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28：诈尸之谜

【尘封档案】系列之128：诈尸之谜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7年第06期

作者：孙沉、刘磊、应维道

一、酒仙醉死

本案正主儿名叫蒋何为，四十三岁，祖籍山东烟台，三岁时随父逃荒去了东北，其父凭着一手出类拔萃的瓦工手艺在哈尔滨落脚定居，之后一直未曾离开过。因此，蒋何为与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几乎没多大区别。蒋何为继承了祖传的瓦匠手艺，不到二十岁已经在当地业内小有名气。小伙子不仅瓦工手艺出众，还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之想，也不跟老爸商量，竟然决定停工一年，拜师学习另一门手艺——木工。这当然影响家庭收入，而且使老爸为其娶媳妇以便自己早点儿抱孙子的愿望被迫推迟，为此父子之间还闹了矛盾。但蒋何为不为所动，我行我素。

好在，父母很快意识到了儿子这一决定的价值所在。蒋何为于手工技艺方面确实颇有灵性，一年下来，其木工手艺已经超过了寻常学了三年的小木匠的水平。不过两年时间，蒋何为就成了当地有名的“瓦木匠”，人们盖房造屋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请小蒋师傅，而父亲这个老瓦匠只好跟在儿子后面当助手了。

不过，蒋何为在学到另一门手艺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份嗜好——喝酒。他的木工师傅“邢斧头”（因使用斧头技艺了得，堪称“鬼斧神工”而获得的诨号）在当时哈尔滨的“七大酒徒”中排名第三，人送绰号“邢酒仙”。蒋何为跟着邢师傅学木匠活儿，顺带也学会了喝酒。匠人师傅喝酒的机会很多，蒋何为从此如鱼得水，活儿干到哪儿，老酒也喝到哪儿。经常喝到天昏地暗，回家路上把怀里揣着的工钱给弄丢了。

如此作为，老爸不得不管一下，尽管那时儿子已经成家并且自己也升级为老爸了。蒋何为呢，管一下就好一回，不管就照旧。老爸管了十多年，终于气馁，宣布再也不管了，但他也不再出门干活了，就靠儿子挣钱赡养。这对于蒋何为来说倒算不上多大一桩犯难的事儿，他手艺好，身兼瓦木二匠，喝酒归喝酒，活儿干得实在，盖的房造的屋无论是式样、质量都比寻常匠人胜出一筹，成本也低，找他干活的得排队预约，到时还得派人来接，以防被别的东家冷不丁儿半道上给扯走。

蒋何为给人家干活，对伙食不甚讲究，但必须有酒，而且要管够。当然，早上、中午是不喝酒的，那会影响干活，也容易出事故。干活的日子只是晚上喝酒，一顿喝上几个小時乃是寻常事儿。要说蒋师傅的酒量，那是列入哈尔滨“新七大酒徒”的，排名第二，因其师傅是“酒仙”，故唤其“小酒仙”，其酒量被认为可以用“深不可测”来形容。

1949年5月5日，蒋何为接到一桩活儿。事后想来，这桩活儿显得有些奇怪：一是对方并未登门预约，是在蒋师傅出门途中将其拦下后或就地或去附近茶肆酒馆谈妥的；二是蒋何为接活之后，没有像往常那样跟老父以及妻子儿女言及雇主的情况，家人只知道他又接了一桩活，其他细节一概不知，但据其得意的神态，估计报酬不菲；三是从5月5日到5月9日，五天干活期间，蒋何为竟然没在东家喝酒，都是回家喝的，而且只是浅饮即止，不像以往那样每次都要喝个够。

当时家人并未往不利的方面去想，老父见儿子竟然憋住了多年的酒瘾，还以为是他自己觉悟，想戒掉了呢。不料到了第六天，就出事了！

5月10日，家里准备好了晚饭，蒋何为的妻子胡飞儿还去街头买了两样卤菜准备犒劳丈夫。哪知一直等到晚上九点，蒋何为也没回家，于是猜测是在外面喝酒，也就不等了。又过了一个小时，蒋家所在的白家堡一带的人们大多已经安歇，静夜中忽然一阵声响，由远渐近，一辆马车驶至蒋家门口停下。

胡飞儿对于这种动静已经习惯了。丈夫经常在外面喝过了量，懒得走路，回家路上拦一辆马车或洋车让人家送他，这次应该也是这样。可是，马车停下之后，并未听见蒋何为叫门的声音，而是轻轻的叩门声。胡飞儿把大门打开，眼前一幕使她颇觉意外：壮实的车夫背着蒋何为，丈夫的脑袋耷拉在车夫的肩膀上，睡得正酣，甚至发出粗重的鼾声，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

以往可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毕竟丈夫有“小酒仙”的诨号，那可不是白给的。即使喝得再多，也从未被人背回来过。不过，当时胡飞儿顾不上考虑这些，把丈夫弄进屋里要紧。起初是想让车夫直接把丈夫背进卧室，又觉不妥，便请车夫稍等，她去卧室取了一条棉被，摊在木躺椅上，和车夫一起把丈夫放在上面。车夫把人放下，说声“告辞”便往外走。马车“笃笃”远去后，女主人方才想起还没付车钱，再出门去找，人家早已没影了。

胡飞儿又取了一条棉被给丈夫盖上。以往蒋何为喝多了酒，回家后就蒙头大睡，有时中间醒来一会儿叫唤着要水喝。结婚多年，她已经熟知丈夫的这种习性，不过平时丈夫都是回卧室休息，所以她可以照常安睡，半夜丈夫叫水，她起来照顾一下就可以。今晚情况不同，估计丈夫这一躺下，不到天明不会醒，胡飞儿就只能待在外间休息了。于是，她准备好茶水、毛巾，从卧室拿了条毯子披着，和衣倚在一张椅子上陪护丈夫。

胡飞儿是个家庭妇女，别看她不工作，但每天料理家务、伺候公婆、照料子女，这些活儿干下来，对于一个年过四十的妇女来说也是蛮辛苦的。以往丈夫也经常晚回家，进门躺下就沉沉大睡，之后她也可以很快入睡。可今晚不知怎么，她倚在椅子上，哈欠一个连一个，眼皮沉重，却总是睡不着。以为是坐着的原因，干脆又拿了几张椅子拼起来，还去拿了枕头，平躺下来，那总睡得着了吧？没想到还是不行。胡飞儿只得起身，倒了杯开水，一边喝一边打量着熟睡的丈夫，突然找到了原因：今晚他呼出的酒味儿特别大！对了，就是这个原因导致她睡不着的。

胡飞儿就把窗户开了一条寸余宽的缝，扣上搭钩，让新鲜空气徐徐透入屋里。果然，屋里的酒味儿减轻了点儿，胡飞儿也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万万没有想到，当她一觉醒来时，蒋何为已经变成一具尸体了！

胡飞儿是被婆婆的惊呼声惊醒的。因为睡得太沉，乍一醒来，竟然有些稀里糊涂，不知身在何处，转头四顾，发现外面天色已明。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光亮，她看见婆婆正俯身躺椅前，双手抓住蒋何为的肩膀，一边用力摇晃一边呼喊。胡飞儿顿时一个激灵，想起了昨晚的事情。当下一跃而起，扑到躺椅前，伸手一抚丈夫的额头，心里倏地一凉：冷若寒冰！

她的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情急之下，做出了与婆婆相同的动作，双手扯着丈夫的肩膀用力摇晃，嘴里一迭声唤着丈夫的名字。一连叫了十数声没有反应，回过神来，脑子里冒出一个“死”字，顿时号啕大哭。

这番不小的动静不但惊动了蒋老爷子和子女，左邻右舍也都赶来看究竟。一看蒋何为脸无人色，一动不动僵尸般躺在躺椅里，无不震惊，有人马上去叫同一胡同的老中医尤稼仁。那个年代盛行中医，中医诊所和中药店铺到处都是。即使像哈尔滨这样的北国大城市，寻常百姓有个头疼脑热的也都是就近请郎中。这种状况不仅是出于国人的中医传统，也和中医中药花费少、操作简单方便有很大的关系。寻常百姓即便家里有人突发急病，也会就近请中医抢救，少有人把患者往医院抬的。

此刻邻居去请的这位尤郎中，在南岗区白家堡一带颇为有名。他是五代祖传，医技不一定算得上高超，但经验丰富，处理过很多急症。在其长达四十多年的行医生涯中，至少有过十余次将已经被同行判定为无药可救甚至已然断气的患者从阎王爷那里拉回来的经历。因此，坊间奉其一个绰号“尤一针”。

邻居赶到诊所时，“尤一针”正在抽大烟（哈尔滨市的正式禁毒工作于1950年8月1日开始，本案发生时，抽大烟还不算违法行为），闻讯也不吭声，继续慢条斯理地把一个烟泡抽完，这才带上针包前往蒋家。

蒋家那边早已等得心急火燎，一干人围着躺椅低声哭泣，因还存着一线希望，不敢号啕。见“尤一针”进门，急忙让出一条通道，跪的跪，求的求。“尤一针”来到躺椅前，俯身察看蒋何为的面容。早有人送上凳子，老郎中一屁股落座，伸手搭脉，缓缓摇头。蒋家人马上再次跪倒，磕头哀求：“请先生扎一针。”

“尤一针”微叹一口气，稍一迟疑，终于打开针包，取出一枚两寸余长的银针，嘱主人取来白酒消过毒，盯着死者脸孔，嘴唇嚅动着不知嘀咕了一句什么，出手如电，倏地一针扎进人中。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齐齐盯着蒋何为，祈望出现奇迹。可是，奇迹没有发生。蒋家人再次哀告，磕头如捣蒜。“尤一针”果断起身，收拾起针包，捋发整装，退后一步，冲死者拱手作揖，又与蒋老爷子双手相握，道声“寿限已到，神仙难救，节哀顺便”，言毕告辞而去，留下背后一片哭声。

“尤一针”一锤定音，蒋家人只有接受这一结论。一干邻居便相帮料理后事：调派人员向亲朋好友报丧，布置灵堂，搭建席棚，购买寿衣，请吹鼓手，准备餐饮。棺材倒无须张罗，数年前蒋何为就已用从云南订购的楠木为老父打造了一口寿材。不料蒋老爷子健在，打造棺材的壮年儿子倒已作古，蒋老爷子遂决定用这口楠木棺材安葬儿子。按照蒋氏老家留下的规矩，类似这种死法，遗体必须在当天入殓，入殓后棺盖只合上三分之二，留下三分之一露出死者遗容，供亲朋好友瞻仰吊唁。一干人忙到下午两点，终于把清洗过全身又换了寿衣的蒋何为入殓。

稍后，亲朋好友纷纷赶到，灵前上香，奉上仪礼。蒋家人跪拜还礼，由司仪引入院子里的席棚落座，奉茶上烟。四时许，蒋家出嫁到郊区的女儿蒋何丽与丈夫子女一家五口赶着一辆马车前来吊唁。一干人进门便跪在灵前号啕大哭，因来的是自家至亲，丧家自是加倍悲伤，痛哭不已。一干相帮的执事人员唯恐蒋老爷子夫妇悲伤过度，再出点儿什么事，纷纷上前劝说。就在这时，不知是谁一声惊呼：“诈尸啦！”

这一喊不要紧，顿时引起一片混乱，有人已惊慌失措地往外奔逃。蒋何为的妹夫王进才是宰杀牲口的屠夫，一向胆大，不但没逃，反而往棺材那边走近两步，定睛一看，只见一身素服的蒋何为支撑着从棺材里坐起来，一双眼睛犹自紧闭，嘴唇轻轻嚅动着，像是要说话的样子。王进才当下上前，对蒋何为说：“哥，我是你妹夫进才，您有啥放不下的事儿……”

蒋何为只吐出一个字：“水……”说着，似是支撑不住似的，身子又要向后仰倒。

王进才赶紧伸手扶住蒋何为，扭头冲众人喊：“哥活过来了，要喝水。快！快拿水来！”

早有人以最快的速度倒了一碗温水送来，蒋何为显是渴极了，几大口喝下，呛得咳了几声。咳罢再要，连喝三碗，长嘘了一口气，身子疲软，昏昏沉沉正欲躺下，被王进才等人合力从棺材里抬出，放在昨晚就寝的那张躺椅上。

“尤一针”闻讯急急赶来，一搭脉搏，笑道：“阎王爷不肯收他。”

这时，接到报告的白家堡派出所户籍警老朱前来查核蒋何为的死亡情况，见蒋竟然死而复生，上前看了看，对众人说：“究竟生了什么病，这要去医院检查的，家属呢？赶快把人送医院！”

那时候，户籍警的话非常有效力，众人一聽，立刻行动，拿了床被子给蒋何为盖上，几个人抬了躺椅便奔医院。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去，反倒送掉了蒋何为捡得的这条性命！

二、医院遇刺

死而复活的蒋何为被送往哈尔滨著名医院——哈医大附属医院，接诊的是一位高年资医生，姓丁。丁医生有留日学医履历，又有丰富的行医经历，可谓见多识广，对于蒋何为的“死而复生”不以为然，说患者其实没有死亡，只是饮酒过量导致中枢神经受到抑制，出现深度昏迷症状，甚至呼吸系统麻痹。这种症状丁医生以前曾遇到过，在临床医学上称为“假死”。不过喝酒确实会醉死人的，眼前这个患者离死亡仅一步之遥，如果不是他体质好，极可能因呼吸系统麻痹窒息而死。

蒋何为被收治入院，进一步观察调理。丁医生嘱咐蒋的家人，虽然逃过一劫，但日后必须戒酒。这类患者肯定对酒精有依赖，一时戒不掉，可以逐日减少饮酒量。家属听得频频点头，连声道谢。哪里想得到，蒋何为的生命此刻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当晚，胡飞儿留下陪护。蒋何为在输了两瓶葡萄糖后犹自昏睡，不过已经发出了旁人听得见的呼吸声，脉搏也趋于正常，偶尔还有翻身意识，能在家属帮助下翻个身。医生说这种昏睡属于正常范围，病人正在通过睡眠自我修复某些被损坏的功能，无须担心。

入夜，蒋何为继续自我修复，其妻胡飞儿在病榻一侧拉开抬送丈夫入院的躺椅，和衣躺下，身上盖一条儿子送来的毛毯。这一天把她折腾得够戗，一躺下，很快就迷糊过去了。但她不敢睡得太死，隔一会儿就要起来看看丈夫的情况是否正常，是否需要喂水。

这是位于住院部底楼的一间四人病房。那年头看西医的患者不多，住院的更少，连蒋何为在内只住了三位病人。蒋何为的床位靠近门口，胡飞儿尽量轻手轻脚，以免惊动另外两个患者。那两个患者都是二十多岁的男青年，一个患伤寒，一个患重感冒高烧不退，病情都已得到控制，生活可以自理，所以没有人陪护。年轻人好睡，胡飞儿一趟趟起来他们根本不知道。

午夜，医生交接班。当时的规矩是两个医生一起巡视所有病房，看过每一个患者后才能签字确认。医生来查房时，胡飞儿正好起来查看丈夫的情况。接班的陈医生听诊搭脉后，说患者情况很好，明天早上醒来后应该可以恢复正常，不会再昏睡了，让胡飞儿下半夜不必如此劳神。这样一说，胡飞儿再睡觉的时候就踏实了些，足足睡了三个多小时。

她是被一阵轻微的响动惊醒的，迷迷糊糊间，似乎听见有人从病房走出去，以为是医生或者护士查房，也没当回事。但醒后就睡不着了，于是起身查看丈夫的情况。丈夫还是仰面朝天躺着，胡飞儿担心丈夫把手压在胸口，遂把被子揭开。顿时，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儿扑鼻而来。定睛一看，丈夫心窝部位喷涌而出的鲜血已经浸透了衣服和床单！

胡飞儿的惊叫声惊动了整个儿病区。值班的陈医生从医已有十几年了，却从未遇到过这类事儿。幸亏他的思维还算清晰，起初的慌乱之后，马上做出反应，打电话向医院总值班室报告情况，接着和助手、护士、家属一起把挨了一刀的蒋何为急送外科手术室，交由外科医生处置。

总值班室接到报告，当即向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分局报警，同时派人赶到外科手术室询问蒋何为的伤情，安抚胡飞儿的情绪。此时，胡飞儿方才想起先前自己被一阵异响惊醒，听见有人从病房轻轻走出去的情节，遂向值班人员说了说。对方一个激灵，当即致电医院门卫室。门卫还不知院内发生了凶杀案，说七八分钟之前有个穿黑色外套的男子出了大门，骑着一辆自行车匆匆离开了，他以为是住院病人的家属临时出去办什么急事，也没拦下问一问。值班人员于是再次致电南岗分局，汇报了这个情况。

分局刑侦队指导员莫逸君带领数名刑警赶到医院时，蒋何为刚刚被从手术室推出来，这回没有再发生什么奇迹，院方抢救无效，蒋何为彻彻底底地死了。主持抢救的外科主任张兆逊告诉刑警，蒋何为临终前反复念叨着两个字，听上去像是“箱子”的发音。

刑警当即勘查现场。巧的是，与蒋何为同病房的那个伤寒患者许先生曾从事过记者职业，跑过旧警察局采访过刑事案件，有保护现场的意识。在发现出事的第一时间，他立刻和另一病友把自己床头的几份报纸摊在蒋何为病床周围的地板上，使刑警得以提取到几枚虽然不太完整但勉强还可以辨认的鞋印。

刑警判断，胡飞儿迷糊中听到的脚步声，应该是凶手发出的动静，初步可以确定，凶杀发生的时间是5月12日凌晨三时二十分左右。据此，莫逸君还想到了一种可能：凶手夜间潜入病区，不能保证马上获得下手机会，如若穿着寻常服装在病区走廊里转悠，难免显得可疑，遇上查房的医生护士，肯定要问一下“几室几床的”。因此，他可能会用白大褂伪装。哈医大附属医院上月刚刚重组，从部队来的医务人员和进修医生颇多，出现几张陌生面孔不足为奇。

那么，凶手的白大褂是哪儿来的呢？可能是随身携带，也可能会就地取材。如果是前者，那就没办法了；但如果是后者，也许可以找到凶手的一些线索。莫逸君当即下令清点全院各科室、病区医生办公室的白大褂是否有丢失情况，还要求清查时不得触摸纽扣。

清点下来，并无短缺，不过，内科一楼病区医生办公室（非夜间值班室，值班医生晚上是待在值班室的）有一件原本挂在挂钩上的白大褂掉落在地上。刑警即刻把这件白大褂封存起来送交检验，同时对该办公室进行勘查，提取了地板上的脚印。继而又发现，医生办公室房门右侧的窗户插销已经损坏。病区医生告知刑警，医院重组不久，后勤人员变动很大，插销损坏的情况早已报修，但尚未得到处理，因此只得用一段细纱绳在里面系上。

刑警判断，凶手就是扯住外面的窗缝边沿，拉断纱绳，打开窗子，从窗子伸手进去打开门锁进入房间窃取了白大褂，作案后又把白大褂放回原处。按照这个分析，刑警试图在门窗上提取凶手的指纹，却没有任何发现——凶手是戴着手套作案的。

哈尔滨市公安局的法医对被害人的尸体进行了解剖，得出的结论是，凶手潜入病房后，往被害人心脏部位扎了一刀，创口宽两厘米，深达五厘米，致被害人当场死亡。凶手杀人手法熟练，下刀位置准确，一刀斃命，还没弄出什么动静，估计应是惯犯，并且心理素质极好。至于被害人之前“醉死”的情况，法医分析，被害人患有酒精依赖症，其身体已经呈现慢性酒精中毒的症状，及至尸检时，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还远超于正常人的水平，可以想见他“醉死”的那天晚上酒精摄入量之高。如果不是他身体好，换了别人，很可能真的就醉死了。

法医根据上述情况提出参考意见：死者在5月10日摄入大量白酒，很可能是凶手对其采取的谋害方式的一种；因为第一次谋害未能成功，所以凶手潜入医院实施行刺。换句话说，出于某种原因，凶手急于让蒋何为去见阎王。

南岗公安分局在接到医院方面反映的疑似凶手的情况后，当即向医院周边的几个派出所下达指令，要求他们迅速出动查缉凶手，但未能找到嫌疑对象。

自1946年4月至本案发生，哈尔滨解放已经超过三年，社会治安情况有了大幅好转，严重暴力案件的发案率大幅下降，一般的命案已无须市局直接调查，而是由案发地的公安分局负责。但蒋何为被害案因为有之前的“醉死”情节，且蒋被刺杀于医院这样的场所，容易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故哈尔滨市公安局决定组建市局分局联合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侦查。

5月12日上午，由市局刑警纪森诺、奚有贵，分局刑警莫逸君、张景春、王仲秋、曹正昌、刘玺组成的七人专案组在驻地南岗分局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担任专案组长的南岗分局刑侦队指导员莫逸君和副组长、市局资深刑警纪森诺简短交换意见后，由莫逸君向与会人员介绍案情、现场勘查情况和法医验尸结论。

被抽调到专案组的都是有相当经验的刑警，一番分析下来，都觉得破案信心满满，因为以下的几个调查触点都有希望成为本案的突破口——

第一，凶手夜间潜入医院，化装成医生，直奔蒋何为病房进行精准暗杀，暂且不论其作案动机，单从作案的技术角度而言，就非常有分析价值。比如，他是怎么知晓蒋何为没有醉死，并且被送进了哈医大附属医院的？他是通过什么途径获悉蒋何为住在哪个病区的哪间病房以及床位的？他凭什么能够如此顺利地潜入医院，而且还窃得医生的白大褂作为自己的伪装？从凶手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毋须耗费多少脑细胞就可以找到答案：凶手或者本案策划者显然一直都在关注着蒋家，蒋家料理丧事时甚至就在现场，自然可以知晓蒋何为死而复生之后的一系列情况，了解到蒋被送往哪家医院；之后，作案者去该医院踩点，以便当晚潜入医院作案。因此，专案组应针对上述情况进行调查。

第二，凶手作案后迅速逃离，分析其逃离路线，从蒋何为所住的病房出去后，要经过病区走廊、七拐八弯的住院部花园甬道、通往大门的通道，最后在大门附近取自行车离开医院。虽然是夜深人静之际，但在医院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中，是否有人（比如陪护家属、值班医务人员以及正好从医院门前经过的路人）看见过凶手？这也是值得调查的一个方向。

第三，据被害人家属反映，蒋何为出事前接的这桩活儿也颇显诡异。他原已经答应另一个客户，却突然改变主意，去了这户东家。至于这个东家的情况，蒋何为一反常態，从不跟家人提起，妻子胡飞儿问起时他还刻意回避。这其中显然有隐情，很可能与其被害相关，必须调查清楚。

第四，蒋何为遇刺被送进外科手术室抢救时，曾挣扎着说出了两个字，据在场的手术医生、麻醉医生一致认定，这两个字的发音像是“箱子”。刑警的第一反应是，蒋指的就是某个箱子。曾就此询问过胡飞儿，当时胡飞儿正在哭泣，闻言倏地变了脸色，咬牙切齿道：“这死鬼，至死还想着那个女人！”刑警意识到，原来那两个字是个人名。于是追问这个女人是谁，跟蒋何为是什么关系。胡飞儿双手掩面抽泣，却不回答。考虑到家属的情绪，刑警就把这个问题往后放了放，没有继续问下去。案情分析时，刑警又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大家分析，既然是某个女子的名字，很有可能是“香子”。鉴于哈尔滨地区的历史特殊原因，这个“香子”可能是日本人。所以，蒋何为的临终遗言非常有调查价值。

三、分头调查

专案组随即开始行动。七名刑警分成四拨，每拨带上一至三名公安局招收的协防队员（相当于现在的志愿者、辅警，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后来都转为正式民警）作为助手，分别对上述四个方面进行调查。

刑警奚有贵、张景春与协防队员小杨去了哈医大附属医院，分别走访了病区医务人员、住院病友、门卫以及被窃白大褂的门诊内科。据病区下半夜值班的医生说，案子发生时，他在医生值班室小憩（医院规定，夜班医生在没有医务需要处理的时候，是可以躺一会儿打个瞌睡的），直到听见外面的惊叫声方才醒来。当天白天他在家休息，不清楚是否有可疑人员在医院里盘桓。

值班护士小李说，她在案子发生前倒是坐在护士站翻阅报纸的（护士值夜班时不能睡觉）。病区走廊两头有门，夜间西侧那道门关闭上锁，只留东侧那道门。凶手只能从东侧门潜入，而设在走廊中间的护士站则是凶手去蒋何为病房的必经之路。小李看完报纸后，去了趟西侧那头儿的厕所，从厕所出来，案子已经发生了。她的确看见有个穿黑衣服的背影从东侧门离开，不过，当时没意识到那正是凶手。她所描述的黑衣人的身材、个头儿与门卫看见的疑似凶手相符。凶手是趁小李离开护士站的短暂机会潜入病房下的手，由此推断，凶手应该比较了解医务人员夜间值班的情况。

那么，白大褂是什么时候窃取的呢？刑警奚有贵从内科那个被凶手窃用白大褂的钟姓医生那里得知，他在下午五点半下班时，脱下白大褂挂在挂钩上。之后，直到次日上午，办公室才有医生来上班。在这段时间里，内科夜间门诊值班的医生在急诊部上班，办公室里没人。刑警询问门卫时问到了黑衣人潜入医院的时间，门卫说没有留意，但可以肯定应该是，在晚上八点之前潜入医院的，因为八点时他把大门关上了，所有进出医院的人员只能从紧挨门卫室的那道小门通行，都在他的眼皮底下。冬天的时候，穿黑衣的人比较多，但此时已是5月，人们大多换上了浅色的衣服，如果有一个黑衣人从他眼前晃过去，他应该留下印象。

在接下来的走访中，上述推断得到了印证。从门诊大楼到内科住院部须经过外科、骨科和结核病科的住院病区，骨科病区的住院病人黄彩凤反映，昨晚三时许，她因牙痛无法入睡，由其丈夫陪着走出病区在外面散步，与一个身穿白大褂、但翻开的衣领部位露出黑色上装的男子劈面相遇。黄彩凤是裁缝，对服装比较敏感，从那人所穿黑色服装的衣领判断，应该是黑色隐格凡立丁上装，大约七八成新。巧得很，黄彩凤的丈夫老周是中学美术老师，系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生，业余时间创作的美术作品经常见诸报端。有这样的功底，描述他人外貌时便毫不费力，他告诉刑警，昨晚见到的那个黑衣人三十岁上下，身高约在一米七五左右，稍瘦，有着一张狭长的马脸，五官端正，微微上翘的两条浓眉，鼻梁很高，稍稍有些鹰钩，耳垂似比普通人略薄些许；齐膝的白大褂下面露出深蓝色的劳动布裤子，脚上穿着一双栗色皮鞋。奚有贵便请老周抽空把其所描述的这个形象画出来，老周自是没有二话。

刑警张景春与协防队员小杨走访昨天下午在医院内科病区上班的几位医务人员时也有收获。哈医大实习医生小萧反映，昨天下午“醉死”患者入院后，病区的其他几位医生都去其病房了，他因誊抄一份院部办公室急需的数据表格还待在办公室里。其间，曾有一个二十五六岁说一口本地话的妇女出现在门口，询问刚才送来的那个死而复生的酒鬼病人住在哪个病房。小萧见其手里提着一个包裹，以为是来送东西的病人家属，就随口告诉了她。

张景春是今晨发生命案后来医院勘查现场的刑警之一，与死者之妻胡飞儿进行过谈话，还做了一份笔录。他记得胡飞儿说过，她是和几个亲友一起，乘一辆马车把蒋何为送进医院的，其中一个男性亲戚陪着待了一阵儿，天黑后她见蒋何为的情况稳定下来了，就叫那亲戚回去了。整个儿过程中，只有她一个女性家属，也并无其他亲友来过医院。于是，这个青年妇女就被张景春作为前来打听蒋何为住院情况的同案疑犯记录在工作手册上。

负责调查凶手逃离路线的那一路刑警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刑警王仲秋、曹正昌和协防队员施万利先找了医院门卫老刘。其实之前奚有贵、张景春已经询问过老刘，他也提供不出更多的情况。那就只有寻找案发前后可能路过医院的路人或周围住户进行调查了。好在协防队员施万利之前曾在这边的管段派出所干过一段时间，对医院周边比较熟悉，三人走访了附近上百户人家，还根据居民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凌晨时会路过医院的清洁工和上早班的人员进行了解。可是，毕竟是凌晨三点多，在那个时间段经过医院并且恰好看见凶手的几率实在是太低了。这样，这一路调查就没有任何收获。

调查死者亲朋好友的工作量比较大，由两名刑警、三个协防队员负责，其中之一就是南岗分局刑侦队指导员、专案组长莫逸君。三十六岁的老莫是哈尔滨本地人，伪满时就已加入中共，从事地下工作，后来暴露了身份，转移到了抗联部队。中间因负伤离开部队，在地方上养伤两年多，直到哈尔滨解放后才归队。这于其仕途自然有影响，否则，凭他的资历，当个分局长应该没有问题。老莫人很聪明，具有学啥像啥的特长，战争年代从事的是情报工作，归队后组织上就把他分派到公安战线发挥作用。

专案组开会筛出四个调查方向进行分工时，莫逸君考虑到第三个方向的工作量最大，而且最为复杂，决定自己带队调查。当下就点了年轻刑警刘玺，又叫了三个协防队员，五个人直奔蒋家。

蒋家这边原已撤掉的灵堂已经重新设置，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足有上百人。這于铺开调查倒是好事，莫逸君问明来宾与亡者的关系后，把在场所有人分成家属、亲戚、邻居、同行、其他朋友这五类，逐个进行谈话。

哈尔滨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逐渐得到改善和提高，修建房屋的市民显著增加，瓦工木工的活儿也逐年吃香，关内的瓦木工也有来哈尔滨打工挣钱的。如此，像蒋何为这样的能工巧匠的活儿更是多得忙不过来。蒋何为是个头脑活络的匠人，早在年前他就意识到，随着共产党军队不断打胜仗，关内的解放区范围必将迅速扩大，直至整个儿中国都成为解放区（以他的水平，当然不可能想到建立新中国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未来的几年内，原先国统区的劳动人民为改善居住条件，新政府为建设工厂等，建筑工人必定供不应求。届时，那些背井离乡前来东北打工的关内的瓦工木工都会返回自己的家乡，相应的，哈尔滨的建筑工人也会出现一个从暂时短缺到逐渐平衡的过程。这一点，政府肯定考虑到了，已经在有计划地培训建筑工人，政府相关部门开办职业技术学校、技术培训班，鼓励私营营造行多收徒工，并对响应政府号召的私营营造行给予税收上的优惠。

蒋何为因此想出一个主意，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和技术优势，组织一批技术工人，成立一个“瓦木工劳务服务社”，专门向有需求的公私客户提供劳务服务。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好友的赞同，最近正在商讨如何具体实施，据说已经向市里有关部门咨询过，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最近这段时间，蒋何为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扑在这件事上面，活儿虽然还在接，但接活儿后都是召集同行朋友一起去做的。他在和同行朋友喝酒时说，这样做其实就是先搞试验，因为服务社成立后就是这样运转的。可是，大约一周前却出现了反常情形。

原本，根据客户预约，从5月6日开始，蒋何为应该为香坊区的任氏兄弟进行“三房合一”改建。所谓“三房合一”，并不是三间房子合为一处，而是任氏三兄弟原本已经分家，成为三个小家庭，现在不知怎么，想重新合并为一个大家庭，要请匠人师傅把隔断推倒，重建通道，再打通几个房间。任家是哈尔滨有名的粮商，经济实力比较强，但一向很吝啬。任家老爷子在世时跟蒋何为之父蒋老爷子不但是好友，而且同是烟台老乡，蒋何为跟任氏三兄弟算是世交。三兄弟的老大年前找蒋何为预约工程，因为是世交，所以他开出的工价在他自己看来是比较高的，其实也不过属于市场中等价位。

蒋何为接下活儿后，原本跟那班同行朋友说好，到时候拉七八个工匠过去，头三天他要到场主持，以便让任家放心，之后他就要去忙组建服务社的事了，为任家改建之事，就由他的同行朋友刘老三代为主持。不曾想，5月4日下午，蒋何为突然跟刘老三说，他另有要紧活儿去干，任宅那边就不去了，务请刘老三多多费心，必须保质保量完成改建工程，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免得他在任氏兄弟面前没面子。刘老三知道任家兄弟的行事风格，经常出尔反尔，还喜欢鸡蛋里挑骨头，原本有蒋何为挡在前头还不足为虑，现在蒋何为突然来了这么一出，他就没退路了，只好硬着头皮应承下来。

在刘老三印象中，他跟蒋何为相交十多个年头，两人说好的事儿，老蒋从来没有半道变卦，不知这回他是怎么弄的。说是另有活儿，但又不像以往那样在喝酒时透露给大家。5月4日晚上，刘老三、蒋何为以及另一个姓罗的匠人朋友一起喝酒时，曾主动问过蒋何为这次接了桩啥活儿，蒋何为却故意把话题扯到其他方面去了。于是，刘老三就知道人家是不肯告诉自己。

那么，从5月5日到10日这段时间，刘老三、老罗等几个去任氏兄弟家干活的匠人是否见到过蒋何为或者听说过他的情况呢？刘老三说，老罗等人应该没见过蒋何为，而他则在蒋“醉死”前一天即5月9日晚上跟蒋见过一面。

那天，刘老三跟任氏兄弟中的老二弄得有些不开心。任老二负责工程监理，这人在任家三兄弟中最为挑剔，而且是个很不合格的监理，因为对于建房他是外行。外行要管内行，最后的结果通常是双方都不爽。刘老三碍于情面，不好意思跟对方争执，就在5月9日晚上来蒋家找蒋何为，想让蒋出面去跟任老二沟通。蒋何为一口答应，可次日他根本没去任家。这也是让刘老三感到不解的。蒋何为向来都是言出必行，而且这又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他怎么会食言呢？

刘老三还提供了一个情况。就在5月9日晚上，说完工程的事，两个人还闲聊了几句。蒋何为提到了东家的伙食，感慨说每天的那顿午餐太丰盛了，要是天天这样吃法儿，只怕胖成弥勒佛啰！临走时，蒋何为把刘老三送出家门，随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包“新生产”香烟塞到他手里。

“新生产”是沈阳卷烟厂出品的东北地方名烟，1949年5月19日《东北日报》公布的烟酒价格表上，该香烟的专卖价格为十二万元东北流通币，属于高档烟。刘老三不好意思接受，蒋何为硬塞给他，说是东家给的。蒋何为自己不抽烟，但既然东家大方，不要白不要，拿来送朋友也是好的。

蒋何为家属提供的情况与刘老三的说法吻合。对于自己这次给谁干活儿、干的是什么活儿、待遇如何，蒋何为三缄其口。这个情形跟平时截然不同。据其妻胡飞儿说，以往每次接到活儿，丈夫回家吃饭时都会念叨几句，诸如东家是谁、工价多少、活儿的难易等，有时喝多了酒，还会就某个细节唠叨个没完，听得家人不胜其烦。可是这次，胡飞儿随口问起丈夫到谁家干活儿，丈夫却是不吭声。再问，就不耐烦了，说外面的事儿你一个女人家少过问，做好家里的事儿就是了。如此，胡飞儿也就不好再打听了。

至于其他亲戚朋友，刑警了解下来，他们也都不知道蒋何为这几天接下了什么活儿。平时本就见面不多，大家各忙各的，这几天又不逢节日，相互之间没什么往来，就更不可能互通什么消息了。

市局资深刑警、专案组副组长纪森诺和临时配备的两个协防队员老郑、小周负责调查蒋何为临死前所说的“香子”的情况。跟蒋氏全家以及一干亲戚、朋友了解下来，被调查者都一致认为，蒋何为所说的就是他曾经的相好、日本女人香子。

四、香子出轨

香子那年四十挂零，她的身世有点儿复杂。其母陈氏系福建同安人氏，嫁给了在清朝台湾臬台衙门担任师爷的同乡罗某，婚后，陈氏便随夫赴台。甲午战争清朝战败，次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割地赔款，把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辽东半岛后由清政府以三千万两白银赎回）。日本随即派兵进入台湾、澎湖列岛，清廷在台湾的各级衙门被迫撤离。由于运输船只紧缺，撤回人员无法预先知晓动身日期。陈氏信佛，这天前往寺庙烧香，不意忽地传来登船通知。罗某必须护卫官府文牍随行，遂把其妻托付给同僚，自己匆匆登船。哪知受托同僚还没见到陈氏，便奉上司之命上了稍后离开的另一条海船。

陈氏就这样被撇在台湾。原以为稍后可以搭乘其他船只返回家乡，哪知，进入台湾的日本人推出一条新法令，凡是留在台岛的原中国内陆人员以及岛上的土著居民，一律都转为日本国籍，称为“新国民”。今后，“新国民”可以自由进出日本本土诸地，但前往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其他任何地方则视为“出国”，必须申领护照。就这样，陈氏成了“日本国民”。1907年，陈氏嫁给一个在台湾从事税务工作的日本男子青木。次年，青木奉调返回大阪，陈氏随其去了日本。又过了一年，夫妻俩生下一个女儿，那就是香子，随父姓，叫青木香子。

香子在日本待到十八歲。从护士学校毕业后，因为自幼由母亲教会了流利的汉语，就被分派到“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建立于1906年，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大连设立的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侵略的机构）附属医院当了一名内科护士。四年后，香子嫁给了“满铁”铁路技师天宫雄三郎。是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次年，即1932年，东北全境沦陷。天宫雄三郎奉命调往哈尔滨继续从事铁路技术工作，香子随同前往，在中东铁路中央医院（1935年改为满洲铁道医院）做了一名内科护士。1936年，香子生下一个儿子，出生三十三天即夭折。1938年又生下一个女儿，不久送回大阪交由其祖母抚养。

1940年，天宫雄三郎以高级技师的身份参加对北满铁路的技术巡察时，遭到抗日游击队的袭击，天宫中弹身亡，香子成了寡妇。起初两三年，曾有日本同事以及天宫以前的朋友等向其求婚，均遭拒绝后，其他求婚者便知难而退。香子原准备就这样一直过单身生活，哪知不久就遇上了蒋何为。

1943年早春一个飘着雪花的夜晚，香子下班经过医院附近的马路时，发现人行道电线杆下倚坐着一个身穿黑色皮衣的人。那年头，冬天马路上经常出现“路倒”（即冻死的乞丐、烟鬼、酒鬼之类），香子是医护出身，早已见之不怪。但见那人身穿皮衣，不像寻常“路倒”，对其身份不禁好奇，就上前去看个究竟。

这个“路倒”男子正是蒋何为。那几天他被哈尔滨日本宪兵队后勤部门通过伪行业公会召去，为一个新调来的军官搞室内装潢，由一名伪满职员负责监理。那职员见蒋何为活儿干得好，就请他干完这边的活儿后去他家打一口立柜。蒋何为不敢得罪这些人，只有答应。那汉奸倒也识趣，跟日本后勤军官不知嘀咕了些什么，把每日中晚两餐伙食搞得很好，晚餐还有白酒喝。蒋何为本嗜杯中物，寻思不喝白不喝，喝了是白喝，所以每晚都大喝特喝。这天，可能是白天活儿太累，再加上喝酒过猛，蒋何为回家路上有点儿晕晕乎乎，脚下打飘，越走腿越软，眼看支撑不住，便在马路旁的一根电线杆边坐下，背往电线杆上一靠，头一歪，就迷糊过去了。

这是“酒仙”蒋何为生平难得的一次当街醉倒。尽管已是早春，夜间的气温还是相当低，如果不是碰到香子，蒋何为这一迷糊过去，恐怕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当时哈尔滨日本军警宪特有规定，凡是军方的办公地点均列为一级禁区，军方人员及家属的居住区域属于二级禁区，进入一级禁区须凭军方证件，进入二级禁区也需要相应的凭证，根据居住对象的不同身份，凭证也有区别：一等的是特别通行证，在二级禁区里可以畅通无阻；二等的是普通通行证，可以进入大部分区域；三等的凭徽章，只能出入自己居住的那片区域。让蒋何为干活的那个宪兵军官的级别属于三等，所以人家就给了他一枚三等级别的蓝色徽章佩戴在左胸，当然，活儿结束了是要交还的。蒋何为拿到这枚徽章后如获至宝，一戴上就不愿取下来了，一是生怕丢失，二是佩着这样一枚徽章在外面行走，寻常日伪警察、特务见之就不会找他麻烦了。

此刻，香子走近蒋何为，一眼就看见了这枚徽章。于是，香子想当然地认为这个男子是“自己人”，至于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那就不清楚了。既然是“自己人”，香子觉得应该尽力提供帮助。她搭了搭蒋何为的脉搏，发现这人还活着，只是唤之不醒，据其浑身的酒气判断应该是喝醉了。不过，这人身材健壮，自己扶不起来。看看四下，偶有路人匆匆经过，却根本不往她这边看一眼，都是存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思。她干脆掏出一枚警察局发给日本籍医务人员的专用警哨，用力吹响。不一会儿，两个骑着高头大马的巡逻警察疾驰而至，按照香子的要求把蒋何为送往她所供职的满洲铁道医院。

蒋何为其实就是醉酒而已，并无病症，到医院后输了液，睡了两个小时就醒过来了。不过，以当时的天气，如果任他睡在外面，肯定就会成为一具冻僵的尸体。因此，香子此举就是救了他的性命，理应被他视为救命恩人。蒋何为继承了其山東祖辈知恩图报的性格基因，在医院苏醒过来后，打听清楚是何人救了自己，随即备了一份厚礼前往致谢。两人就这样认识了。

当然，如果蒋何为不是能工巧匠的话，两人的关系也不一定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事有凑巧，一个月后，香子调换了住所。她自丈夫死后仍居住于原北满铁路局安置员工的公寓房内，住到1943年春，铁路局方面认为她独自一人不宜居住一套公寓房，就让她搬到另一处面积较小的平房居住。平房比较陈旧，入住前需要修缮。香子就想到了蒋何为，从医院的登记册上查到了蒋何为的住址，写了一封信寄去，说明短期雇佣之意。蒋何为视香子为恩人，自无二话，一口答应。

蒋何为施展出自己的精湛手艺，把那住房修缮得比新房还美观实用。这个工程一共花了十天时间，香子特地向其供职的医院请了十天假。她知道蒋何为嗜酒，且对菜肴比较挑剔，就待在施工现场天天烹饪不同的菜肴，还拿出亡夫留下的上好佳酿热情款待。让蒋何为感到特别满意的是，香子也能喝酒，而且有一定的酒量。两人每天晚餐喝酒聊天，越来越投机，终于，在完工后那天晚上，吃过本应是最后一顿晚餐后，两个中年男女越过了那道界线。

建立了那份关系之后，香子提出要嫁给蒋何为。蒋何为呢，也想娶她。可是，他是有妇之夫，而且还有一双子女，要娶香子，先得离婚。他还真的动了离婚的念头，自己不便开口向胡飞儿说明，就托了一个朋友，让人家带上老婆找胡飞儿谈。胡飞儿震惊之下，亮出了底牌，一把刀子拍在桌上：离婚就自裁！

这动静自然惊动了蒋老爷子。这个家庭是老爷子说了算，老爷子虽是粗人，却会做思想工作。他先把胡飞儿的刀子收了，说让我跟这小子谈谈，弄清他为什么要闹离婚。父子俩把酒细谈，老爷子得知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当下就恼了，说你小子竟想娶个东洋老婆，信不信我一斧头劈了你！蒋何为孝顺，闻言就此罢休。不过，虽然断了娶香子的念头，私下里，依旧悄悄跟香子幽会。此举没瞒得过胡飞儿，她仅仅凭直觉就意识到了。不过，胡飞儿审时度势，没有大吵大闹，她担心把蒋何为逼急了，连老爷子的话也不听，那就麻烦了。好在蒋何为与香子也知趣，没有明目张胆公开出双入对，胡飞儿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1945年8月中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哈尔滨的日本人乱成一锅粥。苏军很快进入哈尔滨，中方也来了接收官员。往下就是遣返日侨了，但许多侨民因为种种原因并不想返回日本。今非昔比，这当然不是日本人说了算了。不过也有政策，凡配偶是中国人的日侨，不论男女，均可留在中国，允许改为中国国籍。香子的父母早已去世，丈夫天宫也已死去数年，前不久又传来消息，寄养在夫家的女儿与祖父祖母全部死于美军的轰炸。这样，她回日本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她决定留在中国。留在中国的办法，就是赶紧嫁个中国人。曾在她亡夫手下干活儿的钳工汪孚康丧偶两年尚未续娶，她赶紧请人登门道明意思，当天就去申领了结婚证，接下来就该办婚宴了。

香子的同事大多回了日本，她在哈尔滨几无朋友，婚宴上女方家一个亲朋没有，多少显得有些掉价，她便邀请蒋何为届时带几个朋友去喝喜酒，也算是替她撑撑门面。可香子不知道，自己与蒋何为的那层关系，汪孚康早有耳闻。本来汪孚康寻思，既然香子嫁给了自己，以前的事都可以不计较。可婚宴那天蒋何为居然带着几个朋友登门道喜，这不是明摆着给自己难看吗？

汪孚康是习练武术的，当日前来参加婚宴的亲朋好友中自有一些师兄弟、徒弟什么的，其中有几个见他脸色不对，悄悄打听，才知道原来女方的来宾中有蒋何为这号人。当下就有人按捺不住，到蒋何为那边故意找茬儿。蒋何为几个是匠人，力气不小，经常攀梁上屋，身手也敏捷。不过，那份力气和敏捷不在“路上”，真的动起手来，自然没法儿跟习练武术的那帮子相比，结果个个鼻青眼肿。好在对方下手知道轻重，只是使他们皮肉难看，没让他们弄个内伤什么的。蒋何为的喜酒自是喝不成了，还给人家撵出了门。对方也没让他们糊里糊涂挨打，临走警告，今后请自重，如若让我们听到什么风言风语，定要你好看！

那天，蒋何为受伤最严重，半路不济，还是叫了马车送回家的。胡飞儿虽然心疼丈夫挨打，但内心多少有一些出了口恶气的快意，暗忖丈夫这下总该长点儿记性，从此好好过日子了。之后，胡飞儿留意下来，没发现蒋何为跟香子再有任何来往。没想到，丈夫临终前反复念叨的不是父母妻儿，竟然还是那个东洋女人（其实已是中国国籍）香子，自然是让她非常气愤。

对于专案组来说，需要考虑的就不是胡飞儿的情感波动问题了，而是要分析死者的遗言与其被害是否有关。刑警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是否蒋何为还在继续跟香子来往，只是比较隐蔽，瞒过了胡飞儿，但最近被香子的丈夫汪孚康察觉了。哈尔滨毕竟已经解放三年多，社会治安今非昔比，像几年前那样光天化日之下对蒋何为动拳脚的情形已经无法复制，汪孚康只有暗中报复。于是，就策划了“醉杀”方式，不易引起警方的注意，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法律追究了；即使警方对其进行尸检，也是喝酒过量导致死亡。不料，蒋何为的“小酒仙”绰号名不虚传，“醉死”过去之后竟然又缓过一口气，死而复生了。这麻烦就大了，一旦他清醒过来，向公安局反映自己被诱入圈套的一应情节，那涉案者肯定是要受到追究的，而且罪名还是故意杀人。因此，凶手一不做二不休，半夜潜入医院将蒋何为杀害。

如果上述假设成立，那这事多半跟香子有关，专案组决定派员跟香子谈谈。一事不烦二主，这活儿还是由刑警纪森诺带着两个协防队员去办。这时青木香子供职的满洲铁道医院已改名为东北铁路总局医院，她仍是内科护士。刑警一行去了医院，先跟保卫科联系，由保卫科出面把香子唤到科长办公室。

香子这几天参加“访贫问苦医疗队”，下乡了半个月，昨天刚回城，今天就来上班了，还不知道蒋何为出事。听刑警一说，非常震惊，继而流泪不止，那样子看上去不像假装的。这也使刑警更觉得之前对案情的判断是准确的，她很可能跟蒋何为没断联系。继续往下谈，果然，香子承认她与蒋何为仍旧保持着私下的来往，只是更加小心谨慎。不过，还是被发现了。

一个多月前，也就是清明节那天，香子趁丈夫去扫墓不在家的机会，临时调休，约蒋何为去她家幽会。两人已经多日没见，蒋何为一进门，香子就扑到他怀里，竟然忘了闩上门。正好邻居刘大婶来借东西，推门而入，撞个正着。刘大婶是个出名的快嘴，待汪孚康傍晚回来，还没进门就从邻居那里听说了白天发生的事，回到家，进门便逼问香子。香子知道自己此番已经没有退路，当下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提出离婚。她当初嫁给汪，原本是因不想被遣返日本迫不得已选择的下策，现在国籍早已转为中国，也就不在乎了。

汪孚康自然大怒，不过他没有对香子动手，甚至也没有破口大骂，用尽量平和的语气对香子说，你的前夫天宫先生当初对我不错，在技术上给予的指点甚至超出了寻常的师傅，尽管我没拜他为师，但心里是把他作为师傅看待的。看在这段情分上，我不打骂你。你说要离婚，我也同意。不过对那姓蒋的小子可就没那么客气了，等我收拾了他，我们就去办理离婚手续。

刑警当然要问一问5月11日夜间汪孚康是否在家过夜，香子说那天他没回家，因为双方一直在冷战，互不搭理，他不回家从不打招呼，事后也不会解释。刑警又去找汪孚康的一干邻居调查，证实清明那天蒋何为确实去过汪家，恰被快嘴劉大婶撞上，胡同里一个平素喜欢多事的闲汉佟老七又把这事告诉了汪孚康。佟老七想当然以为此事必有下文，见汪回家后即把屋门关闭，寻思肯定有一场武打戏，便凑到门外偷听，不料竟然没有什么动静，自是十分失望。

于是，汪孚康就成了重点调查对象。

五、疑点重重

5月14日下午，专案组开始对汪孚康进行调查。专案组长莫逸君把刑警王仲秋、曹正昌调派过来，加强纪森诺这一路的力量。

刑警前往汪孚康供职的铁路局机务段，保卫科出面接待的副科长景浩海介绍了机务段钳工汪孚康的情况——

汪孚康，佳木斯人，今年三十九岁，自幼父母双亡，给地主放过牛、当过长工。十六岁那年从佳木斯来到哈尔滨，因为个头儿高，体质健壮，就干起了拉洋车的行当。拉了四年洋车后，认识了一个经常坐他洋车的苏联铁路工程师（当时中东铁路北段即北满铁路由中苏共管），经该工程师介绍，汪孚康得以进入北满铁路机务段当了一名实习钳工。此后，他一直在铁路系统从事维修工作，其间曾跟随香子的前夫天宫。屈指算来，到1949年，汪孚康已经在铁路上干了整整二十个年头。

汪孚康平时不大爱说话，埋头干活，工间休息时工友讲笑话瞎聊天，他也不参与，只是静静地听，偶尔跟着别人笑笑。除了干活儿，他的业余爱好就是武术。他在佳木斯老家时学过摔跤，到哈尔滨后拜师习练武术，由于肯吃苦，人也机灵，进步很快，是同时拜师习武的十来个徒弟中最早出师的，后来又是最早被师傅允许收徒弟的。与香子结合前，他曾有过一次婚姻，女方无业，父亲是一个小杂货铺店主。婚后，汪孚康通过天宫的介绍，在火车站为妻子谋得了一份清扫工的差使，有了一份收入。两口子的小日子过得还不错，可好景不长，婚后一年多，汪妻染上时疫不治身亡，当时还怀着七个月的身孕。之后，汪孚康一直单身，直到日本投降后与天宫工程师的遗孀重新组建家庭。

当时东北是解放全中国的大后方，东北局要求各国有单位迅速发展壮大党员队伍。汪孚康是孤儿，自幼给地主做工，之后进城当工人，在那个年代，属于一等一的无产阶级分子，因此被组织上看中作为发展对象。但香子这个日本老婆（尽管婚后即加入中国国籍，但领导还是这样认为的，社会上也是这种观点）成了他入党的障碍，组织上就找其谈话，劝他离婚。可是，任凭组织上派来的政工人员如何劝说，汪孚康就是不开窍。于是，汪孚康就获得了一个“榆木脑袋”的绰号。

领导自是对他大失所望，组织从此与其疏远，他被归入了落后群众的行列。而汪孚康的表现还真是不折不扣的落后群众面貌，工作积极性不高，让他加班必须先开好调休单；平时工余时间的政治学习、群众大会总是迟到早退；让他发言，有时就会信口开河，时不时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

纪森诺等人向专案组汇报上述情况后，专案组决定把调查触角伸向汪孚康。专案组分析，蒋何为的被害应该是分为两步进行的，如果汪孚康确是主谋，那他所走的第一步是先以高额报酬引诱蒋何为接下“需要保密的活儿”，指望一举成功，那就一劳永逸了；如果第一步没有成功，那就只好走第二步，直接下手。

汪孚康与蒋何为认识，且是情敌，所以汪孚康自己不可能去聘请蒋何为干活儿，他得另外请人出面，这个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与汪孚康的交情深厚，否则不可能帮忙做这样的事；二是那人并未参加过汪孚康的再婚婚礼。如果是婚礼的出席者，甚至是参与殴打蒋何为的人，见了面蒋何为或许会认出来，那往下就玩不下去了。至于第二步直接去医院行刺，那倒有可能是汪孚康自己前往下手——据曾经在医院里瞧见过疑似凶手的黄彩凤夫妇的描述，那主儿三十多岁，相貌、身材也跟汪孚康接近。刑警商量下来，决定从铁路局档案中调取汪孚康的照片，去医院找黄彩凤夫妇辨认了再说。

黄彩凤的丈夫已按照刑警的嘱咐，画了一幅凶手的画像。几个刑警看下来，觉得跟汪孚康不大像。刑警不肯轻易放弃，没准儿周老师辨认有误呢？于是，改个方向调查，直奔汪孚康的住处，当然不是找那对夫妇，而是通过派出所找来若干邻居，请他们回忆，汪孚康是否曾经穿过隐格黑色凡立丁上装，蓝色劳动布裤子。一干邻居的说法不一，有的说没有穿过，有的说黑色上装好像穿过、劳动布裤子没有穿过，还有的正相反。无奈，刑警干脆去铁路医院找青木香子调查，妻子对于丈夫的衣服应该是清楚的。

香子给出的回答是，汪孚康既没有黑色上装，也没有蓝色劳动布裤子。铁路局发的工装是劳动布的，不过不是蓝色，而是黑色。此外，香子还提供了一个信息：汪孚康已经知晓蒋何为死亡的事了。

就在昨晚，汪孚康对她提起此事，说那个姓蒋的家伙恶有恶报，已经让人干掉了。如此，我们就离婚吧。香子求之不得，说离婚就离婚，15日是星期天，我们先把双方的财产清理一下，造个册子，下周约个时间去区政府办手续就是了。汪孚康马上点头称好，神情看上去很是轻松。

不过，这对夫妻的约定未能兑现。5月16日，专案组长莫逸君下令，直接找汪孚康聊聊，问他5月11日晚上去哪里了，为什么一夜没有回家。这样，在铁路局机务段加班的汪孚康就被传唤到保卫处，接受刑警的讯问。汪孚康承认他已经知道蒋何为被人杀害在医院病床上的消息，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还是那句话——恶有恶报。然后就问到5月11日晚上他是在哪里过的夜。他先是说在单位加班，话刚出口，大概是觉得不妥，又改口说在机务段宿舍睡觉，因为他最近和妻子闹矛盾，不想回家，就睡在单位里了。

刑警当场请保卫处向铁路局机务段宿舍门卫了解，门卫说记不清楚那晚汪孚康是否在宿舍过的夜，不过他在宿舍确实有床铺，以备加班加点晚了没法儿回家的时候好有个地方休息。那么，5月11日晚同寝室的工友是哪几位呢？门卫说汪孚康住的是二楼楼梯间，比较小，只有他一张床铺，这是当初安排铺位时就形成的格局。

这样一来，刑警只好先把汪孚康搁在保卫处，一行人去宿舍，向门卫要了那栋宿舍楼的住宿人员名单，选出与楼梯间相邻的那几间宿舍的住宿工人一个个询问。一圈调查下来，都说5月11日晚上没有看到汪孚康。回过头来再去问汪孚康，刑警警告他必须说实话。汪孚康“榆木脑袋”的绰号名不虚传，还是坚称那晚自己住在宿舍，让刑警看著办。于是，他就被拘留了。

纪森诺等刑警商量下来，决定先让汪孚康在看守所待着，他们随即进行另一路调查。前面说过，专案组分析，如果汪孚康确是命案主谋的话，他先进行的是第一步，即策划让蒋何为神不知鬼不觉地醉死，那就需要有人出面跟蒋何为谈一桩报酬优厚、工期不长的活儿，现在，刑警就是要找到这个谈活儿的人。

先去找了青木香子，向其了解汪孚康平时有哪些与其走得特别近的朋友。汪孚康的交往不像蒋何为那样广，香子提供的也就只有十一人，都是武术方面的，铁路局单位的同事一个也没有。这对于一名资深钳工来说，似乎不合常理。尽管汪孚康在机务段属于落后群众，但落后分子也是有朋友的呀。再去铁路局打听，证实青木香子并没有遗漏什么情况，汪孚康确实没有要好的同事，即使三个曾跟他学手艺现已满师的徒弟，和汪孚康的关系也属于一般。

这倒也好，减轻了刑警的工作量。刑警当即根据香子提供的名单进行调查。十一个调查对象中，有三个是汪孚康的师兄，两个是师弟，三个是同道（即同一武术门派中人），还有三个就是徒弟了。这些人的身份分别是商人、工人、小贩、司机，还有一个是政府干部。纪森诺打算先找那个名叫宋纪春的干部调查，相信那位不会把江湖义气看得比干部身份还重。

二十七岁的宋纪春是哈尔滨本地人，出身于资本家家庭，所以有钱供他上了大学。不过，他在大学里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参加了革命，那是1945年初的事。半年多后，抗战胜利，小宋被组织上分派到区政府民政股当了一名干事。今年1月，小宋被调到区文化馆当了副馆长。他是武术爱好者，专门拜过师，据说身手还不错。当时还没有成立什么“体育运动委员会”，但已经开始着手发展群众体育运动，由文化馆代管，把宋纪春调去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小宋听纪森诺说明了来意，显得很吃惊，说老汪家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倒还真不知道。这话刑警信，因为日本刚刚投降那会儿，汪孚康和香子结婚时，他跟汪还不认识，不知道这对再婚夫妇竟然还有这样一段故事。小宋毕竟是搞地下工作出身的干部，心思缜密，没等刑警发问，先取了张白纸，一面翻阅台历上前几天的记录，一面笔走龙蛇在纸上写着什么，临末签上自己的姓名。他告诉纪森诺，说这是我本月1日至11日夜间的活动情况，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问我，我再补充。

刑警调查案子时还没遇到过这种对象，给他这一弄，反倒略微有些不自在。纪森诺接过那张纸看了一遍，果然清清楚楚。那个年头政府部门人手少，干部工作量很大，基本没有休息日，而且每天都要加班，小宋从1日到11日这些天里一直在忙碌。他抓的是群众体育，天天跟基层、街道的体育爱好者打交道，每桩工作都有多名证明人。刑警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但出于走程序的需要，还是去访问了证明人，证实其所言不谬——小宋没有作案时间。

调查中，小宋还说到汪孚康有另外两个交往较密切的朋友，其中一名在稍后引起了刑警的兴趣。当然，那是在纪森诺等人把香子提供的那张名单上的十一人全部调查完毕，均排除了作案嫌疑之后的事情。

小宋说到的那二位，其中一个叫邢素兰，四十来岁，是一家铁匠铺子的老板娘。她的父亲乃至祖上数代都是汪孚康那一门武术流派中的地方名人，到她这一代，不巧其母生下的四个孩子都是女孩儿，按照该门派“传男不传女”的规矩，这门功夫就断了，其父也只好认命。但长女素兰对武术却有一份天生的兴趣，缠着老爸要求传授，遭到拒绝后犹不死心，每天随着老爸起早摸黑依样画葫芦。老爸感动之下，以自言自语的方式边练边传授，总算使女儿学到了几成。还别说，就这几成，也使得同道中人不得不刮目相看。一天她在公园里打拳，正巧被汪孚康等人瞧见，自是吃惊不小。那还是半年前的事儿。自此，邢素兰就和汪孚康那一班人开始交往，不过仅限于切磋武艺。

邢素兰一介女流，和汪孚康并无深交，应该不可能跟案子有关系。不过，邢素兰接下来说到的情况却引起了刑警的注意。这就引出了宋纪春所说的汪孚康的新朋友中的另一位——赵寅义。

赵寅义是跟邢素兰习练武术的，不过不是徒弟。邢素兰认为自己仅学得老爸本领的些许皮毛，又没拜过师，算不上该门派中人，不过是个业余爱好者罢了，哪有收徒的资格？但她每天到附近公园去习练拳棍刀枪时，旁边总有一些年轻人围观，经常有人提出要求拜师学艺，邢素兰一概拒绝。但于赵寅义却是一个例外，因为这个小伙子在学武方面的秉性竟然跟当初的邢素兰有几分相似，你不肯教，那好，我就在旁边跟着比画。每天一大早，小伙子就去公园等邢素兰，等到后依葫芦画瓢，一招一式还有点儿像模像样。

这样风雨无阻两年多下来，终于感动了邢素兰，也就肯指点几下，但明确申明并非师徒关系。半年前，邢素兰跟汪孚康等人在公园相识，赵寅义也在旁边。邢生怕汪等人以为赵是她的弟子，就把赵的情况当众介绍了一遍，见汪对赵似乎很欣赏，便问汪是否愿意把赵收为弟子。汪孚康的想法可能是这小伙子迟早会是邢的弟子，他不敢掠人之美，当下摇头，但表示可以像对待入室弟子那样给予点拨。这样，赵寅义就成了汪孚康不是徒弟的徒弟。

然后就要说说赵寅义疑似涉案之事了。劳动节那天，赵寅义拎了一份礼物前来铁匠铺（小伙子之前为图谋跟邢素兰学武术，已经跟邢的丈夫老丁交上了朋友），还拿出一张图纸，要求丁师傅照样打造一柄匕首。当时尚未有“管制刀具”之说，普通百姓家甚至可以拥有猎枪，铁匠铺接这种活儿也算正常。稍后邢素兰也知道了这件事，曾随口问过赵，打这玩意儿干什么用。赵寅义说是受朋友之托，人家要去内蒙古草原跑趟买卖，要一把好匕首防身用，知道他跟丁师傅说得上话，就请他出面，要求丁师傅用精钢打造。至于费用，那肯定不会让丁师傅吃亏。

刑警马上想到了行刺蒋何为的那把匕首，立刻由邢带着前往铁匠铺子。丁师傅说那把匕首在5月5日由小赵取去了，图纸还留在他手里，说着，拿出图纸给刑警看。刑警一看上面注明的尺寸，跟死者胸前的伤口竟然完全吻合！

赵寅义立刻被传讯，先问那把匕首，其说法跟他对邢素兰的说法相同，系受人之托。那么，那个所谓的朋友呢？答称对方是吉林来的，已经拿了匕首离开哈尔滨去内蒙古草原了。刑警问对方的姓名住址，赵寅义说两人是在饭馆里喝酒时结识的，只知道姓沈，长春人，是做皮货生意的；至于住址，人家没留。

很明显，这是在敷衍警方。刑警当即去赵家搜查。这一查，就把那把匕首查出来了！

六、几番无用功

匕首图样刑警已经见识过，见了实物，却还是暗吃一惊。丁师傅不愧为地方名匠，这把匕首打造得极好，如果放到若干年后时兴文物造假的年代，由文物贩子做做手脚，不说是荆轲刺秦王用的徐夫人剑，冒充雍正朝血滴子的配发短兵器只怕还有点儿委屈它哩。刑警粗粗检查下来，发现匕首的刀身被擦拭过，但刀背下方的血槽里尚有残留的血渍。多数刑警认为，这八成就是杀害蒋何为的凶器了。市局老刑警纪森诺主持侦破过多起命案，当下用放大镜仔细察看，又凑近血槽深吸一口气，却没吭声。

莫逸君知道他定是有不同意见，于是问道：“老纪，你看这……”

纪森诺半晌才开腔：“这上面的血不是人血，应该是动物血，多半是杀过狗。”

其他人自是不解，纪森诺凭什么断定是动物血呢？纪森诺解释道：“动物血与人血相比，有几个明显的不同，一是粘稠，二是颜色深些，三是含盐量低，没人血咸，四是动物血比人血更容易凝结，血迹不易擦掉，五是动物血的腥味儿更浓。我认为这把匕首上残存的血渍符合动物血的特征。”

经技术鉴定，果然证实了纪森诺的判断。赵寅义也不得不交代，曾用那把匕首杀过狗，在场的还有另外两个朋友。刑警随即找那二位调查，证实确有此事。

那么，对那把匕首的来龙去脉，赵寅义为什么遮遮掩掩呢？原来，赵寅义打造这把匕首的初衷，确实是想教训教训破坏他师傅汪孚康婚姻的蒋何为。这主儿原本性子暴烈，又讲义气，再加上头脑简单，行事往往不加细虑，听说师娘与蒋何为藕断丝连，惹得汪孚康要离婚之事，便想为汪孚康出一口气。

他并不认识蒋何为其人，一番打听后，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这姓蒋的主儿并非寻常匠人，乃是本地建筑工匠中的名人，师兄师弟徒子徒孙多不胜举。要想教训他并不那么容易，当然，一对一肯定没问题，但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赵寅义也没有耐心寻找机会，就想到了备一把匕首带在身边，届时教训蒋何为的时候，用以恫吓敢为蒋何为出头助拳的其他匠人。但赵寅义说，他还没来得及下手，就听说了蒋何为被人暗杀在医院的消息，这事也就放下了。

这当然是赵寅义事后的单方面说法。专案组接下来进行了两方面的调查，一是是否有作案时间，二是是否有可能让其狐朋狗友作案。调查下来，这两种可能均被排除。于是，这条线索也只得放弃。

之后，专案组着手开展另一方向的调查：蒋何为生前接的最后一桩活儿，也即从5月5日到5月10日这六天里他单枪匹马去干的某项神秘工程。

尽管眼下尚未查明他的被害真相，但可以断定，他的被害肯定与这桩活儿有着密切关系，甚至是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有两层含义：一是找蒋何为干活的人就是直接主持该项神秘工程的人；二是找他干活的人不过是受人之托，本人也是蒙在鼓里的。不论是哪一层含义，首先，警方要找到这个人。

专案组向死者之父蒋老爷子了解蒋何为平时承接工程的途径，得知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在茶馆里接活儿。蒋何为几乎天天都起早去茶馆喝茶，吃了早点才回家收拾一番出门奔东家干活。当时的哈尔滨，几乎每家茶馆里都有几副座头是瓦工木工等匠人的专座，他们已经习惯去那里喝茶抽烟聊天，互相介绍活儿。营造行的老板或者办事人员需要匠人时，通常就会去茶馆雇佣，私人要修造房屋打制家具，也会去茶馆物色。第二种跟如今城市里的“马路游击队”相似，匠人师傅携带工具，大街小巷四处游走，却并不吆喝，谁家里有活儿正好需要匠人的，见之就会唤住，双方互相谈下来合适，就算接下活儿了。第三种就是同行之间互相介绍。

刑警分析下来，认为蒋何为这样的地方名匠不可能通过第二种方式揽活儿，遂决定针对另外两种方式进行访查。

专案组连同协防队员全体出动，两个一拨，分头接触了行业公会理事會负责人、众多与蒋何为生前有交往的匠人，可是谁都说不出蒋何为生前最后一桩活儿是怎么回事。这样，专案组就不得不考虑还有第四种方式存在，那就是出门途中被人拦住，就在路边或者进入附近某个比较适合谈话的场所诸如茶楼、酒肆之类聊一聊。这桩活儿的诱惑力肯定是蛮大的，或者就是蒋何为欠了人家的人情，否则不可能把之前已经说好了要出面主持的工程推掉。

一干刑警觉得自己的头似乎大了一圈。如果是上述这种情况，那可怎么调查？除非运气特别好，能找到目击者。但好运气可遇不可求，专案调查更不能完全指望运气。当然，愁归愁，调查还是要进行下去的，那就只好耐心查摸了。通过什么途径查摸呢？大伙儿分析下来，只能去访查蒋何为5月5日前干活儿的东家以及一同干活儿的其他匠人，了解其上下班的路径，然后，分头到途经的茶楼、酒肆之类的地方调查，看能不能发现蛛丝马迹。但是，一番查摸下来，并无任何效用。

七、雪茄的味道

专案组的调查屡屡碰壁，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往下该怎么走？众刑警心里都没底。无奈之下，5月19日，组长莫逸君干脆宣布明天都休息一天，回家补个觉，调整一下。

5月21日上午，一干刑警集中在专案组办公室，再次商量案情。睡眠得到补充之后，大伙儿的思路似乎清楚了一些，七嘴八舌纷纷发表意见，归纳起来集中在一点：应该检讨前一段时间的工作，着重回顾侦查路数是否正确。

回顾下来，觉得似乎并无问题，所有调查都是必要的，尽管没有取得成果，但不排除那些可疑之处，就没法儿寻找新的突破口。那么，突破口在哪里呢？说到这里的时候，自会议开始一直埋头抽烟的刑警奚有贵忽然提出了一个观点：之前曾经调查过的“香子”是不是有问题？

对青木香子以及其夫汪孚康的疑点，这些日子专案组可谓查了又查，已经有充分证据可以确定应该排除涉案嫌疑了，这回奚有贵怎么又提及了呢？众人纷纷朝老奚投以不解的眼光。奚有贵意识到大家领悟错了，赶紧解释说，我的意思是，蒋何为临终前说的那两个字，可能不是他的情人香子，而是“箱子”。

他这一说，众人顿时恍然。可不是吗，“香子”之说，乃是死者遗孀胡飞儿最先作出的反应，专案组认为言之有理，所以就接受了她的说法。现在查下来，该案应与香子无涉，但手术医生、麻醉师都听见了蒋何为临终前的话，同样的发音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如果不是“香子”，那也许真的就是指的某个箱子。再联系到蒋何为生前接的那桩神秘的工程，是否可以作出以下估计：有人以高酬金为诱饵，把蒋何为请去干了一桩与“箱子”有关的活儿，比如在墙内设计一个夹层，在夹层内安装用以藏匿重要物品的箱子或暗柜。因为是需要给出尺寸的，所以可能拿出箱子让他测量，当然，那应该是空箱子。蒋何为并未起疑，直到他在5月10日干完活儿在东家吃他的“最后一顿晚餐”时，还乐呵呵地来者不拒只管痛饮，直至醉倒。

之后，蒋何为在假死状态下进了棺材。如果他从假死到真死，再也没活过来，这事也就不会被警方关注了，因为他喝酒是出了名的，最后死于酒精中毒，没人会产生怀疑。哪知蒋何为命硬，竟然“死而复活”了，然后进了医院。在医院输液之后，由昏迷进入昏睡，又由昏睡进入正常睡眠阶段。别看他还是像死人般一动不动躺在床上，脑细胞却是正常活动的，说不定在潜意识中已经感觉到自己的经历似乎不对头。还没弄清楚具体哪里不对头，忽然胸口挨了一刀。这下，固然真的要进阎王殿了，而之前他没弄明白的事，突然间也想清楚了——人家这是要我的命啊！继而就想到了这几天他在东家干的活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挣扎着说出了“箱子”这两个字。

在座的刑警都是行家，自然一点就通。待奚有贵把自己的分析说完，现场一片寂静，终于，有人发出了一声惊叹：“哦——这是灭口？”

莫逸君缓缓点头：“完全有这种可能！”

其实，这个推断于往下的调查并无实际帮助。尽管如此，大伙儿也非常兴奋，毕竟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很多时候，精神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有了精神，智慧甚至也会随之而来。莫逸君让大伙儿畅所欲言，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成熟没关系，说错了也没关系，有感可以发，无感也可以发。众人七嘴八舌，不知是谁提出了一个调查方向：5月10日晚上蒋何为在东家那里喝醉后，是被一辆马车送回来的。据蒋何为之妻胡飞儿回忆，那是一辆有篷罩的私家马车，篷罩好像是用白色帆布制作的。不过，她因为忙于照看丈夫，没顾得上去看马车牌照。之后，刑警在走访群众时曾询问过这个问题，都说天已经很晚了，家家户户都关门睡觉了，没有看见蒋何为被送回家这一幕。这样，这条线索就没法儿调查下去了。现在，组长要求大伙儿群策群力，设法把这个断掉的线头续上。

众刑警就这个问题一直讨论到下午两点多，还是没有突破。莫逸君说我们走群众路线吧，大伙儿连同协防队员一起下胡同去走访群众。协防队员属于外围协助刑警开展工作的人员，并非专案组成员，他们是没有资格参加案情分析会的。刑警开会的时候，他们就在会场外面无所事事，好生无聊。这会儿听说要下胡同搞调查了，个个摩拳擦掌。当下，由刑警张景春向他们交代了调查要点，要求大家把走访工作做得细而又细，还说谁能查摸到有价值的线索，就有希望在公安机关招收正式民警时被优先录用。这话并不是无中生有信口乱说，而是有依据的，分局已经接到文件，将在6月上旬公开招收新民警，协防队员可以优先考虑——既然如此，那立功的协防队员当然更不在话下了。

当然，张景春说这话只不过是为了鼓舞士气，并没指望连正规军也没弄到的线索会让游击队弄到，哪知这样的好运气还真让协防队员李震潮撞着了。李的调查属于剑走偏锋，没像其他刑警、协防队员那样盯着人家打听那天晚上是否听见马车在蒋家门口停下的事儿，而是跟受访人闲聊天儿似的天南海北一通乱侃。这一侃，竟然就侃出了一条线索——据一个名叫关二狗的老者说，蒋何为假死后换下的衣服上有一股浓烈的烟味儿。通常说来，一个匠人师傅的衣服上有烟味儿应该属于正常，可对于蒋何为而言就是例外，他虽然嗜酒如命，却从不抽烟。于是，李震潮就要求关二狗把情况说得详细些。

关二狗是个六十开外的孤身老头儿，早年做过车站力工，后来年岁大了干不了力气活儿了，就打扫胡同、掏掏阴沟，向每家居民讨几个碎钱糊口，这一带居民家死了人，都请他过去给死者擦洗遗体，穿殓衣，换下的衣服也送给他去处置。5月11日早晨，蒋家发现蒋何为“死亡”后，也是请关二狗去帮忙穿殓衣的，换下的衣服就送给老头儿了。关二狗把衣服拿回家，发现衣服上面烟味儿挺浓，而且是一种他从未闻到过的奇怪的烟味儿，闻着只觉得有些呛鼻。他知道蒋何为是不抽烟的，寻思蒋师傅生前也许去过哪个烟味儿特大的地方。

李震潮觉得这个情节似乎反常，就向專案组长报告了。莫逸君觉得有查一查的必要，马上和李一起去找关二狗，让老头儿把蒋何为生前穿的那套衣服拿出来给他们看看。关二狗把衣服拿出来，刑警闻来闻去却并无烟味儿，也没其他什么味儿。正觉不解时，关二狗告诉刑警，这衣服已经洗过了。

莫逸君等人分析下来，认为这可能是一条弄清蒋何为生前在哪里干活的线索。烟味儿重，说明干活的地方是储藏烟草的仓库，也可能是烟纸店，还有一种可能，那味儿来自送蒋何为回家的那辆马车。刑警曹正昌是个抽了二十年香烟的老烟民，便去找关二狗了解，着重询问那烟味儿的“生”、“熟”之分，听下来应该是烤过的熟烟味儿，便排除了蒋何为生前的干活地点是储藏烟草库房的可能，也不是烟纸店，因为烟纸店出售的香烟有包装，不至于有那么浓烈的味儿。剩下就是那辆马车了，如此，措施也就出来了：在全市范围内排查那辆散发着浓烈烟味儿的马车。

非载货马车是有牌照的，专案组便去市公安局交管处调取了全市马车车主的姓名地址，全组刑警、协防分头查看，要求每辆马车都必须见到。结果，全市二百一十九辆非载货马车逐一查看下来，虽然发现有七辆似有涉案嫌疑，可是一一调查后，又全部排除了。

这就奇怪了，难道之前的分析有问题？或者那辆马车是从郊区过来的？莫逸君跟老烟民曹正昌商量许久，一时难下定论。莫逸君正在考虑是否要扩大调查范围，把触角伸向郊区的时候，曹正昌却绕开马车，想到了另一个方向：关二狗闻到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烟味儿，竟连这个抽了四十多年劣质烟的老烟枪也觉得呛鼻？这一点似乎有弄清楚的必要。于是，曹正昌再去找关二狗，了解下来，认为关二狗闻到的可能是雪茄的气味。

曹正昌从没抽过雪茄，便向莫逸君提出，去弄一盒来请关二狗闻闻。当时哈尔滨市面上少有雪茄出售，曹正昌跑了好几个地方，才买到一盒陕西出产的“冲锋”雪茄。拿去给关二狗闻，老头儿说好像不是这个味儿。曹正昌干脆点燃一支。雪茄的抽法与香烟有所不同，曹正昌第一回抽，被呛得连连咳嗽。关二狗却说“这回有点儿像了”，不过，蒋何为衣服上的气味儿比这更呛，还隐约有一股异样的香味。

专案组便去向制烟技师了解，得知具有那种异香的雪茄应该是海外产品，如古巴雪茄之类。这类雪茄目前市面上没有出售，哈尔滨解放前倒是有的。不过，雪茄的保质期有限，哈尔滨解放已经三年多，如果现在民间有人抽，必定要在保温保湿的环境里妥善储存，一般人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还有一条途径，那就是海外邮寄。调查市民自家保存雪茄的情况有难度，刑警决定先从海外邮寄上下手，到邮局调查。

哈尔滨是中国最早获得解放的大城市，新中国成立前，因国内战争的关系，进口物品需绕道苏联才能寄达。刑警向市邮电局调阅了海外邮包寄达资料，最后把目光投向一对吴姓父子。

八、水落石出

吴庆余，哈尔滨人氏，时年八十三，出身富家，清光绪年间中过举人，以捐官（即当时合法的出钱买官，但必须具备贡生资格）方式成为清廷驻英使馆二秘。任期届满后留在英国，经商有成，娶妻生子。其子吴凤鼎自幼聪颖，后入英国皇家医学院学医，获博士学位，供职于香港医院。1945年抗战胜利，吴庆余在海外度过八十岁生日后，生出叶落归根之念，遂携子、孙等全家返回哈尔滨，收回长期出租的祖业房产，修缮后作为居所。吴凤鼎辟出居所一角，在花园临街一侧破墙另置门户，设立了一家私人西医诊所。其妻张桂芬系华侨之女，毕业于护士学校，担任其助手。

吴庆余长期在国外生活，养成了喝洋酒、品咖啡、抽雪茄的习惯，回国后依旧如此。生在欧洲长在异国的其子吴凤鼎更是全盘西化，连日常伙食都是面包牛排火鸡烤鱼之类。父子俩吸惯了欧美雪茄，回到中国后哪里吸得惯国产雪茄，都是请国外亲友邮寄过来。这是专案组关注吴氏父子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吴家有一辆牌照为00171的私家马车。在之前排查全市的私家马车时，专案组已经以区政府税务科检查税务为名，对这辆马车进行过检查，篷厢里并无烟味儿。现在专案组要查明的是，吴家是否调换过马车。

5月23日夜间，吴家雇佣的专职马车夫侯顺风在回家途中被刑警截住，带往南岗分局。原不过是想了解一下是否调换过马车，不料侯顺风不但承认了5月13日确实调换过马车，还主动提到5月10日夜间他驾驶那辆马车把喝醉的蒋何为送回家的情节。这倒不是他饶舌，而是蒋何为醉死复活后在医院又被暗杀之事已经传到他耳朵里，侯顺风隐隐觉得这事儿似乎不对头，索性主动说出来。不过，侯顺风说他在那晚之前从没见过蒋何为，也没听说过这位匠人师傅。他是穷人，住在棚户区，根本不可能自己建造房子，更不可能请匠人来家干活，对于本市的瓦木工行业并无了解。在蒋何为醉死复活又被暗杀之事传进他耳朵之前，他甚至不知道蒋何为连续几天在吴宅干活。他只不过是奉主人之命把醉瘫的蒋何为送回家而已。

专案组当即指派刑警将吴宅秘密控制，然后由侯顺风带路前往郊区一户人家起获了那辆带烟味儿的马车，并将这户人家的主人、自称是吴庆余表外甥的崔继浩拘捕。

5月24日凌晨三时许，专案组采取行动，搜查吴宅，逮捕吴氏父子以及吴凤鼎之妻张桂芬。搜查到后院凉亭时，发现亭子下面有一个地窖。这个地窖建得非常隐秘，敲击亭子表面的木质地板，听不见下面有空洞的声音，撬开地板，下面是木头龙骨，龙骨往下是碎石子和泥土。至此一切正常，并无可疑之处。搜查人员原本已经准备放弃了，正好专案组长莫逸君过来瞅瞅，随手把手中的钢钎子往泥土里扎下去，这一扎，就碰到了硬物。扒开泥土一看，下面铺着青石板，石板下面是地窖。

地窖里藏着七口木箱，根据箱子上喷印的日本文字，刑警怀疑是化学武器，立刻停止搜查，请示市局后火速调来驻军部队的化学兵（我军防化部队最早源于红军时代的1932年，1939年延安抗大设化学兵科目，解放战争时期各纵队基本都有防化部队，当时称为“化学兵”，建国后改称“防化兵”）。化学兵把木箱打开，发现里面装的是化学地雷、化学手榴弹、毒烟罐和毒气溶胶发生器——均为化学武器中的轻武器。

专案组连夜对吴氏父子等被捕人员进行讯问，终于弄清了此案的前因后果。

1939年9月3日，完成学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吴凤鼎从伦敦飞抵香港。同日，因为德国没有听从英法就其须在四十八小时内撤出波兰的警告，英法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戰爆发。吴凤鼎虽然并未加入英国国籍，但他从小在英国长大，对英国的感情颇深，闻知英国向德国宣战的消息后，非常激动，决定在医院工作之余投身支持反法西斯战争的活动。稍后，“军统”香港站将其发展为特工，利用其技术特长为行动特工研制毒药。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由于吴凤鼎是中国国籍，未被关进集中营，得以继续从事药物研究，偶尔客串情报工作。其间，吴凤鼎一直领取“军统”发给的津贴和活动经费。抗战胜利后，吴凤鼎主动与“军统”脱离了关系。这于“军统”方面来说乃是求之不得，因为他们正着手进行特务复员安置，吴凤鼎的不辞而别，倒给他们省了一笔复员费。

不久，吴凤鼎随父举家迁返哈尔滨，自开诊所，以行医为业。原以为就这样把日子过下去了，哪知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个病人，医患相见，均吃一惊，对方竟是吴凤鼎当初在香港干特工时的上级金干城。金干城认出吴凤鼎后，连说“意外”，脸露喜色。当日两人并未深谈，金说改日登门拜访。数日后，金干城派人送来一张便条，请吴凤鼎在“北国酒家”吃饭。吴凤鼎已经意识到不妙，又不敢不去。结果，这一去，吴凤鼎就上了贼船，虽然没有正式“归队”，但被迫答应“必要的时候，为朋友的工作提供一些便利”。

金干城说话倒还算数，说好不到万不得已不来麻烦，其后两年多，除了以看病为名来诊所跟吴凤鼎见个面，表示自己尚未出事，还活得好好的之外，并没要求吴凤鼎为其做任何事情，哪怕是转一纸条子。吴凤鼎正暗暗庆幸时，上月下旬，金突然寄来信函，内是一张请柬，请吴医生明晚去“北国酒家”。吴凤鼎不得不去，这一去，麻烦就来了。金干城提出，他有些货需要藏在吴医生府上，数量不大，不过几个箱子而已，但必须藏得严严实实。吴凤鼎自然猜得到所谓的“货”是什么东西，立刻借口担心老父知道后出麻烦予以拒绝。但吴医生怎是老特务金干城的对手，对方只一句话，就让他噤若寒蝉。这句话是：“老兄是知道团体的行事风格的，如果令尊的存在对团体事业构成妨碍，我们可以把这个妨碍消除啊！”

次日，金干城到吴宅察看藏货位置，最后选中在后花园凉亭下面建一密窖。他当场丈量尺寸，说一切都不必兄台操心，我自会妥善安排，你只须听我通知就行。

4月29日，诊所开门后迎来的第一个“患者”就是金干城，他向吴凤鼎下达了指令，将在最近几天内开工，为防止吴老爷子察觉此事，届时可把老人送到城外崔家屯亲戚处小住数日。吴凤鼎听着不由心惊，暗忖对方连他平时很少来往的崔家屯表兄都了解得清清楚楚，那对自家在哈尔滨的其他社会关系肯定更是了如指掌了。金干城又说，施工时诊所如常营业，我自会派人来料理一切。你的妻子平时干什么，还是照旧；家里的佣人，可以跟着老爷子去崔家屯；马车夫老侯平时本就不让进内宅，也还是照老规矩；施工期间的饭食，我会安排饭馆送上门来。

5月3日，吴凤鼎接到金干城派人送来的便条，让次日把老爷子送乡下，隔日开始施工。吴凤鼎已经找了借口哄得老父同意去乡下小住，次日就让老侯用马车连同佣人一并送去。5月5日，金干城带着三个汉子（其中一个就是蒋何为）上门来了。按照约定，吴凤鼎夫妇还是在诊所照常营业，任凭他们几个在后花园鼓捣。工程进行期间东家每天供应一顿午餐，都是金干城让附近馆子送来的，因为佣人不在，金干城给吴凤鼎夫妇和车夫也另备一份。

金干城有一辆小轿车，施工那几天里，每天进进出出载送建筑材料，都是直接把轿车驶入后花园，傍晚收工后再由其驾车带上那三人一起离开。5月10日下午四时许，金干城请吴凤鼎去后面看看。后花园凉亭表面上看去什么都没改变，连他这个主人也没发现已经给人动过手脚了。吴凤鼎不知机关何在，一脸不解。金干城示意匠人演示，蒋何为告诉主人，亭子下面已被掏空，建了一个小地窖，进出口在亭子前的台阶上，说着摆弄了一下，用脚一蹬，就把沉重的青石台阶轻松地移开，露出一个洞口。吴凤鼎俯身往下察看，地窖内一片漆黑，看不见什么，便问：“挖了多大？那几个箱子放得下吗？”

金干城说丈量过尺寸的，沒问题；地窖内壁都抹了柏油，衬以木板，用以防潮。然后，又让匠人把开关洞口的方法教给主人，嘱咐吴凤鼎说需要取货时我可能不便过来，那就得请兄台相帮了，记住，下去必须打手电哦！最后一句他是加重了语气说的，吴凤鼎于是明白所谓的“货”，肯定是军火弹药之类，心里不禁一凛。

当天的晚餐，金干城原是说好请吴凤鼎夫妇一起去吃的，但不知怎么临时又改变了主意，说改日专请吴凤鼎夫妇，今晚就不请了，请吴凤鼎吩咐老侯稍晚把马车赶去，回头散席晚了可以送送人，吴凤鼎自然同意。这样，吴凤鼎就不知道当晚蒋何为究竟喝了多少酒。后来问了老侯，他也不知道。因为人家没让他上席，而是在饭馆楼下给他安排了伙食，另塞给他一些钱钞作为酬劳。

第二天下午三点多，金干城去了诊所，说一会儿货就运过来了，让吴凤鼎提早关门，以便入库。吴凤鼎就让妻子作结束门诊营业的准备，打扫、处理污物，消毒器械等。他自己和金干城刚在正门门房坐定，一支烟还没抽完，金干城的那辆轿车就开过来了，车上二位就是这几天给蒋何为打下手的男子。轿车直接进门，一直开进后院。那两人从车上卸下七口木箱，放入地窖。吴凤鼎看见箱子外面喷印的日文，情知证实了自己上一天的猜测——果然是军火，而且是化学武器！

藏匿好化武后，那两个男子开着轿车离开了。金干城没走，是因为还要请吴凤鼎夫妇吃饭。黄昏时分，金干城和吴凤鼎夫妇坐着那辆马车前往饭馆。餐后分手时，金干城给了吴凤鼎一个地址，说自己之后一段时间就不过来了，如果有什么情况，可以跟这个地址联系。

吴凤鼎寻思这件事总算暂时消停了。他是学西医出身，懂化学，知晓化学武器的性能，对化武藏在家里倒也没有那种外行的凭空担心。但想到万一哪天金干城要使用这些化武的话，那岂不出大事了，便冒出一个念头：有空时翻翻资料，看是否可以把这些东西弄得失效。他想到就做，当晚就把家里的资料书籍理出来，还开出了一纸书单，准备去图书馆借阅。此举后来成为军管会对吴凤鼎从轻量刑的依据。

没想到，次日金干城又来了，一见面就问吴凤鼎，你家这辆马车里的雪茄烟味儿怎么这样重？我昨晚回家后脱下外套扔在外间，今晨还在睡觉就被老婆唤醒，说外间一屋子的烟味儿。吴凤鼎便解释说，他们父子都抽雪茄，坐马车外出时经常坐在篷厢里抽，久而久之，篷厢内壁就沾上了烟味儿。金干城说这不行，把马车换掉！吴凤鼎不知道那个干活的匠人今晨已被灭口，金干城此举是为逃避侦查，自是不解，但在香港那几年的特务生涯告诉他，不解也不能问，只有点头。

金干城说这事你立刻着手做，我最迟后天就把需要用的钱给你送过来。吴凤鼎的脑子转得很快，说不用送钱，我让老侯把车赶到崔家屯，跟我表兄家换一辆就是了。金干城大喜，连声说好，让吴凤鼎尽快行动，最好今明天就解决。第二天，吴凤鼎让老侯把马车赶到乡下换了一辆，拆下牌照挂在表兄的那辆马车上，顺便把老爷子接了回来。

此举的必要性很快就显现出来了，5月22日，吴凤鼎接到通知，让把马车赶到区政府去进行税务检查，他便知道金干城的预防措施不无道理，庆幸逃过了一劫。可是，没想到公安机关神通广大，终究还是查到了他头上！

5月24日午前，专案组将金干城、崔继浩缉拿到案。根据金的口供，下午又分别把另外三名案犯史执遂、李刚酉、陆居庵、王艳娟缉拿归案。其中的李刚酉，就是潜入医院暗杀蒋何为的凶手。

一干案犯落网后，综合口供如下——

抗战胜利后，金干城被“军统”调回南京。1939年他从特训班毕业后被派往香港时是上尉军衔，干了六年，到抗战胜利是少校，是同时毕业的学员中军衔最低的，很不平衡，就动了捞一把逃往海外经商的主意。想到就做，他正好负责特务的转业安置工作，就利用职权贪污了一笔钱款，不想还没滑脚就被察觉，人赃俱获。原本以戴老板的手段，他是必死无疑了。但没几天戴笠就坠机而亡，金干城的妻子托人向接任的毛人凤求情，又上下打点，才捡回一条命。

“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要向解放区派遣特务长期潜伏，金干城被列入名单，命其前往哈尔滨“戴罪立功”。“保密局”指示金干城“长期潜伏，发展成员，自筹装备，伺机发动”，任命他为“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哈尔滨特别行动组中校组长”。金干城抵哈后，按照“保密局”的安排，易名“俞学仁”，接手了一家商行，以经商为掩护。然后用“保密局”提供的资料，发展了三名之前曾有“军统”特务身份后又脱离的成员，即史执遂、李刚酉、陆居庵（还想发展吴凤鼎，但遭到拒绝，不过由于有吴凤鼎的把柄捏在手里，是否发展也就是个形式，金倒也不介意）。之后，他们就冒充良民蛰伏起来。“保密局”总部也没与他们联系，就像已把他们忘记了似的。

当时，这种性质的潜伏特务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渐渐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暴露身份，受到惩处；也有个别潜伏时间较长的，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向人民政府坦白交代。金干城这伙人如果不主动跳出来，估计应该还可以隐藏一段时间。可是，这次他们遇到了一个“自筹装备”的机会。

由于日本侵华的历史原因，在抗战胜利乃至建国后，东北多地都发现日寇遗留的化学武器，民间也有藏匿（藏匿者大多不知此系化武，以为是常规的轻武器）。一个月前，金干城得知郊区封四冢有农民藏有七箱化学武器，准备当废品出售给收破烂的，寻思按照“保密局”给他的“自筹装备”的指令，有必要将这些化武弄到手，以便哪天上边突然下令让他们执行什么任务时可以使用。他就命令史执遂出面将这七箱化武收购后暂藏于他经营的商行库房。在这里藏匿当然不牢靠，必须尽快转移到安全处所，金干城就想到了吴宅。

金干城召集史執遂、李刚酉、陆居庵三人一番密议后，决定由对哈尔滨社会情况非常熟悉的史执遂出面招聘技艺精湛的瓦工木工，在吴宅后花园建造地下密窖。史以前跟蒋何为打过交道，还喝过酒，说得上话，便在蒋何为外出途中将他拦下，以高出数倍的报酬作为诱饵。蒋何为抵不住诱惑，答应接下这桩活儿，并严格保密。于是就支付定金，择期开工。

本来，金干城并不想把蒋何为干掉灭口。建造这个地窖是以吴宅的名义，匠人多半会认为是用来藏匿金银珠宝贵重细软的。可是，完工那天金干城把吴凤鼎请到后花园现场察看时，他和吴凤鼎各说错了一句话。吴凤鼎不慎说出了“箱子”二字，而金干城这个老特务也脑子短路似的补充了一句“下去必须打手电”的话。话刚出口，就觉得不对，迅速瞥了蒋何为一眼，发现他眼皮跳了一下，便知道已经引起了对方的警觉——肯定和军火联系起来了！金干城顿起杀心，便请原先说好一并宴请的吴凤鼎夫妇回避，改日再聚。

金干城知道蒋何为嗜酒如命，就想神不知鬼不觉地用灌酒方式将其解决。当晚，蒋何为被几个特务以敬酒方式灌了大约三斤白酒，终于把他放倒。然后，吩咐车夫老侯将其送回家，关照送到就走，不要说任何情况。老侯得了赏金，自是照办。

次日上午，金干城想想不放心，便派陆居庵化装前往蒋家察看情况。陆过去时，正好遇见蒋家乱哄哄地把“死而复活”的蒋何为往医院送的一幕。金干城闻报大惊，随即指派李刚酉当晚潜入医院把蒋何为干掉。李刚酉行动前，先指派其情妇王艳娟化装病人家属前往医院打听到了蒋何为所住的病房和床位。王艳娟很“尽职”，还给情夫画了一张草图。之后，金干城又注意到吴府马车上雪茄烟味儿浓重的细节，急令吴凤鼎更换马车。

该案的侦查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1949年9月26日，哈尔滨市军管会对该案作出判决，金干城、李刚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史执遂、陆居庵、吴凤鼎、王艳娟、侯顺风、崔继浩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至十八年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