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笔由墨
不想那玉堂金马登高第，只望能高山流水遇知音。
【尘封档案】系列之156：江南往事（三）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9年第10期
作者：魏迟婴、 于公孙、 李西始
上期内容提要：
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沦陷，紧跟着今州也落入日寇之手。孙景轩半推半就，出任伪商会会长一职，同时兼任驻今州日军的医疗顾问，087情报站得以继续活动，为地下党收集了大量日伪在今州兵力部署的情报。不料，在传送情报过程中被伪警察局的侦缉队盯上，一源堂再次陷入险境。由于天益馆老板井少岳无意中的“搅局”，一源堂侥幸逃过一劫，但从此也引起了伪警察局长朱维信的高度警惕。087情报站的处境越来越艰难……
第十七章 特种物资
行刺警察局正副局长的，正是朱维信的老对头“中统”的特工。前面说过，朱维信把“中统”在今州设立的情报站一举摧毁，九名“中统”特工悉数殉职。消息传到重庆，徐恩曾震怒，随即下达了干掉朱维信的命令。这个情况很快被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侦知，上海日军遂通知了今州日军宪兵队。水岛提醒朱维信加强防范，并跟驻今州日军城防司令官兵部孝三郎商量，调派了一个班的日军对市警察局和朱公馆加强警卫。
过了一段时间没什么动静，朱维信也好，水岛也好，都认为“中统”方面已经把这件事置之脑后了。可是，“中统”没有半途而废的习惯，只要徐恩曾没有收回成命，受命行刺的特务要么完成使命，要么自己殒命，反正必须有个结果。南北统货行开张不到半个月，朱维信和警察局日本顾问野山、汉奸副局长巫庆三去下面的郊县视察，车队在离今州城三里地的接官亭遭到伏击，连同警卫、司机在内的十多人中，只有四人幸存，朱维信是其中之一，但也已是身负重伤，生命垂危。
朱维信被急送上海治疗，总算保住了一条命。在上海住了三个多星期医院，又在今州日军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这才拄着拐杖回到警察局。这段时间，由爷爷在幕后策划、刘九龄台前指挥的南北统货行已经做成了多笔生意，为根据地输送了不少物资。但是，乌云也渐渐在南北统货行上空积聚。
朱维信是水岛岗次郎跟前的第一红人，住院期间前往探视的人络绎不绝，连一向对警察局长看不入眼的汤宗俊也不得不放下架子亲往上海探视，朱维信回今州后，他更是隔三岔五的前去问候。朱维信身负“军统”使命，认为汤宗俊乃是一个搞地下工作时用得着的对象，早就想跟汤宗俊改善关系。汤宗俊主动登门修好，他自是求之不得，两人几番聊下来，竟是相见恨晚，就差拜把子了。
尽管伤势不轻，但朱维信的脑子没毛病，对于南北统货行，他一直心存疑虑。可是，这事不能跟水岛岗次郎报告，只有怀疑是说服不了水岛的，自己又不好明目张胆调查——水岛可是在南北统货行门口挂了军刀的。那怎么找证据呢？只好利用一下汤司令这个二愣子了。
朱维信向汤宗俊透风，说水岛司令官最近对皇协军的便衣队不甚满意——便衣队一直没有什么像样的成绩，对于这次行刺案件，事先也未查摸到一丁点儿线索。朱维信还暗示，以水岛司令官的性格，他既然这样说了，就有可能会动一动便衣队，要么解散，要么划出去。汤宗俊一听就急眼了，便衣队是他那支部队的骨干，更是他的亲信，一旦划出去，他岂不成了孤家寡人？于是，汤宗俊就向朱维信求教：“那该咋办才好？”
“你只有干出点儿名堂来，他才会改变想法。”
汤宗俊愁眉苦脸：“我的便衣队跟你的侦缉队不在一个档次上，要说立功，那还得请兄台点拨一二。”
“我手头倒是真有条线索。”接着，朱维信就说了他对南北统货行的怀疑，“此事水岛司令官还不知情，我本想让侦缉队秘密调查的，既然你老兄急需，我就把这条线索让给你。”
就在朱维信怂恿汤宗俊调查南北统货行的时候，087接到上级指令，新四军根据地急需西药、医疗器械以及医务人员，这些药械、人员已由上海地下兵站解决，可是他们面临着运输问题，组织上要求087交通站设法协助新四军上海兵站把这些物资、人员运送到苏北根据地。
上海是根据地在敌占区采购战略物资的最重要的一个来源地，因此，日伪把上海的水陆通道控制得极严。日军对于从上海外运的物资开列了一系列禁运清单，称为“特种物资”。凡属特种物资，别说运输出去了，哪怕就是超量购买，都会被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或者宪兵队特高课盯上。可是，既然组织上已经下达指令，爷爷就必须无条件完成这个任务。
这几年来，由于地下工作的需要，087交通站的规模有了不小的扩展，除了一源堂中药店的总站，下面还另设了三个分站。分站设在哪里？只有爷爷知道。解放后我父亲方才得知，两个在城外，一个在城内。城内的那个属于备用站，平时不开展交通工作。交通站扩展后，人员增加了，唐季娴也入了党，不过跟爷爷是两条线上的。关于这一点，只是父亲的猜测——087为完成上述任务召开“特总”扩大会议时，她没有在场。
所谓“特总”，就是087交通站特别总支，爷爷是总支书记，刘九龄是副书记，老柯、老沈是委员。我父亲和小瑞、小庆几个是一般党员，平时爷爷和刘九龄他们商量核心机密时，是沾不上边的，这次是扩大会议，所以也坐了个位置。可是，这个扩大会议并没有商量出什么结果，他们面临的这个难题实在太棘手了。最后，父亲听刘九龄说了一句：“看来，这事还得跟唐老爷子商量一下，请唐季昌帮个忙。”
在日军禁运的特种物资中，西药和医疗器械是最难运送的。其他物资，哪怕是收发报机什么的，都可以拆散了混装在其他货物里，但药品不行，尤其是西药的药片和药水，一旦拆了包装，就无法保存了；医疗器械也不能拆——根据地缺乏此类技术人才，要是把X光机拆了，运到根据地也无法复原。没办法，这类物资只能在包装上做文章，可伪装得再好，也不敢保证能通过日伪关卡的严密检查。而这种运输通常只有一次机会，成就成，不成则不但会损失掉这些好不容易才搞到的重要物资，往往还要把运输者（不一定是交通员，还有不少专业运输户）的性命搭上，失败一次，下次就没人敢帮你运了。因此，087执行此项任务，必须万无一失。于是，爷爷就想到了唐四海父子，想通过唐季昌弄一纸特种物资准运证。
唐季昌在宪兵队干的其实是文职工作，他给水岛岗次郎当翻译官属于兼职，其专职是宪兵队普通档案的管理。根据日军的规定，机密档案都由相应的军官各自保管，比如军事情报由情报科长保管，特工方面的材料则由特高课长铃木三郎保管。唐季昌尽管是日本国籍，但机密档案他是接触不到的。另外他还有个差事，即水岛岗次郎的副官，这个职务听起来煞有介事，其实不过是在水岛岗次郎跟中国人打交道时待在旁边摆摆样子而已。总之，日本人极其精明，不可能让矶谷季昌这样一个角色占据有实权的职位。
那么，即使爷爷说通了唐四海，唐老爷子也说通了儿子，这个矶谷少尉又有什么本领帮助他们搞一纸特种物资准运证呢？这就要说到前面那位在西门事件中打了苟霄汉两个耳光的日军少尉河上清本了。
早在十多年前唐季昌到日本留学时，就已经与河上结识，而且相处得一直不错，后来又一起进入陆军部队。不过，和唐季昌一样，河上清本并未真正上过战场，水岛岗次郎显然知道这一点，所以，没有把他安排在需要动刀动枪的岗位上，而是让他负责管理战略物资的审查。现在，爷爷就把主意打在这层关系上面。
爷爷跟唐四海商量，苏北泰州那里有商人愿出高价收购药械，想通过南北统货行进一些货，如果成交的话，可以大赚一笔。唐四海当然知道泰州乃是日伪军和新四军的拉锯地区，就问对方是不是“老四”（当时民间对新四军的称谓）。爷爷说不是“老四”，是泰州一带赫赫有名的“大三福行”。
唐四海依旧担心：“药械是禁运物资，如果大三福行把这批货转卖给‘老四’怎么办？”
爷爷让他放宽心：“最近因为战事导致的交通问题、物资禁运问题，在苏北地区普遍存在。西药、医疗器械这类物资，‘老四’固然奇缺，民间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大三福行没必要跟‘老四’做这种买卖，光是卖给当地的西药商、医院，就有丰厚的利润。再者，泰州属于皇军和‘老四’对峙的前沿阵地，那边的皇军对于战略物资的控制理应比今州更严。大三福行是泰州有名的商行，家大业大，他们敢冒着一旦败露就会人头落地的风险跟‘老四’做这种买卖吗？”
在经商方面，唐四海肯定比我爷爷能干；可说到政治敏感，他给087当学徒都不够格。当下，唐四海听爷爷如此这般一分析，觉得似有道理，就有兴趣往下进一步探讨了。他问爷爷：“做这笔生意，南北统货行会不会有什么风险？”
爷爷就继续给他分析：“天下哪有没风险的买卖？生意人图的就是一个‘利’字，我们所要考虑的，无非是所获的‘利’，与我们承担的风险是不是成比例。如果风险过高，那就不值得，否则获利再多，到头来也是给皇军没收，还得搭上身家性命，犯不着。那么，怎么降低风险呢？就眼前这桩买卖来说，我觉得可以请大三福行设法搞到一纸泰州皇军司令部的准运证明。当然，根据皇军的规定，苏北地区和苏南地区的准运证明不能混用，只有大三福行的准运证明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弄一纸苏南地区的准运证明。苏南这边的情况要比苏北复杂些，根据皇军最新出台的规定，从上海运出来的离埠准运证是由上海方面的皇军出具的，有效范围到我们今州为止；到了今州再往南京方向运，那就得向今州的宪兵队申领了。上海方面的准运证，只要找到肯供货的对象，按规矩对方是应该提供的。我们今州这边的，那就需要您老出马了。只要您老解决了今州这边的准运证明，这笔买卖肯定能够做成。”
事情就这样说定了。如此，087交通站完成组织上下达的这项特别使命应该没有问题了吧？当时交通站的同志都是这样想的，可是，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变故马上就来了……
第十八章 突击结婚
汤宗俊受朱维信怂恿，决定秘密调查南北统货行，随即跟伪军便衣队长蓝壮壁密商应该如何实施。蓝壮壁说司令您放心，这事儿就交给卑职了。
蓝壮壁之所以敢说这话，是因为他自认为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刺探到南北统货行的情况。这份底气从何而来？前文曾经交代过，汤宗俊的皇协军聘请刘九龄担任医疗顾问。蓝壮壁的便衣队闲着没事就习练擒拿格斗，完全按照实战标准，汤宗俊自己也来得几下拳脚，常常亲自到场观摩，每次来都在场子旁边置张桌子，或是放上数枚银元，或是放上几瓶老酒，作为奖品。便衣队自是个个踊跃，把训练搞得仿若生死之搏。如此较量，负伤率自然猛增，这就需要刘九龄为他们治疗了。时间稍长，那些伪军特别是便衣队的特务跟刘九龄都混熟了。
读者也许还记得警察局的侦缉队有个队员叫李二狗，抗战前，就是这个李二狗给蓝壮壁通风报信，导致087遭遇险情。不久，这厮终于从侦缉队跳槽去了保安团便衣队，因为跟蓝壮壁关系不错，虽然没什么本事，还是混了个分队长的职务。今州沦陷，保安团投降日寇摇身一变成了皇协军，日本顾问要求加强体能和战术技能训练，汤宗俊也非常重视，李二狗这方面却是弱项，不久就让日本顾问撤了职，仍在便衣队当一名普通队员。蓝壮壁受命调查南北统货行，遂以李二狗在训练中受伤，不适宜留在便衣队为由将其开革，然后找到刘九龄，请他给李二狗在行里安排一份差使。
汤宗俊受朱维信怂恿，决定秘密调查南北统货行，随即跟伪军便衣队长蓝壮壁密商应该如何实施。蓝壮壁说司令您放心，这事儿就交给卑职了。
蓝壮壁之所以敢说这话，是因为他自认为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刺探到南北统货行的情况。这份底气从何而来？前文曾经交代过，汤宗俊的皇协军聘请刘九龄担任医疗顾问。蓝壮壁的便衣队闲着没事就习练擒拿格斗，完全按照实战标准，汤宗俊自己也来得几下拳脚，常常亲自到场观摩，每次来都在场子旁边置张桌子，或是放上数枚银元，或是放上几瓶老酒，作为奖品。便衣队自是个个踊跃，把训练搞得仿若生死之搏。如此较量，负伤率自然猛增，这就需要刘九龄为他们治疗了。时间稍长，那些伪军特别是便衣队的特务跟刘九龄都混熟了。
读者也许还记得警察局的侦缉队有个队员叫李二狗，抗战前，就是这个李二狗给蓝壮壁通风报信，导致087遭遇险情。不久，这厮终于从侦缉队跳槽去了保安团便衣队，因为跟蓝壮壁关系不错，虽然没什么本事，还是混了个分队长的职务。今州沦陷，保安团投降日寇摇身一变成了皇协军，日本顾问要求加强体能和战术技能训练，汤宗俊也非常重视，李二狗这方面却是弱项，不久就让日本顾问撤了职，仍在便衣队当一名普通队员。蓝壮壁受命调查南北统货行，遂以李二狗在训练中受伤，不适宜留在便衣队为由将其开革，然后找到刘九龄，请他给李二狗在行里安排一份差使。
刘九龄和我爷爷当然知道蓝壮壁揣的是什么心思，那么，该如何应对呢？爷爷说了四个字——先收后辞。如果当场回绝，那就得找个不收的理由，回头蓝壮壁据此再另派一个人过来，这人没有李二狗的那种不适宜在南北统货行打工的理由，你收还是不收？不收，那就更加深了蓝壮壁的怀疑。而先收后辞，只要做得巧妙，就可以一次性堵住蓝壮壁的嘴。
于是，李二狗欢天喜地进了南北统货行，刘九龄也像真的一样给他安排了一个岗位。哪知好景不长，也就不过三五天，平日难得露面的南北统货行大股东唐四海忽然来行里坐坐，刘九龄让李二狗给老爷子奉茶。唐四海看李二狗眼生，刘九龄介绍说是新来的伙计，皇协军的蓝队长荐来的。唐四海一听就火了，把茶杯掷于地上摔得粉碎，质问刘九龄：“这商行老板是哪个？行里进人，你连招呼都不跟我打一个？你胆子也太大啦……”
唐四海把刘九龄骂了个狗血喷头，直到隔壁一源堂的爷爷听见动静过来劝解，方才让唐四海息怒。
这样，李二狗就只好走人了。诚如爷爷所估料的，如此一来，蓝壮壁不好再开口往南北统货行安插特务了。他自然不会轻易善罢甘休，随即物色了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客边人，在南北统货行对面摆了个大饼摊头，白天卖大饼，天黑后，竟然就用一块破油布搭个小窝棚栖身。光是前面监视还不够，蓝壮壁还学着以前警察局侦缉队长苟霄汉的招术，在南北统货行后面的大盈河上安排了一条渔船，从水陆两个方向对南北统货行进行监视。
巧的是，蓝壮壁在大盈河上安排水上监视哨的前一天，087已经把新四军上海兵站采购的那些西药、医疗器械运到南北统货行里了。为防万一，爷爷把这些货物通过暗道运至一墙之隔的一源堂。所以，便衣队并未察觉到任何动静。
准备去根据地的那几位西医也已经抵达今州，爷爷没有安排他们进城，而是去了北门外我家祖坟所在地龙须湾，看坟人洪坤此时已是中共党员，087交通站第一分站的负责人。那几位医生在龙须湾住了一晚上，次日就由洪坤派人把他们护送去了南京，从南京过长江，再转赴根据地。那时候，送人比运货便当得多。
货物运抵南北统货行当晚，唐季昌约请河上少尉去家里喝酒。之前，唐季昌已经跟河上少尉打过招呼，河上行事爽快，也不“一番手脚两番做”了，干脆带来了一纸空白准运证和几张盖了章的空白表格，让把货物名称、数量填上去就是。
以爷爷的想法，最好是准运证一到手，立马就把货运走。可是，晚上所有城门都是关闭的，由汤宗俊的伪军和日军城防部队严密把守，没有水岛岗次郎的命令，谁也不能进出。爷爷只好打消这个念头，静候天明。
谁也没有想到，当晚河上少尉竟然出事了——他是驾着宪兵队的军用摩托车到唐公馆喝酒的，那时候没有“酒驾”之说，喝了老酒只要觉得自己还行，那就可以开；同样，也没有驾驶摩托必须戴头盔的规定。日军当然有钢盔，但那是为了打仗，而非交通安全。因此，以上两点河上都不在意，驾着摩托车返回宪兵队。喝了酒开车，感觉肯定很爽，爽了就会加速，河上把摩托开得风驰电掣，抵达宪兵队门口时，大概还有点儿犯迷糊，刹车不及，径直撞到岗亭上。河上被甩出去，脑袋撞到墙上，当场毙命。
水岛岗次郎是住在宪兵队司令部的，听到消息，当即下令特高课对此进行调查。那晚唐季昌陪河上喝了不少老酒，特高课的电话打过来时，他还以为是在梦里，待到听说河上出车祸当场死亡，顿时被吓醒了，立刻赶回宪兵队。
河上酒后驾车发生意外之事很快就查清楚了，确系其自己的责任。不过，事情并未到此结束，特高课出于职业习惯，又马不停蹄地查了河上少尉生前主管的特种物资准运证发放情况。这一查，河上平时大大咧咧的作风就亮底了，这家伙经手的活儿要么记录不全，要么就完全是一笔糊涂账。
唐季昌半夜接到电话前往宪兵队，唐四海自然是知道的，马上想到了准运证之事，想跟我爷爷商量应急方案，因为外面街头有蓝壮壁安排的那个卖大饼的家伙，不得不通过装修南北统货行时修建的暗道潜入一源堂。听唐四海一说情况，爷爷马上意识到次日不能起运这批货了，为防万一，一源堂的几位店员连夜行动，经由暗道把货物转移到唐公馆。
天明后唐季昌回家，把特高课发现河上少尉留下一笔糊涂账的情况说了说。唐四海松了口气，寻思既然是糊涂账，那就没法儿查清河上签发的每一张准运证的下落。待一源堂开门后，唐老爷子过去把这个情况跟我爷爷一说，爷爷倒抽一口冷气，说这件事大意不得！为什么呢？结合之前蓝壮壁想把特务安插进南北统货行之事，可能已经有人在动着跟我们过不去的脑筋了，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唐老爷子举人出身，做了一辈子君子，不善应付这类事情，就全权托付我爷爷料理。爷爷这时反倒泰然了，南北统货行也好，一源堂也好，目前即使搜个底朝天，也查不出违禁品来——那纸准运证在唐四海那里藏得好好的，敌人还不至于对唐公馆进行搜查。眼下需要操心的问题是怎样把货运出去。要把货运出去，先得把便衣队的两处暗哨调开。怎么调？爷爷采用的是“故布疑阵”之计。一周内，刘九龄连续三四次带着几个伙计在后门往船上装货，故意弄出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蓝壮壁设在大盈河上的暗哨当然每次都要报告，汤宗俊则立刻向水城门的伪军岗哨下令，搜查南北统货行出城的货船，自然是一无所获。接连几次下来，汤宗俊自己都觉得无趣了，还得担心唐大少爷是否会找他兴师问罪。没办法，他只好愁眉苦脸地去找朱维信问计。
朱维信说：“其实兄台根本不必费劲儿设什么暗哨，只要去找一个人，他如果肯助你一臂之力，南北统货行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你的视线。”
朱维信让汤宗俊去找的那位，就是天益馆的老板井少岳。今州全城都知道，井少岳是一源堂老板孙景轩的冤家对头，天益馆还没开张时，两家就已经结下了梁子，这一晃已经近十个年头儿了。
汤宗俊还有些迟疑：“井少岳敢得罪唐家？”
朱维信嘿嘿一笑：“井少岳这个人，青帮出身，胆大包天，别说得罪唐四海了，就是你汤司令，他想得罪也就得罪了，而且你只好白白给他得罪。否则，他一状告到水岛太君那里去，我估计吃亏的肯定是你。记住，井少岳是水岛太君的草根朋友，太君是很看重这层关系的。”
汤宗俊听从了朱维信的建议，先把南北统货行前后的暗哨撤了，然后携了礼物前往天益馆拜访井少岳。一说来意，井少岳一点儿不客气：“朝廷不差饿兵，帮忙可以，报酬多少？汤司令你别笑，井某是商人，商人言利，无利不起早嘛！”
汤宗俊算是领教了这个帮会出身的饭馆老板的厉害，只得当场支付了银元。这井少岳还真不含糊，两天后的上午，就向汤宗俊提供了一条情报：昨天半夜，南北统货行经理刘九龄坐着一辆黄包车不知从哪里回来，把一个大号板条箱搬进了统货行。那个板条箱用绳子捆得很结实，上面还贴着洋文说明——乃是一部医用X光机。这是“老四”最短缺的医疗设备。
汤宗俊下令立刻行动，蓝壮壁随即作了布置，先征用了两条民船，把南北统货行后面的码头封住，防止货物从水路转移，他则率领二十名便衣队员强行闯入统货行进行搜查。很快，就发现了那个贴着洋文说明的板条箱，外面捆绑的绳子还没有解开。蓝壮壁如获至宝：“刘经理，这是啥货啊？包得还挺严实。”
刘九龄微微一笑：“来人，给蓝队长把这箱子打开！”
箱子打开了，蓝壮壁顿时傻眼。里面装着什么东西呢？一箱子笋干！
蓝壮壁灰溜溜回到皇协军司令部向汤宗俊报告，那边唐四海的告状电话已经打到宪兵队了。水岛岗次郎大怒，随即派了一辆汽车前往皇协军司令部把汤宗俊、蓝壮壁请过去。汤宗俊知道事情做拙了，正想解释两句，水岛却不给他机会，不问别的，单问便衣队在南北统货行搜到什么了。蓝壮壁战战兢兢说什么也没搜到。水岛点点头，朝一旁的两个宪兵打个手势，那二位一左一右把蓝壮壁给架走了，很快，外面操场上就传来了杀猪似的惨叫。
汤宗俊顿时吓得浑身筛糠。水岛岗次郎说：“汤司令，你目无皇军，擅自行动，按说我可以直接枪毙你。不过，看在你并非故意给皇军找麻烦，只是一时失察的分儿上，枪毙就免了，但也得帮你长长记性——你去外面操场上站两个小时吧，站到时辰，自己回去。”
这事很快就让朱维信知道了。当时蓝壮壁挨了一顿恶揍，还在宪兵队里关着，朱维信立刻前往求见水岛岗次郎，原原本本把自己对南北统货行的怀疑和盘托出，请水岛手下留情，饶蓝壮壁一命。水岛叹了口气：“看来我们之间还是缺乏沟通啊，现在事情到这一步了，那就必须沟通了。”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水岛以老师的身份为掩护潜伏今州从事情报工作时，就已对一源堂产生了怀疑。因吴明全事件和护送烈士遗孤事件，一源堂两次被警察局和保安团盯上，水岛作为一个资深情报人员，自然不会认为这仅仅是巧合。不过，他当时的主要任务并非对付共产党，也就只好把他的怀疑放在一旁了。日军占领今州，他被任命为今州宪兵队司令官，按说不会容忍一个有共党嫌疑的人在他眼皮底下活动。如果换了别人，恐怕就要对一源堂动手了，但水岛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首先是没抓到证据，贸然动手，出师无名。其次，即便有证据，充其量也就是打掉共党的一个交通站，对共党方面来说，算不上伤筋动骨；不如欲擒故纵，让一源堂放松警惕，放长线钓大鱼。所以，水岛不但没动一源堂，还让我爷爷出任伪职，当了日军的医疗顾问。第三，就不得不佩服水岛的老谋深算了。打掉一源堂这样一个交通站，在水岛看来，并不是最紧迫的事。今州地理位置重要，早在战前，这里就是各方特工活动非常密集的区域，明争暗斗、刀光剑影，几乎天天都在上演。孙景轩主持的交通站能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存在这么久，必有其过人之处。水岛的打算是，摸清孙景轩的底细，想办法笼络他，让他为己所用；如果孙景轩拒绝合作，水岛甚至愿意退让一步，允许他同时为第二方甚至第三方效力。水岛是科班出身的老牌特工，深知双面间谍甚至多面间谍乃是情报界的普遍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
这些年来，水岛岗次郎一直没有中断对一源堂的秘密监视和调查。让他没料到的是，一源堂竟然滴水不漏，他没有抓到我爷爷的任何把柄。正因如此，水岛愈加相信自己的判断——我爷爷不但是一名秘密情报人员，而且是一个可以跟他水岛岗次郎媲美的高级特工，从而，他也就愈加想把我爷爷拉拢过来。
听说一源堂要跟唐四海合作开设南北统货行，水岛马上意识到我爷爷想干什么——为中共在北方的根据地运输战略物资。水岛认为这是一个促使孙景轩暴露的缺口，他决定给我爷爷创造条件。于是，就有了南北统货行开张时水岛到场祝贺、悬挂军刀的一幕。河上少尉出车祸横死，起初水岛岗次郎怀疑这是我爷爷策划的谋杀，可特高课连夜调查的结果表明，这的确是一起交通事故。水岛决定按兵不动，继续对南北统货行和一源堂进行秘密监视。
但水岛毕竟不是神仙，他再能干，也不可能对南北统货行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同样，他也不清楚警察局长朱维信故意找唐、孙两家茬子的念头，更不曾料到朱维信会让汤宗俊出面对南北统货行进行如此露骨的监视。汤宗俊所为，无异于打草惊蛇。
听水岛如此这般一说，朱维信不由得颇为后悔——早该把自己对南北统货行的怀疑告诉水岛才对。那么，如今有什么补救措施吗？水岛思忖片刻，让朱维信做好两件事——
第一，让汤宗俊派人去把天益馆砸了，目的是让一源堂方面知道这是他们的老冤家井少岳在跟他们过不去——孙景轩不一定会相信，但作为汤宗俊方面来说，这是必须要作出的反应。当然，井少岳肯定不服，估计会向警察局或者宪兵队告状，不管告到哪里，朱维信都要好好安抚，让汤宗俊悄然做出赔偿。
第二，估计经此一来，南北统货行最近阶段不敢再购入特种物资，而且，由于已经打草惊蛇了，孙景轩会设法把已经购置的特种物资迅速运出今州城——他手里有河上少尉出具的准运证，河上少尉虽然死了，但准运证依然有效。朱维信的任务是把南北统货行盯紧了，但务必吸取汤宗俊的教训，不见兔子不撒鹰。
朱维信立刻着手布置。当天晚上，受汤宗俊指派的一伙伪军荷枪实弹闯入天益馆，把桌子凳子锅碗瓢盆一顿乱砸后扬长而去。井少岳果然到警察局报案，朱维信于次日约见井少岳和汤宗俊的副官张茂生，说此事惊动了水岛司令官，指令警察局出面协调。张副官早有汤宗俊的授意，立即向井少岳道歉，表示愿意赔偿。纠纷处理完毕，朱维信暗示井少岳，汤宗俊此举，是受了与天益馆有矛盾的某方的挑唆。井少岳恨得咬牙切齿：“朱局长，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回头一定要他好看！”
尽管我爷爷并不知道水岛的计划，但由于河上少尉意外身亡，他签发的准运证肯定不能在本地使用了。如何把这批货物偷运出城，对于087来说依然是个难题。这乃是一桩绝密大事，爷爷口风甚严，就连刘九龄都不知道我爷爷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便衣队搜查南北统货行后的第三天中午，爷爷跟我父亲正式谈了一次话，谈话的内容让我父亲大吃一惊——他说已经跟唐四海商量过了，近日为我父亲和唐季娴举行婚礼。
那年我父亲二十三岁，唐季娴和他同岁。在当时，男女双方这个岁数，都属于大龄晚婚了。其实，之前我父亲和唐季娴讨论过他们的终身大事，两人的一致意见是，要等到打跑日本鬼子再成家。现在爷爷突然提出要给他们操办婚事，我父亲对此没有心理准备，但他知道这绝对不是爷爷心血来潮想抱孙子了，爷爷找他谈这事，也不是征求他的意见，他必须服从爷爷——服从组织的安排。
一切都是紧锣密鼓进行的。次日，唐公馆和一源堂就向亲朋好友发出请柬，七天后在“集贤楼”举行孙恩亭、唐季娴的结婚典礼。水岛岗次郎自然是受邀人士中第一个收到请柬的，后来朱维信交代，水岛岗次郎收到请柬后立刻提醒他注意，南北统货行要转移特种物资了，你必须盯紧了，做到万无一失。
朱维信对于水岛这个指示的理解是，南北统货行转移货物的手法肯定绝对狡猾，连水岛岗次郎也没有头绪，而水岛又是个很注重面子的人，不可能让宪兵队去侦办这种没有把握的案子，否则，如果也像汤宗俊、蓝壮壁那样空手而归，那不是给人看笑话？所以，水岛就决定把该案交给警察局侦办。可问题是，连宪兵队都没把握，警察局难道就能摸着边？当然，这只是朱维信心里的不满，绝对不能说出来，水岛的指示不但要照办，还必须“万无一失”。
怎么才能万无一失呢？无非就是在对方转移物资时，出其不意一举拿获。想要做到这一点，有个先决条件——准确的情报。侦缉队长苟霄汉出主意说：“在南北统货行前后布置暗哨的做法不能再用了，这个招数用的次数太多，人家有防范了，不如还是请天益馆的井老板帮忙吧？”
朱维信点点头：“我也正有此意。你先代表我去跟井老板商量商量，听听他开什么价码。”
苟霄汉去得快回得也快，他让井少岳打了回票——井少岳说：“上次那事是皇协军汤司令亲自出面找我，我才答应下来的；你一个小小侦缉队长，就跟我井某谈斤论两了？”
朱维信闻言大笑：“这个井老板架子真不小，看来还得我亲自出马。”
果然，朱维信把井少岳请到警察局，井少岳答应得很爽快。当然，银元肯定是少不了的。收了钱，井少岳办起事来绝不含糊，很快就报来一个消息：唐四海明天要把女儿的嫁妆送往西门外玄妙庵，存放三天后，于唐季娴出嫁前一日再运到一源堂男方家里去。
苟霄汉乍听之下一头雾水：“这是什么意思？”
朱维信的脑子转得快：“还能有什么意思？你就准备行动吧，那批货肯定混在嫁妆里，在玄妙庵存放期间伺机转移。”
真让朱维信猜着了，087转移货物的主意确实是打在这上面。其实，这个主意还是唐老爷子想出来的，赶紧把货物转移出去，他比087还着急。因为货就放在他家里，一旦发生类似蓝壮壁突袭南北统货行那样的意外，那批货是藏不住的。唐四海对水岛岗次郎根本不抱什么从宽发落的幻想，水岛对朱维信之子朱耀先的处置就是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所谓婚事，不过是一个幌子，重点在玄妙庵。玄妙庵建于清朝光绪年间，其建造资金主要靠民间募捐，据说其时如日中天的唐家一次性捐了白银一万两。可以想见，玄妙庵与唐家的关系非常密切。直到抗战胜利前，唐四海每年还要向玄妙庵捐赠不菲的香火钱。唐季娴出生时，其母难产，据说是唐四海跑到玄妙庵许愿，才保得母女平安。这样，唐季娴就有了一位菩萨寄娘（今州人对“干娘”的称谓）。此后每年母难日，唐季娴都要去玄妙庵给菩萨寄娘烧香磕头，如果生日逢五（岁）逢十（岁），还要在玄妙庵住上一宿。我父亲晚年时回忆，小时候有一天他正在家门前玩耍，遇到唐季娴去玄妙庵烧香，唐季娴邀他同去，他竟然就真的跟去了。到了庵里，唐季娴给菩萨娘娘磕头，父亲少不更事，也跟着跪下磕头，惹得众人大笑，说按规矩这个小少爷就该是唐四海未来的女婿了。没想到，这话还真应验了。
按照今州的风俗，出嫁的新娘凡是母亲已经去世的，她拜认的菩萨寄娘所在的观庵就算是她的娘家，所以要有一个表示——事先把嫁妆运至观庵，停放三日后再运送到男方家里。唐四海的主意就是把那批货物混在嫁妆里运至玄妙庵，晚上借着月黑风高的掩护，从玄妙庵后面的河上悄然转移。
玄妙庵位于西门外三里地的莫家湾，嫁妆要从水路运过去。唐家是今州首富，嫁妆自然丰厚，特地准备了两条木船，唐四海从亲朋好友里挑选了十来个身强力壮的青年相帮运送。运送嫁妆是女方家的事情，按规矩男方是不能参与的，我父亲事后方才知道途中发生的惊险一幕——
两条运送嫁妆的木船在爆竹声中离开唐公馆后门的石驳岸，沿着大盈河行驶，在前面的三江口拐弯折向西门。就在这时，只听一阵唢呐声响，从三江口另一侧拐出一条木船来。这条船的大小和式样跟唐家的两条船差不多，不过除此之外，都截然相反：唐家船上搭着的芦席棚子罩着一色的大红绸缎，那条木船的芦席棚子上蒙着的是黑布；唐家船的船头船尾悬挂着斗大的红绸花，那条船的船头船尾挂着黑绸花；唐家船上的人穿着清一色的红马褂，那条船上的人穿着清一色的白布袍子；唐家船上载运的是用红绸带扎着的形形色色的嫁妆，那条船上载运的是一口阴森森的黑漆棺材；唐家船上的吹鼓手吹着喜庆调子，那条船上吹的则是《大出丧》……
今州地面上的规矩，不管水路陆路，倘若婚丧队伍途中相遇，丧事队伍必须停止奏乐，陆路上往路边靠让，水路则往岸边靠让，待喜事队伍行进一箭之地后方可移动，两箭之地后方可奏乐。唐家船队遇到的这条丧船却不管不顾，不但不靠边，船上的那班吹鼓手反而更起劲了。如此，唐家船队这边自是要发话了，负责主持的唐四海的内弟贾玉祥高声喝问：“这是谁家办丧事？”
话音方落，对面船上那口棺材旁边站起一个一身重孝的干瘪老者，阴沉着脸道：“是老朽！”
贾玉祥是应唐四海之邀特地从上海赶到今州参加婚礼的，对今州地面并不熟悉，当下就要发作，旁边有人附耳悄言，介绍了老者的身份。他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这老者正是天益馆的账房先生宝锦国，也是今州公认的第一国术高手！贾玉祥知道碰上硬茬子了，遂小心翼翼问道：“宝先生这是……”
丧船上有人代为回答：“宝先生今日为夫人落葬。”
宝锦国的夫人是去年去世的，大殓后将棺木停于天益馆后院专门搭建的一个草亭内，听说要停三年方可移送湖州老家。当下，贾玉祥听旁人一说就觉得今日这事有些蹊跷，对方怎么提前移送棺木了？而且恰恰赶在唐家运送嫁妆的当口儿，像是事先等候在三江口的样子，这不是存心跟唐家过不去吗？
贾玉祥虽然不是今州人，可是从唐家人嘴里多次听说过天益馆跟一源堂结冤之事，知道对方的厉害，再者今天这种日子，也不好公开翻脸，那就只有忍了，于是下令停船，让宝先生他们先走。不料，唐家的船停了，对方也停。那么，让唐家的船先走吧？可唐家的船队一动，他们的《大出丧》便响了起来，又紧紧尾随在后。唐家船上的人包括贾玉祥在内，自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目的——他们是奉井少岳之命故意找茬儿生事，为的就是制造纠纷，以便让侦缉队有理由搜查嫁妆。如此走走停停几次三番，船队行至水城门前，贾玉祥终于忍无可忍。
要说唐季娴的这个舅舅，在上海滩也不是个善茬儿。他以前是法租界的巡捕，上海被日军占领后，跳槽去了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这次到今州来，他是带着手枪和“七十六号”的派司的。平时他在上海横惯了，哪受过这般窝囊气？贾玉祥当即亮出手枪，吩咐船上的几个小伙子：“过去几个人，把他们的丝竹家伙卸了！”所谓“丝竹”，指的是丧船上那班吹鼓手的乐器。
这样，双方就发生了冲突。贾玉祥倒是没有开枪，宝锦国坐在棺材旁边，也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双方下人互殴，各有负伤，还有掉河里的。正酣斗间，侦缉队的汽艇疾驰而至。苟霄汉站在汽艇船头朝天鸣枪，喝令众人住手。
贾玉祥见侦缉队来了，觉得属于“自己人”，刚要上前盘盘道，哪知人家二话不说下了他的枪，还给他铐上手铐。贾玉祥大怒：“老子是‘七十六号’的，你们吃了豹子胆了？”
苟霄汉冷冷道：“到了今州，你就是一百五十二号也没用。”
侦缉队让双方所有人上岸排队站好，互相指认都有谁参与了斗殴——当然没几个人是没动过手的。苟霄汉宣布，包括贾玉祥在内，凡是动过手的全部暂扣。
唐四海获知消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三步并作两步赶到一源堂来找我爷爷。我爷爷安慰他说：“亲家不要紧张，即使有事，人家也该是先找刘九龄的，他是货行经理嘛。我已经跟九龄关照过了，他会把这件事承担下来的，你我是投资方，不管经营上的事务，责任可有可无，再说季昌也会周旋打点的。事到如今，我们急也没用，还是静观事态发展吧。”
事态往下的发展却颇有些奇怪，警察局也好，宪兵队也好，哪家也没找上门来。然后，贾玉祥就骂骂咧咧地领着船队回来了。不但唐四海给弄得一头雾水，我父亲也是很久以后才明白其中的缘故。
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里我先卖个关子，按下不表，稍后自有交代。
第十九章 祖传绝技
水岛岗次郎接到华东派遣军司令部的命令：晋升陆军大佐，以今州日军宪兵队司令官的名义兼任城防部队司令官。
别人升官欢喜都来不及，水岛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知道，日本要投降了。日本天皇发布投降诏书那天，他连夜将特高课长铃木三郎、城防部队副司令官川崎中佐和已晋升中尉的矶谷季昌召至跟前，宣布自己决定“玉碎”，留下遗书一封，拜托铃木、川崎二君日后转交其家人；至于遗产，公物交由宪兵队收存，私产有字画三幅，分赠铃木、川崎、矶谷，还有一些积余的钱钞，统统赠予他以前潜伏时曾执教过的今州一小和今州第一中学。
交代完毕，水岛岗次郎取出一瓶葡萄酒，请在场三人举杯同饮。喝过诀别酒，水岛岗次郎从墙上摘下军刀，递给唐季昌：“矶谷中尉，我指定你担任我‘玉碎’的介错人（日本武士道传统，武士切腹使用肋差即短刀，切腹者不会当即死亡，所以一般要指定介错即助手，负责砍下切腹者的头颅，以减轻其痛苦），给你添麻烦了！”
水岛岗次郎还请铃木三郎拍摄了现场照片。这些照片后来落到了警察局长朱维信手里，解放后又被我公安人员查获，我父亲也见过，确实是他的大舅子唐季昌砍下了水岛岗次郎的头颅。
水岛岗次郎一死，皇协军司令汤宗俊和便衣队长蓝壮壁随即失踪——脚底下抹油远走高飞了。朱维信接管了皇协军，维持政权交接空白期间的治安。不久，国民党接收今州，朱维信这个人皆言可杀的汉奸不但什么事没有，继续当他的警察局长，而且公开了“军统”潜伏特工的身份，《今州日报》还专门做了一整版的人物专访，对其极尽吹捧。
然后，就开始惩办汉奸了。第一个被捕的是我父亲的岳丈唐四海，他担任过一年多维持会长和伪市长，这在老冤家朱维信脑子里是牢牢记着的。抓捕名单上的第二位，就是一源堂老板、我爷爷孙景轩，他担任了八年伪商会会长和日军医疗顾问，这是今州尽人皆知的。他们两人一被捕，我父亲和唐季娴立刻感觉天塌了。
刘九龄马上去上海找组织汇报这一情况，从上海回来的时候，他同时也带回了组织上拨给的一笔营救经费和两个关系——新任国民党今州市长和市党部主任，这二位是如假包换的国民党官员，不过，他们同时也是我党的社会关系。通过那二位的帮忙，又花费了一大笔钱钞（除了组织上给的那笔经费，奶奶拿出了我家的全部积蓄，变卖了一源堂的贵重中药），才算把爷爷营救出来。
爷爷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营救亲家唐四海。唐四海名下的工厂、商店以及乡下的田产，都作为敌产给没收了，好在唐季娴名下还有一家店铺，由我爷爷相帮盘了出去，打点了方方面面的关系，甚至还求到了天益馆老板井少岳那里（新任保安团总冯老七，是井少岳的青帮师弟），唐四海终于获释。那年唐四海已经六十七岁，入狱后又受了些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身体极其虚弱，是我父亲和刘九龄几个从看守所将其抬回家的。
爷爷随即给唐四海治病调理。可是，正所谓在劫难逃，唐四海上了朱维信的死亡名单，不把老爷子送进阎王殿，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之所以肯把唐四海放回家，是因为他手里还有一张牌——唐季昌。
今州日军投降后，全部被集中在原日军兵营就地圈禁。唐季昌是正式军官，又是日本国籍，自然也在其中。唐四海获释后，想见儿子一面，向当局提出申请，被朱维信从中作梗弄黄了。唐季昌得知父亲获释，也向管理日俘的保安团长官提出申请，获准，批给他半天假，让他自己去自己回。唐季昌回家看过老爹，却没能回到兵营。去哪里了呢？回兵营的半道儿上被抓进了警察局。日军虽然已经投降，但原先的建制还在，最高长官川崎中佐便出面跟当局交涉，要求放人。朱维信的回答是——派警察到兵营抓走了九名日军军官，说连同矶谷季昌在内总共十人，是今州民众控告最甚的战争罪犯，将押解上海交军事法庭审判。
朱维信这一手对于唐四海的打击比将其本人关起来还要厉害得多，老爷子原本已经可以在北大街拄着手杖漫步了，这下又卧床不起。只有救出唐季昌，才能保住唐四海的命。于是，我爷爷登门求见警察局长。朱维信的条件就一个——钱。唐家偌大一份产业，如今只剩一座空宅子，而朱维信看中的就是这座宅子。爷爷把朱维信的意思告诉了唐老爷子，唐四海长叹一声：“罢了，都给他吧！”
办理了交割手续，朱维信用其原先居住的朱公馆跟“敌产管理处”交换了唐家宅子，和一源堂做了邻居。唐四海无处可去，爷爷就把他接到家里，内堂二楼的那间书房成了老爷子的卧室。
不久，日俘遣返。又是朱维信暗中使坏，原本可以恢复中国国籍留在今州的唐季昌硬是被遣返日本了。唐四海的大限就在遣返这天，老爷子断气之时，正是载运日俘的列车汽笛长鸣离开今州火车站的那一刻。当时是我父亲陪同老爷子去火车站为唐季昌送行的，岳丈就死在我父亲的怀里。唐季娴本已怀孕，受此刺激，回家就流产了。
接二连三的折腾，一源堂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老冤家天益馆还落井下石，公然挂出招牌，上书：“井氏伤科，手到病除，沪上一绝，驰名江南”。饭馆后院特辟一间诊室，井少岳和宝锦国轮流坐堂，凡是入内诊疗的病家，可免费吃一碗肉丝汤面。还有更狠的，以往天益馆也跟一源堂作对，但他们开了药方，病家依然到一源堂赎药；现在，药方上注明去北大街上的另一家中药店“五珍堂”赎药，药费由天益馆连同诊疗费一起收取，月底双方再结账。
给天益馆这么一逼，一源堂几乎维持不下去了。无奈，爷爷只好施出了我家祖传的独门绝技——金针刺疯，据说是我父亲的高祖从一位游方僧人那里学得的。不过，这手绝技操作时颇有些恐怖，患者脱去上衣后捆绑于柱子上，以特制的药酒擦拭心脏位置，然后以一枚五寸金针刺入心脏，一针见效。
金针刺疯作为孙氏伤科的独门秘技代代相传，传到爷爷手里，他也实践过，可后来却不用此术给人治病了。为什么呢？因为爷爷接触了一些现代医学知识，发现老祖宗传下来的秘技对于不同类型疯病的治疗效果似有差别，这可能涉及疯病类型、疯病成因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而我爷爷并不具备这种知识。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想法，这门秘技就停用了。反正那时爷爷光靠中医伤科、外科就已经名满今州，不在乎金针刺疯这点儿诊疗费。
如今的情况不同了，一源堂已经被天益馆挤兑到即将关门歇业的程度了，再不设法重振雄风，不但我们家的生活成问题，地下交通站也没法儿维持下去。不得已，爷爷在《今州日报》上做了一个广告，介绍金针刺疯独门绝技，包治包好，诊金也的确不便宜——黄金一两！不过爷爷有言在先，只治十人，所以挣的也有限——原本就是为了救急嘛。
当天，就有一个抗战胜利后从上海迁回今州家乡养老的陈姓资本家来一源堂探问情况，说他有个儿子，十七岁上因失恋成了疯子，现在已经三十岁了，发病时力大无穷，三个汉子也控制不了他，问是否可以治。爷爷说你把病人带来，先容我搭搭脉再说。陈老板就派人去上海把疯儿子接来，爷爷上门诊脉，说可以治疗，让陈老板明天上午带病人来一源堂。
次日，陈老板一家带着儿子来到一源堂时，闻讯来看热闹的人已经把一源堂门前的那段路堵死了。
那疯子是被麻绳绑在椅子上抬过来的，我父亲和刘九龄作为助手，给病人脱去上衣。刘九龄用浸湿的毛巾擦拭患者胸膛，父亲则将药液涂在擦拭过的位置。爷爷从一个鹿皮袋里取出一枚半尺长的金针，陈老板看着脸色就变了：“这么长一根针要扎进心脏？会不会把人扎死？”
“一源堂又不是三天门（今州北门外的刑场），不是要人性命的地方！”嘴里说着，爷爷手中已有动作，金针闪电般刺入患者心脏位置，稍稍搅动，迅即拔出。“松绑！”
爷爷话音未落，刘九龄一刀砍断绳子——这个动作有讲究，意即毛病已治好，不必再用这根绳子了。再看那患者，跟先前挣扎拒绑时判若两人，呆呆地靠柱而立，一动不动，不声不响。店堂内外一时鸦雀无声。陈老板愣怔片刻，赶紧上前拉住儿子的手，一迭声地呼唤儿子的乳名。患者恍若梦醒，盯着陈老板一脸疑惑地问道：“阿爸，我这是在哪里啊？”
围观众人顿时一片叫好，掌声、喝彩声不绝于耳。陈老板夫妇一把抱住儿子，又哭又笑，然后拉着儿子给我爷爷磕头。陈老板掏出一根五两“小黄鱼”双手奉上：“孙老板，这是诊金，略表谢意；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爷爷微微一笑：“一源堂的广告上说得明明白白，包治包好，诊金一两。陈老板付得多了，孙某不敢破例领受。”
消息传出，远近患者家属纷纷来一源堂联系治疗事宜，爷爷却只肯收治十人，都是一针见效。十人看毕，爷爷再次在《今州日报》刊登广告，宣布诊疗业已结束，恕不再接收患者。广告刊出的第二天，一个不速之客登门，请爷爷破例再施展一次金针绝技，而爷爷呢，不得不违心地点了头。
这个不速之客，就是一源堂的新邻居、老对头——今州市警察局长朱维信。
朱维信的儿子朱耀先因行刺唐四海被捕，让特高课折腾成了疯子，释放后圈禁在家，又因其胡言乱语，蒙特高课特别关照，变成了哑巴。失语之后，朱耀先倒是消停了些，也就不必关小屋子戴手铐脚镣了。不过，朱维信接受了以前的教训，即使成了水岛岗次郎跟前的第一红人，也坚决不让朱耀先出门，唯恐他再被日本人盯上。
直到抗战胜利，朱耀先才被解除圈禁，允许上街。这时，他已经恢复了部分说话功能（由此看来，宪兵队给的那种致哑药物，也是有时效的），但脑子依旧不清楚。我父亲曾数次在大街上见过他，可能是长期服用激素类药物的缘故，也可能是遗传，这家伙像他爸爸一样肥头大耳。突然间没了约束，不过两三个礼拜，朱耀先的武疯子做派又回来了。那些日子，今州城里频发“调戏妇女、抢夺食物、拳打交警、阻碍交通、追殴孩童”之类扰乱公共秩序的事儿，不用说，肇事者多半都是我父亲那位老同学。面对民众舆论，朱维信只好重新把儿子锁在家里。
爷爷施展了一手金针刺疯绝技后，朱维信不禁心动，就备了一份厚礼前来一源堂拜访爷爷。爷爷听朱维信说明来意，为难地说：“朱局长，按说您有啥吩咐，只要差人送一纸条子就行了，不过，贵公子这个毛病，当初起得蹊跷，孙某医术肤浅，不明病根，不敢伸手啊！”
“犬子这毛病是给东洋人害的，上次我去省里开会，上峰说起这事，认为犬子是抗日英雄——孙先生，其实这事也涉及你的已故亲家，不过人都不在了，也就到此为止吧。”这话里威胁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但朱维信点到即止，话锋一转，“今天拜访孙先生，恳请先生万勿推辞，救犬子一把！我知道先生的意思，是怕万一失手不好交代。我想以先生的医术，应该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万一出现这种不幸，也是犬子命中注定，跟先生没有任何关系——这话，朱某愿刊登于报端，让今州全城民众作证！至于诊金，一定从优！”
话说到这份儿上，爷爷只好点头。这时惩办汉奸的风声还没过去，今州警察局的大牢里还押着一些汉奸未决犯，惹恼了朱维信，他只消一个电话就可以把爷爷以汉奸罪重新收监。
隔日，爷爷给朱耀先进行治疗。这次治疗的效果跟前面那十名患者相比，明显不在一个档次上，不过，朱公馆上上下下都已经感到喜出望外了，至少朱耀先不再发狂，并且恢复了大部分记忆。不久，朱维信替儿子物色了一个媳妇。结婚那天，爷爷和我父亲被请去吃了喜酒，爷爷还坐了首席。
世界是舞台，人，就是演员。这是当年被很多学生爱戴的水老师、后来又被今州人民切齿痛恨的水岛司令官在组织学生排练话剧时说过的话（很久后我父亲才知道，其实这话最早的出处是莎士比亚），我父亲觉得这话太有哲理了，包括水老师抑或水岛司令官在内所有他熟悉的这些人——当然也包括他自己，都在这个大舞台上跑龙套。
第二十章 拜师学艺
龙套跑到1948年，我父亲和朱耀先极为巧合地在同一天做了父亲。我母亲唐季娴生的是女儿，就是我的大姐。爷爷有重男轻女思想，再说我母亲自家中遭遇巨变，健康状况一直不佳，大姐出生时只有四斤零半两，先天不足，一直生病不休，所以爷爷主张多生几个孙辈。如此，母亲在之后的二十年间，又陆续生了五个子女，我是最晚出生的一个，今州人称为“奶末头”。
朱耀先的老婆陆巧玲是比我父亲小几届的校友，从小就是个胖妞，成人后人称“柏油桶”，朱耀先也是胖子，两个胖子生出来的儿子一称分量，十斤整。朱维信做了爷爷，朱门香火得以延续，自是十分激动。那天他登门拜访，跟我爷爷商量，说是两家近邻同一天添丁，属于异数，理当珍惜，不如合办满月酒。这个提议爷爷没有理由回绝。后来知道，这只是朱维信针对一源堂一系列行动的第一步。
其时“军统”早已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朱维信依旧是“保密局”今州站站长，不过，由于其在抗战期间的“贡献”，他的军衔已经是陆军少将了。具备警察局长兼“保密局”高级特工的双重身份，朱维信可以获得许多信息。但有时信息太多也未必是好事，他在抗战胜利后的两年多里对087交通站的误判，就是因为这些信息。具体来说，他获得的信息是——抗战胜利后，由于形势的变化，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人事发生了很大变动，这些变动导致不少情报员、交通员和组织脱离了联系，有的甚至自动脱党。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朱维信就盯上了一源堂和我爷爷，全面抗战期间更是变本加厉。可即便是在朱维信力量最强大的抗战后期（有水岛岗次郎的支持），他也未能抓到087交通站的把柄。抗战胜利后，朱维信以汉奸罪逮捕我爷爷，主要目的固然是报复孙、唐两家，但也有深层次的因素，那就是想通过逮捕我爷爷，暗查他背后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好在，得到我爷爷真传的刘九龄在解救我爷爷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老到，前往上海向组织求助时，并未让朱维信派出的密探嗅到任何气息。一源堂确实给朱维信折腾得伤筋动骨，可是，朱维信还是没能发现孙景轩“背后的秘密”，再结合前面所说的那条信息，朱维信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使孙景轩从事过中共的秘密工作，目前也由于某种原因脱离共党了。这种情况，在当时不算罕见。这样，朱维信就决定暂时把一源堂放到一边，毕竟死盯着一源堂并非他的专职，他还有其他更要紧的活儿要干。
可是，就在半个月前，朱维信接到上峰密令：据最新情报表明，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最近频繁活动，时有重要情报传送北方，其中除了使用电台，还大量沿用抗战期间甚至抗战前就已经建立起来的秘密交通线；“保密局”的特工专家对此进行了分析，列出了几处很有可能被中共地下组织作为情报中转站的地方，排在第一的就是今州。因此，上峰指令朱维信对此进行调查。
朱维信寻思，这还有啥可调查的，如果今州果真存在上峰所说的共党地下交通站，那肯定就是一源堂了。由此，朱维信决定重新开展对一源堂的调查。这回，他不启用侦缉队长苟霄汉了，他觉得目前阶段的调查只能算是捕风捉影，把握不大，没必要弄出那么大的动静来，这方面，以前的保安团也好，后来的皇协军也好，都是有教训的。那就先来小的吧。不过，小的也需要人来干呀，朱维信准备请哪位出马呢？这个，他已经考虑好了，就是他的宝贝儿子朱耀先。
朱耀先让我爷爷扎了一针后，被特高课折腾出的疯病基本痊愈。这两年，他的小日子过得很滋润，和其妻陆巧玲两人都用不着工作，就是整天吃喝玩乐，反正朱维信通过巧取豪夺敛财无数，坊间传言说朱家是继唐家后今州的第一富豪。有时候，他也会来一源堂坐坐，跟我父母聊天叙旧。不知是由于生病的原因已经忘记了呢，还是刻意掩饰，反正他从未提及以前曾追求过我母亲的事。
朱、孙两家联合给第三代办满月酒的那天，一共摆了八十桌，一源堂方面的宾客只占了十分之一，其余的都是朱家的亲朋好友、各路官员，今州的头面人物包括市长、市党部的头头儿都到场了。朱维信事先吩咐，收取的礼金礼品一律打统账，回头朱、孙两家均分，所以，那天我父母算是发了点儿财。
次日，朱维信把我爷爷请到朱公馆去结账。借这个机会，朱维信向我爷爷提出，是否可以恢复原南北统货行，由朱、孙两家合股经营，经理仍由刘九龄担任，朱耀先可以充当刘九龄的助手。爷爷听后，摇头不语。朱维信以为爷爷是虑及资金，又提出了另一方案：可以像当初跟唐四海合伙一样，一源堂占三分之一股份，资金嘛，象征性出一点儿就可以，其余概由朱维信负责，用今后的盈利抵消，不必支付利息。可是，爷爷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还是摇头。
这下，朱维信弄不懂了：“孙老板，你是否对朱某抱有成见？”
爷爷说：“成见没有，主要是孙某已经对经商心灰意冷。你看我的金针刺疯何等挣钱，一针就是一两黄金。当初上海滩有人得知此事，曾专程来找我，邀请我每周一次前往诊疗，由他们派汽车接送，一针二两黄金。即便是这样，我都没答应他们。朱局长，我老啦，不想再折腾什么了。”
合伙做生意的事，就这样没了下文。不过，朱维信那边可没打算消停。过了两天，朱维信来一源堂拜访爷爷，又提出一个建议，他这个主意真可以用“异想天开”来形容——
朱维信说，之前提出的跟爷爷合伙经营南北统货行的用意，是想给朱耀先物色一条人生之路。以朱耀先目前的状态，长期不务正业，早晚会毁了他，所以，应当让他学一门本领。原准备合伙开商行，让朱耀先跟着爷爷、刘九龄学一些经商本领，也算是掌握了一门生存技能。可既然爷爷无心经商，那也不好强求。这两天，朱氏父子很认真地谈了谈，朱耀先难得地表示愿意听老爸的话学一门技能，不过他有条件：具体学什么，要由他自己选择。
那么，朱耀先打算学什么呢？他想跟隔壁一源堂孙恩亭的爹爹孙老板学医，专攻金针刺疯这门绝技！
我父亲在旁边听着这话，立马有一股想打人的冲动。且不说金针刺疯乃孙氏祖传秘技，传子不传女，就说我父亲吧，跟着爷爷学医这么些年，爷爷也从未提过要把这门绝技传授给他的话头。想不到朱耀先竟然有这等野心，而朱维信呢，还真厚着脸皮敢开这个口！
爷爷听着却是一脸的平静，临末还笑呵呵地说：“朱局长啊，既然贵公子有这等鸿图大志，这个弟子我可以收下。不瞒您说，这门技艺我还没传给恩亭，正好，就让他们一起学吧。他们原本就是同窗，现在再做一次同门，也是缘分。不过，孙某有话在先，别说学这门绝技了，就是寻常的伤科推拿之术，也得看天分，还得打基础，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会的。朱少爷来一源堂，也得按老规矩从寻常学徒做起，一步一步来。”
朱维信听着连连点头，双方议定择日行拜师礼，让朱耀先入一源堂正式学艺。
朱维信一走，我父亲就急煎煎问爷爷，怎么能答应朱维信的这种要求？爷爷微微一笑：“恩亭啊，你没察觉吗？敌我之间的又一轮斗争已经揭开帷幕了——你看这个朱维信，又是两家合办满月酒，又是提议重开南北统货行，还荐子拜师学医，这些，全是表面上的幌子。他的真正目的，无非是要在我身边安插一个人，好日夜监视一源堂究竟在搞些什么名堂。”
父亲听得冷汗涔涔，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爷爷却是一脸轻松，说他之所以爽快地收下朱耀先，是因为朱维信派来卧底的这块料实在太差，他相信完全能够对付得了。
对于来一源堂当学徒，朱耀先觉得很新鲜，也很兴奋，不过，这跟让他当卧底没有关系。后来我父亲承办朱维信的案子时了解到，其实朱维信并未跟儿子提起过卧底的话头。他很清楚，朱耀先此时的智力，还没有恢复到能够当眼线的程度。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有一个借口，可以随时以找儿子为名来一源堂查看动静，又不必担心打草惊蛇。当然，朱维信也不能总是亲自出马干这种事——儿媳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可以一日数次前往一源堂去看丈夫，反正就在隔壁，方便得很。朱耀先脑子有毛病，不适宜从事眼线工作，儿媳陆巧玲可没毛病，甚至还机灵得很，他完全可以关照儿媳应该怎么怎么留意。
朱耀先来一源堂后，名义上是今州名医孙景轩的弟子，可爷爷并不教他任何内容，而是把他交给刘九龄管教。这叫“代师授徒”，是江湖上流行的做法。刘九龄对我父亲这位老同学很负责，要求甚严，一天到晚从头管到脚。朱耀先这样的大少爷当然不习惯，几次想打退堂鼓，都被他老爸揪着耳朵送回来，这倒使得陆巧玲有借口经常来一源堂陪伴丈夫，借机监视一源堂东伙在做些什么。
这正中爷爷下怀。一源堂其时所做的地下工作全是转送情报之类，通过下面的几个分站派交通员以赎药或者沿街沿河叫卖的方式进行情报交接，这是今州家家户户每天都在进行的日常生活内容，别说陆巧玲了，就是朱维信这个刑侦专家亲自盯着，恐怕也发现不了什么端倪。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087交通站的情报转送工作越来越繁忙。为防敌人突然对一源堂进行搜查，爷爷用中药药名、中医古方、中医病历中常用的一些文字编制了一套简单的密码。当时已临近解放，大部分情报都与军事相关，无非是地名、武器、人员、日期、时间，尽管这套密码算不上完备，但也可以将就着用。
以往转送情报，都要把纸张折叠得小而又小，以便交通员藏在身上或者随身携带的物品中。这自然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不过，一旦被敌人发现，交通员的身份也就暴露了。而采用爷爷编制的这套密码书写的情报，表面上看就是一纸药方，上面无非是患者姓名、症状、需要使用的中药名称、用量以及熬制方法和忌口，交通员可以直接放在口袋里，以赎药为名来取情报的，干脆就按中药店的规矩，把“药方”和包装好的中药用纸绳扎在一起，遇到敌人搜查，就大大方方让他们搜。
每份情报都用这套密码转译，087交通站的工作量无疑是大大增加了，情报转送特别频繁的时候，整个儿一源堂从爷爷到资历最浅的学徒朱耀先，甚至我母亲唐季娴，都得相帮用毛笔“抄方”。陆巧玲有时来看丈夫，也被我父母唤住，让她帮忙誊抄一纸“药方”什么的——本来是负责监视一源堂的儿子儿媳竟然以这种方式为中共地下党的情报工作作出了贡献，怕是朱维信做梦也想不到的。
1949年早春，解放军已经饮马长江准备渡江战役了。一天深夜，今州发生了一起大案，保安团总冯老七在其住所被人打了黑枪，当场一命呜呼。解放后我父亲才知道，这是中共今州地下党干的（087交通站属中央情报部门直管，与地方地下党组织不发生任何关系）。他们奉命策反这位团总，已经做了三四个月的工作，组织上甚至应其要求为其撤离家属支付了一笔数额不菲的费用。冯老七答应届时率部起义，并逮捕包括朱维信在内的今州敌方党政军警特的头头脑脑。哪知，这家伙竟然出尔反尔突然变卦，跟江苏省保安总团通了长途电话，约定次日前往省城镇江报告重要机密。今州地下党在邮电局总机的内线窃听到了这个电话，及时报告组织。组织上果断行动，连夜将冯老七干掉了。
这个案子惊动了南京，“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指派特派员郭秋风前往今州调查，郭还获得授权，在今州期间暂时代理保安团团总之职。这家伙是本着“怀疑所有人”的思路进行调查的，结果竟连朱维信也受到了怀疑。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源堂有朱公子这位高徒，自然也被郭特派员盯上了。爷爷是按照正常逻辑思维来分析这个案子的，认为该案可能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地下党锄奸，第二是江湖仇杀（冯老七是青帮成员），第三，则是由死者的私事引发。不管是何种原因，都牵扯不到一源堂，即使栽赃也很难栽到他们这边来。不像抗战期间有唐四海父子那样的关系提供便利，如今，087对于今州敌人内部情况的了解渠道非常贫乏，爷爷根本不可能估计到南京来的特派员居然对警察局长朱维信也产生了怀疑，更来不及采取什么防范措施。
尽管有两样可以证实郭秋风怀疑的证据一直在他眼皮底下晃悠，这个老牌特工却没有留意到
来不及采取防范措施的另一个原因，是郭秋风的动作实在太快。据说他是后半夜抵达今州的，上午听取警察局、保安团方面的案情汇报，那最快也得下午开始行动吧？这厮却是一散会就召集人马，亲自带队直奔北大街，第一个搜查的就是一源堂！
解放后，郭秋风在南京被捕，我父亲奉命前往外调其与朱维信的关系时，曾问过他怎么会想到搜查一源堂。郭交代，关于一源堂有可能涉嫌通共的材料，早在抗战前就已经出现在复兴社特务处（即“军统”前身）的情报档案里了，他曾看到过；抗战期间，他在“军统”情报处参与整理各地汇总到重庆的情报材料，其中也有关于今州一源堂的内容。由此，他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一源堂很可能是中共的一个情报点。
郭秋风一行是坐夜班火车从南京赴今州的，途中，他跟同车的今州旅客聊了点儿今州民间的八卦，无意间得知朱公子的疯病被一源堂孙老板治愈，现在已经在孙老板门下学医了。这时的形势于国民党极为不利，时不时传来某地国民党军政官员投诚起义的消息，“保密局”掌握的关于这方面真真假假的线索更是多如牛毛，郭秋风受此影响，神经高度紧张，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之前并不认识朱维信，想当然地认为朱维信跟中共方面有所勾结，把儿子送一源堂学医之举，是为使中共放心而采取的措施，相当于让儿子当了人质。所以，郭秋风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搜查一源堂，指望发现蛛丝马迹，把朱维信一起扯出来。
搜查进行了三个小时，尽管有两样可以证实郭秋风怀疑的证据一直在他眼皮底下晃悠，这个老牌特工却没有留意到——
一是正在处理的至少二十份情报，其中有的只誊抄了一半，还在桌上摊着，有的和赎药的方子夹在一起，有的作为一笔生意的账目记载在账册里。郭秋风都一一查看过，却没跟情报联系起来；至于爷爷亲手编制的那套简易密码，一源堂根本没留下底稿——全在087的脑子里装着。二是内宅客厅里紧挨天花板悬挂着的家堂（抗战前曾藏过烈士遗孤柳毅君），这时里面还存放着准备寄发给今州地区敌方党政军警特的警告信。
搜查一无所获，那郭秋风倒也愿意尊重事实，对爷爷拱手道：“孙老板，奉命行事，多有得罪。”遂带着保安团士兵扬长而去。
一源堂不涉案，朱维信自然也就没事了。郭秋风随即就把朱维信引为同盟，这才得知一源堂其实是被长期监视着的。既然在朱局长的监视下都没发现什么异常，那应该跟冯老七被杀无关了。
冯老七命案最终未能侦破，郭秋风却向毛人凤谎称破案了，案犯是两个江洋大盗，多年前曾跟冯团总结下私怨。二犯落网后，又被今州警察局查出另有多起命案，应地方民众强烈要求，已经处决。处决倒是真的，不过被市警察局枪毙的那两个大盗，跟冯老七命案无关。郭秋风怎么这么大胆子，敢谎报军情呢？因为此时毛人凤已经逃往广州，哪里还顾得上这起案子？无论郭秋风报告什么，他都没有意见。
第二十一章 机关算尽
南京解放后，还占据着上海的敌人在进行垂死挣扎。党组织根据形势，决定在087交通站设置一部电台，以便可以迅速把上海传送出来的情报通过无线电波及时报告中央。
这时的今州，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段。朱维信的警察局长职务是省政府任命的，可镇江已经解放，省政府有没有还不知道，当然就顾不上管他了。幸亏朱维信长期以来脚踏两只船，另一只踩在“保密局”船上的脚还有人管，“保密局”通知朱维信：做好动身准备，只要共军打到苏州，就以“赴沪开会”为名撤往上海；在撤离前，须把今州共党分子、异党帮伙（指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进步人士）、党国叛徒等解决掉。
朱维信明白大势已去，遂着手做逃亡准备。到这当口儿，朱耀先就没必要再留在一源堂了，朱维信打算安排妻子、儿子、儿媳、孙子先行赴沪。出于保密和安定人心的需要，他想把这件事做得从容些，不料这一从容，差点儿导致朱耀先又变回疯子。之所以说“差点儿”，那是因为我爷爷手下留情——
一周前，组织上派来的地下报务员小莫携电台来到今州，住在一源堂内宅二楼以前两个孃孃所住的卧室，电台则密藏于家堂内。小莫白天休息，晚上工作，我父母给他打下手。午夜过后，他们就把电台从家堂里取出，在临河的阳台上架起天线，小莫发报，我父母望风放哨。一般都是在拂晓前结束工作，他们再把天线收起、电台藏好，然后休息。父亲最多只能睡到七点就必须起来去前面店堂准备营业，不是人手不够，而是生怕引起朱耀先的怀疑。
那天，朱维信来一源堂对爷爷说，他在上海的一个长辈亲戚病危，朱耀先是过继给对方做义子的，要去尽一份孝心，为老人送终，办理继承遗产的手续，所以要请一段时间的假。爷爷自然看穿了朱维信的意图，知道他打算脚底抹油了。
次日中午，爷爷让刘九龄从天益馆订了一桌酒席为朱耀先饯行。事后回想起来，朱耀先那段时间的精神似乎有些异常，可能跟暮春季节精神病人容易情绪亢奋有关。朱耀先嗜酒，学徒期间他在一源堂吃午饭，是没有酒喝的。今天情况特殊，爷爷允许他喝一点儿，他就更兴奋了，絮絮叨叨不算，还不着边际，令人摸不着头脑。席间，陆巧玲不住地跟我母亲抱怨，说朱耀先如何如何精力过剩，经常半夜突然起来，打开留声机，拉着她一起跳舞，把一家人闹得不得安生。
酒席结束，朱耀先喝得有些过量，已经歪在椅子上睡着了。陆巧玲想把朱耀先弄醒，却是徒劳。我父亲说，那就让他在这儿睡会儿吧。我母亲随即取来一条毛毯给朱耀先盖上。陆巧玲惦着家里的儿子，就先回去了。
如果不是这时正好有一份紧急情报送来，我父母是不会离开客厅让朱耀先一个人待着的。这是一份手绘的上海浦东高桥一带国民党部队防御阵地的草图，爷爷先用他那套简易密码进行了转译，再让我父母把他转译出来的文字译成电码。根据情报工作的保密规定，报务员不能知晓他所收发的电报内容，他经手的不过是一组组阿拉伯数字而已，所以，尽管时间紧迫，小莫这会儿在楼上的小屋里闲得没事干，看《三国演义》打发时间，也不能劳驾他动手相帮。
我父母和爷爷正在内堂楼上书房里紧张工作的时候，忽然一阵脚步声，奶奶急促地叩门：“不好了，耀先跟小莫打起来了！”
用“石破天惊”来形容他们三人当时的震撼毫不为过：一源堂的地下电台是绝密，别说电台和报务员小莫了，就是天线也不能让外界察觉到一丝一毫。一源堂的员工中，除了朱耀先都是清一色的地下党，即便如此，也只有刘九龄和我父母知晓这个机密。朱耀先刚才明明睡在客堂里，怎么跟小莫撞上了？
小莫是侦察兵出身，已经把朱耀先制服了。爷爷看看现场，还真有点儿惊心动魄，朱耀先竟然已经掀开了与家堂连通的那两块地板，正要把收发报机从里面拎出来，让闻声出来查看的小莫逮个正着。
爷爷看着灰头土脸的朱耀先，吩咐我母亲打盆水上来让他擦拭干净，然后让众人回避，他单独跟朱耀先聊了一会儿，总算弄清楚，朱耀先此举并非受其老爸指使，而是纯属偶然——
刚才大家在后面忙活的时候，朱耀先睡醒了，却不想起来，躺在藤椅上仰脸望着天花板，看到了外表脏兮兮的家堂。精神病人的想法谁也猜不透，天知道他怎么突然对家堂产生了兴趣，随即搬了张凳子过去，站上去还够不着，又把吃饭的八仙桌搬过去。这回他看清了，家堂的顶部竟是紧贴着天花板（即二楼地板）的。完全是出于好奇，他跑到楼上的相应位置，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挪开小床后，竟然发现了多年前蓝壮壁那帮特务都没发现的机关。
朱耀先是否知道他看见的东西是电台呢？知道。因为朱维信是“保密局”高级特工，家里就有一部这样的电台，朱耀先平时经常看老爸摆弄。这样，087交通站的重大机密就因一个疯子的误打误撞暴露了。现在该怎么办呢？爷爷当即下令，让刘九龄护送小莫，带着电台立刻转移至郊区备用点。
转移了小莫和电台，接下来就是处置朱耀先了。按照地下工作的规矩，遇到这种情形，朱耀先只有死路一条——不能说他一定会出卖一源堂，但同样也无法保证他能对其老爸、老婆守口如瓶。可是，如果朱耀先在这个世界上凭空消失，朱维信那一关怎么过？因此，爷爷要想出一个办法，既保住朱耀先的性命，又不让他泄露机密。
这个办法很快就出台了：爷爷当初是用一根金针把朱耀先从疯子变成正常人的，现在，还是用一根金针把他打发回疯子时代。不过，爷爷手下留情，他这一针起作用的时间不长，大约三至六个月，朱耀先就可以自行康复。
朱耀先挨了一针，立刻睡觉，还是躺在客堂里的那张藤椅上。一小时后，陆巧玲来了，他还没醒。我父母都心情紧张地盯着他，只有爷爷心里有数，一脸淡定地去店堂忙生意去了。
陆巧玲把朱耀先摇醒，朱耀先茫然地看着她：“你是谁？”
陆巧玲还以为丈夫在开玩笑，正要说话，猛不丁儿就挨了一记耳光！朱耀先从藤椅上站起来，推开陆巧玲，在客堂里东奔西突，见什么砸什么，被我父亲抱住。他已经不认识老同学兼师兄了，而且突然间变得力大无穷，小庆、小瑞加上我父亲三人合力，才勉强将其控制住。
陆巧玲立刻回家给朱维信打电话，朱局长带着两个警察赶到一源堂时，朱耀先正开始第二轮发作，不得已，朱维信让那两个警察给他铐上了手铐。朱维信向爷爷请教应该怎么办，是不是需要再往他心脏扎一针。爷爷说没必要，他这发作跟季节有关，过一段时间会好的。随即给开了点儿有安神镇静作用的中药。
爷爷开的药朱耀先有没有服用、效果如何，我父亲不清楚。当天深夜，朱维信就按照原计划把他老婆、儿子、儿媳和孙子送到上海去了。几天后，苏州解放，朱耀先一行从上海乘坐“国泰号”军舰去了台北。临离开上海前，朱维信给老婆打了个长途电话，说你们先去吧，在台北等着我，我很快就过去。可是，朱维信的这个承诺未能兑现。
改革开放后，跟我父亲一样已是耄耋之年的朱耀先从美国回今州探亲。几个还活着的老同学相聚，聊起往事，朱耀先说，他去台北三个月后就恢复了正常，只是记不起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更不知道是怎样从今州来到台北的。
朱维信把家眷打发走后，遂着手执行上峰的命令，一天之内，他下令杀害了三十一名被捕的中共党员、民主进步人士、有投诚意向的国民党官员。接下来，就轮到一源堂了。
此时的形势已经不容朱维信乐观，保安团官兵开小差者过半，剩下的正在打点行装准备逃跑；警察局也不断传来警官不辞而别的消息，甚至还有人自杀。到最后，他身边只有侦缉队长苟霄汉等七八个亲信了。朱维信最好的选择是赶紧逃跑——对于一源堂，他本可以网开一面，因为并无证据表明一源堂是中共交通站，他也不会因此承担任何责任。但朱局长惦记着一源堂，他必须把心上挂着的这笔账了结掉。朱维信跟苟霄汉商量下来，决定以“告别”为名在天益馆设宴，把一源堂东伙、家眷请去，席间一并解决，一个不留！
于是，朱维信驱车北大街，向爷爷发出邀请，爷爷连个隔顿都没打就答应了。我父母等人都认为朱维信可能要图谋不轨，爷爷却微笑道：“解放军的炮声已经听得这么清楚了，他朱维信还敢怎样？我还要劝他投降哩！不必担心，我们都去赴宴！”
朱维信离开一源堂，直奔天益馆，让井少岳安排一桌丰盛的酒席。井少岳还是那张见钱眼开的商人脸孔：“朱局长啊，听说共军就要打过来了，炮声都听得见了，这当口儿饭馆进货难啊，那价钱……”
“啥都别说了，这是饭钱！”朱维信掏出一根沉甸甸的“小黄鱼”塞到井少岳手里，井少岳立刻眉开眼笑，连连表示没有问题。可是，朱维信往下的话却把井少岳吓了个激灵，“这是一桌断魂酒，我要借贵处杀几个人，回头你们把尸首拖到后院挖个坑埋了。”
井少岳有些为难：“朱局长啊，您当着警察局长，干的就是杀人的活儿，可是，不是有规定杀人是在城外三天门吗，怎么杀到天益馆来了？此事一旦传出去，谁还敢来敝号吃饭？还有啊，也不知您杀的是什么人，回头人家江湖上的朋友找上门来，这个……”
“这是上峰的命令，我必须照办，否则就是抗命。说实话，以我跟他们的交情，还真不忍下手，可我还能怎么办呢？不瞒你说，我的家眷都已经送到上海去当人质了，我不干他们就没命了。没办法，只好自掏腰包置办一桌上等酒席为他们送行。至于你担心是否有人找天益馆寻衅，这个我已经考虑过了。”朱维信掏出一纸布告递给井少岳，“回头你派个伙计贴到城门口去就是了。”
井少岳展开布告一看，上面写的是：“查一源堂中药店自老板孙景轩、孙恩亭父子以下各犯刘九龄、唐季娴、柯根发（老柯）、沈龙发（老沈）、欧小庆、顾小瑞系共匪，长期以来屡屡从事危害党国、祸乱民众之活动，今奉江苏省政府令，即予处决！”布告上每个人名都用朱笔打了勾，落款是今州市警察局，还盖着大印。
井少岳喜出望外：“朱局长啊，您这可是替井某人出了一大口恶气啊！一源堂这伙人早该解决了。行了，就照您吩咐的办，不过，我想请朱局长在布告下面签上您的大名，免得回头您手下的弟兄把孙老板他们干掉后，一时手痒，把我井某也捎带了。”
朱维信嘿嘿一笑：“井老板，还真有你的。我这是执行上峰命令，何须灭口？好吧，权当让你放心办事，拿笔来，我签。”
井少岳随即把朱维信签了名的布告交给账房先生宝锦国，吩咐说：“马上派个伙计送到可靠地方去，万一朱局长手下的弟兄真的冲我们下手，这份布告也可为我等作个证。”
朱维信哭笑不得：“井老板，你可真是名不虚传的老江湖！行了，赶紧准备吧，客人马上就到了。”
待天色尽黑，我父亲几个随同爷爷走进天益馆。这等形势下，商店都已早早关门，谁还出来下馆子？饭馆里只有他们这一桌人，安排在雅间里，朱维信叫了苟霄汉陪同，还有七个特务藏在外面，苟霄汉一旦发出信号，他们就会冲进来动手。
正应了《红楼梦》里那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他们还没来得及发信号，剧情突然反转，井少岳、宝锦国闪电般出手将两人控制住，外面埋伏的特务也被天益馆的伙计拿下。爷爷和井少岳四手相握，互称“同志”。这一声“同志”，已在爷爷和井少岳心底深埋了整整十四个年头儿。
说到这儿，读者应该知道井少岳和宝锦国的真实身份了吧？
1935年，组织决定在今州设立087地下中心交通站，考虑到白色恐怖下从事秘密工作的艰难程度，另设一个专门保护087交通站并协助交通站开展工作的小组，这就是以井少岳为组长的“032小组”——天益馆。井少岳、宝锦国都是参加过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老党员，具有丰富的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同时又是帮会人士，对江湖上那一套了如指掌。他们针对今州地区复杂的斗争环境研究了一套工作策略：处处跟一源堂作对，使外界形成一个认识，即天益馆跟一源堂是一对冤家，以便可以在暗中更好地保护087。032小组的秘密，一源堂方面只有爷爷一个人知道。
这些年来，天益馆默默地做了大量工作，及时把收集到的敌方动态提供给087，在一源堂面临危机的时候，一次次巧妙地、不动声色地出手相助：为了安全转移烈士遗孤柳毅君，向朱维信提供错误信息，以误导他的判断；在“西门事件”中故意搅局，使我父亲得以顺利把情报送出今州；协助一源堂为新四军运送特种物资（我父母“突击结婚”往玄妙庵运嫁妆那次，实际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以宝先生为首的天益馆那伙人是敌人请来故意跟一源堂过不去的，敌人只想到搜查婚船上的嫁妆，根本没想到特种物资就藏在宝先生的那条丧船上）……
这次，032又及时出手，挫败了朱维信把一源堂赶尽杀绝的计划。这本来是一次非常完美的行动，哪知在最后的节骨眼儿上发生了意外。苟霄汉表面上服服帖帖，实际上一直动着反抗的脑筋。刚才控制住朱维信和苟霄汉时，两人的手枪已经给缴了。没想到，苟霄汉身上还藏着一把袖珍勃朗宁手枪，趁众人不备，他突然拔枪。宝先生离苟霄汉最近，见苟霄汉把枪口对准爷爷，飞身上去夺枪。苟霄汉是玩枪高手，瞬间调转枪口冲宝先生连开三枪。宝先生在胸部中弹的情况下，还是冲到苟霄汉跟前，伸手捏断了对方的喉管。
今州第一国术高手宝先生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第二十二章 越狱潜逃
随着今州的解放，087交通站的使命也宣告完成，机构撤销，其成员的组织关系转到地方上，由中共今州市委分派新的工作。我爷爷孙景轩被市军管会任命为今州市工商联主席；我父亲孙恩亭接到命令，让他去市公安局报到；我母亲唐季娴被分派到市财政局；刘九龄的愿望是去部队，但这个愿望未能实现，组织上指派他担任一源堂所在的北区副区长。
当时尚未成立工商局，工商联行使着部分工商局的职能，但毕竟是社会团体，因此，我爷爷还是经营着一源堂中药店，照常行医。一源堂的四位店员老柯、老沈、小庆、小瑞，组织上对他们也有安排，但他们跟我爷爷感情深厚，不愿离开，仍旧留在一源堂。
032小组也已经完成了使命，天益馆关门了。这个小组的成员当时全部是从上海抽调来的，按照规定应该返回上海安排工作。但今州这边也非常需要人手，最后协商的结果是，井少岳留下担任今州市公安局局长，其余几位返回上海。听说组织上最初是要安排井少岳担任市军管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兼主管政法的副市长的，但因为宝锦国的牺牲，他一怒之下把朱维信和苟霄汉埋伏的那七个特务都干掉了，要不是我爷爷及时制止，朱维信的狗命怕是也保不住。这种行为是违反政策的，上纲上线的话，还属于严重错误，所以只好让他这个1926年入党的老革命屈尊一下了。
井少岳的办公室就是原警察局长朱维信的那间，不过，朱局长的那些豪华家具都被搬走了，井少岳只保留了一件——那口德国制造的保险箱。军管会的通知上只写着让我父亲去公安局报到，没说具体干什么。报到那天，井局长告诉他，让他担任侦讯科长。我父亲十分意外：“井局长，我从来没接触过这种活儿，恐怕干不好。”
井少岳当了局长，还是以前那副江湖腔调：“谁敢说你干不好老子抽他！凡是在白色恐怖环境中从事过党的秘密工作的同志，都能胜任公安局的任何一个岗位。好了，闲话不说，言归正传。你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审查朱维信。”
今州解放前夜，朱维信在天益馆被擒，次日解放军就进城了，爷爷把他交给了接收警察局的军管组，强调这人是今州地区最大的反革命分子、特务、汉奸，必须严管。因此，朱维信被关进了看守所里的单人牢房。
井少岳出任公安局长后，曾去看守所看过朱维信，两个老熟人聊了两个多小时。本来，朱维信已经上了军管会首批处决的罪大恶极敌对分子的名单，可是这次谈话延长了他的生命行程。井少岳跟他聊下来，认为此人值得深挖一番，把他的历史和现行罪行都查一查，对今州的反特工作肯定有利。
主持对朱维信的调查，对我父亲来说是一个挑战。他的工作有几个线头要抓：一是争分夺秒见缝插针地学习如何做好侦讯工作，除了阅读大量专业书籍、敌伪留下的技术培训资料、敌伪档案中的案例，更多的是向留用旧警察讨教；二是要安排侦讯科的日常工作；三是跟朱维信直接接触，通过讯问向其了解情况。这几个线头同时抓，我父亲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吃住都在公安局，有时去看守所跟朱维信聊得晚了，干脆找间空监房凑合一宿。
后来父亲对我说，他之所以能够迅速上手侦讯科长的工作，最好的老师不是别人，正是朱维信。朱维信是留学德国的刑侦专家，又是经年特工，可以想见他在侦查和讯问方面的功底。当然，如今他们的身份各异，朱维信是未决犯，又是父亲的主要工作对象，父亲不会主动向他请教，朱维信更不会主动指点我父亲。我父亲从朱维信那里学到的东西，都是在讯问时同这个家伙的较量中获得的。
朱维信显然没把我父亲这个初出茅庐的小辈儿放在眼里。面对讯问，他要么抵赖狡辩，要么就把责任都推给死人。比如，在日军占领今州期间，他多次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疯狂屠杀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抗日志士，这是今州百姓人所共知的事实，对于这类情况，朱维信无法抵赖，就推说是水岛岗次郎逼着他干的，反正死无对证。
但是，随着父亲大量查阅敌伪档案以及对其他人犯的讯问、对留用警察的调查，掌握了更多的情况后，朱维信的谎言被一个个戳穿。这种讯问从1949年6月上旬持续到10月下旬，折腾了四个多月，朱维信的精神防线终于瓦解。
一个星期天，父亲得知朱维信发高烧，立刻赶到看守所，把朱维信从监房里开出来，急赴医院治疗。在医院输过液，高烧暂时退下去了。回看守所的路上，吉普车经过原朱公馆（霸占唐公馆之前的朱宅）附近的“良肴馆”，那是今州城一家比较有名的苏锡帮菜馆，朱维信以前经常光顾。正好前方有马车堵路，吉普停下，朱维信大概是触景生情，呆呆地望着外面，眼眶湿润了。于是，父亲决定私人掏钱请朱维信吃顿饭。
这件事惹得全局议论纷纷，有人还给市军管会打了小报告。军管会主任苏大任让井少岳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是否妥当。井少岳当场回答：“妥当不妥当我最知道了，如果不妥当，我早就抽孙恩亭了！我正盘算着找个由头把他请客的费用报销呢。”
井少岳力挺我父亲，是因为次日朱维信就请看守所长何明晖给父亲捎话，要求提审。父亲知道，这块顽石终于低头了。这次见面，朱维信没管我父亲叫“孙科长”，用的是曾经叫了二十年的“恩亭”：“恩亭啊，我知道我这回是必死无疑了，不过，我还是愿意把你要知道的情况都说出来，也算是对你善待我的一个回报吧。”
井少岳听了我父亲的汇报，大喜：“你去对老朱说，只要他彻底交代，我自带食材去看守所给他做两个菜，好好犒劳他一下。”
朱维信用十七天时间写了一份自传式的交代材料，父亲根据朱维信交代的情况，频频外调，上海、南京、苏州、镇江是跑得最多的地方，对交代内容反复进行核实，基本无误。井少岳没有食言，还真自掏腰包买了猪肉、黄鱼，去看守所亲自掌勺，给朱维信烧了他开天益馆时的两道拿手佳肴葱烤大排和糖醋黄鱼，还掏钱让看守员去买了一瓶酒。本来井局长准备叫上我爷爷，三个老熟人一起喝一杯，因为军管会临时有急事找他，就让朱维信独自享用了。饶是如此，后来搞运动时，此事也成了老井的一个大污点。
井局长还有一个把柄被人捏着，时不时要拿出来敲打一番——朱维信写了自传式的交代后，井少岳说老朱认罪态度不错，根据党的政策可以给予优待，把他的镣铐去了吧。本来，这根本算不上是一桩什么事，那时的看守所对于如何使用械具并无规定。可让人没想到的是，朱维信卸掉镣铐后，竟然成功越狱了。
朱维信越狱的日子很好记，那是1950年2月16日，庚寅年的除夕之夜。之前十来天，井少岳给我父亲下达了另一项使命：调查今州的第二号反革命分子、原今州保安团团总、伪军司令汤宗俊及其心腹、便衣队长蓝壮壁的下落。
汤宗俊、蓝壮壁是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今州的那天晚上双双失踪的，国民党接收今州后，曾调查过这二人的下落，还将汤宗俊列入“华东地区必须严惩的汉奸”名单，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特地派员前来督办，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现在，人民政府要为吴明全等革命烈士报仇，要为今州地区的人民群众出气，决定调查汤宗俊的下落。军管会还专门提出了要求：如果二犯还在大陆，哪怕躲藏在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缉拿归案，如果已经死亡或者逃离大陆，也要求拿出确凿证据，而不能是什么“据说”、“好像”之类含糊其辞的说法。
我父亲被任命为调查汤宗俊、蓝壮壁二犯下落的专案组长。领受任务后，我父亲首先提审了朱维信，抗战胜利后今州地区追缉汉奸的活儿就是由朱维信主管的。
据朱维信说，当时江苏省政府和“军统”都下令要求追查汤、蓝二犯的下落，他就指派苟霄汉负责此项调查。苟霄汉领着几个特务东奔西跑折腾了一段时间，经费花了不少，却没什么实质性进展。警察局财务科长苗辛鑫几次三番跑到朱维信跟前嘀咕，说这等开支有贪污、挪用之嫌。大约在1946年深秋，苟霄汉曾向朱维信报告，有线索表明汤宗俊、蓝壮壁在上海董家渡一带做生意。朱维信给苟霄汉增派了人员，可是，二十来人在上海查找了半个多月，还是一无所获。朱维信意识到，这案子是个无底洞，不能再纠缠下去了。再说那时候社会上惩办汉奸的呼声也不如抗战刚刚胜利那会儿强烈了，他决定把这个案子挂起来，偃旗息鼓。
如果苟霄汉还活着，也许能够提供一些比较详细的材料。可惜，苟霄汉在今州解放前夜被结果了，那些曾参与追缉汤宗俊、蓝壮壁的特务也是死的死、逃的逃，一个也找不到了。父亲只好另外寻找调查途径，查摸了几天，从一个留用警察那里得知，蓝壮壁在南京夫子庙有一个同胞姐姐，就带了助手小纪奔南京调查。
他们在南京待了数日，没有找到蓝壮壁的姐姐，但据夫子庙派出所的同志说，辖区里的确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妇人，后来不知搬到哪里去了。那时候没有电脑，南京这么大一个城市，要想从浩如烟海的户籍档案中查找一个人，难度之大可想而知。2月16日下午，我父亲打电话向井局长汇报情况，井局长说先回来过年吧，年后再作计议。
两人抵达今州时，已是大年初一上午八点多了。按照出差纪律，他们要先去市公安局报到。还没进大门，就觉得似乎气氛不对，门卫室的警卫从平时的一个增加到了三个，进进出出的各科室的同志，个个表情严肃，不论穿军服（当时还没有警服）还是便衣，腰里都鼓鼓囊囊的，一看就知道揣着家伙，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父亲跟小纪悄声嘀咕：“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的确出事了，而且是大事——朱维信越狱逃跑了！
两天前，看守所对春节期间的值班作了安排，决定除夕到年初三这四天的值班排班按照平时星期天的方式来执行，即两班制，日班警员从上午八点到晚上八点，晚上接班的警员则要值到次日上午八点才能下班。值班人数跟平时一样，每班四名警员，其中两人在监房区域中间的岗亭里值守，另外两人则在监区外面的工作区域值守，分别称为“外班”、“里班”。至于看守所的警戒，则由公安部队（相当于现在的武警）负责，不过，未经看守所允许，岗哨是不能进入监区的。
这天晚上值班的四个警员中，三个是留用警员，一个是解放后在社会上招收的。新招收的那位，可能大家还记得，他是我父亲的小学、初中同学，名叫封炳麟——抗战前087交通站为转移烈士遗孤柳毅君策划的那场生日宴的受邀者之一。封炳麟的老爸是开豆腐店的，利润微薄，故其家境属于中等偏下，能供他读到初中实在不易。可惜，封炳麟初中毕业后未能考取高中，先是在家帮着老爸磨豆腐，后来当了一名代课老师。
封炳麟曾为087交通站送过几次情报，但他本人并不知情。当时，他在东门外六里地的小升庄小学做代课老师，小升庄有个谭木匠，是受爷爷领导的地下交通员，经常利用走乡串村干木工活儿的机会传递情报。宪兵队对城门控制得甚紧，时不时的，水岛岗次郎还会突然出现在某个城门口，亲自指挥对进出人员进行搜查。为防万一，爷爷就让我父亲出面，以给谭木匠带东西为名，让封炳麟把情报送出去。东门的伪军班长系封炳麟的表兄，一般不搜查他，如果有特高课的人盯着，也只是象征性搜一下。偶尔遇到水岛岗次郎，封还会主动上前给水老师行礼，水岛岗次郎从没对他起过疑心，跟他闲聊几句后就挥手放行，有时还会送他一盒日本烟什么的。
为此，父亲对封炳麟总是有一种内疚感——万一出点儿什么意外，封炳麟就会稀里糊涂地跟着087一起掉脑袋。
解放后，学校编制压缩，封炳麟的代课生涯结束，重新回家做豆腐。正好军管会招收警员，父亲就跑了趟封家，鼓动老同学去报名，并竭力向经办同志推荐。经办人把封炳麟的名字报上去了，政审却没通过，有人说他老爸是豆腐店老板，出身不够条件。父亲只好去找井局长。井局长马上拍了板：“豆腐店、烟纸店都是小本经营，劳动人民啊，这个人我要了！”
封炳麟总算进了公安局。以他初中毕业的水平，在当时应该算是一块材料了，可还是给打发去看守所当了一名看守员。不过，他的工作表现不错，何所长两个月后就任命他担任组长，那天值班的另外三个留用警员都是他的部属。
这三个留用警员，年岁最轻的老容也已经四十四岁了，封炳麟就把老容和他自己安排在监区内的值班室，让另外二位在外面的工作区域值守。
今州市公安局看守所的监区是个四四方方的大院子，靠近工作区域那面墙的正中装着一道坚固的铁门，这是监区和工作区域之间的唯一通道。铁门两侧以及院子的另外三面都是监房。监区值班室位于院子的正中，这是一幢炮楼式样的两层建筑物，底层是值班室，四周都有窗子，二楼是休息室，但值班时通常是不能休息的，所以基本不用。二楼的楼顶是一个平台，四周砌着一米多高带有枪眼的围墙，人犯放风时，看守员就在这里监督。
晚上八点钟，封炳麟、老容进入监区值班，两人先在监房走廊里巡视一圈，检查了每个监房的门锁、栅栏以及人犯，对关押朱维信的那个位于角落里的小监房查看得特别仔细，并未发现异样。两人就放心了，回到值班室作了首次巡视监房的情况记录，然后就是喝茶抽烟、看报纸聊天。
按照规定，他们应该每隔半小时出来巡查一次。起初，他俩也是这么做的，但在巡查过晚上十点半那次后，两人不知不觉都睡着了。这一睡，直到下半夜三点多钟方才醒来。一看墙上的挂钟，两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封炳麟没有表，马上让老容掏出怀表核对，确实无误，三点半！像是要印证这个时间似的，远处传来了鸡鸣。封炳麟叫声“不好”，拔腿出了值班室，直接就往朱维信的监房奔。可是，已经晚了——监房的后墙被掏了一个大洞，朱维信没影了！
要犯越狱，堪比天塌。看守所以及公安部队营房都乱成一锅粥，公安部队随即全体出动，会同公安局全城搜索，折腾到天明也没发现逃犯的踪迹——打自今州解放的第一天，城门就日夜开启不再关闭了，朱维信显然已经远走高飞。
刑警对监房进行了勘查，断定朱维信是挖开监房后墙后，游过外面的小河脱逃的。监房的墙壁是砖砌的，砖与砖之间则用混合着糯米浆的黄泥作为黏合剂，没有合适的工具根本别想挖出一个大洞来。从现场情况判断，朱维信做这件事时应该比较从容：他把挖出的砖头一块块铺垫于其睡觉的那个位置，连同衣服枕头脸盆等摆成人形，盖上被子，用以误导半夜巡查的看守员；挖墙洞的工具没有留在现场，无从判断那是什么东西。
监房后墙外有一座二层楼高的岗亭，井少岳查问了看守员打盹儿期间站岗的三个公安部队战士，竟然谁也没有听见动静。分析下来，其原因一是朱维信的动作很稳，没发出过大的声响；其二呢，当晚是大年夜，就算有点儿响动，也被不时爆响的烟花爆竹声给掩盖了。封炳麟和老容随即被限制行动，接受审查，公安部队的那三个战士也进了禁闭室。
往下，就是追捕逃犯了，这是我父亲负责的侦讯科的活儿。可是，当我父亲出现在井少岳面前时，他却不提追逃之事，让我父亲还是继续调查汤宗俊的下落。
后来知道，越狱事件发生之后，军管会苏主任立即来到公安局询问情况。他第一个见到的不是局长井少岳，而是另外两个头头儿——副局长老秦和政委老程。那二位是山东老区来的干部，老区干部一般都比较牛，对井少岳被任命为市公安局局长颇有意见，早就憋着一股劲儿想把井少岳撵走了，这回朱维信脱逃，正好是个机会。可能平时他们就已经在收集材料了，这会儿立即呈给苏主任：昨晚看守所四个值班员中的组长封炳麟，出身资本家（其实豆腐店老板应该算是小业主），由也是资本家出身的侦讯科长孙恩亭反复说情方才得以进入公安局工作。有同志反映，孙恩亭和其父孙景轩解放前跟朱维信走得很近，朱的儿子是孙恩亭的同学，曾拜孙景轩为师学医。而井局长不顾局党委多数成员的反对，力主让孙恩亭负责朱维信专案。在此期间，孙恩亭曾把朱维信带到外面去喝酒吃饭，井少岳还授意看守所卸去了朱维信的镣铐……
苏主任听了这番反映，立刻找井少岳谈话，井少岳只好打消了让我父亲领衔追逃的主意。朱维信脱逃后，今州市公安局、苏南行署公安处、华东公安部都采取了追逃措施，还对看守所内部进行了调查，封炳麟和老容被关押了半年才释放，但朱维信依旧不知所踪。
由于朱维信的脱逃，对汤宗俊、蓝壮壁下落的追查也没有结果，井少岳的压力很大，被今州市委苏书记（即军管会苏主任）、苏南行署公安处黄赤波处长数次当众点名批评。井局长自然恼火，但恼火也没用，这两个案子就悬在那儿了。直到1950年11月，朱维信和汤、蓝两个专案组已经解散，侦讯科突然接到上级转来的一份材料，两个案子才露出冰山一角。
第二十三章 “启明星计划”
这是一份我方截获的由台湾“保密局”总部发给代号为3011的潜伏特务的密电，内容是：务须在11月底前执行“启明星计划”中的“今州方案”。
市委社会处、市公安局领导当即举行联席会议，我父亲作为侦讯科长列席。会议决定，立刻组建专案组侦查该案，井少岳任组长，孙恩亭任副组长；由于敌人将在11月底前执行“今州方案”，要求专案组必须在十天内破案。
这是今州市公安局成立以来阵容空前的一个专案组，光侦查员就集中了三十名，全局仅有的两辆小汽车全部归专案组使用，十辆摩托车分了四辆过来，还有若干辆自行车，经费无须审批，需要其他单位协助，只要给市委社会处打个电话就行了。
要在十天之内破获这样一起大案，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可是全组人员信心都很足。命运之神也很眷顾他们，专案组成立当天，井少岳正准备召集侦查员开会分析案情的时候，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接听后，立刻把我父亲叫过来：“恩亭，你赶紧带个同志开车去一趟上海。”
去上海干什么呢？昨天，上海方面破获了一起大案，敌特分子准备在永安公司顶楼的七重天露天花园制造爆炸。被捕的特务供称，这起未遂案件系“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批准的“京沪杭地区系列行动”（这里的“京”，指的是南京）即“启明星计划”中的第一个行动，上海方面随即向苏南行署公安处、浙江省公安厅通报情况，提醒注意防范。苏南行署公安处接到通报，马上联想到了“今州方案”。
赶到上海后，父亲和助手小纪提审了昨天落网的几个特务，为首的行动组长交代，他从台湾潜入大陆前，“保密局”为其饯行，酒席上，一位据称代表局长毛人凤的倪姓特派员曾对他说：“不必担心安全问题，这个系列行动由一位少将级特工专家策划，这位专家早年曾留学德国，专攻刑事侦查专业，在反侦查方面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你尽可放心前往执行使命。”
我父亲寻思，这个什么专家别是朱维信吧？回到今州，他连夜向井少岳汇报。井少岳听着也很兴奋：“既然是朱维信在幕后策划，看来他跟今州这边还是有联系的，我们可以循着这条线索往下查……”说着说着，井局长突然停住话头，狐疑地上下打量我父亲，“恩亭，你是不是已经有主意了？”
父亲一脸无辜：“我哪有什么主意？”
“呵呵，恩亭啊，我认识你那年，你还在读小学三四年级吧？一源堂、天益馆，咫尺之距，可以说我是看着你小子一天天长大的，你肚子里的蛔虫只怕也认识我老井哩！有什么主意就赶紧说出来，十天期限，我们得分秒必争啊！”
父亲叹了口气：“井局长，其实这也不是什么主意，只能算是我的一个思路吧。不是我不想说，我是怕说了反而引火烧身啊！”
井少岳的脸色郑重起来：“此话怎讲？”
“朱维信越狱脱逃，那天当班的封炳麟给关了半年，放出来后打发到食堂去帮厨，到现在也没个说法。把我的这位老同学弄得灰头土脸不说，连辞职离开公安局另找出路的自由也给剥夺了。”
井少岳点点头：“这个情况我知道，我已经在最近的局务会议上说过了，要重新安排小封同志的工作，如果认为他不适合在看守所，也可以让他去派出所嘛。”
“井局长，你难道真的认为朱维信的脱逃是封炳麟的责任？”
“当晚值班的四个人，我都一一问过。小封、老容打盹儿和朱维信脱逃之间确有直接关系，这一点，小封、老容自己也承认。”
“那么，朱维信用来挖墙洞的工具是怎么获得的？难道也是小封、老容提供的？”
“这也是当时调查组的重点调查内容，把小封、老容关押起来，就是为了查清这个情况，不仅是他俩，对看守所包括所长在内的其他人也进行了审查，但是没有找到任何线索……”说到这里，井少岳不禁摇头，“唉，在这个案子上，我们其实是打了个败仗啊！”
父亲说：“这个案子，我是另有想法的，本来不想说，一是有点儿拿不准，第二嘛，原因你也知道，这本不是我管的案子，怕有些人说三道四，可能还会连累你井局长。这次去了上海之后，基本认定‘启明星计划’是朱维信在幕后操纵，我的这个想法就越来越强烈了……”
接下来，父亲就谈了自己的看法——
最初听说越狱事件后，我父亲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封炳麟不可能在值班期间睡觉。封炳麟的性格我父亲很了解，为此，我父母之间还交换了意见——封炳麟也是我母亲的同学。他们两口子的看法差不多，认为封炳麟不是那种粗枝大叶、不负责任的人。况且，他对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非常珍惜，他很清楚自己的名额是我父亲费了好大力气帮他争来的，不能弄出什么事故让我父亲难堪。我父亲越想越觉得此事蹊跷，以他的性格，是应该马上提出异议的，可之前的临阵换将（指不让我父亲参与此案的调查）已经引起了他的警惕，加之封炳麟和老容也承认值班时睡觉了，还有关系好的同事悄悄向我父亲透露，调查组的领导曾经提到，“孙恩亭跟封炳麟的关系也要细细查一查”。这么一来，我父亲就不便再说什么了。
对封炳麟的审查结束后，我父亲曾把他请到家里，置酒为他压惊。席间，自然要聊到那桩事儿，他说那天是除夕，他在家里吃年夜饭时喝了半斤黄酒。他的酒量不行，上班后担心打盹儿，而且确实有些口渴，就喝了好几杯茶，可还是没管用，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我父亲当时就有些怀疑，封的酒量虽然不咋样，可半斤黄酒应该是放不倒的。
过了两天，我父亲听说同样是刚刚审查完恢复自由的另一看守员老容突发阑尾炎开刀住院，就前往探望。聊起越狱事件，问他那天怎么睡着了，是不是年夜饭喝酒了，老容说他酒精过敏，从来不喝酒，只是嗜烟嗜茶。那天上班后，茶喝了不少，他还记得那天小封也喝了好几杯，一小时里，两人把一热水瓶开水都喝光了。他给外面值班的老丁打电话，让送一瓶开水进来。按规定，在外值班的人员夜间是不能进监区的，他就去监区铁门那里去取。等他拎着一瓶开水回到值班室，小封已经睡着了，睡得很沉，还打起了呼噜。不久，老容也觉得倦意频袭，很快就睡着了。
听到这里，井少岳不由得皱起眉头：“你说的这些情况，调查组的材料中都有啊。”
“有是有，但没人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小封、老容以前值夜班从来不打瞌睡，那天为什么都打瞌睡了？如果说小封是因为喝了半斤黄酒，那老容的瞌睡又怎么解释？他没喝酒啊。不但没喝酒，因为晚上要值班，当天下午他还特地睡了三个小时。这种情况下，接班仅仅两个小时，他怎么就睡着了？而且一睡就是几个小时。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怀疑吗？”
“你是说，这是人为制造的？”井少岳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行了，立即重启调查！”
已经封存了的越狱案材料被连夜调出来，由刚刚成立的专案组侦查员加班阅读。但我父亲申请回避了，因为这些材料里有关于他与封炳麟关系的调查笔录。他刚从上海赶回来，正好可以睡一觉。
一觉醒来，天色已明。下楼来到院子里，井少岳正在练八卦掌。一趟八卦掌打完，他朝我父亲招招手，递过一个信封：“恩亭，你去执行。”
信封没有封口，里面是一张由井少岳签发的逮捕证，逮捕对象的姓名是“陶喜仁”。父亲一怔：“井局长，这个任务我不便执行吧……”
陶喜仁是今州本地人，跟父亲已故的岳母（即我的外婆）沾着点儿亲戚关系，管我外婆叫表姨。以前在保安团管理伙食，后来跟便衣队长蓝壮壁闹得不开心，跳槽去了伪警察局，因为会拨拉算盘，就当了会计。解放后，国民党警察局被接管，他虽然符合“没有血债，没有民愤”等旧警察留用条件，但肯定是不能留在财务科了。让他当普通警察吧，他尽管穿了十来年的黑制服，却没接受过一天相关的训练，连枪也没摸过。眼看饭碗要丢了，他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求人。不知怎么想到了我爷爷，他跑到一源堂来苦苦哀求，盯着我爷爷一迭声乱叫“姨夫”（这个称谓是他硬栽到爷爷头上的，他以前管唐四海叫姨夫，寻思爷爷跟唐四海是亲家，也就继续叫姨夫了）。爷爷看他可怜，去跟井少岳说了说，他就被破例留用了。留下来干什么呢？井少岳说去看守所吧，他会财务活儿，就顺带着管管看守所的账目，反正看守所是不设专业会计的。
一次父亲去看守所提审案犯，正巧遇到了陶喜仁。陶这才知道原来我父亲也在公安局工作，还是侦讯科长。此后，他就时不时来一源堂套近乎，不过父亲工作忙，陶登门时基本上是见不着我父亲的。前几天，陶喜仁还来过一源堂，正好父亲在家，他便期期艾艾地提出了一个要求，说他神经衰弱，在看守所上班是三班倒，日夜都睡不好，长此以往会扛不住的，想请我父亲帮忙给他调个部门，还拿出了医生出具的证明。父亲问他想去哪里，他说想去治安科，他打听过了，治安科基本上日班，大约十天轮一个夜班，比看守所好多了。父亲本来不想管这事，可碍着母亲的面子（他管我外婆叫表姨，我母亲算是他远房表妹），只好答应试试。
其实，他属于我外婆上三代的亲戚，也就是“三表”，按照“一表三千里”的民间说法，他跟我母亲的亲戚关系应该超过一万里了。可不管怎么说，也是沾亲带故，公事不可儿戏，该顶真的就要顶真——你不顶真，到时候人家跟你顶真，没准儿就要步封炳麟的后尘了。这时候父亲还不知道逮捕陶喜仁的原因，只是猜测跟昨晚专案组加班查材料有关。所以，父亲向井局长提出了回避申请，顺便说了说陶喜仁想调到治安科的事。
井少岳一听这话，神情顿时严峻：“还有这事？那倒是该仔细考虑考虑了。”
那么，究竟为什么要逮捕陶喜仁呢？昨晚，专案组循着我父亲之前向井局长汇报的那个思路（即封炳麟和老容打盹儿前都喝了大量茶水，符合被人投放安眠药的特征），分头查阅朱维信脱逃事件的调查材料，又派车把两个当事人接来当面询问，终于发现了问题——
看守所不为值班警员提供茶叶，他们的茶叶是各自从家里带去的，小封喝绿茶，老容喝红茶；泡茶的开水是接班时上一班留下的，满满一瓶，温度接近沸点，明显是特意为他们打好的。这种情形以往是否有过呢？封、容两人都说从未有过，一般接班时热水瓶都是空的，或者是剩下的小半瓶。
这样，专案组就有理由怀疑是上一班看守员投放了安眠药。一查值班表，上一班是看守组长小康和陶喜仁。小康是河南商丘人，三野某部的班长，为充实地方公安队伍留在今州，到看守所当了组长。专案组认为小康不会涉案，随即去公安局宿舍把小伙子接来问了问，得知值班室的开水一直是陶喜仁打的，至于出事那天晚上交班前陶有没有特地去打过一瓶开水，他就记不起来了。
井少岳认为这个陶喜仁有问题，遂签发了逮捕令。我父亲也有同感，认为陶喜仁可疑，既然是他投放的安眠药，向朱维信提供挖掘工具的多半也是这厮了。本来抓他也没什么，可敌特的“启明星计划”暴露出来之后，陶喜仁的问题就变得复杂了。这时候动他，会不会打草惊蛇呢？
父亲把这个想法一说，井少岳认为有理，遂决定不公开抓捕陶喜仁，而是将其秘密传唤到专案组进行讯问。父亲的回避申请被井少岳驳回，而且被指定担任井少岳的助手，两人一同对陶喜仁进行突审。
陶喜仁被押进讯问室，见是井局长主审，当即被吓破了胆，涕泪交加跪地求饶。井少岳说：“陶喜仁啊，以我对你的了解，杀人放火的事你肯定是沾不到边的，大不了是给在押人犯捎件东西而已。你只要老实交代，我可以担保留你一命，说话算数！”
陶喜仁点头如捣蒜，连说“我交代”。他这一开口，我父亲和井少岳皆暗吃一惊！怎么呢？这案子竟然还牵涉到汤宗俊和蓝壮壁！
去年冬至那天，陶喜仁带着全家老少前往西门外五里地的陶家泾老家祭祖。他们是雇了一条乌篷船去的，待到拜祭结束家人一个个上船后，陶喜仁也准备登船，忽然从旁边的树林子里闪出一条彪形大汉，唤声“老陶”，挡住了他的去路。陶喜仁并不认识对方，正要开口询问，对方一把搭在他的肩膀上，他顿觉半身酸麻，反抗不得，被对方连推带扯地进了树林。树林深处，一座倒塌的石兽前站着一个当地农民打扮的男子，头戴一顶罗宋帽，胡子拉碴，满脸麻子。待那麻子一开口，陶喜仁大吃一惊——竟是原保安团便衣队长蓝壮壁！
蓝壮壁吩咐把他挟持来的那个汉子：“你去跟陶先生的家眷说一声，陶先生在这边跟老朋友说几句话，请他们稍等片刻。这一带有点儿荒僻，为了陶先生家眷的安全，你就待在那里保护他们。”
这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陶喜仁全家都被蓝壮壁扣下了。
蓝壮壁找陶喜仁，为的是营救朱维信，还说这是汤司令的命令。陶喜仁吓得差点儿尿了裤子：“蓝队长你是知道我的，手无缚鸡之力，在看守所当一个小小的狱卒，哪里有本事救得了朱局长啊！”
“怎样营救，汤司令自有办法，你只要听吩咐就是。放心，到时候照我们说的办，绝对不会连累你。”说着，蓝壮壁掏出一根“小黄鱼”塞到陶喜仁手里，“这是汤司令让我捎给你的，回头救出了朱局长，还有重赏。”
陶喜仁倒也并非贪图钱财，但他知道汤宗俊、蓝壮壁的手段，如若他不答应，全家做鬼可是眨眼间的事，只得点头。这番遭遇，前后不到六七分钟，陶喜仁回到船上，也没跟家人解释什么，更不敢露出心事重重的样子。
之后的日子，陶喜仁白日提心晨昏吊胆，简直是度日如年。一个月过去了，蓝壮壁并未来找他，陶喜仁就起了侥幸之心，祈望汤宗俊已经被人民政府拿下，或者迫于形势放弃了营救朱维信的计划。
回过头来，有必要交代一下汤宗俊、蓝壮壁的情况。1945年8月中旬，日本投降的消息刚刚传到今州，这两个家伙料想国民党接收今州后不会放过他们，于是连夜结伴潜逃。汤宗俊在上海有一个早年结拜的弟兄杜琨，是太湖湖匪出身，曾经跟汤宗俊一起干过杀人越货的勾当，后来金盆洗手去上海做起了生意，成为法租界小有名气的五金商人。汤宗俊便带着蓝壮壁去投奔这位盟弟，受到了杜琨的热情接待。杜琨建议他们也做五金生意，这行当杜琨比较熟悉，可以帮他们一把。汤、蓝两人就用逃跑时带出来的钱钞开了一家五金商店，汤宗俊是老板，蓝壮壁当账房先生，两人改名换姓，通过杜琨的关系在国民党警察局申报了户口，摇身一变成为上海滩的合法市民。
抗战胜利后的两年间，国民党今州警察局一直在追缉汤、蓝二人。有一次打听到两人在沪经商，苟霄汉还带人跑到上海调查了一番。但这二位已经改名换姓，汤宗俊故意猛吃猛喝，变成了一个大胖子，蓝壮壁则干脆炒了些黄豆为自己制作了一张大麻脸，苟霄汉在上海调查多时，没能发现他们的踪迹。
1948年初夏，汤宗俊、蓝壮壁双双娶了老婆，置了房产。他们的五金生意做得还不错，尽管国民党方面的形势日益恶化，但他们商量下来，认为即使共产党得了天下，也是允许老百姓经商的，他们应该可以继续混下去。意想不到的是，1948年12月，早已对惩办汉奸不感兴趣的“国防部保密局”不知怎么盯上了他俩，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忽然把这二位一并拿下，他们合伙经营的五金店也被查抄。
两人被押到南京，扔进大牢不理不顾。三个月后，已经迁往广州的“保密局”总部忽然派了个姓马的少将来南京找汤宗俊谈话。马少将说：“以你的汉奸罪行，枪毙几个来回都够了。即便我们把你放出去，共产党也容不得你，这些年你杀了多少共产党？有几颗脑袋也得给砍下来。想活命，那就只有跟我们合作。如今形势于党国大为不利，不过这只是暂时的，最迟一年，我们就会卷土重来，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你汤司令呢，可以作为保密局的地下人员潜伏下来，立功赎罪。待光复之后，不但汉奸罪行一笔勾销，你汤司令还是有功之士，党国不会亏待你的。”
此时汤宗俊别无选择，只有点头的份儿。他又去跟蓝壮壁谈了谈，蓝自然也无异议。当天两人就获得了自由，查抄的五金店发还。“保密局”任命汤宗俊为“保密局京沪杭地区特种行动总队上校总队长”，蓝壮壁则是他手下的少校大队长，随即配发了电台、报务员、武器以及特工器材。为了让汤、蓝应付解放后共产党方面可能进行的核查，“保密局”还修改了他们的户籍档案和工商登记材料，把五金店开张的时间提前到抗战前。
上海解放后，汤宗俊、蓝壮壁潜伏下来继续经商。1949年9月底，汤宗俊接到了来自台湾“保密局”总部的第一个命令：发展成员。两人一番商议后，把之前已经有联系的七八个原太湖湖匪和今州保安团的喽啰发展为潜伏特务。1949年11月中旬，台北来了第二道命令：设法营救朱维信。
汤、蓝首先指派两个特务前往今州刺探情况，得知朱维信被囚于今州市公安局看守所，还弄到了看守所留用旧警察的名单。蓝壮壁一看名单中有陶喜仁的名字，立刻说有办法了，这个姓陶的胆子特别小，当年就是因为我跟他有点儿小矛盾，对他狠了一回，他就吓得跑去警察局干财务了。我们只要对这个人施加点儿压力，他准保乖乖听话。于是，汤、蓝就制订了计划：收买陶喜仁给朱维信捎去挖墙洞的工具，再设法用安眠药迷倒值班看守员，待朱维信越狱后，及时接应。
这样，就有了冬至那天蓝壮壁的今州之行，一番威胁利诱，陶喜仁果然就范。原准备在1950年元旦那天行动，可市面上购买的普通安眠药效果很差，需要在饮水中投放多粒，开水的口感会受到影响，容易暴露。汤宗俊就向台北总部发报求助，台北总部随即设法给他们从海外寄来了特工专用的强效安眠药。挖掘工具倒是好办，五金店里就有。汤宗俊、蓝壮壁决定于除夕晚上行动，因为那天人们都放烟花爆竹，能够掩盖朱维信越狱时发出的声响。
春节前夕，蓝壮壁二赴今州，约见陶喜仁。得知朱维信并未戴镣铐，心里一喜，寻思那就更容易了。于是就向陶喜仁作了如何行动的交代，让陶利用值班之便把挖墙洞的工具给朱维信送去。除夕当晚，陶喜仁在交班前重新打了一瓶开水，在其中投放了强效安眠药。午夜，朱维信成功越狱，蓝壮壁带着两名特务在看守所外面接应，连夜逃离今州，藏匿于上海浦东。
“保密局”对汤宗俊大加赞赏，指令汤宗俊负责朱维信的安全和日常生活，同时命朱维信从反侦查的角度对“保密局”制订的“启明星计划”予以审查、修正，承诺完成使命后派员接应他撤往台湾。朱维信遂躲藏在浦东的密点里，以刑侦专家的视角对一系列破坏计划进行修改和完善。
尽管永安公司爆炸未遂案被上海市公安局破获，但台湾“保密局”经过审查，认为与朱维信对其进行的修正无关，完全是行动特工的责任，所以，其他计划还要照旧实施。计划中的下一步就是在今州制造爆炸，“保密局”总部要求要有声势，还要有实效——必须冲今州的中共党政军首脑下手，那就只有在今州举行重大活动或者会议时方可实施。汤宗俊再次想到了陶喜仁。共产党搞重大活动也好、会议也好，事先肯定要通知公安局做好安保工作。陶喜仁是警察，具备获得此类消息的条件，不过，在看守所里消息比较闭塞，如果能调到治安科之类的部门就更好了。陶喜仁已经上了贼船，想下也下不来了，只好按照汤宗俊的指令行事，如此，就有了他到一源堂向我父亲提出调往治安科的一幕。
之前汤宗俊与陶喜仁约定，调动部门成功后，找个借口去趟上海，下榻金陵路上的“静仁旅馆”，到时自会有人跟他联系，向他下达新的指令。陶喜仁落网后，表示愿意立功赎罪。井局长随即制订行动方案，于当天傍晚将其释放，次日宣布把他调往治安科。为防止敌特起疑心，同时对五十八名警员的岗位进行了调动。
陶喜仁如约前往上海，今州警方一路秘密跟踪，很快就查摸到了有效线索。次日中午，蓝壮壁前往旅馆与陶喜仁接头时，被侦查员擒获。蓝壮壁被捕后，供出了朱维信、汤宗俊的藏身地，这二人也随即落网。
今州最危险的一伙潜伏敌特被一网打尽，一源堂的故事讲到这里也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读者也许想象得到，如我爷爷和井局长那样的经历（都是长期潜伏的地下工作者，而他们的公开身份，一个是资本家，一个是帮会人士），以及和他们有着密切关系的我父亲，在今后的岁月里必将遇到无数的挑战、考验和磨难，不过，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全文完）
【评论摘要】
- 楼主推荐的小说很精彩，期待继续！
- 请问楼主 该文是小说还是个人家族传记？
- 接着往下贴，快，我这胃口已经给吊起来了，不往下看老难受了。
- 其实看完有很多感触，文中所写其实都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就像永不消失的点播一样， 都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可惜了，那么多信仰坚定的先烈 奋斗的结果。
- 好，吊胃口，本来想趁来台风看看呢，等。
- 好故事，估计下部分只能等9月份了。另外楼主“今州”是苏州吗？是扫描的问题还是原文如此？我觉得即使是小说，用真名苏州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 这一篇说实话感觉有点玩了，跟以前很多佳作不可同日而语，尤其现在说到追小孩，这又不
- 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小说了，不应该发在这
- 看了这期，发现真是不能小瞧人，那位检查坤包的可是真牛啊，而且还能相当去商店看原始货，从华东特案组里几根案件的描述来看，真是不能小瞧人。而目前关于军统的书都一般，特别是关于各站站长及沿革，抗战军统有苏州站，战后是苏北、苏南站，不知道在哪？因为军统成为站的不多，另外大家的称呼也是随心，1937年的大军统，以及38年成立的军统、中统，初创阶段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组织机构变动相当频繁，有时候看资料相当头痛。另外文中说火车站在民国通车，江苏南京、镇江、常州、苏州、扬州、泰州、无锡、南通几个城市，南京当时首都，镇江是省会，常州、苏州、无锡都是清朝建的，其他几个通车就更晚了，可是文中说不想去苏州读书，而且民国江苏设市的不错，苏南好像就只有苏州。
- 1930年代极盛时期因其影响力仅次于青岛市政府而一度被称为“二衙门”，除一般的商业管理外，还拥有部分社会管理职能（见于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本篇真够长的。内容虚虚实实，不过故事还是蛮精彩的
- 蛮精彩的 找个靠谱的编剧 可以拍一部电视剧了
“········或坐着一辆车前一侧插着太阳旗的吉普车，·········”
1：1938年吉普车还在绘图板上吧？就算美国人造出来了，日本鬼子怎么得到的？
2：也可以理解为后来的人把那种类似的军用小车一概泛称为“小吉普”。
3：这个回复太解释牵强
话说唐季娴不该是主人公的母亲吗？怎么直呼其名？难道后有变故，还有那个唐季昌不会是地下党吧
1: 开始有这想法，后来想想也许几年后唐季娴因为什么原因去世了？
2: 看来大家都想到一起去了，那个唐小姐与笔者是啥关系？亲妈？
今州肯定不是苏州，苏州文中到苏州了。估计常州，常州去镇江近，常州的南大街跟文中的今 州商业街南大街符合。
1：看这一段
父亲先是绕道松江，在黄浦江上游过了江，抵达奉贤县后再从浦东进入市区。
如果是常州，那就不可能这样走。而苏州、无锡都有可能这样走。正常的苏州到上海那时候应该走水路，沿青浦一线到上海市区，从松江就明显的绕路了。
那个抗战开始时候的游行让人印象深刻
第二季一上来，那个水老师出场就倒了胃口，过于戏剧化，太假了。如果这是真有其事，那就太可怕了。
2：这种事原型是应该有的……
3：太过于戏剧化了，很假。
4：太过于戏剧化了，很假。如果是真的就太可怕了，日本人这是提前多少年布局啊
5：不看了，太假
6：如果是真的就太可怕了，日本人这是提前多少年布局啊——就是瞎扯淡。
7：我觉得尘封档案就像是三国演义一样，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在加工，可是像水老师这样的间谍，却有不少，宗方小太郎，近代日本第一批在华间谍代表人物，1884年潜赴中国，先后在北京、汉口等地以经营乐善堂药铺为掩护，搜集军事、经济情报。1890年，协助日本著名间谍荒尾精在上海设立以日清贸易研究所为掩护的特务机构，任学生监督，培养通晓中国内情的间谍人才。甲午战争期间，充任日本侵略军翻译。大陆有一本书是侵华日军间谍活动纪实，里边很详细的介绍了日军的间谍活动和特务机关，里边介绍过一个女间谍，河原操子，就是1902年派到中国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的。
我最喜欢尘封档案对于民国或者建国后风土人情的描述，尤其是一些关于商会、工会、青帮、土匪的描写，有些真的让人大开眼界，不去搜资料还真是不知道，都是好多大学历史系的毕业论文啊，我觉得看了这么多年后，自己没事查查资料，可真是涨了不少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