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37：华东特案组之（四）失踪的专家（下）

【尘封档案】系列之137：华东特案组之（四）失踪的专家

又名：华东特案组之争夺情报专家

本文转载自公安法治文学月刊《啄木鸟》2018年3期

作者：东方明、李西始、钟平凉

 

九、追查车祸

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赶到法华镇附近的世界红十字医院上海医院（1958年改称上海市纺织局第三医院），被摩托车撞伤的施政经医生救治，已经脱离危险，送入外科病房。侦查员向院方了解下来，施政伤得不轻一一右小腿胫骨粉碎性骨折，左右两侧各一根肋骨骨折，双手掌挫伤，脑震荡。

施政出事后是被正好巡查街头的两位法华区公安分局的民警送医的，侦查员赶去时民警已经离开，院方说刚刚给大夏大学打过电话，通知伤员的女儿施熠来院。焦允俊请施政回忆被撞倒的经过，施政说，他是突然从背后被撞倒的，之前根本没察觉到任何危险迹象，倒地时，他看见那辆逃逸的摩托车是绿色的，应该是邮电局的专用摩托。至于骑摩托车的人，施政说那人戴着头盔，又是背影，没法儿辨别，只记得他穿的衣服是米色的，从后衣领看，好像是一件夹风衣。然后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侦查员此刻最急于知晓的是眼前这个伤员究竟是不是北湖。于是，孙慎言跟他聊起抗战时是否跟汪精卫打过交道。施政听着，脸上显出莫名其妙的神情：“汪精卫？我认识他，可他不认识我。”

“那么，1942年5月23日施先生是否去过苏州，还在那里住了一夜？”

施政又是摇头：“苏州我以前去过多次，不过我记不得具体日期了。”

这时候，施政的女儿，施熠，匆匆赶到。施政介绍了三位侦查员，又把刚才侦查员的问题说了说。施熠眼珠子转了转：“1942年？不就是民国三十一年吗？5月23日，是小孃孃结婚的日子嘛，家里照相簿里有照片的，那天晚上你是在国际饭店参加的婚礼，照片上有你的，你怎么会跑到苏州去呢？”

这一说，施政也想起来了。这人颇有君子风范，这种情况下，竟然还对侦查员露出歉意的笑容，说我想起来了，那天确有其事，三位同志可以随小女去家里看看照相簿。

侦查员当然不会就此罢休，还有其他相关问题询问。但问下来，越听越觉得眼前这个伤员似乎的确跟汪精卫没有关系。接着，就去施家看照片。

焦允俊和孙慎言随同施熠去了施家，照相簿里果然有沪上名字号王开照相馆的照相师到国际饭店婚礼现场拍摄的一套照片，其中八张均有施政。照片上有落款日期：“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廿三日”。

为验证照片的真实性，侦查员把照相簿拿到南京路王开照相馆，照相馆账房先生随即把老法师李先生请出来辨认。李先生只一看，便说那是赵师傅拍摄的，他现在还在王开工作，不过今天上早班，已经下班回家了。侦查员当然不可能等到明天，问明地址，立刻前往北站区天目中路赵师傅家。赵师傅看了照片，确认是他亲手拍摄的，没有进行过任何修改。

焦允俊稍稍考虑，即对下一步的工作作了安排——他自己驱车前往苏州，把施政的照片带去请古玩商吴子扬和车夫老韩辨认；孙慎言则去法华分局了解施政的车祸调查情况，并让分局派警员到医院与谭弦共同保护伤员的安全——这次车祸很可能是对手故意制造的，那是追查该案的一条线索。再则，施政并非北湖其人，我们已经基本确认了，敌特方面是否也知道这个情况了呢？

如果敌特还不知道，得知北湖没死，会不会二次下手？所以，必须严密保护伤员的安全，让医院给他安排单人病房，警方安排人员二十四小时值守。

焦允俊驱车赶到苏州后，直奔吴子扬宅第。

他让吴、韩两个分别辨认照片，吴、韩都摇头，说不是那年曾经来过的周先生。又让吴宅曾经见过北湖的娘姨辨认，也说不是这人。焦允俊想想不放心，请吴子扬和老韩随同他去上海走一趟，当面辨认。

抵达上海时，已是11月25日凌晨两点多，焦允俊开着中吉普直接把吴、韩拉到医院病区。最终结果是，这位施政并非北湖其人。焦允俊暗叹了一口气，向吴、韩表示感谢，陪同两人去医院食堂吃了夜宵，然后请市局司机把他们连夜送回苏州。

与此同时，孙慎言已经跟法华分局交警队有了接触，交警队认为这是一起肇事逃逸案件，勘查现场后，把调查的活儿交给留用警察老邢、老杨两人。邢、杨两人连夜赶到法华镇现场走访目击者，得知肇事车是一辆疑似邮局专用的绿色摩托车。初解放时邮局属于要害单位，不是能随便调查的，哪怕来人是穿制服的警察。邢，杨想要到邮局调查，得向分局申领介绍信。

不巧的是，这时早已过了下班时间，分局秘书股唯一的值班警员奉命去市局送一份公文，邢、杨两人只好等候。就在这时，华东特案组侦查员到分局来了解情况。孙慎言跟邢、杨两人见了面，让他们把调查笔录取来，稍一浏览，当场出具一纸条子，连卷宗袋一并取走了。他让邢，杨转告分局领导，这个案子分局暂时不必过问，查访摩托车的活儿由特案组来进行，有了结果再通知你们。

午夜前，孙慎言去了位于四川路的上海市邮政管理局。当时，上海市电信局、上海市邮政管理局刚结束军管，分别受华东电信管理局和华东邮政管理总局领导。市邮政局保卫处当晚值班的负责人老许是华野出身的侦察连指导员，奉命转业留在上海。他没听说过华东特案组，但看了孙慎言出示的市局和华东社会部的两份介绍信，意识到面前这个深夜客定然身负重要使命。孙慎言从未跟邮电系统打过交道，更不了解邮电系统如何运作，本以为调查一辆疑似邮局的摩托车不算难事，可听老许一说，顿时有点儿头大——旧上海的邮电系统分为几部分：由旧政权掌管的“国有资产”上海邮政管理局、上海电话局、国际电台（管收发电报），以及外资所有的英商中国东洋德律风公司、英商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和美商上海电话公司，上述外资公司中的前两家在抗战前已被美商公司兼并。上海解放次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管会宜布接管上海邮政管理局、上海电话局、国际电台，而没有动沪上唯一的电信外商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2月31日，市军管会方才宣布对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实行军管，由上海市公用事业局对该公司进行管理上述的邮政、电话、国际电台和美商上海电话公司，都有邮电专用的绿色摩托车。当时的摩托车主要用于送邮政快信、电报、接听长途电话通知和作为维修技工外出急修时的交通工具，单上海市邮政管理局的下属单位就有市区内的二十三个邮政支局，十四个邮亭（既后来的邮政所），郊县的三十二个内地局，两个邮亭，一个邮政支局，加上市电话局，国际电台和美商上海电话公司，估计至少涉及上百个单位，二三百辆摩托车。孙慎言暗想这活儿可不好干。市区，郊区这么多单位跑下来，只怕耗时太多，时间上来不及，看来得从市局分局调人来增援了。

孙慎言回到跟焦允俊约定的临时集结点红十字会上海医院时，分局派来的两个便衣已经向谭弦报到并进入岗位了。谭弦告诉孙慎言说，老焦已经从苏州回来了，在走廊尽头那间向医院临时征用的办公室里。孙慎言马上过去向焦允俊汇报了调查车祸的情况，焦允俊不同意临时调人协助查摩托车，说这样动静太大，不利于保密，还是咱们两个去调查吧，明天上午每人一辆摩托车分头行动，先市区后郊区，美商上海电话公司也照查不误。焦允俊、孙慎言两人马不停蹄跑了两天半，到11月27日中午，完成了对邮电系统所有单位的调查，竟然每个单位的摩托车都没有被人挪用过。午后，两人筋疲力尽返回医院临时办公点。

谭弦告诉他们，刚才分局来电，称上午有个群众向交警队报告，说他老婆在车祸那天亲眼目睹那辆逃逸的摩托车牌照尾号是714Q。焦允俊顿时兴奋起来，招呼孙慎言马上出门。

两人先去市局交通处查摩托车牌照。尾数714Q的绿色摩托车只有一辆，是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工程部第二修理室专用于急修的车辆。再到美商上海电话公司一查，得知该车并不属于某个或几个修理工，而是由修理室主任美国工程师奥斯坎掌管钥匙，哪个修理工需要使用，须向修理室庶务员领取签条，凭签条到奥斯坎主任处领取钥匙，返回公司后，必须在第一时间把钥匙送回主任处，取回签条找庶务员销差。这一切都有书面记录，什么时候去拿签条及领取钥匙，为哪个号码的电话机用户进行维修，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返回，都记得清清楚楚。

前往调查的焦允俊还是第一次知道，美商电话公司的管理制度竟然这么严格，不由得连连点头，对孙慎言说老美这一套还真是值得我们学习。然后，他们就开始查阅庶务员拿出来的签条存根，发现11月24日下午施政遭遇车祸的那个时段，尾数714Q的那辆摩托车并没有被哪个技工使用。

这不奇怪了？要说是那个向分局反映情况的群众看错了，怎么会这么巧，这辆车竟然真的是邮电专用车？焦允俊问庶务员，会不会出现有人使用这辆摩托车却没到你这里来领签条的情况。庶务员说不可能，不说公司制度严格，就是主任那里也不可能破例给别人钥匙啊。

焦允俊随即到停车处看了看。美商电话公司有一个比较大的停车场，水泥地面铺得非常平整，轿车、吉普、卡车和工程车，以及摩托车自行车和三轮车都分门别类停放，车身都是绿色。焦允俊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会不会有哪个家伙利用正常用车的机会领到了钥匙，自已悄悄去配了一把，私下使用摩托车，用后再停回原处？反正停车场是没有专人管理的，门卫更不管了，见到绿色车辆就放行，那是可以瞒天过海的。对庶务员一说，庶务员说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想过。此刻档案室的人还没下班。你们可以去查查档案，看看近几年有多少人用过辆车。如果有私下配钥匙的人肯定在这些人之中。

档案显示，这辆牌照为的摩托车714Q是1941年1月由美商电话公司购买，挂的是向公共租界巡捕房申领的牌照。当时该车牌照的尾号是714，没有后面的字母Q，直至上海解放后重新调换车牌时，根据规定才在外商车辆后面加了英文字母。据登记资料显示，八年内共有六千余人次使用过这辆摩托车，落实到具体人则有八十九个。值查员一看这个数字头就痛了，别说此刻只有两人，就是整个儿持案组侦查员都调过来，只怕也不是三五天能够拿得下来的，而且过了这么长时间，保不齐这些对象中有找不到——离职的离职，失联的失联，说不定还有已经不在人世的，真没法儿查呢。

焦允俊问孙慎言有什么招儿可以使，孙慎言摄着头皮说这好比老虎咬刺猬，没法儿下口，看来还是得走群众路线。焦允俊说走群众路线没错，可怎么走法儿，只怕是一时吃不准吧。两人商量了一阵，认为如果有人偷配钥匙，那这人一般说来在品行方面必定留下过劣迹，还是先从这方面下手吧。接着向庶务员了解有劣迹的员工，庶务员的语气很肯定，说如果确实有人偷配了钥匙，必是那些已经离开电话公司的技工。这人脑子好使当场就把八十九人中已经离开公司的十三人指了出来，单独列了一份名单，还注明了每人进入公司和离开公司的时间，竟然精确到具体日期。焦允俊看了一下，排列在第一个的就是叶万成。

当然，此刻这个名字对于侦查员来说并无意义，只不过是十三人中的一个。不过，细心的焦允俊注意到，在这份名单中，叶万成既不是第一个进入公司的，也不是第一个离职的，为什么庶务员要把他名列榜首？庶务员说，这些离职者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过失被开革的，列在第一的那个叶万成是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判了十几年徒刑，现在还关在提篮桥监狱呢。说到这儿，他突然反应过来，此人既然还关押着，那就不可能使用摩托车，立即说：“哦，那这人应该划掉吧？”“不必划掉。”焦允俊马上意识到，也许有戏了。

十、密捕疑犯

焦允俊、孙慎言随即去提篮桥监狱调查叶万成的下落，没想到在监狱档案里竟然没查到此人的姓名和材料。侦查员觉得此事蹊跷，又往美商上海电话公司打电话，问那个庶务员是从哪里获知叶万成因汉奸罪被国民党法院判刑的消息的？庶务员说那是1946年的事儿，《申报》上登过的，是国民党上海市法院判决的，你们去法院查查旧档案应该能查到。当时沪上新政权的法院只有一个，名曰上海市人民法院，下设北，中、南、西四个分庭，每个分庭管辖若于个区。市法院所在的北浙江路离提篮桥监狱不远，侦查员赶在下班时堵住了正要离开办公室的秘书主任。出示证件后一说来意，对方自是全力配合，当场指定几个准备下班的工作人员协助查找。

一干人一直翻查到午夜前，竞然还是没有发现叶万成的案卷。焦允俊，孙慎言返回驻地，躺在床上一时睡不着，已经熄灯了，二人犹在黑暗中讨论下一步该怎样走。不知怎么，他们都有一种直觉，这个名叫叶万成的家伙不寻常。那么，应该怎样查呢？两人商量，还是应该再去提篮桥监狱，不查死档案，而是查活档案——向留用狱警了解是否记得有那样一个犯人，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向当时一并押解提篮桥监狱，解放后仍在服刑的其他犯人调查。

11月28日上午，焦允俊、孙慎言再次前往提篮桥监狱。向狱方说明来意后，狱方说你们要调查的这个对象如果真的被判了十七年徒刑，按照规定属于“大刑犯”，该当关押于一号监，那是一幢独立的五层钢筋混凝土大楼。侦查员这步果真走对了，不止一个留用狱警记得此人，但后来突然释放了。又向狱政部门的留用人员询问，有一个老狱警说，大约在1948年5月，此人被两个穿黑色西装的男子带走了。次日，其中一个穿黑西装的又来监狱，拿去了该犯的卷宗，内有法院押解该犯前来监狱时必须随同递交的刑罚执行卡。老狱警还翻出一本破旧的备忘录，在上面查到了关于此事的记载，上面还记录着叶万成的名字和执行卡号码至此，庶务员的说法得到了证实。但材料没有了，怎样才能查到叶万成的详细情况呢？狱警说，可以去向一号监与叶万成一起服刑的犯人了解。

侦查员再去一号监，提出几个当时与叶万成关押于同一监房的犯人问下来，打听到叶家住老西门会稽路，具体门牌不清楚，家有妻子儿女连同他合计五人。这番调查终于见了点儿光亮。侦查员又赶往芦家湾区公安分局，分局跟老西门派出所联系后，说确有这么一个人，是否因汉奸罪服过刑不清楚，解放后他没向政府登记过曾参加反动组织的情况，派出所方面只知道叶万成在北京路开着家专门修理电话机等通信设备的小店铺，生意做得不冷不热，维持家用而已，其妻无业，三个子女分别在上技校，初中和小学。

焦允俊、孙慎言和谭弦在红十字会上海医院开了个小会，讨论了调查进展。焦允俊对谭弦说医院这边还是要坚守下去，你待得乏了，可以让老孙跟你换个岗，咱俩搭伴儿干另一茬活儿。所谓的另一茬活儿，就是秘密跟踪叶万成。以焦允俊丰富的隐蔽战线经验，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可能（仅仅是可能）的嫌疑对象，正寻思着是不是如寻常案件那样把这个家伙提溜进局子。他估摸叶的背后必有大鱼在策划指挥，因此先把这个人盯住了再说。焦允俊对叶万成这条线索绝对小心翼翼，当下以华东特案组的名义向上海市公安局借调了十名政保部门的便衣侦查员，先给众人开了个会，当然不会说特案组在执行怎样怎样的一桩重要使命，只是对如何监视叶万成作了布置。

固定监视点设了两个，分别在叶万成的住宅和北京路的店铺对面，其任务是留意进出这两处地方的是些什么人；另外还布置了流动监视人员，专门负责跟踪。这些侦查员都配备了机动车辆以及自行车、三轮车和照相机，还有充足的经费，以便对象一旦进了豪华酒店，咖啡厅，舞厅等高档场合消费时，也可以从容跟进。焦允俊知道这十二名侦查员都是“土八路”出身，所以特地嘱咐，需要花钱时只管挥金如土！我们的对手可不是土堡子，都鬼得很，小小一个不合拍的动作没准儿就会看穿你的身份，那就坏事了。

至于谭弦，其实焦允俊原本就要把他从医院调出来的。焦允俊另外还从华东社会部临时调了一男一女两个侦查员，谭弦负责协助他们监听与叶万成的店铺所有相关的通话。焦允俊的考虑是这样的，既然叶万成开着个修理电话设备的店铺，他的上级也许会通过电话与其联络。谭弦精通英语，叶万成曾在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干过，料想也是会英语的，万一他跟人用英语通话，谭弦的特长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一切布置定当，一应人员随即进入工作状态。也是巧，谭弦刚在电话公司机房由一名技术员指导着上机监听，叶万成的修理店就接到一个电话，正是前面曾交代过的那个隐身上司“淮北口音”打给叶万成。他向叶万成下达了一道指令：目标已经进了医院，目前一应情况如何，你在今晚前往查看，明天中午前我会来电听取汇报。

谭弦立刻向坐镇于虹桥路特案组驻地的焦允俊报告了这一情况。焦允俊思索片刻，往医院孙慎言那里打了个电话，指令让看护施政的人员故意装出一副懈息的样子，如果有人向医务人员打听或者以走错病房等为借口查看施政的情况，都要假装看不见。

当晚七点，叶万成进了医院，来到外科病区，向护士台打听有个名叫施政的先生是否住在这个病区，护士已经接到侦查员的通知，自然如实回答。叶万成随即进了病区，在走廊里看似随意地踱步，走过施政所住病房时，特意向里面扫了一眼，看清楚正倚在病床上跟病友聊天的施政的面容，然后就离开了。

次日上午九时许，侦查员监听到昨天那个操淮北口音的男子往叶万成的店铺打来电话，叶万成用暗语简单汇报了昨晚去医院窥察的情况。上司向叶万成下达的指示是两个字：待命。

待什么命？焦允俊寻思，敌特方面对施政采取车祸行动，说明当时他们跟特案组一样，是把施政当北湖来看待。我方在车祸之后很快就查清施政其实并非北湖，之所以还安排警力在医院看护，那是想捡个漏儿。对方一连数日没有反应，焦允俊原已开始怀疑敌方也意识到撞错人了。但是昨天那个淮北口音的上司给叶万成下达了指令，那说明敌特方面至少还没有完全确定。

鉴于这种考虑，焦允俊决定继续维持之前所采取的两项措施，医院那边须保持高度警惕，严加防范；同时，对叶万成继续严密监视。

就在这当口儿，特案组的领导马头儿突然来检查工作了。特案组这段时间分成两拨执行任务，按照纪律，互相之间不能知晓各自任务的内容，所以马头儿先去郝真儒那边听取了汇报，才来到焦允俊这边。焦允俊一看马头儿的神情，估计老郝那一摊进行得不顺，暗自庆幸自己这边虽说不是风生水起，但总算还有点儿眉目，不至于挨批评。不能不佩服马头儿的那双眼睛，焦允俊不过是心里想想，脸上肯定没有显露出来，但马头儿却已经感觉到了，开口就说是来听你的好消息的。

焦允俊知道向领导汇报工作必须要言不繁，当下三言两语把情况要点汇报了。像马头儿这样的老资格情报工作者，脑子特别快，焦允俊刚说完，他的意见就出来了，说你的分析有道理，我谈一点儿看法，你们研究研究，如果觉得可行，就试试看；不行，那只当我没说。我的观点是，等待三天，如果对方按兵不动，既没派人去医院再次对施政下手，那个淮北口音的上司也没给叶万成下达指令，那就……，，……？说到这里，忽见焦允俊目光炯炯，马头儿骤然刹车，对焦允俊说：“看来，你已经有想法了？”焦允俊这当儿还不忘调侃，说我的脑子一向不大好使，今天不知怎么，多半是受了领导的感染，竟然大大提速了。我在想，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叶万成去医院窥察是为验证我方是否深信施政就是北湖的话，那么看看医院里那副架势，敌方就应该立即采取行了动；如果三天之内敌方既不行动，也不向叶万成下达新的指令，那就说明敌人已经获取了正牌儿北湖的情报，所以就放弃躺在医院里的那个假目标了。既然如此，不如干脆密捕叶万成，然后顺藤摸瓜获取北湖的线索。

马头儿微微点头，既然你理解了，那我往下就不必多说了。具体怎样做，是你们特案组的工作，你是组长，看着办就是。一边说一边站起来，然后又补充了一句，说这件活儿有点儿急，北京已经打过三次电话了。焦允俊一个立正： “请领导放心，我们会尽快完成使命的!”

两拨侦查员一连监视了三天，既未发现可疑对象潜入施政所住病区，监听和跟踪也没有捕捉到叶万成与外界有任何可疑接触，于是，12月3日下午，特案组长焦允俊下达了密捕叶万成的命令。

焦允俊不敢有丝毫大意，事先已经在北京路至老西门叶万成家来来回回转了几趟，根据执行监视使命的侦查员每天汇报的叶万成的日常活动规律，制订了万无一失的行动方案。事后他觉得，这个方案真是过于高看叶万成了。以在战争年代多次执行深入敌后任务的焦允俊的水平，对付叶万成这么一个业余特工，那真是大材小用。

12月3日傍晚，叶万成结束了修理铺的营业，骑自行车回家途中被侦查员轻松拿下，随后押解特案组驻地。

讯问时，起初叶万成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但在给他放了一段与“淮北口音”通电话的录音后，他就无话可说了。继而，侦查员又端出了其制造车祸的证据——叶被捕后，另一路侦查员对电话修理铺进行搜查，发现了电话公司摩托车的钥匙。在证据面前，叶万成只得交代。

讯问虽然顺利，焦允俊却兴奋不起来，因为叶万成是一只“独脚蟹”，不过是敌特棋盘上的一枚小卒子，既不知道敌方对北湖有何企图，也无法主动联系“淮北口音”，以助我方钓鱼，而“淮北口音”倒是在需要找他的时候，随时可以往北京路的修理店铺打电话。如果要利用叶万成钓鱼，他本人肯定想不出什么法子引诱上司上钩，只有我方制订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必须在今晚制订，还要跟叶万成说清楚利害关系，鼓励他立功赎罪。天亮之前如果不把叶万成释放，明天他就去不了北京路的修理店。上司如果一连数次打不通他的电话，肯定会起疑心，就会派人或者亲自前往北京路查看，一旦这么做，他肯定会发现问题，那就只有切断联系了。

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十一、敌特暴露

当晚十点半，焦允俊打电话把孙慎言、谭弦召至特案组驻地，三人商议解决方案。讨论到午夜，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焦允俊说此事耽搁不起，咱们别拖了，暂停讨论，你们两个一起去跟叶万成谈话，先说服他将功赎罪，具体怎么做，我再想想。实在想不出法子，可以在天亮前先把叶万成释放，跟他说清楚他是受我方严密监控的，要想活命，只有一条路可走，否则，以他汉奸、特务和制造车祸的罪行，肯定是死刑。孙慎言、谭弦离开后，焦允俊绞尽脑汁也没法儿破解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难点：叶万成是敌方的一只“独脚蟹”，他本人是没法儿联系到上司的，只有人家给他打电话。而那时没有什么来电显示，上司的电话是哪个号码打来的都不清楚。据叶万成供述，“淮北口音”每次打来电话，周围嘈杂声甚大，估计应该是在闹市区的街头电话亭或者临时借用哪个商店的电话机，反正他说的是暗语，不必担心会被人注意。

在这种情势下，即使叶万成眼下没有被捕，也没有受到我方的怀疑被监视，哪怕他此刻掌握了有关北湖的确凿情报，也没法儿向“淮北口音”报告。因此，焦允俊设想的种种钓鱼手段，哪一种也用不上。

远处传来阵阵鸡鸣，焦允俊看看手表，凌晨三点多了，再过两个小时天就要亮了，能在天亮前想出什么良方妙计来吗？这时，孙慎言打来电话，说已经跟叶万成谈完了，这家伙愿意立功赎罪。焦允俊说那就按照预定的方案让他回家，等会儿照常上班，不要露出任何破绽。放下电话焦允俊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随即又把电话给孙慎言拨了回去，说先别放他，立刻把他带到我这里来，你和小谭也过来，我要跟他聊几句。这一聊，焦允俊忽然对解决难题有了信心。特案组长跟叶万成聊的是什么呢？他让叶万成着重说说上司给他打电话时的电话背景音。叶万成思来想去，终于想起一个细节：上司第一次给他打电话时，听着像是在市区某个热闹地带的弄堂口，话筒里传来的嘈杂声中有女人呼唤小皮匠和小孩子叫着阿五头奔跑嬉闹的声音。上司压低了嗓音跟他说话，因为这是第一次通话，首先需要对接头暗语，而上司那口带着浓重淮北口音的官话又听不清楚，有几句话重复了好几遍，通话时间就稍稍长了一些。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听见有个嗓音苍老的女人一遍又一遍叫着“洪老侉”那声音越来越大，仿佛是一路喊着走过来的，但在声音最响亮的时候戛然而止。这时候，两人的通话也结束了，上司挂了电话。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个对这一细节进行分析—“淮北口音”很有可能是在市区中心城区的某个弄堂口拨打的电话（上海首部公用电话出现于1882年，由丹商大北电报公司设立，至1949年12月，全市市区已有四百余部公用电话，付费即可使用），因为小孩儿嬉闹和居民呼唤小皮匠的声音都符合沪上弄堂口的特征。

至于那个老太呼叫“洪老侉”没有得到回应，那就颇有讲头了。“老侉”是当时沪上坊间对北方人的称呼，但并不包括所有北方人。一般来说，沪上的本地居民把来自长江以北的人（哪怕已经在上海定居）都看作北方人，但又把一些特定区域分离出来，比如在城市人口中占比较高的苏北、山东地区的居民被称为“老江北、小苏北”、“老山东、小山东”等，其他来自北方的居民，就一并以“老侉”、“小老侉”概括，单个称呼时，则在前面加上其姓氏。沪语中“冯、洪（红、弘等）”不分，所以老太喊的那个“洪老侉”，也可能是冯、红或者弘之类。

那么，老太究竟是在叫谁呢？侦查员认为很有可能就是在叫叶万成的那个上司，因为她从老远叫到近前，显然是有目标的。之所以没有得到回应，是因为“洪老侉”忙于其他事，不便回应她。老太叫到近前忽然刹车噤声了，那应该是被叫的人用手势告诉她自己正在进行某桩事情，请她稍等。如此推断，老太叫的“洪老侉”应该就是跟叶万成通话的“淮北口音”了。另外，从老太呼唤“洪老侉”的情状来判断，“洪老侉”应该具有以下特征：其一，他是这条弄堂或者邻近某处的居民，并且已经居住较长时间了，邻居跟他比较熟；其身份并不是知识分子一类，可能属于底层劳动者，否则，邻居应该称其为“先生”；其二，老太老远就呼唤，而且是一边走过来一边喊，那说明她跟“洪老侉”并无特殊的关系，因为她不必担心跟“洪老侉”的接触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其三，结合上述两个特征，可以推断“洪老侉”从事的职业是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活儿，老太呼唤他是因为家中有活儿需要他干。

焦允俊决定据此展开调查，把那个“洪老侉”找出来。但这桩活儿的工作量甚大，上海滩中心城区大大小小的弄堂有数千条之多，每条弄堂都要一一查摸到，这该费多大劲、耗费多长时间啊！不过，焦允俊另有主意，以上海市公安局的名义向全市二十个市区公安分局下达命令，让下辖的派出所分别在各自管段调查即可，凡是符合“操淮北口音、被居民称为‘洪（冯、红、弘等）老侉’、从事手工活儿、其住所附近有弄堂且有公用电话点的男子”条件的，一律将其情况上报市局，焦允俊还特别强调：查到一个即报一个！

焦允俊让孙慎言把在医院看护施政的活儿移交法华分局，回特案组负责接听电话，还从华东社会部临时借调了两名侦查员协助。12月1日上午十点，这项工作开始启动，五分钟之后第一个电话就打进来了，是榆林分局打来的，说下辖龙江路派出所管段有一个男子酷似上级要求查摸的对象。焦允俊接听了电话，听听似乎确实符合应特征，不过，他不相信会撞上这等好运气，就让分局派人向该男子供职的私营作坊（该男子是白铁匠，即钣金工）老板核查其最近半月的活动情况，即查即报，这边坐等结果。

一会儿，分局报来了调查结果，证实该男子没有作案时间。类似这样的情况到当天傍晚六点为止一共有二十多起，其中三起是特案组侦查员孙慎言驱车前往分局或派出所直接查询的，最后全部排除。又过了一个小时，终于从静安寺分局传来一个消息，说在该分局管段康定路有个对象符合条件。

此人叫茅国靖，系河南永城县人氏，四十二岁，青年时来沪，以走街串巷补锅镶碗为生，后自学电器修理技术，于抗战胜利后开了一个电器修理小铺，未婚。分局侦查员将其情况与上级通知中的协查对象进行比对，河南永城县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之交，地理上属于淮北区域，其口音带些淮北味，但不算重。其经营的小铺修理电熨斗、电吹风、收音机、手电筒、电动玩具等，附近居民家中的此类电器发生故障也都是叫他修理的，据说技术还不错，收费也合理，小修小弄就不收费了。如果他出现时，被附近需要他修理东西的居民看见，随时都可能被居民拉到家里。另外，距茅国靖的修理小铺兼住处三四十米确实有一条弄堂，弄堂口的杂货小店里装有一部公用电话。

那么，是否有人唤其“洪老侉”呢？分局方面作了肯定的回答：茅国靖的右侧腮帮有一块铜钱大的红色印记，十年前他刚到这里居住时（当时还是走街串巷的小锅匠），有人叫他“红侉子”、“红老侉”，意思是“脸上有红斑的北方人”。焦允俊当即决定逮捕茅国靖。出于慎重，需要制订一个行动方案，并且要向市局借调行动警力。随着一个个电话打出去，相关人员陆续前往市局在建国西路的一处对外不挂牌子的办公点集中。焦允俊向第一个到达者——被分局用小吉普送来的，茅国靖的房东金老先生了解茅的店铺兼住处的房屋结构及周边地形、地理情况。聊下来，得知金老先生年轻时做过地理老师，焦允俊乐了，即在老先生面前放上纸笔，说劳驾您老给画下来。

金老先生画完，有专人陪同他去大舞台看戏——此刻不能让其归家，以防走漏消息。然后，马头儿派来的一位部队作战参谋老王到了，和焦允俊对着地图制订了行动方案。稍后，二十名武装便衣奉命前来报到，焦允俊向他们交代使命并作了分工。

一整套准备工作要算做得很充分了，可是意想不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十二、曹氏姐妹

这个“意想不到的情况”不但让焦允俊目瞪口呆，而且绝对无解——抓捕人员包围了茅国靖的住所，正准备破门而入，屋里突然一声枪响，茅国靖饮弹自尽了！焦允俊自是后悔不迭，还不如在白天茅国靖的买卖开张的时候假扮顾客去抓人。最初他也考虑过这个方案，但茅国靖是小本儿买卖，假扮顾客进入铺子的侦查员只能是一两个，不利于控制，经过反复考虑，这个方案被放弃。现在看来，真的是失策了。可是，后悔也来不及了。拍摄了现场照片，法医运走了尸体，焦允俊和孙慎言以及几个作为临时助手的市局侦查员对现场进行了搜查，一直忙碌到拂晓方才离开。

应该说，作为一名特务，茅国靖的保密工作是做得比较到位的。一干侦查员搜遍整个儿屋子，除了那支用来自杀的手枪和一台性能不错的收音机，竟然没有发现任何通常潜伏特工（还是个小头目）会有的密写药水、经费和从事相应活动的器材。

焦允俊、孙慎言交换了意见，初步认为已经自杀的茅国靖应该是敌特方面委派的专门负责指挥若干类似叶万成那样的“独脚蟹”的特务组长，与其上司的联系及接受指令，是通过其他特务小组使用的电台或短波广播，以及使用暗语的报纸广告、来往信件等手段。按照初解放时潜伏敌特分子的常态，像他这样一个小头目应该有活动经费和一些器材的，可能藏匿在其他地方了。

一年后，一名潜伏特务郭某向公安局自首，特案组侦查员的判断方才得到证实。郭某系茅国靖的助手，系“中统上海第三特别站”的站长助理，该特务站有六名“独脚蟹”，但姓名、住址、职业等一应情况均由茅国靖掌握，并由其直接联系。而该站的特务活动经费、器材等，均藏匿于郭某处。茅国靖出事后，台湾方面切断了与“上海第三特别站”的联系。郭某自首后，公安机关曾组织力量调查其余五名“独脚蟹”的下落，但未能如愿。

抓捕行动失利，原打算拿下茅国靖后根据其口供获取北湖信息的指望变成了一个肥皂泡，往下该怎么办？

12月5日午后，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开了个碰头会。焦允俊恢复了以往的自信，抱着“大不了从头再来”的想法，在两个部属面前露出轻松的神态，说雁过留声，茅国靖既然活动过，总有切入点，就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了。

一番分析下来，侦查员达成了共识，茅国靖跟其部属叶万成一样，其实也是一只“独脚蟹”，而且比叶万成“独”得还彻底，竟连家眷也没有。这对其保密工作当然有好处，但在活动时所有活儿都要自己出面去做，那就免不了留下痕迹，比如他平时经常去哪些地方，经常有些什么人去其电器修理铺找他；分局社会股曾接到过群众的举报，说他的开支与收入不相称，他都把钱花在哪里了？等等。由于茅国靖已死，对施政的威胁已经消除，对叶万成的监听和监视也可以撤销。这样，焦允俊就让孙慎言、谭弦跟他一起对上述情况进调查。

当天，他们调查到一个情况，据经常去电器修理铺的顾客反映，茅国靖跑得最多的地方应该是北站区虬江路电器旧货市场。侦查员次日去了虬江路，很快査摸到经常向茅国靖提供电器零部件的那处所在是一家名唤“亚涛旧货行”的店铺，就把该行老板薛亚涛传唤到附近的北站公安分局。

五十八岁的薛亚涛是个老江湖，看架势就知道茅国靖犯的事儿不小，对侦查员不敢隐瞒。

薛亚涛是1941年4月跟茅国靖认识的。当时，茅的电器修理小铺正准备开张，三天两头跑虬江路来淘电器零部件。虬江路旧货市场经常有地痞流氓出没，专门欺负新客，茅国靖被他们给盯上了。一天下午，几个流氓正围着他准备下手，薛亚涛路过，见茅国靖一副老实相，颇有些可怜巴巴，就吆喝了两声。薛亚涛算是虬江路店主中的老资格，江湖经验丰富，平时跟警察、税务、帮会的关系都处理得比较到位，其他店主也好，地痞流氓也好，都买他的账，平时有什么事儿，他吆喝一声发表意见，别人不管想得通想不通，都愿意听从。从此，茅国靖就把“亚涛旧货行”作为他每次进货的必选之店。

有了这么一层关系，两人自然而然走得近了。薛亚涛在外国轮船上当过八年维修技工，其对于电器修理之精通，足可在上海滩随便哪家工厂当一名出色的工匠。他跟茅国靖接触下来，发现这位朋友的技术水平极低。低到什么程度？给他做徒弟的资格都不够，只能做徒孙。茅国靖也看出薛亚涛的技术高出自己不知多少个层级，每次来进货时都虚心求教，而且是活学活用，在修理中碰到什么问题就求教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对于薛亚涛来说自然都是小菜一碟，如此，两人的交情就更深了。

从1941年春到抗战胜利，这么长时间，薛亚涛并未觉得茅国靖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可是，到了1947年，他的看法就变了。那年年初，有个老顾客来“亚涛旧货行”淘旧货时跟薛老板闲聊，说他曾两次看见茅国靖与几个一看就是特务做派的家伙在饭馆喝酒。如此，江湖经验非常丰富的薛亚涛对茅国靖的看法就复杂了些，觉得这人似乎不简单。正因为有了这种想法，在往下的接触中虽然表面上一切照旧，但他心里对茅国靖是有防范的，甚至怀疑茅国靖可能是国民党方面的秘密情报人员。当然，以他丰富的江湖经验，绝不会对茅国靖进行试探，再者他于政治也不感兴趣，生意人嘛，好好做生意就行了，这么大年龄了，再混几年就该回家养老了。

到了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薛亚涛注意到茅国靖来他电器行的次数明显减少了，又过了三个多月，才恢复了正常。薛亚涛没有问其原因，只是隐隐为其担心，寻思如果他真是国民党情报人员的话，那就是反革命特务，一旦被公安发现，弄不好只怕连性命都难保！开国大典后薛亚涛发现这位老弟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每次来总要使用电器行的电话机往外打几个电话，而且总是趁他接待顾客或者理货的当儿，一个人待在店堂里侧的小房间里关上门拨打，每次通话时间不长，三五分钟吧。

由于薛亚涛对茅国靖已有特务之疑，他开始留意这个多年朋友的举动，打算找个机会听听茅国靖在跟什么人通电话，说了些什么。这个打算若是产生于其他人的脑子里，也就不过想想而已，但对于薛亚涛来说，是可以落实的。日前，他在自己的电话机上接了一根暗线，通到后面的库房。这是个小工程，所需零部件电器行里都有，不过是举手之劳。12月2日午后，茅国靖再次来到电器行，拿出一纸货单要求薛亚涛配货。此举正中薛亚涛下怀，于是就去了后面库房。茅国靖枉为受过正规训练的正牌特工，大概是和薛相处时间太长了，对薛根本没有防范意识，结果被轻易窃听了电话。

那么，薛老板听到了什么内容呢？他对侦查员说，茅国靖是把电话打给一位“曹女士”的，对方的声音很低，要仔细分辨才能听请。茅国靖要求跟对方见个面，“曹女士”拒绝，说她没空儿，再说自上海解放后她已经闭门不出，也不接待外人拜访。茅国靖说他持有“闵先生”写给对方的条子，“曹女士”犹豫片刻，方才勉强答应。双方约定在江宁区江宁路上的“白色咖啡馆”见面，时间是次日即12月3日下午三点。

薛亚涛虽然江湖经验丰富，但对特工那一行不熟，不知这样约见一个人是不是属于特务接头，想不通，索性不想了，这事也就放在了边。不料今天侦查员来向他调查（他还不知茅国靖已经饮弹自尽），当下不敢隐瞒，如实把这情况说了。

焦允俊三人立刻调头奔江宁路“白色咖啡馆”。那是一个白俄开了将近三十年的老店，从老板到员工都是一家子，两代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国语沪语相兼，跟侦查员交谈并无障碍。可是，白俄老板对于侦查员要调查的情况却回答不上来。不是他故意隐瞒，而是并不清楚茅国靖约见的那位“曹女士”是个什么样子。这下，焦允俊皱眉头了，他让老板把正在忙碌的那几个眷属一个个唤来分别询问，也没人说得上来。

正当三个侦查员束手无策的时候，外面传来一阵喧哗。白俄老板离开谈话的账房间，去店堂查看。片刻，白俄老板回来，低声对焦允俊解释，外面有一个喝多了酒的青年，一点多来咖啡馆要了一杯咖啡，哪知等咖啡送上去时，他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遇上这种情况，咖啡馆的规矩是不能唤醒人家的。这青年一觉睡到此刻醒了，其位置正好在账房间侧面，他大概听见了里面的片言只语，忽然说他知道“曹女士”是谁，要进来说一说。侍者是白俄老板的儿子，哪肯轻信，生怕让他进来搅扰了侦查员的调查，就刻意阻拦。那青年不依，于是就发生了争吵。

焦允俊闻言暗叹“天助我也”，当下就让谭弦去把那青年请进来，示意众人退出，孙慎言则去外面守着，以防有人靠近账房问听见里面的谈话，焦允俊看那青年不过二十来岁，白净的胖脸，高鼻梁，深眼窝，有几分混血儿的样子。没等焦允俊开腔，对方就主动开口了，问你们三位同志是公安局的吗？见谭弦亮出证件，对方便自我介绍说他名叫乔克，您三位要打听的那位就是我的嫡亲阿姨。

乔克的这个阿姨叫曹诺蓝，已经四十岁了，立志终身不嫁，到现在还是单身。她出身于沪上一个富裕的家庭，三代都是基督徒，早年从神学院毕业后，供职于教会。她有一副好嗓子，擅长反串浑厚的男低音，经常担任教堂唱诗班的领唱，故结识了沪上众多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士，社会活动能力很强。上海解放后，曹诺蓝辞了职，离开了教会提供的住宅，搬到姐姐曹诺洁家。乔克的父亲乔舒亚是英国人，在公共租界警务处任职。1940年前往伦敦出差时，恰遇德国轰炸而殁。乔克的母亲曹诺洁是留英海归，回国后曾供职于公共租界工部局财务处，后因生乔克时难产，健康受损，产后不再工作。丈夫遇难后，母子两个靠家中的积蓄、房产租金和英国政府按月发给的抚恤金（乔舒亚去伦敦算是公干，死于轰炸，被英国政府作为因公死亡对待），日子过得还不错。

那么，曹诺蓝跟那个打电话给她的人（乔克不知此人姓名、身份，只知道是个男子，因为是他接的电话）是什么关系呢？乔克说他不清楚，只听阿姨在挂断电话后告诉其母说，有人约她明天下午去“白咖”（“白色咖啡馆”的简称）。曹诺洁问妹妹是什么人约见，妹妹却含糊其辞，当姐姐的有点儿不放心，在妹妹出门后便密嘱乔克跟上去看看。

乔克跟踪阿姨一直到咖啡馆，再跟下去只怕就会被阿姨发觉了，正琢磨该怎么办时，正好看见一个朋友经过。那人叫黄生浩，平时经常和乔克一起练习拳击，便吹声口哨示意对方驻步。乔克对黄说，我阿姨大概谈了个男朋友，老妈让我来看看是个什么样的男人，我不便进去，你代我进去看看。不等对方回答，又交代了阿姨的穿着打扮。黄生浩进去喝了杯咖啡就出来了，说了那个男子的长相和穿着，还判断说看样子你阿姨不是跟那个男的谈朋友，像是谈生意。估计谈得还不错，此刻已经谈完，两人从后门出去了。

乔克回去向老妈复命，不料进门却见姐妹俩正虎着脸，像是很不开心的样子。原来曹诺蓝已经发现被外甥跟踪，断定是曹诺洁的主意，回家就质问姐姐。姐妹俩闹起了矛盾，乔克好生无趣，也不吭声，一头扎进了自己的房间，躺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小说，不知不觉睡了过去。等到被妈妈唤醒时，外面天已经黑了。曹诺洁说你阿姨出去了，临走时说晚饭不回来吃，让我们不要等她。然后就问儿子，你阿姨是不是处对象啦？乔克说处什么对象，她不是说过终身不嫁吗？她好像是跟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谈生意嘛。曹诺洁闻言诧异，说你阿姨从来没有沾过生意上的事平时闲聊也没提到过经商，她会做生意？不可能啊！乔克说等她晚上回来你问她就是了嘛，你们是姐妹，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

可是，当晚曹诺蓝却没有回来，她在晚上八点左右打来一个电话，说她另外有点儿事，今晚不回家了，可能明天也不回来。第二天傍晚，曹诺蓝又来电，说她和两个大学同学在一位老同学那里，玩得蛮开心的，明天要去杭州游玩，后天上午回来。这时，旁边的乔克憋不住了，接过话筒叫了声阿姨，说不是妈妈叫我跟踪您的，是我自己的主意，请阿姨不要生气。曹诺蓝笑着说没事，跟踪也可以的，阿姨跟姐姐外甥最亲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们的。这样吧，阿姨后天回家请你喝咖啡，就去“白咖”。于是两人说好，下午一点半在“白咖”见面。

今天乔克遵守诺言准时到达咖啡馆，却没见着阿姨。他等了一刻钟，往家里打了个电话，一问，妈妈说你阿姨正在处理教会托她办的一桩急事，让你等一会儿，她会过来的。乔克就继续等着，喝喝咖啡，看看报纸，一会儿觉得有了倦意，往桌上一趴就睡着了。趴着睡当然不可能睡得很熟，侦查员刚才从座头旁边经过去账房间时，他被惊醒了。睁眼看阿姨还没到，想想不如回家，正要招呼结账，忽然听见账房间里的说话声，侦查员在向老板打听3日下午一个穿棕色皮夹克戴同样颜色漆布鸭舌帽（这身装束是薛亚涛最后一次见到茅国靖时茅的穿着）的中年男子来这里跟“曹女士”见面之事，他马上想起那个约见阿姨的家伙，蓦地一惊：刚才那三位看就是公安局的便衣，便衣打听那家伙，难道那个男的是坏人？阿姨会不会受到牵连？乔克急于弄个明白，就主动站出来提供情况了。

侦查员听下来，认为乔克所说的约见曹诺蓝的那个男子确系茅国靖，就请乔克带路，去他家跟曹诺蓝见面。

可是，曹诺蓝不在家。其姐曹诺洁说她刚才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个朋友找她，然后就匆匆忙忙出去了。为什么说是匆匆忙忙呢？她姐姐说，教会先前来电，让她赶紧写一份解放前参与教会活动的情况说明，说是政府的要求，写好马上送去。她已经写好了，但出门的时候却没带上。谭弦有点儿紧张似的看着焦允俊，似是在问：怎么这样巧？焦允俊不动声色，但也不免担心，生怕曹诺蓝遭遇不测。他有一种直觉，这个曹诺蓝可能是了解北湖下落的唯一知情人。

十三、终现曙光

运气还算不错，侦查员担心的不测总算没有发生，他们在曹家等了不到一小时，曹诺蓝就回来了。这是一个长得十分精致的女人，四十多岁还保持着颀长窈窕的身材，一张鹅蛋脸上五官标致，特别是柳眉下的那双杏目，扫视一眼，真有些顾盼生情的韵味。不过，现在那眼睛是冷的，不但目光，连声音都似乎透着寒意：“三位先生是市公安局还是哪个分局的？或者是来自其他机构的？”焦允俊也还以冷峻，朝谭弦递了个眼神，后者随即出示市局派司。这时，乔克开腔了，说阿姨他们是市局的，我看过派司了。曹诺蓝不为所动，还是仔细看了证件，然后把目光转到焦允俊、孙慎言身上：“抱歉，您二位的派司我也要看看。

三份证件都验看过后，曹诺蓝点点头：“要不，到书房去坐坐？”侦查员进了书房落座，曹诺蓝显然已经看出谁是头儿，盯着焦允俊问道：“几位有什么问题那就问吧？”焦允俊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个女人是他从事情报工作以来接触过的所有对象中最冷静最从容不迫的一个，对方的那副做派，让人感觉谈话的主动权好像在她手里，而非侦查员。焦允俊自然不喜欢这种气氛，马上进入正题：“我们来麻烦曹小姐，主要是想了解一下12月2日您曾接到一位姓茅的先生打来电话之事。”曹诺蓝冷笑：“恕我冒昧，我这里的电话是不是被公安局监听了？”“这个我们先不探讨，还是请曹小姐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

原以为以曹诺蓝这副架势，会跟侦查员扯个不停，那就不得不把她请进分局“交流”了，可出乎侦查员意料，曹诺蓝不再在枝节上纠缠，说我料到你们会来找我，那位茅先生出事我已经听说了。如今是共产党坐天下，凡事都认真，不讲情面，即便你们不来找我，我也准备带上生活用品去找你们了。我会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告诉你们，但这事说来话长，请允许我照我的思路来说，等我说完，如果你们还有什么不清楚的，我再一一作答，你们看如何？

在这种被动的形势下，这个女人竟然依旧巧妙地掌握着谈话的主动权，让焦允俊不由得有点儿佩服起来。既然如此，那不妨先听她怎么说吧——

12月2日，曹诺蓝接到茅国靖的电话，说想跟她见个面。她以前在教会工作时经常抛头露面，跟社会各方面的人打交道比较多，这种莫名其妙的电话常有，对方都说认识她，可她对对方根本没印象。解放后的头两三个月里，这类电话特别多，最近才开始渐渐减少。这次接到电话，她也像以前一样拒绝了。但对方只说了一句话，就使曹诺蓝改变了主意。这句话是：“哦！我有闵老先生的亲笔条子，老先生说曹女士可以跟我见个面的。”

闵老先生何许人也？一向冷峻傲慢的曹诺蓝为何一听他的名字就改了主意？因为这位老先生曾两次救过曹诺蓝的命（这一情节跟本案无关，本文就不详述了）。因此，曹对闵老先生向来是执父辈之礼的。现在，对方既然说有闵老先生的条子，那就必须见一见。这一见，就引出了一个名叫黄景君的人。

说到这里，曹诺蓝停顿片刻，继而轻声道：“这位黄先生曾经有过一个特殊身份——汪精卫的私人顾问。”三侦查员闻言蓦地一惊。焦允俊暗忖：天可怜见，终于找到北湖的线索啦！

曹诺蓝继续往下叙述。12月3日下午，她去“白咖”跟茅国靖见了面。对方果然拿出了闵老先生的亲笔便条，上面写着让她跟来人说说对方想知道的情况。那么，对方有什么事呢？茅国靖说他想见见北湖先生。又补充说，他为此找了闵老先生，老先生说可以向曹女士求助。曹诺蓝微叹一口气，既然是双料救命恩人断然不能拒绝。那么，曹诺蓝跟黄景君又是什么关系呢？这里面有番说头。

像黄景君这样的人物，在社会上肯定具有方方面面的关系，三教九流都有他的朋友。作为情报研判专家，并不是拍拍脑袋就可以取得成果的。除了天赋之外，还需要对社会各个领域发生的大事小事都有所了解，方可在分析情报时随手拈来作为研判依据。因此，黄景君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将其社交触角伸向教会，也就可以理解了。1933年，曹诺蓝从神学院毕业去教会工作不久，与黄景君相识。不过，两人仅仅是萍水相逢，并设有多少交往。如果不是抗战爆发，两人可能一辈子也说不上几句话。

1937年11月13日，惨烈的中日淞沪会战结束，日寇占领上海华界。上海滩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被日伪控制的地盘所包围，称为“孤岛”。从那时到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武装占领租界的这段时间，史称“孤岛时期”。

1938年元月中旬，日军上海宪兵队司令部特高课开始寻访黄景君，其目的是请其协助从东京飞来的军方情报专家八康静仁中佐组建一个情报研判工作室。

这项工作，其实早在日军侵占上海华界之前就已经策划定当了，据说选定黄景君担任八康中佐的助手，是东京大本营高层经过多次会议讨论最后才决定的。八康中佐来沪时，随身还携带了大本营高层的决议。因此，在上海华界盘踞的日本特务机关，早在中日淞沪会战刚刚结束时，就已经在着手这桩事情了。日军宪兵队特高课接手该使命后，立即行动。当时全上海华界都已经沦陷，特高课的情报网遍布全市，据说只用了十天时间，就查访到了黄景君的藏身处。

1938年2月3日，一个北风呼啸的寒夜，特高课的一支由十名特工组成的行动小组，驾车来到上海北郊江湾镇，把藏匿于该镇一座古庙内的“居士”黄景君“礼请”至虹口的一处花园洋房（日特机关的一处密点）。原以为这桩活儿就此完成了，哪知八康中佐跟黄景君谈了数日，后者对于协助日方进行情报研判之事并无兴趣。不但没有兴趣，黄景君还充分发挥他那不凡的智慧，趁夜间与日本特务饮酒的机会，佯装腹痛，说可能是胃出血。在日方眼里，这人是一宝，哪敢托大？立刻开了一辆吉普，由三个特务陪着将其送往日本海军医院。

然后，就发生了令人惊讶的一幕——进放射科检查室拍片时，看似文质彬彬手无缚鸡之力的黄景君竟然一掌切在日本医生的颈部动脉上将其击昏，随后把医生的白大褂穿在身上，从检查室边门从容脱身。穿越走廊时，那三个日本特务和他近在咫尺，正坐在检查室门前的椅子上吹牛呢。

为追捕黄景君，日本宪兵队采取了数项紧急措施：封锁市区通往浦东的黄浦江面，电令所有关卡日夜检查过往行人，搜查全市所有寺庙道观甚至庵堂，还指派大批日特和汉奸化装潜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访查。在这等严密追查下，黄景君无法离开上海，只有辗转于几个友人家中。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于一天深夜越墙潜入曹诺蓝所在的教会躲藏。黄景君的记忆力极强，曹诺蓝五年前与其初次见面时随口说起过她在教会上班的班次安排，他竟然一直牢牢记着，算准这天晚上该是曹诺蓝值班。而且，凭着他对曹的判断，他相信这个女子会掩护他。就这样，曹诺蓝把这个逃亡者藏进了由她掌管的教会资料库房，每天给他送饮食。

黄景君在教会一躲五天，第六天中午，他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对曹诺蓝说今天我必须转移，这里不安全了。尽管曹诺蓝不以为然，但毕竟安全第一。问他打算怎么出去，黄景君说可以化装成神父离开。可是，转移到哪里去呢？黄景君说，只有一处安全的地点，就是你姐姐曹诺洁家。巧得很，那段时间曹诺洁和她的英国丈夫正好带着孩子去了香港，房子托付妹妹照看。于是，曹诺蓝就按照黄景君所说，将其在那边安顿下来。

黄景君刚刚离开没多久，教会的电路突然发生故障。电力公司派来数名技工（其中混有日本特务）进行紧急检修，为找到故障所在，他们要求检查所有屋子，当然也包括资料库房。而黄景君临走前，已经将其在资料库房留下的痕迹消除，日本特务没有任何发现。事后听说，那天和之后数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教堂都被租界当局以电力、消防、建筑、卫生等理由检查了一遍。战后披露的资料显示，当时日本方面为实施搜查，拿出一百两黄金买通了工部局、公董局的官员。

一周后，曹诺蓝按照黄景君的要求，去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找其洋姐夫的一位同乡威尔斯副巡官（警务处仅次于处长、督察长、正巡官的高级警官），弄到了一纸通行证，并联系了一艘英国邮轮。黄景君藉此化装逃离上海，去了香港。

再次见到黄景君已是1940年春，其时，这个神秘人物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北湖。当然，他不是以本来面目出现在曹诺蓝面前的，而是化装成一个佝偻着背脊的五十多岁的老头儿，长衫马褂瓜皮帽，额头皱纹密布，脸皮酷似存放已久即将干枯的橘子，鼻梁上架着一副镜片圆而大的黑框眼镜，胸前挂着一个十字架。如果不是他主动开口，曹诺蓝绝对认不出来。

这天正好是曹诺蓝在接待窗口值班，黄景君在窗口前的椅子上坐下，推了推眼镜，说声打扰，递过一张纸片。曹诺蓝一看，上面是一行阿拉伯数字与英文的组合。一个愣怔，脑子快速运转，随即作出反应，这是租界当局对有特殊需要的对象颁发的特别通行证的号码。继而她想起当初托洋姐夫的朋友威尔斯副巡官给黄先生办理过这样的通行证。再看眼前这个老头儿，她终于认出来了。

当晚，曹诺蓝应约与黄景君在“七重天”露天舞场一角喝咖啡。黄景君告诉她，当初在她的帮助下脱险离沪去香港后，他化名在香港汇丰银行找了一份工作，原以为自己逃得够远，在香港又有朋友关照，如此隐身应该没有问题了。没想到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后，竟然立刻有人从内地赴港找到了他，出示了汪精卫的手札，聘请他担任其情报顾问。来人对他说，他的行踪确实隐秘，很长一段时间日本人都不知道他的下落。但日本人的韧性也不可低估，他们一直在寻找他。日前，终于得知他藏身于香港汇丰银行，日军准备派特务秘密潜入港岛将其绑架回沪（其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日军还没有占领香港）。这个计划被汪先生得知，正好他也在物色情报顾问，就向日本方面提出，此事由南京接手。日方经过研究，同意了这一要求。于是，就促成了这次港岛之行。

谈话的地方是香港一家著名酒店，附近就是香港警务处，这是黄景君自己定下的安全地点。可是，在整个儿谈话过程中，他不但发现不时有形迹可疑的人物在包房外面晃悠，甚至香港警务处负责保护他的那位警官也进来过一次，还当着他的面跟汪伪特使打招呼。黄景君明白这次他是没法儿拒绝了，对方是来绑架他回内地的，而且已经买通了香港警务处。

黄景君别无选择，成了汪精卫的私人顾问。但他跟汪伪方面达成了协议：汪精卫召见他时他保证立刻赶去；他的活动范围在上海、苏南浙东即长三角区域，平时可以自由做他想做的事情，对方不得干涉。

在“七重天”喝过咖啡后，黄景君就像被风吹走的肥皂泡一样，无影无踪了。曹诺蓝原以为不会再跟这个神秘人物见面了，不料去年深秋的一天，她突然收到一封信函，里面的信件没有抬头和落款，只有一行阿拉伯数字。曹诺蓝寻思这种神神道道的做法在她的朋友中只有黄景君才会有，仔细回忆，终于想起上次在“七重天”分手时对方曾似漫不经心地说过一句话：“有时我的信息可以在英文小说《上海历险记》中找到。”灵光闪现，她立刻去翻这本英文小说，翻到这组阿拉伯数字对应的页码一一查找，终于弄明白了这封密函的意思——两天后的傍晚六点去国际饭店十三楼见面。

这次见面是吃晚饭，黄景君只字不提政治，也不谈自己的情况，只谈上海滩的风花雪月；曹诺蓝知趣，也不打听对方的情况。吃得差不多了，结账走人。临分手时，黄景君送给曹诺蓝一本书——法文版的《茶花女》。次日，曹诺蓝收到一束鲜花，所附文字尽管只是普通的祝福和感谢，但她知道其中必有秘密。细细检查下来，发现一片花叶上有一行阿拉伯数字。她用《茶花女》作为密码本将其破译出来，内容是让她去苏州路66号烟纸店买一盒香烟，内有礼品一份设法急送济南，还交代了抵达济南后跟交接方的联系方式。

曹诺蓝立刻行动，买回香烟后，拆开检查，发现里面藏有微缩胶卷。其时济南战役已经结束，济南已被华东野战军拿下，由此可见，黄景君这是在为中共提供情报。曹诺蓝是虔诚的基督徒，平时不问政治，但她是把黄景君视为兄长式的好友对待的，如此重托，她自然不能让他失望，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决定照办。当时上海去北方的交通尚在维持，但国统区对北上旅客的查验之严可想而知。好在曹诺蓝是教会人士，其主要工作是协调各地教会教堂与地方上的关系，可以借去济南查看教会情况的由头跑一趟。有教会身份的掩护，她顺利抵达济南，按照黄景君在密函中的交代，向华东野战军递交了微缩胶卷。当然，直到现在为止，她也不清楚胶卷拍摄的是什么内容。

半年后的5月27日，上海解放。三天后，曹诺蓝收到了一张未具落款及地址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些祝愿的话，一看就是黄景君的笔迹。有了前几次的经验，她马上意识到明信片上肯定有内容，仔细查看，果然发现明信片图画的右下角用钢笔看似随意地打了一个很小的勾。曹诺蓝就对这幅图画产生了兴趣。这幅图画比较简单，就是一座教堂，从顶部打开的天窗里飞出一只小鸟。初时她不解其意，看了又看，想了又想，终于领悟，黄景君的意思是让她离开教会。曹诺蓝对黄景君很信任，认为他这样暗示肯定是有道理的，于是毅然辞职。

黄景君似乎对曹诺蓝的动向非常了解，辞职后的次日，他往曹氏姐妹的住所打了一个电话，没有说明信片之事，只是告诉她如今解放了，要低调小心过日子，尽可能不要抛头露面，明哲保身为上。曹诺蓝问他，如果我有事情不明白想向您请教，应该去哪里找您？电话那头稍一迟疑，黄景君报出了一个地址：西藏北路五祥坊口煤球店。

曹诺蓝没有遇到需要请教的事儿，也就没有必要跟黄景君联系。但是，她没有事，救命恩人闵老先生却有事相托。茅国靖持闵老先生的条子来找她，她不能拒绝。就在去“白咖”见面时把煤球店的地址告诉了对方。

说到这里，曹诺蓝站起来给侦查员面前的杯子里添水：“我知道的就这些，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焦允俊问：“那位闵老先生的地址呢？”“地址我当然可以给你，不过，你们就算找到他，恐怕也没什么用了…”“这话怎么讲？”

曹诺蓝说，她这两天没回姐姐家，为的就是此事——两天前的下午，闵老先生突然中风，急送医院救治，性命保住了，但已瘫痪，神志不清，更说不出话。她一直在忙着联系医生，去电香港急购药品。直到今天闵老先生在外地的子女赶抵上海，她才得以脱身，但晚上还是要去医院陪护的。焦允俊思忖片刻，做了个手势，孙慎言便示意曹诺蓝随其离开书房。然后，焦允俊抓起书桌上的电话机，叫通市局总机，报出了一个代表“绿色通道”特权的密码，让即刻接通西藏北路派出所。派出所的内线电话正在使用，而且是分局长在和所长通话，但还是被话务员毫不迟疑地掐断，把焦允俊的电话接了进去。

“我是华东特案组，要求你所立刻执行以下命令：派员对西藏北路五祥坊口那家煤球店秘密监控，不管老板店员，只要离开，一律扣下！”

十四、新的线索

放下电话，特案组三侦查员立刻驱车前往西藏北路，见到煤球店老板林开先，二话不说，就问一件事——茅国靖是否找过他。

林老板说，茅国靖在12月3日傍晚找过他，打听一位黄先生的住址。林老板其实并不认识黄先生，他是受人之托，记住一个地址。托付之人告诉他一句暗语，叮嘱凡是用这句暗语来找他的，不管是什么人，哪怕是叫花子，都得告知那个地址。因此，林老板就把地址告知茅国靖了。这个地址是中兴路170号——距煤球店所在的西藏北路不远，步行只需二十来分钟。可是，当侦查员赶过去时，却是铁将军把门。向邻居打听，得知这里确实住着一位黄先生，不过这两天没看见他露面，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那么，这位黄先生从事什么职业呢？邻居说这里的房子是他租的，说是养病，所以没有职业。这里打听不到什么情况，侦查员只好去派出所。派出所说有这么一个人，其户籍在本市常熟区陕西南路，在这里是临时居住。按照规定，本市户口的居民租借房子是不需要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的。当然，户籍警打电话核实过其户籍的真实性，对方派出所说此人并无政历问题，不是内控对象，属于一般群众。如此，这边的派出所也就不去过问他的情况了。

侦查员商量后，决定查看一下黄景君的住所。华东特案组的侦查员都是身手不凡之辈，诸般锁具难不倒他们，只不过有时不便施展而已。回到黄景君的租住处门口，谭弦摆弄了不到半分钟，门就开了。焦允俊表面看似轻松，其实心一直悬着，因为有之前施政被敌特袭击的先例，他担心黄景君已经遇害。打开房门，把几间房子查看一遍，没有发现异常，这才放下心来。卧室、客堂、厨房都收拾得整洁有序，卧室的书架上摆放的上百册书籍虽然陈旧，但并无灰尘，可见主人是经常收拾的。检查中还发现五斗橱里放着现钞、存折和若干贵重物品。

侦查员走访了几户邻居，都反映说黄先生是个好人，喜欢跟老人小孩儿闲聊，从没有给别人制造过麻烦。那么，他是几时离开这里的呢？邻居说法不一，但也就一天之差，有说3日傍晚看见他出门的，也有说好像4日清晨还看见他在前面拐角的小摊上吃馄饨。

煤球店林老板说过，茅国靖是12月3日傍晚前去打听黄景君住址的，焦允俊对这个时间节点特别注意，向左右和对门三户邻居着重了解黄景君那天傍晚的行踪，最后把各人所述情况综合起来-----

那天下午四点半左右，黄景君离家外出，手持一个草编提兜，路上跟邻居打招呼，说是去菜场看看，那副样子跟平时并无区别，看上去心绪轻松。可是，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至少那三户邻居没看见他回来过。倒是稍后有个男子找上门来，打听黄先生是否住在这里，邻居告诉他黄先生去菜场买菜了。那人等了十来分钟就离开了，此后再没出现过。侦查员分析，根据茅国靖之类“独脚蟹”的特点，他过来寻访北湖不会带助手，否则他向林老板打听到黄景君的住址后不会自己出面寻上门去。如果他要对黄景君下手，在有部属可以指使的情况下，就不会亲自出马，多半会复制对付施政的手段。毕竟杀人不是儿戏，尤其是对付黄景君这样一个角色——那可是曾经从防范严密的日本宪兵队手里逃脱过的人——风险不是一般的大。即便茅国靖去菜场寻找黄景君，怕是也没办法把黄骗到一个隐蔽地方下手。所以，可以比较乐观地作出判断：黄景君并没有被害，可能凭他那种天生的直觉觉察到有危险逼近，于是主动避开了。

那么，黄景君会躲藏在哪里呢？侦查员想到了其户籍所在地——常熟区陕西南路的居所。

12月7日，三侦查员前往陕西南路调查。他们赶到时，派出所长和户籍警已经在门前等候了。户籍警告诉焦允俊，户口底卡显示，该处房产是属于黄景君的，他是单身，填的是未婚。但这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上海解放前三个多月就把这处房子出租给了两户居民，只留下两间作为自用。黄景君自己则住到闸北区中兴路去了，那边的派出所曾来电询问过他的情况。

询问房客，两户房客都说是从经纪人那里租的房，没跟房东见过面，一切全由经纪人代办，付了一年房租。问经纪人姓甚名谁，其中介店铺在哪里，房客却说不知道。他们是在邮电局门口张贴的广告上得知这边有房子要出租的，觉得价钱比较合适，就按照广告上经纪人的地址写了信，经纪人收到信，就登门来让看房子了。至于经纪人的地址、姓名，他们早就忘记了。

尽管如此，侦查员还是进入这幢三开间两层楼的民居去看了看，不久又支开房客，施展手段开了房东那两间没出租的房间，家具、地板上灰尘颇厚，一看就知道主人确实已经多时没有回来过了。

东边碰了壁，只好把脑筋动到西边去了。所谓西边，就是位于这条马路西侧的区房管所。侦查员想调阅黄景君的房产档案，看看能不能获得些线索。可是，焦允俊三人是在与一位思虑极深的情报专家打交道，事后焦允俊不得不承认，自已低估了对方的智商。他们在房管所翻遍了解放前留下的旧房契副本，竟然没有发现黄景君名下那套房产的痕迹。看来，黄景君在获得这套房屋的产权时，就已经通过某种关系做了手脚，把原始档案销毁了。

离开房管所时，天色已晚。焦允俊又去找煤球店林老板，想弄清楚是何人嘱托他保存黄景君的住址的。挖出这条线索，也可以顺藤摸瓜往下查。可是，那个托付林老板的人早在上海解放前半个月就病逝了。此人姓宋，系青帮中人，林老板也是青帮人士，但比宋某要小一辈，宋算是他的师叔。宋生前与林老板亦已作古的青帮师父范先生关系密切，所以宋与林老板的情谊等同于师徒。按照帮会规矩，既然有这种关系，只要宋发了话，林老板是必须照办的，而且只要宋不说原因，林老板也不能打听。

焦允俊暗忖，虽说宋已经作古，但他家属应该还在，也许他们知道些情况。就向林老板问明了宋家的地址，连夜赶去。宋的家人确实还在，共四位，老伴和三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因为住得很近，侦查员一一都问到了，但她们都不清楚宋老头儿生前跟哪些朋友有深交，因为他从来不把朋友往家里带。

12月8日，三侦查员聚在一起继续研究案情。用焦允俊的说法，不管怎样总得找出解决问题的法子，否则没法儿向上面交代，也坏了华东特案组的名头。三人刚坐下，突然电话铃声大作。是中兴路派出所打来的，反映了一个情况，刚才民警下里弄例行了解社情，跟一个姓马的小老头儿聊天，对方无意间提起坊间正在议论的170号黄先生忽然失踪之事，马老头儿说他前天去南市走亲戚，昨天上午亲戚请他去老城隍庙旁边的“小得月茶楼”喝茶，曾在那里见到过黄景君——这人没有失踪嘛！焦允俊挂断电话，立刻下令：找马老头儿去了解情况！马老头儿提供的情况很简单，他和亲戚一起在茶馆底楼一副座头上喝茶，亲眼看见茶馆老板客气地把黄景君从二楼送下来，一直送出门。至于黄先生去茶馆干什么，茶馆老板为什么对其那么客气，他一概不知。侦查员问：“黄景君有没有看见你？”马某说：“应该没有看见，因为我们那副座头在角落里。”

接下来，就是驱车南市了，还是先去派出所。派出所派人去了老城隍庙“小得月茶楼”悄悄把老板岳从泰请过来，一问黄景君，他摇头说不认识。焦允俊马上意识到问题提得不对，又问昨天上午岳老板送走的那位客人是谁。岳老板恍然，原来您三位问的是冯先生！侦查员担心马老头儿认错了人，就请岳老板说说那位冯先生的年龄、体态、相貌，听对方道来，跟黄景君高度相似，于是认定那是黄景君在岳老板面前使用的另一个身份。像黄景君这种角色，改名换姓是常态，焦允俊粗算算，自己使用过的化名至少也有二三十个。

那么，冯先生拜访岳老板所为何事呢？岳老板说，他是来向我借钱的，说最近手头有点儿紧。先前据派出所民警介绍，这位茶楼老板岳从泰有个绰号叫“铁公鸡”，以一毛不拔著称，黄景君怎么会开口向他告贷？原来，岳从泰跟化名冯讷的黄景君相识颇久，至少有二十个年头了。起初他们并无深交，无非是茶楼老板和经常光顾的茶客之间的关系。三十年代初有一段时间，自称住在附近的黄景君每天去“小得月茶楼”喝茶——侦查员估计是去收集情报。时间稍长，就跟岳老板熟悉了。岳老板也并未将其放在心上，寻思不过一个经常光顾茶馆的生意人罢了，只是出于职业习惯，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

这样过了一年多，“小得月茶楼”遇到了麻烦。有两伙流氓到茶楼来“吃讲茶”（谈判），没有谈拢，当场械斗，一方失利败逃。这种情况在当时常见，茶馆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斗赢的一方还得负责支付茶资、赔偿茶馆损失，这是江湖规矩。可是，这次胜的那一方不但不赔偿损失，还说茶馆跟败的那一方串通，在胜出方老大所喝的茶水里放了毒药，致使老大突患重病，急送医院救治，能不能保住性命还难说。因此，要向岳老板讨一个说法。对于“小得月茶楼”来说，这是一桩大事，就算老大不死，医药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当时叫“压惊银”）合并算下来，茶馆就得关门打烊了，岳老板只好到处找人求情说和。

没想到，第三天傍晚传来消息，老大死在医院里了。岳老板一夜未眠，还没回过神来，次日上午胜方已经来了一伙流氓，人人穿黑衫，个个戴白孝，怀揣着短刀、铁尺、九节鞭，有人还提着火油箱，显然是准备一旦谈不拢那就砸店放火，来一个彻底解决。对方为首那位说，这个茶馆，以及岳老板在方浜路的住宅，从今天起就是我们的了，已经请人估过价了，两处相加也抵不了咱们老大的命，算是便宜你了。现在请岳老板办理交割手续，否则，我们只好下手了。

岳老板哪里经历过这种阵势，当场吓傻。当时谁也没有注意，正在靠近门口那副座头上喝茶的冯讷已经悄然开溜。因为他的及时开溜，让岳老板逃过一劫。警察和青帮几乎是同时赶到茶馆的，那伙流氓在江湖上只能属于小爬虫级别，哪里再敢继续造次？一个个灰溜溜地跟着警察走了。事后，岳老板听说是冯先生出手相帮，自是感激不尽。他虽然吝啬成性，但江湖规矩却是懂的，知道自己必须有所表示。几天后黄景君去茶馆喝茶时，岳老板当众向其表示感谢，奉上一盒银洋。可是，黄景君却婉拒了。

那天之后，黄景君再也没有去过“小得月茶楼”。直到前天上午，阔别多年的冯先生突然出现在岳老板面前。岳老板大喜，连忙将其请入二楼账房间，摒退账房先生，吩咐跑堂沏茶奉烟。冯先生说因手头紧有急用，想告贷一笔钞票。岳老板虽然抠门，但知道江湖规矩是不能坏的，二话不说，立刻问对方要多少。对方伸出两根指头，岳老板说巧得很，茶馆账上正好有几笔刚收的账款，大约二三百万。于是唤进账房先生，开出了一张见票即兑的支票，一共二百六十万元。冯先生也不言谢，取过桌上的纸笔，写了一纸借条，约定三个月后归还，计三分息。岳老板寻思原本就是我欠着你这份大人情，还有什么还不还的，当下就把借条撕了。

听了岳老板的介绍，三位侦查员把情况作了如下梳理——

从黄景君住处发现的现钞、存折和若干贵重物品这一点看来，诚如邻居所说的，黄景君离开住处时确实是打算去菜场买菜的。可他这一去之后就没有再回来，稍后却出现在“小得月茶楼”，向将近二十年没有联系的岳老板借钱。这说明他的出走是临时起意，而且导致他出走的原因既危险又紧迫，以至于他连回家取出钱钞、存折等都不敢。什么情况会使黄景君作出这等反应？看来只有敌特方面的因素了。

当然，也许还有公安。黄景君担任过汪精卫的私人顾问，新政权要审查他也是情理之中的。不过，黄景君也曾为中共提供过有价值的情报，因此他也应该明白，新政权不至于为难他，否则，早在解放前他就可以躲到海外去。像他这样的人才，去了海外还怕找不到事做？可是，他选择了留下。这说明他并不担心新政权跟他过不去。

那么，黄景君怎么知道敌特分子茅国靖去煤球店向林老板打听他的情况呢？难道他在煤球店里安排了内线？这一点，焦允俊后来也问过黄景君。黄说他不可能在煤球店物色内线，之所以知晓有人打听其下落纯属偶然。

煤球店的账房先生是林老板的堂弟，早晨喜欢去附近茶馆喝茶下棋。而黄景君也有这个爱好，两人就在茶馆相识，经常碰面。有时他还接受林先生的邀请去家里做客——自然也是以下棋为主要内容。去的次数多了，林家的孩子跟他也熟了。那天下午他去菜场买菜，正好遇见林先生上小学五年级的女儿林容湄。小姑娘每天放学后要去菜场买菜，去之前会去煤球店向老爸要钞票。这天她去煤球店时，正好遇上茅国靖向林老板打听黄景君的地址，把双方的对话听了个清楚。此刻在菜场见面，就随口告诉黄先生了。景君不露声色，随口问了问来人的年龄、外貌口音及与林老板的对话内容，马上断定并非公安人员，那就是敌特了。没别的办法，只有立刻消失。

三位侦查员此时当然还不清楚这个原因，但他们深信，黄景君肯定是察觉到危险，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如此，他向岳老板告贷也就顺理成章符合逻辑了。

继续往下分析，黄景君出走后去了哪里呢？估计会找一个他认可的安全之地暂栖。从他接着就向岳老板告贷这一点看来，他的暂时栖身之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但接待他的朋友经济条件不咋样，甚至比较拮据，所以，他必须弄一些钞票予以贴补。这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他借钱的目的是为了离开上海，甚至前往海外。后一种可能是侦查员最不愿意接受的，但此刻着急也是干着急，只有暗暗祈祷黄先生别打这个主意。

侦查员还分析了黄景君在上海解放后的心态：这是一个国内罕见的以研判情报为其主要经济来源的专家，解放前（或者说到抗战胜利为止）他是只认钱不认政治，尽管他有基本的爱国理念，比如拒绝为日本侵略者服务，但并没有迈出走向正义比如投奔中共的关键一步，反而担任了汪精卫的私人顾问。抗战胜利后，黄景君的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促使他发生变化的原因，估计其中之一是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失望，他开始倾向于认同中共的政治主张。1948年下半年让曹诺蓝前往济南送情报一事，就是其认识变化的一个反映。

焦允俊长期在华东诸省特别是长三角地区从事情报工作，根据他对当时地下工作的了解，基本可以断定黄景君这一行动是出于自发。1948年下半年时，我方的地下情报输送渠道已经很畅通，如果黄景君的情报是华野情报人员事先“订购”的，那华野情报部门肯定会专为其设立转送情报的通道，而不必动用曹诺蓝这样的非专业人员——这也太冒险了。综合上述分析，焦允俊判断黄景君在上海解放前夕没有选择离开，而是隐居下来，表明他应该是拥护新政权的。既然如此，那就先考虑前种可能——如果黄景君没有离沪，他会躲藏在哪里，什么样的关系在他看来是可靠的。讨论下来，侦查员认为这种关系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其一，黄景君与对方的关系必须非常铁，铁到什么程度？估计像岳老板那样的恐怕还不行，借钱可以，藏身那就要犹豫了。而像黄景君那样的性格，事先估计会犹豫的朋友，他肯定不会考虑，否则求助不成，反倒会留下痕迹。

其二，光有这份铁关系还不行，还得有供黄景君藏匿的条件，这里主要指的是住房条件，最好是深宅大院，平时鲜有亲友登门。黄景君在里面住下后，既有自由活动的余地，又不会被外人察觉。符合这种条件的处所首选寺庙道观，其次是大户人家，再有就是酱园槽坊和大店工场之类。除了藏身条件，还有经济条件，黄景君优裕日子过惯了，寻常收入的朋友怕是养不起他。

继续往下分析，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会是什么人呢？谭弦提出，也许是黄景君以往情报生涯中的利益相关者。孙慎言摇头表示反对。理由很简单，现在已是中共执政，以前黄景君搞情报时的利益相关者应该都属于敏感对象，多半在上海解放伊始就到公安局登记了，平时的一举一动都在派出所眼皮底下。这种情况黄景君不会不知晓。即便有公安局不掌握的利益相关者，但这种人本身恐怕也是特工，或者和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有联系。如此，黄景君就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找这类人帮忙，相当于跟敌特方面打招呼，告诉人家自己在什么地方。以黄景君的谨慎，不会做这么冒失的事。

那孙慎言的意见是什么呢？他觉得，还要从这个“铁”字上下功夫。所谓的“铁”分许多种。最铁的关系无非就是生死之交，可有些生死之交，不一定非要有很深的交情或者很密切的交往，就好比钟子期和俞伯牙，二人萍水相逢，却相互欣赏，成为知音。黄景君看人准，比如曹诺蓝，尽管并无深交，他却毫无芥蒂地去找曹诺蓝请求帮助，而曹也能毫不犹豫地帮他藏身。不过，鉴于他与曹的关系已经暴露，他肯定不会再去找曹帮忙了。那么，他会不会还有类似曹诺蓝这样的朋友呢？比如红颜知己之类？焦允俊赞同孙慎言的意见，接着又分析说，尽管寺庙道观、大户人家、酱园槽坊等处所是比较理想的藏身之地，但具体落实颇有难度。刚才我们估测过黄景君玩失踪的动机，应该不是为提防我们，而是为了提防敌特。敌特对他过去活动的情况和关系比我们掌握得多，上述地点敌特显然也会考虑到，甚至还有具体目标，已经反复了解过。另外，现在的情势跟过去不同，工商联同业公会、工商局和劳动局正在对私企雇工情况进行登记，不论大厂还是小作坊，增加劳动力没有问题，但招收是有条件的，比如户籍，还必须向劳动管理部门备案。你们说，像黄景君这样的人，会冒这种险吗？我的意见是，我们可以往红颜知己方面考虑。黄景君以前做情报研判，收入肯定不菲，但并没听说他在投资方面有什么动作。那么，那些钱到哪里去了呢？说不定就花在红颜知己身上了。

十五、完成使命

2月10日，焦允俊三人接受寻访使命的第二十天，一早，三人就去了“小得月茶楼”。这是他们进行新一轮调查的第一站，理由是：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这家茶馆是黄景君情报生涯的早期活动场所，他很有可能就是在这里掘到第一桶金的。这种出道伊始时的活动，由于经验不足，意识不强，难免会留下痕迹。

侦查员想打听的是，在那一年多时间里，几乎天天去“小得月茶楼”喝茶的黄景君跟哪些茶客经常接触，聊天的时候曾经说过些什么。相信这种挖掘工作如果做得到位的话，应该可以查摸到蛛丝马迹。

“小得月茶楼”岳老板的记忆力不错，对于时隔将近二十年的老茶客的姓名还记得比较清楚。更使侦查员感到欣慰的是，竟然当场从正在茶楼喝茶的那些顾客中请来了三个老者，说他们当年就经常跟黄景君一起喝茶聊天。侦查员请这三位把当年跟黄景君一起喝茶聊天的其他茶客大体上排了排，目前联系得到的尚有另外三人。事不宜迟，立刻与派出所联系，让他们派人把那三位也请过来。

岳老板临时腾出一间空房，湖上好茶，又让跑堂去附近茶食店买来几样茶食点心，说是请六老喝茶聊天。这一聊，还直的聊出了内容——黄景君当年喜欢狎妓，喝茶时曾聊起过与三个关系密切的妓女的交往。

“狎”的含义，通常作“亲近而态度不庄重”解释。所谓狎妓，与一般意义上的嫖娟稍有区别。古人狎妓多是在青楼或者妓院。场所不同，程序和花费也不同。两种场合相比，青楼更繁琐一些，对来者的学识、见闻、财力、背景都有较高的要求，比如古代那些著名文人大多喜欢在青楼出没，相比之下，妓院的档次就比较低了，他们是不屑于光顾的。古代一些著名才女也多出身青楼，从事该职业的女性多擅长歌舞，也称歌伎、舞伎，其中有不少奉行卖艺不卖身的原则，与一般的妓女不同。六个老茶客回忆，曾被黄景君津津乐道的三个妓女，艺名分别是花胜月、莫无愁和枫叶红，真名不详，当时在哪家妓院或者娱乐场所也不清楚。焦允俊和孙慎言、谭弦讨论下来，决定把上海滩从事该行业的资深对象召集起来开个座谈会。

12月13日，三位侦查员在上海市民政局与应邀前来参加座谈会的四名对象见面。经过多个小时的座谈后，花胜月、莫无愁、枫叶红就全部有了着落。

稍后，侦查员即开始对这三个女子进行外围背景调查。虽然只知道艺名，但参与座谈会的那些人提供的住址比较清楚，侦查员只是往三个对象住地的管段派出所分别打了电话，那边就奉命作为紧急情况立刻调查，很快就有了回音——

花胜月，本名范贤娟，三十七岁，浙江鄞县人氏。幼年随父母赴沪，童年和少年时期家境不错，入学读书，课余时间还学音乐、绘画和外语，国文特别是古诗词是其强项。十一岁就在报纸发表诗词、散文、国画。原本可以很好地发展下去，不料十七岁初中毕业那年家中突遭不测，其父母由沪赴鄞县老家探视患病的长辈途中遭遇强盗，命财两空。自此家境败落，范贤娟被迫终止学业。又因两个兄长懦弱，妻子蛮横，联手作恶，将其赶出家门。

范贤娟为谋生计，曾做过女佣、家教、看护，十九岁那年使用艺名花胜月进了福州路的“百花园”，与老板签约时写明做清馆人（指卖艺不卖身：既卖艺也卖身的，称为“红倌人”），而且经人介绍，请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督察约翰逊先生的夫人作为监督人，所以从业以来一直太平无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公共租界被日军占领，范贤娟决定辞业，至今独身，居住于约翰逊夫妇（她已拜这对夫妇为干父母）回国前留赠她的位于新闸路的房屋。据派出所了解，自1941年底离开“百花园”后，花胜月笃信佛教，把住宅出租一半收取租金。她本人很少出门，与邻居从不往来。

莫无愁，本名许慕霜，三十八岁，祖籍江苏徐州，生于上海浦东洋泾镇。其父系前清秀才，科举落第，遂以教私整为生，兼做中医。莫无愁自幼随父习文，善吟诗词牌曲，久之自己也能创作，渐为居住于沪上南市的其父老友凌祖鑫赏识，收为义女，供其在南市上学。凌系前清举人，南市名绅，家境不错。莫无愁小学毕业后，入法租界教会中学，除学习正常课程外，还修习外语、西洋绘画，业余时间还去跑马会学习骑马、到百乐门跳舞。初中毕业时，已俨然一副上流社会子女的做派。

之后，她又上了寄宿制的教会高中。不料莫无愁因少了凌举人的督教，竟然结交了一班富家少爷纨绔子弟，逃学逃夜，最后被学校开除。年迈的凌举人又气又恼，因无颜面对老友，竟然一病不起，没多久就一命鸣呼。许秀才一怒之下，登报声明断绝父女关系，将女儿逐出家门，不相往来，生死无关。到这一步，莫无愁干脆破罐子破摔，经一富家少爷介绍，投奔教堂街（今河南中路）“凝香坊”，做了一名既卖艺又卖身的红倌人。抗战中期，“凝香坊”发生火灾，面临破产危机，莫无愁用其积蓄资助老板重建，遂成妓院的股东。目前，她仍在协助老板主持营业。不过，她本人在抗战胜利后已经不再接客，嫁了一个比她大十六岁的资本家做填房。

枫叶红，本名白歆芝，三十九岁，祖籍江苏苏州，出生于上海。她是抗战前上海滩知名的清倌人，1930年曾被报纸评为“沪上十大名伎”，排名第六，系公共租界“夜忆楼”妓院的头牌。枫叶红的职业选择原因在青楼行业中是比较罕见的，竟然是祖传，到她已经是第三代了。她的外婆、母亲均从事这一行，而且都是美貌又富才艺的清倌人。枫叶红打自三岁起，就开始接受与清倌人从业相关的教育，诸如书法绘画、唐诗宋词元曲、英语（特别是口语）、唱歌乐器跳舞，以及做一名出色的清倌人所需的种种礼仪举止。十六岁那年秋天，白歆芝就以枫叶红的艺名在“夜忆楼”正式从业。

《汉书·孝成许皇后传》有：“其余诚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宁前。”这是成语红颜薄命的出处，指女子容貌美丽但遭遇不幸。枫叶红以及其外婆、母亲都没有想到，这种命运竟然在她们身上应验了。枫叶红自1925年挂牌后，连红了九年，到1934年时忽然没了影踪，“夜忆楼”悄悄摘下了她的艺名彩牌。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枫叶红患了肺结核，而在这之前三年，那个老牌清倌人、她的老外婆就已因肺结核不治而殁。不久，其母白锦心也患了同样的疾病。过了两年多，枫叶红也没能幸免。

旧时肺结核是除癌症以外的第一凶险之病，因无对付结核杆菌的特效药，生了此病只有死路一条，很少有人逃得过。当时的中西医师对其母女之病均束手无策，不过也有医嘱，只有两个字——静养，其实就是等死。如此，枫叶红寻思自己这片树叶看来红到头了，准备落下吧。继续从业当然不可能了，就卖掉了在市区的住宅，母女俩悄然迁往沪郊北新泾镇（当时北新泾、七宝地区属上海特别市蒲松区，区治所设在北新泾镇。1947年蒲松区改为新泾区，1949年5月由上海市军管会新泾区接管委员会接管）。

说来也是不可思议，医学奇迹竟然在这对母女身上出现，两人到北新泾定居之后，静心休养，竟然都活到解放后，而且活得还比较健康。新泾公安分局负责调查的民警向特案组汇报说，白歆芝与其母白锦心为谋生计，已把原先在镇上买下的房子出售，在镇外觅得一方地皮盖了三间草房，在房前屋后种植鲜花蔬菜、搭建棚子培育蘑菇出售，也替人做些女红活儿，过着一份清贫日子。

侦查员分析了上述三个对象的情况，认为青楼女子在与男性交往方面肯定与寻常女性有所区别，不能以寻常的思维去推测她们的行事风格，对这三女在跟黄景君的关系上也难能作出公式化的判断，之前总结出的红颜知己必须具备的若干条件也不能生搬硬套，所以干脆直接登门调查吧。

焦允俊说，这位黄先生道行很深，我甚至有一种咱们三个也不如他一个的感觉。怎么说呢，他还真是天生搞情报的料，那份直觉我非常佩服！所以，在调查时绝对不能对他有丝毫惊动。目前这种状况，他很难辨识查访他的人是哪一方的，出于自我保护意识，最好的方法就是只要发现触角——不管是打着哪一方旗号的触角，都概玩消失。而且，这次一旦消失，天知道什么时候会再露面。因此，可以说眼下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千万不可错失！咱们得设连环扣，环环相扣，在他注意到我们之前就找到他。焦允俊的连环扣设想是这样的：另外抽调侦查员，分成三个小组，特案组三侦查员各负责一个，约定时间，同时调查这三个对象。如果运气好，正好在某个对象处撞到黄景君，那就直接将其请走。如果没有这份好运气，那就向调查对象了解她与黄景君的关系和以前的交往情况，了解后随即告辞。但是，离开现场的仅仅是登门的那两三个人，另外还要有人秘密监视。如果调查对象接纳了上门暂时避风头的黄景君，并且将其藏匿于其他地方，她肯定会在事后设法通知黄景君。没有露面的那一拨侦查员就悄然跟踪，如果真能走到这一步，特案组这桩不寻常的使命应该就接近尾声了。

很快，华东社会部和上海市公安局调集了二十名侦查员紧急向特案组报到，其中三名是女同志。这二十人分为三拨，焦允俊、孙慎言、谭弦各带领一拨，每拨都有一名女警员。

当天午夜前，三拨侦查员分别抵达三个调查对象，花胜月、莫无愁、枫叶红，的住地。午夜十二点，各指派三名侦查员叩响了三个调查对象的家门。特案组三侦查员的分工是随机安排的，因为谁也无法估测究竟哪一路胜算大些，焦允俊带领的一路负责调查花胜月，谭弦那一路调查莫无愁，孙慎言一路调查枫叶红。结果，花胜月和莫无愁都说黄先生已经消失多年，别说见面，连他的生死都不清楚。这两路调查结束随即告辞，另安排侦查员在周边蹲守，没多久，就接到孙慎言派人骑摩托车赶来告知的消息：使命已经完成！

如果当时有条件把三个对象的情况输入电脑进行评估，孙慎言那一路应该打分最低。因为枫叶红的住所实在简陋，就三间，加在一起不过四十多平方米的草房，一为卧室，一为客堂，一为厨房，母女两人生活在内都显得逼仄，再加上一个外来男子，那就无处安身了。所以，光凭这点，评估时就要扣分，而且扣得较多。负责这路的侦查员孙慎言在接受使命时也是这么想的，寻思自己这一路估计没戏，只不过走过场罢了。可没想到的是，最精彩的戏竟然让他赶上了。

午夜时分，孙慎言和两名外援叩门，屋里应声很快，开门也很迅速。孙慎言更加坚信没戏了。三人入内后，孙慎言在正中那间客堂跟这对清倌人母女谈话，两个外援则查看卧室和厨房。这么狭小的地方一眼就能看清是否藏匿着第三人了。使孙慎言感到意外的是，枫叶红矢口否认她认识黄景君，问一句摇一下头，几句问过之后，甚至连手也一起摇着以加强动作感。就是此举让孙慎言看到了成功的曙光，因为他从中读出了对方的一种急迫感，似是急于澄清自己与黄景君没有关系。

结束调查告辞离开后，孙慎言立刻在附近与另外五名外援侦查员会合，指示他们做好跟踪准备。果然，仅仅过了十来分钟，那对母女居住的草屋就“咯吱”一响，屋里并不点灯，黑暗中闪出一条人影，沿着田埂往西走去。三名侦查员立刻跟随其后，稍等片刻，孙慎言招呼其余外援和他一起尾随。走了大约二十分钟，来到吴淞江畔的高地上，远远望去，那里耸立着一幢建筑物。

上海战役打响前，孙慎言曾奉命核对内线提供的军事地图，北新泾这边正是分给他的核对范围。搞情报的记忆力出众，他一看那孤立的建筑物，马上想起这是一座小小寺庙，名唤“河神庙”。当时他曾以烧香为名进去踏勘过，里面只有两个和尚。这样的小庙，属于当地村民集资自建的“野庙”，官方是不予登记的。看来黄景君也清楚这一点，所以敢放心大胆地藏匿于此，即便有人想到去寺庙找他，也只会通过官方资料了解上海市的寺庙分布情况，这样找当然是找不到他的。黄景君果然是通过枫叶红母女的安排藏匿于此的。枫叶红半夜敲门报信，他顿时一个激灵。听枫叶红说来人出示了上海市公安局的证件，他心下稍安，暗忖看来此番是新政权在寻找他，不是敌特分子。正在考虑应该怎样应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时，庙门又被叩响。于是，黄景君明白枫叶红被跟踪了。

往下的动作，表明黄景君不愧为资深情报专家，他知道不管来人是为寻访他，还是逮捕他，肯定是做了周密安排的，所以根本没动诸如攀爬围墙脱身之类的脑筋，竟然就自己上前打开了庙门。

特案组终于圆满完成了这桩使命。当天午，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侦查员陪护黄景君去医院进行过体检，中午又陪这位情报专家吃了餐饭，然后，把黄景君移交给华东社会部专门成立的一个承担安全保卫、生活照顾的五人小组。当晚，黄景君由五人小组陪同着，在北站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全文完）

【信笔由墨】

《汉书·孝成许皇后传》即《汉书·卷九十七下·外戚传第六十七下·孝成许皇后》篇。“妾薄命”之句则出自该篇孝成许皇后上汉成帝疏，又名《上疏言椒房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