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57：华南特案组之（一）卅号密裁令（上）

【尘封档案】系列之157：华南特案组之（一）卅号密裁令（上）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9年第12期

  作者：魏迟婴、东方明

一、三天五命

　　1949年12月21日至23日，广州市连续有五名在职警员遭到暗杀。因为这一系列谋杀案，华南特案组正式走上舞台。

　　让我们先还原一下这五起命案发生的情形——

　　第一个遇害人名叫郭振堂，四十挂零，原系国民党广州市警察局（旧称“省会警察局”）大东分局刑警，广州解放后被新政权留用。按照当时华南区域的做法，留用刑警若无突出业务本领，手头拿不出绝活儿的，先得离开刑侦岗位，分流到其他业务部门去干一段时间再作计较。郭振堂虽是老刑警，但业务平平，听说还有海外关系待查，分局领导就把他暂时安排至交警队。

　　得以被新政权留用，郭振堂内心已经感激不尽，交警就交警吧。他患有比较严重的类风湿病，其实是不适宜长时间站立街头的。这个，领导上倒是也考虑到了，关照交警队说让老郭做机动顶班吧，不必天天上街。老郭闻知，更是感激涕零，逢人便说还是新社会好，分局长官体恤属下，连这种细枝末节的小事儿都想到了。自此努力工作，不用顶班时也不再像以往似的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侃大山，而是主动帮内勤干些零星活儿。

　　12月21日那天，原本轮到郭振堂休息，但他还是来分局了，说在家里待着没事干闲得慌。交警队领导说今天队里也没啥事儿，你还是回家歇着吧。老郭看看也确实没啥事可帮忙的，于是返身回家。可是，下午两点他又来了，说要写几条宣传标语，明天顶班时张贴在岗亭上。标语还没写完，副队长老王匆匆进屋，说东华路东川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一辆摩托超速行驶，跟卡车相撞，还把执勤的小梁给蹭倒了，人已送到医院，说是右腿骨折。现在那边缺人，要不麻烦老郭去顶一下？

　　郭振堂二话不说，出门跨上自行车就走。这一去，就不幸谢幕了！

　　据目击者反映，车祸发生后，路口交通暂时由恰好经过的公安总队巡逻小组接手指挥。老郭赶到现场，换下巡逻小组，指挥两拨车流通过后，路口出现了一个短时的空隙。这时，不知从哪里闪出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一手拄着一支竹杖，一手拎着一个补丁层叠的破布口袋，来到岗亭前，把竹杖往台阶边上一靠，掏出一张纸条，似是向交警询问地址。路口比较喧闹，老郭可能听不清对方说的什么，便从岗亭里出来。那男子递上纸条，老郭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纸条上，男子忽然转身离开。与此同时，老郭一头栽倒——鲜血汩汩而淌，一柄尖刀从腰部侧面捅入体内，直没至柄！

　　现场顿时一片混乱，人喊车鸣。待到人们醒悟过来，凶手早已不见影踪，连往哪个方向遁去的也没人留意到。

　　这样一起恶性凶杀案，警方自是重视。大东分局当即组建专案组开展调查，结果到第三天第五名受害人被害时，依旧没发现任何线索。

　　第二、三起命案发生在次日，即12月22日。这天遇害的两个受害人，分别系供职于广州市公安局蒙圣分局、黄沙分局的刑警陈明贵、郑应富，都是三十四岁。两人同为广东人氏，分别来自阳江、清远，全面抗战爆发前三年考取警校，是刑侦班的同窗，毕业后同时进了国民党广东省会警察局警探处。1938年10月，广州沦陷，陈、郑两人继续在日伪警察局当刑警；抗战胜利，两人又被国民党警察局留用，还是干的刑警老本行。

　　陈、郑都是刑侦科班出身，在历年来多起重大刑案的侦破中颇有建树，算是技术人才，手里也没沾上血债，广州解放后亦被新政权留用，仍然从事刑侦工作。不过，待在市局显然不合适了，便将他们分别调往蒙圣、黄沙分局。

　　12月22日傍晚，蒙圣区同福路发生一起入室抢劫案，陈明贵奉命随同数名刑警出现场。勘查、走访、分析等一番程序结束，陈明贵骑着自行车离开分局回家，抵达宝岗街住所时已是晚上十点多。他在底楼客堂停自行车时告诉妻子，刚在阿珍店里吃了碗馄饨，就不用再给自己热晚饭了。然后上楼，照例先去父母卧室请安问候。哪知刚推开门还没说上一句话，突然脸色惨白、冷汗满头，捂住胸口倒地昏迷。

　　家人将其急送医院抢救，但没有救过来。经法医解剖证实，陈明贵生前服用过某种可以引发心脏搏动障碍的药物，至于是误服还是遭人谋害，那就需要警方调查了。

　　另一刑警郑应富的遭遇跟郭振堂类似。12月22日轮到他休息，当天晚上，郑应富携妻女前往距家不过一街之隔的黄沙区丛桂路“祥云影剧院”看电影。电影散场，一家人随着众多观众挤出影剧院大门，下台阶时，郑应富忽然“哎哟”一声，整个人就瘫软下去。可以想象，这种状况下人群中猛不丁出现一个“空缺”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台阶上顿时堆起了一座小小的“人山”。幸亏一辆满载解放军的卡车经过，军人及时伸以援手。饶是如此，也有七八人受了踩压伤，至于充当“人山”基座的郑应富，则再也没有站起来——他的身上血流如注，跟昨天遇害的交警郭振堂一样，腰间插着一柄尖刀，也是直没至柄。据法医检验，这一刀是致命伤，即便没遭到多人踩压也没救了。

　　蒙圣、黄沙分局分别立案侦查这两起命案，暂时未能获取线索。这三起命案都是即时报至广州市公安局（其时称“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自然引起了市局领导层的重视。23日午后，局领导们正在局务会议上讨论上述三起案件的情况时，忽然传来消息：又有两名警员殒命！

　　这两名警员都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上午遭遇厄运的那位名叫黄瘦竹，系旧省会警察局的高级警务督察官，解放后被留用，调至总务处当了一名科员。老黄的健康状况一直堪忧，因为患着肺结核，常年咳嗽，脸色苍白，终日一副有气无力的模样。这几天正是冬至时令，毛病发作，苦不堪言。23日上午，他实在受不住了，就去中央医院看病。

　　黄瘦竹的妹夫是中央医院的外科医生，留洋海归，后起之秀，一把手术刀在羊城乃至广东全省小有名气。自打抗战胜利后妹夫从美国回来供职于刚组建的中央医院，老黄就把该院作为自己的定点医院，院里的内科大夫对他一向认真负责。这次给他一检查，说有炎症，需要挂点滴，医院正好从香港搞到了少量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就给他用上了。盘尼西林是特效消炎药，当时国内无法生产，而帝国主义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正常的进口渠道是搞不到的。这个情况老黄自然知道，当下连连称谢。没想到，一剂盘尼西林还没有挂完，患者本人竟然先“挂”了！

　　老黄死得无声无息，躺在病榻上就像是熟睡了一样。等护士发现情况不对，急按电铃召唤医生赶到时，已经回天乏术了。

　　前高级警务督察官黄瘦竹死得莫名其妙，而这天的另一位受害者洪秋笙的遇害经过，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洪秋笙这个名字在广州、广东乃至整个华南甚至港澳警界的知晓度颇高。此人早年留学英国，专攻刑侦，兼习刑事鉴识，回国后先后供职于汉口、上海租界巡捕房和广州警局，对刑事侦查与痕迹鉴识在破案中的结合颇有心得。解放前夕，国民党曾动员他“撤台”，香港警务处也向其发出加盟邀请，均遭谢绝。然后，洪秋笙就消失了。

　　广州解放后，隐藏于郊区的洪秋笙返回市区，被新政权留用。还没安排岗位，敌特的警告信就接二连三以各种方式送达，有的还夹着子弹，对其发出死亡威胁。新政权为保护洪秋笙的生命安全，决定将其“软禁”起来。洪秋笙干脆不再回家，就住在市局，内部活动和以往一样不受任何限制，生活待遇从优，只是不能随意外出。当然，像老洪这样一个有名的专家，肯定是闲不住的。当时广州的治安状况也不可能让他闲着，他每天几乎从早到晚都要参与分析大案要案的案情，以及指导技术室鉴识痕迹的工作。有时下面分局遇到疑难案件，干脆就将其接去待上数日。

　　两天前，沙面区发生一起涉外刑案，当天就破获了。当事人是一个英国老者，对警方向他作出的案情解释不满意，点名要求当面听取洪秋笙对此的分析。建国伊始，英国在西方国家中跟中国的关系比较微妙，我方对涉英事宜的态度跟其他西方国家有所区别。于是，警方同意了老外的要求，派一辆吉普车将洪秋笙送往沙面分局。

　　洪秋笙的一番分析让老外折服，立刻表示接受警方的解释并表示感谢。事儿办完了，洪秋笙应该可以返回市局了吧？还不能。沙面刑警知道他的本领，正好请他传授些痕迹鉴定方面的经验。当然，这是经过市局同意的，老洪本人也乐意。没想到，今天上午他竟被射杀在沙面警方给他安排的那间位于二楼的临时居室里！

　　子弹是从马路对面那幢大楼里射出的，正中老洪的头部。当时，分局大部分民警正在饭厅开大会听领导传达文件，洪秋笙遭到暗杀却无人发现。那么，没去饭厅开会的民警或门卫就没听见枪声吗？门卫是个五十出头的留用老警察，他倒是听见声响的，不过并非枪声，而是一阵鞭炮声。七十年前的民间习俗，人们动不动就喜欢放鞭炮，红白喜事自不待说，小孩儿出生，大人过生日，学生上榜，冤家解怨，逢凶化吉……等等，值得燃放鞭炮的事儿多了去了。如此，尽管传达文件的时间不算长，等到有人发现老洪倒在血泊中，警方再想到对面大楼里抓凶手，肯定黄花菜都凉了。

　　三天五命，死的还都是警察，那还得了！23日下午，命案发生地大东、蒙圣、黄沙、沙面分局的局长接到紧急通知，让他们立刻赶往市局开会。等他们匆匆来到市局，却被告知会议取消，让他们各自回分局。

　　怎么回事呢？这就要说说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了。

　　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华南分局的电报》，其中第三项明确由叶剑英、张云逸、方方分别出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三书记；第五项明确华南分局受华中局领导（建国后华中局改称中南局）。根据规定，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驻华南地区的领导机关。同年9月，在江西省赣州市组成华南分局（因之前曾有过一个华南分局，故史称“新的华南分局”）。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12月14日，华南分局社会部与广东省公安厅在广州市同时成立。中央决定广东暂不设立省委，由华南分局代行省委职责，所以，最初华南分局社会部与广东省公安厅系“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广州解放后，中央曾将其列为直辖市（后又重新调整为省会），广州市公安局既受中共广州市委领导，又受华南分局社会部节制。社会部的重点工作是情报，而广州市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作用又极为重要，因此华南分局社会部的情报部门自然把工作重点放在羊城。广州地面上发生五命系列案，社会部当然会迅速知晓，并立刻报告华南分局领导。后来知道，华南分局领导层闻讯立即作出反应，认为“该系列命案颇显蹊跷，由于死亡者都是警员，故拟由南社部（华南分局社会部的简称）组建专案组负责调查”。

　　这就是四名分局长赴市局汇报案情却又被突然叫停的原因。当天稍后，华南分局社会部组建的一个代号为“55”的特别专案侦查组即投入秘密侦查工作。

二、“55小组”

　　专案组的代号之所以叫“55”，据说是缘于华南分局社会部一位领导的随口之语，他说案件死了五人，我们派出的侦查员也正好是五人，那就叫“55小组”吧。建国伊始，秘密工作中所起的代号不像后来那样有比较明显的借喻性，一般都是随口一说，在场其他领导也就都点了头。 　　就是这个“55小组”，不久之后被组织上正式命名为“华南特案组”。

　　“55小组”的五名侦查员，分别是亓舞牧、尹小白、麦善谋、张百行、陈君临。其中亓舞牧、麦善谋、张百行系南下干部，奉命充实到华南分局社会部担任专职情报员。陈君临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他原是东江纵队侦察员，奉命在广州开了一家中医诊所，成为一名集情报员、交通员、锄奸员为一身的秘密工作者，后因身份暴露撤离广州。1949年1月1日，粤赣湘边纵队正式成立，陈君临归队，前往惠东县安墩镇中共粤赣湘边区党委驻地报到，继续从事情报工作。广州解放后，奉调成为华南分局社会部的专职情报工作者。

　　专案组五名成员中年龄最小的是二十二岁的尹小白，上周刚刚奉调来到华南分局社会部，但对于组织上安排他干的工作却不甚满意（具体是什么工作，后面会说到），此时接到通知让他参加“55小组”侦查专案，自是喜出望外，连忙前往专案组办公室向组长亓舞牧报到。

　　组长亓舞牧是河北保定人氏，中等师范没有读完就奔太行山参加了八路。这人平时戴着一副深褐色玳瑁框眼镜，面皮白净，看上去俊朗书生一个，殊不知他出身武术世家，身怀绝技，脸上不动声色，出手毫不留情。抗战中后期，亓舞牧组织锄奸行动上百次，让日伪闻风丧胆。抗战胜利后，根据组织决定，亓舞牧由以行动为主改为专搞情报，先后供职于晋察冀边区社会部、华北局社会部，华南分局成立后调到广州。

　　专案组驻地设在一座颇具南方特色的独立小院里，尹小白前往报到时，亓舞牧正在室门一侧窗前拉小提琴，曲调悠扬婉转，对尹小白进屋的动静似乎充耳不闻。尹小白站在一旁听了片刻，有点儿不耐烦了，干脆上前打断：“大哥大哥，没想到您老还有这等雅兴，兄弟佩服！”

　　亓舞牧并不答话，小提琴奏出的曲子却变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尹小白微微一愣，似有所悟，迅速正装，跨近两步立正敬礼：“报告！尹小白奉命向专案组报到！”

　　琴声戛然而止，亓舞牧上下打量眼前这个肤色黝黑与其名字正好相反的小伙子：“尹小白，革命队伍中互称同志，如果你喜欢称兄道弟，那就给我滚出去！”

　　“55小组”正式成为华南特案组后不久，在一次民主生活会上发言时，尹小白提起这事，说自己当时心里就在嘀咕，老亓此举违反了“八项注意”中的第五条“不打人骂人”。

　　此刻，尹小白并没有被老亓的疾言厉色吓住，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情：“我觉得吧，你应该改变一下对我的称谓，不能直接叫我的名字……”

　　“不叫你名字叫你什么？”

　　尹小白大言不惭：“叫尹老师呗！”

　　亓组长的吃惊程度简直可用瞠目结舌来形容，眼镜片后面两道犀利的目光把这个新部属从头到脚作了一番全方位扫描。换了旁人被他这样盯着，早就吓得腿软了，不想这尹小白居然大大方方坐下了，还打开桌上的茶叶罐给自己沏了一杯茶，而且茶叶放得还挺多。那罐西湖龙井是昨天一位老战友赠送的，亓舞牧看着心疼，心说这么好的茶叶给这小子糟蹋了。更令他恼火的是，你给自己沏茶没问题，亓舞牧那杯喝了一半的茶水就放在一边，尹小白却一点儿眼力见儿没有，竟然没帮自己的顶头上司把茶水添满。

　　尹小白留意到专案组长嫌弃的眼神，只当是没看见，大大咧咧吹着茶水上的浮沫。参加革命九年的正营级干部老亓同志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可以说阅人无数，却从没遇到过这种料，当下真有一种“这小子欠揍”冲上去给他几下的冲动，眼睛不住地瞄着挂在墙上的军用皮带。不过，尹小白接下来的话让专案组长打消了这个念头。

　　尹小白说的是什么呢？他说：“兄弟参加革命已经十年……”

　　亓舞牧更是吃惊，这小子岁数不大啊，怎么参加革命比自己还早一年？

　　要说这尹小白的经历，堪称传奇。他出生于1927年，土生土长的广州市区人。其父母均是中共早期党员，父亲老尹供职香港轮船公司，母亲孙嫂是广州大茂纱厂的女工。在1925年发生的世界工运史上罢工时间最长（十六个月）的“省港大罢工”中，老尹系罢工委员会成员。1926年秋罢工结束，老尹被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通缉，组织上将其从香港撤回，改名换姓进了船厂，以机修工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初冬，党组织下达指令，调这对党员夫妇前往上海，充实“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严重削弱的上海地下党的力量。

　　老尹、孙嫂带着出生十个月的儿子尹小白到达上海后，不辱使命，很快就站稳脚跟，为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一晃儿三年多，1931年初夏，厄运突降。由于叛徒出卖，尹、孙夫妇在英租界被捕，又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两人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半月后英勇牺牲，遗下四岁独子尹小白。

　　尹小白对专案组长郑重强调：“我小时候皮肤很白的，估计不亚于您，所以先父给我取名小白。但是父母牺牲后，组织上派人把我接回广州，到十二岁参加革命时，竟然跟非洲哥们儿有一比，小白变成了小黑，连绰号都叫‘阿黑’。这一黑，就一直黑到现在。不瞒您说，兄弟到现在还在放单，凡是我瞅得中的靓女，人家都看不上我，就是因为我皮肤太黑！”

　　那么，从四岁到十二岁这八年里，尹小白究竟干了些什么，会变得这样黑呢？尹小白向亓舞牧报出“沙弥、道士、乞丐、唱戏、行船、报童、听差”等一连串职业后，亓舞牧的目光顿时变得柔和了，不由缓缓颔首。

　　尹小白十二岁时，广州已经沦陷。当时他是芳村一带小叫花的头儿，一次去“福仁堂国药号”门前行乞，巧遇其父当年的战友闵伯伯。老闵一下子就认出眼前这个小叫花是烈士老尹的遗孤——老尹夫妇牺牲后，就是他奉组织之命把孩子从上海接回，送往羊城尹家亲戚处寄养的。后来，组织上得知尹小白走失，还曾指派专人寻找过。当下，老闵跟尹小白扯了两句，证实自己没有认错，就把这个可能是羊城各路丐帮中年龄最小的帮主带走了。

　　带到哪里去了呢？香港。中共在香港有地下组织，老闵就是其中一处地下机关的领导。尹小白到香港后，被安排在一座公馆里生活。该公馆其实是中共的秘密据点，全宅上下所有成员——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女佣、厨子、花匠、司机、听差，都是地下工作者，尹小白是以少爷名义入住的。不久，他就开始接触秘密工作，利用其年龄优势探听消息、接送同志、跑交通。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由曾生将军率领的中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派出武工队（就是著名的“港九支队”）进入香港、九龙地区，开展城市游击战。尹小白奉命调往武工队，当了一名侦察员。后来武工队撤出港九地区，尹小白作为东江纵队的秘密情报人员留守香港，由于表现出色，于1943年加入中共，时年十六岁。抗战胜利后，尹小白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共香港工委，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根据前述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南分局的电文第四项“华南分局领导广东、广西和香港工委”的规定，华南分局可以从香港工委调人。华南分局社会部成立后，工作计划中有一项是组建一所公安学校（即广东省公安干部学校，广东警官学院的前身）。由于教程中有关于在港澳地区开展秘密工作的内容，急需熟悉香港情况并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同志来担任教员，香港工委就向华南分局推荐了尹小白。

　　当时流行不拘一格选人才，手里拿得起活儿加上政治可靠就行，不在乎学历、职称什么的，华南分局在对尹小白进行审查时，认为这位同志虽然年轻且文化低，但有实践经验，就给开了绿灯。哪知尹小白来广州报到后，得知要让他当教员，立刻要求返回香港重操旧业，如果一定留在广州也行，那就还是干老本行。组织上一时说服不了他，只好先将其晾在一旁。这当口儿正好发生了“三天五命”系列谋杀案，急需抽调精干力量组建“55小组”，领导就想起了尹小白。

　　尹小白满心欢喜前来报到，不曾料到专案组长竟想退货。他出道早，经历丰富，接触过的高级干部、社会名流数不胜数，生性又向来无拘无束，对亓舞牧这样一个上级不大买账，于是就怼上了。

　　起初，亓舞牧的确对尹小白的油腔滑调颇为反感，但一听他的经历，也就理解了。不但理解，还多了几分敬重——年方十二就参加革命，而且从事的是最危险的地下工作，敢在自己面前摆谱，那是因为人家有这份资历！正在心里感叹着，门外一声“报告”，进来两个男子——专案组侦查员麦善谋、张百行。

　　这两个原本就是亓舞牧的下属，不需要什么客套。专案组长微微点头，说：“人到齐了，咱们这就开始吧。”

　　尹小白一怔，不是说专案组有五名成员吗，此刻连我在内不过四个，怎么说“到齐了”呢？一边想着，一边四下打量，这才发现靠门边的那把椅子上不知什么时候坐了一位，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好像还没睡醒似的。尹小白暗暗吃惊，寻思这人进屋一点儿动静没有，能在我这个出了名的“小机灵”眼皮底下玩这一手，定然不简单。

　　这位，就是“55小组”年龄最大的一个，三十八岁的老情报工作者陈君临。

　　专案组的首次会议时间甚短，也就不过侦查员自我介绍，再由亓舞牧作案情介绍。临末，亓舞牧安排大家一人对应一个被害者，分别去了解案情，办理案卷移交手续。当晚七时许，诸侦查员都已返回，汇总情况如下——

　　系列命案中最后一个死者洪秋笙的被害属于典型的暗杀，凶手枪法精准，还有疑似故意燃放鞭炮以掩盖枪声之举，显然是经过缜密策划的。案发后，沙面分局刑警立刻出动，对街面进行访查，拘留了燃放鞭炮的三人。稍后该案的侦查被叫停，三人即被移押市局看守所。专案组认为这是一条有希望追查到凶手的线索，但后来查明，三人并不涉案，一年前三人之一的女儿因车祸身亡，放鞭炮是为其女儿进行周年祭，这事半月前就定下了。凶手应该是正好赶上这个机会，就趁机利用了。

　　死于医院的黄瘦竹系旧省会警察局的资深刑警，担任高级警务督察官之前，曾是国民党广东省警察训练所的教务主任，在两广警界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在社会上也颇有些三教九流的朋友。解放伊始甄别旧警察时，将其留用。当然，留用不是重用，就将其降职调至市局总务处当了一名普通科员。

　　中央医院属大东公安分局辖区，黄瘦竹死亡后，分局接到报警，立刻派员前往。得知死者身份，又通知其供职的市局。至调查被截停的这段时间，承办警员所做的工作有限，只找到医务人员和七八个在场的患者及陪同家属谈了谈。医务人员说他们的诊疗是严格按照职业规范进行的，怀疑老黄之死跟某种隐性疾病有关，比如心脏病。在场患者和家属则说，老黄进入观察室挂点滴期间，一直比较安静，没有和医务人员之外的任何人有过接触。

　　分局警员离开医院时，带走了老黄在医院期间接触过的所有物品——被褥、枕头、挂针的药水和医疗器械、病历卡，送市局封存。死者的遗体则送到市局停尸房解剖。法医检验结论是：黄瘦竹死于心跳骤停，其生前没有心脏疾病。经对其挂针的药水进行检验，发现其中有与医院药方中的药物不符的化学成分，但受条件限制，目前无法鉴别。法医认为不排除他杀的可能。

　　这个情况与12月22日死亡的蒙圣分局警员陈明贵类似，陈也是生前未患心脏疾病，却死于心跳骤停，两个死者的血液中检出的不明化学物质成分相同。专案组由此认为，黄、陈两人极有可能是被毒杀的。这种毒药无论是注射还是口服，均可致命。

　　而另两个死者郭振堂、郑应富，则应是被同一个凶手杀害。郭、郑都是在公共场合遭的毒手，凶手使用的是一种小型牛耳尖刀，江湖上称为“攮子”，攮子均未拔出，留在受害者的身上，警方在两把攮子上发现了相同的指纹。

先前外出调查的侦查员尹小白、张百行两人带回的物证中包括那两把攮子，此刻放在大家面前，每个人都翻来覆去查看了一番，一致确认这是由同一工匠制造的同一批产品中的两把——不但大小式样一致，上面还有流水编号“016”和“017”。这个细节首先引起了尹小白的注意，他那双不大的眼睛看看凶器，又轮流扫视其他几个侦查员，那意思很明显：我已经有发现了，你们呢？

亓舞牧见状开腔：“小白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尹小白故意把眼光扫向墙上的军用皮带：“我生怕讲错了，会被您特殊教育……”

亓舞牧神色略微尴尬，好在尹小白见好就收，马上进入正题。

　　他到底在香港混过多年，从接触江湖黑道来说，可能是专案组一干侦查员中最有见识的一个。那么，这两把攮子让他想起了什么呢？他给众人讲起了一桩发生在香港黑道的系列凶杀案——

　　有个刘姓武馆教头，因为得罪了香港黑社会中有名的帮会老大任飞天，被整得家破人亡，不得已亡命海外。三年前，这个刘教头突然出现在香港地面上，不过已经改头换面，即使熟人当街相遇也未必认得出他。他此时的身份是旧金山某黑帮老大，回香港的目的就是找任飞天复仇。当初任飞天杀了他父母妻儿四口，他发誓要以三倍之数，杀掉包括任飞天本人在内的任家十二口。 　　任飞天喜欢寻花问柳，正式和非正式的老婆有九个，生下的子女总共二十九人。刘教头不想一锅端，就撇开任氏的老幼妇孺，选择了任飞天及其十一个成年的儿子，花重金请铁匠精心打制了十二把匕首，每把上面都刻上一个姓名。然后复仇开始，他自己加上三个手下，每人三个目标，在二十四小时内，十二把匕首对号入座，居住在香港本岛和九龙的任飞天及其十一个儿子无一幸免。此案轰动全港，香港警务处全力侦破，伦敦苏格兰场也派来刑侦专家团指导。刘教头虽然在案发后逃离港岛返回旧金山，但迫于各方压力，最终还是不得不蹈海自尽。

　　尹小白为何要介绍这起“港九父子系列命案”？专案组侦查员立刻领悟了他的意思：眼下的“三天五命”系列凶杀案的作案动机可能也是出于报复目的。

　　如果这个分析对路，该如何进行调查呢？专案组讨论到午夜，决定调查工作分以下五步同时进行——

　　第一，对黄瘦竹案的调查。根据法医解剖以及对打点滴的药水、医疗器械上残留物质的鉴识，确认黄死于毒杀。因此，该案的调查重点是凶手是如何将毒物掺入药水的。此项调查由组长亓舞牧主持。

　　第二，对郭振堂案的调查。老郭是在公共场合众目睽睽之下被人捅死的，大东分局在案发后走访了多名现场目击者，移交给专案组的笔录约摸有寸余厚，但据称并无有价值的线索。该案唯一可以追查的似乎就是凶器来源，那就责成大东分局先盯着凶器进行调查。

　　第三，对郑应富案的调查。郑案与郭案的作案手法类似，凶手也基本可以认定为同一人。黄沙分局对该案的前期调查跟大东分局调查郭案是一个路数，结果也一样。往下的调查，也只能由其盯着凶器来源进行了。

　　因此，组长亓舞牧决定，对上述两案的调查在目前阶段可以串并。两案先前分别是由尹小白、张百行去分局了解情况的，那就让尹、张两人搭档继续调查。

第四，对陈明贵案的调查。尽管陈的死因与黄瘦竹相同，但两个案件一个发生在医院，一个发生在家里，环境还是有些区别，而且致两个受害人死亡的毒药究竟是何种物质也弄不明白，那就更谈不上追查来源了。因此暂不串并，由侦查员麦善谋主持调查。

第五，对洪秋笙案的调查。洪的被杀跟其他四人不同，市局刑技专家对从现场护墙板里挖出来的那颗子弹头进行了鉴定，确认凶手使用的是美国造柯尔特M1911A1自动手枪。这是世界著名的军用手枪，口径达到0.45英寸（11.43毫米）。这种手枪发射的子弹如果不幸挨上一颗，哪怕是四肢部位，也摊上领伤残证了——老洪被子弹贯穿头部，真容都不太辨得清了。此外，一般手枪的有效射程不过五十米，这种远距离的精准射杀，很少有使用手枪的。M1911A1自动手枪的重量达四斤，寻常人摆弄起来都困难，更何况是远距离一枪爆头？凶手露了这么一手，显然不是寻常的江湖混混儿，很可能是专业级别的枪手，最起码也是惯匪一类。因此，亓舞牧决定把该案的调查交由对广州黑社会比较熟悉的陈君临主持。

　　分工安排妥当，专案组长亓舞牧宣布：明天上午各自行动，晚上返回驻地汇总调查情况。开展侦查时的人力物力支援，概由案发地分局负责；遇到突发情况，随时可以华南分局社会部名义与市局及各分局相关部门联系。

三、“见血堂”轶事

　　12月24日，“55小组”五名侦查员按照分工分头调查，先说说由专案组长亓舞牧主持的那一路。

　　亓舞牧径直前往中央医院，没有惊动任何人，首先悄然察看了黄瘦竹死亡的那间观察室，然后去医院门卫室往大东分局打了个电话，要求昨天前来勘查现场的三名警员放下手头的活儿，换上便衣，立刻赶到医院来跟他会合。

　　稍停，徐成钢、老蒋、小王三警员匆匆抵达。亓舞牧让他们把昨天谈过话的两个医生、四个护士请到临时征用的一个有内外套间的空房里，自己待在里间，把这几位医务人员轮流唤入询问。问题一共十来个，不算多，但都是亓舞牧事先反复考虑过的。一个个聊下来，众人的说法和亓舞牧之前掌握的情况没什么出入。

　　接下来，亓舞牧让徐成钢三人陪着他一同去走访昨天谈过话的那八位患者和家属。三人怔怔地望着两手空空什么也没带的专案组长，谁都没吭声。怎么回事呢？昨天他们已经奉命把卷宗上交了，今天亓舞牧又没带来，可三个人做的笔录，包括被询问人的名址什么的都放在卷宗里，根本没往脑子里记，此刻怎么登门走访？亓舞牧见三位这副神色，已经心知肚明，当下漫不经心地将八人的名址随口报出，那三位顿时面面相觑，差点儿惊掉下巴。

　　八户人家不是住在一起的，待一家家跑完，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亓舞牧说咱们还得回医院。徐成钢三人不知何故，又不好问。大半天折腾下来，他们颇觉疲乏，心里暗忖：看来还是待在分局好，市局（亓舞牧是以市局名义找他们三个来的）工作节奏太紧张，以后若有调市局的机会，还得三思。

　　而此时的亓舞牧正处于兴奋状态。因为这大半天没有白折腾，通过这番走访他已经发现了疑点——

　　据医生、护士陈述，在老黄输液的大约四十分钟时间里，医生并未接触过该患者，四护士中有三人接触过，其中一人为老黄插针输液，几分钟后又去查看过输液是否顺畅；另两人是例行巡查时在病榻前停留过。但是，八名患者、家属中的两个经亓舞牧反复启发后回忆起一个细节（昨天分局警员询问时他们说“没留意”），在老黄出事十来分钟前，他们曾看到一个身穿白大褂、头戴护士帽、身形稍显丰腴的女护士进过这个病室，在老黄的病床前停留过片刻，是否跟老黄说过话或者进行过什么操作，他们都没注意。

　　亓舞牧马上意识到有问题。先前他在医院调查时曾仔细询问过三个护士跟老黄接触的时段，昨天分局警员的笔录中也记下了护士巡查的时间，均与那二位所说的有差异，所以，他认为有必要再去医院核查一下。

　　核查结果，四个护士互相作证，再三确认她们之前的说法无误。而且，科室里的护士都是典型广东少女的苗条体形，并无胖子——在她们眼里，丰腴就是胖子了。护士长唯恐侦查员不信，特地把半月前医院搞院庆活动时给各科人员拍摄的合影拿给亓舞牧过目，被亓舞牧老实不客气地收入囊中带回驻地。

　　这番调查的结果说明，有一个护士打扮、体态稍显丰腴的女子在老黄的病床前停留过，亓舞牧高度怀疑此人就是杀害老黄的凶手。于是立刻通知医院院部，全院医务人员一律延缓下班，禁止离开医院，集中于各自科室，等候警方调查。然后致电市局，以华南分局社会部名义要求临时调派十二名侦查员来医院协助。

　　这一查，直到晚上九点多才结束。折腾算是大了，却没查到老黄出事前曾出现在内科观察室的那个“丰腴护士”。不过，不止一个医务人员反映，昨天上午他们确实在院内遇到过这么一个体态特征与侦查员查找目标相符的护士，都以为是新来的，但也有人注意到，她所穿的白大褂胸前并无“中央医院”字样。

　　这里先把亓舞牧主持的对“丰腴护士”的调查往旁边搁一搁，说说另一路侦查员尹小白、张百行对郭振堂、郑应富两起命案的调查情况。

　　张百行是北京人氏，二十五岁，大尹小白三岁。小伙子是典型的北方男子体形，高大魁梧，张嘴一吼，声若雷鸣。张家祖上是河北吴桥，那是著名的杂耍之乡（旧时杂技称为“杂耍”），张百行的祖父、父亲都是杂耍艺人，兼通古彩戏法，早年来到北京谋生，后来就在北京落脚安家。张百行原本也是该吃这碗饭的，他本人也喜欢，自三岁开始就自个儿折腾着玩儿了。六岁时，祖父、父亲开始正式传授技艺。不料，到十一岁那年，张百行又喜欢上了武术，拜了个北方有名的武师学内家拳，家中长辈也就由他去了。

　　这孩子不但在杂耍、武术方面颇有天分，读书也很勤奋，学校里大大小小的考试，成绩总在前三名。老爸寻思，既然如此，那就干脆供他继续把书念下去吧，毕竟靠读书能谋个饭碗的话，总比当杂耍艺人体面。就这样，张百行一路学了下去，最终考进了大学。

　　对于一个平民家庭来说，孩子考上大学自是一桩大好事，可是，家人的希望落空了。他们不知道，张百行读到高二时，就参加了地下共青团，大一下半学期，张百行已是地下团组织的支部书记。1947年深秋，张百行读大二时，被敌特列入了黑名单，接到组织上的紧急通知，撤离北平前往解放区。

　　张百行先是被安排在解放区的县政府当了一名税务员，这是看中了他的文化，大学生嘛，还是学数学的。哪知不到一个月，上级就派人持调令来挖人了。原来，人们发现这位大学生最擅长的其实是格斗术和杂耍、魔术，再加上他的文化水平，简直文武全才，整个解放区也不一定能找到这么一块从事情报保卫工作的好料！于是，张百行就进了华北局社会部，不久入党。1949年初，他又作为接管干部进了北平城，分配到亓舞牧手下。后来亓舞牧调到华南分局社会部，点名把张百行和麦善谋要了过来。

　　张百行有着北京人特别能侃的特点，加之出身艺人家庭，有遇人自来熟的遗传基因。“55小组”是华南分局社会部成立以来组建的首个专案组，他对于自己能够跻身其中感到非常自豪。小伙子为人实诚厚道，担心自己对粤语比较生疏，影响侦查工作。他来广州没多久，听着人家刻意放慢速度的广东话也像听外语一样。昨天亓舞牧还没宣布郭、郑两案串并调查时，他已经打定主意，请分局派一个既会讲广东白话又会讲官话的人给他当助手，同时心里又犯嘀咕，担心会不会遭人笑话，毕竟自己是代表专案组的，而专案组成员都应该是精英才对，怎么能连当地话都听不懂？待到听组长说郭、郑两案串并侦查，心头一块石头方才落地。跟他搭档的这个“阿黑”不但是本地人，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官话，这就没问题了。

　　昨晚的案情分析会结束后，张百行跟尹小白私下聊了聊。

　　“多大啦？”

　　“二十二。”

　　“比我小三岁，那咱就不谦虚自称哥了。”

　　“该当的。小弟少不更事，凡事还望大哥多多提携。”

　　“在党了吧？”

　　“正在努力哩。”

　　“对，这次查这么大的专案是一个机会，好好干，回头哥做你的介绍人。哥已经入党一年了！”

　　尹小白努力憋住笑，抱拳作揖：“仰仗！仰仗！”

　　没了对语言障碍的顾虑，张百行就吹上了：“哥在华北局社会部干过，在北京也干过，见得多哩；另外，老弟你可能不知道，哥拳脚还不错，三五条汉子近不了咱的身，遇到缉拿罪犯时胆敢拒捕的，你站远点儿瞧着，哥准保手到擒来……”

　　第二天天色未明，张百行早早起床，先练了一趟拳，见伙房已开始打早饭，就把尹小白叫了起来。尹小白漱洗一番，在院子里发动了摩托车。张百行说还没吃早饭哩，要不咱拿几个冷馒头带上，路上瞅个空填肚子？

　　尹小白说：“我们去馆子吃早茶。”

　　张百行瞪大眼睛惊问：“听说广州馆子的早茶挺贵的，这钞票……哥可掏不出啊！”

　　“不用大哥掏，公家请客，我昨晚已经向亓头儿领了。”

　　张百行虽然是杂耍班子里长大，有着江湖艺人的世故圆滑，但长期在革命队伍里熏陶，原则性还是很强的：“这是公款吃喝啊，要犯错误哩！”

　　“咱可不是想占公家便宜，这是开展工作的需要。再说了，大哥新来乍到，尝个新鲜，不吃早茶等于是没到过羊城嘛。”

　　两人去的是位于南华路上的“早相知”茶楼。尹小白从叫花子到阔少爷都做过，从事情报工作后，经常往返于省港（“省”即省会广州）之间，时不时就要出入宾馆饭店茶楼戏园夜总会之类。跑堂一看他进门那副架势，以为是纨绔子弟，立刻热情招呼。上到二楼，在临窗一副座头落座，尹小白用粤语向跑堂吩咐了几句。跑堂点头哈腰喏喏而去，不一会儿，便走马灯似的端上若干茶食，至于茶水，光绿茶就有龙井、碧螺春，此外还有红茶和茶楼自制的凉茶。

　　张百行看着，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正要提出异议，尹小白忽然一跃而起，冲着楼梯口方向疾迎上去，朝一个五十出头身材粗壮的络腮胡子拱手作揖：“李叔！您老来啦！请——”

　　一边说着，一边亲热地挽住对方的胳膊，将其引领到桌前，也不给张百行作介绍。而那络腮胡子似对张百行也不感兴趣，连扫都没扫他一眼，大模大样地在对面坐了下来。“哈，小白老弟每次约我，都是在这家茶楼，想得周到，就在我家对面，出门抬腿就到了。”

　　不过，络腮胡子说的是粤语，张百行自是一头雾水。茶楼没有独立包房，尹小白招呼跑堂取来折叠式屏风摆上，就算是雅座了。

　　稍后才知道，这个“李叔”以前曾是羊城铁工行业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铁锤钢钳帮”的老大，后来虽然“让贤”隐退，但势力还在。尹小白以小叫花为业时就跟李老大认识，参加革命后，组织上让他放单飞在省港之间从事地下交通，就跟李老大搭上了线，利用帮会势力掩护秘密工作。李老大跟尹小白很投缘，两人算是忘年交。

　　这次尹小白奉命调查郭、郑命案的凶器来源，马上就想到了李老大，寻思此人铁匠出身，又做过行业帮会老大，对这方面的情况应该清楚。于是，就向专案组长申领经费。亓舞牧是业内老手，知道与李老大这样的角色打交道时需要摆阔，尹小白提出的金额虽然让他有点儿肉疼，但还是爽快地批了。

　　尹小白和李老大这对忘年交你一句我一句都是“鸟语”，张百行在旁边傻听着，云里雾里。直到尹小白把那两把攮子取出来请李老大过目，张百行方才意识到，原来“阿黑”此举是为了请专家鉴定，不由暗暗佩服：这小弟在广州的人头真熟啊！

　　尹小白没告诉李老大自己已经常住广州，仍说在香港生活，受朋友委托，特地前来请李叔看看这两把攮子的出处。李老大把攮子翻来覆去端详了片刻，放下，却不说话。尹小白看似随意地把茶房先前送上的毛巾轻轻覆盖在上面，又朝张百行使个眼色，后者会意，便把鉴定物收了起来。

　　两个侦查员都看着李老大，静候他开口。李老大端杯啜了几口茶，用筷子夹了块熏鱼，放在碟子里耐心地剔除骨刺，看得出他是在考虑应该怎样开口。尹小白马上意识到：看来这两把攮子大有来头，大到竟然连李老大都要斟酌该怎么说！

　　一块熏鱼吃完，李老大又喝了两口茶，终于开口：“尹少爷，不知你是否听说过以前羊城地面上有个‘见血堂’？”

　　尹小白一怔：“我在香港听道上朋友闲聊时说起过，后来不是被日本宪兵队给端掉了吗？”

　　这回两人说的是官话，显然是为了张百行也能听明白。此前他们用粤语聊天，张百行反正也听不懂，那就只管闷头吃喝——专案组成员平时也是吃大灶，伙食没啥油水，正好打个牙祭。此刻听尹小白用官话一说，当下一个激灵，也不管合不合适就插嘴了：“‘见血堂’？我知道啊！”

　　他确实知道。还没进广州时，上级就下发了广州解放前的社情资料让他们认真阅读，其中有不少关于帮会的内容，他是大学生，文化高，记性好，“见血堂”这个帮会名称起得又比较生猛，他自然印象深刻——

　　大约在1928年前后，原先活跃在伶仃洋的一帮海盗不知何故宣告“金盆洗手，不问江湖”，数十人各奔东西。其中有十八人进了广州城，为首的是海盗头目“伶仃王”王搏，这时换了个名号，气派更大，叫作“陆上龙王”。“陆上龙王”以低价半抢半买弄到了一个码头，摇身一变，由海盗转为恶霸。经营码头不是一桩平常活儿，不但要有经商本领，还要掌握跟黑白两道周旋的技巧。结果，他们的码头差点儿被本地恶霸强占。于是，这伙人决定恢复海盗本色。

　　他们原本就是刀头上舔血的亡命之徒，个个通晓武艺，又有生死格斗的实战经验，要说动武，可真算得上黑道正规军。跟几个同样属于黑恶势力的竞争对手武斗了几次，对方无不折服。尝到了甜头，王搏决定组建一个帮会，以巩固战果。从此，广州地面上就有了一个名唤“见血堂”的黑帮组织。当时，王搏找李老大打制五十把镌刻编号的攮子，李老大知道不妥，又不好直言拒绝，只得找个借口把这活儿转给了别人。

　　凭借“要么不出手，出手必见血”的宗旨——不是对手的血就是自己的血，经过多次血腥械斗和暗杀行动，“见血堂”终于在广州站稳了脚跟。“陆上龙王”深谙见好就收的江湖准则，在站稳脚跟后，没再动扩展势力的脑筋。这样，总算平安度过了十个年头儿。

　　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强行征收十三个民用码头作为军用，“见血堂”的码头也在被征收之列。这下，“陆上龙王”不乐意了，决定抗争。他联络了也被征收码头的另外几个帮会头目，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用软硬两种方式同时跟日本人周旋。软的是贿赂负责此事的日本军官，要求放过他们的码头；硬的就要见血了，“陆上龙王”一声令下，一夜之间就干掉了数名热衷于为征收码头之事向日军献计献策的汉奸。

　　这下日本人被惹恼了，广州日军头目安藤利吉下令特务机关长矢崎勘十严查。矢崎勘十指挥伪广东省治安维持委员会（简称“维持会”）治安处负责调查该案，最终查明系“见血堂”所为。1939年2月23日夜间，矢崎勘十调动日军宪兵队，配合维持会治安处出动的警探包围“见血堂”掌控的码头，连杀带抓，把“见血堂”成员悉数给解决了。“陆上龙王”王搏被捕，稍后死于维持会治安处看守所。自此，“见血堂”这个名字就成了广州黑道的一段短暂的历史，渐渐被人遗忘。

　　李老大说：“当时这事是日伪报纸上的一件大新闻……你问什么报纸？让我想想……”老铁匠虽做过帮会头目，却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要他回忆十年前的这么一张报纸，显然是太难为他了。尹小白、张百行见他皱着眉头苦思冥想了半晌没有动静，也就不抱希望了。没想到竟然还有峰回路转——想起来了，李老大说，“那张报纸好像叫《东亚新粤报》，我还用它糊过老宅子贮藏室的天花板呢。可惜老宅子一把火烧掉了，不然说不定能给你们找来看看。”

　　跟李老大分手后，尹小白、张百行商量下来，认为有必要去查阅一下那份《东亚新粤报》，看看当时日本宪兵队解决“见血堂”一案是怎么回事，也许记者会写到跟“见血堂”那个“要么不出手，出手必见血”的帮会宗旨密切相关的五十把刀具，那就可以作为追查下去的线索了。

　　《东亚新粤报》是广州沦陷初期由几个汉奸文人用日军提供的经费办的一份汉奸报纸，存在时间只有十个月，是否能找到比较难说。尹小白、张百行先去了市图书馆，没有；又去省图书馆，也没找到。尹小白嘀咕：“兄弟我没有上过一天学，参加革命后刻苦钻研，好歹能识几个字了，也可算自学成才。不过，遇到这种文化含量高的活儿，走到这一步就傻眼了，那就只有靠大哥您了。大哥，您说往下我们再往哪里去找？”

　　张百行毕竟是上过大学的，马上想起大学里的图书馆也许会收藏这种汉奸报纸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两人直奔中山大学，还真撞到了运气，中大果真收藏着全套的《东亚新粤报》。因为知道事件发生日期，轻而易举就查到了相关报道。报道写得比较简单，但对攮子的下落倒是提了一句的，说“缴获左轮手枪、火药枪、铁尺、长短刀器，其中有该恶帮赖以成名的特制精钢匕首数十件，均交由市维持会治安处封存”。

　　尹小白大喜，说折腾了大半天，原来要找的东西在咱们自己手里。为什么这么说呢？上述伪广东省治安维持委员会治安处即稍后的日伪警察局，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政权接管，解放后由我军管会公安部接管，故相关线索还是要回到公安局查找。当然，这么一折腾，一天时间就过去了。是否能够找到跟攮子有关的线索，只有明天再说。

　　同一天，另两位侦查员麦善谋、陈君临分别对洪秋笙案和陈明贵案进行调查，麦善谋未能查摸到线索，陈君临这边倒是有些小小的进展——

　　12月22日晚上，陈明贵下班后，路过那家没有店招的小店铺，在那里吃了夜宵才回家。据店主夫妻说，陈吃夜宵时店堂里还有另外两个顾客在，一男一女，看似一对伴侣，年龄都在三十岁出头的样子。男的体态墩实，有着一张凶相十足的马脸，剃光了胡子的两个腮帮子在昏黄的灯光映照下隐闪青光，更是凭空增添了几分狰狞。马脸汉子的女伴个子不高，偏胖，一张鹅蛋脸，长相还不错。

　　两人是与陈明贵相隔两三分钟进来的，跟陈坐里侧靠墙的同一副座头，那个位置离厨房最近，是店堂里最暖和的地方。店主妻子阿珍上前询问吃什么，男的低声问店里有哪几样夜宵，阿珍说了说，女的问“他吃什么”（指陈明贵），阿珍说这位先生吃馄饨，正在包，您二位如果也吃馄饨，那就一起包了。鹅蛋脸女子却说要吃面条。这对男女说的都是地地道道的广州本地粤语。

　　面条是和馄饨一起下锅的，但面条熟得快，所以先上桌。两人吃得也快，陈明贵那碗馄饨才吃了一半，那对男女已经把面条解决了，付了钱钞拔脚就走。

　　陈明贵和次日死亡的黄瘦竹都是被同一种毒物毒死的，可以认定系同一个或同一伙凶手所为。陈君临听店主夫妻如此这般一说，对那对男女产生了兴趣，尤其是那个女子。阿珍说那个鹅蛋脸女子有点儿偏胖，陈君临马上联想到曾在黄瘦竹命案现场出现过的“丰腴护士”。当下，陈君临拿出随身携带的工作手册，在空白页上草草几笔就划拉出一个女性脸型，问阿珍是不是这样一张面孔，又根据阿珍的回忆作了修正。最后重新画出一张，阿珍看着连连点头，嘴里一迭声道：“像！像！”

　　陈君临这一手画技是祖传基因+童子功+拜师学艺+地下情报工作实践练就的，看似简单随意，其实却是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深厚积累。露了这么一手，不仅店主夫妇啧啧称奇，分局临时指派给陈君临做助手的那三个刑警更是暗翘大拇指，只是奇怪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市局（陈君临是以市局侦查员名义来调查的）有这样一号人物——根据陈君临那口粤语，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他肯定是广州地面上的侦探，此刻才能独当一面主持陈案的调查，说不定是一位有着地下党身份的旧刑警。

　　不过，佩服归佩服，陈君临“没来由”地对那对男女产生怀疑（“55小组”的调查在内部也是保密的，他们并不知道黄案的细节），他们还是感到难以理解。三刑警一致提出，被害人老陈并非寻常警员，他是1934年省警校刑侦班出身，毕业时因成绩优异还受到过主政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的接见，毕业后先后供职于广东省会警察局（即广州市警察局）警探处、日伪广东省警务处、抗战胜利后的省会警察局刑侦大队、广州市公安局，干的都是刑侦的活儿。可以想象，这样一位年富力强又经验丰富的老刑警，那份机警已经渗到骨子里，什么人能当着他的面往他的碗里下毒？更别说是两个素不相识的男女？

　　陈君临当然不可能向临时助手作进一步解释，他把这个怀疑带回驻地，在汇总情况时和盘托出。专案组长亓舞牧遂作出决定：从明天开始，全组侦查员连同分局调派的临时助手，集中力量盯着“丰腴护士”和两把攮子展开调查。

四、武师之子

　　计划赶不上变化。12月25日清晨，侦查员还在用早餐时，组长亓舞牧接到市局总值班室的电话：午夜稍后，大东分局打来电话，说接到被害人郭振堂遗属来电，称在整理郭的遗物时，发现一封已经拆开的信函，信纸上没有文字，只画了一把尖刀，刀尖上滴落着红色颜料绘就的形状不规则的一颗颗血珠。分局即派警员前往郭宅了解情况，做了笔录，并带走了那封无字警告信。

　　半小时后，笔录和警告信已经放在专案组驻地会议室那张长方形大桌子上了。侦查员传阅后，具有不凡绘画特长的陈君临对警告信的画技作了等同于技术鉴定的结论：绘画者并没有任何绘画功底，连最基本的素描、写生训练课也没有上过。这把攮子看着很逼真，其实要做到这一点并不犯难，把凶器放在纸上直接描下来就行了；至于血珠，看着好像自然，但仔细分辨就会发现，那是从另外的什么画上用描图纸先画出轮廓，复制到信纸上然后再上的色。

　　亓舞牧从办公室的保险箱里取出凶器，放到信纸上一比照，果不其然！

　　接下来，轮到尹小白发表意见，他提出一个问题，从信封上的笔迹判断，写信人多少还是有点儿文化功底的，比如字写得就比他这个“小黑”漂亮得多。那么，写信人为什么不写上几句话，而是要画一张图作为警告呢？况且，根据老陈的说法，写警告信的这厮在绘画方面纯属外行，可能比我都不如——说到这里，尹小白随手在一张空白纸上几笔划拉出一把西洋匕首，众人瞧着都表示赞赏，连陈君临也翘起了大拇指。

　　尹小白也不谦虚：“这是一把西班牙海盗专用的匕首，比小攮子难画得多，我……”忽然瞥见专案组长的眼神，他连忙打了个哈哈转换话题，“Sorry！言归正传。对于那主儿来说，画画比写几句话应该更犯难些。可他为什么舍易求难呢？这一点我觉得似乎反常。再者，刚才老陈说过，这张图上面的血珠可能是先用描图纸把其他图画上的图案描出轮廓再复制到信纸上的，我想这图案可能也包括雨珠、水珠之类，再往下想，这厮搞得这么复杂，会不会弄了不止一封警告信？也许正因如此，他才不写文字而是要用图画作为警告信的内容。我们是否有必要对其他四名被害人也做一个调查，看他们是否也收到了类似的警告信？”

　　尹小白的观点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亓舞牧立刻接过话头：“小白分析得有道理！五个被害者会不会只是一系列凶杀案的开始？凶手的名单上会不会还有其他对象？这个，我们需要向领导报告，通知全系统对此进行有效防范。现在散会，大家马上分头去走访其余四名被害人的单位和家庭，看看他们是否也收到了警告信。”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其余四名被害人都收到了警告信，其中陈明贵、郑应富是寄到家里的，洪秋笙是寄到市局的，信封上的邮戳日期与郭振堂收到的那封相同，而且都是同一邮局寄出的。黄瘦竹收到警告信后将其烧毁了，只在台历上注了一笔，曰：今收滴血匕首图片一纸，无聊至极，付之一炬。

　　那么，收到这种喋血警告信后，五个受害人为什么都没有张扬此事，甚至没跟供职的警务机关领导说一声？这种情况如果换一个城市、换一个时段，肯定会被当事人当一回事的，可是，在1949年12月的广州，就另当别论了。

　　当时的广州，敌特分子活动猖獗，给人寄警告信算不上新闻，寄子弹、毒药的都有。对于收信者来说，收到也就收到了，大多不愿报案，也缺乏向领导汇报、跟同事说一声的兴趣。特别是此刻正在侦查的五命系列案的被害人，都是留用警察，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他们积极追求进步，主动加班加点，热情为群众服务，有人甚至还向上级递交报告要求减薪。一旦有什么急难险重的任务，更是争先恐后冲在前头。试想，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如果谁收到警告信，他会拿出来吗？这位，您这是干啥？出风头？炫耀？

　　事后经内部调查，不仅是公安局，全市各机关的留用人员收到诸如书面或者电话等形式警告的，占大约九分之一的比例。郭振堂、陈明贵、郑应富、洪秋笙、黄瘦竹显然都没对此事引起重视，认为这不过是一封寻常警告信，当不得真的，就更不会去惊动领导了。

　　但是，既然占不小比例的留用警察都曾接到过警告信，为什么其他人没被谋杀，恰恰是这五人不幸遇害了呢？专案组决定对此进行调查。如此，调查方向就由原先的两个增加到三个，除了攮子和女护士两条线索，还要调查五名被害人的历史情况和社会关系等。

　　访查女护士这项由亓舞牧、陈君临两人带着分局临时调派的六名侦查员进行。一干侦查员先列出了目标的个体特征：年龄在三十岁出头，身材矮小，体态偏胖，鹅蛋脸，烫中波浪发型，发色偏黄，操广州本地口音；穿浅色外套、黑色灯心绒裤子，足蹬白色运动鞋；对医院情况似较熟悉，能熟练操作注射器械，动作麻利。

　　根据上述特征分析，侦查员认为该目标系广州人氏，应该接受过医务专业训练，很有可能从事过较长时间的护士职业；从其动作麻利、心理素质稳定这两点判断，应曾供职于正规医院的外科手术室、急诊室之类的岗位，不排除有过战地医务经历。

　　鉴于黄案发生时该医院有医务人员注意到该女所穿白大褂胸前未印医院名称，估计其作案时所穿的那件白大褂应是来自私营小诊所。侦查员认为这倒是一个寻觅其踪迹的切入点，亓舞牧决定先去市卫生局了解全市私营小诊所的情况。

　　卫生局提供的私营诊所数字使侦查员暗吃一惊，广州全市二十八个区竟然有三百七十多家私营诊所。亓舞牧跟陈君临商量：“挨家挨户走访恐怕不大现实，弄个人仰马翻不说，时间也耗不起。老陈你是本地人，又是长期在广州市区活动的，肯定熟悉社会情况，此事看来要请你拿主意了。”

　　陈君临思索片刻：“据我所知，并不是每个私营诊所都有女护士，比如一些小诊所，或者牙科诊所，可能就只有一个男医师，先把这些诊所从调查名单中剔除就是。剩下的数字可能还是有点儿惊人，我们可以翻翻解放后卫生局的登记表，诊所的医生、护士各多少人，姓甚名谁，是男是女，应该都有记录，然后再把有女护士的诊所挑出来。这么一来，范围又缩小了一些，我们八个人再分头前往调查。”

　　这一查，很快就发现了一条线索：东山区署前路“明康诊所”12月17日晚遭窃，窃贼什么都没动，只把一件小号白大褂连同帽子一起给顺走了。由于损失微小，所以诊所并未报案。

　　前往走访的侦查员是东山分局治安股的老金，他跟诊所五名医护人员聊下来，得知窃案发生前一天下班前，曾有住在附近的一个男青年前来诊所询问治疗老年关节炎的情况，还貌似随意地打听白大褂在哪里可以买到。护士回答说，市面上并无白大褂出售，各医院、诊所需要的白大褂都是凭营业执照向厂家直接购置的。青年似乎有点儿失望，离开后，大家也都没当回事，结果，次日晚上就遭窃了。

　　专案组对此自是要作出反应，就把提供情况的女护士阿娟请到管段派出所，让所长把一干户籍警集中起来，听阿娟对那男青年的外貌进行描述，对照着回忆自己管段内是否有这么一个主儿。陈君临则边听边画，一连画了好几张。

　　阿娟说完，有三个户籍警开口了。一个说这个对象跟我管段里的某某某相似；另一个说这主儿好像是17号院里的混血儿假洋鬼子；第三个则说好像是我管段里“熔旺煤球行”的小开叶惠良。专案组长亓舞牧把陈君临刚刚根据阿娟的描述画的那几张画像拿给三个警员看，他们却没有反应。又给阿娟看，阿娟也是摇头，说不像。亓舞牧便让她重新陈述，陈君临对画像进行修改。没想到陈君临的那份灵性此刻却发挥得不咋样，修改了好一阵也未获得阿娟的认可。亓舞牧正感失望，一直没有开过腔的户籍警小何说话了：“我想起来了，我管段里有一个叫阿勇的，可能就是你们要寻访的对象！”

　　二十一岁的阿勇出身武师家庭，家里原是开武馆的，他自小跟着老爸练功夫，一手咏春拳打得像模像样，抗战胜利那年不但获得过广州市国术大赛少年拳术组亚军，实战能力也不错，前年秋天一个夜晚路遇抢劫，曾以一敌三打跑了三个流氓。这时他家的武馆已经关闭了，其父受邀担任“亚细亚机器厂”钟老板的保镖，兼任钟家子女的国术教练，两份收入颇丰。阿勇是独生子，家里上下都宠着他。他长到这么大了还没份像样的工作，却也不缺钱钞用，家境不错，加上社会上巴结他的狐朋狗友不少，日子过得倒也蛮滋润的。

　　此刻，户籍警小何怀疑上他，倒并非这小伙儿会拳术，跟陈君临的即兴划拉也没有关系，而是突然想起了上周下街巷时偶尔听居民聊起的一桩传闻——

　　阿勇被他那保镖兼教头的老爸揍了一顿，据说这是这小子出世以来所挨的第一顿揍。挨揍的原因呢？那天，阿勇到“亚细亚机器厂”去，跟厂医务室的一个护士套近乎，两人谈得很热络。可是，阿勇告辞后，那护士发现自己挂在墙上的白大褂连同帽子不翼而飞了！这姑娘倒是没怀疑到阿勇头上，但丢失了白大褂，要从薪水里扣下相应的钱钞才可重新申补。那年头儿工厂员工收入不高，姑娘一急，禁不住就哭起来了。这一哭，惊动了同事，听说丢失了东西，马上通知厂保安队。保安队来人一了解，就疑上了不速之客阿勇。队长去董事长办公的那幢小洋楼找到保镖老任，悄然说了此事。老任武师出身，讲江湖，自是知道对方来访是什么意思，便说此事由我处置，若真是犬子所为，准保完璧归赵。

　　当晚老任回家后直趋阿勇卧室，见墙角衣帽架上赫然挂着一件白大褂和一顶白色医务无檐帽。大怒之下，从床上把业已熟睡的阿勇揪起来，没头没脑揍了一顿。这下惊动了全家三代，顿时，老母妻子女儿女婿都像出了火警似的出动，围着站着坐着跪着，老母哭妻子闹，女儿女婿哀告，总算把老任拉开。

　　户籍警小何并未把这件事当成什么治安纠纷，听过算数。而“明康诊所”遭窃后因损失微小也没报案，派出所并不知道。如果不是今天专案组侦查员来寻访线索说起诊所失窃白大褂之事，他肯定就把老武师教训儿子的传闻丢到脑后了。刚才在旁边听了片刻，他寻思同样是跟白大褂相关的事儿，会不会跟老任的儿子有关呢？

　　小何这一说，顿时引起侦查员的兴趣。亓舞牧当即要求派出所看看老任家的户口底档里是否有阿勇的照片。建国初期城市户籍管理并未要求每个上户口的成年人必须提供本人照片，那时的经济条件普遍不高，付不起照相钱钞的家庭不在少数。亓舞牧要查看的所谓户口底档，其实是日伪时期成年人领取“良民证”留下的照片。所方查了查，没有。

　　小何想起辖区居民老时是太极拳好手，抗战胜利那年也参加过广州市国术大赛，获得了成年太极拳组季军，小何曾在他家里的墙上看见过一张全体获奖者的合影，记得老时还指着照片跟他说过，本街坊有两人获奖，另一人是阿勇，就是站在他前侧的那位。当下一说，亓舞牧即要求借来一阅。

　　稍后，照片取来了。请阿娟辨认，说“很像”。

　　亓舞牧跟陈君临商量下来，放弃了立刻拘拿阿勇的打算。五命系列案案情重大，阿勇又身怀武技，他们担心白日传唤不稳当，万一发生差错打草惊蛇，会影响整个案件接下来的侦查。于是，决定先悄然监视任宅，待深夜采取行动。

　　对付咏春拳亚军，而且必须保证生擒活捉，专案组自然要五名侦查员一齐出马。作为华南分局社会部的情报骨干，他们不一定算得上身怀绝技，但擒拿格斗方面都是拿得出手的，尤其是亓舞牧和张百行，一个是家传武学，一个拜过名师，而且实战经验丰富。行动时排出的阵势是：亓舞牧、张百行两个同时出马打头阵，麦善谋、陈君临跟进，尹小白殿后。

　　当天午夜，专案组全体出动。两辆美制小吉普开到距任宅一箭之遥的街口熄火停车，五名侦查员悄然朝任宅逼近，行至宅前，黑暗中闪出派出所长，以手势示意目标在宅内。亓舞牧一努嘴，尹小白手脚并用，以猿猴般的轻灵动作攀到行道树上，稍作观察，悄无声息地下到地面，朝专案组长亓舞牧点点头——院内各个房间已经关灯，岁末严寒天，老任全家料想已经各自安歇了。

　　那就开始行动吧。按照计划，为防对方持有武器，故不采用破门而入的方式突入宅内。任宅大门上安装着司必灵锁，但里面又上了粗杠门闩，尽管专案组五位都有开锁技能，此刻却是没什么用处，只好翻墙而入再从里面把大门打开。这活儿又是尹小白的，他的搭档大个子张百行充当人梯。尹小白站在他肩膀上，两手攀住墙头一个引体向上的动作，无声无息地进入院子。

　　哪知，尹小白刚溜到大门后取下门闩，只听身后一阵风声，情知有异，一手打开司必灵锁，一手从怀里掣出手枪，同时脚下移动闪离原位。饶是如此，还是被人一脚扫在小腿上，顿时失去平衡摔倒在地。

　　偷袭者正是缉拿对象阿勇。事后专案组根据现场痕迹以及向其家人拳友了解到的情况分析，阿勇正在习练气功，每天午夜后须露天站桩个把时辰，当时阿勇已经处于类似老僧入定的状态，这时的感觉是整个人仿佛站在水底下，对外界的感受比较朦胧，而且靠的不是听觉和视觉，而是一种类似直觉的感应。阿勇无声无息地往那儿一戳，还是站在树下的阴影里，尹小白攀墙而入时竟没有注意到。他进入院子时的动静很小，但取下门闩发出的响声，却被阿勇感受到了，换句话说，是把入定状态的阿勇惊醒了，于是迅即出手。

　　这时大门已经打开，亓舞牧、张百行两个几乎不分前后地冲了进来，双双直扑阿勇。阿勇果真身手不凡，把咏春拳拳掌快疾、步法灵活、防守严密、攻守同期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专案组的突击行动失去了突然性，亓、张两个打头阵出其不意下手拿获阿勇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不得已和阿勇缠斗在一起，一时难解难分，另两个助拳的侦查员麦善谋、陈君临随即加入战团，混乱中，不知谁“哎呦”了一声，被阿勇一拳击翻在地。

　　几个回合斗下来，屋里睡觉的人都被惊醒，任老拳师以为家里来了贼人，只穿着棉毛衫裤，手里提着一柄雪亮的单刀冲出来，被亓舞牧一声大喝“公安执法”吓了个激灵，驻步呆立。趁这个空当儿，阿勇避开张百行的一记飞腿，纵身上蹿，双手抓住二楼阳台栏杆飞快攀爬上去，继而又踩着阳台栏杆，探身反手攀住屋檐边缘，一个鹞子翻身，竟然上了房顶！

　　专案组事先了解过任宅的建筑结构，知道该宅没有后院，后墙与邻家连砌在一起。现在阿勇上了自家屋顶，只要纵身一跃，就可以跳到邻家屋顶上，专案组没在周边邻居处布防，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就只有干瞪眼了。情急之下，不知谁喊了一声：“开枪！打他腿！”

　　话音未落，枪声真的响了！这一枪的后果，使专案组原先想通过讯问阿勇获取突破口的希望变成了一个肥皂泡——阿勇死了！

　　阿勇的直接致死原因，倒并非一枪毙命。那一枪是张百行打的，小伙子是杂技世家出身，又是武术好手，虽然接触枪支比较晚（从北平撤往解放区后才开始摆弄枪支），但于枪械却有点儿天赋，加之喜欢钻研，到1949年2月初以接管干部身份进入北平城时，枪法已经练得不错，在接管干部中小有名气。

　　行动前，专案组长亓舞牧强调过多次，必须抓活的，因为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方唯一的有效线索，指望将其拿获顺藤摸瓜。在驱车前往任宅的路上，亓舞牧再三叮嘱，“没我的命令不能开枪”——其实这话也不过说说而已，如果真的需要开枪解决，那亓舞牧的动作比谁都快。亓舞牧是锄奸英雄，长期从事锄奸工作，那是要真刀真枪和敌人玩命的，枪法不是一般的出色，说他是神枪手也当之无愧。

　　亓舞牧寻思，他这么一下令，肯定是没问题了，哪知张百行竟然擅自开枪。要说张百行这一枪的准头还是不错的，打在阿勇的右小腿上，并不致命。问题是，阿勇当时站在房顶的边缘，突然间腿上挨了一枪，自是立足不稳，一头栽了下来。出于练家子的本能，下坠过程中，他下意识地调整体位以减轻坠地造成的伤害。但小腿骨头被打断了，这种调整就不太到位。调整不到位，其后果是比不调整还糟糕，竟是头部先着地。如此，就摔断了脖子，一命呜呼了。

五、杀人灭口

前面说过，亓舞牧这人虽然长相斯文面皮白净，但脾气却是不敢恭维，和尹小白初次见面，因为听不惯对方的江湖口吻，就能声色俱厉出言训斥让尹小白下不来台，由此可见一斑。当然，此刻当着分局、派出所的十几个警员，他还不至于立马发作，脸色依旧如常，指挥众人检查尸体、勘查现场、搜查任宅，直到通知市局派车把尸体拉走。忙活了一晚上，众侦查员返回驻地时，鸡鸣声已是此起彼伏连绵不断。

待侦查员们吃过简单的夜宵，就听见亓舞牧在院子里吹响了集合哨。五人在驻地小会议室内坐定，陈君临知道亓舞牧没吃东西，给他带了两个馒头。亓舞牧点头示谢，微叹一口气：“此刻纵然是山珍海味我也咽不下啊！诸位，现在开会，为啥事儿大家自是心知肚明。”说到这儿声调倏地拔高，“张百行！”

张百行已有心理准备，应声起立：“有！”

“你小子就站着回答问题——是你开的枪没错吧？出发前我再三交代要抓活的，你肯定听明白了，那为什么还要冲目标开枪？”

“报告！因为那主儿身手利索，已经上到屋顶，如果不把他打伤，只怕他就开溜了。” 　　“是你自己想开枪？还是因为听了其他人的提醒开的枪？”

“是我自己下意识开的枪！”

亓舞牧一声冷笑：“前面把开枪的动机说得很清楚，现在又说‘下意识’……”说着一拍桌子，“下意识个头！一边儿站着去，面壁反省！”

张百行遵命照办。亓舞牧依旧满脸寒霜：“继续往下捋——你们三个，是哪位在现场咋呼开枪的？”

尹小白起身几步走到墙边，和张大个子并排面壁而站：“是我。”

亓舞牧是何等人物，在现场就听出嚷嚷开枪的是这黑小子。原以为尹小白会装傻不认，没想到这主儿干脆主动面壁了。

“你叫别人开枪，你自己为什么不开枪？”

“我给那主儿整了一招扫堂腿，现在走路还瘸着呢，那当口儿站都站不起来。目标已经上房了，我在地上那个角度瞄不到他的腿，只能打上半身，现移动找合适的角度也来不及了，情急之下，张嘴就嚷了。如果要追究责任，跟张百行没关系，由我全部承担就是！”尹小白依旧对着墙壁，一口气还说了这么多，这场面看上去就显得很古怪。

亓舞牧“哼”了一声：“有我亓某在，谁能从我的枪口下开溜？你们俩，都转过身来！” 　　呈现在亓舞牧眼前的是两张明显不服的脸，尤其是尹小白，嘴角微微上翘，露出一丝微带嘲讽的坏笑。亓舞牧沉声低喝：“尹小白、张百行听命！向右转，起步——走！”

尹、张两个年轻人以及坐在一边的麦、陈二位，都以为亓舞牧要把两个闯祸分子撵出会议室，没想到亓舞牧却让他们在另一侧墙边的大黑板前驻步。亓舞牧用粉笔在黑板上寥寥数笔，就把现场草图勾勒出来了，嘴里一边念叨着在场人的名字，一边用粉笔标出所在位置，然后把尹小白的位置、他自己站立的位置以及目标阿勇的位置划上连线：“尹小白，你先看这个，当时现场是不是这样？”

尹小白缓缓点头：“是。”

“你再看这个……”亓舞牧接着又画出任宅以及周边房顶的俯视图，用虚线标出目标当时可能逃窜的三个方向，甚至估算出了他自己的位置与这三个方向之间的夹角，画完，他盯着尹小白，“明白了吗？”

尹小白没上过一天学，靠着自学识得几个字而已，此刻面对亓舞牧勾勒出的几何草图，一脸茫然。

“张百行，你是读过大学的，给他讲讲。”

不想尹小白心眼玲珑剔透，张百行还没开口，他的脸上已然露出顿悟的表情：“我看明白了。组长您这是说，目标当时只有三个方向可以逃窜，不管他往哪个方向逃，您所在的那个角度，都可以轻松击中他的腿。最关键的是，阿勇当时站在房顶的边缘，在百行那个角度射击，阿勇身子向后倒，肯定是头朝下直接从房顶栽下来，而从您那个角度射击，阿勇首先会倒在房顶的斜坡上，即便是从斜坡上滚下来，也不至于摔断脖子了……”

亓舞牧微微点头：“明白了就好。不过呢，当时那个情况，稍微犹豫一下就可能丧失战机，所以也不全怪你们。这件事由我承担全部责任，我会向上级写报告说明的。”

这话让尹小白颇为感动：“组长，还是由我承担责任吧。”

亓舞牧摆摆手：“你们俩坐回去吧，这事就这么定了。”

“要不，咱俩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尹小白还想讨价还价，见亓舞牧盯着自己的眼神又凌厉起来，赶紧闭嘴。

现场复原完毕，亓舞牧说到正题：“目标见阎王去了，咱们得重新查线索。尹小白、张百行，你们二位昨天外出调查的结果如何？昨天一回来就点了你们的将，让你们参加缉拿姓任的那小子……我记得你俩昨天返回驻地时好像一副兴冲冲的样子，不知是否可以理解为，那两件凶器有眉目了？”

“组长您真行，火眼金睛啊，什么都瞒不过您。”虽然是夸组长，尹小白的语气却显得相当得意——当然是得意自己了。

亓舞牧最看不惯的就是他这一套，不由皱起眉头：“那就快汇报吧，天都快亮了，长话短说！”

前天，尹小白、张百行两个调查命案凶器的来源，运气还不错，到傍晚总算查明，当年“见血堂”的这批攮子被日军宪兵队收缴，送维持会治安处了。治安处就是日伪时期的警察机构，侦查员推测，解放后接管的广州市警察局应该有这方面的档案记载。昨天他们本打算一早就前往市局查阅这方面的资料，不想出了警告信的事，又是开会分析又是分头找受害人家属了解情况，小半天时间就这么过去了。等他俩腾出工夫赶到市局，已经快中午了。

在市局倒是比较顺利，很快就在旧档案中查到了当年“见血堂”被收缴的那批特制攮子的下落：起初是在治安处封存，稍后，广州汉奸政权成立，治安处转为日伪警察局，那些攮子就继续封存在警察局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日伪警察局，清点物资，登记造册。档案显示，在移交物资账册的草稿上有关于那批攮子的记载，总共五十把，按编号顺序盛放于五个木盒中；但在正式移交的物资账册中，却不见这些攮子的记录，随同消失的还有其他一些物资，都是些不值钱的零碎物品。估计是负责清点物资的人员认为过于繁杂，而且也不是什么重要东西，干脆就清理掉了。

清理掉也该有个去处吧？侦查员向市局人事处打听，得到了三个名址，说这三人是当年日伪警察局负责管理收缴物品的警官，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警察局留用，工作也没变，依然是管理收缴物品。不过，广州解放后，这三人都未被新政权留用，各自回家了。

尹小白、张百行便按照名址前往走访。第一个姓谢，家住高第街，过去向派出所打听，答称有这么个人，但在上月已经病故。尹小白在香港从事秘密工作多年，杀人灭口这种事听多见惯，寻思怎么这么巧？会不会有诈？把怀疑跟张百行一说，张百行提议，不如登门了解一下。两人向谢家以及邻里多人打听下来，得知老谢真的是病殁了，他患有高血压，上月孙子满月，摆宴庆贺应酬亲朋好友时喝酒过量，情绪过于亢奋，当场犯病，送医不治。于是，灭口猜测被排除。

第二个对象姓苏，住在万福路。也是先去派出所，进门前尹小白直犯嘀咕，心说这老苏千万别也弄个心脏病脑溢血什么的。一问，老苏身子板儿倒是硬朗着呢，不过没法儿见面——广州解放一周后，他就去香港投奔其经商的儿子了。

第三个对象叫苗求旺，谢天谢地，这人不但活得好好的，而且想去哪儿也去不成，只能老老实实等着侦查员来调查。怎么说呢？三个星期前，苗求旺早年参与帮会活动致人死亡之事被检举，现正关押于小北分局看守所。

这回真是撞着了运气，苗求旺不但知道攮子封存之事，而且恰是1945年秋处置那五十把攮子的经手人。他对这事记得很清楚，言之凿凿地说，当时是把那些从封存物资中清理出来的零碎物品拿到马涌旧货市场上出售了，所获钱钞则被他们几个负责处理物资的警员瓜分。那些攮子，由于是整卖，问价的人不少，真下手收购的却没有。尽管花不了多少钱钞，但一下子吃进五十把匕首，容易引起坊间议论，再说又不准备做强盗头子，搁在家里干什么？到了第三天，苗求旺正准备禀报上峰，请求拆零出售，忽然来了一个买家。

这个买家跟苗求旺相识，名叫伊勒德，家住小北区小北直街（今小北路），坊间都唤其“老伊”。老伊是蒙古族，祖籍归绥，生于广州。老伊之父是清末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戈什哈，精通摔跤，拳脚功夫也厉害。这种家庭讲究传承，老伊自幼就习练摔跤、格斗。十六岁时，他报名参加两广青年摔跤大赛夺得名次，正盘算着藉此谋得一份理想的职业，辛亥革命爆发了。其父当时任广州新军武术教头，据说已经投靠革命党，但不久突然失踪。

失去父亲的庇护，老伊开始走下坡路，干过武馆武师、私人保镖、中学体育教师、银行守夜人等职业，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度在日伪警察局当巡警。后来，被一学生说服，赴重庆担任警备司令部武术教官。战后，老伊回到广州，用复员费作本钱经商，赚了点儿小钱。老伊就是在抗战前期供职日伪警察局期间跟苗求旺相识的。

老伊出身武人家庭，酷爱冷兵器，他的名字“伊勒德”在蒙古语中就是“战刀”的意思。因此，他所做的买卖门类中就包括贩卖各种冷兵器。闻知警察局抛售的封存物资中有“见血堂”的攮子，就奔马涌旧货市场来淘宝。他跟苗求旺相识，价钱上可以商量（老苗有在一定范围内削价之权），谈拢后，就把五十把攮子一股脑儿全买了去。

总算探得攮子的线索，尹小白、张百行两个都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这时已是下午五点，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立刻按照苗求旺提供的地址前往拜访。

跟老伊一见面，两个侦查员颇为吃惊。之前听了苗求旺的介绍，在他们的想象中，今年不过五十来岁的老伊应该一副虎背熊腰宝刀不老的模样，哪知眼前却是一个老态龙钟、说话含糊、口水流淌的病者。陪同前往的户籍警小柳告诉侦查员，早在两年前老伊就已经中风，这可能与其长期嗜酒有关；今年初夏，又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一直是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不过，老伊的神志还算清楚，如果你们需要问什么问题，他应该能听明白。他也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前不久武汉市公安局的便衣来外调，他就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况。

张百行闻言松了口气，连声说：“这就好！这就好！”

尹小白刚想附和，却见小柳微微一笑，就知道对方还有交代。果然，小柳继续说，想要老伊配合，得满足两项条件——

其一，他是蒙古族人，嗜酒，酒量还特别大，年轻时一顿喝两斤烧酒，喝完没事人一样，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让他摔跤的话，力量比平时更大，技艺也发挥得特别到位。中风后照样嗜酒，只是不能再做生意，他平时大手大脚的没有积蓄，生活全靠亲友救济——他没有结过婚，至今孤身一人。所以呢，喝酒的机会基本没有了。他现在最盼望的就是逢年过节，亲友接他去吃饭，他可以喝个痛快；还有就是有人找他外调。不管什么来头，哪怕是北京公安部的，找他了解情况就必须请他下馆子，寻常的鸡毛小店还不行，必须是招牌叫得响的饭馆。他最喜欢去的是“祥元阁”，菜讲究，酒更是特别讲究，须得由他自己点，他点的肯定都是名酒，价钱自然便宜不了。 　　其二，老伊喝够了酒，心绪大顺，思路特别活跃，记忆超常发挥，问他什么，只要他知道的，准保知无不言，绝不会随便诌几句忽悠人。不过，不论是您二位，还是派出所民警，或者是邻居，都休想听得懂他说的话。自打中风后，老伊说话口齿不清不说，还经常夹杂大量蒙古话，所以，得有人在旁边翻译。担任翻译的人既要懂蒙古话，又要分辨得清他含糊的口齿，还得耐心。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人只有一位——老伊的嫡亲外甥姜孝顺。

侦查员听着，觉得这两项条件似乎不难，请老伊下馆子只要公家掏钱就是，向亓舞牧申报应该不会打回票，前面已有先例，请李老大吃早茶就是。劳驾姜孝顺做译员，应该也没有问题吧？尹小白问：“不知这位姜先生是何许人？操何营生？”

小柳说：“姜孝顺是小北区税务所的留用税务员，平时表现不错，人缘也好。如果你们同意，那我就打电话通知他，还得跟税务所领导说一下，要给姜孝顺放大半天假，让他明日午前过来把他老舅接到馆子去。”

尹小白问张百行意下如何。张百行说：“当然没问题，不过经费得由你老弟去跟组长说，不知怎么的，我好像对老亓有点儿憷头。这是心理障碍吧……”

接下来就是征求老伊的意见。尹小白凑到老伊跟前：“不知您老明天中午是否有空闲，咱们准备请您吃个饭，万望赏光。”

老伊说话有障碍，听觉没问题，刚才小柳说的那番话他早已听进耳朵，此刻连连点头，一张斑驳陆离的老树脸面上笑意盎然，嘴里呜呜地说着什么，侦查员和小柳一句也没听清。老伊哆哆嗦嗦从破藤椅的棉座垫下面取出几张纸，张百行接过一看，竟然是点菜单子。老伊识字，眼睛也不老花，手指在其中一张单子上点了点。小柳看看那张单子，说看来他是选中“祥元阁”了。一问，果然点头。

于是就约定明天中午饭馆见，之前由姜孝顺来接老伊过去。

尹小白一五一十把上述情况说了一遍，亓舞牧点点头：“像老伊这样的角色，应该是老江湖，他已经听清了专案组想了解什么情况，既然肯接受饭局邀请，那就说明他是知道那些攮子的去向的。明天……哦，是今天，你俩去会会他。经费没问题，我这就开条子给你。”说着亓舞牧看看手表，“哦！已经四点了，你俩先去休息。老陈、善谋，你二位暂留片刻，咱三个再商量一下如何调查阿勇生前的社会关系，分析分析黄瘦竹案件的线索。我们兵分两路双管齐下！”

因为有使命在身，尹小白、张百行两人不敢贪睡，上午起来，两人先去华南分局，尹小白拿着专案组长亓舞牧开的条子去财务室领中午请客的费用。财务是个女同志，拿着条子看了又看，好像怀疑这是尹小白伪造的。又是打电话核实，又是请示领导，耽误了不少时间。实在看不出有啥破绽，这女同志还不肯放款：“我记得你前天刚来领过一笔钱，怎么转眼就花光了？”

尹小白好不耐烦：“你就甭管怎么花的了吧，只要手续齐备，别说我隔三天来领一次了，就是一天领三次你也得给啊。我说，你是不是在拐着弯儿打听我们专案组的办案情况？” 　　听了这话，财务果然紧张，只好给办手续。

这么一耽搁，时间就有点儿紧了。尹小白扯上张百行，开了摩托车就走。张百行倒是有心，给揣了两个馒头，说由他驾车，让尹小白坐着把馒头啃了。尹小白说不饿，还是由我来开车吧，广州的路你没我熟。他心里打的如意算盘是：不吃早饭也好，清空肠胃，中午请伊老爷子时多上几个硬菜，老子好好吃一顿。

没想到，老天爷大概是成心不想让他打上这顿牙祭。这天道路有些堵，尹小白抄近路七拐八弯，总算在约定时间前七八分钟赶到了“祥元阁”。昨天傍晚，小柳已经奉侦查员之命来这里订了二楼一间小包房，尹、张两人入内，跑堂奉上毛巾香茶，两人慢慢喝着，寻思姜孝顺和老伊应该很快就会到了。可是，转眼过了二十分钟，却没动静，侦查员不禁觉得有些奇怪。

先前跑堂已经进来问过是否要点菜，尹小白寻思跟这种江湖人物打交道，要讲究礼数，说等客人来了再点。这时，跑堂又叩门而入。张百行以为还是催他们点菜，就跟尹小白商量，不如先把菜点了，酒可以等老爷子到了之后让他亲自点。谁知跑堂说的却不是这事，他告诉两位侦查员，对面“兴隆汽修厂”的门房过来说，有一个电话请二楼包房的客人去接听，来电人姓姜。 　　两个侦查员闻言几乎同时一跃而起。奔下楼梯时，尹小白对张百行说：“我去接电话，大哥你把摩托开到对面工厂门口——肯定出事了！”

由于过于着急，尹小白下到底楼时，跟楼梯侧边走过来的一个中年男子撞到一起，两人各打了个趔趄。尹小白随口道声“对不起”，快步出门穿过马路直奔对面的汽修厂。

昨天派出所民警小柳陪同尹小白、张百行走访老伊时，跟老伊约定，通知其外甥在十一点钟赶来把老爷子接往饭馆，之后以警方名义跟区税务所和姜孝顺本人通电话时也是这样说定的，姜做这种特殊翻译已经不是第一回了，一口答应。税务所有一辆三轮摩托，是用出售废旧物资攒下的钱淘旧货和零部件再请人拼凑起来的，这天中午就给姜孝顺使用了。姜在十一点前驾车赶到老舅这边，却是铁将军把门，不禁奇怪，向邻居打听，得知有人把老伊接走了。

姜孝顺不知道此次找老舅外调的是“55小组”的侦查员（“55小组”在内部也是保密的，派出所民警小柳以为尹、张二位是市局刑警），更不知对方想要了解什么情况，只道和以前的几次外调差不多，无非是解放前某某人某一段时间在广州或者重庆的活动诸如此类。所以，他也不太着急，以为老爷子是被外调警员接走了。

既然老舅被接走了，那就直接去饭馆吧。姜孝顺开着摩托来到巷子口，路过卖烤红薯的小摊，见摊主正好闲着，就上前打听刚才老伊是不是从这个巷口离开的。摊主说没错，一个男子搀扶着老爷子到了巷口，招停了一辆出租车，两人上车走了。摊主还告诉他，接走老爷子的那个男子不像公家人，四十来岁，黑色西装，外罩咖啡色薄花呢风衣，头戴蓝色宽檐帽，高鼻梁上架着一副浅褐色细框眼镜，那副装束派头，像是富家公子之类。

这下姜孝顺心里犯嘀咕了，干脆先给饭馆这边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外调警员把老爷子接走的。 　　尹小白听姜孝顺如此这般一说，便知情况不妙。挂断电话后，寻思看来要先去小北直街走一趟了。这才想起刚才从饭馆出来时曾让张百行把摩托车开过来，怎么这会儿没见动静呢？正想着，忽见一个伙计从饭馆里跑出来，隔着马路就冲他挥手大喊：“这位先生，您的同伴请您赶紧过来，这边出大事啦！”

饭馆里确实出了大事。刚才尹小白急匆匆跑出去到对面汽修厂接电话，张百行按照尹小白的吩咐，打算出门去开摩托车，却被跑堂拦住，让结了账再走。张大个子听不懂粤语，费了半天口舌才让对方明白，自己虽然订了包房，但并未点菜，只喝了一杯饭馆免费提供的茶水，现在有急事必须离开，又出示了市公安局的证件。就在这时候，另一个跑堂突然发出一声惊叫。

底楼楼梯侧面有一个用活动屏风拦出的雅座，负责往那个雅座送菜的跑堂慌慌张张跑出来，说这里有人生急病昏迷不醒，像是已经断气啦！张百行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也缺乏特别敏感的直觉，听到这一消息，并未马上跟自己正在侦办的案子联系起来，他只想着赶紧出去发动摩托车，和尹小白一起去小北直街老伊的住所，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情况，为什么老伊到现在还不过来？

大概是为了抢救的需要，饭馆伙计按照老板的吩咐撤去了雅座屏风。正要迈步出门的张百行目光扫过雅座，顿时站住了。跃入眼帘的是一件脏兮兮的美式军大衣和一顶明黄色无檐绒线帽——这不是昨天伊老爷子的打扮吗？赶紧上前查看，果然！

张百行是专案组五名侦查员中参加革命最晚、办案最少、历练最浅的一个，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突发情况。但他毕竟是华南分局社会部领导精挑细选出来的，能加入“55小组”的人，素质都不一般，他也只是在最初几秒钟里懵了一下，随即就作出反应，立刻出示证件上前喝令老板、伙计退后，拦住围观食客，然后指派一名伙计把正在对面汽修厂门卫室接听电话的尹小白唤过来。

两人一检查，发现老爷子已经断气，但还是让老板去对面打电话叫救护车送医院抢救。断气不是断头，是有抢救及时活过来的先例的。

等候救护车时，尹小白悄声对张百行说：“看来，咱们的对手非常厉害啊！”

张百行咬牙切齿：“竟然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下手，真是胆大包天啊！”

尹小白点头：“看来是老手，待破了案，我得好好跟这主儿聊聊。”

说这话时尹小白还不知道，其实他已经跟杀害老伊的凶手见过面了——就是刚才他从二楼下来时不小心撞上的那位。

六、小号白大褂

获悉老伊突然死于“祥元阁”，专案组长亓舞牧跟尹小白的感受差不多。对手抢在老伊的外甥姜孝顺之前把老伊骗离住所，要说为了安全起见，应该到别处下手，或者哪儿也不去，干脆就在老伊家里动手得了。可是，凶手却把老伊送到侦查员的眼皮底下杀害，这也太猖狂了！

他当即把电话打往广州市公安局，以华南分局社会部的名义，要求立刻指派刑警、刑技鉴定员、法医前往“祥元阁”现场。随后，他叫上麦善谋、陈君临一起驱车前往饭馆。途中，亓舞牧想到一件事，停车借用一家公司的电话跟老伊住所地的管段派出所联系，要求马上派员前往伊宅，严禁任何人（包括亲属）进入；如有非亲属前往，则暂行扣留，待专案组侦查员到场后处置。

赶到饭馆时，市局人马已经抵达，由于没有接到亓舞牧的勘查指令，只是把饭馆包围起来，会同分局、派出所警员对包括饭馆东伙、食客在内的所有人进行登记盘查。尹小白、张百行则把屏风重新架起来，守护现场。

现场勘查未能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对饭馆东伙和食客的询问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收获。那么，老伊是怎么来的呢？

据底楼跑堂伙计说，今天中午食客比平时多一些，两个伙计忙于点菜、上菜、擦拭桌子以及奉上茶水毛巾，就没像平时那样站在门口迎宾。等到看见那个病恹恹、拄着一根竹杖的老头儿时，他已经被人扶着走到楼梯口拐弯处了。搀扶老头儿的那个先生显得很有派头，衣着打扮也体面。两人坐下后，那位先生就吩咐架上屏风，特地关照说老人怕风，让用厚布条把屏风连接处的缝隙蒙上。伙计一一照办，那先生看着觉得满意了，随口报了几样菜肴，又要了两瓶茅台酒。酒菜上齐，那男子吩咐跑堂：“不招呼你，不必来打扰。一会儿有客人来找老爷子，你把他们带这里来就是了。”

跑堂离开时，隐约听见老伊口齿不清地说：“快把酒打开，多少年没喝茅台了，馋死我啦……”

现场询问的同时，尹小白、张百行奉命前往小北直街伊宅执行搜查任务，他们在派出所民警协助下，翻遍了全宅旮旯，找到了一些老伊做冷兵器买卖时未曾处理掉的长短宝剑、匕首、腰刀、三节棍、九节鞭等业已生锈的武术器械，其中包括一盒攮子，跟系列案件中的两件凶器一模一样，其编号是041至050，共十把。

稍后，市局法医进行尸检，结论是老伊死于某种毒药，该毒药的成分与之前被害的黄瘦竹、陈明贵体内的致命化学物质相同。饭馆提供的菜肴和茅台酒的酒瓶内均未检出有毒物质，由此可以推断，毒药是由那个出面请客的男子在给老爷子斟酒时偷偷下的。

根据上述情况，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从以下几方面开展调查——

第一，对伊宅的邻居进行走访，弄清楚把老伊接走的男子和请老伊喝酒的男子是否为同一人。

　　第二，跑堂曾听见老爷子说过“快把酒打开……”之语，听上去，他跟请他喝酒的那个“体面男子”并不陌生，甚至可能是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明显那男子可以和老伊进行交流，而不必借助“翻译”，只有和老爷子非常熟悉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老爷子上一天已经接受专案组侦查员的邀请，说明他愿意提供有关攮子的情况，派出所民警小柳也与其约定，今天午前由其外甥姜孝顺前往接他。老伊性格直爽，又是练武的，按理说应该很讲信用，怎么不等侄子来接，就跟别人出门了呢？

联系到“体面男子”对跑堂说的那句话，即“一会儿有客人来找老爷子，你把他们带这里来就是了”，侦查员推测，对方是这样忽悠老伊的——你外甥单位临时有事过不来了，让我接您老去饭馆。雅座已订好了，他们让我照料您，还说您老可以先把酒喝上。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说明来人和姜孝顺是相识的，老伊也知道这一点，才肯跟来人出门。因此，有必要跟姜孝顺接触，向他了解相关情况。

第三，有必要对老伊生前做冷兵器生意时的情况进行调查。

上述三项调查应同时进行，亓舞牧遂向市局和相关分局临时借调了十二名侦查员，分成三拨，由他自己、尹小白、张百行各领一拨分别进行调查。

专案组原已指定麦善谋、陈君临两人负责主持调查阿勇的社会关系，希望通过这项调查发现在医院杀害黄瘦竹的“丰腴护士”的线索。可今天中午老伊突然出事，亓舞牧就带着麦、陈二人到现场去了。现在，亓舞牧认为阿勇那条线的调查不应因为伊案暂停，还是继续进行，仍由麦、陈二位主持。

麦善谋这年二十七岁，广东人，出生在韶关，三岁随父母来到广州。二十岁那年全面抗战爆发时，他还是广东省立体育专科学校的学生，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次年寒假，他决定辍学入伍。当时，街头上时见国民党方面的党、政、军、警、宪等招兵买马的摊位，特务机构则干脆把摊头设在省体专校园里，鼓动学生从事“行动工作”。麦善谋的姐夫是中共地下党，知道小舅子的心愿后，悄然支招让他前往延安投奔中共。

麦善谋的延安之行可以说是磨难重重。他先是联络了数名同窗好友，拿着姐夫通过组织出具的密函，前往武汉中共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换得正式介绍信，然后奔赴陕西。不料，途经开封时，被国民党军队拦下，得知他们是广东省体专的学生，强行“挽留”，分派到新兵营去充任教官。麦善谋企图逃跑，未遂，被抓回来了。按照战时条例，逃兵是要被枪决的。但军方考虑到这是“人才”，网开一面免其一死，麦善谋挨了一顿军棍后，被分派到伙房去打杂，部队开拔时又强迫他当了挑夫。1940年，麦善谋随军入川，才算恢复正常士兵有限制的自由。不久，又因在重庆街头巧遇广东老乡，两人聊得太热络，被特务疑系“共谍接头”被捕入狱。这一关就是两年，最后总算伺机越狱成功，又是一番艰难旅程，终于抵达延安。

对于麦善谋来说，抵达延安，只算万里长征走了一半。这话怎么讲呢？麦善谋学的是体育，但他另有一项常人不及的天赋——各种方言一学就会，而且讲得非常地道。这五年中，他先后随军在中南、西北、西南多个省份驻扎，在军队和监狱里更是接触了来自天南海北的各色人等，竟然在不知不觉间学会了“诸般乡谈”。这样一个对象投奔延安，欢迎当然是欢迎的，不过，这人的特点跟特务比较接近，先得好好审查一番。受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这种涉及天南地北、敌我阵营的调查，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这一审查，又差不多是一个年头儿，直到1944年底，麦善谋终于通过审查，安排了工作。

组织上自是要发挥其特长，在接受一段时间的特殊训练后，他被派往沦陷区从事情报工作。抗战胜利后，奉组织之命，他在武汉开了家商号，以此为掩护继续干老本行，组织关系则转到了中共华北局。北平解放后，又调到北平市委社会部，成为亓舞牧的部下。前不久，组织上根据其特长和籍贯，将其调往华南分局社会部。报到后还没分派工作，正好赶上组建“55小组”，像麦善谋这样的人才，自然被选上了。

麦善谋和陈君临都是广东人，语言沟通没有障碍。以前虽然不认识，但这几天接触下来，都觉得比较投缘。亓舞牧可能也感觉到这一点了，所以安排他俩搭档，调查阿勇生前的社会关系以及那个鹅蛋脸女护士的情况。

两人接受任务后，就商量着该如何开展调查。他们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思路一致：阿勇年纪虽轻，但由于其家庭出身以及本人的习武经历，社会交往比同龄人要复杂得多。这些社会关系不可能都跟案情有关，有关的只有一个方面，那就是——是谁要阿勇去“明康诊所”踩点的？ 　　继续往下分析，对于阿勇社会关系的查摸，也没必要覆盖他的整个儿人生，因为阿勇涉案也就是最近一两个月内——广州解放至今不过两个多月嘛，而目前知道的涉案情节，不过就是他去“明康诊所”踩点。因此，系列命案的案犯与其接触应该也是在最近，甚至有可能就在本月。目前对其社会关系的调查，只需着眼于本月他在干些什么、跟什么人有接触等。

主意打定，两人分别带上分局、派出所各两名警员开始调查。

一连两天，六名侦查员分为两拨，走访了近日与其接触过的家属、邻居、亲戚、朋友、同学，以及没有直接接触但见过面的商家、摊贩、路人等，共上百号人。白天走访，晚上六人则聚合汇总材料，并把阿勇自12月1日以来的大致活动情况逐日按时段列表记录。当然，受访人的记忆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其中有些内容肯定有差异，这种记录只能作为参考。

 　　如此进行到12月28日晚上，没有查摸到任何有效线索。12月29日，陈君临和分局警员老马前往管段派出所跟民警小邢会合，进门时见一个四十多岁工人模样的男子正在跟小邢说话。小邢见到他们，立刻起身，指着陈君临对那男子说：“领导来了，老傅，你快跟领导说说这事！” 　　老傅是船厂电焊工，这几天为赶修军方的一艘炮艇，夜以继日忙得不可开交，一连六天没有回家。昨晚总算忙完了活儿，军方为表示感谢，晚上十点派车把几个负责各相关工种的工匠师傅逐个送回家。老傅已经累透了，到家后连卧室也没进，往客堂那张白天给患病老母亲躺卧的软榻上和衣一倒，随手扯过一旁的棉被往身上一裹，眼睛一闭就睡过去了。这一睡直到早晨六点多才醒，是被刚起床的妻子唤醒的，想让他去卧室继续休息。

但老傅一醒就睡不着了，就让妻子给准备早茶喝。喝茶时，妻子告诉老傅阿勇出事的情况。老傅闻讯大吃一惊。他跟阿勇的父亲任拳师是多年邻里，铁杆茶友兼棋友，当下就要去任家探望，却被妻子一把扯住，说你可去不得啊！老傅说怎么去不得？阿勇出事是阿勇的事，对于老任来说，阿勇再混账也总归是亲生儿子，我去劝慰几句又怎么了？怕什么？我是工人阶级，政府还会因此怪罪我吗？

说到这里，老傅忽然意识到妻子今天似乎有些反常。她是一个老实厚道的传统家庭妇女，平时在丈夫面前一向唯命是从，即使有异议也不敢提出，今天是怎么啦？这么一想，就不由得多打量了妻子几眼。老傅的眼光在船厂是有名的“毒”，意思是看人很准，这一看，就发现妻子神色异样，于是就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到这时，妻子就不得不吐露真情了——他们的大儿子傅小玮平时一直很活跃，喜欢在外面折腾，可自从阿勇死后，他就不出门了。傅妻就觉得可疑，因为这两天警察一直在附近调查最近谁跟阿勇有过接触。昨天晚上，傅小玮晚饭都没吃，早早就上床了，可屋里的灯却一直亮到半夜，还不时传出唉声叹气的声音。由此，傅妻担心傅小玮可能跟阿勇之死有关。现在丈夫要去老任家慰问，她担心引起警察的注意，才忙不迭地阻拦。

老傅听着就火了：“这么大的事，你竟然瞒着掖着，那不是跟人民政府两条心吗？这事，我得去派出所说清楚，请他们来查一查这小子！”说着，出门径往派出所来了。

陈君临就让小邢去传唤傅小玮。原来，那小子是阿勇的非正式徒弟，十二岁就跟人家学拳术了，一手咏春拳似是已打得像模像样，平时连上街走路都是“初学三年，天下去得”不可一世的架势。可这当口儿却换了个人似的，进门见到面如寒霜的陈君临、虎背熊腰不怒自威的老马，已是浑身打颤，瑟瑟筛糠。这样一来，倒是省了侦查员的事，不用费心思研究讯问对策了。

傅小玮管阿勇叫“勇哥”，从小就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自从阿勇教他打拳练功，他对这个大哥加师父更是倍加敬重，人家说什么他应什么，指哪儿打哪儿。17日那天，阿勇找上门来，说有桩小事请他帮忙。傅小玮马上站得笔挺，静候吩咐。阿勇轻描淡写：“有朋友托我弄一件医务人员穿的白大褂和帽子，这事小玮能帮我办吗？”

傅小玮说：“没问题！我表姐在西山医院工作，我去问她要一套，或者，转悠一下顺一套也方便。”

阿勇嗤之以鼻：“小孩子见识。听着，人家要的是没有印医院名称的白大褂。而且，没有必要惊动亲戚熟人。这样吧，署前路有家小诊所你有印象吗？就是那家‘明康诊所’。今晚你去那里遛一趟，撬窗撬门打墙洞钻阴沟我不管，反正把墙上挂着的白大褂给顺到手就是了。有两点你记着：一是拿最小号的那套，二是绝对不能拿其他东西，否则，我剁了你的手！”

傅小玮虽然属于顽劣少年一类，但他除了跟着阿勇打架生事，惹点儿小麻烦，倒也没有什么大的劣迹。当然，顺手牵羊的小动作是做过的，所以才有去表姐供职的医院顺一套白大褂之说。但是，让他深更半夜去撬窃诊所，那就是标准的小偷动作了，他多少还是有顾虑的。只不过超级偶像阿勇既然开了口，他也不敢说一个不字，只有点头。

这种事，难度自然是没有的。当晚，傅小玮便潜入诊所，顺利窃得了一套小号白大褂。次日交给阿勇，后者夸赞了两句，说“回头有赏”。原以为不过是戏说之语，哪知过了一天，阿勇果然邀请傅小玮去“富味小馆”搓了一顿。

“富味小馆”是家小饭店，开了有些年头儿，菜肴样式不多且常年不变，但比较精致。那天中午下着小雨，食客不多，两人选了副角落的座头，浅斟慢饮，边吃边聊天。阿勇显得很兴奋，说他即将有工作了，是去某商号当柜员，兼带守夜，薪水开得挺高。一会儿又说到今天这顿午餐，是他新近认识的那位大姐姐给的钱，姓田，他管她叫“田姐”。席间，阿勇还透露，前几天“田姐”曾请他来这家馆子吃过一餐。

“田姐”这个人，侦查员在之前两天的调查中从未听说过，此刻傅小玮如此这般一说，自然引起了陈君临的兴趣。中午，他跟麦善谋碰头交换情况，麦善谋跟他的想法差不多，把这个女人跟专案组正苦苦寻找的鹅蛋脸联系起来，原因有三：一是阿勇以前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有这么一个女性友人，他自己也对傅小玮说是“新近认识的”，符合对方为作案需要故意拉拢阿勇的动机；二是既然被二十出头的阿勇称为“大姐姐”，其年龄应该跟那个涉嫌警员命案的女凶手相符；三是阿勇去诊所踩点后，指派傅小玮下手撬窃，次日请傅下馆子，并透露这顿饭钱就是“田姐”出的，那看来这是对方犒赏示谢之举。

　　因此，专案组决定将其作为重点调查对象。这回运气不错，也就不过一天多时间，12月30日晚，“田姐”就被拿获了。

七、“田姐”的野望

　　“田姐”的被捕带有比较大的偶然性——

　　阿勇意外死亡后，其尸体被专案组送往广州市公安局设在大德街的停尸房，由法医解剖检验，很快就得出了结论。对于专案组来说，关心的自然是结论，而于死者家属而言，领回尸体，办理后事入土为安则是全家的一桩大事儿。阿勇之父老任就去派出所要求领回尸体，派出所因为专案组没有提及过此事，不敢做主，就几句话把老任给打发走了。哪知不久老任去而复归，再次提出要求，说派出所如果做不了主，向分局、市局报告就是了，不能把死者家属这样打发了。

　　进入任宅大门的一瞬间，那女子下意识地回望了一眼

　　老任平时在街坊人缘好口碑佳，又是武师，旧警察新警察中向其请教过擒拿格斗术的不少，一般民警还扯不开面子，不好直接拒绝。不得已，南下干部身份的所长亲自出马，想凶他几声先把他给打发走，领尸体的事反正总归要解决的，估计就在这一两天内。哪知，所长还没开口，就被老任出示的一张照片给镇住了。

　　这是老任跟曾生司令员（建国前任东江纵队司令员，时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珠江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开国少将）的合影，是怎么合的老任没说，但显然是有一段故事的。所长寻思，看来这老任以前肯定干过对革命有功的事儿，否则曾司令员怎么能跟他合影呢？于是，就向分局转达了老任的请求。这是华南分局社会部侦办的案件，分局做不了主，就向市局报告。市局给专案组打了电话，亓舞牧这才想起还有这档子事，自是没有意见。

　　老任就把阿勇的遗体运回家，按照当地习俗停尸三天办理丧事，然后入殓安葬。

　　12月28日清晨，老任家正式开丧。老任家亲属颇多，他又是武师出身，多年经营武馆，江湖朋友、徒子徒孙少说也有上百。消息传出，亲友纷纷前来奔丧吊唁。谁也没有留意到，自前一天傍晚阿勇遗体运回，任宅对面“张记成衣铺”的楼上就已悄然入驻了三个便衣，那是麦善谋和两个分局侦查员，他们的任务是监视前来奔丧吊唁的所有人员，甄别是否有可疑对象。

　　午前，麦善谋锁定了一个目标。那是一个穿深紫色棉旗袍的女子，头上戴着一顶有帽檐的浅色绒线帽，一个白色大口罩把大半张脸蒙得严严实实。这女子最先出现在麦善谋的视线内时貌似寻常路人，偶然途经任宅门前，见在办丧事，驻步作好奇观望，逗留片刻即离开了。

　　起初，侦查员对此也并不在意。可是，也就不过五六分钟，那女子又转回来了，在任宅门口犹豫片刻，像是下了决心似的，伸手摘下口罩，迈步入内。进入任宅大门的一瞬间，那女子下意识地回望了一眼。就是这一回头，让麦善谋从望远镜里清楚地看到了她的面容，顿时一怔——鹅蛋脸！

　　麦善谋立刻向分局侦查员老程下达指令：“跟踪这个穿紫色衣服的女子，注意不要惊动她！”

　　临时借调的外援便衣都是经验丰富的精干警员，老程这一跟踪，一去三个多小时，不但查摸到目标的住址，还去管段派出所了解到了目标的若干情况——

　　该女子名叫田洁石，二十九岁，家住百灵路77号。田系羊城本地人，其父是国际海员，在女儿十岁时遇海难身亡；其母是教会医院护士，丈夫遇难后，再婚嫁给了一个在广州行医的美国医师。田与母亲及洋继父共同生活多年，通晓英语。1940年，其母随洋丈夫去美国定居。当时田洁石已从初级医科学校毕业，在美商工厂医务室任厂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商工厂被日军强行接收，田离职。此后直到广州解放前一年，其生活、工作状况不详。

　　1948年夏秋之交，田经人介绍在“仁民私立中学”担任校医。广州解放后，因其曾系“一贯道”成员，在“一贯道”被政府取缔后仍参与“一贯道”组织的非法活动，被校方辞退，现无业。田至今未婚，但据街坊邻里反映，多年来她与数名男子有过不正当来往，时常夜不归宿甚至多日不回家，有时则与不明身份的男子一连多日窝在家里厮混。

　　田的学医经历与女凶手的作案条件相符，其年龄、体态、脸型也均与谋杀黄瘦竹、陈明贵两警员现场目击者反映的凶手特征相似。根据上述情况，专案组决定拘拿田洁石。

　　当晚八点多，田洁石在饭局结束回家途中被捕。一起被捕的还有与其同居的一个身材粗壮面目狰狞的三十多岁男子。

　　面对警方的讯问，田洁石一言不发，玩起了零口供。不过，零口供也可以作为“确实有嫌疑”来理解——若是守法良民，晚上回家途中无缘无故被警察拦下铐上手铐，至少要为自己辩解几句，大吵大闹也可以理解，一言不发是什么意思？

　　一起被捕的男子姓单，果然并非善主儿，乃是沙面区一个恶名在外的流氓，不久前被派出所传唤后当场拘留。在押解分局看守所途中，这家伙竟然袭警逃脱，已上了市局内部的通缉榜。单某供称，他是在12月中旬袭警脱逃后跟田洁石偶然相识的，对田的底细不清楚。他是逃犯，平时基本窝在田宅不出门，只有夜晚才敢去外面溜达溜达，有时和田一起吃顿饭看场电影什么的。那么，黄瘦竹、陈明贵被害的两个时段，田洁石是否跟他在一起呢？单某的回答是：“没有。”

　　田洁石死不开口，是不是继续和她耗下去？亓舞牧跟麦善谋、陈君临交换了意见，决定连夜派车把在黄瘦竹、陈明贵两起命案现场曾跟女凶手打过照面的七名目击者接来，当面辨认。

　　严格说来，应该物色数名与田洁石年龄、体型接近的女子，让目击者一起辨认。但建国初期办案并无这种条条框框，再说系列命案的侦查又受时间限制，“55小组”也不具备这种条件。因此，专案组也就不考虑其他了，赶紧把人接来就是。

　　七名目击者分别住在五个区，一辆军用卡车辗转行驶，直到午夜时分方才把其中的六人接来，另一人不在广州，只好作罢。六人辨认下来，认定田洁石与凶手相似的有两人，三人否定，另一人的说法是“有点儿像”。这样的辨认结论专案组无法采纳，那就只有另辟蹊径了。

　　侦查员讯问撬窃诊所顺走白大褂的傅小玮时听傅说起过，前几天“田姐”曾请阿勇在“富味小馆”吃过饭。侦查员寻思，田的住所距这家饭馆比较近，不知她是否经常光顾。如果是熟客，饭馆东伙可能对她留有比较深的印象，没准儿能提供些有用的线索。所以，有必要去饭馆查摸一下。

　　元旦那天上午，侦查员麦善谋、老程两个前往“富味小馆”，老板杨金富听他们说明来意，马上点头，说这位田小姐是敝店常客，隔三差五就来用餐。她出手很阔绰，比如付款吧，不是吃一顿结算一顿，而是记账；她的记账也跟别人不同，不是月末凭账单付款，而是每个月的头几天来用餐时，就把大致上够一个月花销的钱款交账台搁着，所以，田小姐是唯一先付款后用餐的顾客。另外，小费也给得爽快，而且比别的顾客大方。

　　那么，田小姐最近在这里请什么人吃过饭吗？这一问，伙计就想起了阿勇。这位伙计十七八岁，是武术爱好者，对咏春拳颇有兴趣，阿勇在周边的年轻人里有点儿名气，他不但认识，而且是阿勇的铁粉。当然，阿勇对此并不知情，所以伙计只能说“认识”，而不是“相识”。据伙计回忆，田小姐在冬至次日曾请阿勇来吃过午餐。看得出她对阿勇很好，就像是亲姐姐对小阿弟一样，把店里最贵的菜肴点心都上了，还要了一瓶茅台酒。

　　麦善谋闻之一个激灵：冬至次日，也就是12月23日，不正是黄瘦竹在医院被害的那天吗？如果凶手是田的话，在医院杀了人，然后到这里来请客吃饭，时间上来得及吗？于是他问伙计：“那天田小姐是什么时候来你们饭店的？账单上有记录吗？”

　　老板查阅账本，上面果然记载着当日午餐的消费金额，还附有酒菜、点心的明细账。可是，七十年前的账单是用笔记录的，不像如今有电脑，可以精确到分秒，不过是午市、夜市之分。因此，无法得知田洁石具体是何时抵达饭店的。麦善谋心思缜密，并未到此为止，想了想，又问老板是否有人知晓田小姐来用餐的确切时间。老板有点儿为难：“这个……可能没人说得清楚，要不，我再问问伙计？”

　　小饭馆有伙计、学徒共两人，唤来一问，所说时间不一，而且没有佐证，都是“我记得”、“好像”之类。无奈之下，老板说要不问问拙内，她是收银。

　　此时侦查员已不敢乐观。收银台一般是顾客用餐结束后才去的，顾客付款，账台核对账单。而现在要了解的是田小姐进店门的时间，但进店门的时候，哪个顾客会直奔账台呢？不过既然来了，只要想到的，还是要问一下。谁想老板妻子对此却记得十分清楚，说田小姐那天进店的时间是十一点出头。

　　侦查员听老板娘言之凿凿，时间还这么精确，不禁一怔。正要追问，对方解释说，那天她刚买三天的手表忘记上发条停摆了，发现后打算叫学徒去对面“恒祥堂国药号”看看店堂里的挂钟校正时间，正好见田小姐进店门，田小姐自然是戴着腕表的，就向田小姐问了时间，因此印象深刻。

　　这就是说，田洁石没有杀害黄瘦竹的条件。出于慎重，麦善谋反复询问，还查看了购买手表的发票，没发现老板娘的陈述有什么破绽。

　　返回驻地，亓舞牧和陈君临两个都在。一说情况，亓舞牧皱眉沉思片刻：“即使可以排除田洁石参与黄案，也不能排除她参与了陈案，即便另有证据可以排除她参与了陈案，咱们也得把她为何零口供的原因查个清楚，所以，我们还是要设法突破。善谋，老陈，我看这事还是继续辛苦你们二位。尹小白、张百行负责的那一路折腾到现在也没什么进展，黑仔已经来电求援了，我得过去跟他们聊聊。”

　　亓舞牧离开后，麦善谋、陈君临两个议了一阵，商量好方案，再次去看守所提审田洁石。

　　不过半宿搭一个上午，田小姐的脸盘看上去竟似瘦了一圈。麦善谋故意叹口气：“田小姐啊，看来我们没有错逮你啊。你要是心里没鬼，何至如此？而且跟你说实话，你不开口，我们也不会放你，咱们看谁能耗得过谁。不说别的，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姓单的，是公安局的通缉逃犯，仅凭这一条，你包庇逃犯的罪名也逃不过去。更何况，你的事不是包庇逃犯这么简单，咱们逮你，是因为接到检举说你涉嫌故意杀人……”

　　田洁石浑身一颤，睁大眼睛盯着两个侦查员，但依旧没说什么。麦、陈立刻注意到她表情的变化，迅疾交换了一个眼色——看来她确实跟系列命案无涉，否则，昨晚抓捕她时她就应该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现在点穿，她也不至于露出震惊的眼神。

　　陈君临继续旁敲侧击：“故意杀人，两条人命，你就是永远不开口也是绕不过去的。”

　　“我没有杀人！”田洁石脱口而出。

　　零口供终于被突破了。有了这个开头，往下就好解决了。田洁石把其与阿勇的交往一五一十作了交代——

　　田洁石自1946年加入“一贯道”后，一直是该反动会道门组织的狂热分子，只是由于她的能力有限，财力也有限，“一贯道”上层对其不甚重视。田自认为是一个不凡之才，每每为此忿忿不平，感叹怀才不遇，甚至产生了出面整一个“新一贯道”的念头，还向他人透露过这个想法。当然，在听者看来，都以为是说说而已，认不得真的，可她自己却不是这样想的，一直在寻找机会。她只是与人同居却不想正式成婚嫁人，就是生怕嫁了人会被家庭所累，失去自由，从而影响其“不凡抱负”的实现。

　　两个多月前广州解放，田洁石为之兴奋。之前她一直悄悄收听新华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1946年9月1日在邯郸正式播音，1949年3月24日迁往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改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知道解放区是将“一贯道”视为反动会道门组织，予以限制、取缔或者打击的（全国性打击“一贯道”行动是在1950年下半年为配合“镇反”运动开始实施的，但在之前各地均已有不同规模、形式的打击措施）。因此，她认为广州解放后肯定会和其他省区一样严厉取缔“一贯道”。这样，她就可以着手自己组建一个“新一贯道”。

　　这种打算听上去似是天方夜谭，荒诞不经，但那个年月有这类想法的倒也不乏其人，田洁石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广州解放后，她一直留意着新政权对反动会道门的态度，果然不出所料，军管会贴出的第一号通告中就有限制反动会道门活动的内容，在坛内担任中层以上职位的成员必须主动前往登记，一些主要头目则很快折进局子。田洁石没有担任什么职位，不过是普通会众中的积极分子，也被其供职的学校辞退。

　　田洁石对此并无怨言，她有美国父母、香港亲戚的资助，结交厮混的男性中也不乏有钱人，生活无须担忧，反倒觉得正好可以着手实施组建“新一贯道”的“宏图大业”。这两个多月里，她就开始物色“人才”。阿勇就是因此被她看中的。

　　“一贯道”搞那些装神弄鬼的迷信活动时，需要身怀“特异功能”的人士，举凡拳师、魔术师、巫婆神汉中的高水平分子，都是最受欢迎的对象。田洁石的社会交际能力有限，真正的名流大师是根本挨不上边的，更别说发展其为同道了。因此，只能退而求次，拉拢几个算几个。阿勇这个咏春拳少年组亚军，已经是她物色到的七八个对象中的重量级角色了。十几天前，阿勇在公园里练拳，她主动上前搭讪，两人相识后吃过饭、看过电影戏剧、溜过冰，都是田掏的腰包，她还给了阿勇若干钞票作为零花钱。至于“建坛”，因交往时间短，她还没开过口。

　　前几天两人曾约定去爬白云山，阿勇无端缺席，引起田的不安，去任宅附近窥探，从邻居口中得知阿勇身亡的消息。田做贼心虚，初时以为是东窗事发，难免胆战心惊。但之后并无人来找她，才渐渐放下心来。12月27日傍晚，她再次“路过”任宅门前，得知任家已将阿勇遗体领回，次日开丧，不禁突发奇想，暗忖何不以“干姐姐”名义前往吊唁，借机结识阿勇之父老任。老任是开武馆的著名拳师，武艺高强人脉广泛，如果能将其揽过来，那可比阿勇强多了！

　　田洁石遂于次日上门吊唁。不料，这一去就被专案组给盯上了。

　　侦查员对田洁石的交代进行了核查，基本属实，这条线索就被排除了。麦善谋、陈君临尽管已有思想准备，但难免有些沮丧。好在这时传来消息，另一路对蒙古族老爷子伊勒德被毒杀一案的侦查取得了突破。

八、追查“鑫叔”

　　专案组本来对伊老爷子寄予很大希望，他的突然被害，就如给侦查员兜头浇了一桶凉水。不过，单就其被害一案来说，倒也并非毫无头绪。从表面看，该案的情况比较明了：上一天，侦查员曾走访过老伊，与其约定次日在“祥元阁”共进午餐，进行外调。同时，派出所民警小柳跟老伊的嫡亲外甥姜孝顺约定，午前前往伊宅把老爷子接往饭馆，饭局进行时由姜孝顺全程担任“翻译”。凶手肯定是事先得知了这个消息，赶在姜孝顺之前把老爷子接走，就在已经先行抵达的侦查员眼皮底下将老伊毒杀。

　　该案发生后，专案组长亓舞牧率领尹小白、张百行以及从市局、分局临时借调的十二名外援警员，分三路对伊宅所在的小北直街、命案现场“祥元阁”以及老伊生前做冷兵器生意时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调查期间，疑似女凶手田洁石的线索显现，亓舞牧前往支援，这三路的调查就暂由尹小白、张百行负责。

　　可以说，尹、张的调查比较顺利，但查摸到的内容于破案来说却只能算是“厘清”，距抓到凶手还差得远——

　　比如，有关毒杀老伊的那个西装革履的“体面男子”，侦查员从小北直街多名居民那里了解到，那天午前确实是这样一个男子前来伊宅把老伊接走的。广州解放前，这个男子一度经常来老伊家里喝茶饮酒，有邻居曾听老伊无意间说起过，这位先生是做生意的。不过，做什么生意、在哪里开店或者开公司、家住何处等情况，老伊从未对别人讲过，不知是有意保密呢，还是因为别人没问老伊也就没说——老伊跟邻居基本没什么交往，也没有劈面相遇时驻步聊上一阵的习惯。而他做的是非常冷门的冷兵器生意，整个巷子里也找不到一个与他有共同话题的居民。

　　又比如，“体面男子”是如何知晓老伊是日中午受邀去“祥元阁”的呢？调查结果表明，竟是老伊的外甥、区税务所留用税务员姜孝顺亲口告知对方的。据姜孝顺说，这个“体面男子”早在四年前就已经跟其舅老伊有来往了。有一段时间，那人隔三差五去小北直街，和老伊喝茶饮酒闲聊（这一点和邻里反映的情况相符）。当时老伊尚未中风，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姜孝顺去小北直街的次数远比现在少，即便如此，也曾数次碰见过该男子，有两次还一起喝过酒。

　　老伊在待人接物方面严格奉行江湖规矩，凡是他结交的朋友，只要不是磕头拜过师的，一概是平辈，视年龄大小称兄道弟。该男子虽然只比姜孝顺大七八岁，老伊却让外甥唤其“鑫叔”。至于此人姓什么叫什么、操何营生、经常来访的原因等，舅舅一概不向外甥介绍——老伊跟其他江湖朋友交往，哪怕是让外甥当面撞见，也都是这样，时间长了，姜孝顺也就不以为意了。因此，姜孝顺虽然跟“鑫叔”见面多次，算得上熟人，对此人的情况却是一无所知。

　　自舅舅患病不能出门以来，姜孝顺再也没见过“鑫叔”上门，老伊也没再跟外甥提到过此人。在老伊的社交史上，这种情况属于正常。

　　头天姜孝顺下班（正好手头有公事需要处理，所以这时已经天黑了）正要出大门时，门房唤住他让接听电话。电话是小北直街派出所民警小柳打来的，就是通知有外调人员走访老伊之事，对方明天中午请老伊在“祥元阁”午餐，届时请姜孝顺作陪，一是照料老人，二是充任“译员”。不过，小柳明天不到场，所以请姜孝顺明日午前把老伊接往饭馆，派出所可以帮姜孝顺向税务所领导请假。老伊行动不便，可以叫辆三轮车，费用由派出所报销。

　　这种自广州解放后临时冒出来的差使，姜孝顺之前已经遇到过数次，此刻他也不以为意。骑上自行车回家，途中经过惠福路一家卤菜小铺，姜孝顺被散发出的香味所吸引，停下车想买两样带回家去。排队时，肩膀突然被人轻轻拍了一下：“孝顺！”

　　姜孝顺转脸一看，竟然是多年未见的“鑫叔”。“鑫叔”说，他也是途经这家小有名气的卤菜小铺，见有新鲜卤菜刚出锅，打算买些回家下酒，不想那么巧，居然遇上了老熟人。两人就说起了闲话，“鑫叔”问起老伊的健康状况，听说每况愈下，便表示要抽个空儿去看看他。又问老伊中风后脑子是否还清醒，姜孝顺说刚开始老犯迷糊，今年初夏有些好转，还举了老伊接受外调的例子。用姜孝顺的话来说：“千不该万不该，怎么就一时嘴贱顺口说起了这事儿！”

　　所谓“这事儿”，就是小柳告诉他有外调人员向舅舅调查当年“见血堂”那批攮子的下落，让他明天中午将舅舅接到“祥元阁”。当时，“鑫叔”听了没有什么反应，神色如常，倒是把话题转移到解放后姜孝顺的工作情况上去了。一会儿，排到窗口，姜孝顺买了卤菜，跟对方告辞先离开了。

　　事后看来，老伊之死，就源于姜孝顺跟“鑫叔”的这次不期而遇。侦查员对这条线索进行过调查，除了请两个相邻分局发了协查通知，还动员了卤菜小铺所在地管段派出所全体民警以及二十四名青年治安积极分子，对以卤菜小铺为中心方圆一公里范围内的住户进行访查，但未能发现任何有关“鑫叔”的蛛丝马迹。

　　麦善谋、陈君临对疑似女凶手田洁石进行讯问时，尹小白、张百行两个刚琢磨出一个之前调查时遗漏的问题——

　　“鑫叔”从姜孝顺口中得知老伊次日将在“祥元阁”接受外调人员的宴请，知道不妙，遂决定将老伊灭口。至于如何干掉老伊，“鑫叔”肯定经过反复考虑，最后选定了下毒的方式。其实，还有一种更省事的方法，那就是在伊宅将老伊一刀毙命，为什么他不这么做呢？“鑫叔”落网后交代，说对方是格斗高手，虽然疾病缠身，但毕竟还有功夫底子，不是寻常的病号可比的，他担心偷鸡不着蚀把米，那就麻烦大了。

　　不过，在老伊家里是没法儿下毒的，那就只有谎称“孝顺单位有事儿，一时脱不开身，让我先把您老接过去”，将其骗去饭馆下手了。去饭馆的话，就必须去“祥元阁”，那是事先说好了的，换其他地方会引起老伊的怀疑。但这样一来就有问题了，“祥元阁”名声在外，生意火爆，客满是经常的事，如果他把老伊忽悠过来，饭馆却没有空座，那该怎么办呢？老伊是老派武人，又是天生一副倔脾气，“祥元阁”是他亲自点的地方，临时换饭馆他肯定不干。到时候，“鑫叔”再会忽悠人只怕也应付不了这场面。所以，从常情来说，“鑫叔”在策划时肯定会想到预订雅座。

　　尹小白、张百行议到这里，简直觉得不可思议：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怎么事先没有想到呢？

　　于是，下一步的调查思路也就出来了。两人再访“祥元阁”，“祥元阁”账房先生告知，那天上午十时许，饭馆还没开始营业，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身穿一件七八成新的藏青卡其布面料短式夹风衣、黑色薄棉裤，头戴米黄色鸭舌帽，说话语调节奏像打机关枪，先问是否有一位姓姜的先生订过席，账房答称姜先生订过席，在二楼；然后就说他中午也要订一副雅座，就放在底楼那个不靠窗的角落里吧。按照当时规矩，饭馆订座是不必付订金的，但这个顾客却执意要先付一万元（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再三关照务必保留预订的雅座。

　　侦查员听着顿时来劲，张百行说这应该是一条线索，盯着追查没错。尹小白说这个订座的主儿跟那个“鑫叔”似乎不是同一个人，可能是参与作案的同伙，也可能只是被忽悠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实际上为一桩谋杀提供了便利。这么一说，张百行不由连连点头：“对啊！订座这样的事儿，‘鑫叔’可以自己出马的，为什么要另外差人呢？大概是不想给外界留下太多印象吧。”

　　尹小白说：“不瞒老兄，兄弟我早年在港岛奉命给港九支队跑腿打杂时，时不时也玩这一手，花点儿小钱让乞丐、小混混儿、小贩什么的去替我跑腿。现在这个订座的家伙，可能就是‘鑫叔’雇佣的临时工。不过，即便如此，这也是条线索。‘鑫叔’以为这样一来我们就找不到他了，可他不知道，咱是玩儿这个把戏的行家，不信就找不到他的蛛丝马迹！”

　　接下来，两人分析那个订座男子的情况，发现这个人的衣服搭配有些蹊跷：上身穿的是藏青色卡其布面料的短式夹风衣，下身却是一条黑色薄棉裤。此时已过冬至，差不多到了广州一年中气温最低的时期，该男子穿一条薄棉裤倒也说得过去，可是，上身穿的却是春秋季节的短夹风衣，这就似乎不大符合常理了。若说此人抗寒能力强吧，那棉裤怎么解释？而且，这个季节，很多人的穿着搭配恰恰与那个男子相反，上身穿薄棉衣，下身倒是可以穿夹裤之类。反正，专案组的这些侦查员中就没有一个穿棉裤的。

　　因此，侦查员认为该男子的这种穿着搭配可能有其特殊性，有往下探究的必要。上下身衣服不搭配，是盯着上身的夹风衣寻觅疑点呢，还是从那条薄棉裤去考虑？尹小白、张百行最初的观点是各一半，张百行主张从夹风衣考虑，尹小白则定位于棉裤。但最终张百行还是被尹小白说服了。因为尹小白提出了一个观点：街头四十岁以下的体健男子穿棉裤的不多，这厮应该不是身体虚弱畏寒，而是职业需要。

　　那么，这厮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呢？张百行是北方人，而尹小白是本地人，这方面只有他最有发言权。

　　尹小白分析，广州地面上冬天穿棉裤的男性，一般都是从事室外工作的，比如清道夫、守夜人、从事室外工作的匠人、电灯厂的外线工、码头或者火车站的装卸工、水上作业人员以及三轮车、黄包车夫等，该男子十有八九从事的是这一类工作。是日，此人应该是在工作时间临时受凶手之托来“祥元阁”订座的——如果他这天不工作的话，就不必穿棉裤了。至于那件夹风衣，则是为防止被人一眼判断出其职业临时换上的。为什么会担心被人看出职业呢？那是因为此人原先穿着的上衣上有明显的职业标志。由此推断，此人很可能是三轮车夫，凶手搭乘其三轮车，有偿委托让其帮忙订座。

　　那就着手找那个三轮车夫吧。尹小白、张百行随即把外援便衣召拢，端出上述分析，征求大伙儿的意见，看如何开展访查最为便捷。分局一名康姓留用老刑警提出，从那件短式夹风衣来看，很有可能来源于附近某家旧货行或者专做旧衣衫生意的旧衣店，是否有必要先访查这一类商家？这个建议立刻获得认同，一干侦查员分头行动。

　　刑警老康的推测被证明是准确的。距“祥元阁”大约六百米的一条巷子里有一个旧衣摊头，侦查员从摊主那里了解到，案发那天上午，一辆三轮车拉着一个穿戴体面、嘴叼翡翠烟嘴、大约四十来岁的男子在巷口停下。男子下车往巷里走，身后跟着那个穿一身黑布棉衣裤的车夫。摊主不禁觉得有些奇怪，乘坐三轮车、黄包车来小巷的人几乎天天都有，但这种乘客和车夫一起下车进巷子的情景却从来不曾见过，寻思是不是坐车的男子忘了带钱包，欠着车钱，让车夫随其到家里来取。正这么想着时，两人却在摊头前驻步。那男子对车夫说：“你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穿的衣服。”

　　摊主这才知道，原来这二位是来光顾他生意的。车夫一双眼睛在旧衣服上扫溜着，看那神色，似乎嫌摆出来的衣服太少，不甚满意。摊主就从身后的纸板箱里又拿出一些旧衣服供其挑选。那乘车的男子对此不感兴趣，退后几步，掏出香烟插在翡翠烟嘴上，一边吸烟，一边左右扫视。车夫终于选中了一件短式夹风衣和一顶帽子，摊主见其没有侃价，也没有掏腰包的意思，便知道付钱的应是那个男子，于是大声报出价钱。男子把吸剩的半支烟扔在地上踩灭，过来看了看车夫选中的衣服，嘴里吐出两个字：“试试。”

　　车夫便脱下原先穿的那件棉衣，套上夹风衣，又把帽子戴上。男子又开腔让“走几步”，车夫照办。看上去，那男子对车夫的扮相比较满意，随即就按照摊主报出的价钱付了钞票。这时车夫已换回原来的装束，两人出了巷子，男子上车，车夫拉了车就走。

　　尹小白、张百行两个分析下来，作出以下推测——

　　凶手在赴小北直街把老伊忽悠出来的途中，叫了一辆三轮车，用钱收买车夫，让其前往“祥元阁”订座。考虑到车夫那身行头肯定会给饭馆方面留下深刻印象，觉察到此人可能从事的职业，就出钱买旧衣帽让车夫改装。当然，这般装束踩着三轮车当街出现太过显眼，容易引人注目，若是正好遇上相识的同行，那这把戏就留下明显的后遗症了。所以，试过衣服之后，凶手让车夫把衣服换回来，待到“祥元阁”附近，再找个偏僻地段把衣服换上，步行前往饭馆。

　　侦查员为印证这个推测，立刻以“祥元阁”为中心在周边小巷、空场等处进行访查，果然在距“祥元阁”直线距离不过四五十米的一条小巷里找到了三名目击者。他们看到的那一幕跟侦查员的推断几乎如出一辙。

　　接下来，就是怎样寻找那个三轮车夫了。尹小白、张百行与外援便衣一番讨论后，决定先通过工商局把市人力车公会和各区分会的专职办事员召拢，说明情况，要求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协助查摸这么一个三轮车夫。

　　调查进行到这一步，尹小白、张百行都很乐观，说看来此番已是“馒头上笼八分熟”了。可是，尽管各区人力车公会集中全力协助排查，侦查员不但跟车夫逐个接触，还调取了解放后车夫为领取执业证件拍摄的照片，请“祥元阁”账房先生、伙计和旧衣摊的摊主辨认，遗憾的是，竟然没有任何效果。尹小白、张百行不禁犯了嘀咕：这是怎么回事？使那么大的劲儿，按说方向也正确，怎么就没查到任何蛛丝马迹呢？

　　无奈，他们只好向专案组长亓舞牧求助。这时，对田洁石的调查已告一段落，亓舞牧可以腾出手对他们进行指导了。

　　听了二人的汇报，亓舞牧提出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那个跟着凶手去买旧衣服的主儿并不是真正的三轮车夫，而是临时客串的，当然，可能这厮以前曾做过三轮车夫；另一种可能是，这厮是如假包换的三轮车夫，不过不是羊城这边的。据“祥元阁”的账房说，此人也是广州本地口音，那就可以在广州周边的地区找找看，比如新会、花县（今花都）、番禺、中山、佛山等地。

　　尹小白、张百行两个眼睛一亮，不约而同“哦”了一声。张百行说：“这几个地方都不大，三轮车的数量远远比不上广州，我们分别带几个人分赴这五地，估计查上一两天就能把当地的三轮车夫查遍了。”

　　尹小白却有不同意见：“我倾向于组长说的第一种可能。据旧衣摊主和那几个目击者反映，那辆三轮车是广州市里随处可见的营运三轮，也有牌照，可惜当时谁也没留意过号码。我们是否可以先查一下，老伊被害之前一两天，广州市区有没有营运三轮车失窃过？”

　　亓舞牧点点头：“小白这个想法有意思，假车夫真三轮，我们不妨查查看。”

　　接下来，三人分别向全市各派出所打电话询问近日是否有报失三轮车的。一圈电话打下来，都说没有接到过这种情形的报案。这不奇怪了吗？三人继续研究，最后决定再次在全市三轮车行业展开调查，弄清楚在涉案时段内是否有人丢失三轮车没有报失（比如事后失物自动归还了），或者把三轮车借给过非从业亲友的。

　　这一查，又是将近两天。1月4日，西禅区三轮车工人宋克礼在接受侦查员询问时，承认曾把他使用的三轮车借给过其表兄林和万。林借用表弟三轮车的理由是，朋友娶亲接新娘，愿意支付宋克礼当日的包车车资，借用时间说好是一天。表兄是上午九点把车骑走的，晚上还车时已是十一点。

　　当晚，林和万被捕。专案组随即进行讯问，林对去“祥元阁”订座之事供认不讳——

　　林和万以前干过三轮车夫，前几年跳槽干起了珠江客轮上的水手。这人喜欢交际，在社会上颇有朋友。12月中旬，有个名叫何觉生的鳏夫朋友找他说准备娶一寡妇作续弦，定在27日成亲，届时将以五辆三轮车组成一个车队前往女方住所接新娘，希望林和万备一辆三轮车参加车队。林和万自无二话，一口答应。接着，他就去找了表弟宋克礼，约定是日借用其三轮车一整天。何觉生其实并没表示过愿意以包车价格给人家误工补贴，但林和万知道表兄经济拮据且生性吝啬，自掏腰包付了这笔钱。

　　是日上午，林和万根据事先与何觉生的约定，蹬着三轮车前往何宅。途中被从路旁闪出的一个男子拦下，该男子显然以为这是一辆正在营运的三轮车，二话不说就上车了。林和万还没来得及跟他说明情况，就被对方手里亮出的一张五万元面值的人民币所吸引。对方说我包你这车一个小时，载人的同时再顺带做一桩小事，去饭馆替我订个雅座，这张钞票就是你的了。另外我再送你一件七八成新的衣服和一顶帽子，干不干？林和万觉得这交易简单又合算，不假思索地点了头。

　　继而就有了去旧衣摊买旧衣服和上“祥元阁”订座的情节。订座期间，那个特征与“鑫叔”相符的男子就在饭店外面等着，林和万订座完毕出了饭馆，“鑫叔”和他一起穿过马路，就此各奔东西。此后，林和万再也没见过此人。

　　侦查员随即找何觉生核实情况，何证明确实有迎娶新娘请林携车帮忙之事。又分别让“祥元阁”账房先生、旧衣摊摊主辨认，均确认系林和万无误。由于林和万坚称他跟“鑫叔”素不相识，出于慎重，侦查员还去林供职的珠江客轮公司及其住所地管段派出所了解此人以往的社会关系，没有发现可疑情况。

尽管找到了订座的人，但那个“鑫叔”究竟是什么来路，专案组依旧一筹莫展。根据姜孝顺提供的“鑫叔”与老伊生前的交往情况，以及这个“鑫叔”对广州的熟悉程度，专案组推测他应该是本地人，可是，广州这么大，应该到哪里去找他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