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干生”是上世纪50年代大学一道浓重的风景，他们的年龄比平常的学生要大些，谈恋爱、结婚的事情是常有的。
他们的经历多，思考和处理问题成熟，因此班级或支部甚至校学生会的工作都由他们担任。
学生中的骨干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很多青年学子因为早早参加工作、参军甚至参加抗美援朝，耽误了在正常年龄报考大学的机会。不少人没有读完高中甚至初中，于是有了工农速成中学或工农速成班——用两年时间读完中学的主要课程，以便他们能以同等学历报考大学，这也是“调干生”与70年代靠“推荐”的工农兵学员的重要区别。那些年是全国统一试卷，而恰恰那些年全国的高中毕业生仅20万左右，大学生源严重不足。
我是1959年进入北大中文系的，班里调干生近1/5。据高年级同学回忆，他们一个班调干生几乎占到1/3。当然，读理工科的调干生比例明显比读文科的少，年龄大了读数理化难一些，这是很自然的。
“调干生”一般都比直接从高中考上来的同学大四五岁以上，比如我们班，年龄最大的调干生比我大9岁；而同年级年龄最大的调干生要比我大15岁。
调干生的特点是课堂成绩不一定突出，尤其是外语，但他们经历多、社会经验多，思考和处理问题不像我们那么幼稚甚至冲动，由他们担任班级或支部的工作，明显有优势；他们很自然成为学生中的骨干，也是黏合剂。
55届的谢冕，17岁从福建参军，23岁以同等学历考入北大；同是福建人、与谢冕同年级的张炯还参加过闽西游击队。还有孙绍振、温小钰、孙玉石、费振刚等，后来都成为响当当的名字。
各式各样调干生
比起55级来，我们年级的调干生算不上“辉煌”，但他们与我们毕竟天天泡在一起，那感觉要更亲近。
我们年级担任支部书记的孟宪忠，上大学前在部队已是军官，他刚三十出头就被我们叫“老头子”。他给我的印象是严肃，但爱才、不整人，跟我们几个年龄较小的同学关系更好，有时还打打闹闹的开玩笑。
作为支部书记，很多事必定是早就知道，比如我的毕业分配半年前就定了，“老头子”的嘴极严。填分配志愿时，有电台、报社记者来，年级通知我去接受采访，希望我高调表态：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可我偏偏“不识相”，说自己倒不是怕苦，而是肺病没有好，还拿不定主意，或许只能去学校教教书。这样的表态让他们失望，自然不能见报。
“老头子”马上知道了，但他只对我苦笑了一下：“你倒是个说实话的。”
那一年别的系高调表态的同学留校了，可见表不表态其实一个样。我们那一届毕业生分配得应该说是最好的，大部分留在北京，而且多在中央国家机关。然而，“老头子”自己的工作却拖了好几个月，最后被分到北京玻璃总厂宣传科。直到二三十年后我们才依稀听说，当时系总支有领导认为“老头子”“右”！
曾在志愿军总部任少尉参谋的胡志钏比我大9岁，浙江人，5年中我与他最密切。他回老家探亲常和我“买同一趟车”走，那时车慢，要三四十小时，还得换车。他路过上海就在我家歇一夜，同我父母等四五口人挤在一间仅16平方米的屋子里。
印象最深的是胡志钏跟我讲过朝鲜战场的若干秘事，这于我这样涉世太浅的人无异于振聋发聩。我直到改革开放时才敢讲。再就是我去了五七干校，在那里又因“现行”受审查，我父母一时没有我音讯很着急。胡志钏在北京别的单位搞专案，他打听了我的事情，给我父母写信安慰他们；他还写信给我暗示林彪“有事了”，这份情义真是难能可贵。
当年也有调干生仗着“老资格”喜欢训人的。还有人觉得吃学生食堂苦，自己够级别要求吃小灶的，于是受到系里批评。那年头想搞这样的特殊，真没有门儿。同学三五成群出去玩，其中有调干生的话，大家肯定是“吃大户”，因为调干生是带工资上学的，我们则或靠父母供给或靠一个月十几元的助学金。其实，不少调干生都成家了，有家庭负担。
上学时可以结婚
调干生找对象也是学校一道风景。当我们这些直接从中学考来的还懵懵懂懂时，他们早该谈恋爱了。于是，我们就看戏，评头论足，出主意，乱点鸳鸯谱，传播绯闻。寒暑假的时候，宿舍人走了多半，高年级某宿舍门口会贴出一张信笺纸大的“告示”：“某某某与某某情投意合，定于某日在本室举行婚礼，欢迎同窗友好光临。”这多半是调干生了，按今天的说法，是最典型的“裸婚”。
“文革”十年，大家都被耽误了。待到改革开放，起用青年知识分子，我们赶上个尾巴——因为四十出头，年龄优势还没有完全丧失。我们大多成为各行各业的业务骨干或中层领导。可那些调干生就不一样，他们年龄过点了。
“调干生”已成往事，也许永远是历史了。
(《北京青年报》4.13 杨匡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