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43：华东特案组之（五）——红色捕鸟蛛（上）

【尘封档案】系列之143：华东特案组之（五）——红色捕鸟蛛（上）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8年第09期

作者：魏迟樱、东方明、李西始

• 两起命案

    1949年11月21日，华东特案组一日之内接连接受两桩重大使命，遂决定七名成员兵分两路，特案组长焦允俊率领侦查员孙慎言、谭弦负责寻访民国时期活跃于上海滩及周边地区的情报奇才“北湖先生”黄景君（见《啄木鸟》2018年第2、3期《华东特案组之失踪的专家》），指导员郝真儒与侦查员沙懋麟、张宝贤、支富德四位则负责执行另一桩使命。焦允俊一路经过三周多艰难曲折的工作，于12月14日圆满完成使命，经过两天休整后，又加入了由郝真儒主持的另一要案的侦查工作。

    郝真儒主持侦办的这桩案子，是从分别发生于苏州、上海的两起命案开始的——

    先说苏州那起命案。苏州阊门外有一条曾被曹雪芹写入《红楼梦》的江南名街——山塘街，这条七里长街的中段有一家“玉雨轩茶馆”。11月10日，本案受害人叶阿宝挎着一个内盛香烟火柴花生瓜子桂花糖之类货品的竹篮晃晃悠悠地来到“玉雨轩”。

    叶阿宝这年虚岁十八，苏州本地人，家住葑门外夏家浜路，是个无业混混儿，结交了一些跟他一路货色的小瘪三，小偷小摸，起哄滋事，在葑门一带小有名气，人皆称其“瘪三阿宝”。这天不知何故，阿宝像是换了个人似的，穿得干净利索，平时的油腔滑调也没有了，挎了个篮子做起了小生意。夏家浜路与山塘街一个在东南，一个在西北，是城区的两个对角，葑门那边的人没事不会来山塘街晃悠，否则冷不丁儿瞅见似乎一夜之间改邪归正自食其力的“瘪三阿宝”，一定会惊奇得瞠目结舌。

    阿宝先在茶馆楼下一副副座头之间穿梭，时不时驻步停留，向聊得正热闹的茶客推销自己的货品；不管别人是否购买，他都满脸堆笑，而且那笑容还比较灿烂，常人见之，怎么也不会察觉这是一个平生第一次从事这种营生的新手。半个多小时后，阿宝结束了在楼下的推销，顺着楼梯上到二楼。他没有料到，自己这副形象竟然落到了一个熟人眼里。如果说接下来的遭遇属于“祸从天降”一类，那么这个熟人毫无疑问就是阿宝头顶上方那小小的一片“天”了。

    三天前的晚上，东区“闻大祥布店”被盗，窃贼顺走了几匹上等布料。分局立案后，派员四下查访线索，其中有位名叫任志飞的刑警被分派到山塘街收集信息。无论任志飞还是叶阿宝，都没想到他们竟会在“玉雨轩”不期而遇。

    任志飞的家也在葑门，虽然不跟叶阿宝同住一条路，但作为一名刑警，他对这个“瘪三阿宝”的德性是很了解的。此刻，老任坐在茶馆二楼的一副座头上，可以一眼扫尽楼梯口上上下下的每一个人，阿宝那张脸自然逃不过他的视线。老任登时暗吃一惊。阿宝平时总是一身破衣烂衫，比叫花子强不到哪里去，今天不但从头到脚都换上了至少八成新的衣服鞋帽，还挎着个竹篮子做起了小生意。他的本钱从何而来？若是其开香烛店的老爸赞助，那他完全可以在葑门就地做小生意，葑门的茶馆也很多，何必舍近求远跑到山塘街来？

    如此，老任就对阿宝产生了兴趣，打算悄然观察，看这小子意欲何为。不料，阿宝的眼睛也很尖，刚上二楼，一眼就认出了老任，倏地转身就要下楼。老任寻思，即便认识自己，也没必要见面就跑啊，难道这小子做了什么亏心事？别是跟布店盗案有关吧？当下大喝一声：“阿宝，给我站住！”

    接着，老任把阿宝带到山塘街派出所，借地方讯问。阿宝一脸无辜，说任叔您干吗抓我？我又没犯法！老任瞪眼，干吗抓你要问你自己了，你见我就逃是什么意思？老实交代，可以从宽处理。阿宝冲任志飞恭恭敬敬鞠了个躬，说任叔对不起，其实刚才我根本没认出你，还把你错看成以前的一个冤家。那人手段了得，我一个朋友前几天吃过他的亏，现在还在家里躺着呢，所以我得赶紧逃啊！没想到，让您老误会了……

    老任以前没跟阿宝打过交道，原以为不过一个小瘪三，没想到这等能说会道。他当然不相信这番说辞，继续追问，阿宝却缄口不语，一直折腾到晚上，也没能拿下阿宝的口供。这下，老任反倒被动了。但他有一种直觉，认为眼前这个家伙肯定有问题（不论是否与布店盗案有关），也许正在准备实施某种犯罪行为。想到这儿，老任有一种隐隐的担心：万一这小子涉及什么政治性案件，我一个留用刑警在分局以外的地方擅自讯问，领导都不知道，这不是犯了大忌吗？

    于是，任志飞立刻向分局刑侦队打电话报告了此事，刑侦队值班领导同意将叶阿宝押解回局。放在现今，派一辆车过来接人就是。可那个年代警务装备少得可怜，不可能派车，如果距离近就步行押解，远些的可以雇三轮车。山塘街到老任供职的东区分局要穿过大半个城区，只好雇三轮车了。用事后老任的说法是“合该倒霉”——先是因为天色已晚，找三轮车就花了不少时间。好不容易上了三轮车，行至三元巷时，他觉得挨着自己坐着的阿宝忽然身躯一软，扭头一看，吓了一跳！这小子的脸色变了，嘴也歪了，淌着口水。老任情知不好，立刻吩咐车夫去附近医院，饶是一路急奔，赶到医院也已经没救了。

    由于死因蹊跷，经报市公安局后，法医即赴医院进行解剖检验，结论是死于药物引起的心脏麻痹，导致心跳衰竭。那么，死者生前服了什么药物呢？这个，法医没法儿当场作出判断，须对死者血液及胃内容物进行化学分析。而苏州这边不具备这种分析的条件，故须送上海进行检验。

    阿宝之死不能排除他杀可能，况且是在押解途中出的事，苏州市局对此非常重视，当即指派三名刑警进行调查。三刑警随即投入工作，一人负责清理死者的遗留物品；另二位则与任志飞进行谈话，了解相关情况。负责清理阿宝遗物的也是一名留用警察，姓石，四十挂零，因两条寻常不大见到的长腿，人称“长脚老石”。老石是交警改行做刑警的——他在马路上执勤时，曾多次识破伪装，抓获混迹人群之中的土匪强盗，数年下来名声大噪，太湖匪帮甚至放出风声要找他算账。他既有这方面的特长，就被调到了刑侦队。这一干，差不多也有十个年头儿了。苏州解放后，老石被留用，工作更是细致，三刑警的负责人小马分派他清理阿宝的遗物，也是看中了他的细心，指望他能有所发现。

    老石先清理阿宝的那个竹篮。在山塘街“玉雨轩”阿宝意欲逃跑时，这篮子被扔在地板上，里面的东西掉了一地，刑警老任让茶馆伙计把所有东西都捡回来了。现在，老石一样样查看，一样样登记，连花生、瓜子每样重量多少都一一称过记录下来。然后，查看空篮子，每条竹片的缝隙都不放过，还称了空篮的重量。遇到这等耐心细致的刑警，恐怕没有什么蛛丝马迹逃得过他那双法眼。果然，老石在检查阿宝的衣服时，对上衣和外裤口袋里的瓜子产生了兴趣。上衣的两个口袋里，右侧放着南瓜子，左侧放着葵花子；与之对称的外裤两个口袋里，也有南瓜子和葵花子。不同的是，上衣口袋里的瓜子比外裤口袋里的要多，前者有成人手掌抓一把的量，而后者却只有七八颗。

    这是什么意思呢？事后据老石说，他只敢想，不敢说——他跟老任的想法差不多，也是担心案子跟政治有涉，对于留用警员来说，自然是知晓得越少越好。不过，他还是把发现的这个细节向小马汇报了。小马对此也没啥说法，只是说去葑门那边走访看看。

    走访下来，并未获得什么线索。此时忽然接到上级通知，让三人参与追缉一名逃回苏州的惯匪，阿宝猝死之事就暂时被搁置起来了。

    苏州的这起命案令人匪夷所思，而发生在上海的那起命案，更是显得诡谲。

    死者名叫蒋翠玮，三十五岁，系仙乐斯舞厅的职业舞女。那一阵儿，舞厅歇业装修，自然不能营业，蒋翠玮干脆在家休息几天。她家住虹口区吴淞路，系其夫许骧轩之父传下来的一幢公寓小楼中的一套居所。该公寓楼一共有五层，每层三户，许蒋夫妇住在顶楼中间，比其他住户多一层阁楼，阁楼上方开了一个老虎窗。许骧轩原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职员，租界收回后，他在爱文义路宏仁医院（1957年改为上海市胸科医院）找到一份管理工作。许骧轩出身书香门第，本人是东吴大学肄业生，平时喜欢读书，结婚前从老父手里获得此处房产后，便把阁楼改成书房。蒋翠玮空闲时也喜欢上去坐坐，在老虎窗前喝着香茶，手捧《明星画报》、《时装杂志》或者流行小说，留声机里放着音乐，一派小资情调。

    11月13日下午五时许，许骧轩提前下班回来，喜滋滋告诉妻子，当年他在工部局卫生处上班时结交的英国朋友托马斯先生携妻来沪游览，下榻于外白渡桥畔的礼查饭店（1959年改名为浦江饭店），今晚在饭店顶层孔雀厅请以前的华人同事吃饭，他和蒋翠玮是唯一被邀请出席的一对夫妇，其余受邀者都是单人出席。此行不单是叙旧，同时于当天抵沪的苏联海军交响乐团将在孔雀厅为大约五百名观众做彩排演出，机会难得。

    蒋翠玮自是大喜过望。礼查饭店是旧时上海滩接待高贵宾客的五大饭店之一，绝对是高大上的场所，而且还有苏联军方的专业乐团表演，尽管是彩排演出，但水准与正式演出无异，同样是一票难求，饭店门前聚集着不少等退票的人，其中不乏记者。更使蒋翠玮意想不到的是，晚餐结束她和丈夫下舞池跳舞时，竟然遇到了一位异国老友。此人名叫安德烈，目前的身份是苏联海军交响乐团访华演出的领队之一，中校军衔，二战时他是苏联情报机构派往上海的特工，经常去仙乐斯这类地方收集情报，故与蒋翠玮熟识。有一次，日本宪兵突然包围仙乐斯进行搜查，多亏蒋翠玮相助，安德烈才得以安全脱身。此后安德烈再也没有露面。时隔多年，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能在这样的场合重逢，自然十分激动。安德烈先是邀请蒋翠玮跳舞，然后请蒋翠玮夫妇留下喝咖啡叙旧。以苏联人的习惯，说是喝咖啡，酒也是少不了的，而且是烈酒。

    这一折腾，待到蒋翠玮夫妇带着安德烈赠送的礼品回到吴淞路住所时，已是次日凌晨两点，夫妻二人赶紧休息。事先没有任何征兆，蒋翠玮躺到床上后，竟然就长眠不醒了！

    许骧轩虽然不是医生，但他长期在工部局卫生处和医院工作，听过见过的猝死病例数不胜数，尽管极为悲伤，还是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他给管段派出所和自己供职的医院分别打电话，要求派员来家检查，接着通知家人和亲属。派出所民警和宏仁医院急诊医师差不多是同时抵达的，医师检查认定系隐匿性心脏病发作而殁，这种发作跟蒋翠玮昨晚大量饮酒、频频跳舞和兴奋过度有关。民警就将此作为医学结论，在出具的死亡证明上注明：“心脏病猝死”。

    在宏仁医院工会和其妻生前供职的仙乐斯舞厅的帮助下，许骧轩与家人亲属一起操办了丧事。那时，沪上已经有较多市民在其家人去世后选择火葬（上海最早的正规火葬场始于1924年，是一家外资企业——日本法光株式会社焚尸场），但许骧轩还是选择了土葬，三天后把亡妻葬于浦东周浦镇外的许氏家族墓地。

    本来，这件事也就算结束了。蒋翠玮之死固然被医师认为是“隐匿性心脏病”，但其发病诱因跟“大量饮酒、频频跳舞、兴奋过度”有关，而之所以“大量饮酒、频频跳舞、兴奋过度”，那是因为死者遇到了苏联海军交响乐团领队之一安德烈。当时是把苏联称为“老大哥”的，官方传媒、坊间私议都是一边倒地大唱“中苏友好”赞歌，不允许出现一丁点儿异议，否则就是“反苏言论”，那是要受到追究的。如此，蒋翠玮之死就要尽量低调处理。宏仁医院是教会医院，当时还是由董事会掌管的私营医院（1952年由人民政府接管），但新政权可以通过工会对医院的人事、管理、经营方针进行适度的影响和控制。许骧轩受到工会干部的暗示，要求他迅速善后。为此，工会帮他向医院人事处申请了一周带薪假。

    许骧轩在整理妻子的遗留物品时，发现家里多出了一架美国制造的“将军牌”军用望远镜——属于美军剩余物资，抗战胜利后在中央商场有出售，价格也不贵。许骧轩的记性向来很好，但对这件东西根本没有印象，不管是他还是妻子，抑或老爸生前，从未购置过望远镜。望远镜是在阁楼老虎窗旁边书架摆放的书籍后面发现的，此刻，许骧轩站在老虎窗前，手里拿着望远镜，不由心中疑惑，这个东西放在这里是干什么用的呢？纯粹是下意识的动作，也没调节焦距，他举起望远镜对着窗外一看，蓦地一惊！

    许宅系一幢五层公寓楼的顶层，加上阁楼，就相当于六层了，这在当时的虹口区吴淞路一带算是“高层建筑”，当地坊间以“六层楼”作为该楼的别名。站在六层楼上，自然是居高临下，一览无余。那么，许骧轩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正对着老虎窗方向的海南路10号的大门。

    海南路与吴淞路平行，相隔数十米。上海解放次日，即1949年5月28日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部机关就设于海南路10号。通过望远镜这么一看，警备司令部大门口的景象倏地一下子拉到近前，清晰得就仿佛触手可及。那块竖立在岗亭旁边、上写“军事禁地请勿停留”的白底红字警示木牌自不待言，就连进进出出的军人的脸孔、汽车摩托车的牌照号都一目了然。

    许骧轩暗忖，蒋翠玮那几天休息在家，老是在阁楼待着“看书晒太阳喝茶”，莫不是在搞监视？继而他又想起，11月13日那天下午，两人去礼查饭店参加宴请，途中经过邮局，妻子曾让出租车停了片刻，下车往邮局门口的邮筒里投了一封信函。难道这封信是向安排她干这活儿的人传递监视情况的？那不就是刺探军事情报吗？蒋翠玮难道是敌特分子？如果真是这样，她的猝死也是有疑问的！

    这样想着，许骧轩坐不住了，立刻带上望远镜，出门叫了辆三轮车，直奔福州路的上海市公安局。

• 白色药片

    上海市公安局对许骧轩提供的情况非常重视，即由技术员从许骧轩带去的望远镜上提取指纹，与夫妻俩的指纹进行比对，同时政保处派员前往许宅，使用同一架望远镜对海南路10号进行观察，确认可以非常清晰地观察到相关情景。这类观察（在特定时期的特定时段）收集到的情况，如果交由敌特情报专家进行分析研判，无疑可以从中获取重要信息！

    当然，仅凭这架望远镜，尚不能断定蒋翠玮是在为敌特收集军事情报，也可能只不过是闲极无聊，待在老虎窗前喝喝茶、翻翻书报，顺便用望远镜看看远处的景致。不过，在接下来的搜查中，侦查员又发现了一个连许骧轩也无法解释的情况——两个分别装着大小两种白色药片的深褐色玻璃小瓶，瓶子外面没贴任何标签，药片上也没有压制上的使服用者易于分辨的英文缩写字母之类。看见这两个药瓶，许骧轩的惊讶程度甚至超过侦查员。他说其妻生前身体健康，且一向注意保养，平时连伤风咳嗽都少有，其在仙乐斯上班多年的出勤记录就是证明（舞女如有伤风咳嗽等症状是不能上班的，以免传染给舞客，影响舞厅声誉）。偶尔有点儿小毛病，也不看医生，由许骧轩从其供职的医院配点儿药回来就是了。因此，蒋翠玮的医学知识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但凡有什么不适，肯定要告诉丈夫，让丈夫帮她分析病情或者去医院配药。可这次却是例外，许骧轩根本不知道这两瓶药的来路。之前他还心存侥幸，觉得也许是自己神经过敏，指望公安局调查下来排除妻子的敌特嫌疑，现在看来，十有八九是真的了。

    接下来，就要对这两种不明来路的可疑药片进行鉴定了。当时公安机关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条件，只好把检材分送广慈医院、仁济医院、公济医院这三家沪上的顶尖级医院进行鉴定。三家医院的鉴定结果一致，认定白色小药片是一种影响心脏功能的毒药，成年人服下后毒性在二十四小时内发作，导致心脏停跳；那种大的白色药片则是解药，但与通常人们理解的解药有所不同，实际上，那是一种紧急治疗前述症状的特效药（就好比硝酸甘油对于心脏病患者的作用一样），但并不能中和毒性。

    两个药瓶中盛放着不同数量的药片（小药片三粒，大药片四粒），侦查员由此推断蒋翠玮猝死的大致原因：她在接受敌特方面下达的使命时，拿到了这两种药片，当然人家不会告诉她这是毒药，而是会编造一些理由，比如你整天用望远镜进行观察，容易产生视觉疲劳，给你这两种特制药片，上午服小的，晚上服大的，对于保护眼睛非常有效。蒋翠玮听信了这种忽悠，一连多日都是按照早一粒晚一粒的规律服药，所以一切正常。11月13日早上她服用了小药片，傍晚跟着丈夫去礼查饭店赴宴，又是欣赏苏联海军交响乐团的彩排，又是与故人相遇，喝酒跳舞，回到家都已经是后半夜两点多了，肯定是疲惫不堪，那就赶紧休息吧，结果忘记了准时服用大药片的“医嘱”，终于酿成大祸。

    为了证实上述推断，侦查员认为有必要对已经下葬的蒋翠玮的尸体进行解剖检验。上海市公安局三名最有经验的资深法医组成法医小组，与侦查员连夜赶到浦东周浦镇许氏家族墓地，从坟墓内起出棺材，对蒋翠玮的遗体进行解剖。两天后，法医小组得出结论：蒋翠玮确系服了那种白色小药片导致心脏停跳猝死。

    按照规定，此类刺探军事情报的特务活动该由军方负责侦查，上海市公安局随即把该案上报中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社会部。就在这时，华东局社会部的情报部门汇总华东地区各省市公安局报送的案件材料，发现了苏州市那起叶阿宝猝死案，情报专家马上把此案跟蒋翠玮猝死案联系起来。华东局社会部经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政治部保卫部（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区部队即属三野九兵团）商议后决定，上海、苏州的这两起命案由华东特案组负责侦查。

    11月21日上午，特案组领导马处长驱车赶到虹桥路特案组驻地，下达了侦查沪苏两起命案的任务。特案组长焦允俊与支书兼副组长郝真儒、支委支富德商量后，当即举行全组会议，向其余四名侦查员沙懋麟、张宝贤、孙慎言、谭弦传达马处长交办的案件情况，要求大伙儿先梳理工作思路，待下午召开案情分析会时再进行详细讨论。哪知，下午七名侦查员刚聚集起来准备开会，马处长再次驱车而至，下达了另一桩任务，紧急寻访一位化名“北湖先生”的情报专家。于是，特案组兵分两路，分别承担一项任务。

    三周后，执行寻访情报专家使命的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圆满完成任务归建，与郝真儒四人合力侦办沪苏两命间谍案。在驻地见面后，郝真儒跟焦允俊紧紧握手：“老焦还真被你说着了，果然是你们三个先完成使命，算你们厉害，我认输了！”

    焦允俊嬉皮笑脸连连作揖：“老兄谬赞，我们兄弟几个运气好而已，相当于捡了个漏儿吧。”

    郝真儒没想到一别二十余天，这位焦组长依旧一身江湖习气，张口闭口称兄道弟，不禁摇头：“你这个同志，唉，叫我怎么说呢……”

    焦允俊担心他又上纲上线，赶紧转移话题：“不知道怎么说就别说了，还是言归正传谈工作吧。”

    于是全组侦查员都集中到会议室。焦允俊变戏法似的手上倏地多出了一条香烟，利索地拆开，往每人面前扔了一包，嘴里念念有词：“常言道，无人不抽哈德门……”

    这是民国时期“哈德门”生产商英美烟草公司的广告语。正好郝真儒捧着厚厚一沓牛皮纸卷宗袋进门，闻之便冲焦允俊瞪眼，正想说什么，忽然又对香烟的来路产生了疑问。这时，焦允俊把一包香烟扔到他面前，郝真儒说：“我不抽烟你是知道的，对了，你这烟是从哪里弄来的？公款可不能乱用，这要出大问题的……”

    焦允俊不以为然：“俺老焦受党教育这么多年，当然不敢乱花公款，你放心，这烟是马头儿……”说到这儿，突然见郝真儒皱起眉头，担心他批评自己给领导起绰号，连忙改口，“是我们那摊子结案报告的时候马处长犒劳的，不敢独吞，有福同享……哦，全组共产嘛。”说着，又冲谭弦示意，旁边的谭弦立刻递过一个上面印着英文的马口铁盒子，“老郝，这是给你的。”

    郝真儒早年从事地下工作，曾打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做过数年内勤，通晓英语，当下只朝盒子瞥了一眼，就认出是鱼肝油。这在当时算是比较珍贵的补品，价格不菲。郝真儒疑惑地打量着焦允俊，那意思很明白：这东西是哪里搞到的？别是办案过程中顺的吧？

    焦允俊解释说：“这是马处长让捎给你的。汇报的时候我跟马处长说了，老郝肺弱，不抽烟还动不动就咳嗽得上气不接下气，所以这条烟就没老郝的份儿了。领导体恤下情，就拿出了这盒玩意儿让我捎给你，说鱼肝油养肺，让你根据说明按时服用，如果效果好，他就再给你弄点儿。”

    郝真儒说这就是搞特殊化了，老焦你以后不要在领导面前说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样会分散领导的精力，影响工作。焦允俊嘿嘿一笑：“老郝，你这话就有问题了，听着好像有点儿自夸的意思。你是特案组的领导，平时那么体恤下属，没见影响了什么工作嘛，难道马处长……”他适时咬住了舌头。

    这一番胡搅蛮缠，已把郝真儒弄得头晕脑涨，不由一脸苦笑：“我这是自己作死，又被你绕进去了……好了，咱们言归正传说案子，老支同志，你先把咱们这段日子的工作情况向焦组长作个汇报。”

    接受使命后，郝真儒这一路四位侦查员一分为二：郝真儒、沙懋麟负责调查上海这边的蒋翠玮猝死案，支富德、张宝贤即赴苏州调查叶阿宝猝死案。

    先说郝真儒、沙懋麟的调查情况。之前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侦查员在处置蒋翠玮猝死案时一直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的掉以轻心。就说对蒋翠玮住所的勘查吧，因为那里是死亡现场，所以特别予以重视。阁楼里的零碎东西很多，当时不可能一一仔细查看，他们干脆给许骧轩出具了一纸收条，把现场物品密封后装车运走。原准备接着就进行检查或者转交军方，这时组织上决定把该案连同苏州发生的叶阿宝猝死案交由华东特案组串案并侦，所以就把拉来的那些物品全部移交给特案组了。郝、沙两人接手后，首先去查看了吴淞路许蒋夫妇的住所，拍摄了照片，并对该房屋的内部进行了测绘，画了草图。

    返回虹桥路驻地，应郝真儒的要求从华东局社会部和上海市公安局临时调来的七名精干侦查员已经到位。郝真儒要求他们做的第一桩活儿，是把刚刚接收的从许蒋夫妇住所阁楼搬来的物品清点造册，并一一进行检查，具体由特案组侦查员沙懋麟负责。郝真儒也没闲着，在办公室里对着草图仔细研究。

    沙懋麟领着一干侦查员清点物品，对其中的那些书报尤其注意，不但一页页翻看，还把书中夹着的书签、画片、用过的戏票、商铺年节散发的促销券等集中起来，涂上显影药水一一仔细查过，均无异常。

    这也在郝真儒意料之中。刚才他研究草图时，已经考虑过下一步该如何做，于是叫上沙懋麟去会议室，把阁楼草图和之前市局政保侦查员拍摄的现场照片放在桌上，两人设身处地，想象自己就是蒋翠玮，正在老虎窗前拿着望远镜窥测淞沪警备司令部大门口的动静。那么，蒋翠玮或者说蒋背后的指使者究竟对什么情况感兴趣呢？

    根据市局政保侦查员的先期调查，可以确定蒋翠玮并非职业特工，只是被人看中后用手段（多半是收买，也有可能是胁迫）使其愿意替敌特效力。因此，她不具备正规特工的基本素质，比如敏锐的观察力和过目不忘的记性。敌特方面应该是看中了其居所有利的地理位置，尽管让她干特工活儿有点儿赶鸭子上架，那也只有凑合了。当然还得临时训练一下——蒋小姐你的活儿是观察目标大门口进进出出的人员和车辆情况，人员要注意是穿军官制服的还是士兵制服的，年龄多大，单个还是多个，多个的话是一起来的还是正好在门口遇上的，还要注意分辨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级还是上下级，等等；观察车辆也有说法，什么品牌和型号的汽车，挂什么牌照，副驾位置坐的人穿什么制服，随行的是否还有其他车辆包括摩托车，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要看清楚每辆车进门后是朝哪个方向开的（情报人员可以据此判断该车停在哪个区域，以及车内乘客的级别），等等。当然，这些东西光靠脑子是记不住的，可能前脚看后脚就忘了，这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记录下来，每天傍晚把记下的东西装进信封，贴上邮票，投进贵府附近随便哪一个邮筒就是了。

    分析到此，两人对视一眼，郝真儒说看来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沙懋麟点头，说市局移交给我们的物品中那些没有使用过的邮票和空白信封信纸就是给蒋翠玮传递情报用的，信纸已经用了小半刀了，上面并没有留下写过字的印记，说明死者是把信纸撕下来写的。那么，她是用什么书写工具写的呢？沙懋麟拿过一张阁楼书桌的照片，书桌上有个笔筒，笔筒里有蘸水笔、铅笔和圆珠笔（当时适于书写的圆珠笔刚刚投放欧美市场，在中国还是不多见的）。郝真儒马上反应过来——蘸水笔需要边写边蘸墨水，不方便，一不留心还会把墨水洒在纸上；铅笔容易断，而且越写笔尖越钝，需要经常削铅笔；毫无疑问，圆珠笔是最合适的。

    为了书写方便，在单张信纸上记录的时候一般需要用些东西垫着，沙懋麟想起刚才清点物品时见过的一本香港时装杂志，当即找出来，用高倍放大镜检查，立刻发现封面封底均有被作为垫板书写后留下的痕迹。仔细辨认，可以看出其中有的文字确实与之前的推测相符。这个发现最终确认蒋翠玮之死的确与敌特案件有关。据此，郝真儒、沙懋麟对蒋翠玮的猝死原因作出合理推断——

    敌特方知道蒋翠玮这种角色并不牢靠，尽管可能事先对其进行过简单的“反侦讯训练”，并有类似“一旦被捕会有国际交涉予以营救，无论如何要坚持住”之类的忽悠，蒋或许也相信了这种忽悠，可万一哪个环节出了纰漏，她被公安拿下，死撑个一天两天之后还不见所谓的“营救”，心理防线很快就会崩溃。因此，敌特方事先以“保护视神经”之类的说法诱骗其服毒药，如果平安无事，傍晚会服一粒解药。如果蒋翠玮被捕，肯定就没法儿服用解药了，她就会在当晚因毒性发作猝死。苏州的叶阿宝也有疑似收集情报的行为（口袋里不同数量的瓜子可能是用来记录情报的一种简易方式），他在被押解去分局的途中猝然死亡，看来也是服过类似毒药了。

    郝真儒立刻让沙懋麟起草了一份密码电报，以华东特案组的名义发往苏南行署公安局黄赤波局长，要求转交已经前往苏州调查叶阿宝案的支富德、张宝贤二同志，让他们在调查中注意上述情况。之后，郝、沙经过一番分析研究，定下了蒋翠玮案件的调查切入点——那本最新一期的时装杂志是何人交给她的？

• 神秘女人

    之所以要了解这本时装杂志的来路，是因为该杂志是香港出版的，而且是11月最新出版的一期。香港出版的报刊，内地没有公开发行，如果在内地见到这类报刊，那只能是从香港弄来的。这种“弄”，倒不一定属于违法——从香港赴内地过海关时，旅客可以携带报刊，不过通关时需经检查，凡是涉及政治的一律扣下，文艺类生活类就予以放行。这本时装杂志属于生活类，可以带入内地。但是，蒋翠玮是怎么得到这本杂志的呢？是谁带给她的？带给她这本杂志的人是否还“顺便”带来了刺探军事情报的指令，以及将其置于死地的白色药片？郝真儒、沙懋麟认为有必要查一查。

    调查工作分三路同时进行：一路向蒋翠玮的丈夫许骧轩了解情况；另一路走访许蒋夫妇的四邻八舍，了解最近是否有陌生人到访（如果是在许骧轩上班时间到访，那许是不知道的）；第三路向蒋翠玮在仙乐斯舞厅的同事调查，了解蒋翠玮生前与舞客的交往情况，注意是否有交往得比较深的朋友。

    三路调查很快有了结果——

    第一路侦查员直接找许骧轩进行调查。许告诉侦查员，当初他与蒋翠玮恋爱时，蒋翠玮跟他有过约定，由于蒋的职业关系，她会有一些异性朋友交往，希望许不要介意，当然她会严格掌握交往尺度，以不越轨为原则。许骧轩自然清楚，这是舞女职业不可避免的。舞女的基本收入就是舞票，必须跟舞客特别是经常光顾舞厅的那些舞客保持良好关系。这种关系当然不能只靠在一起跳舞时维持，舞客请舞女吃夜宵、看电影、喝咖啡，或者送礼物，小到时装鞋帽，大的说来就要吓煞人了，金银首饰甚至轿车洋房都有——当然，那就得接受对方的非分要求了。许骧轩既然愿意跟身为舞女的蒋翠玮谈恋爱，自是经过考虑的，蒋翠玮这么一说，他也就点了头。

    婚后，许骧轩遵守诺言，对妻子的社交情况一概不闻不问，也不会注意家里多了或者少了什么东西。至于阁楼书房，平时他也只是在礼拜天休息时去坐坐，喝杯茶，晒晒太阳，看看书，听听收音机。最近仙乐斯装修停业，妻子占据了阁楼，他干脆就不上去了。侦查员问他是否留意到家里多了一册香港最新出版的时装杂志，他只有摇头。

    第二路侦查员走访蒋的邻居。大概是女主人的职业容易受人鄙视之故，她平时不大跟邻居搭讪，邻里间相遇，最多点个头。据邻居反映，她家平时很少有客人光顾，只有过年时，偶尔会有大人小孩儿来做客，从来人跟许蒋夫妇的称谓判断，应该是他们的亲属。侦查员认为这也符合舞女的职业特点，舞女最怕家址被人知晓，万一碰上个死缠烂打的舞客，那就麻烦了。

    那么，最近是否有人来访？有没有送给蒋翠玮什么东西，比如报刊之类？据公寓楼底层的一位住户说，大约一周前，看见蒋翠玮和一个三十岁左右、打扮得很时髦的女子同坐一辆三轮车从外面返回，三轮车在门前停下，两人下车。但那时髦女子并未上楼，说蒋姐那就这样吧，我不上去打扰了，回头咱们再联系。蒋翠玮大概是说了一句英语，邻居听不懂是什么意思。接着两人互道拜拜，蒋翠玮刚转身，那时髦女子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了声“等等”，回身从放在三轮车里的一个编织提兜里抽出一本五颜六色的杂志递给蒋翠玮，说是新出版的，你可能喜欢看。蒋翠玮接过来只一瞥，脸上便露出欣喜的神色，说太好了，油妹谢谢侬哦！

    这个被称为“油妹”的女子于是就受到了侦查员的牵挂。她是何许人呢？第二路侦查员毫无头绪的时候，不曾料到，第三路侦查员竟无意中发现了这个“油妹”的情况。

    第三路调查比第一、二路来得繁琐，耗费的时间也比较多。第一路只调查许骧轩一个，第二路走访的四邻八舍也不过十多位，而第三路的调查对象包括仙乐斯舞厅的老板、账房、管场、杂役、舞女、乐队，加起来有好几十号人。况且此时正是停业期，主要调查对象舞女、乐队等都回家休息去了，其中一部分不像蒋翠玮那样肯好好待在家里，还要去其他舞厅赶场挣点儿零花钱。因此，尽管这一路派的侦查员最多，还是用了两天多时间才完成任务。他们向郝真儒汇报时，送上了一份自抗战爆发那一年（也即蒋翠玮开始舞女生涯的那一年）直到现在的仙乐斯从业舞女的名单，当然，其中不少人已经离开，或者转到其他舞场，或者改行，或者干脆杳无音讯了。郝真儒把名单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问：“有件事不知你们打听过没有——仙乐斯的舞女互相之间是怎么称呼的？”

    华东局社会部和上海市公安局派给特案组的“临时工”都是高素质侦查员，调查时通常都能把方方面面的情况考虑到位，在这个看来不起眼的细节问题上也是这样，他们马上回答，舞女之间互称姐妹，前面冠以姓氏，比如姓王就称王姐或者王妹，姓李就称李姐或者李妹。

    郝真儒嘘了一口气：“这就是了！”他指着名单上的一个名字，“你们着重介绍一下这个叫尤信子的舞女的情况。”

    之前邻居反映那本时装杂志是一个被蒋翠玮称为“油妹”的时髦女子送的。既然那时髦女子称蒋翠玮“蒋姐”，那蒋称其“油妹”肯定是因为她姓“油”了。当然，百家姓中并无油这个姓，但与“油”同音的“游”和“尤”应该靠谱。此刻，郝真儒在仙乐斯舞女名单中看到了“尤信子”三个字，立刻联想到了那个“油妹”。

    对名单上每个尚在本地的舞女，只要能找到的，侦查员都一一询问过，而这个尤信子则属于找不到的，只有向舞厅老板和其他舞女打听。舞厅老板对这个尤信子印象很深，就跟侦查员详细说了说她的情况——

    屈指算来，尤信子今年应该有三十一岁了。其母何凤英，系民国前期上海四马路一带小有名气的妓女。何氏之母管氏早年在苏州一朱姓人家帮佣，与在海外留学回乡度假的朱大少爷私通有了身孕，主人家为遮丑，给了管氏一笔钱，将其送到上海滩一老友家做娘姨，不久就生下了何凤英。何凤英后来做了妓女，结识了日本商人桥本，还怀上了桥本的孩子。桥本为其赎身，说是要回横滨老家禀告父母，然后就跟她结婚。可是，桥本这一去就没再回来。何凤英寻思是被桥本抛弃了，一怒之下，带上积蓄，挺着八个月的肚子奔了汇山码头。也不知何氏施展了什么手段，竟让她混上了一艘日本货轮，成功偷渡。

    千辛万苦到了横滨，才知道桥本并不是打算甩了她，而是遭遇车祸住了院。可是，桥本有妻室，即使两人生活在一起，何凤英也没有名分。桥本找了个变通的法子，他在上海有洋行，等他养好伤，何凤英也生下了一个女儿，他就带着妻女重返上海滩。女儿算是日本国国民，桥本给起了个名字叫桥本有信子。有信子在上海读书，每年暑假则去日本横滨。有日本老爸的家财支撑，有信子过着一份相当滋润的生活。可是，到她初中毕业前夕，她的好日子过到头了，先是其母何凤英急病身亡，紧接着桥本突然失踪了。

    那年正值抗战爆发，11月上海华界沦陷后，日本军方突然来人宣布收回桥本经营的那家洋行，将有信子扫地出门。有信子不知是怎么回事，四处奔走打听，找的当然都是桥本的日本籍老友，最后方才得知真相：其父桥本是商人不假，但他同时还有着另一个身份——日本陆军省“鹰机关”的情报特务。几个月前，他接受使命去香港，不慎丢失了一份重要情报。这份情报落到了美国人手里，据说给日本方面造成了很大损失。于是，桥本就被送上了军事法庭，怎么判的没人知道，反正从此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他在上海经营的洋行是由日本军方投资的，所以就被收回了。

    有信子没了生活来源，甚至连住所都没有。好在她有日本人身份，日语也说得蛮好，又有以前桥本在沪经商时结交的那些日本老友相助，找份洋行职员的工作还不难。她先是在虹口一带的日本洋行打工，然后突然失踪了一段时间。再次出现在上海滩时，不知怎么做了舞女，还把名字改成了尤信子，先后在几家中小舞厅陪舞，一年后进了仙乐斯。尤信子其实并无舞蹈天赋，身材也一般，两条腿细细观察还有点儿罗圈，但她的相貌绝对是得到了母亲的遗传，称得上“妖艳”，加上一口时不时夹杂着英语、日语的沪语，对舞客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仙乐斯的舞女如果排个座次的话，她和蒋翠玮差不多，都能挤进二流，混口饭吃不难。

    目前仙乐斯的这位经理是三年前来的，他告诉侦查员，听舞厅的老人说，前任经理曾有过要把尤信子捧为当红舞女的念头。干这一行的这方面轻车熟路，只要拉拢媒体记者、帮会人士，再在舞票数量上做点儿手脚就行。可是，前任经理跟尤信子一谈，对方竟婉拒了。直到离开仙乐斯，前任经理也没弄明白个中缘故。

    抗战胜利后，尤信子仍在仙乐斯做舞女。国民党方面遣返日侨时，不知是谁给社会局和军方打电话检举尤信子是日本国籍，属于遣返对象。社会局和军方分别派员前往仙乐斯了解情况，还找尤信子当面询问。据说尤信子当场出示了一纸由上海市警察局出具的允许其把原日本国籍改为中国国籍的证明文书，说她早在1943年就已是中国国籍了。军方无意纠缠，就此放过，但社会局的那个小官员却另有脑筋，说1943年时的上海市警察局系汪精卫汉奸政府的伪警察局，签批的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尤信子也不含糊，说那我们就法院见吧，遂请了律师与社会局打官司。但这场官司并没有正式开打，法院受理后的第三天，社会局就认可了那纸证明，承认尤信子拥有中国国籍，要求她撤诉。这件事就这样偃旗息鼓了。

    之后没多久，尤信子突然离开了仙乐斯，再没露过面。仙乐斯的舞女们都不清楚这位尤小姐去哪里高就了，渐渐，也就没人想起她了。

    郝真儒和沙懋麟对上述情况反复分析，认为这个尤信子比较可疑，决定对其进行调查。于是，侦查员全体出动再赴仙乐斯，把舞女等全体供职人员召集起来一一了解，竟然没人知道她的去向，更没人知道她住在哪里。以往遇到这种情况，侦查员会进行启发式询问，比如请大家回忆，尤信子是否偶尔提起过自己住处附近的地理环境或标志性建筑，哪怕是饭馆、菜场、商铺之类，但这次却没有奏效，众人的记忆依然是白板一块！

    这样一来，尤信子的嫌疑就更重了。试想，日常生活中谁在与同事嘻嘻哈哈闲聊时没顺口说到过自家的琐碎事儿？尤其是舞厅这种地方，女性扎堆儿，喜欢叽叽喳喳，如果有人不参与这种叽叽喳喳，很容易引起别人侧目，那就会给人留下清高或孤傲的印象。可是在众舞女的记忆中，尤信子并不是这样的人，而且跟谁处得好像都不错。既不透露自己的任何信息，又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在舞厅这种环境里居然能够不显山不露水地做到这一点，那肯定不是一般人。郝真儒、沙懋麟都是受过专业训练且实践经验丰富的情报工作者，他们深知，像尤信子这样的表现，正是一个合格的情报人员必须具备的职业素养。因此，他们怀疑尤信子是一个接受过特殊训练的情报特务。

    特案组接下来的任务是要找到尤信子的落脚点。尽管舞厅方面没人知道她住在哪里，但郝真儒、沙懋麟还是想到了一个简单并且比较靠谱的法子：不是说抗战胜利后尤信子曾为自己的国籍跟国民党政府社会局打过官司吗？那就行了，去翻翻法院的旧档案吧。原告也好、被告也好，必须有固定住址，否则法院不受理。虽然不能保证尤信子现在还住在那个地址，但那毕竟是一个线头，在优秀侦查员面前，只要有线头，也就有了希望。

    果然，派出去的侦查员很快就在法院旧档案中查到了尤信子当初的地址，找到管段派出所一了解，尤信子确实在那里住过，但去年年底搬走了，把户口也迁走了。迁往哪里却不清楚，她说先把迁移证放在身边，待有了固定落脚点再去当地派出所办手续。这在以前是一种符合规定的做法，这种户口叫“袋袋户口”——装在自己口袋里的户口。不过，侦查员也没有空手而归，派出所还提供了一个信息：听说这个女人在苏州葑门有亲戚，好像是姨妈什么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太婆。前年听来报户口的尤信子的邻居说，上海解放前那小老太婆曾到尤信子家里住过两天，带来了一些苏州土特产，都分给邻居了。

    这个情况汇报到郝真儒那里，他顿时一个激灵：葑门？苏州那个猝死的叶阿宝不就住在葑门吗？看来这案子有奔头啊！

    郝、沙当即率临时借调来的七名侦查员赴苏州，会同已经在那里开展调查的支富德、张宝贤一并查摸尤信子这条线索。

• 擦肩而过

    再说侦查员支富德、张宝贤这一头。

    叶阿宝的猝死之所以被认为与上海蒋翠玮猝死案有关联，一是两人相似的死法，二是叶死后民警发现其几个衣裤口袋里分别装着不同数量的南瓜子、葵花子——这对于从事过军事侦察或特案侦查的我方分析人员来说，就有收集情报之嫌了。在实践中，这种方式简单有效，只要脑子正常的人都可以做到。抗战时期不识字的游击队员被派往敌据点侦察时，对于据点内有多少日寇、多少伪军、多少机枪、多少步枪，就是用类似方式进行记录的。因此，苏州警方怀疑叶阿宝可能是受敌特分子指派，去茶馆探听茶客对时事、政策的议论，作为情报研判时的参考。

    在对“情报”的认识上，专业人士与寻常百姓大相径庭。比如，执政者颁布一项政策，敌方欲了解社会各阶层对该政策的真实想法，就不会把由执政者控制的新闻媒体的报道作为判断依据。于是，撬窃街头邮政信箱内的信件、收集公共场所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议论就是一种重要手段。甚至到“文革”时，潜入内地的敌特分子还是采用深夜撬窃街头邮筒的方式收集知青政策、政治形势等情报。特案组认为叶阿宝此举就是这个目的，瓜子的品种、数量不同，那是为区别不同的话题。

    支富德、张宝贤抵达苏州后，先去苏州市公安局向当初负责押送叶阿宝的民警任志飞及清点叶遗物的“长脚老石”当面了解情况，然后带着苏州市局协助调查的五名政保便衣前往山塘街“玉雨轩茶馆”查看现场，分别询问了老板、伙计，都说以前从未见过叶阿宝这么一个小贩来该茶楼叫卖。叶阿宝在茶楼进行了哪些活动呢？这个，茶楼的东伙都说不上来，他们只顾做生意，哪会留意一个不起眼的小贩？

    那么，茶客们当时都谈了些什么话题呢？支富德、张宝贤把事发当天在“玉雨轩”喝茶的那班茶客召拢起来了解情况。据一众茶客回忆，那天大伙儿热议的话题主要有四个：一是人民政府对落网的反动派的清算力度不算大，像是有过于宽大的倾向；二是解放军几时解放台湾；三是解放后的物价一度涨得厉害，而且物资供应紧张；四是对最近上海市及苏南地区诸城市将苏北流民遣返回乡有不同看法。

    如此，正符合了叶阿宝四个衣裤袋里分别装有不同瓜子的情形——估计他是以所放瓜子的多少来代表议论各话题的茶客人数，以便事后向派其前来刺探情报的敌特分子报告。当然，叶阿宝也好，那个在背后操纵的敌特分子也好，事先并不知道茶客会聊什么，敌特分子只好罗列出几个可能会谈及的话题，关照叶阿宝如果茶客们闲聊的内容与此有关，那就用在不同衣袋里放不同瓜子的方式进行统计。

    之前，苏州警方已派员去叶阿宝家搜查过，没有发现任何与敌特活动相关的可疑物品。支富德、张宝贤不放心，在苏州市公安局五名“外援”的协助下，重新进行了一次搜查。

    这次搜查持续了四个多小时，还是一无所获。失望之下，支富德刚准备招呼大家打道回府，张宝贤突然指着客堂正中迎门墙上贴着的那张“利市仙官”年画，问大伙儿是否检查过这张画的后面。一干侦查员都是摇头，老支立刻和张宝贤上前查看，发现这张年画贴得有点儿古怪，上边和左右两边都涂了糨糊，下边却没有。整张年画看似贴得平整，但如若从下边缝隙塞进一张小纸条什么的，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来。侦查员从叶阿宝之母平时放针头线脑、纽扣碎布的小竹篓里找了一根缝棉被的长针，沿着年画下边的空隙轻轻划拉，果然划拉出一根棉纱线头，捏住了往下轻抽，扯出了一张拆开的香烟盒纸，上面用铅笔歪歪斜斜地写着一些蝇头小字。细看，竟是收集情报的提纲，除了已经了解到的“玉雨轩”那些茶客聊天的话题，还有其他一些，比如“对蒋总统的看法”、“对美国的看法”、“对苏联的议论”、“对报纸和电台广播节目的感受”、“对戏子翻身的看法”、“对是否取缔妓院的看法”，等等，林林总总一共有十五条。

    这个发现使那五名原本已经觉得筋疲力尽的“外援”深受鼓舞，主动向支富德请示，要求重新搜查。于是从头来过。真所谓工夫不负有心人，侦查员在叶阿宝祖母放药瓶的硬纸盒里发现了大小两种白色药片，与上海蒋翠玮命案现场发现的药片相同！

    叶阿宝的祖母盛氏七十四岁，心脏、血压、内分泌等方面都有问题，每天要服好几种西药。老太太是个文盲，其子即叶阿宝的老爸、香烛店叶老板就把同类药片分开盛装于多个药瓶里，瓶盖上贴了白纸，上面用毛笔画上三种符号——小半个升出地平线的太阳、带光芒的整个儿太阳、一个月牙，用来作早中晚三个时段的表示，后面标以黑点代表应该服几粒药片，以便老太太一眼就可以识别，什么时段服什么药、服几片。刚才搜查时，侦查员对已经打开的药瓶里面的药片看得很仔细，但对那些也放在这个纸盒里的还没有打开过的药瓶不曾多加留意，只是拧开瓶盖查看软木塞上的蜡封是否完整。检查下来，封口都完好无损，所以想当然地认为是厂家原包装的产品。支富德也查看过这些药瓶，同样是以是否开过封作为检查标准的。此刻，他换了一种思路，想看看那几个没有开过封的药瓶是否有什么异样。

    当时用来装西药的药瓶都是玻璃瓶，出于避光的考虑，多以深褐色玻璃制作，即使把药瓶凑近了观察，也不大看得清里面装的药片是什么样子。好在特案组侦查员配备了几样寻常侦查员没有的舶来品装备，其中之一就是美国制造的专供特殊用途的笔式强光手电筒。支富德按亮手电，把一个个药瓶拿起来仔细查看，为了看得更清楚，一边看还一边摇晃药瓶。这一摇晃，终于发现了问题。检查到第四个药瓶时，支富德注意到瓶子的下半部像是涂过一层似蜡又似糨糊样的东西，随手一摇，瓶底突然脱落，里面的药片哗啦啦撒落下来，都掉在纸盒里。支富德一个激灵，定睛细看瓶底的断口，齐崭崭的竟似极其锋利的刀子一刀斩断似的。

    特案组侦查员见多识广，当下支高德跟张宝贤交换了一个眼色，显然玻璃瓶被人做了手脚，用“线状高温加热后瞬间冷却”的方式使瓶底崩落，再用黏合剂把断口粘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就要看掉落在纸盒里的药片是怎么回事了。检查下来，情况跟上海蒋翠玮命案相同，在那些用于降血压的浅绿色药片里，混杂着几粒白色药片，四粒小的，五粒大的。

    询问叶氏家人，谁也不知道年画后和药瓶里的秘密，只知道最近两天叶阿宝不像平时那样要在外面混到下半夜才回家，九点左右就回来了，待家人睡下后，他一个人在客堂里不知鼓捣些什么。

    当晚，支富德派人携搜得的药片和藏在年画后的香烟纸并叶阿宝平时帮其母记日常开销的账本前往上海做技术鉴定，次日得到的鉴定结论是：白色药片与在蒋翠玮家发现的药片相同，香烟纸上的笔迹与账本笔迹出自同一人之手。

    支富德与张宝贤分析，年画后面藏匿的香烟纸上记录的内容，估计应是叶阿宝在接受任务后生怕忘记而作的事后追记；药片应是敌特分子打着某种幌子诱其服下的，也是关照他每天早一粒晚一粒。但这小子的运气实在太差，头天上阵就失风被捕，还没来得及服解药就一命呜呼了。敌特分子肯定了解叶家的情况，知道叶阿宝尚未自立，在家里没有充分自由，而药片必须藏在绝对保密但又便于每天两次取用的角落，所以给他出主意，藏匿于祖母的西药瓶内，那个使瓶底与瓶身脱离的方法，应该就是敌特分子教给他的。

    下一步，就是循着叶阿宝平时的社交轨迹进行追查。“瘪三阿宝”这个诨号在葑门一带可以说是尽人皆知，上自七十老翁，下至七岁幼童，即便没见过他，也知道他的名号。当然，阿宝自己对于这些男女老少却是十个中认识不到一个——他不可能跟那么多街坊邻里都打过交道，通常说来，阿宝认识的都是被他骚扰过欺负过的对象。不过，据说阿宝混社会的起点比较高，八九岁开始就逃学逃夜，替人跑腿望风，参与偷蒙拐骗，别看年纪轻轻，在当地混混儿中已经算得上老资格了。阿宝还很有“理想”，说以后要加入青帮，混到上海滩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那样的水平。所以，他做坏事还是有底线的，比如“老不坑，少不欺；女不打，丧不扰；孕不骗，贫不笑”，最后再加上一条“富不放过”。因此，葑门一带的市民虽然唤其“瘪三阿宝”，但真正对他深恶痛绝的不过少数几户。

    侦查员的思路是，既然有这么多人认识这厮，他在葑门一带这几条马路上只要稍有动静，只怕就会被人注意到，此刻去调查叶阿宝的四邻八舍，应该有人能回忆起一些情况。支、张两人与苏州市局派出的五名便衣在派出所民警和居委会干部以及治安积极分子的配合下，分头走访葑门地区的市民，走访到的每一户人家、每一家商店、每一个摊贩，果然都知道“瘪三阿宝”，可惜就是没有人回忆起这小子最近曾经跟陌生人有过什么接触。

    支富德、张宝贤有点儿着急了，正商议接下来该怎么办时，郝真儒、沙懋麟带着七名上海“外援”赶到。支富德一看郝、沙两人的神情，就知道他们带来了好消息。果然，郝真儒说尤信子有个姨妈在苏州葑门一带，而叶阿宝也住在这里，两个案子的受害者之间有了共同的联系。两路侦查员交换了各自调查到的情况，认为基本可以确认，指使叶阿宝化装小贩去茶馆刺探情报的幕后黑手，应该与蒋翠玮刺探解放军淞沪警备司令部军事情报的指使者是同一人，即那个神秘女人尤信子。现在两路人马合并一股，应围绕着尤信子的姨妈进行调查。

    支富德觉得这桩活儿没什么难度，即使挨家挨户一一询问，最多一天也就解决了，运气好的话，没准儿访查一开始就直接撞到尤信子那个姨妈的门上也说不定。但沙懋麟担心这样做会打草惊蛇，如果尤信子确实是叶阿宝收集情报的幕后指使人，那么她应该已经知晓阿宝猝死的消息，如果大张旗鼓在葑门区域排查她的姨妈，她是否会采取什么动作来破坏我方的调查呢？比如灭口。

    郝真儒认为沙懋麟的意见有道理，于是定下了排查方案：分局和管段派出所都不出面，由市卫生局通知区政府卫生科，打出欢迎兄弟城市同行前来苏州参观，交流搞好环境卫生经验的大幅标语，居委会则分头通知各居民小组长，届时须热情接待全程陪同。正好当时葑门区域是苏州全市卫生工作搞得最好的地区之一，之前已经有外地同行来参观过，这个由头倒也严丝合缝，连派出所民警都被蒙在鼓里。当然，特案组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也必须调整，支富德、张宝贤以及苏州市局的那五名便衣都不能直接参与，只能做些幕后工作。这样，人手就短缺了，郝真儒便以华东特案组的名义跟苏南行署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直接联系，黄局长自是积极支持，七名便衣当晚即从无锡（苏南行署驻地在无锡）赶来，向特案组报到。

    次日，一干侦查员开始行动。两个白天再搭上一个傍晚，侦查员走访了葑门区域的几乎所有居民，随口聊天样地向居民们打听区域内有哪些老年人曾去过上海、南京或者更远的城市。葑门一带的住户以苏州本地人居多，只有少数是从外地过来谋生的“客边人”（江南地区对外埠人的统称），而且那年头儿大部分人都少有机会出门，特别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年妇女，从小到老没有离开过苏州的大有人在。如此了解下来，未能打听到尤信子那个姨妈的任何线索。

    特案组四侦查员重新分析情况，认为还有一种可能，即尤信子的姨妈已经搬离了葑门。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往下的调查倒也简单，查一下户籍档案就行了。在这方面，新旧社会的管理都一样，居民生死或者搬离、入住都须上户口。这个访查对象只要离开葑门区域，她的户口就要迁移。在上海调查时，反映这条线索的尤信子的邻居说这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是1947年来走亲戚的，那么，侦查员只要去这边的管段派出所调阅1947年以来迁离本区域人员的记录就行了。

    于是，一干侦查员又去了派出所。人多，查起来就快。侦查员生怕有遗漏，几拨人互相交换着一连查了数遍，在1947年的迁移记录中，不论单人或全家，都没发现有五十多岁的老妪迁离葑门。

    这就使人不解了。性格沉稳的郝真儒仍旧保持着那份冷静，说“再想想”。稍停，张宝贤分析说会不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尤信子事先关照过姨妈，让她虚报住址，她是苏州人不假——尤信子娘家的祖籍是苏州，在苏州有亲戚很正常，但并不住在葑门。沙懋麟摇头，说这种可能性不大，以尤信子的血缘和国籍情况来看，抗战时她很有可能是日本特务。抗战胜利后，她生怕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清算，所以消失了一段时间。1947年9月，美国中情局成立，对中国的内战形势自然会予以特别关注，而上海这样一个著名的国际大都市，中情局肯定会优先在这里建立情报据点，如此，就需要在上海招募特工。尤信子以前做日本特工时可能跟美国间谍有交往，人家就想到了此女，因此她就成了中情局的特工（根据中情局惯例，估计尤信子属于雇员性质的特务，并非列入编制的正式特务）。从之前在上海调查到的情况看，尤信子的姨妈是1947年初夏去看外甥女的，如果上述分析准确，她就没有必要关照其姨妈隐瞒或者虚报住址。至于我们为什么没有查到这个老太太，也许是哪个环节没有考虑周全。

    这么一说，郝、支、张三个都觉得有道理。接着，沙懋麟提出了另一种调查方式：不盯着户口访查，干脆分头找居民小组长和治安积极分子个别了解葑门区域是否有那样一个老太太居住过，不管她是临时居住还是长期居住，不管目前仍旧住着还是已经离开，甚至不管生死，相信只要那老太太在这一带住过，就逃不过这种排查。

    事到如今，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只有试一试了。没想到，这一试竟然找到了正主儿！

    该老妪在派出所是有户口登记的，登记资料中显示名叫闵张氏——这种姓名在旧时很普遍。户籍登记的住址也写得清清楚楚，那为什么之前没有找到她呢？这是因为闵老太太的住房在抗战后卖给干儿子宋鼎了。宋是跑单帮的生意人，据说跟“太湖兄弟”（坊间对湖匪的称谓）有生意往来——说白了就是销赃。跟土匪合作是很能赚钱的，他手头宽裕，总是能拿得出黄白绿（指黄金、银洋和美钞）。

    宋鼎有家室，妻子儿女俱全，在外面还养着两个小寡妇。其妻是常熟人氏，脾气不大好，为防河东狮吼搞得鸡飞狗跳，他得把家庭关系处理好。1947年10月，原先住在十梓街的妻子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启事，说葑门这边有人出售房屋，价格比较便宜，就怂恿丈夫去看看。宋鼎过去一打听，对于干他这一行的来说，这处住房太合适了——小巷尽头，出巷尾就是荒野，屋后有一条与护城河相通的市河。“太湖兄弟”携赃登门跟他办交割时，水陆两路都通畅，遇事逃窜也便当。那么，这处房产的价格为何要比市价便宜三成呢？原来卖方是有条件的。

    户主闵老太太夫亡子失，独自过日子，一旦患病或者有杂事缠身，全由上海的外甥女赶来相帮料理。现在，外甥女说她可能要出远门，担心这边有事无法料理，想为姨妈找个靠山，就想出这么一个主意：把房子卖掉，降价三成；但有附加条件，买家须认老太太为干妈，承担日常照顾之责（一应开支由老太太自负），百年后送终。宋鼎寻思这个容易，反正妻子无业，有的是空闲时间，身体棒，精神也好，河东狮吼的能量胜过寻常男儿，照顾一个老太太属于小菜一碟。于是就跟老太太的代理人、来自上海的尤小姐签了约，当场付款，然后去税务局交了税，往买卖契约上盖了纳税印章。那位尤小姐办事很利索，次日就让他把全家户口迁了过来，与老太太合二为一，老太太由原先的户主变为新户主宋鼎的家庭成员之一，与户主的关系是“母子”。

    宋鼎属于在黑道上踩一只脚的主儿，道上规矩要求对长辈孝顺，他的父母早在其未出道前就已双亡，如今，就把面慈心善整天念佛的闵老太太当作亲娘来对待。其妻虽然彪悍，但心地还算善良，而且也信菩萨，与老太太有共同语言。再说老太太经济宽裕，出手也大方，把宋鼎的三个子女视若嫡亲孙辈，零花钱动不动就给一张整票，“儿媳妇”看在眼里，心里当然也舒坦。老太太近年听力变差，夫妻俩偶尔吵架，嗓门儿再大，她也似乎毫无知觉，更不抱怨。所以，一家人过得还算和睦。至于原先十梓街那处房子，宋鼎骗妻子说已出租，其实是用来养情妇了。

    之前，侦查员在葑门区域进行排查时，曾两次登门，宋鼎忙于生意没在家，其妻不知老太太曾去过上海，而且对方根本没打听上海是否有人来过，她用常熟话一口一个“俄伲老娘”怎么怎么（其中说到老太太耳聋），那语气比一家人还亲，来访者也就真的以为她们是一家人了。现在，特案组换了种访查方式，很快就查到了宋姓户主门上。不料，去了宋家，却没看见老太太的人影！

    这次宋鼎正好在家，主外系其强项，陈述情况时简而不漏，不该说的话一个字都没有。他告诉侦查员，老太太每月初一都要去南门外郭家浜济公庙，风雨无阻寒暑不挡。此前老太太提出想到济公庙去住一段时间，老是念叨，但宋鼎夫妇担心别人说他们虐待老人故意把老人撵走，就一直敷衍着。上月中旬尤小姐来苏州看望老太太，在家里住了几天，听了老太太的念叨，答应把老太太送去小住数日。七天前，尤小姐再次登门，把老太太送过去了。屈指算来，老太太差不多也该回家了。尤小姐临走时关照过，到时候她会安排人把老太太送回来。

    得知这位久觅不着的尤信子小姐竟然两次（可能还不止，只不过没到宋家来）来过葑门，而且还在宋家住过几天——特别是第二次，特案组侦查员已经在葑门调查其信息了，竟然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从容进退，郝真儒四人此刻不约而同都有一种用脑袋撞墙的冲动。

    当下，只有赶紧奔郭家浜了。临离开前，郝真儒命令沙懋麟率五名侦查员留守宋宅，宋鼎夫妇暂时不得外出，正在上学的三子女即由派出所民警前往学校接回，一并就地圈禁，等候询查。

• 毁尸灭迹

    苏州南门外的郭家浜旧时小有名气。地名虽然叫郭家浜，实际上这里连个小村庄都没有，只有耸立在荒野间小河浜旁边的那座济公庙。济公庙的有名也并非因其规模，这是一座只有十来间房屋、五个绝无点滴名气的僧人的小寺庙。据说民国旧政府认为其“来历不明”，不予登记，视其为“野庙”。济公庙的僧人倒也淡定，野庙干脆野做，烧香拜佛的信徒寥寥无几也无妨，干脆另辟蹊径，在寺庙里腾出数间空房，名曰客房，专门收留那些重病缠身奄奄一息的信徒（当然是有偿的），请来几个中老年男女居士负责照料，喂一种自制汤药为病人解除病痛。僧人每天定时说法，解除这些行将就木之人精神上的疑虑。

    济公庙不仅开创了临终关怀的先河，对家属也负责到底。一部分患者患“恶病”（泛指传染病或严重溃疡散发异味的疾病）而殁，家属出于各种原因不想把遗体运回家里大殓办丧事，那就付给寺庙一笔费用，由僧人就地为死者办法事，然后举火焚烧——临终关怀同时还兼火葬场的功能，这也是该寺庙的一大首创。反正当时对于这两个项目都没有严格规定，寺庙四周又无人家，不会有人投诉影响环保影响生活，这个首创之举就得以存续，还受到不少善男信女的称赞。

    当下，一干侦查员赶到济公庙。这班僧人还是第一回跟公家人打交道，见来人出示公安局证件，不禁大惑不解，寻思怎么警察登门了？莫非搞临终关怀兼带火葬是犯法的？待听说是来找闵老太太的，为首的住持僧人净明和尚双手合十，念了声佛号：“诸位警察先生，你们来迟一步，闵居士已经往生。”

    郝真儒等侦查员大吃一惊。

     “诸位先生请随老僧往这边走。”净明说着，头前引路。侦查员随其来到寺庙后院，后院角落有一间茅草屋，门框上方挂着一块长方形木匾，黑底金字：安魂堂。推门入内，四周靠墙各放着一排长长的木架，从地面直至屋顶，每层上面都放着一些骨灰盒。净明指着置于左侧那排架子第三层正中的紫漆木制骨灰盒，说这就是女居士闵张氏的骨灰。

    七天前，闵张氏的亲戚小辈林小姐不知从哪里雇了一条小船，载着闵张氏来到济公庙。上月20日，林小姐曾来过一次，那天是农历十月初一，寒衣节，是闵张氏每月一次雷打不动的烧香拜佛日，说正好亲戚小辈（她可能事先受到林小姐关照，没说具体是什么亲戚，也没说是从哪里来的）来看望她，就陪同一起过来了，顺便给僧人带来夏天时说过要捐赠的五件棉袄。闵张氏耳背，林小姐说话也就没避着她，对净明说老太太最近身体不好，老是梦见亡夫唤她前往相聚。林小姐带她去看过中西医生，诊断下来都说心脏有隐疾，别看老太太眼下气色还不错，没准儿活不过阳历年，提醒家属要有个思想准备。林小姐听说济公庙有“临终关怀”服务，而老太太之前二十多年如一日，舍近求远，放着苏州城内外的那些名刹古寺不去，单单盯着济公庙烧香拜佛，就是为了日后有个稳妥的归宿之地。所以，林小姐先来给庙里打个招呼，也许过些时日要把老太太送来，届时还请法师多多关照。说着，还冲净明行了个鞠躬礼。净明告诉侦查员说，他看对方那行礼的姿势，就像东洋女子似的。

    再说七天前林小姐陪同老太太过来后，示意净明派个僧人引领老太太去拜佛，自己则和净明在院子里说话。和上次见面一样，林小姐说话简单明了，大意是：老太太的心脏隐疾已经发作过两次了，她自己只认为是终日待在城里过于气闷所致，提出想到庙里来住上若干天。林小姐想起医生之前的预测，寻思只怕是大限将至，就把她送来了，一应费用由她负责。

    对于净明来说，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遇到，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遇到，当下并不感到意外，更别说有什么怀疑了。使老和尚略感吃惊的是，这位林小姐出手大方，不但付清了一应费用，临走还交代，说如果菩萨保佑，一月之内老太太没事，她就把人领回去，这笔费用也不收回，权当供奉菩萨了。

    林小姐所付的钱款是一般“主顾”的一倍以上，一干僧人对老太太非常客气。净明亲自叮嘱负责照料老太太的两个女居士，必须对闵老太太特别优待。不过，对于这种特别优待，闵老太太无福消受，当天晚上睡下后就没再醒来，一脸安详地往生了。净明按惯例做了法事，然后举火焚烧了老太太的遗体，保存骨灰。

    这个林小姐毫无疑问就是侦查员正在追缉的尤信子了！当下，郝真儒、支富德等人面面相觑，一时做声不得。他们事先也预料到老太太可能会遭遇不测，但没想到尤信子行事竟然这样毒辣老到，不但将其姨妈干掉（显见得用的就是毒死蒋翠玮和叶阿宝的那种毒药），而且还来了个毁尸灭迹。

    一干侦查员随即向济公庙僧人、闵老太太的干儿子宋鼎一家以及邻居做了非常细致的调查，还走访了葑门区域一些估计可能见过甚至接触过尤信子的群众，但一无所获。这个接受过正规特工训练并有相当实践经验的女特务，已经成功地切断了线索。

• 客串特工

    现在，焦允俊一路三名侦查员完成了自己那一摊活儿，回到特案组参与此案的侦查。在特案组的案情分析会上，郝真儒、支富德详细介绍了前期的侦查工作，焦允俊听得极为认真，郝、支两人都说完了，他还是一声不吭，手掌托着下巴一副沉思状。众人见焦允俊这样，也都不好作声。半晌，郝真儒低声提醒：“焦允俊同志，我们这一摊的工作情况报告完毕。”

    焦允俊猛然惊醒了似的：“哦！对不起，我有点儿走神了。”又看看沙懋麟、张宝贤，“老沙老张有啥补充的？”

    两人摇头，神情看上去有些未能完成使命的沮丧。焦允俊接下来的话出乎众人意料：“同志们连日操劳，没日没夜地干了有一段时间了，这样吧，今天全体休息，缓口气儿。老郝你看呢？”

    郝真儒不知焦允俊这是什么路数，下意识地抚了抚额头，这才发现头发有点儿长了，寻思也真该放一天假了，大伙儿上街去理个发、买点儿日用品什么的。于是点头道：“我没意见。”

     “那就这样。不过，老郝你恐怕还得辛苦一下，陪着俺把这些卷宗研究一遍。头发长不要紧，一会儿我负责侍候，咱的手艺可以在‘南京理发厅’（上海理发业老字号）排上一号，保证给你理一个真正革命干部的发式，连马头儿……哦，连马处长见了只怕以后都要来请我理呢！咱俩一边理一边聊，既误不了工作，也保证不会剪掉你的耳朵。”

    说实在的，郝真儒真的有点儿佩服焦允俊的这份从容。但面临侦查工作失利的局面，郝真儒很难做到像焦允俊这样放得开。焦允俊知道老郝的压力很大，安慰说：“放心，这个案子肯定可以侦破，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大伙儿拧成一股绳群策群力，料想没有对付不了的活儿。行了，先给你理发吧。”

    郝真儒原以为老焦所谓的理发手艺不过是信口胡吹，哪知待到焦允俊一上手，就发现果真有两下子。一问，才知道这主儿小时候拜过师，师傅是他们家乡名气最响的一个剃头匠。理过发，郝真儒觉得自己的烦躁心绪像是消除了，就和焦允俊一起翻阅卷宗材料。两人时不时交换意见，郝真儒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几条要点。焦允俊却没有记录，说这些都可以储存在自己的脑子里。

    天黑时分，焦允俊合上最后一本卷宗时，才感觉腹中空空。两人把卷宗锁进保险箱，正要去吃饭，电话铃响了。郝真儒接听，一边听，嘴里一边“嗯嗯”连声，神情越来越严肃。一旁的焦允俊便知道又有事儿了，赶紧抄起另一部电话打给警卫长，让警卫长随便送点儿什么可以充饥的东西过来。按规定，警卫是不能进特案组办公楼的，焦允俊正准备去门口接，孙慎言几个从外面回来了，顺便把警卫长送来的馒头咸菜带了进来。

    此时，郝真儒那边已经打完电话。看他的表情，焦允俊知道事情不小。一问，果然。

    电话是马头儿的秘书小杨打来的——

    这次的案发地是杭州东北侧的笕桥古镇，估计不少读者一听这个地名，就会联想到著名的笕桥机场。新中国空军的正式成立日是1949年11月11日，但党中央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经选派人员进国民革命军航空学校学习。土地革命时期，又派员到苏联学习航空技术。抗日战争时期，选调人员到国民党航空学校和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学习，并在延安开办培养航空机械工程人才的学校。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创办人民军队第一所航空学校，培养航空技术人才，为建立人民空军做准备。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指示中提出，1949年及1950年，争取组建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3月30日，在北平成立军委航空局，统一领导全国的航空工作，组织接管缴获的航空器材、修复机场、收容教育改造国民党空军航空技术人员，为建立人民空军创造条件。1949年5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第七兵团解放杭州的同时，也接管了笕桥机场。本案发生时，笕桥机场归刚由华东军区航空处改组的华东军区空军管辖。

    可以想见，敌特分子对这个机场必定十分重视。于是，笕桥镇上一个名叫王富贵的小皮匠就被敌特分子给看中了，敌特分子把他发展为特务。那么，小皮匠王富贵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这跟一个名叫李祥根的青年有关。

    李出生于一个小业主家庭，老爸李胡子在镇上经营一间小杂货铺。李母生儿子时难产而殁，李胡子又做父亲又当娘，还要做杂货店生意，经常忙得不可开交，顾不上去管儿子。李祥根就这样无拘无束地成长，七岁开始便与不良少年结交。他自幼好勇擅斗，无师自通练就了一手制胜法宝——咬人，这可能是从小与家里一条凶猛大狗为伴的缘故。七岁生日那天，他就开始了征战生涯，见有两伙少年赤膊在街头缠斗，不问青红皂白卷入战团，抱着其中一位的大腿张口就咬，竟然咬下了对方一块皮肉！由于那条猛犬在旁掠阵，伤员一方根本不敢还击，原本略占上风的局面就这样失去，只有仓惶逃窜。李祥根自此就加入了获胜的一方，之后每次有斗殴的活儿，人家都乐意叫上这个身怀“绝技”的骁勇小将。几次打斗下来，奠定了这伙少年在笕桥镇上的小霸主地位。

    渐渐，这伙小太保不满足于只称霸笕桥镇，开始跟周边村镇的少年约战。李祥根此时已经跟人学了几招拳脚，更加热衷于冲锋陷阵，好斗的本性加上擅长咬人的独门技艺，到十二岁时，他已经成为当地人见人怕的负面“名流”。而他那口牙齿，也在一次次斗殴中练得坚硬无比，上侧门牙明显比同龄人的大，而且略微外翻，人送绰号“李大牙”。这虽然不是什么雅号，但有助于为其扬名，李祥根也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干脆就以“大牙”自称。

    抗战胜利那年，李胡子染急病不治身亡，十六岁的李大牙不善经营，索性把杂货铺盘给人家，与那班狐朋狗友一起混日子去了。如此混到杭州解放，无业也无钱的李大牙不知从哪里听来了一个新名词，到处声称自己是“彻底的无产阶级”。然后，李大牙就去镇政府讨工作，要求不高，给安排一个享受供给制的公家人活儿即可，最好再给发一支枪（当时部分“公家人”即公务员配枪）。镇长知晓他的德性，叫人把他撵了出去。李大牙就去县政府上访。当时笕桥镇辖属杭县，县政府在现今杭州市拱墅区的拱宸桥。县政府不知李大牙的底细，再说这位仁兄也审时度势自降条件，说只要有份工作就可以了，这样去的次数多了，人家也嫌烦，就给镇上打电话，让好歹给他安排一份工作。正好镇政府需要扫地工，问李大牙干不干，李大牙答应试试。这一试，就“试”出了临时工特务王富贵。

    与李大牙同龄的小皮匠虽然名字里带有“富贵”二字，但其实既不富也不贵，还生性好赌，偏偏赌运又不佳，不说逢赌必输也是十赌九输。每当他赌输了就玩消失，多半是去杭州城里干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勾当，一段时间后怀里揣着钱钞返回镇上，还了欠下的赌债，白天经营皮匠摊头，晚上继续赌博。李、王原是一对小兄弟，少年时结伙打架是在一个帮里的。王也有打斗秘技，那就是施放暗器——撒鞋钉。不是一枚一枚发射，而是一撮一撮地撒，危急时不计成本一把一把撒，自然是所向披靡。不过，这种战法成本实在太高，常常把其父王老皮匠的鞋钉一扫而空。老皮匠只好动用鞋楦头教训儿子，王富贵经常是额头疙瘩鼻青眼肿。后来，王富贵就不再跟李大牙一伙轧淘（江南方言，结伙之意）了，跟着老爸学手艺，最终成了镇上也算有点儿名气的小皮匠。

    做皮匠这行当永远成不了富翁，但只要勤快，混碗饭吃还是没有问题的。小皮匠的活儿做得不错，在解决吃饭等日常开销之外还略有一些积余。李大牙知道后，就怂恿小皮匠赌博。这一赌，从此就上了瘾，再也戒不了了。幸亏王富贵心眼玲珑剔透，手脚也利索，欠下赌债就出门干无本买卖，待腰包鼓起来，就回乡还债重上赌台，以图东山再起。李大牙很羡慕小皮匠会玩那一手，曾数次要求“提携一把”，屡遭拒绝后终于翻脸，逼着小皮匠必须还清赌债的利息，而且须以高利贷利率计算。小皮匠的江湖经验要比李大牙丰富，说道上无此规矩，不认。两人遂大吵一场，被人劝开，临走相约三日后镇口大操场单打独斗。但这场架没有打起来，因为李、王各自有一些朋友，听说后给劝开了。这是一年半前的事儿，自此以后，小皮匠与李大牙就不再接触，双方老远看到就各自改道避开。

    一个月前，小皮匠再次玩了失踪，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也不在意。直到这天午后，刚有了一份扫地工作干了不过半个来月的李大牙在清扫到市梢头（方言，即镇口）时，忽然看见前面街边多出了一个皮匠摊头，定睛一看，竟是小皮匠！

    这下，这对冤家一个在扫街，一个在摆皮匠摊头，就没法儿绕路避开不打照面了。李大牙有了正当工作后，自我感觉比较良好，听人说尽管是扫街，但薪水是国家发的，也算是公家人，而且他本人属于无产阶级，当下寻思应该显得大度些，不能跟小皮匠这种小业主一般计较。于是，上前打了声招呼。小皮匠的觉悟没有大牙高，只是微微点了下头，目露冷光，兜着一个问号：唤我有何见教？

    李大牙感到没趣，但既然主动开了口，那就不能跟对方似的也来个不开腔，忽然想起自己脚上的这双鞋子该打掌了，就坐到那张专供顾客坐的帆布小马扎上，脱鞋说要打掌。小皮匠大概是觉得也该给大牙一个面子，当即放下手里的活儿——他正在给一双反置于鞋墩上的布底鞋打掌，立刻接过李大牙的鞋，放在另一对鞋墩上，准备为李大牙服务。他在干这活儿的时候，镇外机场方向传来一阵轰鸣，一架刚起飞的战机升空爬高从两人上方掠过。小皮匠像是受惊似的抬起头，嘴里嘀咕了一声什么，随手挥锤往刚才那双布鞋底上砸了一下。

    如果李大牙留意，就会发现小皮匠此举有点儿奇怪：那双全新的布鞋底上覆盖着一副汽车轮胎剪就的全掌，但不知怎么的，小皮匠并未一鼓作气把活儿干完，只是在鞋掌的前后中间分五六个位置各砸了数量不等的鞋钉，有多有少，少的只有一枚，多的已有四枚。可以说，天底下没有一个皮匠会这么干活儿。但李大牙对此根本没有在意，只是盯着小皮匠麻利地给自己那双鞋子打掌。小皮匠干得利索，片刻工夫就把一双鞋的前后掌都打好了，用锋利的专用工具刀把鞋帮四周削得齐齐整整，往大牙面前的地上一扔：“老熟人了，便宜点儿——付一千元穿着走路！”

    这是旧版人民币，一千元就是如今的一角，价格确实便宜。可是，李大牙掏钱时才发现，他上班去清洁所换工作服，忘记把钱包从原先那件衣服里掏出来了。当下有点儿尴尬，说不好意思忘了带钱，赊一下，一会儿去清洁所取了再付。但小皮匠对大牙没有好感，一口拒绝，还把那双打好掌的布鞋放在自己坐的凳子下面，意思是必须付了钞票才能拿走。这下，李大牙不干了，光着双脚一跃而起，摆出了格斗架势，嘴唇微微张开，露出为了增加威慑力每天刷得煞白的门牙，明白无误地向对方宣示自己的战力等级。小皮匠当然了解李大牙咬人的独门本领，但他也有绝活儿，站起来的同时把手伸向放鞋钉的工具箱，想抓一把“暗器”。不料李大牙已有准备，反应比他快了一拍，抢在前头一脚踢翻了工具箱。小皮匠大吼一声，扑向李大牙。

    两人扭作一团时，忽然耳畔平地惊雷似的响起一声暴喝：“都住手！新社会了还不改流氓习性，竟敢公然街头斗殴！”

    原来是镇派出所民警老钱。笕桥镇由于镇外有军用机场的原因，杭县公安局不但在镇上设置了派出所（当时并非每个县辖乡镇都设派出所，通常只有一个民警，称为“公安特派员”），而且制定了一套日常巡查制度。巡查民警主要需要防范的当然是敌特，没有“特”可反的时候，对治安管理也是蛮重视的。此刻这一重视，就管到了李大牙和王富贵的打架上。当然，老钱也没想到自己这一管竟然牵出了一起敌特案件。

    李、王都是跟旧警察打惯了交道的，而老钱是留用警察，以前经常见面，算是熟人，两人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特别是李大牙，想来想去觉得自己今天对小皮匠的态度应该算得上有史以来最客气的一次，没想到对方不接他主动递上的橄榄枝，反而故意出难题挑衅，那就非狠揍一回不可，不咬下一块肉决不罢休。此刻刚刚开打，只是热身，哪有就此收手的道理？但李大牙和小皮匠都想错了。对于老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人家是旧警察留用人员不假，但人家是地下党，是奉组织之命打入旧警察内部从事秘密工作的，由于剿匪的需要，其真实身份至今还没公开。此刻老钱见这俩小子不服管教，登时火了，拔出佩枪朝天开了一枪，厉声警告：“我数一二三，哪个不放手就开枪打断他的腿！”

    这下，终于把李、王给镇住了。路人、住家居民、商家东伙听见枪声，纷纷过来围观，其中有个小黄是治安积极分子，经常参加派出所夜间巡逻。老钱二话不说，掏出一副手铐让小黄把李、王合铐在一起，又唤过三个平时经常打交道的小混混儿，把皮匠摊头连同被踢翻的零碎物件统统收拢，再捎上李大牙的清扫工具，跟小黄一起把李大牙、小皮匠押解派出所。

    李、王的这种小打小闹不能算作案子，老钱收拾他们不是因为打架，而是被两人的恶劣态度惹恼了。到了派出所，把两人往临时羁押室一关也就是了。刚刚消停，坐下来要喝口茶，镇清洁所来人了，说李大牙是该所工人，犯了过错，可以由他们带回去教育，不必麻烦派出所。清洁所是国家单位，与派出所打交道算是公对公，这个面子不能不买。老钱请示徐所长后，把李大牙从羁押室开出来，交给来人带走。

    李大牙一离开，小皮匠不干了，嚷嚷说民警处理不公，偏袒李大牙。徐所长听着那公鸭嗓子觉得心烦，说老钱你教育这小子几句让他走吧。老钱说我手头还有其他活儿呢，哪有空闲跟他啰唆？不如让他劳动改造吧。

    老钱先前把俩小子带往所里时让带上皮匠摊头的一应物件是有盘算的——要让小皮匠把派出所民警已经损坏但还没丢掉的胶鞋、公文包之类给整修一番。所长点头同意，叮嘱说一定要作价付款，这是纪律。

    这时，有人喊“老钱电话”。老钱去接电话，徐所长就把王富贵开出来，想口头教育几句，然后让他干活儿。小皮匠刚刚在面前站定，徐所长忽见其裤子口袋里有物件凸出，寻思进所的时候也没搜身，这小子别是身上藏着什么凶器吧。于是说你这兜儿里揣着啥东西啊，拿出来看看。小皮匠神色不变，答称是治牙痛的药，说着掏出一个玻璃药瓶。所长拧开药瓶，把药片倒出来，一共有二十四粒白色药片，分大中小三种，大药片十四粒，中小药片各五粒。所长一看，神色倏变，正好老钱接听完电话过来了，所长指着小皮匠道：“搜身！上铐！”

    小皮匠不淡定了，惊叫“凭什么抓我”。徐所长不答，只管对老钱下令：“你和小汪、小吴三个寸步不离看牢他，不能有任何疏忽！”

    原来，蒋翠玮、叶阿宝猝死案发生后，华东局社会部已经向华东诸地公安机关寄发了印有从蒋翠玮处搜出的毒药照片的保密通报，对毒药情况作了说明，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侦查破案时一旦发现与照片上类似的药片，立刻将该人犯控制，保证其人身安全，不得讯问，急电报华东局社会部。该通报只发至派出所长以上相关业务干部，所以老钱等人并不知道。

    通报上让急电报告华东局社会部，但笕桥镇上的邮局没有电报业务，徐所长只得往杭县公安局打电话报告此事。县局领导对此高度重视，即命徐所长亲自带队，把人犯以及搜查到的所有物品原封不动送往县局。

    县局侦查员在检查小皮匠的物品时，发现了那双底部不同部位各钉了一至四枚鞋钉的鞋掌，又问明了其摆皮匠摊头的位置在靠近机场那一端的镇口，而其平时并不在那里设摊的情况，当即高度怀疑其正在窥探机场的动静。但上级有命令，不能对人犯进行讯问，初步检查也就只能到此为止了。县局随即向浙江省公安厅报告，再由浙江省公安厅上报华东局社会部。

    上海虹桥路华东特案组驻地，一干侦查员听郝真儒介绍了情况，都有一种亢奋的感觉。焦允俊自言自语：“行啊，上海的线头断了，有苏州的接上；苏州的线头断了，杭州的线头又冒出来了……”

    众人的目光齐崭崭地看着特案组长。郝真儒催促：“焦允俊同志，话别说一半啊，你的意见是什么？”

    焦允俊微微一笑：“俺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郝真儒的意见是，全组即刻驱车前往杭州，接手侦办新冒出的线索。从搜检到的那些西药来看，小皮匠可能并未吃毒药——中、小两种药片数量相同，而所谓的中药片是相对药瓶里的其他药片而言，其大小实际上与蒋翠玮和叶阿宝案中的大药片相同——这是一个活口，应该能挖出有价值的线索。

    焦允俊则提出三点意见：不是说在小皮匠身上的那个药瓶里还发现了十粒更大一些的药片吗？那是不是敌特给他的另一种毒药呢？他吃了没有这可不知道。小皮匠之前不过是一根草，现在落网了，那就成了一个宝，可不敢有一丁点儿闪失，须立刻急电杭州，请那边派数名有经验的精干人员把小皮匠送医院，洗胃抽血，同时抽调医学专家组成专家组，密切监测他的各种生命体征，一旦发现不对，立刻抢救。此为一。第二，请杭州以及沪杭铁路公安部门对所有由杭去沪的列车以及经停的火车站进行严密巡查，凡发现类似尤信子那样的主儿，一律扣留。第三，焦允俊和孙慎言、谭弦带上三名市局侦查员即刻驱车前往杭州，郝真儒和沙懋麟、张宝贤、支富德留在上海，老郝留守驻地协调调度，支富德三位同志和其他市局侦查员去北火车站，留意从沪杭铁路杭州方向下车的旅客中是否有尤信子。这个女人可能擅长化装术，必须多加注意。

    焦允俊说完，目光炯炯扫视六名与会者：“大家看这样布置是否妥当？”

    张宝贤不解：“为什么那么肯定尤信子会潜逃来沪呢？”

    谭弦也发问：“敌特方把收集情报的摊子铺得这么开，估计他们应该是一个特务组织，最起码也是一个小组，如果杭州的活儿不是尤信子负责而是分工给其他特务的，这种盯着沪杭铁路缉拿目标的做法是否牢靠？”

    焦允俊说：“这当儿时间有些紧张，来不及研究探讨了，我是凭直觉认为杭州这活儿仍是尤信子负责幕后。根据这个女人从前在仙乐斯突然消失，以及这次在上海、苏州幕后指使的两起案子来看，她具有比较清晰的活动思路，应该接受过正规的特工训练，每次行动都有预案，一旦出了问题该怎么应对，也肯定有充分考虑。这种特工思维方式自然有其优点，但也有缺陷，那就是容易形成习惯思维，就好比刑事犯罪分子，用同一种手段多次作案成功后，就习惯了复制之前的成功，下一次作案的手段方式完全照抄经验。这就是他们最终栽在我们手里的原因。我认为特工活动也是如此，这就是我刚才那些布置的依据。如果事后证明我这个布置是错误的，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郝真儒接话：“我同意焦允俊同志的意见，当然，什么直觉之类的说法我不赞成，那是唯心主义。但现在不是探讨的时候，我声明：如果事后证明我们采取的对策是错误的，我愿意与老焦同志一起承担责任！”

    焦允俊冲郝真儒抱拳：“多谢支持！行了，那就开始行动吧！”

    众人刚起身，沙懋麟突然说了声“等等”，接着提出了一个建议：请之前上海、苏州两起猝死案中检验涉案毒药的那两位专家同行，带上相关检测仪器，抵达杭州后立刻对涉案药物进行检测。

    焦允俊立刻竖起大拇指：“有道理！就这么办！”

• 女谍落网

    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与三名市局便衣、两名药检专家驾车抵达杭州已是当晚十点，浙江省委社会部李丰平部长对该案非常重视，这么晚还在办公室等候。焦允俊让其他侦查员休息待命，自己前往李部长办公室。

    焦允俊参加革命的时间不算很长，但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认识的首长比较多。比如眼前这位李部长，建国前曾任山东省公安总局主管政保的副局长，焦允俊当时所在的情报小组归其直接领导，李一度是他的首长。有了这层上下级关系，两人此刻谈工作就省事了。李丰平说小焦如今你的工作不归我管，我也不跟你说题外话，我把你当上级业务部门的特使来看，这个案子华东局社会部已经决定由特案组负责侦查，那我就表个态：凡是需要我提供协助的，尽管开口。

    焦允俊说多谢老首长，如此我就不客气了，我们需要一处有解放军警卫能保证安全、安静隐蔽而且交通方便的独立办公地。另外，我知道你手下有便衣队，一旦需要时，希望他们可以协助我们的调查。李丰平自是一口答应，说已经为特案组准备了办公点，设在武林门，社会部指派了联络员老郭同志由你调遣。

    这样，不到一小时，小皮匠王富贵就被押解到武林门的一处花园洋房接受特案组的讯问了。这主儿又是洗胃又是抽血地在医院里折腾了一番，此刻已是下半夜，出现在焦允俊面前时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焦允俊就让人给他弄了点儿吃的。吃过夜宵，小皮匠的精神恢复了不少。这么一个二十挂零、又没有什么反侦讯经验的小子在焦允俊、孙慎言这样的老江湖面前，自是扛不住多久就乖乖就范了。那么，王富贵是怎么跟敌特搭上关系的呢？

    王富贵小时候曾被其父老皮匠送到杭州伯父家生活过一段时间，本是要给开南货店的伯父当儿子的。伯父只有两个女儿，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旧时乃是一桩家庭大事，能补救是必须补救的。可是，王富贵天性顽劣，到杭州上学后又结交了几个不良少年，经常逃学打架，偷蒙拐骗。到十三四岁时，干脆干起了夜间劫道的活儿，虽然只是针对老人或者妇女，案值不大，但干多了，终于引起旧警察局的注意，把这伙少年歹徒一网打尽，当时还上了报纸。南货店老板一怒之下，把这小子保释出来，一脚踢回了笕桥。王富贵这才子承父业，学起了皮匠手艺，在老爸的“鞋楦头教育”下，终于成了一名手艺还算不错的小皮匠。不过，王富贵对杭州城里那几个少年伙伴念念不忘，回笕桥之后，还经常借故进城和他们来往。那几个小子渐渐成了杭城小有名气的地痞，还加入了青帮。王富贵后来染上赌瘾，欠下赌债后就玩失踪，其实跑得不远，就在杭州那几个已经结拜为异姓兄弟的地痞处轮流落脚，跟着人家干些无本买卖，分点儿赃款，够还赌债了再回笕桥。

    这年9月初，王富贵在赌台上再次败北，欠下若干赌债后故技重施。这次他在城里待的时间比较长，因为南货店王老板病故了，他既是嫡亲侄子，又是名义上的儿子，必须去守灵办丧事，忙足了七七四十九天方才得以脱身。但他手头儿并无足够还债的钱钞，还得去跟那几个狐朋狗友厮混。这时杭州已经解放半年，案子不那么容易作了，而且那几位都是在派出所挂号的主儿，杭州城里只要发生侵财案件，警方最先惦记的名单中肯定有这几位。不得已，他们只好另谋财路，发挥自己的地痞本色，专门选择有政历问题但还没有受到追究、同时手头儿有些钱钞的主儿，搞些廉价劣质商品上门兜售，开价高得可以把人吓一串跟斗。但人家不敢发作，免得发生纠纷惊动了警方，保不齐再给公安局“提个醒”，顺手开一纸拘票留下吃免费饭，所以无有不从。

    如此折腾了一个多月，王富贵分得若干钱钞，算算足够还债而且还有继续上赌台的本金了，就决定回笕桥镇过他那份半工半赌的日子。12月15日，几个结拜弟兄在“奎元馆”为小皮匠饯行。可那天胃口一向奇好的王富贵未能大快朵颐，因为他牙痛得厉害。勉强撑到结束，出门跟众弟兄分手后，便沿着解放路往西去。他记得前面第二个街口吴山路口有一个上书“拔牙不痛”四个红色大字的“大阳伞”（当时沪苏杭等地的牙医摊头都打着一顶硕大无比的伞，故坊间以“大阳伞”代称），他想去那里把痛牙拔掉。从“奎元馆”到吴山路口“大阳伞”，步行五分钟即可。快走到吴山路口，王富贵已经看得见“拔牙不痛”四个红字了，忽然背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这位小兄弟，你是否丢了啥东西？”

    王富贵应声驻步，转脸一看，是一个身穿藏青中式棉袄、黑色灯心绒裤子、头上扣着一顶无檐紫色绒线帽的中年妇女，手里拎着一个用染色竹篾编织的提兜，正眼含笑意看着自己。他以为遇到了寻常的街头骗子，脸上便露出嘲讽的笑意，意思是这位阿姨，别跟我玩这一手，兄弟我是干这种活儿的老手。我说我没有丢东西，你就拿出一个钱包来，说是刚才捡到的，既然不是你的，那咱俩就看看里面是啥东西……哼哼，跟我来这套，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吗？

    出乎意料，那个妇女竟然也跟着笑了，一边笑一边从提兜里拿出一个钱包。这下，小皮匠笑不出来了——这个钱包不正是他自己的吗？连忙摸摸衣兜，果然已经空空如也。他意识到自己遇到高手了。从饭馆出来，不到五分钟的路程，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掏走了自己的钱包，这份扒窃技艺了得啊！正寻思着怎么开口应对，对方说你这是想去看牙吧？不急，跟我走，去前面的咖啡馆，我有话跟你说呢。

    看得出，对方是真正的道上人物，可不是自己这样的小混混儿轻易攀得上的，小皮匠顿时觉得牙痛也减轻了，乖乖地跟着那女人去了咖啡馆。两人在角落里的一副座头落座，女人吩咐侍者送上咖啡，然后开口道：“这位小兄弟不必作自我介绍，我知道你的情况。”遂把小皮匠姓甚名谁，父亲和已故母亲的姓名、职业以及小皮匠的一些德性一一道来，竟然毫无差错，甚至连他是何时为何事来的杭州，住在哪里，跟哪些朋友交往，干了些什么，都说得清清楚楚。临末又说了小皮匠准备返回笕桥镇的打算，还说他的牙齿已经痛了三天，此刻实在熬不住了，决定找“大阳伞”拔掉。

    小皮匠以为遇到了活神仙，只顾频频点头。那女人从提兜里拿出小皮匠的钱包送过去，让他看看里面是否短缺了什么东西。小皮匠站起来想鞠躬，被对方一道犀利的目光阻止。拿起钱包扯开拉链，里面的家门钥匙尚在，钞票也还是那么十几张，但面额却换了，原先他分赃所得的四十余万元大多是五万面额，还有些一万两万面额的旧钞票，现在却都换成了清一色十万元面额的新钞票！

    正愣神时，女人对他说：“这是你的，你放好就是。”一边说，一边变戏法似的手上凭空又多了一卷钞票，上面箍着一根红色橡皮筋——正是小皮匠分得的赃款。她把这卷钞票放在小皮匠面前，“这个物归原主。”

    这就是说，女人在短短的时间里不但扒窃了小皮匠的钱包，还把里面的旧钞换成了自己事先准备好的新票。她的动作真利索啊！小皮匠毕竟有些江湖经验，知道对方肯定是要让他做些什么事情。对方既然亮出这一手，那就是在警告他：这件事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做了有钞票拿，不做就取你小子性命！

    小皮匠没的选择，只得颤声问道：“不知阿姨要我做什么事儿？”

    对方说这件事很容易，简直不足挂齿，就是把你家那边每天起降的飞机一共有多少架次记下来，但不是记在纸上，而是要把皮匠摊头摆到镇口去，每飞过一架飞机，就在鞋掌上钉一根鞋钉。飞机有大中小，型号种类也不同，把钉鞋钉的位置分一分就是了。每天收摊后路过秀才桥，你到桥下河埠洗手，把那只鞋子塞在石桥缝隙里。这件事从明天开始，连做五天，完事之后还会给你一些钞票作为奖赏。当然，嘴巴要严，绝对不能跟别人提起，否则……

    女人话没说完，但小皮匠明白她的意思，当下连连点头。女人很满意：“那就这样了。哦，你牙齿痛是吗？这好办，阿姨已经给你准备了西药。”遂拿出一个玻璃药瓶，倒出里面的药片，嘱咐小皮匠，“这是三种药，大中小很明显，一看就清楚了。你现在先吃两粒大药片，晚上睡觉前再吃一粒。明天开始，吃过早饭出摊前吃大小药片各一粒，晚饭后吃大中药片各一粒。五天吃下来，保证你牙齿不会再痛，而且以后也不会发作。”

    那年代寻常劳动人民生病基本靠死熬硬扛，扛不过去才会就医，当然只看中医，西医收费贵，穷人看不起。小皮匠自小皮实，记忆中最多只发过三五次寒热，都是硬扛过去的，还是第一次接触西药，觉得非常珍贵，向阿姨谢了又谢，遵嘱当场吃了两粒大药片。对方起身说：“你好好照我说的去做，肯定有你的好处；不照我说的做呢，我自有法子治你，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说着，把先前落座时摘下的绒线帽戴好。这时小皮匠才发现，这个阿姨的头发已经有点儿花白了。

    当晚，小皮匠回到笕桥镇家里，牙痛已经大为减轻。睡觉前，他又吃了一粒大药片。次晨醒来，牙齿基本不痛了。小皮匠惊叹：妈呀，这是神药嘛！于是就起了珍惜之意，寻思既然只吃大药片就可以治好牙痛，那我还是吃大药片，中小药片先放着，万一以后再有牙痛之类，再吃就是了——他不知道，这个念头竟然使他逃过了一劫。

    当天，小皮匠按照阿姨的关照，把来来回回飞过天空的飞机用钉鞋钉的办法记录下来，傍晚收摊时，把鞋掌塞进了秀才桥下的石缝里。

    讯问结束，对涉案药物的技术鉴定结果也出来了：大中小三种白色药片，大的是当时常见的抗菌西药磺胺中的一种，西药房都有出售，该药对治疗因链球菌引起的牙痛有很好的效果；小、中两种药片，则与蒋翠玮、叶阿宝猝死案中的毒药和解药相同。

    焦允俊随即下令，孙慎言负责指挥浙江方面派来协助侦查的便衣拘捕与王富贵有涉的那几个地痞；谭弦率上海同来的三名便衣去笕桥镇，查看秀才桥下石缝处藏匿的鞋掌是否还在，同时对小皮匠家进行搜查。

    12月18日上午，特案组三侦查员碰头汇总情况，并作出以下分析：那个被小皮匠王富贵称为阿姨的中年女子，应该就是化装后的尤信子。她受命刺探杭州笕桥机场我空军战机的训练情况，估计事先踩过点儿，然后制订了雇佣“临时工”代劳的方案。通过与居民的接触，她听说了小皮匠王富贵其人，认为最为合适，就指使他人或者自己出马在杭州访查到小皮匠的行踪，对小皮匠一伙进行连续跟踪，得知其准备回笕桥镇，即开始执行计划。

    前一天王犯刺探到的记载于鞋掌上的情报，已被尤信子或受其指使的特务取走。那么，化装成中年阿姨的尤信子去了哪里呢？侦查员估计，尤信子对王犯的情况肯定特别留意，应该知晓王犯与李大牙斗殴被警察带走了，但不一定吃得准王犯会不会也像蒋翠玮、叶阿宝那样猝死。不管王犯生死，尤信子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肯定已经逃离杭州。

    三人分析到这里的时候接到电话：女特务尤信子在嘉兴火车站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