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33：稀世玉石失窃案

【尘封档案】系列之133：稀世玉石失窃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7年11期

 作者：孙沉、燕秋飞、徐迎冬

一、稀世玉石

1966年6月20日，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淮海中路派出所接到辖区内顾家宅一位华侨住户的报案，称家里遭窃贼光顾，其祖传的一块价值连城的玉石及一些首饰、现钞被窃。

老上海对于顾家宅这个地名应该不陌生。此地位于原卢湾区北部中心，即淮海中路以南，重庆南路以西，雁荡路以东，复兴中路以北。旧时，这里有座村庄，名唤顾家宅村。1899年6月，法国总领事白藻泰与清朝两江总督所派代表商议法租界扩张事宜，将包括顾家宅村在内的千余亩土地划入法租界。此后，法国人在该地块建房筑路、开辟公园，公董局还设立了一座电台。不过，坊间仍以旧地名称之，公园称为“法国公园”、“顾家宅公园”（即今复兴公园），电台称为“顾家宅电台”。

1956年春，年近花甲的华侨顾训实从海外回上海老家定居。顾训实的祖辈就生活在顾家宅，他的父亲顾诲生去新加坡经商，在那里娶妻生子，系当地华侨中小有名气的资本家。顾训实虽出生于海外，但因父母均是华人，故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还通晓沪语。1922年父亲去世后，顾训实以长子身份承接家族的产业管理。但他经商的才能不及乃父，而且运气似乎也总是不佳。折腾了多年，总算緩过劲儿来，生意刚刚见起色，二战爆发，父子两代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产业大多毁于战火。战后，顾训实振作起来重新拼搏，总算又积蓄了一些财产。

转眼十年过去，顾的四个子女都已出道，或在欧美，或留本地，从事的都是体面职业，收入不菲。而顾训实已年届六旬，便有了退隐之心，决定叶落归根，回黄浦江畔的老家度过余生。当年其父顾诲生老爷子也曾有过此念，于去世前两年回了趟上海，委托在沪亲戚在顾家宅置地，建造了一幢独门独户的石库门寓所，准备作为晚年养老之地。不料，就在老爷子办理一应财产处置手续时，突发脑中风，虽然当时就送到医院，却已回天乏力。顾训实办毕丧事，为处理沪上房产事宜，曾特地回过一趟上海。亲友都劝其一卖了之，他反复考虑后决定留下这幢房子，委托亲戚代为出租。

这一出租，就是整整二十九年。1949年5月上海解放的消息传到新加坡后，顾训实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立刻委托香港朋友向沪拍发加急电报，要求负责代管房产的亲戚立刻收回房产，违约费用可从以往已收的房租中扣除。房产收回后，亲戚又收到了第二份电报，让亲戚举家免费入住该房产，亲戚家原有的房子出租还是空置任由其自己决定，如果出租，所获房租概归亲戚所有。

事后证明，这一宁可损失租金收入也要保全房产的举措非常有必要。上海解放后，市区内凡是像样些的空房大多由房管局以政府名义处置，像顾家这样的房产，如果亲戚不去入住，那就肯定会被房管局代管，安排他人入住。而一旦占居，那就很难搬离。如果顾训实回沪定居想落实居所，即便成功，所费的工夫和精力只怕也要耗掉他半条命。顾训实以放弃房租为代价换得了房产安全，是很有远见的。

老爷子顾诲生在新加坡谋生四十年，不知通过何种手段、也不知从何人手里弄到了一块石头。这块石头是几时到老爷子手上的，顾训实压根儿不知道。1920年，老爷子回沪办理在顾家宅置地盖房事宜返回后的一个阴雨绵绵的晚上，把长子顾训实唤进书房。打开桌上放着的一个长方形锦盒，里面是一个紫檀木盒，边沿镶着白铜。木盒竟还装着密码锁，拨动密码打开，盒盖以及盒体里侧都有丝缎为面料的内衬，盒子正中躺着一块两寸见方、高度约两寸半的熟白果样的石头。

顾诲生告诉儿子，这不但是一方稀世玉石，而且来历非同寻常。三百年前明朝灭亡后，朱元璋的子孙逃亡南方，登位称帝，历史上称为南明。南明末代皇帝朱由榔是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朱由榔原是明朝桂王，1646年登南明皇帝之位，庙号昭宗，年号永历，史称永历帝。他做了十六年皇帝，于1662年6月在昆明被吴三桂所杀。

旧时皇帝用的印章称为玉玺，通常是用美玉镌刻。朱由榔这个皇帝做得很窝囊，登位只不过一个半月，清军进逼临时都城肇庆，小朝廷被迫逃往广西，后来又逃往云南。最后，在吴三桂的追击下，又逃亡缅甸。但在缅甸也不太平，吴三桂攻击缅甸，引发缅甸政局危机，缅甸皇帝被其弟莽白所杀，朱由榔则被莽白扣留。不久，莽白将其献给了吴三桂，吴三桂在昆明将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处死。

玉玺是皇权的象征，尽管朱由榔是个名不副实的皇帝，玉玺也是要有的。因为是仓促登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材料和工匠，朱由榔使用的一直是一个擅长刻印的大臣临时用木头刻的印章。逃到云南后，有人献给朱由榔一块美玉，就是现在顾诲生给长子看的这块。但是，逃亡在外生死难测，朱由榔既无刻印的心思，也找不到一流的工匠。被莽白押解云南途中，朱由榔曾想逃跑，向押解军士行贿，但金银珠宝已被莽白搜光，只好拿出了这块石头。从此，这块石头流落到海外，最终落在顾诲生手里。

顾诲生一见此物，就知道非同一般，收藏多年，一直秘不示人。如今，他决定将这块玉石作为顾家的传家宝代代相传。既然已经在上海购房置地，准备叶落归根，他就打算把这件传家宝带回上海。今天，是要先给儿子看一下，让儿子了解一下情况，还反复叮嘱，自己死后，这块玉石就传给儿子了，他去上海之后会在遗嘱中写明。以后儿子也要这样，传子不传女，子多则传给长子；万一后世子孙子嗣无着，那就依次传给侄子。切记，切记！

打算得倒是挺好，可是，沪上顾家宅的房子造好后，老爷子竟突发脑中风猝死。顾训实在善后时，留下了这块玉石，像老父一样秘不示人，连妻子儿女也没告诉。1956年3月他回沪定居，自然要带上这件传家宝。经香港前往上海，入关时将这块玉石作为“祖传缅甸玉”申报。不料，一周后忽有三个干部登门拜访，两个是海关人员，一个是市人委（全称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即上海市政府，该名称于1955年4月启用，持续到1967年2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华侨事务处干部。来人出示公函，说要看看顾先生从海外带来的那块玉石。此举完全出乎顾训实意料，便问这是什么意思。来人说您入境申报的那块缅甸玉可能有误，我们需要复检一下。

原来，那天入境检查申报物品的海关关员是个刚从海关学校毕业不久的新手，还不具备独立上岗的资格，只能做老关员的助手。也是凑巧，那天正好市里临时约请三名老关员去市工商联，给刚刚公私合营的新公司公方代表上培训课，人手紧缺，就把这个新关员放单飞了。新关员检查了顾训实携带的那块“祖传缅甸玉石”，顺利放行。事后，老关员回到单位，翻阅了他不在时的工作记录，看到了顾训实携带缅甸玉入境之事。当时倒也没啥疑问，只是想给这个新收的徒弟说说玉石的基本常识，师徒两个便凑在一起闲聊。

老关员告诉徒弟，缅甸玉在玉石中的分类属于硬玉，又称翡翠，颜色分白红绿黑黄紫，中国人最看重的是其中的绿色玉石，因其色泽符合国人含蓄、平和、温雅、亲切的性格。硬玉通常用来制作手镯、挂件、镶件，开采出来后，都是按照原状保存，由玉匠视玉料的情况设计产品，要求尽可能做到物尽其用。这一说，那个新关员就想到了顾训实申报的那块“缅甸玉”，那分明是一块有棱有角边沿分明的石料，应是已经处理过的，看其形状，八成是用来刻印章。跟老关员一说，老关员分析，既然是刻印章，那就不大可能是缅甸玉，应该是其他玉料。这件事需要弄清楚，申报与通关不符是违反规定的，甚至有走私嫌疑。

上报领导后，领导说既然如此，那就复查一下吧，先弄清楚带进来的究竟是缅甸玉还是其他什么玉，再视情处理。建國初期非常重视统战工作，当事人身份是华侨，海关就跟市人委华侨事务处联系，要求该处派员参与复查。

听明原委，顾训实知道这是跟官方打交道，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再者，老父只是告诉自己这是一块稀世玉石，至于是哪种玉却没有说明，顾训实也一直没有找人鉴定过，能借这个机会弄明白也是好事。而且这是海关出面鉴定，当然具有绝对权威，还不用他自己掏钱。于是，他当场点头表示同意。不过，他提出了一个要求——玉到哪里，他也到哪里，绝对不离开玉石半步。海关那二位说没问题，请顾先生把玉带上，我们这就去博物馆。

当时的上海博物馆在南京西路325号原跑马总会，市文物委员会也在那里办公。正好那天博物馆和文物委员会的专家齐集一堂，正在进行例行的学术交流，这件鉴定物送过去，恰如平静的池塘里投进了一块石头。鉴定下来的结论是：这块玉石并非缅甸玉，而是一块极为珍贵的青田石。

青田石不算稀奇，关键是这块玉石属于青田石中极其罕见的“起冻青田石”，称为“灯光冻”。所谓灯光冻，又名灯明石，微黄，半透明，光照下灿若灯辉。关于该石与永历帝关系的说法，专家认为可信度甚高，因为明代皇帝的玉玺几乎都用青田石镌刻，当年有人将该玉石献给永历帝之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即使贵为天子，也难得获得这种青田石中的上品——开采出来的几率实在是太低了，几乎可以说是千载难逢。当时在座参与鉴定的十三名专家都是早在民国甚至晚清就已成名的业界大腕儿，其鉴定实践之丰富、涉猎之广、眼界之高、经验之老到可以想象，但也仅有两人曾有幸目睹过起冻青田石，其余人不过是听说。

那么，顾训实的这块起冻青田石价值几何呢？在场的专家都摇头。文物估价得有个比较，青田灯光冻系千年罕见之物，拿什么去跟它比较？据史籍记载，明代皇帝用来镌刻玉玺的上品青田，价格就已远超黄金，而且是有价无市，更何况上品青田中的极品起冻青田石？在1956年的市场上，其价格应该怎样认定？十几位专家讨论下来，给出的说法是：无法认定。

这么一来，海关那二位就不敢让顾训实继续拿着这块起冻青田石了，顾训实在入关时申报的是缅甸玉，两者价值是没法儿比的，而且还涉嫌走私。究竟应该怎样处理，得去向领导请示。如此，顾训实就不干了，不是说好寸身不离的吗，怎么要把这块玉石拿走呢？于是就投诉——市人委华侨事务处的干部就在旁边，动动嘴巴就可以了。那个干部对于海关人员的想法不敢苟同，但也不敢主张仍让顾训实把玉石拿回去。三方协商下来，总算达成了一个折中的意见：把玉石送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保管箱里保存，跟银行约定，须得三方到场方可打开、取物。

之后，海关方面就开始研究顾训实携带玉石入境的行为是否违法。市人委华侨事务处向市委统战部递送了报告反映此事，统战部跟海关也有沟通。最后，海关决定把玉石还给顾训实，但他须重新填写入关申报单，把“缅甸玉”修正为“青田玉”；另外须写一份保证书，保证永远不把这块玉石携带出境。顾训实对海关的这个决定表示感谢，但对把缅甸玉修正为青田玉有异议。他认为，既然专家一致认定这是一块起冻青田玉，就应该修正为灯光冻或灯明石。华侨事务处认为此说有道理，出面跟海关交涉，海关自无二话。

经此一节，顾训实知晓了手头这块玉石的珍贵，寻思把玉石放在银行保管箱里肯定比放在家里保险。这一放，就是整整八年。到了1964年社教运动时，忽然接到银行通知，称根据上级指示，自即日起停止保管箱出租业务，已经办理租借业务的用户须在接到通知后半月内前往银行办理退租手续，提取所存物品，逾期将作为无主物品处置。顾训实大半辈子是在海外度过的，从未听说过银行有这种做法，不解，便去咨询。人家也不给他什么解释，只把通知内容当面跟他说了一遍。

无奈，顾训实只好联系华侨事务处和海关，三方到场，把玉石取出后由顾训实拿回家。怎么珍藏呢？自然是安全第一。老两口商量了三天，可供选择的方案有七八个，议来议去最后选定了一个：把玉石藏在眼皮底下的客堂里，不但每天都能看到，而且包括顾训实自己在内要想取出来也很不容易，需要使用工具，花些时间，甚至还会有不小的响动。

如此总该安全了吧？谁也没想到，两年后顾宅遭梁上君子光顾，这块稀世玉石被盗走了！

二、专案侦查

淮海中路派出所接到报案，一面派户籍警小孙等数名民警前往顾家宅保护现场，一面向卢湾分局报告。因为这个案子的特殊性，分局即向市局报告。市局领导指令由市局、分局抽调刑警组建联合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侦查。正好江苏省公安厅一位新四军出身的刑侦科长柯传珠尚未安排岗位，领导遂决定由他担任专案组长，主持该案的侦查工作。

柯传珠率六名刑警赶到顾训实住宅时，小孙等民警已经封锁了现场，还把居委会干部、居民小组长和几个邻居都唤来，在门前树荫下等着刑警向他们询问相关情况。顾训实和其妻许春莲则坐在大树下两张邻家搬出的藤椅上，满脸焦灼。

顾家住宅是一座两上两下的小楼，门前拦着竹篱笆，篱笆墙上开着两扇木门。刑警穿过只有两米宽的狭长院子进入右侧的客堂，客堂里方砖铺地，左侧靠厨房一侧的墙边地面上有个洞孔。这个位置原本放了一张八仙桌，顾训实夫妇和与他们同住的侄子顾谦一夫妇平时就在这张桌上用餐。顾训实告诉刑警，两年前接到银行停止提供财物保管业务的通知，不得已，他把玉石从银行取回，就在方砖下面挖了个尺半深的洞，铺了砖头、油毛毡、生石灰，放玉石的盒子则用油布裹扎得严严实实，放进去后又在上面覆以塑料纸、碎砖石，抹上细泥，最后盖上那块被原封不动取下的大方砖，缝隙间用糯米搅拌石灰细细抹平，待晾干后，见外观与周围地面毫无差别方才收工。这项工程他们夫妇俩停停歇歇整整干了一夜。

老夫妻俩还告诉刑警，除了这块灯明石，另外还有七件黄金首饰、一千美元、八百元人民币被窃，那是藏在楼上卧室大橱抽斗里的。其侄子夫妇的卧室也遭窃贼光顾，但他们薪水一般，有限的积蓄存在银行里，应该并无损失。

刑警勘查现场后，一个个就眉峰不展了——案犯显然是精于此道的老手，不但撬门干脆利索，而且作案后把所到之处留下的痕迹都清除了，甚至没忘记带走可能会遗留指纹的油毛毡和塑料纸，只剩客堂八仙桌下的那堆从地洞中挖出的建筑垃圾。可以想象，以1966年的中国刑事勘查水平，想在这样的现场发现案犯留下的蛛丝马迹几无可能。

按说，在方砖地上挖这么一个洞，肯定会整出动静来。昨晚没刮风没下雨，主人怎么没被惊动呢？而且老年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儿神经衰弱，晚上普遍睡不好，但凡有点儿动静，很容易就会惊醒的呀？刑警一问，原来这段时间老两口根本就没住在家里。

顾训实、许春莲夫妇均是祖籍沪上，但都出生在海外，十年前才回国在上海定居。那时的顾家宅，原住居民已经不足一成，而且都是像顾训实这样的后代人。何况顾训实这样出生在新加坡的华侨，别说和其他新来的居民，就是和这一成原住居民也很少交往。顾训实回国伊始就遇上海关申报风波，差点儿被问个走私罪，玉石也险些不保，因此对新政权心存畏惧，如果不是海外的房产已经处置，老两口只怕要重返新加坡了。本着这种心理，顾训实与周围邻居之间更是隔膜，还关照老伴不要跟邻居啰唆，对所有人客客气气敷衍敷衍就是。

这种老派处世之道，老上海都是熟悉的，所以顾家宅的居民对老两口也是敬而远之。顾训实真正信得过的只有他的侄子顾谦一，还有侄媳妇郑文珍。毕竟是自己嫡亲的小辈，如果他没有子嗣的话，那侄子就当儿子看待了，自己的这份家产包括灯明石今后也要传给侄子了。顾谦一、郑文珍夫妇对伯父伯母也颇尊重，他们也是住在顾家宅这边，经常过来嘘寒问暖，陪着老人上医院或代购东西。两人的经济条件一般，但每年端午、中秋、过年以及老两口的生日，他们必定要把老两口请到家里，张罗一桌丰盛的菜肴，热热闹闹吃顿饭。

侄子夫妇的住房比较破旧，刮风下雨总会受到影响，所谓“外面下大雨，屋里落小雨；外头雨已停，屋里还滴答”的沪上棚户区境况，顾谦一家全盘复制。这种情况的解决方式有两个，或是自己出资修缮甚至翻造，或是把私房交给政府，由房管所修理，此后仍由原房主居住，不过产权归国家了，居住性质属于租借，要付房租，还有可能因为特殊情况被置换到其他地方去。第二个选择顾谦一夫妇是不愿考虑的，而前一个选择对他们来说更是犯难。不仅是钱的问题，那个年月，建筑材料比钞票还难搞到。翻造房屋需要房管所批准，批准之后，才会根据翻造需要批给定量的建材。问题是，建材不是说批就批下来的，只有排队等，据说等个十年八年批不下建材的也不少见。

那该怎么办呢？钞票不够，至少可以向亲友借，建筑材料却是没地方可商借的，谁家若有建材，那必定是自家准备用的，谁肯借给别人？借出去之后，对方又拿什么来还？顾谦一夫妇正犯愁的时候，顾训实给侄子出了个主意——两家房子置换，由顾训实出面向房管所申请翻造。

这个主意具有老江湖水平。房管所没有理由拒绝顾先生与侄子置换私房，换了以后更没有理由不批准翻造，批准以后也就只好立刻把建材批下来了。否则，如果像对待普通人那样也让顾老先生等着，顾先生八成会去市人委反映，市人委出面的话，房管所顶不住；再者，一旦那危房出了问题，砸死砸伤海外归侨的责任，房管所也担不起。所以，这桩事儿就顺利办下来了。

翻修期间，侄子侄媳没地方住，就暂时住在顾训实老两口家里。两家住在一起的这段日子，平时有人陪着顾训实夫妇说说话，生活上也有个照应，老两口觉得这样倒也不错，遂决定两家今后就住在一起，新翻造的房子干脆租出去。那个年代房租便宜到如今难以置信的程度，每个月只有区区数元人民币，顾训实根本不放在眼里，归侄子就是了。

这是1964年深秋的事。过了一年不到，顾训实夫妇得到消息，原在新加坡的老邻居、发小黄先生夫妇也回国定居了，他们是苏州人，现住在苏州阊门。原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了，这回可是有了重聚的机会，两家就开始在上海蘇州来来往往。这次，黄先生夫妇邀请顾训实夫妇去苏州游东山，那里一座古刹的住持与他家是世交，两对老年夫妇可以在古刹住一阵，品碧螺春，尝闻名江南的东山杨梅。

顾训实夫妇于6月12日离沪赴苏，在东山住到今天方才回家。十时许到家，发现宅子大门留着一条缝隙。顾训实心说不好，因为这天是星期一，按说侄子侄媳妇都是上班的，即使因为病假、调休什么的待在家里，这种天气也不可能把大门虚掩着。当下推门一看，尽管已经有了可能遭窃的心理准备，却万万没想到窃贼竟是盯准了那方灯明石下手！

那么，顾训实夫妇出门旅行期间，其侄子侄媳也应该在家呀，案发当晚他们也没听到什么动静吗？

派出所户籍警向刑警介绍，顾训实的侄子顾谦一曾经“吃过轧头”（沪语，意即遭遇过来自官方的司法处理）。他原是交通大学学生，1956年大三时莫名其妙卷入了一桩反革命集团案（当时沪上几乎所有大学都有过类似事件），被公安局逮捕，送交法院判了七年徒刑，押解位于上海郊区北新泾的上海市第七劳改队服刑。顾谦一始终不承认自己犯了罪，在狱中不断申诉。劳改队的管教员都劝他算了，不如在狱中发挥工科大学生的特长好好劳动改造，争取减刑。顾谦一不听，每周一封申诉信照发不误。没想到，两年之后竟然有了回音，上海市中院也不派告申庭法官来提审，直接寄给劳改队一封刑事裁定书，称“证据不足，应撤销原判，予以平反”，同时请劳改队协助解决善后问题。

劳改队征求顾谦一意见，顾谦一表示要回交大继续读书，完成学业。劳改队跟交大联系，满以为学校那边肯定会无条件接收，谁知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当初办这个案子的时候，学校保卫干部代表校方配合警方对顾谦一进行侦审，也算是通宵达旦废寝忘食，顾谦一更是被整得脱了层皮，如今顾谦一被平反，那自然说明保卫干部办了错案，如果追究责任，难免会追究到校方头上。就算不追究，保卫干部天天面对着这个因自己的努力被打成反革命、如今又被平反恢复名誉的家伙，让他们情何以堪？只要顾谦一出现在校园里，人们就会不由自主联想到冤假错案之类的字眼儿，校方颜面何存？这是校方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于是就找借口拒绝。

校方的借口也很有水平，说是根据顾谦一平时的言论，去年反右运动时完全可以定为右派分子，而且是最严重的“极右”。考虑到本人已经被专政了，也就没有专门收集材料。现在学校正在搞“反右补课”，如果他回到学校，肯定会把他定为极右分子。那就不是戴帽子了，而是要送劳改的，七年、十年也不稀奇。

这么一说，劳改队前往学校联系的那个干部暗吃一惊。这干部心善，不想让好不容易获得平反的顾谦一再惹麻烦，只得作罢。再去找顾谦一谈，当然不便摊牌，只好说目前对于顾的这种情况尚无明确政策，等等再说吧。接着给顾谦一出主意：像他这种情况，回到社会上很难安排工作，不如干脆就留在劳改队，以后如果有机会调离，这边肯定全力支持。

顾谦一想想也只有如此了，于是，他就成了劳改队的一名工人，安排在技术科工作。领导跟他说清楚了，你已平反，就是我们的同志了，我们决不会另眼看待，如果日后有多余的编制，可以给你转干（改革开放前，劳改队的“工人”是有严格条件限制的。刑释后留场就业的称为“场员”，一般都戴帽子，不是“反革命”就是“坏分子”；平反或原本罪行轻微、刑期较短且在服刑期间表现突出的，才有资格当工人）。

成为劳改队工人后，有人给顾谦一提了一门亲，女方就是他现在的妻子郑文珍。郑是淮海路著名的“哈尔滨食品厂”的营业员，单位的团干部，当时听说顾谦一是劳改队的，还特地去了趟北新泾第七劳改队了解情况，得知是平反的，方才同意处朋友。

户籍警向刑警说明上述情况时，在附近商店上班的郑文珍接到居委会的电话，匆忙请假回家了。她告诉刑警，6月12日顾训实夫妇去苏州后，他们夫妇照旧像平日一样生活，白天上班，傍晚下班回家，并无异常。顾谦一的同事李开福家住青浦城厢镇，几次邀请他们夫妇去白相，昨天是星期天，顾谦一决定接受邀请前往。郑文珍的单位是轮休制，便向单位领导请假调休一天。19日一早，夫妻俩带着事先准备的礼品，去附近常熟路郊区长途汽车站坐车前往青浦，受到了李开福全家的盛情款待。李家住在青浦城厢镇南门，老房子，很宽敞，主人热情挽留顾谦一夫妇住了一宿，今天上午乘头班车返沪，因时间紧张，抵达后也就没有回家，直接各自去上班了。

这时，接到刑警电话的第七劳改队派了一辆汽车把顾谦一给送回来了。顾谦一对于昨天去青浦李开福家白相的说法与郑文珍相同，他和妻子一样，根本不知道伯父竟然在客堂里藏了这么一件宝贝，并且说自十年前伯父搬到上海，他开始与伯父打交道至今，老两口从未吐露过一丝一毫有关灯明石的口风。

现场勘查结束，专案组长柯传珠与副组长石上松交换了意见，决定暂缓开会分析案情，立刻布置刑警在派出所民警协助下分头调查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

其一，向邻居了解顾训实夫妇外出旅行期间是否有外人出入过其住宅，之前坊间是否有过关于这对华侨夫妇秘藏稀世玉石的传言；其二，调查两年前顾训实从银行取回玉石后，在自家客堂挖掘地窟时所用工具、材料的来源，以判断是否有被他人（包括顾谦一、郑文珍夫妇）据此窥知用途从而发现其秘密的可能；其三，向海关和侨委了解十年前处理报关事件后是否在内部发行的《工作通报》等文件上披露过此事，以及参与处理此事的那几位干部是否在公开或者私下场合跟别人聊到过灯明石的情况；其四，到上海市博物馆调取当初参与对灯明石进行鉴定的专家名单和鉴定纪要，以确认顾氏夫妇藏有灯明石的情况是不是从这条渠道泄露的。

三、疑踪初现

当晚，专案组在卢湾分局驻地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汇总白天的调查情况——

顾谦一夫妇所述他们在顾训实老两口外出旅行期间的生活状况，得到了邻居的证实，也未见有外人出入过该住宅。在坊间看来，海归华侨顾先生夫妇自是属于“有铜钿人家”，不过，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种看法是具有普遍性的，顾氏夫妇并不显得多么特殊。至于灯明石之说，则从来没有人听说过。

关于地窟的情况，顾训实夫妇告诉警方，两年前他们从银行取回灯明石后，即决定搞“密窟工程”。顾训实思维缜密，考虑到不能向邻居借用工具，也不能堂而皇之购买工程所需的油毛毡等材料（当时有“生產资料商店”，向市民提供建材类物资的零售服务，但为防止聚零为整用于建房，都是把整包水泥称斤分装，整卷油毛毡也是按规定尺寸剪开后出售的），至于那活儿应该怎么做，更不可能向别人讨教经验。那段时间，老两口外出比较频繁，宁可舍近求远跑到外区去购买工具、材料，如同燕子衔泥筑巢，今天买一点儿明天买一点儿，花了十来天时间方才把工具、材料全部准备好。因此，他们深信保密工作做得绝对到位，包括侄子侄媳在内的所有人都不可能察觉此事。

十年前处理此事的那两个海关关员，一个升任股长，另一个调到市物资局担任科长去了；侨委那个干部职位不动，仍是普通科员。刑警分别找到他们，说起灯明石之事，他们都还记得，说保密是他们的工作纪律，这种情况肯定要守口如瓶的，否则出了意外不但会给事主造成损失，最后还会追究到他们头上。所以，他们没向任何人透露过，海关和侨委的内部文件也从未提及此事。

上海市博物馆提供的那份专家名单上一共有十三人，其中五名老专家已经病殁，其余八人中有五人住在上海本埠，三人分别居住在北京、南京和天津。刑警用两种方式分别进行调查，对本埠的登门拜访，外埠的则打长途电话。当时电话并不普及，即便这等业界大腕儿的住宅也没有电话机，刑警只得拨打这三人所在地管段派出所的电话，由派出所民警去其府上把人接到所里接听。

调查下来，这些专家对于十年前鉴定那块灯明石之事记忆犹新，所说情况均与鉴定纪要内容相符。但他们毕竟都是见惯了稀世珍宝之人，对涉案灯明石的评价虽然比较高，但都认为当时没有给出估价的原因并非这块石头是无价之宝，而是因为没有可以比较的参照物。事后他们私下也曾议论过，如果当时官方一定要求给出估价，那他们就会以明代的皇帝印章作为比照（前提是承认有关这块玉石的传说，也即其为永历皇帝玉玺的说法是可靠的）。尽管市场上没有交易（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没有文物拍卖会），但可以查查民国时期或者海外的资料，应该会有类似的文物。至于保密问题，当初鉴定时侨委干部就跟大家说过，而且每人都在鉴定纪要所附注意事项的相关条款下签了名，他们当然会信守诺言。

既然上述几个环节都没有泄密可能，那就只有从顾家内部找线索了。顾训实自造密窟用来藏匿灯明石之事，除了老两口自己知道，另外最有可能知晓的就应该是顾老先生的嫡亲侄子顾谦一。尽管老两口否认自己泄密的可能，但这只是他们的主观感觉而已，并不能作为刑警判断的依据。

老两口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喜欢喝药酒，这是在南洋生活时为适应那里的潮湿气候养成的习惯，每天必饮，但喝得不多，半两一两而已。回国后，由于江南气候与南洋有所不同，顾训实夫妇还特意去请教沪上名中医，对泡酒药方进行了修正，药味淡了，酒也由烈性白酒改为绍兴黄酒。对于祖籍上海的老两口来说，可能是遗传基因的作用，他们认为黄酒比白酒好喝，再加上黄酒的酒精度比白酒低得多，渐渐喝的量也增加了。有时兴致好，比如和侄子谈兴正浓，顾老先生在喝完定量的药酒后，还会开一瓶黄酒继续和侄子边喝边聊。酒兴所致，老先生会不会无意中透露灯明石的秘密，而事后又忘了呢？当然，也包括老先生的侄媳妇郑文珍。她是随丈夫在1964年国庆节后搬入这边居住的，一年多时间，为叔侄俩烧了不知多少次下酒菜，她也有可能听到这个秘密。

刑警钟俊提出，据居委会卫生委员刘阿姨和居民小组长王阿姨反映，6月19日顾谦一夫妇正要出门去青浦时，刚好她们两个登门检查卫生。该户卫生一向搞得很好，这次也不例外，她俩又往门上贴了一张印着“最佳清洁户”的红色纸条。她们记得很清楚，当时客堂里的地面平整干净，方砖一抹平。可见，案子是昨晚即6月19日夜间发生的，顾谦一夫妇昨晚住在青浦，应该没有作案时间。

但副组长石上松认为，既然灯明石的信息是从家庭内部泄露出去的，顾谦一夫妇就不可能没有一点儿干系。并不是说他们一定涉案，而是像其伯父一样，是无意间透露出去的，自己却没有意识到。顾训实无意间把灯明石的秘密透露给侄子，侄子不见得就会动歪脑筋。但顾谦一若是无意间又透露给外人，就不能保证其他人也那么客气了。顾谦一交往的同事朋友，有很大一部分是劳改队的刑释留场就业人员，都有前科，如果他们中的某些人听说了这个秘密，哪会放过这等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

石上松这一说，在座刑警都点头赞同。组长柯传珠遂决定派员前往北新泾第七劳改队调查顾谦一昨天去青浦的前因后果、具体时间及细节，顾谦一平时在七队的表现，邀请顾谦一去青浦的同事李开福及其在七队所交往的其他人员的情况。此外，还要对郑文珍进行与其丈夫相同内容的调查。

另一项部署是，针对本案赃物，对银行（当时沪上所有首饰店铺均已歇业，金银销售停止，私人如需出售金银，则凭户口簿前往银行办理）、文物商店和旧货店进行调查布控。不过，专案组刑警都对此不抱希望。窃贼即便要把赃物中的那几件黄金首饰卖掉，也不会立刻行动，而是要设法把那些首饰改头换面，还要借用（或偷窃）他人的户口簿，否则会引起银行的怀疑。至于那块灯明石，刑警估计窃贼也不会立刻出手。当时全上海只有一家文物商店，该店名气响，牌子硬，但可以肯定的是，店员中应该没有人见过这种出类拔萃的青田灯明石。遇到有人上门出售这种玉石，不可能当场拍板定价，而是要把店里有限的幾位老法师集中在一起，研究一下这究竟是一块什么样的石头。通常情况下，他们会跟来人约定几天后再来，请专家到场鉴定后再谈价位。这一说，窃贼哪敢第二次登门？至于旧货店，已经被明令禁止收购金银首饰或宝石玉器了。当然，并不排除不了解情况的窃贼上门打听的，那就是专案组的运气了。

次日上午，专案组刑警分头行动，前往指定的目标进行调查布控。果如昨晚案情分析会上所预料的，案犯没有贸然到银行、文物商店或旧货店去试探。

另一路对郑文珍的调查倒是很省事，其供职单位的领导表示，小郑是我们单位的团支书，工作积极，表现良好，已经定为近期发展党员的对象了。刑警询问郑文珍最近这段时间具体在干些什么，跟本单位什么人的关系比较好。领导干脆叫来了老中青三个营业员，让她们直接回答刑警的问题。结果，刑警是收集了一堆郑文珍所做的好人好事回来的。

前往北新泾劳改七队调查的是专案组副组长石上松及侦查员项义君、张建家。当时劳改队隶属公安系统，管教员和刑警同属上海市公安局领导，可以算是同事。因此，对方的配合很到位。负责接待的老郎同志正好是李开福服刑时所在中队的指导员，对李的情况很熟悉。

李开福是江苏省青浦县人氏（1958年11月青浦划入上海市），现年三十四岁，原是市内河航运公司的轮机工，曾利用工作之便，把浙江长兴那边的茶叶、笋干和竹器制品偷运到上海加价出售，又把上海这边的日用百货偷运到浙江销售。这在当时属于违法犯罪行为，罪名叫“投机倒把”。工商局非常热衷于打击此类对象，他们把李开福及他的几个同事直接扣押（工商所自设羁押室，也是铁门铁窗，与看守所无异），审清事实，查获罪证，然后送交公安局。1957年，李开福被判处五年徒刑，移押北新泾劳改七队服刑。刑满释放后，内河航运公司当然回不去了，只得留场就业，好在没戴上“坏分子”的帽子，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李开福有一技之长，服刑时的劳役岗位是机修工。顾谦一当时也在服刑，他是交大学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就安排做质量检测。由于经常去车间检测数据，跟李开福交道打多了，两人比较谈得拢。顾谦一平反后，安排在技术科当了工人，岗位依旧，还是经常和李开福接触。李开福刑满留场就业，顾谦一因为身份不同，在技术科可以说得上话，跟科领导悄悄一嘀咕，李得以调到技术科工作。如此，这二位就成了铁哥们儿。

 

那么，李开福是否受邀去过顾家宅做客呢？老郎说没听说过，想想不放心，又往技术科打电话询问。技术科的干部、工人、留场就业人员、犯人加起来不过三十余人，大家在一起上班，通常说话聊天也不回避，了解下来，都说李开福从未去过顾家宅，顾谦一倒是邀请过，但李开福家住郊区，周末要回家，平时就没时间了，所以一直没有成行。顾谦一也是第一次去青浦李宅做客，当然，李开福之前也是邀请过多次的。

老郎挂断电话，刚把通话内容向刑警复述完毕，技术科郭副科长忽然又把电话打过来，说刚才通话时有个犯人正在办公室擦窗子，他挂断电话后顺口问那犯人是否听说过李开福邀请顾谦一去青浦做客的事，那犯人不知此事，但他反映，曾听李开福说过，上星期天（指6月19日）陈培笙、蒋才峰跟李开福相约要去青浦钓鱼。郭副科长听着觉得似乎有问题，就立马给老郎来电补充这一最新情况。

陈培笙、蒋才峰又是何许人呢？老郎说那二位也是留队就业人员，在二车间当操作工。两人都是上海市区人，解放前就已是地段上有点儿名气的小瘪三了，解放后因偷窃、诈骗被分局拘留过，屡教不改。1953年上海市少年教养所成立时，两人是第一批送去少教的主儿。两年少教结束，两人都已十六岁，政府给出路，把他们安排进了社会工厂当临时工。之所以先干临时工，一是要看他们的表现，是否确有悔改之心；二是他们还没到国家规定可以正式参加工作的年龄，所以先当临时工，三年学徒期满照样可以转为正式工，他们只要好好干，肯定不会吃亏。

陈、蒋当时答应得蛮好，坚持了两年多，离满师转正只有五个月的时候，再次失足犯罪，参与了一个团伙盗窃百货公司的案子。案子很快破获，陈、蒋只是从犯，不过是望望风、搬搬赃物，但案值比较大，也考虑到其屡犯的因素，所以还是各领刑五年。这次刑满释放后，就不让他们回社会了，而是给他们戴上“坏分子”帽子留场工作。这二位服刑时跟李开福住一个监房，留场后又住同一宿舍，平时关系不错。

那么，相约去青浦钓鱼又是怎么回事呢？既然已经约好了，为何要改约顾谦一夫妇来青浦呢？三刑警觉得这里面似有不对头之处，稍一商量，决定直接跟李开福谈话。

李开福已经知道顾谦一家里遭窃，听说这个案子还不小，出现在刑警面前时神情显得有些紧张。石上松盯着他打量片刻，发现他尽管紧张，却无惊慌之色，当即判断这人可能没有参与作案。但为什么要甩开陈培笙、蒋才峰，另约顾谦一夫妇呢？其中的原因与本案是否有关联？

对此，李开福的回答是，陈、蒋两人早在春节过后就说起过要去青浦钓鱼，李跟他俩是好友，当然表示届时要尽地主之谊。上星期一中午，在食堂吃中饭时李遇到他俩，二人说已经定好了，就这个礼拜天（6月19日）去青浦。李的考虑比他们多一层，说最近正是黄梅天，如果正好碰上落雨你们来不来？二人说风雨无阻。于是就这样定下来了。当天下午，李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说礼拜天有两个同事要来青浦，可能要过夜，让家里做好接待准备。李的老婆是青浦乡下人，老实厚道，马上回信说知道了，也跟爷娘（李开福的父母）说过了，他们都欢迎儿子的朋友来做客。

信是礼拜四上午收到的，李特地去二车间告诉陈培笙和蒋才峰。二人有些尴尬，对李说这个礼拜日另有要事，去不成青浦了，改日吧。李有点儿恼火，说都跟家里打好招呼了，老婆信也来了，爷娘也非常欢迎你们过去，怎么说变卦就变卦呢？家里已经在做准备啦，鱼啊肉啊蛋啊都是要凭票买的，老婆担心不够，再说按青浦的规矩，夏天接待客人应该有鸭子，已经托人到昆山去买了……陈培笙见李真的生气了，笑嘻嘻说阿福先别急，我替你出个主意，保证不让你白忙活。他出的主意就是邀请顾谦一夫妇这个礼拜日去青浦白相。蒋才峰在一旁帮腔，说这个主意好，老李你以前不是也多次邀请顾谦一去青浦白相吗？他也一口答应的，只是说要等老婆轮休才去得成。这次不是蛮好一个机会嘛！

李开福想想也只好这样了，立马向顾谦一发出邀请，当然不说陈、蒋变卦爽约一节，只说家里人老是听我说起你，觉得阿拉乡下人交到你这样一个大学生朋友蛮有面子的，正好明后天有昆山親戚过来，会带一些土特产，爷娘让我老婆写信，说一定要请你们这个礼拜日去做客。顾谦一听说是这种情况，自然没二话，接着给他爱人打电话，让她跟领导请假调班，也是一说就成，于是接待陈、蒋二人就改成接待顾谦一夫妻了。

听了李开福的讲述，石上松随即打电话给专案组长，请他派人找顾谦一核实两个问题：第一，李开福所言是否属实；第二，6月12日顾训实夫妇去苏州访友，要离家大约一周，这件事顾谦一是否向七队这边的同事或其他什么人说起过。

上述两个问题很快得到证实，去青浦之事李开福确是星期四午前跟顾谦一提起的。至于另一个问题，顾谦一沉思片刻，突然想起，说有人知道这个情况！

知道这个情况的那位，就是留厂人员蒋才峰。顾训实夫妇去苏州访友，顾谦一自然要相帮二老做准备工作，想到途中乘公交车或在火车站候车时，如果人多拥挤可能没有座位，或者即使有座位，但行李只能放在地上，他就打算给老人做两只S形行李钩，途中可以挂行李用。6月10日上午，他就去了离技术科最近的二车间解决这事。这种情况属于“干私活儿”，是规章制度所禁止的，得找个关系不错的熟人悄悄进行。顾谦一找的是蒋才峰，因为他跟李开福关系很好，跟蒋也就说得上话。说了情由，蒋才峰一口答应。三天后，蒋才峰果然送来了四只行李钩，制作得很考究，还镀了锌用以防锈。

三刑警怀疑，陈培笙、蒋才峰临时爽约，是因为得知顾训实夫妇离沪的消息后动了盗窃之心，于是想出了这么一个调虎离山的主意，利用李开福的好客把顾谦一夫妇弄到青浦，这样他们就可以在6月19日晚上去顾家作案了。打电话和专案组长一商量，当即决定传唤陈、蒋。

这时，老郎又接听了一个电话，告知三刑警：就在刚才，蒋才峰想溜出厂区，被大门警卫拦下了。

四、案犯落网

劳改队的警卫措施非常严密，四周高墙电网，公安部队岗哨踞守高高的岗楼，昼夜警戒；电动铁门有两道，称为“头道门”、“二道门”，各有劳改队干部值守。两道大门之间的区域是劳改队各行政科室的办公区，以及干部、工人、留队人员的宿舍、食堂等。囚犯严禁超越设于二道门内的警戒线，其他人员则可以自由出入两道大门。出入二道门凭警卫人员直接辨认面孔，出入头道门就得出示证件了。不过，由于留场人员大多是戴着“反革命”或“坏分子”帽子的管制对象，属于阶级敌人，进出二道门虽然不受限制，但要想出头道门，那就不仅需要证件了，还必须有正当理由。

蒋才峰在上班期间离开单位的理由是看病——劳改七队的留场人员一般的生活待遇与干部、工人相同，看病不用花钱，去医务室开一纸特约单即可，到医院后连挂号费都不必支付，医疗费、药费、住院费全部由国家承担。这次，蒋才峰就是去医务室开了特约单，说是要去市区医院看病。但是，蒋才峰在出头道门时被警卫室拦下了，而且直接扣了他的出入证，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劳改队干部老郎解放前曾在根据地公安局当过侦查员，向刑警介绍情况后，见刑警询问李开福，寻思万一李开福、陈培笙、蒋才峰三个果真涉案，那就得把人控制住。他悄悄给头道门警卫室打了电话，一旦发现二车间的陈培笙、蒋才峰要出去，不论何种理由，一律先行拦截。

刑警立刻对陈培笙、蒋才峰进行分别讯问。这二人都是“老官司”，跟警察打惯了交道，刑警也就不跟他们搞虚的那一套，直来直去问他们6月19日上午七点到6月20日上午七点这二十四小时的活动内容。

陈、蒋显然事先商量过对策，知道自己这二十四小时里的行动是找不到证人的，如果说自己在厂里待着，头道门警卫室对休息日外出的人员是有登记的，一查就清楚。而刑警显然已经查过登记，吃准他们自周六下班直到周一早上都不在劳改队里。那么，这段时间在干啥，得有个说法，还得有人作证。此刻，两人在两间屋子里分别给出的说法是相同的——在家里待着；至于证人，那很抱歉，都没有，因为家人都不在。

刑警不想跟两人啰唆，不交代那就跟我们走一趟吧。先押着两人去宿舍搜查，无甚发现。随后，把两个嫌疑人带到分局关押，又立马赴两人家中搜查，亦无收获。

原以为到了分局这二位肯定会招供，不料刑警低估了“老官司”的抗审能力，从6月21日下午三点到6月22日中午十二点，陈、蒋两个竟然是零口供。其间，专案组除组长柯传珠外，其他刑警两个一拨，两小时一茬，轮番上阵，白脸黑脸软硬兼施，说得口干舌燥，无奈“凡事不开口，神仙难下手”，愣是拿两个嫌疑人没办法。

22日午后，副组长石上松眼泛血丝、声音沙哑地跟柯传珠商量对策。讯问时柯传珠虽然没有出面，却是幕后总策划，一夜没合眼，也是哈欠连连。柯传珠说这两个家伙早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在跟巡捕房、警察局打交道了，经验丰富，和我们对抗了将近一天一夜，我们却还不肯罢休。仅仅从讯问策略的角度说，这其实已经给对方提了个醒：我们并未掌握他们的作案情况。否则，如果我们手头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们犯了案，就不必非要他们招供不可。有了这种想法，他们就决定硬扛到底了。

这么一说，石上松顿悟：“对啊！第二轮讯问后，你叫我们吃夜宵，那两个小子也借光。那个姓陈的进来一看，姓蒋的坐在我旁边正吃呢，左手就捂住了腮帮子。他妈的！现在我明白了，这不是给同伙发信号吗？这两个家伙还真难伺候……老柯，你说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柯传珠想了想：“到这一步已经煮成夹生饭了，继续审下去，只怕难有突破的希望。我刚才正在琢磨这事儿，突然想到了一个情节。蒋才峰出门的借口不是去看病吗？问问他看什么病，这其中是否有蹊跷？”

哪知，蒋才峰似乎要把零口供进行到底，问他看病之事，他照旧装哑巴。刑警只好往劳改七队医务室打电话，问了那个给蒋开特约单的医生，得知留队人员开特约单很容易，向无打回票遭拒绝的。蒋对医生的说法是头疼脑热，要去长宁区中心医院做个检查配点儿药。当然，最后他没去成。在之后长时间的讯问中，刑警根本没发现他有什么不适症状，可以肯定他是在装病。为什么装病呢？石上松推测，如果确实是他们作的案，可能当时由于某种原因没来得及藏好赃款赃物，只是在某处暂时放一放，待找到合适的地方再行转移。今天一上班，这家伙发现有刑警模样的人来单位了，做贼心虚，自然想到要赶紧转移赃物，这是通常涉案者的反应。所以，蒋就以看病为由要立马离厂。

可是，柯传珠对石上松的推测却不敢苟同，他的想法正相反。从两人零口供的情况来看，蒋、陈事先显然商量过怎样逃避法律的惩罚。這么大一个案子，光有疑点（两人没有证据可以表明他们没有作案时间）没有口供，尤其是没有赃物，那是没法儿结案的，结不了案也就判不了刑，最多关押一段时间就会把他们放了。所以，他们对于藏匿赃款赃物这一节肯定会考虑得细而又细。陈、蒋两个自幼劣迹斑斑，还戴着“坏分子”帽子，平时一周中的六个工作日在班上受到监督，星期天回家则会受到居委会的监督。这种角色，在劳改队还能有说得上话的朋友，在社会上的活动空间就几近于零了。在阶级斗争的大气候下，原先的亲朋好友根本不会再来往，否则就有可能受他们的连累，陈、蒋在社会上不大可能找得到放心的藏匿赃款赃物的处所。因此，蒋才峰去医务室开特约单，不是为外出转移赃物，而是转移警方的侦查视线。那么，他们会把赃款赃物藏匿在哪里呢？柯传珠认为，很有可能就藏匿在劳改七队的生活区或者厂区内。

专案组遂决定对此展开调查。柯传珠说也不麻烦陈、蒋二犯了，把他们送看守所监房睡觉去。跟看守所长说好，他们从昨天到现在一直没有睡觉，进去后必须让他们好好睡，回头等咱们搜到赃款赃物还要折腾呢。

随即，专案组刑警全部出动前往北新泾。这活儿放在现在很简单——查看监控就是了，可是，那是五十余年前，电子监控这东西还没人听说过。不过，那时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查起来也并不特别犯难。前面说过，周末下班到周一上班进出单位时，留队人员要在头道门警卫室登记，如果他们在外面犯了事儿，公安局调查时就有个参考。现在，刑警要查的就是陈培笙、蒋才峰周末期间的出入记录。查下来，两人是一起下班的，时间是上周六，即6月18日下午五点零五分，直到6月20日即本周一上午七点二十八分、七点四十分才分别进的厂门。

然后是同时进行的第二步、第三步调查：陈、蒋两人在上周六下午离厂之前那几天里都干了些什么？跟谁有过接触？

刑警调查得知，案子发生前的那几天里，陈培笙、蒋才峰上班活儿比较轻松，一个是在厂区内驾驶拖拉机——这里有个说明，第七劳改队是生产钢管的，当时的生产方法是把低碳钢材加热后，用机器压制成不同规格的条状钢带，运往三车间加工成钢管，再把毛坯钢管运往另一车间去镀锌。把钢带、钢管从这个车间运送至下一车间的运输工具就是拖拉机拉着的拖车。按照规定，在押犯是不能驾驶拖拉机的，大多是由留场人员承担这项差使。当然，开拖拉机的人虽然不必持驾驶执照，但也并非阿猫阿狗都有资格，蒋才峰以前开过汽车，有驾照，所以有这个资格。

陈培笙是电工，那几天活儿不多，一个人待在电工间里不知鼓捣着什么。据同事小彭反映，上周五上午九点半左右他去电工间取保险丝，进门前听见里面有砂轮机开动的马达声，但按响门口的电铃后，里面的声音马上停止了。陈培笙打开门，听说是来拿保险丝的，不像往常那样把彭请进去坐一会儿闲扯片刻，而是立刻给了保险丝就把小彭往外推，像是生怕被窥破什么秘密似的。而蒋才峰开拖拉机也有文章在做，他曾把拖拉机开到汽车修理间，向犯人修车工黄阿林要了一段全厂只有该修理间才有的据说是进口的细钢丝，没说用途。

案子发生后的6月20日，陈培笙上午进厂后先去了宿舍，同室其他人家住外地，星期天留在厂里休息。陈跟他们打过招呼，把拎包往床上一放，发了香烟，一边抽着一边闲聊时，蒋才峰来了，进门就说烟味重，黄梅天潮气大，空气不流通，让他们三个到外面去抽烟。三人在外面抽完烟，返身回宿舍拎热水瓶去车间，其中一个同事无意间发现之前陈培笙放在床上的鼓鼓囊囊的拎包已经瘪了，显见得是一直在屋里的蒋才峰把陈培笙拎包里装着的东西拿出来放到其他地方去了。这个同事也没多想，因为陈、蒋是铁哥们儿，互相之间带些什么东西那是常有的事。现在两人被公安局抓走了，刑警又来调查，他才又想起这个情况。

专案组长柯传珠去了宿舍的门房间，询问6月20日白天是哪位师傅当班。当班的门卫姓宋，是个五十多岁的苏北人，解放前从苏北老家逃荒来到上海，解放后遣返苏北逃荒难民，他也在名单之内。正巧这时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外滩发现了反动标语。公安局逮捕了被认为有重大作案嫌疑的难民老宋，随后判刑八年。押解劳改后不过半个月，就发现这是一起错案，真正的案犯另有其人，作案后带着情妇逃离沪上去了老家临沂。因为和情妇发生矛盾，被女方检举，被捕后押解上海。老宋得以获释，但并未按照遣返政策继续遣返苏北，而是就地安置，这也算是一种“国家赔偿”吧。从此，他就有了上海户口，并成为劳改七队的第一个留队就业的工人。

老宋的老家已经没有亲人，留队就业后一直以厂为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在宿舍门房上班，昼夜二十四小时吃住在门卫室，每年受到单位表彰，被评为“全天候模范工人”。尽管没有文化，不会读写，但他的记性好着呢，谁谁上班期间进出过宿舍，哪怕已经过去半月一月，他也能说出准确的日期、时间，以及是否携带物品等。柯传珠遂向其了解6月20日那天蒋才峰、陈培笙两人上班后是否返回过宿舍，待了多久，进出时是否拿了物品。老宋想了想，说陈培笙没有回过宿舍，蒋才峰在那天上午十时许回来过，在宿舍区待了十来分钟，不知在干啥，进出都是空手，没拿物品。

刑警判断，那天早上上班时由陈培笙带来的赃物先经蒋才峰之手暂匿于宿舍储物柜内，上班后蒋才峰瞅个空子溜回宿舍重新藏匿。蒋在宿舍区待了十来分钟，但门卫老宋没听见什么动静，也没见他携带什么工具，因此可以推断，藏匿点就在宿舍区内，更具体一点儿，就在蒋、陈两人的宿舍中。

当下与保卫科联系进行搜查。保卫科派来两个干部、几名留场人员，带着铁锹、钢钎、大锤、撬棒等工具，那副架势别说搜查了，就是把房子拆掉也没问题。巧的是，来的留场人员中有一个是石上松的老熟人。这人姓王，家住卢湾区，三进宫的“老官司”，作的都是盗窃案，每次都栽在石上松手里。小王看到石上松，马上过来打招呼，说老阿哥您亲自出马深入劳改队查案子啦？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石上松也认出了对方，说小王你留队就业了？那好啊，也算有一份稳定的职业，收入不高，但生活肯定没问题，还能享受劳保待遇，有退休保障，往下就好自为之吧。这样，我这里有个题目考考你：如果要在十分钟内把一件物品藏在这块地盘上，换作是你，你会藏哪里？

小王还没开口，另一个留场人员抢先指着一旁的花坛说，应该埋在这下面吧。小王没吭声，目光却不住往房顶上扫视。

刑警决定先拆掉花坛，结果一无所获。又想上屋顶，可没有梯子，这里的平房造得比寻常民居高一些，把宿舍里的凳子放到桌子上，人踩上去也许能勉强够到房顶，但如果下面没有人相帮扶着，也难保不塌。当时宿舍区只有蒋才峰一人，因此他是没法儿登高上屋顶的。那么，赃物会藏在哪里呢？

刑警商量下来，没别的办法，只有逐间宿舍搜查了，便让保卫干事去车间把各人的储物柜钥匙拿来。正说着的时候，石上松的目光无意间扫到小王脸上，见他一脸似笑非笑的表情，心中不由一动，指着对方喝道：“王扬财，你给我过来！”

小王小跑着来到跟前站定：“老阿哥您有啥吩咐？”

“你小子刚才一脸坏笑是什么意思？”

小王吞吞吐吐：“老阿哥，您冤枉我啦，我哪儿敢坏笑啊？只是想到以前吃官司蹲班房的时候，遇到节前例行抄监，全队只有我藏下的两盒拆散的香烟一根也没被管教发现。过节期间别人都来拍我马屁，要以物换烟，一支烟可以换到一斤糖果。我……”

他还要往下说，被石上松打断：“废话少说，快说，你当时是把香烟藏在哪里的？”

小王指指床架子：“就在这里……”

他这一说，一干刑警顿时恍然。劳改七队是生产钢管的，犯人、留场人员、工人、干部使用的上下铺都是就地取材，用生产中淘汰下来的次品钢管制作的。钢管是空心的，蒋才峰把赃物藏匿在钢管内，用东西堵住，十来分钟的时间，正好够他鼓捣这套把戏！

五、停止侦查

既然判定赃物藏在钢管内，那就动手搜查吧。在刑警搜查的时候，柯传珠和石上松却不由得对视了一眼，两人都是面露遗憾之色——因为他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宿舍的上下铺都是用本厂生产的直径12英寸（当时钢管的规格均以英寸计算）的钢管制作的，换算成公制大约在三厘米左右。顾训实失窃的那块灯明石的尺寸大约两寸见方、两寸半高，如果蒋、陈把灯明石藏在钢管内，必定要用钢锯把这块石头破解成三厘米以下尺寸的小料。这样一来，一块稀世玉石就会毁于无知罪犯之手……

二人正在心里叹息着，刑警已把床架内的赃物取了出来，打眼一看，却是一个愣怔——只有七件首饰和顾老先生失窃的钞票，并无灯明石。如此，柯传珠、石上松心里稍稍一松，暗忖看来是藏匿在其他位置了。柯传珠下令，对宿舍区进行彻底搜查，所有犄角旮旯都不放过，甚至让勞改队指派专门打扫卫生的劳役犯把厕所都掏了个干净，恨不得挖地三尺。可是，如此折腾下来，却始终没发现灯明石的踪影。

当晚，专案组刑警分成两拨分别对陈培笙、蒋才峰进行讯问。蒋才峰昨晚已经有点儿动摇了，吃夜宵时看到陈培笙的暗示，才继续死扛。这会儿面对着赃物，他终于无话可说，愿意交代，争取获得从宽处理。

这一交代，使专案组诸君都大吃一惊！蒋、陈两人于6月19日晚十一时许潜入顾家，顺利作案，但是，楼上楼下翻箱倒柜折腾了大半个小时，只窃取了首饰和人民币、美元，并未掘地盗窃灯明石，他们根本不知道顾家有这么一块价值连城的玉石。至于盗窃首饰等，也没有确凿信息，只是知道顾谦一的伯伯是华侨，叶落归根回上海了，那肯定是有一笔财富的。对于得手的赃款赃物，他们多少有点儿失望，与他们的期待还是有不少落差的。蒋还交代，他们潜入现场作案时，客堂间的八仙桌放得好好的，方砖地面平整如常。

蒋才峰招供后，陈培笙的零口供也不得不到头了，其供述内容与蒋才峰相符。

专案组向领导汇报了案情，由于案子不同寻常，领导决定请市局预审处的高手对蒋、陈二犯进行复审，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蒋、陈二犯的口供可信。

这就是说，专案组面临的是一起极为罕见的双重盗窃案：当天晚上，蒋才峰、陈培笙二犯作案离开后，另有案犯潜入顾家。该犯对顾家的情况甚是熟悉，直接冲埋于客堂地下的灯明石下手，得手后趁夜遁去。

如此一来，专案组等于是花了三天时间绕了个大圈，又回到了原点。一干刑警难免沮丧，副组长石上松算是经验丰富的老刑警了，也有一种抬不起头的感觉。组长柯传珠的心理素质最好，他在江苏省厅工作时曾主持过数起重大案件的侦查，据说都是战果圆满，这也是上海市公安局领导任命其担任专案组长的原因。当然，这里面也有对其业务能力进行考察的意思，以便在之后安排工作岗位时有个直观依据。按说老柯对此肯定是有所考虑的，毕竟此案破获与否与其前程有关，但他此刻却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6月25日，专案组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柯传珠给大家打气，说这个案子侦查到目前阶段，虽然没找到灯明石的下落，但至少弄清了部分案情，对于往后的侦查工作也是有作用的。接下来，就集中精力找那块灯明石吧。

本次案情分析会的议题是围绕着“灯明石的信息如何被案犯获知”进行的，首先把侦查伊始就已经梳理过的那些内容重新梳理了一遍，看之前的分析是否合理，是否有遗漏的情况。一番讨论进行下来，众侦查员认为之前的分析都是合理的，也未发现遗漏。这样，就该往新的方向拓展了。既然灯明石的失窃是由信息泄露导致的，那么盯着信息泄露这个方向应该没错……

案情分析会开了整整一天，最后定下了“广泛撒网”的调查思路。所谓“广泛撒网”，分两个部分，一是对之前已经进行过的调查进行复查，要求比上次更细致更深入，而不仅仅是走过场；二是撇开之前已经获得的线索另辟蹊径，这种调查不定框框，只要是能想到的可能性，都要进行排查。

这一查，整整进行了两个月。之所以用了那么长时间，一是由于线索太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文革”已经开始了。单位里不时传达中央文件、学习社论并开展讨论，其间，上海出现了自发的“破四旧”抄家、群众性集会和骚动，公安机关必须抽调警力前往维持秩序。这些都是“压倒一切”的，灯明石即使属于无价之宝，也在被“压倒”的范围内，专案工作只能退而求次。

8月下旬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柯传珠接到市局通知，让他去汇报案件的侦查情况。这下，一向淡定的柯传珠心里也有些忐忑了。当初领导下达任务时对他是寄予很大希望的，说到了失主身份，由此又说到海外舆论（生怕破不了案给海外媒体笑话，况且新加坡当时尚未跟中国建交），说到统战工作，反正使人听着觉得这个案子是跟政治搭界的。现在，七个刑警折腾了两个多月，竟是查不下去，对于像他这样一个老刑警来说，无疑是难以交代的。至于因为破不了案领导会怎样打发他，此刻他倒懒得去想了。

之前专案组已数次向上级报告侦查工作的进展情况，此刻领导也不多说，只问是否有线索了。柯传珠说，这段时间已经把调查范围扩大到两年前顾训实夫妇把玉石藏于地下后曾到过顾家的每一个人，甚至包括邻家孩子。在排除老两口自己口风不紧泄露信息的可能性之后，专案组认为，只剩下到过顾家的人直接发现地下藏有东西这样一种可能，因此才决定如此过细排查。接着，他谈到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

7月上旬的一天，郑文珍在专案侦查员的启发下再次回忆细节时，突然想起了顾家宅的一个老住户柳耿耿。柳家住的原是私房，年久失修，后来把房子交给房管所，修缮后租居。柳耿耿比顾训实小两岁，其父以前是顾训实老爸的发小。十年前顾训实叶落归根返沪定居，虽然是第一次跟柳耿耿见面，但因有着那层关系，两人一见如故，自有一份亲热。之后，因为两家住得近，闲时也会走动，互相串门。柳耿耿有个三岁的小孙子，来顾家串门时，他也常常把孙子带来。郑文珍之所以提起此事，是因为那天发生的一幕她正好在场。

那天郑文珍上中班，午后正在收拾客堂那张八仙桌上用过的餐具时，柳耿耿带着孙子路过，顺便进来和顾训实聊几句。祖孙俩在路上捡到一只受伤的麻雀，被那三岁小儿捧在手里，进门后就地一蹲，要和麻雀玩耍。谁想一松手，麻雀立刻连跳带扑腾地逃离掌控。柳耿耿满屋乱转追捕那只麻雀，终于在八仙桌下面逮住了。郑文珍之所以还记得那一幕，是因为柳抓麻雀时的身手让她感到惊异。

柳是一个体态较胖的老头儿，平时看着似乎举止迟钝，没想到逮麻雀时竟然身手敏捷，在八仙桌下钻进窜出两三次，进退自如，完全不像他那个年纪的人。终于逮到鸟儿时，才一屁股坐在桌下的方砖地上，微微喘气，说老啦，不能像年轻时那样上墙攀屋地折腾了。郑文珍对其所说的“上墙攀屋”感到不解，柳带着孙子离开后，便问公公这爷叔是否会武功。顾训实说武功大概不会，不过他做了一世匠人师傅，三十岁就成“作头”（包工头）了，据说上海滩建筑行业的老人都知道他。

郑文珍当时看过听过，也没当回事。这次失竊后，刑警对顾家的对外交往反复调查，她才想起了这件事，不过，据她回忆，这事发生的时间已是一年多以前了。

专案组认为这是一条线索。像柳耿耿这样一个做过“作头”的工匠，从事一辈子建筑职业，对于方砖地下面是否被人做过手脚应该是有一份职业敏感的，难道他那天在八仙桌下钻进窜出时已经察觉下面有情况了？

为此，柯传珠指派两名刑警去了房管局，辗转找到了两个曾在全国省市建筑技术比赛中获得过名次的老泥工请教，得知用方砖铺就的地面，由于方砖制作工艺的原因，具有“一次性”的特点，即同一间屋子，同一块地面，同样的方砖，完全一样的施工，叩听起来的声音也是一致的。但如果铺了一部分停工了，隔日再去完成剩下的工程，哪怕是同一个工匠，所用的材料、工具、操作手法完全一样，完工后叩击的声音也会有细微不同，一个内行完全可以根据这种细微的差别准确地指出两次施工的分界线。因此，如果一间屋内的哪块方砖在竣工后曾被动过，哪怕仅仅是撬开看一看又恢复原状（更别说改变下面垫土的结构了），行家里手也能够分辨得出来。

刑警据此认为柳耿耿具有这份辨识能力，那天逮麻雀时这老头儿可能已经觉察到顾家的客堂地面下有名堂。但是，对柳的调查却难以进行——柳老头儿已经死了。柳生前嗜酒，每天必饮。1965年清明那天，儿子儿媳妇带着孙子去了娘家，丧偶的柳老头儿一个人在外面转悠，中午进了“光明邨”，要了一个冷盆、一瓶“小炮仗”（二两半装的烧酒）、一碗素面，独斟独饮，喝完酒正招呼服务员让厨房下面条时，忽然一头栽倒在地，再也没有起来。警方到现场调查过，认为不能排除遭人谋害的可能，与家属沟通后将其遗体解剖，最后确认死于心肌梗塞。

专案组研究下来，还是决定循着这条线索往下查一查。柳老头儿死了，他儿子、女儿还在，女儿嫁到杨浦区去了，儿子一家仍住在顾家宅。刑警首先去顾家宅走访柳老头儿的儿子。

柳老头儿的儿子儿媳妇都是区人委（区政府）干部，儿子解放后即参加革命工作，这时已是行政十七级。刑警与夫妻俩接触下来，两人说老爷子生前嗜酒，喝酒后话很多，儿子不喝酒，当着科长工作也忙，常常回到家里还要忙碌，平时陪其说话时间不多；儿媳妇当然就更不可能陪公公喝酒海聊了。所以，老頭子平时跟孙子聊得最多，孙子也特爱听爷爷讲些真真假假的故事。刑警推测，像柳耿耿这种性格，跟别人喝酒时肯定是个超级话唠，便请小柳科长开了一份名单，接下来，专案组准备找那些跟柳老头儿喝过酒的同行、徒弟、朋友什么的聊聊。柯传珠向领导汇报时，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尚未有什么反馈。

领导听了柯传珠的汇报，微微一笑，说市局领导昨天开局务会议时提到了这个案子，研究下来，认为最近形势发展较快，为配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警力肯定会很紧张。我们不可能把有限的警力无限期地投入到这个案子的调查中去，所以，局务会议决定这个案子先往旁边放一放，回头再说。专案组把材料整理一下封存，人员回各自部门。老柯，你先到市局治安处，新设的机动值班岗位还差个副主任，你暂时代理一段。上级有指示，运动刚刚开始，凡是从外地调入还未安排岗位的同志一律暂缓安排，过一阵再说。

这个结果出人意料，但柯传珠的政治敏感性一向比较强，转念一想，马上就想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社会上正在搞“破四旧”——抄家，这是最高当局支持的革命行动，类似灯明石那样的古董，肯定会被红卫兵列入“四旧”内容。这当口，公安局要是还在为华侨失窃的一件“四旧”耗费警力，万一遭到大字报的质问，要求公安局作出解释，那就是在给领导出难题了。即便破了案，追回的灯明石怎么处理？按规定发还给苦主吧，红卫兵会认为公安局是在支持“四旧”，那就触雷了，没准儿会出大事；不发给苦主没收或扣押吧，这是违法行为，公安局是执法机关，不能执法犯法呀。

这样，专案组就在1966年9月1日解散，人员回归原先各自的岗位，一应材料上交封存。这于柯传珠来说，应该是一个遗憾。他很想侦破这个罕见的大案，对于他来说，这可能是一生中唯一的机会，可惜因运动被迫中断了。按照规定，中断侦查应该向苦主作一个说明，但那时很少会执行这个规定，否则就有给苦主缠上的可能。柯传珠也是这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就按照领导的安排去了市局治安处，在机动值班副主任的岗位上好好待着。没想到，一周后，顾训实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他已经调到治安处了，竟然找上门来，要求门卫打电话，称有重要情况反映。柯传珠没理由拒绝，就出来在会客室跟顾训实见了面。

顾训实谙熟世故，并未提出令柯传珠担心不好回答的问题，他明明知道专案组解散了（组长都调治安处了嘛），但表面上假装不知，还是一口一个“柯组长”，寒暄几句后奉上一张纸，说是申请书，希望政府批准。申请书的前半部分是对公安机关全力破案的感谢，说他作为失主，相信在专案组的努力下，案子肯定能够破获；后半部分进入实质，说破案之后，他要把灯明石献给国家。

看到这儿，柯传珠不由一怔，下意识地以为上边儿已经有人向顾训实透露了停止对该案继续侦查的原因，透露者甚至还给老先生出了这么个上交国家的主意。如此一来，政府方面没有理由拒绝一个华侨把祖传玉石赠予博物馆的行为，否则只怕又要挨大字报的攻讦了；而如果同意了这个要求，警方就只有继续对该案进行调查。柯传珠想了想，说此事要请示领导才能作出决定，请顾老先生回去等消息。

领导反应敏捷，立刻在电话那头指示：这事不该公安局管，顾应向上海市博物馆递交这份申请书。

那阵子，上海市博物馆的工作比任何时候都忙碌。由于“破四旧”的原因，每天都有古玩藏家向博物馆提出文物捐赠的要求，请馆方派人派车去提取。捐赠者多，而工作人员少，每天加班加点也忙不过来，不少文物因为送迟了一步，被红卫兵“破四旧”给砸了。好在，灯明石的情况他们是知晓的，博物馆的专家还曾提供过鉴定意见，在收到顾训实的申请书之后，他们马上表示同意，当天就向上海市公安局发出公函，请求继续侦查该案，追回赃物，由市博物馆收藏。

市局收到公函后立即回复，表示将安排警力组织侦查。但专案组并未恢复，而且此事也没有人跟柯传珠说起过。半个月后，顾训实给他寄来一封挂号信，他才知晓此事。那封信里有市博物馆给老先生的情况告知，并附有市公安局的回复。当然，根据公安工作的规定，柯传珠知道也就知道了，不可能主动向领导打听什么，更不可能向领导提出让自己参与该案的侦查。

事后想来，专案组解散之后如果柯传珠没去治安处担任机动值班的副主任，这个案子只怕就是另外一种结果了，永远破不了也有可能。巧的是，偏偏柯传珠去了治安处，还担任机动值班的副主任，这样，盗窃灯明石的案犯就注定要栽在老柯同志手里了。

六、线索突现

9月24日星期六这天，轮到柯传珠值夜班。公安局的夜班值班主任有一項再忙也必须在午夜前完成的工作：审阅各分局在当晚十点前送到市局的通报材料中治安口的内容，午夜前送交局办公室；局办值班人员将治安口材料连同政保、交通、消防材料汇总，分门别类打印，次日上班前由机要通信员分发市局各部门和分局。

柯传珠在审阅当天徐汇分局送来的治安材料时读到一则情况，若换了其他人，可能就忽略了，但这则情况引起了他的注意——

徐汇看守所一个月前收押了一个十七岁的盗窃犯邵健康。当时人们普遍钱袋瘪塌塌，失窃的钱钞数额一般都不大，也少有怀里揣着一沓钞票去购买金银珠宝的，“家电”这个词儿仅仅指的是收音机、手电之类，整个儿社会包括公安局在内都管扒手叫“小偷”，其中这个“小”字也从侧面说明了那个年代人们的经济状况。小偷被抓到，处罚也很轻，如果家庭出身是劳动人民，头三次一般不会逮捕判刑，关几个月就放了；三次之后再犯，那就升级到劳教（少教），一般都得折腾数年方才轮到判刑吃官司。

这个邵健康还是第一次失风折进局子，以为自己要送少教，吓得哭哭啼啼，还不肯吃饭。看守员找他谈话，得知其绝食原因后，当然不会说你别担心，关一段时间肯定会放你回家，而是宣传“坦白从宽，将功折罪”的政策。邵健康急于立功，向看守员坦白，他曾听一起逃学扒窃的小伙伴林星儿说过，不久前曾帮人藏过一件稀世文物。这文物稀奇到什么程度呢？全上海只有一件那是肯定的，全中国全世界恐怕也屈指可数！看守员在工作中碰到这种满嘴跑火车随口胡扯的情况多的是，当时也没太在意，但作为工作内容，还是在值班记录上写了一笔。

两天后，看守所新任所长老方上任，翻看值班记录时注意到这个情况，立刻提审了邵健康，问明林星儿的住址后，形成一份材料转给分局治安科。治安科就派民警老魏、小陆去找林星儿谈话。按照老规矩，那二位没直接登门，而是去了管段派出所。派出所方面介绍，这个林星儿是派出所的常客，平时打架起哄聚众闹事件件少不了他。接着就打电话给居委会，让通知林星儿到所里来一趟。老魏、小陆等了半个钟头，没消息。户籍警小钟再给居委会打电话问是怎么回事，放下电话，小钟的神情有些古怪，说居委会接到电话就通知林星儿了，而且看见他出门朝派出所方向走来了，按说几分钟就能到，但现在……看来这小子心里有鬼，脚底抹油开溜了！

三人立刻去林星儿家，其外婆说孙子刚才接到居委会通知，出去后就没回来过。老魏、小陆没招儿了，只得回分局报告，挨了领导一顿批评。治安科认为既然林星儿开溜，那说明邵健康检举的情况多半是确实的，这需要引起重视，于是通知派出所安排管段布控。

柯传珠看了这个情况不由得寻思，林星儿替人藏匿的会不会就是顾训实失窃的那块灯明石？如果是的话，那倒是一条很好的线索，顺藤摸瓜没准儿就能把这个案子给破了。他把这个情况编进了当天的通报材料，看看午夜将至，正要送往局办时，忽然接到徐汇分局的电话，说那个林星儿已经抓到了，请把那条协助追捕的信息从送审材料中撤下来。柯传珠很想知道林星儿替人藏匿的究竟是不是顾训实失窃的那块灯明石，但公安工作有纪律，他不好打听，只得忍住好奇心，把该信息撤下，把材料送往局办。

这天下半夜出奇地清闲，全市竟然没有发生上报市局的治安案件，柯传珠原本可以打个盹儿，可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灯明石。9月25日上午八点半，交班时间到了，不知怎么，柯传珠没来由地觉得林星儿已经把藏匿灯明石之事交代了，徐汇分局报告市局了，市局领导决定重新启动侦查，那多半儿还会让他主持专案组。这个念头是如此强烈，柯传珠交班时下意识地磨磨蹭蹭，比平时多花了至少十分钟。可是，直到九点多他骑着自行车出了市局大门，也没见有什么动静。

柯传珠家住虹口，从市局回去骑车大约半小时，还没到弄堂口，传呼电话亭的阿姨远远看见他就扯开嗓门儿喊：“柯同志，你们单位来电话叫你立刻回去，有急事！”

柯传珠掉转车头便奔市局，寻思定是领导决定要恢复侦查灯明石失窃案的专案组了。他猜对了一半——治安处领导告诉他，徐汇分局报告，6月下旬全系统内部通报过的那起“6·20”案件中失窃的赃物有了线索，市局领导认为有必要弄清楚该线索是否有价值，指令原专案组长去徐汇走一趟，当面讯问嫌疑人，然后视情行事。柯传珠相信，这个决定肯定与博物馆向市公安局发的那份公函有关。

任务交代了，领导又对他说，老柯你昨晚值夜班，还没休息，先回去睡一觉，下午再去徐汇也不迟。柯传珠嘴上答应，心里已经急不可耐，恨不得把自行车换成摩托车立马奔徐汇。领导像是猜到了他的心思，干脆开了条子，让他去取一辆两轮摩托。

在徐汇分局，柯传珠提审了林星儿。林星儿那年十六岁，个头儿比同龄少年瘦弱些，脸色蜡黄，像是长期营养不良的样子。跟他聊了个开场白之后，柯传珠却暗吃一惊：这少年出身富家，其外公解放前是上海滩有名的资本家，现今已八十多岁，身体依旧硬朗，公私合营后每月光定息就可拿上万元。少年之母是外公唯一的女儿，寡妇，领着林星儿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不工作，全职照料二老，但家里雇着两个保姆，她无须干什么家务。此外，外公每月另给其女开一份薪水——一百零八元。林星儿吃穿都是外公供给，外婆每月给他三十元零用钱。因此，林星儿是当时上海滩为数不多的饕餮一族，个子矮小脸色蜡黄，那是生相，其外公也是这样一副长相，活到八十多岁了啥毛病也没有。

林星儿比较健谈，看样子还想继续闲扯，柯传珠说咱们言归正传，昨晚你进来后，承认替别人藏匿过一件文物……话没说完，却被林星儿打断：“这事我只和市局领导说。这位同志你难道是市局领导吗？市局领导是黄赤波，我知道的，也见过他。上次黄赤波到龙门路派出所检查工作，当众训斥副所长，我正好在派出所关着，亲眼目睹，你别想蒙我。”

柯传珠只得说：“我就是受市局领导的委托来找你的。你说到的情况牵涉一桩不小的案子，我相信跟你无关。如果你说清楚呢，马上放你，我用摩托车把你送回家；要是不说，那就只好一直关着，关到我们把案子查清再说。”

林星儿还是知道轻重的，看守所这地方，呆久了也确实没意思，于是就把自己知道的情况一五一十说了——

林星兒跟邵健康一样，也是一个只想玩耍不想读书的少年，逃学、打架、偷窃是家常便饭。最后一项只是为了寻求刺激，他每月三十元零用钱，比一个普通工人一月的工资都不少，况且不够的话还可以向大人要。可能是因其外公的名气，林星儿在外面折腾时，大小混混儿都愿意结识他，所以他就有了许多老阿哥、爷叔、伯伯甚至爷爷辈分的朋友，辈分越高的，对他越是客气，一口一个“林少爷”，有时正好在马路上遇到他，还会请他吃冷饮、吃点心，或者送戏票电影票。这于他是一份很大的面子，而且还有实惠：凡是打架现场，只要他一露脸，对方那帮家伙不管已经占了多大的优势，都会自动停战，道声“自家人”，立刻离开。

6月下旬的一个阴雨天，有一个绰号“阿胡子”的爷叔在电影院门口遇到林星儿，问林少爷你看完电影有事吗？没有的话，我们到“光明邨”搓一顿怎么样？林星儿这几年里受到的类似点心、饭局之类的邀请比较多，不过他跟“阿胡子”不熟，“阿胡子”以前也没单独请过他。现在，“阿胡子”请他下馆子，估计是有事要他帮忙（林星儿最擅长的就是利用他和多方混混儿都熟识的关系从中传话、调解矛盾）。能受到“阿胡子”之流的重视，满足了林星儿的虚荣心，于是，电影散场后他直接去了“光明邨”，“阿胡子”已在门口等候，并订了一副双人座头。

“阿胡子”宴请林星儿果然是有事相求，但不是要他做传话筒，而是请他相帮“办一桩小事”，把一件东西放到家里去就是了。林星儿打自十一岁开始混江湖，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他认为这真是小事一桩，不就是把一样东西在自己家里放一放吗？林星儿当然知道这不会是好事儿，家里大人肯定是不能知晓的，所以，他要问清楚放的是什么东西。“阿胡子”说是一块石头，他也是受人之托，可既然答应人家了，就得做妥当。石头不大，但人家关照，一定要“阿胡子”亲自去摆放才放心。

这个似乎就有难度了。虽然在外面林星儿被朋友们平等看待，给他面子，但在家里不过是小孩儿一个，不但外公外婆老妈要管他，连两个保姆都可以对他发号施令。而且因为派出所不时会“麻烦”他，家里对他也有约束，比如不许把同学朋友领到家里来——有一次学校老师去家访，保姆不认识他，就把老师拦在门口，脸色也不大好看，弄得老师很尴尬。后来外公出来问明白了，老师才得以进门，调侃说贵府真是侯门深似海啊。所以，“阿胡子”想亲自上门寄存东西的主意只怕没得打。

“阿胡子”说这没关系，爷叔我自有章法。林少爷可能没听说过爷叔是干啥行当的吧？哈哈，爷叔是钢琴厂的修理工，专门修理钢琴。我十四岁学生意，跟的是英国师傅威尔逊先生，那是上海滩有名的钢琴修理师，到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不是我吹牛，上海滩目前能修理解放前外国老钢琴的技师里，爷叔我绝对可以排在前十位。

林星儿家里是有钢琴的，不过他不大弹，主要是老妈弹，而且每天早晚都要弹一阵。“阿胡子”听林星儿这样一说，主意马上就来了。他告诉林星儿，只要在钢琴的某个位置稍微做一下手脚，让钢琴出点儿小问题，你妈妈肯定会给钢琴厂的修理部打电话。全上海修理钢琴的技师技工有不少，但修理部独此一家别无分号。我查过修理记录，你家以前修理、调试钢琴都是找我们修理部，只不过不是我出马。这次爷叔会留意，亲自出马维修，到时候我会把东西放进钢琴里。至于放到几时……我是受人之托，也说不准，反正要取时事先会告诉你，到时候你再在钢琴上做一下手脚，我上门维修时取出来，还不是易如反掌？

林星儿听着频频点头，只有佩服的份儿。“阿胡子”喝了几杯酒，话多起来，他向林星儿透露，朋友说这块石头是他家祖上留下来的，十足的老古董，别说全中国了，只怕全世界也只有这么一块。林少爷你平时要给爷叔多加留意，我来修理时会在钢琴后面某个位置留下“孟轧”（英语“记号”的洋泾浜谐音），如果你发现动过了，要马上给我打电话，我会紧急处置的。然后，“阿胡子”自吹自擂了一番，说上海滩道上没有他搞不定的事，以后林少爷有啥事情需要帮忙的，只管开口。

林星儿具有叛逆少年的共性——对家人的教诲置若罔闻，但对外人的说词却容易全盘接受。他很乐意结交“阿胡子”这个了不起的大朋友，这件事很快就按照“阿胡子”的策划圆满办妥了。

不过有一点是在“阿胡子”的计划之外的。尽管他关照过林星儿要对此事守口如瓶，但要让一个尚不通世事的少年、尤其是林星儿这样的主儿做到这一点，其实是非常犯难的，除非将其隔离起来，不让他跟外界打交道。林星儿是个待在外面比蹲在家里的时间多的溜腿儿，大人对他的评价是“猢狲屁股坐不牢”，而他只要外出，就肯定要会朋友，会朋友就要吃喝，诸如冷饮店、点心店之类，有时兴致来了，还要下馆子喝酒。遇到谈得来的朋友，两杯酒下肚，难免信口开河，牛皮一个吹得比一个大。有一天，林星儿和好友邵健康一起在长乐路大胜饮食店喝啤酒，两人对着吹牛，最后就端出了帮人藏匿一块稀世玉石的秘密。没想到邵健康扒窃落网后，为将功折罪向警方检举了此事，导致林星儿也折进了局子。

更让柯传珠感到庆幸的是，据林星儿说，“阿胡子”尚未取走那块灯明石，也就是说，稀世玉石还在林星儿家的钢琴里藏着！

柯传珠问林星儿：“那个‘阿胡子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里？”

林星儿摇头：“这个我不知道，我叫他爷叔，他的工作单位是钢琴厂修理部，你们公安局一查就可以查到的嘛。”

回到市局，柯传珠立刻向领导汇报了提审林星儿的情况。领导说已经跟卢湾分局讲好了，抽调三个原专案组侦查员归你指挥，负责往下的收尾工作，需要什么可以跟分局联系。柯传珠立刻赶到卢湾分局，那边三个刑警钟俊、戴文萃、陆抑川已经在等着他了。当下几个电话一打，立刻锁定了“阿胡子”。此人名叫姜圣行，三十八岁，系钢琴厂修理技师。

当天下班前，主管技术的副厂长借口请教一个技术问题，把姜圣行唤到厂部。“阿胡子”不知这是圈套，对着那份全是英文的老图纸侃侃而谈，还没谈完，刑警进来了，宣布将其拘留，押解卢湾分局后随即进行讯问。

姜圣行供认，确实让林星儿帮忙在林家钢琴里藏匿了一块石头，但石头不是他弄来的，他不过是受人之托。那么，是谁托他的呢？“阿胡子”说出了一个名字——储金富，随后交代了储的基本情况以及和他的关系。

柯传珠记性好，一听这个名字马上想起来，已故老匠人柳耿耿的儿子向专案组说起过，其父生前上百个徒子徒孙中就有储金富这么一号，目前，储是黄浦区连云路房管所修建队的工匠。看来，顾家客堂地下藏有财宝的信息的确是从柳老头儿那里传出去的。

担心夜长梦多，先去林宅起获赃物要紧，柯传珠决定把储金富往旁边放一放，请示领导调了辆中吉普，把姜圣行带上直奔静安区新闸路林宅。哪知，还是晚了一步！

七、大案告破

这天上午九时许，一支由红卫兵和工人组成的四十余人的队伍来到林家，宣布抄家，被抄的物品中就有那架“佩卓夫”钢琴。造反派显然是有备而来，特地开了一辆大卡车，一上来就把林家的大小五只沙发、一架钢琴搬上车运走了。

运往哪里？“淮国旧”——老上海都知道，这是“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的简称，乃是全上海最大最有名的一家旧货商场。“破四旧”开始后，红卫兵造反派把抄获的东西送交到各区指定的地点，这种临时处所大多面积有限，也是临时从各单位抽调来的管理人员对大件物品非常头痛，几天后想出了一个办法：干脆送“淮国旧”去吧。

报市里批准后（当时还未“夺权”，仍由“人委”即市政府辖管全市各个行业），上面一道命令下来，“淮国旧”立马照办。“淮国旧”面积很大，不但有宽敞的店堂，还有多座库房以及露天堆场。于是，市区抄获的钢琴、家具等大件物品就直接送到了“淮国旧”。卡车到那里卸下物品后，由区里指派在那里负责登记的人员出具一纸收条作为凭证就是了。

那架藏匿着灯明石的钢琴被送往“淮国旧”时，林星儿正在接受柯传珠的讯问，两人都不知道石头已经转移地方了。现在，听林家说钢琴已被抄走，刑警倒也并不紧张，既然有去处，那就好办。

这时已是晚上，不过，1966年8、9、10月期间，“淮国旧”应该是沪上营业时间最长的商店，没有之一。该店通宵有人，因为红卫兵造反派抄家是没有上下班时间的，半夜袭击也是常事，抄到的大件无处堆放，只有立马送“淮国旧”。可是，上海滩这么大，被抄家的又那么多，“淮国旧”的面积再大，存储能力也是有限的。为保证源源不断送来的大件物品堆放得下，就得搞一边进一边出。出到哪里去？这个店方有经验，原本就是旧货商店嘛，“出”就是出售。当时权力还在市人委手里，一紙报告打上去，立马获得批准：允许把抄家物资作价出售，供广大市民选购。

当时“淮国旧”出售大件，不问牌子、质量，钢琴一律三十元到八十元一架；沙发二十元到四十元一只；红木家具拆零卖（整套没人敢买，担心运回家前脚进门后脚就引来红卫兵“破四旧”），最便宜的鸭蛋凳只要付两元人民币就可以拿走。

用柯传珠事后的说法，如果他知道钢琴要被抄走，那肯定在上午讯问过林星儿后就立刻去林家起赃了；如果他知道“淮国旧”在搞“有进有出”，肯定马上一个电话追过去，让“淮国旧”指派专人寸身不离守着这架“佩卓夫”钢琴。可现实就是现实，没有如果。当几位刑警带着姜圣行驱车赶到“淮国旧”准备辨认钢琴时，店员告诉他们，那架“佩卓夫”上午送来，下午一点多就被人买走了。

刑警大惊：“啊？这么热门儿？”

那店员是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儿，一看就是吃了一辈子旧货饭的老法师，他拍拍刑警的肩膀：“朋友，这是‘佩卓夫，世界名牌，八十元就能搬走，懂行的谁不想要？”

“是什么人买走的？”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是吃了晚饭才来上夜班的，那是日班的人经手的。”

“那么，请把流水账拿给我们看看好吗？上面应该有记录的。”

店员陪同刑警去账台，一边出示流水账目一边嘀咕：“你们没法儿查清的，国家规定卖掉旧货要凭工作证或者户口簿，但对买家没有规定，张三李四阿猫阿狗谁都可以买的。我们只认人民币，钞票拿出来东西拿了走，为人民服务嘛。”

店员说的是实情。柯传珠和另外三位刑警匆匆商量下来，认为案子到这一步了，还是先把那个储金富逮住，其余事情再作计议。于是，他们驾车把姜圣行送进卢湾看守所，然后驱车前往连云路派出所，储金富家住新城隍庙，乃是该所管段。派出所方面说辖区有这人，是个中年工匠，浦东三林塘人，精通泥工木工，是本地段房管所有名的泥水木匠，平时没有劣迹，是个守法良民。刑警说只怕最近不守法了，先把他控制住再说。

储金富到案后，起初一问三不知，说自己跟任何违法犯罪向不沾边儿，刚才你们不是已经搜过我家了嘛，有什么赃物吗？共产党讲究实事求是，你们公安局办案子要凭证据的！刑警说没有证据哪能抓你，你先坐着别啰唆，证据稍等就到。一会儿，姜圣行押到，哭丧着脸说阿哥啊，事情穿帮了。储金富恨恨剜了姜一眼，摇了摇头，只得交代了盗窃灯明石的经过——

诚如之前专案组的估料，灯明石的信息是柳耿耿透露的。当然，柳老头儿不知方砖地下藏的是一块稀世玉石，只说肯定藏有东西。这老头儿匠人出身，一手泥工活儿出类拔萃，鲜有人及，为人倒是厚道，就是嗜酒，喝了酒喜欢自吹自擂。他的徒子徒孙、江湖朋友逢场作戏起哄奉承，老头子就吹得愈加来劲。顾训实家客堂方砖地下藏有东西的事，就是他在酒桌上吹牛吹出去的。为表明自己本事了得，他炫耀说，也就是帮小孙子抓麻雀钻到顾家客堂的八仙桌下面趴了趴，不过几秒钟工夫，他就察觉到有一块方砖是做过手脚的，联想到主人是海归华侨，而且世代经商，叶落归根时肯定携回不少金银财宝，出于安全考虑，只有藏在地下最牢靠。

当时在场的就有储金富。别人听了也就听了，只当老头子喝多了老酒信口胡说，只有储金富知道师傅本事了得，因而认定顾训实家客堂八仙桌下肯定有名堂。起初他倒没有行窃之心，储金富虽然算不上有钱，但与老婆两个的工资加起来百二十元，只养一个女儿，小日子过得也算不错了。可是，储金富有个不良嗜好，喜欢寻花问柳。他在房管所修建队工作，每天做的就是拿着报修单跑来跑去查看居民报修情况，然后带领工匠上门修理，也算一个小头目。这工作使他结识了许多异性，难免遇上些轻骨头妖娆货色，七搭八搭最后搭到床上。然后，储师傅就要破财了，买这买那，不答应就以向房管所领导反映、检举相要挟。

这种情况储金富遇到过不止一次，好在不是常事，他在经济方面还能承受。没想到进入1966年，接连遇到两个老阿姨都是这路货色，储金富简直怀疑她们是旧社会玩惯了仙人跳的，既贪婪又冷酷，要钱要物一而再再而三，迫使他不得不举债度荒。借的债一时还不了，就去赌博，想赢了钱钞还债。但事与愿违，连赌数场，场场败北，从此色债赌债，债台高筑。无奈之下，他就想到了顾老先生家客堂八仙桌下的方砖地。

以前柳耿耿在世时，储金富经常去顾家宅，虽然没有进过顾训实的家门，但对顾家的房屋位置了然于心。6月19日清晨，储金富蹬着自行车去顾家宅遛了一圈，想看看那里的情况是否有什么变化。当时他还没有下决心作案，毕竟很难碰到那么巧的事，让他正好有作案的机会。没想到那天运气特别好，他经过顾家门口时，顾谦一夫妇正拎包出门，跟邻居阿婆打招呼说要去青浦白相，今晚不回来了，阿爸姆妈去苏州也还没回来，如果邮差送报送信，麻烦阿婆代收。储金富当下窃喜，暗忖今晚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回去之后，储金富立刻着手做准备。对于储金富这样一个能工巧匠来说，要撬开一块方砖当然不成问题，但必须做到不惊动邻居，那就需要动一番脑筋了。不过这也难不倒他，毕竟他以前学生意时经常给东家撬方砖铺方砖，熟能生巧就有办法了。他去五金商店买了一打两毫米直径的钻头，配上平时做木工活儿时常用的手摇钻，就可以做到基本无声操作。

当天午夜，储金富又来到顾家宅。毕竟是第一次作案，他有些紧张，不敢贸然行动，躲进顾家斜对面的弄堂口观察动静，意外发现有两条黑影从顾家悄无声息地溜了出来，鬼鬼祟祟离去。储金富愣怔片刻，方才意识到那是比他先下手的窃贼，不禁沮丧。想想不甘心，便大着胆子潜入顾家，想着捡点儿漏也是好的，贼不走空，总不见得白跑一趟吧。不料进门后发现客堂里的方砖地完好无损，那两个窃贼并未撬开地面，估计他们不知道主人藏宝之事。既然如此，那就别客气了。他先用手摇钻把那块方砖四周的缝隙钻松，再用尺余长的精钢撬棒轻而易举把方砖撬起，往下挖掘填充物就容易了，总共也就用了二十来分钟时间，就把底下那个盒子取了出来。

携赃物离开现场，回家打开一看，竟是一块石头！这让他有点儿泄气。转念一想，既然主人把这块石头埋于地下，肯定是一件难得的宝贝，也就释然了。不过，这个情况导致他不得不改变计划。

之前他一心以为地下埋的必是黄金珠宝之类，那是有办法兑现的。邻近上海的苏南、浙东农村，男女婚嫁流行互送黄金首饰，储金富认识几个专门收购老货的温州人，原想马上就能出手，根本没考虑过藏匿赃物之事。没想到偷到手的是块石头，温州人肯定不要的，那就只好先藏着，待打听清楚行情再作计议。那么，藏在哪里好呢？家里肯定是不能藏的，只有放到外面某个绝对安全之处。一连想了三天，他终于想出一个自认为稳妥的法子——通过修钢琴的连襟姜圣行把石头秘藏于某个富家的钢琴内。

储金富跟连襟一說，姜圣行一口答应，而且根本没问石头的来源。于是，灯明石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藏进了林家的那架“佩卓夫”钢琴内。最近这段时间，红卫兵到处“破四旧”抄家，储金富担心林家的钢琴被抄掉，正想让姜圣行找个由头上门把东西取出来，不料还没跟姜圣行联系上，事情就穿帮了。

听了储金富的供述，刑警马上就想到了一种可能——储金富发现钢琴被抄走，继而跑到“淮国旧”花钱买下来，于是对储金富当天的活动情况进行了调查。储金富那天上午和另外两个工匠在居民家筑漏，一直忙到午后一时许才一起回到单位。三人去食堂匆匆吃了午饭，又参加了房管所临时举行的政治学习活动，直到下班才离开。这样，就排除了储金富买下钢琴的可能，往下，只有另外设法查找那架钢琴的下落了。

9月26日，柯传珠等四刑警再次去了“淮国旧”，这回见到了经手出售那架“佩卓夫”钢琴的店员老周，还找了收银员钱丽霞。老周说昨天下午来淘钢琴、家具的市民不少，他们七八个负责这一摊旧货的店员忙得不可开交。由于情况特殊，顾客选购旧货的具体过程也跟以往不同——进门后直奔后面的露天堆场，那里钢琴、家具都是分类堆放，供顾客挑选。也有顾客在选购过程中征询店员的意见，但店员实在太忙，只好一律摇手拒绝。老周记得当时正好有红卫兵送来一卡车抄家物资，他立即拿过木板夹，准备登记后出具收条，却被看中那架钢琴的顾客一把扯住了要求开单子。这是不能拒绝的。他还记得，在开单子时该顾客朝那架钢琴的方向扯开嗓门儿喊了一句：“阿三头，你在这边看着，别让人家来抢这架琴，我去付钱！”老周开了单子后，那人就匆匆跑到前面店堂去排队付款了。

至于那人的年龄和外貌，老周已经想不起来了。在刑警的反复启发下，他才用不确定的语气说那是个中年男子，比较瘦，上海本埠人，一张脸有点儿长，肤色稍白，穿一件短袖府绸衬衫……再详细就没有了，连编都编不出来。刑警再去问收银员钱丽霞，那是一个戴眼镜的三十余岁的妇女，她更是连连摇头，一问三不知。目睹现场的忙碌情景，刑警对于她的摇头表示理解。那么，单子和发票上有什么说法呢？没有，那上面只记录着“钢琴/1/80元”。

店员无法提供什么线索，还有其他办法吗？众刑警商议片刻，又想到了运输环节上。顾客买了大件物品，必须动用车辆才能搬回家去。一般的家具可以使用黄鱼车、板车，只要捆扎妥当，不掉下来就行了。这个方式用于运送普通钢琴也勉强，但运送“佩卓夫”那样的钢琴不行。那是立式高背钢琴，不但体积大，而且非常娇贵，顾客通常都是带着几床棉花胎进行包装处理，以免钢琴在运输过程中被损坏。既然如此，那个顾客在把钢琴运走的时候用的是什么运输工具呢？这个，就要去询问在店堂内外终日转悠、专门负责防盗和维持秩序的商店工作人员了（现在称为“保安”）。

为应付“破四旧”造成的繁忙局面，“淮国旧”临时聘用了多名保安，大多是原旧货行的退休人员，也有少数社会青年。刑警跟多名保安接触下来，终于找到了一个留意过此事的高姓老头儿。高老头儿是“淮国旧”的退休人员，对这一行很是熟悉。正因为熟悉，所以老高一眼就看出那是一架世界名牌钢琴，这在抄家物资中的出现率较低。他当时还对那个顾客说了一句：“这位朋友，你眼力不错，运气更好，八十块钱竟然淘到了一架‘佩卓夫！”老高记得，那架钢琴是用卡车运走的，卡车的驾驶室门上喷印着“上钢八厂”的字样。

这就可以继续往下追踪了。刑警当即赶赴武宁路桥堍的上钢八厂，打听到买钢琴的顾客系该厂工程师张亮。张亮说钢琴是给儿子买的，运回家后还没动过，已经联系了调音师，说好今晚上门调试。刑警终于松了一口气，很快，在张家起获了藏在钢琴里面的那块灯明石。

稀世玉石失窃案的侦查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1967年2月3日，案犯储金富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陈培笙、蒋才峰、姜圣行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到十年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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