街油坊胡同。

专案组于是就立马去查，阿城县就在哈尔滨市东南不到30公里的阿什河畔，当时属于松江省，如今已成为哈尔滨市的一个区。侦查员黄涛、小张到了阿城，先向当地公安局了解白润根的情况。据公安局介绍，白润根，35岁，家庭出身小贩，本人小学毕业后曾在当地打工，后来去了哈尔滨打工，并在哈市娶妻生子，抗战胜利后不久回到家乡，用打工积蓄开了一家小面馆，没有雇工，夫妻两个自己经营。警方没有听说过此人在政治上有什么问题。

黄、张两人于是就去小面馆找白润根当面调查。一问，白润根对于自己的经历说法跟警方所说的一致。问他是否认识顾予荇，摇头。那么，兵部娟子呢？哦！她是我在哈尔滨打工时的东家呀！于是，就说到了兵部娟子给他汇款的事。白润根回到家乡后，一番考虑后决定开小面馆谋生，但算下来资金尚短缺，就决定去哈尔滨向朋友商借。他找到了当初一起在兵部娟子日本料理店打工的伙计王某，王某拿不出他所需要的数额，就建议他去向老东家开口。王某是知道兵部娟子再婚后的住址的，一说就找上门去了。兵部娟子请他吃了一顿饭，答应给他凑上短缺的那笔钱，但说她得过几天才有，让他先回去。几天后，白润根果然收到了兵部娟子寄去的那笔款子。

侦查员又问白润根4月22日的活动情况，后者答称没有离开过阿城。有谁作证？4月22日是星期五！那证人多了去呢，别的不说，面馆对面的小学校里的老师是吃我面馆的包饭的，每天都是我送去的，你们去问一下就行了。

侦查员去小学了解下来，那几位一天三顿都在学校里吃的住校老师证实了白润根的说法。返回哈尔滨后，又按照白润根提供的地址去找了那个王某，也证实了白关于去哈尔滨借钱的说法。当然，侦查员也没忘了应该顺便问一问王某4月22日晚上的活动情况，经核查也没有作案时间。

对于兵部娟子这条线索的调查，就此终止了。这个终止，似乎有些牵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灭门血案确实跟兵部娟子没有关系。

钢琴教师有问题吗专案组长殷正源是一个性格平和的人，在他的身上具有明显的“静如处子，动若脱兔”的特点。该案的侦查进行了多日，此刻没有任何收获又回到了原地开始踏步，殷正源的部下一个个都很着急，有的眼睛血红，有的满嘴燎泡，他却没事一般还是那么从容。那天，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黄华清来电询问侦查进展情况，殷正源汇报时神色镇定，语调如常。黄局长问是否需要增派人手，并说苏联方面也通过侨民协会向我方提出要不要从他们国内请两位刑侦专家来当顾问。殷正源说什么都不要，我们能侦破这个案子，请领导等着听好消息吧。

殷正源跟黄华清局长通过电话后，把全组成员召到客厅里，传达了跟局长的通话内容。大家都以为接着又要举行新一轮的案情分析会议了，但出乎意料的是，殷正源却说大家这一阵忙碌得辛苦了，专案组放假一天，但不能离开，原地休息，好好睡一天补足觉再说吧。

众侦查员给弄了个目瞪口呆，他们都是办过大案的人，参加过多个专案组，还没见到有这样的组长，一个个还坐在那里回味领会领导说这话的意图时，殷正源自己已经上楼躺下睡觉了。于是，众人也就休息吧。

专案组这伙人中，41岁的乔晓光年岁最长，他参加革命已经十几年了，原是抗联部队的侦查员，后来奉派潜入哈尔滨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中间因为交通站出了问题跟组织上中断过一段时间的联系。1946年中共执掌哈尔滨政权成立了民主政府后，乔晓光找到了一位当年的老上级，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但根据规定，之前的革命历史、党龄什么的就不作数了。老乔的思想觉悟不是很高，每每对此想不通时就失眠，时间一长终于想通了，但失眠症却落下了。

前面说过，专案组是进驻被害人一家生前居住的那幢洋房里的，这套房子比较大，每个侦查员住一间还有多余的房间。乔晓光睡了一会儿就醒了，听听其他房间里都是鼾声如雷，也就不想下楼，就在屋里待着吧。乔晓光住的屋子是叶卡捷林娜生前的书房，书籍等物都已经翻检过后封存起来了，书桌上放着女主人叶卡捷林娜遇害前阅读的一本小说《七剑十三侠》，他闲着也是闲着，就拿起来随意翻阅。看了一会儿，乔晓光觉得无聊，想起再过些日子好像是妻子的四十岁生日了，就抓过台历查是哪天，寻思不知届时是否已经破了案子，会不会误了老婆的寿宴。翻查过后，又顺手翻看前面已经过的日子，这一翻，似乎有了发现。

叶卡捷林娜可能长期在丈夫经营的卤味店铺当账房而形成的习惯，对于每天的经济开支会有一个记录，却又没备专门的账本，于是就记录在苏联侨民协会每年赠送的台历本上。这个记录下1949年已经过去的百十天经济开支的台历本，之前当然早已被侦查员翻阅过，没有发现可疑情况。但是，乔晓光此刻翻阅之下，对于一个现象却产生了兴趣。

这个现象是：从3月5日开始到4月16日这一个多月时间里，每个星期六叶卡捷林娜都在台历上记下一项开支：钢琴教学费。楼下客厅里有一架钢琴，案发伊始乔晓光参加勘查现场时看到过钢琴盖还打开着，上面放着钢琴练习曲的乐谱，而从琴凳的高度来判断，那是儿童坐的。这说明学钢琴的是叶卡捷林娜的儿子，那位钢琴老师是每个周六前来叶卡捷林娜的宅第授教的。

乔晓光不愧为老侦查员，他马上想到了另一个似乎应该与之相关的问题：叶卡捷林娜一家被害那天（4月22日）是星期五，按理说次日周六钢琴老师应该上门来的，那么，23日那天这位老师来了没有呢？根据苏联侨民协会的要求，这起灭门血案没被公开，所有接受调查的邻居都接到了刑警的严厉告诫：必须严格保密，否则引发的后果将由泄密者承担！那位老师应当是不知道叶卡捷林娜这边发生了血案的，所以次日按理说是会来的。如果没来，那就似乎值得关注一下了。

乔晓光于是决定查看一下情况记录本。前面说过，专案组的正式成员是七名从市局、南岗分局抽调的精干刑警，此外，还从南岗分局和管段派出所抽调了六名警员作为编外成员。这六名编外成员的工作之一是驻守专案组的临时驻地，有调查任务时随时出动。鉴于苏联侨民协会向哈尔滨市政府提出要求对这起灭门血案对外保密，市政府同意这一要求。专案组就在向邻居进行调查时向每一户告诫：严守机密，如有泄密，后果自负，包括追究法律责任。这样，叶卡捷林娜母子三人被害的消息就被牢牢地封锁起来了。组长殷正源估计到可能会有叶卡捷林娜生前的朋友、熟人因为不知这边已经发生巨大变故而会前来拜访，特地吩咐值守专案组驻地的专案组编外成员妥善接待每一个来访者，必须把对方的姓名、性别、国籍、民族、年龄、特征、职业、住址以及跟叶卡捷林娜的关系都一一了解后予以记录，并让对方签名确认。这个措施给现在乔晓光查看情况提供了方便。

乔晓光查看下来，发现在过去的两个星期六（4月23日和30日）里，那位钢琴老师并没有来过。这就似乎奇怪了，对方为什么不登门了呢？是已经完成了教程？这似乎不大可能，因为从3月5日到4月16日这段时间里，一共只有六个星期六，而从叶卡捷林娜记录在台历上的账目金额判断，那只是按市场价的两个课时在教授，总共十六个课时的教程是不能完成对学生的钢琴教学的。但这位老师却不再登门了，这只能理解此人是知晓叶卡捷林娜已经被害了。而这个消息应该是被严格保密的，这位老师是怎么知道的呢？是根本没有人告诉过他，还是此人在血案发生之前就已经得知将会发生血案了——此人是跟案子有关的？

乔晓光等殷正源一觉醒来后，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殷正源大为赞同，于是就决定调查。

先要了解这位钢琴老师是谁。侦查员根据专案组刚开始投入侦查工作时去邮电局抄录下来的电话通话名录，找到了一位跟叶卡捷林娜来往较密的苏联女士娜佳，试着探问，就轻而易举地得知这位钢琴老师是一个四十岁的中国女子，名叫沙莉雯，娜佳前些日子正好周末下午去拜访叶卡捷林娜时跟她不期而遇，聊过几句，记得听她说是住在南岗区齐齐哈尔街一带的。

知道了姓名、居住区域范围，那就好办了。专案组很快就通过南岗分局查到了沙莉雯的情况：这是一个出生于富家的独身女人，曾去英国留学并嫁给一位医生，在英国待了十多年，后来丈夫病故，她就回国了。她的娘家家境富裕，而她本人又继承了亡夫的一笔不菲的遗产，因此回国后也就不必工作。沙莉雯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常常去教堂参加活动，因为钢琴弹得好，还是教堂唱诗班的琴师。

侦查员乔晓光、劳启明、黄涛奉命拜访了沙莉雯，这才知道原来这位钢琴家教不久前发现自己患了肝炎，遵照医生的意见，为防止传染给别人，就不再外出，连教堂也没去。叶卡捷林娜那里，她曾在4月20日中午打过电话去通知了此事。至于她跟叶卡捷林娜的相识，是由一位与叶卡捷林娜熟识的教友介绍的。沙莉雯所说的情况，当天就由侦查员通过调查得到了证实。

乔晓光是一位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侦查员，他从沙莉雯那里询问获得了上述情况后，寻思反正来了，何不顺便问问另外可能相关的情况，于是就开口了：“沙女士，你去叶卡捷林娜女士那里教钢琴的时候，是否看见过或者听说过她跟什么人有过交往？”

沙莉雯直到这时还不知道叶卡捷林娜一家已经被人杀害了，但她是一个出过远门见过大世面的角色，所以不但没有询问叶卡捷林娜发生了什么事，而且连神情上也没有任何表露，从容地回答了侦查员的问题：“我从3月5日到4月16日，一共去过叶卡捷林娜女士那里八次，因为跟她除了钢琴教学方面的关系之外没有其他的来往，甚至也说不上是朋友，因此她不可能跟我聊什么话题的。至于她跟别人交往，我只见到过一次，那天，好像是我第三次上她家去教琴吧，让我想想，对的，是3月19日下午。我去后不久，有一个男子来找她了……”

根据沙莉雯的叙述，3月19日在叶卡捷林娜家里曾经发生过这样一幕：那天，在沙莉雯到达后大约半个小时，门铃忽然响了，叶卡捷林娜的大儿子叶夫根尼不等妈妈吩咐就冲向外面的大门，等到叶卡捷林娜站在台阶上张望时，叶夫根尼已经把一个身材高大、面相凶狠的男子放了进来。沙莉雯这时正让那个学琴的小儿子自己弹刚教的练习曲，正好有空闲，就对那个不速之客留意了几眼。那是一个中国人，穿着一身苏军坦克手的军便服，看上去大约三十五六岁样子，手里提着一个柳条箱，对女主人说乡下没有什么好东西，给您带些鲜鱼和蘑菇，都是我亲手弄的，给孩子们炖汤喝吧。叶卡捷林娜对来人很客气，看样子两人是熟人，叶卡捷林娜管对方叫“老丰”，问老丰是从哪里来的，现在干什么营生。老丰说，我早就回巴彦老家了，也没干什么好活儿，捕鱼、打猎，贩贩山货，日子大体上过得去就行了呗。

因为客厅里在教琴，叶卡捷林娜就在厨房里接待老丰。这时孩子已经弹完了练习曲，沙莉雯接着教授，就没留意叶卡捷林娜跟老丰进行了什么内容的谈话。大约过了十分钟，她听见厨房里老丰的声音大起来了，似乎很愤怒似的，到最后干脆就像嚷嚷似的，其中说到了“钱”，还说“当初说好了的”。叶卡捷林娜的声音也响了，说：“这事早已过去了，再说，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这话说过之后，厨房门就打开了，老丰气咻咻地走了出来，一声不吭，谁也不看，大步往外走。叶卡捷林娜跟在后面，叫着“老丰”，手里拿着一大块用干树叶包着的咸肉，想是准备还老丰礼的，但老丰没应声，三步两步就走出客厅，跃下台阶，顺着甬道穿过花园出门而去。

这是一条线索！专案组随即开会研究，决定立刻追查那个被叶卡捷林娜称为“老丰”的男子。

根据沙莉雯所提供的情况，那个老丰来自巴彦，那就到巴彦去找。巴彦，原称“巴彦苏苏”，这是满族语言，意思就是“富贵的故乡”。巴彦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少数民族在这里过着游牧生活。19世纪中叶，随着黑龙江土地的大量开发，清咸丰九年（1859年）始招民兴垦，设治城为中兴镇（即现今的巴彦镇——巴彦县城）。本案侦查阶段时的巴彦县，归东北行政委员会松江省管辖。如今的巴彦已经属于哈尔滨市，以现在的交通条件，从哈尔滨市区到巴彦县城，驱车两小时就可抵达。但在1949年，那还是需要多花费些时间的。专案组派乔晓光、劳启明、小张、黄涛四名侦查员前往巴彦执行查访老丰的任务。

四人到达巴彦后，先去县公安局，一说情况，巴彦同行自是热情配合，县局随即跟巴彦镇派出所联系，派出所说这事由我们协助办理就是，请哈尔滨同行到派出所来吧。

那时的巴彦县城，全部居民也不过两三万人，又没有什么外来流动人口，查起来比较容易。派出所长把户籍警召来，说把全镇姓丰的人都先列出来。但是，户籍警们说他们的管段里都没有姓丰的居民。这下，乔晓光四人傻眼了。稍停，乔晓光说没有姓丰的，那就找姓封的吧。他说话时显得从容镇定，心里却是颇为忐忑，如果连姓封的也没有，这事只怕就大为犯难了。

不幸的是，这份预感还真应验了，整个县城姓封的倒是有的，不过是一个年已七旬的老太太，这不是跟没有一样吗？几个侦查员中，数乔晓光年龄最长，资格最老，当下其他三位就都盯着他了：大哥，这事咋办？

乔晓光平时看上去还是有点风度的，但到这时风度就没了，一着急便冲三位年轻同僚吼道：“你们问我，我问谁去？”

四个侦查员面面相觑，一时间哪个也不知说什么好。其实，问谁去这个问题还是有答案的，那就是问专案组长殷正源去。只要往哈尔滨打一个长途电话过去就可以了。但乔晓光没有想到他解决不了的问题头儿倒是有法子解决的，所以，迟迟没有打这个电话，而是去了旅社，准备住下后再作计议。

旅社就在县公安局对面，乔晓光四人刚刚安顿下来，公安局派人请乔晓光去接听电话。那时候，从哈尔滨拨打电话到巴彦县属于长途电话，得费一些时间才能接通。乔晓光连忙赶去接听时，电话却已经断了，就只好等候。等了十几分钟，电话重新打过来了，是专案组长殷正源打来的，询问乔晓光一干人在巴彦调查的收获。乔晓光如实一汇报，殷正源几乎是不假思索便说，既然姓丰、姓封的都查不实，那你们就去查名字中有“丰”、“封”的人，不管是排在姓名的第二位还是第三位，只要有这样一个读音的，先列出来再说，然后再最后进行甄别。

乔晓光四人照着殷正源的吩咐做了，不禁由衷地感叹一番：什么叫水平？这就叫水平！殷正源这个主意使他们很快就找到了目标，巴彦县城里果然住着跟沙莉雯所说的外形相符的老丰，当然不姓丰，而是姓柳，叫“柳盼丰”。柳家在当地小有名气，那是因为柳盼丰的祖父当年是清政府的一员下级武官，跟着上峰驻守东北，咸丰爷降旨设立巴彦城时，柳老爷子是一名参与这一工程的成员。后来，柳家就定居在巴彦了。柳家世代习武，传到柳盼丰这一代，有三个男丁，柳盼丰是老三，是三个弟兄中武艺练得最好的一个。他的名气不单在巴彦当地，在黑龙江乃至周边地区也有流传，江湖上人都唤他“老丰”。

侦查员于是就决定去柳家跟老丰当面接触，乔晓光对小张三人说，这家是练武的，咱们得小心点，没准儿人家要跟咱抄家伙也难说，大伙儿把枪都准备好了，进门后站立的位置也必须注意。

到了柳家，那是一个正房前有着一个大院子的宅第。院子里有练武用的沙坑、木架子、梅花桩、箭靶，两侧的兵器架上插着多种多样的兵器，一看就是沉甸甸的真家伙。柳家老大接待了侦查员，很是客气地把乔晓光一行让到屋里，老二出来寒暄后，奉烟沏茶。

乔晓光经验丰富，生怕着了道道，烟不敢抽，茶不敢喝，把自己的香烟拿出来请对方抽，然后发问：“二位先生怎么称呼？”

对方从容回答，老大叫柳盼安，老二叫柳盼富。

贵府还有一位叫柳盼丰的吧？

哦，是有的，那是咱家老三。

我们想见见他。

哎呀！不巧得很，老三不在家。

不在家？他去哪里了？

这可不知道了。咱弟兄三个中，就老三这么个年岁了还没成家，没有家小拖累，就活得自由滋润，想走就走，好比天上的鸟，水里的鱼。

侦查员当时信以为真，但出门后去附近一家烟杂铺子买烟时，乔晓光跟掌柜的顺口聊几句说到了柳老三时，却听对方说老丰就是他们进门后从后门溜走的。

劳启明等三人顿时气咻咻地要返回去找柳老大兄弟算账，被乔晓光若无其事地阻止了。乔晓光抗联侦查员出身，以前此类情况碰到得多了，对付这种事情很有经验。他说柳老三听说我们上门了拔腿开溜，那是好事，这说明他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这家伙多半跟本案有关系。我们接下来应当怎么办呢？很简单，一个字：走！

走？

对！走。离开巴彦，让人家知道我们几个从哈尔滨过来找柳家老三没有找到，现在回去了。

干侦查工作的都是聪明人，当下一听就都明白了，于是就去旅社退掉了登记的房间，又去县公安局辞行，然后离开了县城。

其实，乔晓光一行并没有离开巴彦，他们出了城后就另外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那么还找不找老丰柳老三呢？当然还得找，不过已经委托巴彦县公安局的同行去办理此事了。

县局派了几名便衣去柳家周围蹲守，老丰的举动果然不出乔晓光的意料，当晚，他从外面躲了一阵回家时，在门口被逮个正着。同时被拘捕的，还有老丰的两个哥哥。（未完待续）

老丰的秘密

乔晓光等一干侦查员当即在巴彦县公安局对被捕者分别进行讯问，主角柳盼丰一声不吭，问什么或是装做没听见，或是摇头。他的两位老兄倒是愿意回答问题，但都坚称不知道柳老三4月22日的行踪，像是事先商约过似的一口咬定“记不得老三那天在家还是在外面”，至于他们自己，那都是可以向其家人或者邻居、朋友调查的，打从去年夏天出去过一趟以来一直在巴彦，没有做任何违法乱纪的勾当，整个儿是一良民。

这样一直折腾到天明，还是没有结果。天明后，一直惦念着此事的殷正源从哈尔滨打来长途电话询问情况，听乔晓光如此这般一汇报，便作了指示，让把柳盼丰带哈尔滨来审查，柳老大柳老二可以释放，但暂时得听从县公安局的管束。

柳盼丰被带到哈尔滨后，专案组先找来沙莉雯请她辨认和几张其他男子混在一起的柳老三的照片，她一眼就认出了柳盼丰，说那天在叶卡捷林娜家见到的就是此人。侦查员于是心里有了底，寻思如果没有问题，这主儿完全可以像他两个哥哥那样理直气壮地说出4月22日的行踪活动情况的，但他以沉默来对付警方，那就可以列入嫌疑人的范围了。

殷正源亲自主持对柳盼丰的讯问，柳老三还是跟在巴彦公安局时一个样。专案组时停时续地跟他打了三天交道，没有任何收获。殷正源说看来那是我们不擅长讯问吧，市局正好从沈阳调来一位在预审方面很有一套的老同志，我们请他出山来帮个忙吧。于是就去找了这位姓于的同志，说老于你如若帮我们啃下了这块硬骨头，我私人请您下馆子狠撮一顿，好酒好菜随你点！

老于答应帮忙，做了一番准备后登场了，但还是没能撬开柳盼丰的嘴。老丰这时似乎很不耐烦了，连头也懒得摇了，坐在那里任凭老于问什么说什么，一概不理。

正在专案组诸君对此大伤脑筋的当儿，忽然从巴彦县公安局传来了一条消息，这条消息使柳盼丰的沉默之举出现了转机——

前一天，巴彦县公安局的夜间警民联合巡防队在执行巡逻任务时，抓获了一个挑了一担杂七杂八东西的男子。这个男子叫郝老五，住在县城大顺街，是个没有家小的单身汉。那天清晨四时多，郝老五鬼鬼祟祟溜出家门，往常这时候因为街上已经开始有行人走动，警民巡防队已经不巡逻了，但这天正好带队的警员说再溜达一趟，结果和刚出了巷子的郝老五撞个正着。如果郝老五肩上没挑着一副担子，或者虽然挑着担子但他见到巡防队后的神情没有慌张，那巡防队也就不会跟他啰唆了。而郝老五恰恰是既挑着担子，又神情慌张，那当然就逃不过巡防队的盘查了。

巡防队一检查郝老五担子里的东西，马上就意识到有鬼：担子里装的东西零零碎碎总共有几十样，什么红木算盘、象牙烟嘴、半新不旧的衣服、鞋子、赶车的鞭子、中药材，最值钱的是一整匹龙头细布。既然有鬼，那就非得问个明白：郝老五，你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是从哪里整来的？

郝老五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角色，着急时说话还带着点结巴，所以当他开口说不清楚情况时，巡防队提议请他到局子里去说个明白也是一桩顺理成章的事。进县公安局大门的时候，当晚担任总值班的一位副局长正在院子里练拳，听说有这么一桩事情，就留意了担子里的东西，只一看就乐了，说郝老五啊，你啥也别说了，就说说肇东的事吧。

这话一出口，就把郝老五惊得脸色苍白，脚下一个踉跄差点马失前蹄。这是为何呢？原来，前些日子巴彦县公安局接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安部发布的案情通报，所通报的若干起政治、刑事案件中有一起是嫩江省肇东县发生的抢劫案：肇东县东关一家大车店被劫，店里以及住店客人的财物被洗劫一空，两名抢劫犯离开时把赃物装了满满一车（车马也是抢劫的赃物之一）。案情通报的附录里列出了各起案件的赃物和证据情况。这位副局长要说别的也没有值得炫耀的，练了十几年的拳术被师傅斥之为“王八拳”，但他的记性特棒，文字材料简直可以过目不忘。他把案情通报看了一遍，就把各个案件的大致情况都记在脑子里了，像肇东大车店抢劫案那样的连解放前也不大听说过的恶性暴力案件，当然更是值得他记下的。现在只一看赃物，马上就跟他那不凡的大脑里的库存记忆来了个比对，一下子就断定眼前这个郝老五跟肇东大车店抢劫案是有关的。

这里要对郝老五的情况作一个简单交待：这人是盲流出身，连自己也说不清楚出生地在哪里，父母姓甚名谁，打从记事起就从行乞开始发展到偷窃、拐骗、抢劫，后来就投奔了土匪当了一名小伙计。土匪被关东军的讨伐队打散后，又参加了伪“满洲国”的部队。伪满军跟抗联作战，郝老五成了俘虏，留下当了一阵抗联，不久吃不了那份苦开了小差，回到巴彦老家混日子。郝老五信奉的是“有奶就是娘”的哲学，讲究“今朝有酒今朝醉”，行事冲动，不计后果，事后发现不对，做软蛋的第一个就是他。

这样一个角色，撞在那位副局长手里，再加上旁边还有几个秋风黑脸的刑警，哪里还有“抗拒”一说？一进讯问室就马上跪地磕头，奇怪的是说话也不结巴了，“我交代，我坦白”说得比唱二人转的还顺溜。

郝老五这一交代，顺便就帮哈尔滨市公安局“四·二二”专案组讯问柳盼丰无法取得口供一事有了一个了断。

据郝老五说，他去肇东那边抢劫大车店，是被老丰——柳盼丰胁迫着去的。柳盼丰以前跟郝老五所在的那股胡子匪帮的大掌柜“飞龙太岁”关系很铁，但老丰不是胡子，好像也不参加“飞龙太岁”的任何活动。但“飞龙太岁”一直想着老丰，每次外出行动后，所获的赃物里只要有他认为是稀罕的东西，必定要送一份给老丰。而因为郝老五是巴彦人，跟老丰是同乡，所以“飞龙太岁”每次给老丰送礼品都是他的差使。次数一多，老丰跟郝老五也算是关系很好的朋友了。老丰这个人很讲义气，后来郝老五落泊了，生活拮据，只要开口，老丰总是慷慨解囊，还不让郝老五说一字半句的感激话语。

后来，巴彦解放了，成立了民主政府，共产党发起了清匪反霸运动。柳盼丰担心郝老五把以前“飞龙太岁”和他的那层关系向政府揭发，想杀人灭口，找了个理由把郝老五骗到了家里，请郝喝酒。喝到一半，老丰冷不防摊了牌，一把明晃晃的尖刀扎在桌子上。郝老五哪里经历过这等阵势，当场就吓得晕了过去。迷迷糊糊间忽然听见耳畔有人在说话，似是在替他说好话，疑为已经到了冥国阴间，定定神睁眼一看，方知是柳家老大、老二在劝老丰饶了他。郝老五连忙磕头求饶，发誓绝对守口如瓶不泄漏老丰的任何事情，这才侥幸逃生。

之后的日子里，随着共产党政权的日益巩固，老丰的日子越来越不自在。尽管没有人找他算什么账，或者让他说清楚什么问题，但是，他的经济状况是每况愈下。郝老五知道老丰这个人除了武术、射击、骑马，其他什么都不会，而在共产党政权下面过日子，哪怕你这武术骑射方面的技艺再了得，平白无故也不会看中你让你效力的。因此，老丰要想太太平平过日子，只有找一份正当职业做。但老丰对此没有兴趣，于是他就只好走另一条路。郝老五估计老丰没少犯过案子，只是因为一向独来独往，隐秘行事，所以一直没有失风。这次，老丰策划搞一次跨省行动，觉得人手不够，于是就决定带上郝老五。据郝老五说，他知道这是触犯王法的事儿，不能做的，但老丰二话不说手便往怀里伸，他就只有点头的份了。否则，他此刻也就无缘坐在县公安局的讯问室里聆听领导的教诲了。

作案后，柳盼丰分给郝老五一些现钞和杂七杂八的赃物，而把那些值钱的赃物如钟表、金银首饰等都留给了自己。郝老五还没来得及把他获得的那些赃物卖给收杂货的小贩，就听说老丰被捕的消息。郝老五想当然地认为这必是肇东那案子发了，担心老丰顶不住警方的讯问把他供出来，就决定把他分得的赃物藏到城外一座破窑去。因为这事不能让邻居发现，他特地起了个早，哪知还是没能逃过。

郝老五所交代的那起肇东大车店抢劫案的发生时间，是1949年4月22日夜间十时。

“四·二二”血案发生于4月22日晚上八时半左右，而哈尔滨距肇东七十六公里，柳盼丰、郝老五没有汽车这样的交通工具，因此，如果郝老五这个交代内容属实的话，柳盼丰是无法在短短的一个半小时内完成两起犯罪活动的。

这是哈市公安局“四·二二”专案组接到巴彦县公安局的上述情况告知后所作出的判断。

那么，柳盼丰究竟是否参与了肇东大车店抢劫案呢？专案组当即决定连夜派员驱车前往巴彦去调查。调查内容比较简单——搜查柳盼丰的住所。

这一搜，就解决了问题。当然，对于专案组来说，这是一个失望，但侦查工作就得一是一二是二的实事求是，况且，柳盼丰身上另有3月间去找叶卡捷林娜的疑点还没获得答案，因此，专案组在柳盼丰身上还有工作要做，也许有可能获取灭门血案的线索也说不定。

把郝老五的口供和抄得的赃物往柳盼丰面前一放，这个顽固的家伙方知共产党的警察本领是很大的，终于不得不开口招供了：“肇东抢劫案是我作的。没错，还叫上了郝老五那孬种！”

可以理解，这就是他不肯开口吐露4月22日晚上行踪的原因了。

那么，今年3月间去叶卡捷林娜那里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由于警方对于灭门血案的高度保密，柳盼丰还不知道叶卡捷林娜已经发生了不测，一听这个问题，脸上便露出了不胜惊奇的神态，说我犯的就是肇东大车店那案子，你们怎么扯上叶卡捷林娜了？我已经说过了，肇东那案子是我起的念头，是我叫上郝老五去干的，跟其他任何人没有什么关系，你们不必乱怀疑的。

这番说法当然不被专案组所接受，坚持要柳盼丰说清楚去找叶卡捷林娜的那件事。最后，柳盼丰自然只好遵命。

柳盼丰的人生经历是比较富于传奇性的，这个祖上当过清朝武官出身于武术世家的主儿，一直没有从事过正业，少年练武，16岁开始一直到抗战胜利，干过护院家丁、私人保镖、国术教师、土匪情报员、大烟贩子等多份职业。由于柳家在江湖上的那点儿名气，柳盼丰在社会上有三教九流数不胜数的结拜弟兄和朋友，“老丰”的名号一度在哈尔滨地区叫得当当响。

由于这个原因，柳盼丰被潜伏哈尔滨从事秘密工作的苏联特工别尔夫什卡小组看中，别尔夫什卡亲自出面跟老丰攀关系，结交为朋友。别尔夫什卡跟柳盼丰套近乎，并非想向其宣传马列主义，发展他参加布尔什维克，而是要利用老丰那江湖名头和一身功夫，一边相帮搞日本人的情报，一边直接下手干掉被列入锄奸名单的日伪情报人员。当然，老丰这种参与是要收费的，他才没有那份觉悟和闲空替布尔什维克从事义务劳动哩。别尔夫什卡每次找老丰帮忙，两人都像商人谈生意一样，对于价钱咬得紧紧的，一轮一轮谈判。

从1942年到1945年别尔夫什卡牺牲，柳盼丰一共和别尔夫什卡特工小组合作了十七次，其中收集情报十二次，锄奸五次，趟趟成功，没有一次失风，保密工作也做得很好。两人一直都觉得合作得不错，已经产生了一种很牢靠的信任关系。但是，最后一次合作却发生了裂隙。1945年2月下旬，别尔夫什卡找到了老丰，交给他一张不大清晰的照片，要求他在半月内把照片上的那位干掉。

照片上的人是一个妙龄美女，穿着一套和服，一看便知是日本人。别尔夫什卡知道老丰之所以愿意和他合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所要求老丰做的，都是跟抗日有关的，应该说，老丰虽然跟土匪有过合作，但这人的爱国热情还是比较高的，否则，像他这样的人物，早就可以去关东军那里当密探或者行动人员了。因此，别尔夫什卡每次向老丰交待使命时，都会把该使命的背景、意义交待清楚。这次也是这样，别尔夫什卡告诉老丰，照片上的这个日本女人是刚从日本派过来的特工，真名不详，代号叫“白虎”，精通俄语，是专门前来协助关东军特高课对付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工人员的。老丰说我知道了，只要是日本方面派来的人，管他是什么来头，我脑子里没有“可怜”两字。

然后就照例谈报酬，一番拉锯后，达成口头协议：干掉“白虎”，老丰可得到五两黄金。按照惯例，先付二两作为定金，剩下三两待完成使命后一次支付。老丰对于当时的局势还是有所察觉的，他知道日本人大势已去，失败是早晚间的事了，因此他有点担心像别尔夫什卡这样的苏联特工人员是否会忽然消失——奉召回国去了，于是就提出需要担保。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别尔夫什卡没有思想准备，稍一考虑说这样吧，我把我的店铺抵押给你，我可以给你一件信物，如果你找不到我了，可以把店铺拿过去，一切都算是你的了。老丰表示同意，于是别尔夫什卡就给了他半枝撅断的铅笔作为信物。

老丰终于干掉了那个日本女特务。因为生怕关东军特高课查摸到线索，他下手之后就离开了哈尔滨，逃往阿城去避风头。五天后，老丰安排的眼线给他捎来口信说没有什么问题，于是他就返回哈尔滨，第一件事当然是去找别尔夫什卡要那三两黄金。可是，别尔夫什卡已经出事，那家俄式卤味店铺也关闭了。老丰向人打听，得到的信息是别尔夫什卡被捕后，他的中国妻子张冬娜把店铺卖掉了，带着两个儿子离开了哈尔滨，不知去向。

老丰当时虽然感到很是失望，但这是料想不到的意外，人家已经倒了大霉，别说张冬娜已经卖掉了店铺，就是没卖掉他也不好开口把卤味铺子拿过来了，否则他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混？老丰想这件事看来就到此为止了。他担心着别尔夫什卡被捕后是否会供出他姓柳的曾经相帮，做过不少令关东军恨之入骨的事情。考虑到自己的安全，便立马离开了哈尔滨，也不敢回巴彦老家，而是去了其他地方混了一段日子，直到日本投降了才敢回巴彦。不久他去过一次哈尔滨，这才听说别尔夫什卡被捕后没多久就让日本人给杀害了。

对于老丰来说，替别尔夫什卡特工小组干的那最后一次活儿的报酬问题就不存在了。民主政府治理下，也不容他像以前那样四处乱窜了，只有老老实实待在巴彦老家过他的日子，政府不来找他算旧社会时的那些账已经算他走运了。但他没了经济来源，以前弄的钱钞来得快花得也快，并没有什么积蓄，这样，日子就过得紧紧巴巴的很不好受。老丰哪里受得了这份艰辛，寻思自己有着一身本领，不用也是白不用，何不偶尔施展出来搞些收入解决燃眉之急。这样，他就寻找机会作案，干的都是抢劫的活儿。当然，兔子不吃窝边草，为保自身安全，巴彦以及周边县份是不下手的，要干也得跑哈尔滨什么的地方。今年3月间，老丰又一次去哈尔滨，想找一个适合下手的目标干一票。

那天，老丰正在香坊区的一家小酒馆独个儿喝着酒盘算干一桩什么样的“活儿”，忽然有人招呼他。这个人姓刘，比老丰大几岁，老丰唤他“刘哥”。老丰跟刘哥可不是外人，当初别尔夫什卡找到老丰请他协助对付关东军特工，就是刘哥牵的线给介绍的。由此可想而知这人跟别尔夫什卡的关系该是多么近了，据说别尔夫什卡当初被捕后，关东军特高课接着要抓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这位刘哥。但刘哥朋友多，消息灵通，立马逃跑了，也是在外面一直躲到光复了才敢返回哈尔滨露面的。

老丰跟刘哥之前的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别尔夫什卡那里，屈指算来距今已有整整四年时间。当下，两人自是不胜感慨，马上坐在一起喝酒。喝过酒后，当然，老丰也不必去借旅馆住宿了，让刘哥一把扯住了就往家里拉。到了刘哥家里，刘哥说酒馆里喝得不过瘾，咱们还接着喝，于是就让老婆炒了两个菜，打开一瓶烧酒再喝。

酒喝多了，话也就说得多了。两人不知是谁先把话扯到了别尔夫什卡的牺牲上，然后又说到了各自替别尔夫什卡干过的活儿。老丰既然没把刘哥当外人，自然要说到他替别尔夫什卡最后一次干的那桩活儿——干掉日本女特工“白虎”，并说了只拿到了二两黄金的情节。

刘哥听着便说，得了，兄弟，另外那三两黄金，你现在有望拿回了！

此话怎说？

刘哥便告诉老丰：别尔夫什卡的那个中国妻子，当年我们都唤她“冬娜”的，如今是苏联国籍了，用的是那时别尔夫什卡给她起的俄国名字，叫叶卡捷林娜。叶卡捷林娜现在是苏联烈属，由苏联侨民协会养着他们一家三口，给了她一幢花园洋房，吃喝玩乐上学看病全花的是侨民协会的钱。

老丰听了初时不以为然，说人家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孩子，当年丈夫被日本人割了脑袋，她逃了出去，躲了下来，真正是不容易了，我怎么好意思去问她讨当年那三两黄金呢？

刘哥说老弟若是这样想，那就是你的不对了。我听说，当年别尔夫什卡出事前，已经有了预感，他就把对那卤味铺子如何处理作了安排，所以他被捕后张冬娜逃跑前就把那店铺给卖了。听你刚才那说法，那店铺该当是你姓柳的才对嘛。因此，你应该去向她讨还这笔报酬。你说呢？

老丰沉吟道：“这……这样做不妥当吧？显得不仗义啊。”

“得了吧，老弟！我看你现在跟你刘哥我一个样了，也是过了今天还不知明天的钱在哪里吧？都到这一步了，你还客气什么？仗义不仗义，如今共产党坐天下了，谁还管得了这个？再说，你也不想想，你去向张冬娜开口，她三两黄金拿得出也罢，拿不出也罢，都不可能是她自个儿掏钱的。这件事是当初别尔夫什卡办的公事，公事就应该公家掏钱，所以她只要去对侨民协会一说，侨民协会肯定会把这笔报酬交她支付给你的。”

老丰听着觉得不无道理，于是就点头，说刘哥你告诉我张冬娜她如今住在哪里，我登门去拜访她一趟。如果这事侥幸弄成，三两黄金我给你一两。

就这样，老丰决定去找叶卡捷林娜。他还念着以前跟别尔夫什卡的那份情谊，次日没有去找叶卡捷林娜，而是先回了趟巴彦，弄了两样当地的土产作为礼物，重新来到哈尔滨，对叶卡捷林娜正式拜访。

叶卡捷林娜很客气地接待了老丰，但当她听老丰说明了来意后，就说类似这样的事情以前也有人来找过她，她没有能力处理，就向苏联侨民协会说了，侨民协会关照她以后如果还碰到这样的情况，就到侨民协会去处理——怎样解决？她就不知道了。老丰听着，认为这是对方有意推托，很是恼火，一怒之下转身就走。自此，他再也没去找过叶卡捷林娜。

当下，专案组听柳盼丰如此这般说了一通，决定马上去找那个刘哥调查。

一小时后，侦查员劳启明、黄涛在道里分局跟刘哥——大名叫刘福明——见面，了解下来，跟柳盼丰说的没有出入。

这样，柳盼丰的作案嫌疑就给排除了。

迷宫之门由此打开

当天晚上，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黄华青驱车来到专案组驻地，一是关注案情，二是慰问侦查员。

黄局长抵达时，殷正源正主持举行案情分析会。黄华青说你们继续进行吧，跟平时一样该说什么还是说什么，我在旁边听着，正好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机会。说着就在一旁坐了下来。

案情分析会开到这时，已近尾声，前面发言的侦查员都认为这个案件之所以到现在还未能查摸到有效线索，可能是我们没有对症下药。也就是说，本案作为一起很有可能是有预谋的恶性暴力大案，凶手显然预先对于怎样作案是有过考虑，甚至是来过现场察看的，问题是我们至今还没有能够获得这方面的相关线索。这么大一起案件，不相信凶手没有留下什么破绽，所以，有必要对本案重新进行一番梳理。黄华青局长抵达后，专案组长在发言中为使局长了解情况，把之前一些同志的观点简单拎了拎，然后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表示赞同前面侦查员的发言内容。

殷正源发言后，黄华青给大家发了一圈香烟，然后说他听了大家的发言，也想说几句，他特地声明这是他个人的观点，并非领导指示。时年34岁的黄华青是出生于安徽大别山区的一位老资格的领导，他早在1929年14岁时就已经参加革命，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历过举世闻名的长征。在出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前，曾先后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晋察冀军区担任过保卫部门要职。因此，黄华青对于侦查案件绝非外行。他此刻的发言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如若从凶手的角度来考虑，他为何选择在晚上八点半左右这么一个时段下手？他是否还有别的选择？比如深夜？比如清晨？

黄华青说到这里时，接到了一个电话，市委请他马上去参加临时决定举行的常委会议。于是，他便起身跟专案组告别，说他的发言是一家之言，不过是想到了就说一下，同志们还是按照正常思路讨论这个案件。

黄华青离开后，殷正源说我觉得黄局长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之前谁也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过，大家就接着黄局长的这个话题聊聊吧。

黄华青局长的这个话题确实很有意思，专案组众侦查员顺着这个话题聊着，觉得凶手把作案时间定在晚上八点半左右似乎不是一个最佳选择。之前勘查现场时，侦查员从凶手打碎厨房窗玻璃后进入洋房现场作案这点上作出的判断是：凶手可能是一个跟被害人不认识的陌生人，否则他完全可以通过正常途径进入现场的。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如果凶手跟被害人不熟识，那么，他为何选择晚上八点半这个时间来作案呢？当时被害人一家三口都在客厅里，他难道不怕在打碎厨房玻璃窗时被主人发现吗？他可以在更晚的时候潜入现场，那就大大增加了成功潜入的可靠性。但是，凶手却作出了这样一个似乎与常理不合的决定。

这说明了什么？

侦查员马上得出了结论：这说明凶手可能是跟被害人熟识的一个什么人！

侦查员乔晓光一跃而起：“还愣着干吗？赶快勘查厨房！”

这个提议是对头的，既然凶手是跟被害人熟识的人，那他就不可能选择打碎了厨房玻璃窗这样一条通道进入现场，而是通过正常的叩门手段进入了叶卡捷林娜的洋房，作案后为蒙蔽警方，再故意伪造了一个从厨房潜入的假象。

专案组征用叶卡捷林娜一家生前居住的这幢洋房作为办公驻地后，因为自己不开伙，一天三顿饭食都是南岗分局食堂送来的，所以厨房、储藏室就没有使用。当时殷正源也没有考虑到竟然还会第二次勘查现场，但从老刑警的职业习惯出发，还是让人把厨房、储藏室都封了起来。所以，尽管已经时隔多日，但还是具有重新勘查的价值的。

不过，勘查结果却还是未能发现什么。案犯在作案后离开前很留心地擦拭掉了现场可能会留下的所有脚印，厨房这边当然也不例外。

殷正源这下傻眼了，苦笑着自言自语：“难道是一个空欢喜？”

一旁的乔晓光盯着被破坏的玻璃窗上的那块碎玻璃。案犯当时是这样下手的：在这块玻璃的外面贴上了条状白色胶布，然后弄碎玻璃，取下可以伸进半个手掌的碎片面积，伸进半个手掌轻轻拔起了窗户插销。乔晓光看着看着，忽然提出了一个问题：“胶布是哪里来的？”

侦查员黄涛说：“案犯是在外面进行这个动作的，所以胶布是他自己带来的。”

殷正源说：“我记得勘查现场时，曾经在客厅里看见过一个家庭医药箱，当时也没有在意，现在有必要检查一下，箱子里有胶布吗？”

检查下来，医药箱里有家庭内外科的常用药物，有消毒用的酒精棉球等，也有整卷的脱脂药棉、绷带，独独就没有医用胶布。

殷正源问：“这是偶然的吗？”

乔晓光忽然说声“等等”，一个转身直奔楼上。众人正觉不解时，他又急匆匆地返回客厅，手里多了一件东西——叶卡捷林娜的那本台历。

台历上的4月13日那一页上，赫然记着当天的开支，其中有“购胶布一卷”！

于是，怀疑终于得到了证实：凶手是熟人，他在通过正常途径敲门进入被害人家里后，跟主人一家三口坐在客厅里说话，冷不防突然下手作案，制造了这起灭门血案。然后，故意制造了从厨房潜入的假象，以迷惑刑警，转移侦查视线。

于是，专案组重新开始考虑另一个问题：凶手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呢？

谋财吧？女主人的金银首饰、钞票都在，存折也没动。

情杀？被害人之一叶卡捷林娜没有这方面的任何绯闻和迹象。

那么，难道是仇杀？

联想到那两个对别尔夫什卡有着刻骨仇恨的日本人中村大郎和兵部娟子，专案组又重新把思维触角转到了日本人方面。这回应该增加了一个条件：这个日本人应该是跟叶卡捷林娜熟识的。

本案发生伊始专案组刚开始工作时，就已经通过广泛调查收集了跟叶卡捷林娜熟识的各类对象，列出了一份长长的名单。现在，这份名单摊到了众人面前，发现其中有日本人，一共有三人，都是女性。之前，专案组曾找过这三个日本女子，但当时是为了询问在跟叶卡捷林娜的接触中是否发现过有什么异样的迹象，并没有对她们本人以及家庭进行过调查。现在，专案组决定对这三名日本女子进行重点调查。

这种调查属于外围调查，跟被调查的对象本人并不接触。据查，这三位日本女子以前都是在一家日本人在哈尔滨开的私人医院当护士的，战后因为中国这边缺乏医务人员，就动员她们留了下来，现在其中两人已经当了医生，另一人做了药剂师。她们跟叶卡捷林娜的结识要追溯到九年前叶卡捷林娜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当时是难产，去了那家日本医院施行剖腹手术，跟那三位日本女护士的友谊就是那时结下的。这三个日本女子，当时都未婚，战后留下后两个已经出嫁，丈夫都是铁路局的技术人员，另一位还是独身。据她们所在单位以及居住地派出所提供的情况看来，她们都没有可疑表现。

殷正源说：“那就排除这三位吧。”

排除后，侦查工作似乎又回到了原地。侦查员正在烦躁时，忽然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到来使案情侦查发生了变化。

灭门血案发生后，警方将勘查现场时整理出来的财物移交给了苏联侨民协会。侨民协会负责处理此事的伊万诺夫先生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苏联人，他认为这些遗产应该由别尔夫什卡和叶卡捷林娜双方有资格继承的亲属继承，于是就分别跟双方相关亲属联系。跟叶卡捷林娜的丈夫别尔夫什卡的亲属是通过电报与其故乡明斯克市政府联系的，明斯克政府很快就发来了回电，说经征询别尔夫什卡亲属的意见，他们表示愿意放弃继承权，请将遗产就近交由叶卡捷林娜中国长春的亲属处置。与此同时，伊万诺夫也给长春市政府发了函件，请市政府跟叶卡捷林娜——张冬娜的姐姐张嫣娜联系此事。

张嫣娜的姓名和地址还是专案组提供的，诸位可能还记得，本文开头曾经出现过一个绿衣邮差，说女主人这几天正在等候一封来自长春的信件。这封信件叶卡捷林娜没有等到，在信件送抵之前十几小时，她已经被杀害了。于是，该信就到了专案组手里。

该信寄自长春，写信人就是张冬娜的姐姐张嫣娜。张氏姐妹出生于长春的一个医生家庭，父亲张震世是留英医学博士，当时是长春的一位著名外科医生。姐姐张嫣娜比张冬娜大八岁，当年张冬娜追求进步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被挑选支援苏联在华情报组织而“失踪”时，张嫣娜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由于张冬娜所从事的工作需要严格保密，根据规定她不但采取“失踪”方式离开了长春，而且之后不能跟家庭、亲友等所有熟人联系。这样，她的父母只有将此行为理解为骤然遇害了。当时，不但在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还向警察局报了案，并出资雇请了私家侦探寻找。所有努力均无结果，最后，全家人只好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心中留下了一份永远的悲痛。张冬娜的母亲因此而染上了疾病，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几年后，张氏姐妹的父亲张震世因为同情抗联，应邀秘密前往抗联部队的密营为负伤将士诊治，返回长春后事情败露而被关东军杀害。张震世牺牲后没多久，原就已经身染重病的张氏姐妹的母亲也去世了。这样，长春就只剩下另立了家庭的张嫣娜了。为躲避日伪特务的追查，她甚至不得不改姓换名，从夫姓郁，用了一个很男性化的名字：铁林。对于当时的张嫣娜来说，娘家的意识已经是一个一想起就会使其伤感不已的概念了。

上述情况，张冬娜是不知道的。她参加苏联情报系统的工作后，严格遵守工作纪律，不能跟以前所有的亲友联系，当然也不能去长春。当然，想家想亲人那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但张冬娜不会用悲观的思维去猜测家人发生了什么不测，而只是一次次地在心里默默地送上一份祝福。这样一直到抗战胜利后，张冬娜才敢把这份思念正式地对友人、对组织（苏联方面）亮出来，要求跟亲人取得联系。但由于当时局势未稳，这个心愿未能实现。又过了两年，那时苏联红军已经回国，张冬娜的组织就是苏联侨民协会，她向侨民协会提出要求：希望跟长春的父母、姐姐取得联系。苏联侨民协会同意她的要求，让她将此事交给协会办理，也就是由侨民协会方面出面替她打听清楚长春方面的亲属情况并跟其亲属取得联系后，再让张冬娜跟亲属直接联系。

不难想象，由于张家上述的巨大变故，哈尔滨苏联侨民协会要想跟张家在长春的唯一亲人张嫣娜（已改名叫郁铁林）取得联系的难度是何等大。哈尔滨苏联侨民协会先是通过哈尔滨市民政局、公安局跟长春方面取得联系，要求寻找目标。几个月后长春方面回复告知：张家父母已经去世，两个女儿张嫣娜、张冬娜不知下落。然后，哈市这边的侨民协会又派员专门前往长春市，请长春市苏联侨民协会设法打听此事。如此一直折腾到今年3月下旬，长春那边不知通过什么路数竟然打听到了张嫣娜——郁铁林，寄来了几张照片。

张冬娜看到照片后，马上确认郁铁林就是她的同胞姐姐张嫣娜，这项历时数年的寻亲工程终于有了结果。张冬娜于是就按照侨民协会给她的姐姐的住址写了一封信过去，4月10日，她收到了同样激动万分的姐姐的回函。接下来，这对分别了十八年的同胞姐妹自然迫切希望尽快会面。从后来寄达时因为收信人已经遇害而到了专案组手里的那封张嫣娜的回信内容来看，张冬娜已经拟定了一个计划，准备在最近带着两个儿子前往长春探望姐姐，当然，还有其他比如拜祭父母等等的内容，询问姐姐是否可行。张冬娜在被害前两天就开始等候的那封信件就是张嫣娜的回函。当然，谁也没有想到，张冬娜最终未能读到姐姐的回信。

张冬娜遇害后，苏联侨民协会负责处理其善后事宜的伊万诺夫致函长春市政府请求转告叶卡捷林娜之姐张嫣娜前来哈尔滨领取叶卡捷林娜的遗物。这种事情并非好事，长春方面当然需要张嫣娜所供职的单位协助做好死者亲属的安抚工作，确认不会发生什么不测之后方能告知噩耗，最好还得有人陪同张嫣娜一起前来哈市。长春方面把工作做得很到位，最后由张嫣娜所供职的医院指派了两名女同事陪同她来哈尔滨了。

案情的转折，就是随着张嫣娜的到来而呈现的。这里不说张嫣娜面对着妹妹以及两个从未谋面的亲外甥的遗体时的悲痛情景了，单交待她在接收遗物时的一幕：

张嫣娜打开伊万诺夫交给她的那个木盒，里面放着三枚戒指、两根项链、两根手链、一副耳环。看了看，她问道：“伊万诺夫先生，请问哪件首饰是我妹妹遇害时所佩戴的？”

伊万诺夫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他在登记遗物时都一一作了登记并在遗物上做了相应的旁人难以察觉的记号，当下便挑出了项链、戒指各一，说就是这两件。张嫣娜马上摇头：“错了！”

为什么错了呢？张嫣娜拿出了妹妹写给她的信说，这封信里妹妹明明写着，在这十八年里，她经常思念着父母和姐姐，夜深人静时每每对着她过十八岁生日时母亲赠送给她的戒指项链垂泪不已。这些年来，她一天也没有取下过母亲所赠的那两件首饰，一直到现在。张嫣娜说着，出示了自己的项链和戒指，说那是她十八岁生日前妈妈特地去银楼定制的两套首饰中的一套，另一套就留给妹妹了。这两套定制的首饰上，镌刻着姐妹俩的生肖，她的一套是龙，妹妹的一套是鼠。但是，眼前这几件首饰中并没有镌刻着妹妹生肖的那一套，因此，这里面可能有问题。

苏联侨民协会当即给专案组打电话，未说张嫣娜转述之语，只是请专案组负责同志马上去侨民协会，称有急事相商。

专案组长殷正源叫上乔晓光、劳启明驱车急赴，听说情况后立马一个激灵，当即请张嫣娜前往市局单独谈话，了解情况。张嫣娜又提供了另一重要情况：她在得知张冬娜还活着的消息后，曾给她那未见过面的两个外甥寄过两对金木鱼作为礼物。可是，在遗物中，却没有金木鱼。

跟张嫣娜谈话并看了她所带来的其妹生前写的函件后，殷正源倒抽了一口冷气，作出了一个决定：对这几件首饰进行鉴定。

哈尔滨几家最著名的银楼的顶级首饰专家被紧急召至市局，受命分别对那几件首饰进行鉴定，结果是一致的：这些首饰都是假货！

迷宫之门由此打开！

血案，原来是这样发生的专案组举行了紧急会议，重新分析案情，一致认为凶手肯定是跟叶卡捷林娜熟识的人，作案动机也很清楚，就是谋财。

殷正源终于长长地嘘出了一口气：行了！既然有清晰的作案动机，那就可以确定调查方向了。

调查方向是：追查赃物的下落。

专案组立刻全体出动，分赴哈尔滨全市各大小银楼、首饰店铺、寄售店家，不查别的，就查具有明显赃物特征的镌刻着张冬娜生肖的项链和戒指，以及张嫣娜送给外甥的金木鱼。

下午，专案组侦查员戚荣向殷正源报告：发现符合上述特征的赃物！

戚荣是南岗公安分局的刑警，因此殷正源分派任务时让他去了南岗区。下午两点多，戚荣走进了位于大教堂附近的一家寄售商行。该商行的老板姓李，戚荣原在该地区派出所干过，跟李老板也算是点头成交的熟人。他也不去查看店铺柜台里摆出寄售的那些真真假假的首饰，而是直接找了老板。

李老板也是江湖上混的角色，知道警察登门绝对不会闲得无聊来聊天侃大山的，必定有事，不等戚荣开口便主动发问：戚同志，有何见教？戚荣说也谈不上什么见教，只是想了解一下贵号最近进过些什么首饰。李老板不敢怠慢，立刻唤来一位店员让把柜台橱窗里的所有首饰，不问真假，统统都拿进来给戚同志过目。

戚荣这一看，就发现了情况：这些首饰中有张嫣娜所说的镌刻着张冬娜鼠形生肖的那条项链和一对金木鱼。他一阵激动，表面上却声色不露，问卖出去过什么没有。李老板说卖出去过几件，拿来登记簿一一说了一下，张冬娜的那枚生肖戒指和另一个金木鱼也在其内。

戚荣便立刻向殷正源打电话报告了情况，殷正源当即带着另一侦查员小张赶到寄售商行，问了问情况，让戚荣、小张向李老板了解相关情况，做个笔录，自己带着疑似赃物立马奔张嫣娜下榻的宾馆。

张嫣娜确认项链和金木鱼确是张冬娜之物。

当然，这还不够，于是那几位顶级首饰专家又被请到了市局，将张嫣娜提供的自己佩戴的生肖项链、戒指与疑似赃物进行了比照鉴定，并辨认了金木鱼上的制作店家的记号，一致确认张嫣娜的认定是准确无误的。

寄售商行那边，李老板提供的相关情况也已经制作成了笔录，情况是：那几件首饰是劳动节前夕的中午，由一个妇女拿来的。李老板和商行的一位老店员鉴定首饰后，确认是真货，且成色都是24K的足赤金。于是就议价，寄售商行的经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将东西寄售，售出后双方分成；另一种是商行直接收购，之后以多少价格出售跟另一方无涉。这位妇女选择的是后一种方式，于是双方签了合约，当场银货两讫立马交割。

那位妇女留下的姓名是：谢翠珠。当时寄售商品还没有规定必须出示户口本，住址也可留可不留。因此这位谢姓女子没留住址，李老板也未曾提出异议。

李老板对于谢翠珠的印象是：三十五六岁样子，长相一般，肥胖，肤色白皙，操哈尔滨本地口音，谈吐和穿着打扮看上去像是非劳动人民家庭的成员。

专案组于是着手调查这位谢翠珠。

先是抱着良好的愿望，指望谢翠珠用的是她的真名，这样就可以通过户籍档案比较容易地查到她。可是，这个希望被事实无情地证明不过是一个肥皂泡。那就只好通过全市各派出所分头进行查摸了。一份由哈尔滨公安局的名义发出的紧急协查通报悄然发往全市各派出所，要求每个户籍警都行动起来，迅速查清各自管段里是否有一个符合通报所列出特征的中年女子。

至次日上午十时，共有香坊、道里、南岗等五个分局向专案组通报说管辖范围内发现符合紧急协查通报中所说的对象，一共竟有八位。殷正源说我不嫌多，你们把她们的照片给我送过来。

八张照片汇总后，让李老板和那个老店员辨认，他们用鉴定首饰真假的认真劲儿反复查看过后，指着其中一张照片说就是这个女子。

这个女子，是香坊区的一个家庭妇女，名字中倒是有个“翠”，但不姓谢，户口本上写着叫“王翠庭”，是个寡妇，丈夫原是关东军的翻译官，光复后被苏军逮捕，没几天就死在看守所里了。王翠庭靠着丈夫以前弄得的不义之财还是过着不错的日子，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找一份职业做。据街坊反映，说王翠庭的生活作风有点问题，经常有不明身份的男子在她家进进出出。

那么，4月22日晚上王翠庭是否有作案时间呢？专案组对此进行了悄然查摸，最后收集到的确凿证据表明王翠庭没有作案时间。

当天晚上，专案组在派出所的配合下，悄然将王翠庭拘捕。随即连夜对其住处进行搜查，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物品。这边刚开始搜查，那边对王翠庭的讯问已经在进行了。王翠庭起初矢口否认去寄售商行出售过首饰，专案组事先已有准备，把等候在局子里的李老板和那位老店员叫过来当场作证，又提醒王翠庭可以将其在寄售商行登记本子上留下的签名送交市局进行技术鉴定，王翠庭这才不得不承认是她去寄售商行出售了那几件首饰。

那好！咱们接着往下谈吧——你拿去出售的东西是从哪里弄来的？

哪里弄来的？捡的呗！

捡的？是从哪里捡的？

王翠庭是一个说谎不会脸红的女人，而且脑子反应很快，眼珠子一转就是一个谎，当下便临时编造了一段情节，倒也有时间有地点有事件还有人物，也不缺结果，说得有鼻子有眼。

可是，此刻王翠庭面对着的是刑警，她这一招不可能起作用。不过，专案组这边一时却也找不到戳穿她的谎言的证据，讯问就这么进入了僵持状态。一直到天明，也没有什么突破。殷正源寻思这么硬撑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还是得另外设法寻找证据，于是就让把王翠庭送到看守所关押，关照要将该人犯看管好，不能出现任何差池，否则破不了案子大家脸面上都不好看。

据说王翠庭一进看守所倒头便睡，而且睡得很沉。专案组几位可就没这福分了，自殷正源以下一个个虽然都是哈欠连连，可谁也不能休息，用冷水洗把脸后便集中到专案组驻地客厅里开起了案情分析会。侦查工作进行到这当儿，目标已经牢牢锁定了，王翠庭的所谓“捡来的”说法显然难以掩盖其对于该案凶手知情的事实。现在需要的是她的口供，以顺藤摸瓜查清楚谁是凶手。鉴于王翠庭的抗拒态度，看来光靠单纯讯问可能难以使其招供，还得搜集证据。这种搜集证据的过程也许同时又是寻找凶手线索的过程，所以大家必须认真对待。

专案组经过一番讨论，决定围绕王翠庭的社交圈进行广泛查摸，于是当场进行了分工，兵分数路立刻投入工作。另外拨出两人继续对王翠庭进行讯问，政策攻心，指望能够奏效。

侦查工作大多数时候其实是一种无聊的徒劳式劳动，出动多名侦查员进行长达数天甚至半月一月的调查，最后还是什么线索也没有摸到。这次王翠庭的社交圈调查就是这样，三天之内侦查员总共接触了上百人，但查来查去还是没有收获。对王翠庭的连日讯问也没起到什么效用。

案子办到这份上，就像煮了一锅夹生饭。于是继续分析案情：如前所说，凶手应该跟被害人叶卡捷林娜是熟人。而他所获得的赃物又是通过王翠庭销出的，那么，他就必须具备一个基本条件：既跟叶卡捷林娜熟识，又和王翠庭具有非同一般的关系。

那么，王翠庭是否认识叶卡捷林娜呢？

侦查员劳启明脑子里忽然电光石火似的闪过一个念头：叶卡捷林娜常去教堂，王翠庭是不是教徒呢？如果王翠庭也常去教堂，那么，她们就可能相识。

劳启明一说，殷正源点头道：“对！顺着这条线查一查！”

侦查员去了叶卡捷林娜平时经常光顾的那个教堂，了解下来，教堂方面说不知道王翠庭这样一个人。

这个推断看来不存在。教堂接待侦查员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华人神甫，姓钟，他在送侦查员出门时微微叹息道：“太可惜了！”

侦查员小张问钟神甫可惜什么，钟说：“那个叶夫根尼是个多么聪明的孩子啊！”

小张暗吃一惊，寻思叶卡捷林娜灭门血案是保密的，钟神甫怎么知道了？一问，钟神甫说这事几乎全体教徒都已经知道了，教堂甚至还准备为死难者举行祈祷仪式呢。

小张回去向殷正源一汇报，殷正源说时间已经有点长了，这么大的案子当然是纸包不住火会泄露出去的。稍停，殷正源忽然说：“钟神甫叹息说叶夫根尼聪明，为什么他对一个九岁的孩子有这么深刻、直观式的印象呢？这需要了解一下。”

殷正源亲自去教堂拜访了钟神甫，这才知道原来叶卡捷林娜经常去教堂其实倒也并非对东正教有什么特别的兴趣，而是她请钟神甫教大儿子叶夫根尼俄文。因为她认定两个儿子以后肯定要回到他们父亲的家乡去成长的，因此必须学好俄文。钟神甫跟叶夫根尼接触下来，发现这孩子简直聪明绝顶，才学了几个月，就已经能用俄文夹着中文造句甚至写短文了。

这回，轮到殷正源电光石火了。他的电光石火内容是：叶夫根尼的造句和作文里会有什么线索吗？凶手既然是熟人，那么，孩子是否会在漫不经心间写到他？

于是就去查看叶夫根尼的书包，里面果然有一个硬封面本子，上面写着“俄文学习记录”。本子里果然是如同钟神甫所说的以俄文为主、中文为辅的造句和短文，还夹杂着显然是叶卡捷林娜加进去的汉语，估计那是叶夫根尼没有学过的字。把本子交专案组配备的那位市局外侨科派来的翻译，他看下来，说叶夫根尼在本子里几次提到了一个人：季叔叔。说这人来他家拜访，给他和弟弟带来了玩具。

可是，之前访问到的叶卡捷林娜生前的所有好友、邻居，谁也没有说到过有这么一位姓季的男子。这人可疑！

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用这位“季叔叔”作为砖头去砸王翠庭那颗硬核桃。

王翠庭一听到“姓季的”，脸色就变了。堡垒终于由此攻破，王翠庭承认那几件首饰是她的一位最近刚结交的名叫季耕的男子交给她让她去出售的。

季耕何在？王翠庭供称住在哈尔滨落马湖一带，具体地址她也不清楚。

专案组于是立刻去调查，当晚，季耕就落入了法网，随即作了交代。

灭门血案终于真相大白：季耕，34岁，早年当过东北军排长，后以做小生意谋生。当年别尔夫什卡小组开展秘密工作时，他曾被别尔夫什卡发展为外围成员，提供和转送过一些情报。后来，日本人实行了严厉的经济政策，季耕的小生意做不下去了，别尔夫什卡就让他到他的店铺里当杂工，做了大约八个月后才离开。之后，季耕就没了消息，他去沈阳谋生了。哈尔滨解放后，季耕返回哈市，还是做起了小生意。他在沈阳时就已经听说了别尔夫什卡被关东军杀害之事，也就没关心别尔夫什卡的妻儿的下落。不料今年春节过后的一天，他忽然在街头与叶卡捷林娜不期而遇，双方都是一阵惊喜，叶卡捷林娜热情地邀请季耕去她家坐坐。这样，季耕就知晓了叶卡捷林娜家的住址。

之后，季耕又去拜访过叶卡捷林娜，每次待的时间不长。大约从第三次拜访时开始，他就起了杀人谋财之意，因为他吃喝嫖赌开支很大，做小生意的收入根本不能满足需求。为此，他就开始暗做准备。他的思维很是缜密，不但考虑了作案后如何伪造打碎玻璃窗从厨房进入现场的假象，还想到了如何转移侦查视线的伎俩，于是就准备了数件假首饰，作案时进行掉包；另外，取现钞时还故意剩下一部分，并“忍痛割爱”没劫取女主人的手表。专案组果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很长的时间，如果不是后来想到了查叶夫根尼的记录，还真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查摸呢。

1949年9月，季耕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