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00—101：胡宗南身边的红色电台

【尘封档案】系列之100—101：胡宗南身边的红色电台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5年第2期—第3期

文：胡杰 

• 想投延安的国军上尉台长

1948年11月中旬，古城西安。

早上出门在街道上喝了一碗糊辣汤，国军上尉军官、西安绥署二处特工潜伏电台台长薛浩然在放下碗的那个瞬间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投奔共产党，说走就走。

说来可笑，这碗糊辣汤差不多花光了他身上的所有现金。钱已经毛了，越来越不值钱了。自从内战开打，物价就翻着跟斗往上涨。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出台《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改法币为金圆券。23日，西安市开始发行金圆券，收兑法币，一金圆券兑换三百万法币，顶半块银元。可到了11月12日，一块银元在西安已经可以兑换五千金圆券了。

《西京日报》11月10日登出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蓝田244医院住院的一名伤兵。他说，在医院里，他们每天两顿饭，每餐只有一碗白水青菜，没一点儿油水。“昨天发下金圆六元的全月饷钱，到街上买肉没有，买油没有，我气极了，便到菜铺炒了一盘肉丝，价钱为一千二百万元（法币）。所剩几何？请自算吧。”

11月3日的《西北文化日报》上刊登过这样一则新闻：政府某机关一位科长的太太分娩，因没钱开销医药费用，夫妻俩相对而泣。他们的亲友多系公教人员，同病相怜，想借钱都没地方去借。西安大中小学教员的生活，此时已经陷入绝境，他们每月所得不能购得两袋半面粉，普遍已经没有能力养家糊口了。

进入民国三十七年，西安的局势也越来越紧张。2月份，西安市开始征收“勘乱建国费”，老百姓骂声一片。钱收来干什么了呢？挖了战壕了。说是解放军要攻西安城。不料，壕沟挖了两个月，彭德怀不来攻西安，却一度攻占了西府的宝鸡。再说，这壕沟就是挖得再深，能挡得住人家进攻吗？这难道是冷兵器时代吗？私下里，薛浩然和他的一些哥们儿没少骂过。

民国三十七年里，有一个人曾经让薛浩然感到震撼。

薛浩然时年二十二岁，陕西韩城大南沟村人。家里兄弟姊妹九个，活下来六个，薛浩然最小。他大哥比他要大二十五岁呢。薛浩然的父母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又都十分疼爱这个最小的儿子，哥哥、姐姐们也都宠着他。大南沟村是个离县城有五十里地的小山村，薛浩然一家就靠种地为生，有时还会遭到土匪的袭扰，日子过得并不宽展。尽管如此，家里供他上了完小，又送他上了一年初中。这时，赶上胡宗南黄埔一期同学、喜欢学佛的第一军军长丁德龙在韩城招童子军，薛浩然被编入战时工作干部第四团。半年后，胡宗南当小学教师时的同事、日后给他当过多年机要室主任的王微到童子军中选学生，薛浩然和同县的高孟吉等人被选中，成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七分校通讯军官训练班学员，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就是1924年6月创办于广州的黄埔军校。1927年，黄埔军校迁往南京，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抗战开始后，军校于1937年11月迁成都，并于全国设立了九所分校，七分校即属其一，也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所。胡宗南的第17军团血战淞沪，死伤极为惨烈。1937年8月奉调关中整补，沿途热血青年踊跃投军，至陕西已有千数之多。1938年1月，胡宗南奉命筹办七分校，即将此部和在湖南招收的知识青年编为第15期第1、第2总队，3月29日干凤翔县成立。4月，接收长安县王曲镇西北训练班与江苏抗日青年团学生，编为第4、第5两总队，并于兰州成立第3总队，学校初具雏形。这年5月，七分校从凤翔迁长安县王曲镇，校本部设城隍庙。胡宗南以校务主任名义实际主持，校长蒋介石。最火的时候，小小的王曲镇，遍地是军人。

不过，虽然同为七分校，通讯军官训练班没在王曲镇，而是在西安城里的北校场公字3号。1942年底，薛浩然学习一年后毕业，下部队任见习军官，转正后当了胡宗南第八战区副长官部通讯营的少尉见习报务员。1944年秋天，薛浩然随部队参加过豫西抗战。抗战胜利后，他配属到37集团军总部，37集团军的长官就是人称“独眼将军”的刘戡。

刘戡字麟书，湖南省桃源县桃花源镇膏田村人。这个长得相貌堂堂的“湖南骡子”，也是胡宗南黄埔一期的同学，二十九岁就是中将。薛浩然在三原刘戡的司令部待了将近一年，经常见到刘戡。他对这位抗日名将相当佩服。2月底，关中咽喉宜川被解放军重兵围困，刘戡奉胡宗南之命率整编29军前去救援，行至瓦子街时被包围，刘戡捡了个手榴弹引爆自杀。消息传来，薛浩然十分震惊。

在刘戡三原的整编军部待了大半年，胡宗南的第一战区长官部成立了一共有十部电台的直属无线电队。1946年秋，薛浩然又被调到了西安。西安比不得上海的繁华，但比三原之类的地方强多了，吃喝玩乐什么都有。和在北校场通讯班学发报时不同，薛浩然他们这会儿是军官，有时间、有自由，也有薪水可花。除了有机会上街打打牙祭，薛浩然还学会了赌钱。那年头，连胡适这样的青年导师都出入妓院，薛浩然这样的下级军官，能不随波逐流的有几个呢？

不过，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了半年，薛浩然就感到无聊了。他不甘心就这样沉沦，开始在夜校学习英语。英语学了仅半年，就因为部队换防离开西安而中止。在电台工作，薛浩然他们这帮人有一个便利条件，就是能听到延安的广播。所以，对于官方的战局报道，他根本不信。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薛浩然知道，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已经从起初的十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万人；对于正在进行的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薛浩然一点儿也不看好。且不说人心向背，仅从军事上说，国民党也已经败相毕露。

这个年纪的人，谁都有三五个关系要好的朋友。七分校通讯班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总共七十多人。跟薛浩然最铁的，一个是韩城老乡高孟吉，另一个是华县的吕出。吕出是个刺儿头，曾经因为伙食问题闹过罢工。听说营长要收拾他，吓得他投了别的部队。1947年秋，吕出回到西安，住在杜公祠，薛浩然常去找他聊天。分别将近一年，薛浩然发现吕出变化很大，思想很激进，提起国民党就是骂，提起共产党就是夸。当然，他们只能私底下这样说说，要是让人汇报上去，被列为“赤化分子”，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老乡高孟吉是个文艺青年，爱看书，也爱写文章。不知通过什么渠道，高孟吉能看到亲共的书刊。从这两位同学这儿，薛浩然开了不少窍。不光是他，跟他们经常扎堆儿的河南籍同学徐学章、王冠洲，湖北籍同学李福泳以及铁路电台的朋友赵继义，这会儿都成了“赤化分子”了。

随着战事的吃紧，上面开始考虑在大部队撤走后，留下人潜伏。1948年4月，绥靖公署机要室主任王微与二处处长刘庆曾一起办了个潜伏电台培训班，薛浩然又被抽去参加培训。受训的一共十人，两人一部电台，其中一人为台长。薛浩然、高孟吉二人为其中的两个台长。当台长的好处，就是可以吃几个人头的空饷。学习结束，薛浩然就被派到陕南的镇安县潜伏。镇安等地这会儿还是胡宗南的天下，但是，预计到大势所趋，上面提前把这些人安插下去。9月下旬，薛浩然找了个借口离开镇安，溜回西安。

让薛浩然一直以来感到不爽的，还有一件事儿。十四岁的时候，家里就给他完了婚，媳妇比他大四岁。薛浩然怎么看这媳妇怎么觉得别扭，早就想离婚，当面又开不了口，只得写了一封信，提了离婚的事。后来收到他哥的来信，才知道女人在家寻死觅活地闹了一场。离婚八字还没一撇，他就已经是个穿军装的陈世美了。

从镇安回到西安，薛浩然就拿定主意，再也不回镇安了。不回去，他就是逃兵，上峰当然饶不了他。也就是这时候，他决定去延安投共产党。可是，像他这样的下级军官，带不过去一兵一卒，人家共产党凭什么相信你呢？薛浩然想到了电台。

究竞走哪一条路去延安呢？线路有两条，一是从淳化、耀县走。薛浩然专程去三原实地探测，感到困难还是比较大；另一条路，就是从华阴到韩城。虽然韩城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但他是韩城人，回家一趟总是说得出口的理由。那么，跟谁一起走呢？这个时候，高孟吉还在柞水县的潜伏电台困着，无法脱身；薛浩然跟吕出说过，吕出的意见却是再等等。

这天早上，推开糊辣汤碗，薛浩然决定马上去找吕出。如果吕出不走，他就要自己行动了。他已经装病两个月了，再不回镇安，上司就要收拾他了。

 2015-09-15 16:39:16

• 晋冀鲁豫部队派出的情报人员

北校场黄埔军校七分校通讯班第二期学员中，最具老陕“生、冷、蹭、倔”特点的人，非吕出莫属。

吕出本名不叫吕出，叫吕重山。两个山摞在一起，不就是个“出”嘛。同学中，大伙儿都不叫他学名，就喊他“吕出”。吕出是华县人，家里比较穷，但还是供他上了小学。后来，他和薛浩然一样，当了童子军。吕出会的秦腔段子特别多。学员们搞文艺活动，吕出的秦腔一向是保留节目。不管是洗澡，还是洗衣裳，他都是曲不离口。不过，有一阵儿，吕出的秦腔不见了，一张嘴就骂骂咧咧。

那是1945年春末的事儿。战局上，日本鬼子已经是秋后的蚂蚱，眼瞅着大势已去。国民党军队这边，军官们因战事被压抑着的欲望开始像入夏的野草一样疯长。从上到下，当官的吃空饷成了见怪不怪的常事，连个小小的电台台长都要多报个报务员、摇线兵的假名字，吃上一两名空饷。对于下级军官来说，当官的多吃多占本就可气，问题是通讯营的军官们还打起报务员夜餐补助的算盘，夜餐补助一拖再拖，好不容易发下来，五分之二还被克扣了。不光夜餐费，大灶上的油星子也越来越少。别人只是停留在背地里骂骂当官的这样一个层面上，吕出可咽不下这口气。

怎么办？给当官的提意见？这不是老鼠给猫提意见吗？罢工？胡宗南司令部的电台能允许报务员罢工吗？那怠工呢？如果你不出活儿，但别人出活儿，就把你显出来了。那么，怎样既能怠工，又不会被显出来呢？那就是大伙儿一块儿不出活儿。

吕出就扮演了四处游说同事消极怠工这样一个角色。转眼间，各个电台都攒下了一堆没有拍发的电报稿，指挥部的指令都处于紊乱状态。台长们平时不干活儿，这会儿都得撅着腚拼命干。通讯营一台是唯一有女报务员的台，女报务员们都是些官太太，平时，台里的工作主要是男报务员们干，这会儿不行了，官太太们一个个叫苦不迭。这件事儿折腾的结果，就是夜餐费能按时足额发了，伙食也有所改善，但吕出却在通讯营待不住了。营长知道这次挑头闹事儿的就有他，能饶了他吗？吕出只有开小差走人。

吕出有个老乡，在西安当律师，交游广阔。吕出就去找他帮忙。律师正好在河北民军有关系，写了封信让吕出拿上去河北，投了乔明礼的河北民军，当了通讯连长。不久，吕出随乔明礼的河北民军参加高树勋起义。尽管他如实说明了自己的经历，但政审时，组织上对他有两点保留意见：一是不相信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二是不相信他是开小差离开胡宗南部的。胡宗南部是蒋介石的嫡系，而河北民军是什么？杂牌中的杂牌，别说夜餐费，军饷都未必有保证。吕出好好的正规军不待，跑到这杂牌军来图什么？河北民军的大多数下级军官都留在部队接受了改编，在民主建国军番号被取消之后，并入晋冀鲁豫部队中。吕出有收发报技术，按说正是部队急需的人才。但是，他没有留在部队中搞通讯工作，而是被送到军政大学学习，这应该和组织上对他的不信任有关。

1947年6月，刘邓大军主力即将横渡黄河，挺进鲁西南，拉开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这时候，晋冀鲁豫军政大学保卫部长盛北光跟吕出谈了一次话，让他回到西安，设法重新回到胡宗南部队当卧底，给解放军弄情报。盛北光给吕出留了一个通讯地址，吕出连宿舍都没回，就前往西安。

吕出是不是共产党派出的情报人员呢？当然是。但是，同为情报人员，我方的重视程度却是大不相同的。如果是重要的情报人员，我方都会为其配备专门的交通员，否则情报如何传递？按常规，被晋冀鲁豫部队派出，就是要为晋冀鲁豫部队服务。但派吕出回西安搞情报，就是搞到了，也只能是西北的情报，晋冀鲁豫能用上吗？由此可见，派出吕出实际上就是卸包袱。对于晋冀鲁豫部队来说，派出吕出这样的青报人员，应当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把他这样不明根底的人留在部队，是不放心的，而当时的环境又无法核实他的情况；处理他，他又没有什么过失，何况看上去他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年轻人。那么，把他作为情报人员派回国民党军队中，就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他真能弄到情报，这当然是最好的；如果弄不来，那对我方也没什么损害。

再说吕出。投入到解放军阵营中，他算是找到了感觉。组织上既然把这样一个神圣的任务交给了他，他就千方百计地去完成。回西安这一路，他波解放军抓住过两次，一说是被俘虏的国民党兵，还都能顺利脱身；可遇上国民党军队，却不那么顺。

在河南滑县，他就被抓了壮丁。要不是后来碰到军校同学，他就得继续当大头兵。好在这支国民党军队里也有七分校通讯班的同学，通过同学举荐，吕出在郑州干上了老本行，当上了一名中尉报务员。直到入秋，他才找机会脱身，回到了西安。不久，他在通四团第二营一连当上了二台的报务员。

吕出失踪两年之久，怎么回来又能接着在胡宗南的机要机关工作呢？他这段历史国民党方面就不严加审查吗？还真是这样。这方面，国民党比共产党可要粗得多。何况，随着战场上的一再失利，国民党军队正急需用人。吕出回来后，也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再加上有跟他关系好的这帮七分校通讯班的同学打圆场，他就再次坐到了发报机跟前。

不过，吕出可没忘记他这会儿的身份。后来，吕出几次给盛北光留的那个地址写信，但都石沉大海。这段解放区的经历，他没敢跟任何人说起。但通过私下里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他知道很多人都对现实不满，看不到前途。两个月前，薛浩然动了投奔延安的念头，跟昌出商量时，吕出说再等等。为什么要再等等呢？吕出没说，多年后，作者也无从推测。不过，当薛浩然决定哪怕一个人也要成行的时候，吕出立即决定跟他一起走。去韩城。

• 改变命运的一封密信

三哥：

你之近况已由勉斋二哥详细告我。你所需之物，除少数已交勉斋兄带回外，其他价太昂，不易购到，随后有力再办。弟弟详情可询勉斋哥即知。弟家老者老，幼者幼，无人照管，希兄多加帮助，勿使年迈双亲、弱妻幼子陷于饥饿。烦哥之处，后当力图报之。千言万语，无从说起，谨此预祝黎明即降天地早日回春为盼！

敬盼

安好！

小弟秋涛上

四月二十五日西安

这封信写于1948年4月25日，写信的人就是薛浩然的韩城老乡高孟吉，“秋涛”是他在老家沟北村的小名。信里提到的“勉斋二哥”名叫高勉斋，是他同宗同族的一个哥哥，买卖人；而那个“三哥”又是什么人呢？

高孟吉的爷爷和父辈都是读书人，他爷爷的国学底子尤其深厚。十二岁时，家道中落，高孟吉被迫辍学。他哭着跟他妈说还想念书。打小，家里人就觉得他是个念书的料，可再要读书，钱从哪儿来呢？她妈只好去找一个婆家家境好的姨妈商量。姨妈悄悄把自己的私房钱给妹妹。高孟吉得以继续学业。他偏爱语文和历史，写一手漂亮的字，当上了学校墙报的主编。小学毕业，已经是1940年。隔着一条黄河，日本人天天往韩城这边打炮。别说再供他念书，他家已经有断炊的危险了。

河这边驻扎了很多国民党军队。有个叫廖自新的营长住在高孟吉家。这个廖自新是湖南宁乡人，出自寒门，对这个爱读书的孩子非常同情，就劝高孟吉他爸送儿子到他们那儿去当兵，部队里的大学生可以教他。第二天部队开拔前，廖自新给高孟吉送来了一身军装。高孟吉他妈哭肿了眼睛，但为了孩子的前程，还是咬牙同意他去当兵。

部队从师家滩过河，驻扎山西乡宁县。因为战乱，太原的学校迁到了乡宁县的山区，成立了一个山西省联合中学，招收沦陷区的学生。当时廖自新已经当了团参谋长，他以自家孩子的名义，将高孟吉送到学校。后来日本人进犯晋西北，部队向吉县转移，廖自新派人专门把高孟吉送回了韩城。赶上上海童子军来韩城招生，管吃管穿不要学费，高孟吉就当上了童子军，不久又被选人七分校通讯军官训练班。

在军队里，报务员是项比较自由的差事。只要不值班，你是逛大街、打麻将，没人管你。高孟吉最大的爱好是看书，没事儿还爱给报刊投个稿。看的什么书呢？虽然在国民党阵营中，但共产党那边年轻人看的书，他们照样找来看。于是，他就看r一大堆的高尔基、鲁迅和丁玲、谢冰莹，在同学中还得了个“高尔基”的外号。

和吕出、薛浩然一样，报务员的一个工作便利，就是能听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在国共合作没有完全破裂之际，高孟吉还是<秦风工商时报联合版》的忠实读者，因为这份报纸每天都登新华社消息。1946年3月，一帮包括白俄在内的乌合之众举行反苏游行，顺便砸了《秦风工商时报》的办公楼。高孟吉非常气愤，还和机要室的少校参谋韩其旭一起，给<秦风工商时报》写了封慰问信。韩其旭是甘南人，挺欣赏高孟吉的文采，两人对脾气．内战开始后，此人干脆带着老婆开小差回了老家。

有一回，韩其旭跟高孟吉说，要带他认识一个人。在莲湖公园附近的王家巷，高孟吉见到了一个高个子、长胡须的长衫老者。这人就是后来被毛泽东评价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的民盟西北总支部负责人杜斌丞。跟此人聊了一次，高孟吉简直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再以后，民盟的韩城老乡刘敬业又给他推荐过一些《新观察》、《时与文》以及西南联大出的《民务周刊》等进步刊物。有了这样的浸染，高孟吉思想上就压根儿没什么硬弯要转了。

1947年下半年，高孟吉在西安见到了同村同族、被他称为“二哥”的高勉斋。高勉斋在做小生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西安进货。从高勉斋这儿，高孟吉知道了不少解放区的事情，他也感觉到高勉斋不像个普通生意人。高孟吉跟高勉斋谈过，想到延安去求学。1948年3月24日，韩城二次解放。4月份，高勉斋再去西安，捎给高孟吉一张小纸条。写纸条的人高孟吉认识，就是前文那封信中他称为“三哥”的高步林，也是沟北村的同族。

高步林时任中共韩城县的保安科长，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那个时代，领导干部配乘马，和现在配车是一个道理。但共产党的干部中，一个县有资格配乘马的只有三个人，除了县委书记和县长，就只有保安科长。因此，这三人在当时又被称为县上的“三驾马车”。

高孟吉这才知道，高勉斋就是共产党的交通员，他已经把自己的详细情况都跟高步林说了。高步林的纸条上字写得很小，这是一个提纲，要的是各种各样的情报。这个小纸片是放在高勉斋的鞋底子里带过来的。高孟吉按着纸条上面的要求，把能搜集到的——告诉了高勉斋，包括电台的种类、波长、密码等。信里所提“你所需之物，除少数已交勉斋兄带回外，其他价太昂，不易购到，随后有力再办”，说的就是这件事。这个时候，高孟吉已经结婚，刚刚有了儿子。他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生活非常困难。所以，在信中，他也把家小托付给高步林照顾。

这个时候，高勉斋、高孟吉两人就正式成为韩城保安科掌握的情报力量，分别被编为10号和11号。10号高勉斋化名静方，11号高孟吉化名孙健。孙健这个名字高孟吉用了很多年，直到他1962年调回韩城工作，才向组织提出申请，将名字改成了“高健”。

• 与韩城晋绥情报站的纠纷

在投奔解放区这件事儿上，薛浩然原来计划几个人一起行动的，参与者有吕出、赵继义、高孟吉以及高孟吉推荐的师世德。

师世德也是韩城人，和薛浩然是小学同学，跟高孟吉也同过学。他在西安市政府当差，能给他们办身份证。赵继义是河北保定人，在陇海铁路电台当译电员。他家在南郊郝家村，和薛浩然他们的电台是邻居。赵继义两个哥哥都在外地，家里除了岁数很大、身体也不好的父母，还有个侄女。一家四口的生活，基本上就是靠他这个下级公务员的薪水，日子过得非常清苦。尽管如此，赵继义在读书上却舍得花钱。他家里订了一份香港的《大公报》，而且买了很多苏联小说。赵继义胆子大，不怕事儿，跟薛浩然又年龄相仿，两人很自然就成了好哥们儿。

本来，赵继义也答应跟薛浩然他们一起走，但他家老人生病，走不成；高孟吉这时候还在陕南的山沟沟里钻着，也走不了。因为薛浩然执意要走，哪怕一个人都要行动，吕出最终决定跟他一起走。当然，同行的还有师世德。师世德给他们俩一人弄了张身份证。三人动身，薛浩然穿了件长袍，扮作小学老师；吕出穿了件半旧的中山装，看起来像个学生。为了出门方便，薛浩然还特意带上了绥署二处的特工证件。

那时候回韩城，火车只能坐到华阴庙。三人下车后，又雇了一辆马车。马车一路跑到合阳，就到了国共对峙的地方。两边都有检查站，雷庄这边，是国民党的检查站，穿军装、穿便衣的都有。一行三人没带什么违禁品，又都有身份证，所以，薛浩然连绥署二处的证件都没往外掏。过了雷镇的检查站，就要上个大坡。走上十里八里，坡上面就是方镇，那是共产党的地盘了。在这边的检查站，他们遇到了一个姓石的干部，后来他们才知道，此人叫石启明。薛浩然也没什么经验，一见是共产党的，就把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包括高孟吉让他找韩城保安科的高步林之类的话都说了。但是，到了韩城县城，石同志没带他们找高步林，却把他们领到了北关狮子巷，见了晋绥公安总局韩城情报站的秦波与关克。原来，石启明是晋绥公安总局的人。

来到晋绥情报站，薛浩然又把跟石同志说过的话和秦波、关克说了一遍：“我和高孟吉是给咱做工作的，孟吉让我来找韩城保安科的高步林科长，他是沟北村人。”

“高步林，噢，我不熟。”秦波这样答复。

其实，秦波刚从山西来韩城，和高步林一起在保安科的灶上吃了两个月的饭，高步林给他帮过不少忙。只不过，这会儿有送上门来的情报关系，他舍不得再交给高步林。问明情况后，秦波留薛浩然、吕出、师世德三人在他那儿住了几天。但是，薛、吕二人跟秦波话不投机。秦波让他们回西安，但回去干什么、怎么干，他谈得很笼统。吕出要过些纸，马上把知道的情况给他写了出来。接着又提出用电台联系，秦波一口就回绝了。在吕出看来，秦波完全是个外行；而秦波知道，别说他这个情报站，当时就是晋绥公安总局也没有一部电台呀。也是害怕引起怀疑，吕出并没有跟秦波等人说起他被晋冀鲁豫部队派出的经历。

因为薛浩然是韩城人，秦波同意他回家看看。回到家，薛浩然只住了一晚上。他三哥薛万年告诉他，高步林早就说过，想见见他。第二天，薛万年就带他去了高勉斋的杂货铺子。高勉斋是个瘦高个儿，比薛浩然大几岁，看上去很精明。一见薛浩然，高勉斋特别高兴，中午，高勉斋还请他们哥儿俩吃了顿饺子。那年月，这可是件很奢侈的事情。

薛浩然见到高勉斋那天，是11月24日。这天，高步林下乡工作，下午才从涧南村回到保安科所在的城西街。他刚进门，高勉斋就来找他：“薛浩然来了。”

高步林当然知道这个人，这就是高孟吉曾多次提到的那个跟他关系很铁的哥们儿，两人同为韩城籍的电台台长。

“他在哪儿？”高步林赶紧问。

“回来咧，说是住在狮子巷。在哪一家，他可没跟我说。”

高步林只好让人去狮子巷，以查户口的名义寻找薛浩然。结果，找到秦波这儿，找见了人。当时，秦波、关克不在，薛浩然前脚去了保安科，后脚秦波追来跟高步林要人。人在自己这儿，高步林当然不肯再放走，这明明是自己建立的关系嘛。没办法，秦波只好气哼哼地走了。

当时，东府工委的办公地点也在韩城，晚饭后，高步林与保安科副科长、原先在边保（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前身是成立于江西中央苏区的国家政治保卫局）茶坊检查站工作过的史志春领着薛浩然去见他们的上级领导、黄龙地委社会部副部长兼东府工委社会部长高仰山。薛浩然把自己在秦波那儿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当然，也提了和吕出、师世德一起回来并且被秦波他们留下的经过。对于师世德，高步林并不感兴趣；但他并没想到吕出就是高孟吉原先跟他提过的吕重山，所以也就没去跟秦波交涉要人，只是让薛浩然不要再回秦波那儿。

为这事儿，两家关系闹得挺僵。后来，官司打到了东府工委书记刘文蔚这儿，由刘文蔚拍板，薛浩然转到韩城保安科，吕出、师世德由晋绥韩城情报站掌握。

• 带着任务回西安

薛浩然被高步林接过来之后，安排在一所中学里住下。当年，保安科就相当于公安局，高步林要管的事情实在太多，所以，跟薛浩然谈话的主要是当年边保资深的情报专家高仰山。

高仰山比刘文蔚小五岁，看上去却像个小老头儿。他是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前入党的老党员，到了陕甘宁根据地之后，一直在从事保卫工作。那会儿，边保下面的保安分处、保安科与社会部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所以，高仰山也是黄龙分区社会部副部长、保安分处的副处长。高仰山后来曾担任过西安市检察院的检察长，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

高仰山问到薛浩然的，主要是他的社会关系，以及回西安后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高仰山对薛浩然了解得很细致。薛浩然说，在绥署通讯系统，跟他关系最好的除了高孟吉、吕出，还有赵继义、李福泳、徐学章、丁元善等人。高仰山就详细问到这JL个人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和朋友圈子。赵继义有个哥们儿叫秦福祥，二十七八岁，山西人，回族。此人是绥署二处机要室的译电员，而且业务水准很高。要知道，高孟吉、薛浩然、吕出他们都只是发报的，按规定，他们对于发送的电报内容完全不掌握。如果能把秦福祥拉过来，绥署二处的情报就可以掌握一大半。那么，秦福祥的思想基础又怎么样呢？此人原来是少校，现在却降为上尉，正一肚子牢骚。何况，他本来就是个思想进步的年轻人。因此，高仰山、高步林研究后决定，因为秦福祥的原因，首先发展思想进步的赵继义。另外，思想进步、发报技术高超的李福泳也是首先要发展的对象。李福泳掌握着一部15瓦功率的电台，而薛浩然、高孟吉的电台都是2.5瓦的特工台，如果要和延安方面联系，功率都达不到。所以，李福泳这样的人不发展，发展谁呢？

薛浩然提到的另外两个朋友徐学章和丁元善，也引起高仰山、高步林的很大兴趣。徐学章是绥署总台的报务员，薛浩然泡病假从陕南镇安回到西安之后，就是在他家落脚；吕出、高孟吉、李福泳他们也常去位于火车站北街的徐学章家聚会。徐学章思想进步，但性格有些软弱。后来，当高孟吉、吕出、薛浩然、赵继义、李福泳他们这一拨儿隋报力量全部随大军西进时，只有徐学章坚决不肯离开西安。他后来的人生坎坷，也多少与这样的性格有关。

组织上对丁元善的兴趣，主要是因为他有个姓潘的哥们儿在绥署侦查台工作。这是一个边保方面感兴趣的部门。

以后几天，薛浩然基本上都在韩城保安科里写材料。薛浩然是诚心诚意掏了心窝子，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高步林，主动提出愿返回西安为我方搞情报。经刘文蔚和高仰山的批准，11月25日，他填写了干部登记表，正式参加革命工作。

高仰山、高步林与薛浩然商量了电台联络的办法，决定波长为45米，呼号、密码为明码加“西北解放军”五个字。他们还商定了薛浩然的化名为“万国祥”。以后去西安找薛浩然的交通员，将自称“兆庆”，问他是不是万国祥。薛浩然要问对方家在哪儿，对方回答：“涧南村。”再问：“那你在西安住什么地方？”对方回答：“三盛合小纸烟铺。”这时候，薛浩然要再问：“是李掌柜吗？”这才对上了号。组织上要求薛浩然写情报材料尽量用特工专用的化学水，用纸要尽量小，便于携带；无论他调动到哪里，必须给参府街17号高孟吉的表哥解常新打招呼。另外，组织上要求薛浩然回到西安后，如果没有发生意外，要给家里写一封信，信中要有“工作很好勿念”这样几个字。他家里将会把信交给组织。

高步林、高仰山对电台也是外行，电台联络方面的事儿，就由薛浩然自己定。当时，胡宗南军队电台的呼号是“CQ”，薛浩然提议呼号为“coo”。组织上发现有电台呼“coo”，就可以调到45米波长进行联系。

既然要把薛浩然再派回西安，就不能让他在韩城耽搁太久。离开韩城的前一天，高步林带他去见了中共东府工委书记刘文蔚，这可是共产党在东府地盘上最大的官。那时候共产党的干部都没什么架子，刘文蔚和薛浩然聊了足有一个钟头。

薛浩然临走，高仰山给了他五百万农洋（边币）作为活动经费。当时的行情，一块大洋可以换三十万边币。本来，组织上还要给薛浩然一些黄金，但薛浩然说什么都不要：“我投身革命，可不是为了钱。你看你们的日子过得这么艰苦，不管怎么说，我在国民党那边还有薪水。”

从西安到达华阴庙时，薛浩然曾经给徐学章写过一封信，目的是给西安放出风，就说他回家了，免得连累徐学章、李福泳他们。高仰山、高步林认为，薛浩然再回西安，虽说有一定危险，但如此安排应该还是可行的。到西安，让薛浩然先去徐学章家，然后对西安的朋友们说，他原来打算回韩城，可走到渭河边，那边在打仗，不能再走，就在华阴庙逗留了几天，看实在没希望才回来的。这种说法完全合乎情理。回到西安后，让徐学章先在绥署探探风声，如果没什么动静，薛浩然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在绥署露面；如果上司追问，他就一口咬定没回韩城，回家途中在华阴庙困了数日。万一薛浩然暴露，真的没法在西安立足了，就让薛浩然分别跟赵继义、李福泳、徐学章三人实话实说，将这三人发展了，然后由他们尽快派出交通员跟组织联系。

来韩城时，薛浩然他们租了辆马车；回去时，就他一个人，高步林就给他弄了辆自行车。怕他路上遇到麻烦，高步林专门派保安科的老李护送他出境。11月26日一早，薛浩然动身回西安。老李带着枪，一身农民打扮。他骑车子带着薛浩然，两人一气儿骑到合阳方镇，在那儿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老李不能再往前送了，把车子交给薛浩然。薛浩然一个人骑到朝邑，遇到了国民党保安团的一个检查站。薛浩然掏绥署二处的工作证时，随手带出了一张五千元的边币，这下闯祸了。本来，薛浩然是想把这张边币带回西安，给徐学章他们看个稀罕。哨兵不由分说，把他带到了县保安大队的营部。等了几个小时，总算来了个当官的，薛浩然好说歹说，人家才算让他走人，不过，那张边币被扣下，徐学章他们没法看到了。

骑到华阴，薛浩然骑得全身是汗。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他只好在这儿住了一宿。第二天搭火车，客车不让他带自行车上去，他只能搭货车。货车上拉的是花生，他坐在花生包上，半截身子都在车厢外面，被吹得灰头土脸。车到赤水站，后面追上来一辆客车，有人在扯着嗓子喊薛浩然的名字。循着声音望过去，客车上喊他的竟然是特工电台的同事孟师孔。

孟师孔大个子、小眼睛，比薛浩然年长丽三岁，老家在潼关。虽然都是七分校通讯班的同学，但他跟薛浩然不是一路人。意外遇到同事，薛浩然不知是福是祸。他不能装看不见，只好冲对方招手，算是打了招呼。

回到西安，薛浩然住在徐学章家。第二天，孟师孔就找上门了：“昨天你干什么去了？”

“到那边逛逛。”

“得了，你不说我也知道。”

“你知道什么？”薛浩然吃了一惊。

“干什么？你屁股底下坐的是谁的货？”

孟师孔一脸的心知肚明，薛浩然松了口气。孟师孔没注意到他那辆自行车，光看到那节车皮里都是花生包。

“那是人家的货，不是我的。”

孟师孔摆摆手：“行了行了，我又不分你的花生。我找你有事儿呢。”

原来，薛浩然在韩城这些天，孟师孔也偷偷回了趟潼关。现在，他们都面临上司、特工电台的负责人程再颐严厉的盘问，孟师孔心里发毛。路上看到薛浩然，孟师孔算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孟师孔的电台设在三原，原来准备三原失守后作潜伏台。孟师孔拉薛浩然一起去找程再颐，两人订下攻守同盟，孟师孔说自己一直在三原，有薛浩然作证；薛浩然也不用交代私下跑单帮做生意的事儿，就说到三原找孟师孔玩了几天。程再颐拍着桌子把他们骂了一顿，也没再追究，让他们去领了潜伏电台的电池，孟师孔仍回三原，而薛浩然则被要求立即回镇安。

吕出早薛浩然一天回到西安。他的运气没有薛浩然这么好，失踪这些天，没人能给他作证。于是，吕出被部队除名，又一次成了个生活无着的人。

• 边保的人

1948年11月28日，薛浩然离开韩城三天之后，高步林就派高勉斋再去西安。高勉斋来的任务有两个：一是联系高孟吉，二是要把薛浩然骑过去的自行车再骑回韩城。那个时候，韩城保安科还穷得叮当响，没有任何代步工具。高步林虽说号称韩城县“三驾马车”之一，但他其实根本没有马骑。那辆自行车也是韩城保安科向一个商人借的，还要还给人家。

高步林是韩城本地人，时年二十七岁，上过初中。在当年，他就算是个知识分子了。1937年5月，高步林在韩城上初中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到了延安。1938年7月，在结束延安鲁迅师范的培训之后，他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派到延安县，担任延安县教育局第三科的科长。当时，被鲁迅称为“四条汉子”之一的周扬是边区政府教育厅的厅长。虽是上下级，但高步林与周扬私交不错。新中国成立后，每次到北京出差，只要有时间，高步林都会去看看周扬。在延长县，高步林创办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所女子学校，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再后来，高步林就调到了边保（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干部科工作。

1947年秋，高步林被组织上派回老家，担任地下韩城县委委员、社会部长和游击大队政委。说起来官职一堆，但高步林实际上还是做地下情报工作的。当时，韩城还没有解放，县委委员中，只有他和后来担任了黄龙县保安科长的赵智翔是在国统区工作的。天天在敌人鼻子底下转可不是闹着玩的，有几次他们和国民党大部队交上了火，仗着地形熟、人熟，才保住了性命。

1947年10月11日，西北野战军二纵、四纵攻克韩城，这是韩城的第一次解放。当时，韩城有不少游击队，规模都不大。12日，四纵司令员王世泰还专门在韩城西大街银行的楼上开了一次会，决定将韩城的九支小型游击队整编成韩城游击支队，隶属于黄龙军分区；先期成立的韩宜游击大队整编成韩宜游击支队，隶属于东府工委。这时，胡宗南正四处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试图进行决战。四天之后，胡宗南大军压境，解放军撤出了韩城。为阻止解放军攻城下令烧毁北关、东关八百多间民房的国民党县长赵玉琳，于10月15日随国民党军队重回韩城，疯狂抓捕、杀害共产党人和亲共群众，实行白色恐怖。韩城的共产党组织转入地下，两支游击队也不得不过黄河，退到了山西解放区一边。

1948年3月24日，王震的二纵收复韩城，这就是韩城的第二次解放。解放军负责打跑国民党军队，但韩城的正常接收工作却不能靠他们。起初，跟随解放军接管韩城的共产党干部，县委加上县政府，也就十来个。整个县委、县政府只有一个党支部，保安科只是一个党小组。高步林被边保派回韩城，担任韩城的保安科科长。保安科刚成立时，他还是个光杆司令。沟北村的高勉斋推荐了同村的高志学给他当警卫员。说是警卫员，但高志学内勤外勤的工作都得干，包括审犯人也是他们俩。

高步林在韩城保安科的房子四壁皆空，炕上只有一张光席，连个枕头也没有。高步林天天工作到深夜，然后就和衣倒在炕上胡乱睡一会儿。后来，因为高步林的妻子徐汀被调到韩城县保安科工作，组织上才临时给高步林缝了床新棉被。

2012年春，在西安市建国路一个干休所笔者见到了八十二岁的徐汀老人。许多年之后，徐汀还记得那床被子是粉红色织贡呢的面子。她说，有一次，高步林的小妹高金茸赶到县上来看他。刚解放，事情多，高步林忙得团团转，恨不得多长几只手，也没顾上跟她说几句话，把亲妹子晾在一旁。回到家，高金茸给他爸说起他哥的样子，边说边掉眼泪：“我哥穿了个黑棉袄，棉花都露出来了，腰星系了根绳子，跟要饭的没两样。他那么可怜，还不如叫他回来种地算了。”后来的许多年里，这段话成了高家的经典笑话。

徐汀是挺着大肚子回到韩城的。不久，在沟北村高步林的老家，生下了她和高步林的大儿子。她为孩子准备的东西，只有两件用旧灰布缝的小衣裳。当时，韩城四周还是国民党占据着，所以，生产后仅仅十八天，保安科正好有一批犯人要转移，徐汀又抱着孩子一路颠簸去了山西。

高步林一回到韩城，高勉斋就到保安科来找他，说了他在西安见的一些人。说到高孟吉，高步林眼前一亮，立马动了把高孟吉拉过来的想法。他征求警卫员高志学的意见，看谁去西安送信合适。上小学时，高志学和高孟吉做过一年多同学，知道高孟吉媳妇王萍是寺庄村人，并且认识高孟吉的妻哥王鹤龄。按说王鹤龄是高孟吉的亲戚，去西安比较合适。但高志学告诉高步林，王鹤龄人太老实，相比之下，还是高勉斋随机应变的能力更强。

4月14日，高步林派高勉斋去西安，带去了他给高孟吉的亲笔信。这场后来影响重大的谍战大戏，由此拉开了序幕。

• 自告奋勇去“匪区”

1948年5月，高步林让高勉斋又跑了一趟西安。高勉斋回家后大病一场，卧床三月才痊愈。从上次在西安分手，他再没得到过高孟吉的音讯。11月，薛浩然回了韩城，高勉斋才知道高孟吉此刻在商县。12月2日，高勉斋又去了西安。他找到事先与高孟吉约好的联络地点参府巷17号，见到了高孟吉的表哥解常新。解常新说，高孟吉并没有留下转交给他的信。不过，高孟吉和解常新倒是通过信，解常新拿过信封交给高勉斋看，上面写的地址是“商县龙驹寨中山街83号华美药房陈先生转交”。这次来西安，他的任务是务必见到高孟吉。因此，高勉斋准备第二天就出发去龙驹寨。

当晚，高勉斋投宿在二府街69号刘昌祈那儿。刘昌祈也是个韩城乡党，在西安做生意，跟高勉斋有些生意上的往来。他只知道高勉斋是个生意人，经常往返韩城与西安之间。高勉斋告诉刘昌祈，商县龙驹寨有个朋友欠他一批皮子钱没给。此人现在开了个药房，干得不错，他准备去找人家要账。刘昌祈问：“你有身份证吗？有路条吗？没有，这么远的路，你怎么过得去？”

经刘昌祈这么一提醒，高勉斋决定先给高孟吉拍份电报，联系上以后再说。

再说高孟吉。11月16日，高孟吉带着特工电台跟随他这一潜伏小组的组长、绥署二处的陈祖荫离开西安，前往商县。他们的目的地是豫西的西峡口。25日，就是薛浩然骑着自行车从韩城返回西安的那天，高孟吉抵达龙驹寨。那时候，国民党部队下级哄上级是常事儿。因为行动迟缓，陈祖荫向上司报告说，他们已经抵达更远一点儿的武关东三十里的清油河。

他们此行坐的是军用卡车，赶上下雨，就只好淋着。28日，高孟吉发起了高烧，连日不退。12月2日，高孟吉给机要室拍电报，想请短假回西安治病。7日，机要室复电：“给假一周，不必来西安，应速设法在当地治疗。”在收到机要室复电之前，他先收到了高勉斋拍给他的电报：“妻同母来省，请速返西安。新。”新，指的是解常新，高孟吉一看就明白。当时，高孟吉并没有想到是高勉斋在装神弄鬼，以为他妈和他媳妇真的来了西安，心里非常着急。他马上把电报拿给陈祖荫看了。到了下午，高孟吉又收到一封电报，电文和早上的一样，但落款是“勉斋送家来”。这次，他心里有数了，知道有任务要给他了。

于是，他再去找陈祖荫，以病势沉重和老娘、老婆在西安没人管为由，闹着要回西安，而且非走不可。陈祖荫只好让他快去快回，这边，他的职务暂时由报务员李志兴代替。

12月9日，高孟吉赶回西安。第二天一早，高孟吉在菊花园和高勉斋见了面。11日，高孟吉去小雁塔绥署机要室汇报工作，程序是先见负责他们潜伏电台的中校副营长程再颐，再由程再颐领着去见王微。

王微是胡宗南的中学同学，中学毕业后，胡宗南在家乡浙江孝丰两所小学校教过八年半书，王微一直是他的同事。后来，胡宗南投笔从戎，当了国民政府的师长，王微就投奔了他，先后担任书记官、秘书和少将机要室主任，成为胡宗南的核心幕僚。

连日发烧，高孟吉瘦了一大圈，一脸病容。王微对自己的学生显得挺关心，问了高孟吉的病情，催他赶快到医院看病。从他这儿出来，高孟吉私下里跟程再颐说，他不想在陕南待，想换个地方，最好是渭北一带。程再颐说：“这事儿，你最好跟二处刘处长汇报一下。只要他同意，我这儿没问题。”

中午，高孟吉没去看病，先赶到绥署二处办公的北院门。二处五科的中校情报组长谢璇很关心他的病情，催他赶紧去看病。高孟吉跟他说了不想在陕南工作的想法：“潜伏工作，还是什么人到什么地方最合适。要不然，你一张口，人家就听出你不是本地人，工作还怎么开展？”

“什么人到什么地方”，这是绥署二处处长刘庆曾提出过的思路。高孟吉如此一说，谢璇果然很感兴趣：“你是什么地方人？”

“韩城人。”

“韩城正需要派潜伏人员，这两天正发愁派谁去呢。好，只要你愿意，我马上跟处长汇报。”

高孟吉当下表示愿意去韩城。和韩城保安科建立联系后，高孟吉就开始有意识地搜集高步林感兴趣的情报。几个月过去了，他已经积攒了很多东西。有些情报是不能用笔写出来让高勉斋带回去的，那样很危险，他也没时间、没机会一一写出来。此刻，他正迫不及待想去韩城，当面向高步林汇报。

谢璇给高孟吉沏了一杯茶，让他稍等。很快，谢璇回来了：“处长有请。”

胡宗南的心腹主要是浙江人，刘庆曾却是湖北人。后来当过第七补给区司令的程开椿，是胡宗南在孝丰王氏小学的学生。而程开椿和刘庆曾是黄埔军校八期的同学。程开椿给胡宗南当副官时，把刘庆曾推荐给了胡宗南。胡宗南当34集团军总司令的时候，刘庆曾就是他总司令部二科科长，同时还是七分校办公厅二科科长，负责搞军事情报。

抗战期间，王微的机要室曾经设过一个研究组，专门研究小型无线电人员使用问题。从七分校通讯班毕业后不久，高孟吉就被抽到这个研究组任少尉组员。这个时期，参二科的科长就是刘庆曾。因此，高孟吉与刘庆曾是熟人。

一见高孟吉，刘庆曾就很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辛苦了！小伙子都瘦了。你愿意回去工作，非常好。韩城正需要你这样的人。籍贯合适，而且通讯问题嘛，不用另配电台。我们把这类人员叫‘一体化’，就是情报组长是你，台长是你，电报员、译报员也都由你一手包办，自己采集情报自己译发。做潜伏工作，你这种人是最合适的。”

不过，刘庆曾似乎忘了高孟吉只是一个搞无线电收发报的技术人员，从来没受过情报方面的训练。当然，局势所迫，也容不得刘庆曾再给高孟吉做什么特工培训了。这些年，高孟吉配属绥署二处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刘庆曾知道他是王微培训出来的娃娃兵，从信任度上讲，高孟吉在他这儿是没什么问题的。

刘庆曾点上一根烟，问高孟吉：“你打算怎么回韩城？”

“我有个好朋友是做买卖的，经常往返韩城和西安，沿途都熟悉。他现在人就在西安，我可以跟他一起回去。”

刘庆曾对这个方案基本认可：“谢组长，你回头和这个商人见个面，咱们心里要有个数。”

下午六点，高孟吉领着谢璇来到了位于北大街62号的一个商铺。这家小商铺是高勉斋沟北村的同族高铭斋开的。

“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高汉卿，我打小一起玩尿泥长大的朋友，当年我们还拜过把兄弟呢。”高孟吉把高勉斋介绍给谢璇。

一个人做什么职业久了，举手投足都会留下痕迹。谢璇干的是特务，三教九流接触人很多，只要开口聊上几句，他心里就会有数。而高勉斋虽说是在给共产党跑交通，但他又确确实实是个无利不起早的商人。每次往返韩城、西安，他决不会空着手。谢璇问了高勉斋做些什么生意，每一种东西西安与韩城两边的行情，高勉斋都对答如流。高勉斋是个跑江湖的人，形形色色的人也见得不少。面对谢璇，他一点儿也不紧张。应该说，眼前这位“高汉卿”给谢璇留下的印象还不错。

“你多给高台长帮些忙，以后高台长工作有了成绩，可以由高台长写个报告，给你也请个阶级。”谢璇说的“阶级”，是给高勉斋弄个乌纱帽的意思，让他当官。换句话说，就是事成之后，要发展高勉斋为绥署二处的正式特务。

高勉斋连声称谢。本来，谢璇打算让高孟吉这次去韩城就把机器带上。想到高步林临行前跟自己说过，高孟吉在外面的作用要大于回到韩城，高勉斋就跟谢璇说，那边查得很严，这机器不是那么容易带过去的。即便带过去了，放在什么地方呢？所以，自己的建议是这次高孟吉先跟他回去，把能放机器的秘密地方找好，再由他设法带过去。

“这个计划好！”谢璇认为高勉斋的话有道理，“我回去马上跟处长汇报一下，你们争取这一两天就动身。”

12月13日一早，高孟吉又到北院门绥署二处找刘庆曾。刘庆曾不在，他就对谢璇说：“高汉卿昨天没好意思跟您说，他身上的钱已经不多了，不能在西安再住。您看是不是给处长汇报一下，我跟他早点儿上路？”

谢璇让高孟吉打个收条，从财务上领r两百金圆券作差旅费。折合成法币，这就是六百万。这笔钱不算多。按工作流程，高孟吉下午又见了二处一科的科长岳冠武，由岳冠武给他布置这次出行的注意事项：朝邑至禹门口沿途，有多少共军的军事工事；黄河渡口每天共军渡河的情况；共军的医院、仓库所在地等。另外，共产党的行政系统也是高孟吉此行要关注的内容，比如什么人在当什么官等等。

布置完工作，岳冠武紧紧握着高孟吉的手：“好兄弟，祝你马到成功！”

在绥署二处，潜伏这事儿特务们都害怕，派谁去谁都不愿意。听说有人主动报名，大家很惊奇，把自告奋勇回韩城潜伏的高孟吉看得像英雄一般。

• 棋手与棋子

在韩城保安科迎接高孟吉的，除了保安科科长高步林、副科长史志春，还有东府工委书记刘文蔚、东府工委社会部长高仰山，以及韩城的两位父母官：县委书记白耀明、县长段杰。听了高孟吉讲述他如何骗过特务头子刘庆曾，刘文蔚感叹：“孟吉，你们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呀！”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高孟吉就在韩城保安科写材料，内容涉及他所知道的西安军、政、警、特的情报，以及他从西安回韩城前前后后的经过。另外，他将吕出、李福泳、薛浩然、徐学章以及赵继义等几个人的情况也一一写出。19日晚上，高步林才派保安科的李福成把他送回了沟北村的老家。毕竟，他回韩城还是秘密行动，见不得人。

高孟吉的家中挺困难，老人身体也不好，大冷的天，家里连取暖的炭都买不起。在高孟吉回家十几天前，组织上派人给他家里送来了五十万边币，让他家买炭用。高孟吉深受感动。

那个年代，交通不便，又没有保密电话，派专人去延安请示工作，领导的批示半个月后才能见到。所以，21日一早，高步林就和高孟吉骑上借来的骡子，带了两名背长枪的战士从韩城出发，准备上黄龙分区保安分处向于桑处长汇报，然后再上延安向边保领导当面汇报。

这天出发时，天色就极阴沉，走着走着，下起雪来。雪越下越大，他们走到一个叫上井丰村的地方，已经是积雪盈尺，连骡子都走不动了。没办法，23口，他们又折回韩城，再由机要员将高孟吉所写的文字材料送到黄龙和延安。几天后，高孟吉收到了黄龙分区保安分处处长、黄龙分区社会部长于桑写给他的信．信中充分肯定了他和高勉斋所做的工作，鼓励他们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继续奋斗。

于桑还给韩城保安科拨来一千万边币的专款，并明确交代：为便于孟吉出去活动，特寄汇农洋一千万元，给孟吉六百万元，换成黄金或金圆券带出，作为救济赵继义家庭和拉关系之活动费。余四百万元中抽出若干救济孟吉、勉斋家庭及招待他们之用。

于桑原名郁朝贵，时年三十一岁，四川渠县人。十六岁时加入红四方面军，曾经三次过雪山、草地，左眼在战斗中负伤致残。在红四方面军时，于桑就是保卫局特务队的文书。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先后在西北保卫局、延安市公安局工作。至于于桑的名字，是1938年他在边保做情报工作时，因工作需要改的。于桑当过边保一科的科长。一科就是情报科，所以，说他是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专家，那是一点儿都不过分。

于桑的设想，是让高孟吉在绥署二处长期潜伏，而且要给他创造条件，让他在敌营里往上爬。当下，是要让他马上返回西安，争取把电台带到韩城，潜伏下来并为我方所控制。在此过程中，可以让他给敌人提供一些一般性的情报，取得敌方的信任。然后，再请示边保，想办法物色一个合适人选，到韩城接替高孟吉，让高孟吉能够回到西安继续在绥署二处混。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高孟吉回西安之前，高仰山、高步林、史志春他们应该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要替高孟吉准备好回去应对刘庆曾的说辞：回韩城后，住什么地方？与什么人见面了？有没有受到我方的检查与怀疑？于桑认为，为了应付敌人，可以适当提供一些公开后对我军行动没有妨碍的情报，让高孟吉带回去口头报告给敌人。如果敌人问起这些情报是怎么弄来的，高孟吉也应有合情合理的回答。

根据组织上的要求，高步林和高孟吉一起研究了一套回去应对刘庆曾的说辞，绞尽脑汁写出了一份三千多字的《韩城归来》，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模拟回西安后可能遇到的审查，并且进行了反复演练。史志春扮刘庆曾，他问，高孟吉作答，直到高孟吉能够对答如流为止。

本来，做情报工作，都要求单线联系，绝对不允许横向联系。但组织上也接受了高孟吉的意见。除了赵继义在铁路局工作之外，他们那帮哥们儿都是从十四五岁就在一起上学，工作后又在一起，好得形影不离，不分你我。考虑到他们的特殊情况，高步林向高孟吉转达上级的意见：这个特殊群体不受单线联系的限制。他让高孟吉回到西安后，代表组织召集吕出等其他几个同志开个会，明确以后的工作一律归口边保方面，高步林是他们的直接上级。另外，高步林详细说明了组织上需要的情报范围与方向，并且希望能尽快创造条件，实现空中联络。

• 天王盖地虎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这是电影《林海雪原>里杨子荣的经典台词。高孟吉再回西安，就有点儿杨子荣上威虎山的意思了。

1949年1月10日，高孟吉天不亮就出城与高勉斋会合。黑暗中，一阵马蹄声响，一辆马车停在他面前。和高勉斋一路同行的，还有一个他熟悉的小商人。一行人拿的是韩城商会的路证，沿路接受各检查站的检查。在他们出发的同时，高步林还派出保安科的魏进财带着两名战士走另一条道，带着给高孟吉准备的书报和宣传品，以及用于桑寄来的农洋换的银元和金圆券等，直奔黑池寨。

第二天傍晚，他们抵达了黑池寨。高仰山的办公地点就在这里。支开随行的商人，高孟吉跟着高勉斋去见高仰山。不多会儿，魏进财也赶到了，把钱和书报、宣传品交给了他们。高仰山是个非常细致的人，一再叮嘱他们要提高警惕。

12日中午，他们出了封锁线，来到了国民党控制区的无量洞。在一个车马店，他们刚下车，就有两个穿着极为破烂、像是大车店喂牲口的人过来，拦住他们要检查。高孟吉知道，他们一定是国民党军队的便衣特务。尽管高孟吉出示了韩城商会的路条，特务依旧不肯放行。两人在他们身上没搜出什么，就到车上翻。结果，从草袋里翻出了那些书报和宣传品。

“这是什么？嗯？”两人变了脸。

一看两个特务声色俱厉的样子，马车夫以及那个同车前往西安的商人面如土色。

“来来来，借一步说话。”高孟吉并不紧张，他把其中一人叫到房子里，掏出绥署职员证让对方过目，并说明自己是二处的工作人员。“我是二处刘处长亲自派到韩城工作的，你们如果不信，马上拍电报向二处查询好了。”

特务嘟囔：“既然是自己人，咋不早说，省得那么麻烦！”

他们上车继续走，走了没多远，又遇到…处军队的检查哨。这次，高孟吉没等人家动手查，就掏出自己的职员证递过去，哨兵在递还证件时，还给高孟吉散了个礼。

“这世道太可怕了，你竟然能两边通吃！”马车再走起来，那个同车的商人忍不住感慨。

13日下午回到西安，高勉斋去二府街刘昌祈处落脚，高孟吉去参府巷找他的表哥解常新。l4日一早，高孟吉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北大街62号的高铭斋被抓起来了。上次离开西安去韩城之前，高勉斋和谢璇就是在高铭斋的商号里见的面。高铭斋被抓，会不会是因为自己回韩城近一个月没有消息，刘庆曾着急了？高孟吉赶快跑到北大街62号高铭斋家，详细问过高铭斋的老婆。原来，警察在捕一个毒贩，赶巧高铭斋在人家家中打牌，就被一块儿抓了进去。也就是说，高铭斋是属于误捕的，而且也不是在自己家里出的事儿。高孟吉这才松了口气。

来到北院门，谢璇一如继往地客气：“辛苦了，老弟。”

“这次去得太仓促，没准备好。要不是因为我是韩城人，对当地熟悉，你这会儿恐怕都见不到我了。”高孟吉告诉谢璇，回家二十多天，他只在家住了四天，而且全是深更半夜进的家门，白天门都不敢出。余下的时间，他都是在亲戚家东躲西藏。“本来我可以早几天回来，一是下了几天雪，路不好走；二是我想要的情报资料一时没收集上来。”说着话，高孟吉就把带来的书报、墙上撕下来的标语、宣言之类的东西翻给谢璇看。

“还不少啊。前几天，处长还问起过你呢，我说还没有消息。”谢璇说。

这下，高孟吉心里踏实多了，看来，刘庆曾并没有怀疑到他。因为刘庆曾当天不在，谢璇约他第二天再去。心里有事儿，高孟吉这一晚上彻夜难眠。见了刘庆曾，到底会是什么情形呢？尽管和史志春把这场景演练了无数次，但真实的刘庆曾会问些什么事情，他心里还是没数。若是让他们知道他投了共产党，高孟吉很清楚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太阳庙门的“西北特别拘留所”，就是绥署二处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别说是无名小卒，就是西安的文化名人、主编《秦风日报》副刊<每周文艺》的郑伯奇、画家赵望云等人被关进去，还不都给打得半死？拘留所里打死个人，就像拍死一只蚊子一样随意。据说，自打1940年到西安解放，“西北特别拘留所”关过五万人，其中近万人没能活着出来。所以，这天夜里，高孟吉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

好像老天爷是专门对应着高孟吉的心情，1月14日这天，西安下着小雨，天空阴霾。高孟吉早早来到绥署二处，一进刘庆曾的办公室，他看到火光映照下刘庆曾的一张笑脸：“这次你很辛苦啊！”

刘庆曾让他把回韩城的经过讲一遍。

“12月14日上午10点半，我和商人高汉卿乘东行快车，下午5点抵达华阴。15日因为伤兵移防，马车都被拉差，将近10点车才回来。我们雇了一辆车，当晚住在朝邑。16日抵达交界地带的雷村，第一次遇到共匪的士兵。高汉卿出示了韩城那边给他开的路证，跟当兵的说：‘这是我弟弟高益民，他在西安教书，挣的钱养不活自己，我这次去专程把他接回来。’匪军说：‘回来好，咱们解放区不是同样可以做事吗？’我把身份证拿出来，匪军看了一下就让过去了。一路上的队伍根本不管老百姓的事儿，除非检查站很详细地查询，其他人都是不闻不问。”高孟吉知道，这套说辞应该没问题，刘庆曾从二处派到解放区的别的特务那儿也会得到同样的说法，关键是到了韩城之后。

“听说坊镇有个检查站，但我们车抵坊镇时，天已经很晚了，检查站的人睡觉了，我们第二天天没亮就离开了。百良和芝川的检查站，我们都是绕道过去的。17号黄昏时赶到韩城，我们等天黑后才进城。当晚，我住在高汉卿的文具店里。18日天没亮我就出门，去塬上野儿坡我姨妈家住了两天才回家……”

正说着，刘庆曾突然插话了：“你到韩城，什么人请你吃了饭？”

高孟吉心中一凛。尽管高孟吉在韩城一直很小心，不是在保安科，就是在沟北村自己家里，真是像他跟谢璇、刘庆曾说的那样，连回家都是深更半夜悄悄回去。可是，也保不定被什么人看见。只是一闪念，高孟吉马上反问：“刘处长，韩城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什么人会请我吃饭？如果共产党会请我吃饭，那我回韩城潜伏还有什么危险？”

刘庆曾沉吟不语。

“并没有什么人请我吃饭。只是我临走前一天，我表妹请我吃了一顿羊肉泡馍，她学校一位老师作陪。我表妹叫孙佩英，在县上第一完小教书。”

“嗯。”刘庆曾的语气缓和下来，“你继续说吧。”

看来，他并没看出高孟吉有什么破绽。突然这样发问，只是想诈一下。说完韩城这些天的情况，高孟吉提出“一体化”的事儿。刘庆曾没有提出异议，只是问：“你这次回去，情形怎么样？机器准备怎么带进去？收集情报的人员你准备怎么布置？”

“根据我们这次的经验，进匪区后，只要路熟，夜里走就可以避开所有检查站和盘查。高汉卿这家伙名堂多，他以前贩过大烟，搞过走私，夜里走路比白天还熟。”

听高孟吉这么说，刘庆曾乐了。他没见过高勉斋，但他知道传递情报的时候经常要用到这类人。

“给我弄情报的人，都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人，我的表弟、内兄、表妹等。机器的带法我考虑过，买一桶硫化青染料，分装两箱，把机器、电池分别装进去。因为这种货咱们这边禁止运入匪区，而匪区则鼓励商人大量走私。我打听过，带这种东西进去，除了上点儿税，一般不会仔细检查。”

“办法可以。不过，染料太贵，目前的市价每箱得两万金圆券，恐怕我们经济上也不允许。”搞情报的刘庆曾太清楚了，这种硫化青染料到了解放区，大部分都被共产党的兵工厂用来生产炸药包的导火索了。“我看你们最好带点儿别的货物。你先休息一两天，赶快领机器调试，带什么货随后再决定。”

接下来，刘庆曾的兴趣转移到高孟吉带过来的东西上。高孟吉赶紧翻开毛泽东的《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指给刘庆曾看：“这是今年10月间出版的增订本，其中有许多文件是新的。”

刘庆曾又翻着报纸：“有最新的没有？”

“这张就是！”高孟吉赶紧翻出那份1949年元月1日的《人民日报》，报纸一展开，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就跃入眼帘（当时《人民日报》从延安运到韩城，就得这么久）。事后高孟吉还想过，刘庆曾这种人看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呢？

接下来，高孟吉取出一张小纸片递给刘庆曾，上面写的是韩城县政府各单位负责人的姓名。“我表妹他们第一完小经常开会，所以她知道这些人。”

其实，这份名单是高步林、史志春故意让高孟吉提供给刘庆曾的。

为买什么货物代替染料的事儿，1月18日，高孟吉又见过一次刘庆曾。怕为买染料再扯皮耽搁时间，高孟吉提出买两箱火柴代替。一箱火柴只需要金圆券两千元，比染料便宜得多，刘庆曾一听便点了头。

这次会见，高孟吉还故意提起了高勉斋的“阶级”问题：“上次离开西安之前，谢组长可是亲口答应人家高汉卿的。这回在韩城，多亏人家帮忙；下次带机器去，更得指望人家呢。”

刘庆曾显得有些为难：“这个问题暂时还不好解决。二处现在一个实缺都没有，不好办呀。”

为了假戏真做，高孟吉跟刘庆曾提出准备回韩城的说辞以及发生意外空中不能联络时，陆上的交通联络问题。刘庆曾让密勤组长谢璇具体给高孟吉指导，当高孟吉去向谢璇讨教时，他只是笑着说：“这要看情形随机应变，现在我也没法儿告诉你怎么应对呀。你看着办好了。”

• 革命公园的秘密会议

1926年春，刘镇华率七万镇嵩军围困西安，李虎臣、杨虎城带领不足一万陕军困守孤城八个月之久。“二虎”守城期间，西安死难者约五万余人。镇嵩军被赶走之后，1927年2月，冯玉祥率众公祭，修建了革命公园，它也是西安第一座现代意义的公园。

按临行前高步林的布置，1949年1月15日，高孟吉就是在革命公园和他们这一批情报力量开的会。当天早饭后，高孟吉准备去徐学章家，走到铁道时，迎面碰到吕出、薛浩然、赵继义、徐学章等四人。他们告诉高孟吉，李福泳今天结婚，下午三点在中正街的禾禾居举办婚礼。因为时间尚早，他们就相约一起先去革命公园喝茶。

革命公园离中正门走路也就十来分钟。来到公园，他们选了一片清静的树林，让茶老板在树林中间摆上茶桌，放了五把躺椅。高孟吉买了些花生、水果和洋糖，大家边吃边聊。吕出、徐学章和高孟吉一样，穿着棉军衣；薛浩然、赵继义穿的是长衫。年轻人这样的打扮太普通了，他们并不引人注目。高孟吉先把自己回韩城的经过给大家说了，薛浩然、赵继义马上兴奋地问：“组织上给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继义的任务就是设法进一步联络二处的译电员秦福祥，要从秦福祥这儿尽可能多地收集重要情报。咱们其他人的任务，就是探听二处潜伏人员的住址和姓名，胡宗南将来撤退的主要路线，还有绥署的部署。”

赵继义说：“秦福祥已经随绥署第一批撤退人员去汉中了，二处译电室主任牛光庭跟他关系挺好，今后看能不能朝牛光庭这个方向努力一下。”

“西安军政各部门人员和机关住址的门牌号、电话号码，我们都详细地抄了一本。”吕出接着说，“学章和福泳都已经直接参加到这些工作中了。”

高孟吉还跟吕出等人说明了情报归口问题。在韩城，吕出被晋绥公安总局韩城情报站的秦波等人截去。按照高步林的安排，高孟吉向昌出说明，以后的情报工作应当归口边保系统领导。吕出曾经将随身带过去的电台联络办法、呼号、密码本等许多情报资料都交给了秦波，现在，他表示要把那些情报重新整理，然后交高孟吉再带回韩城。

旧时的西安，在全国的省会城市里算是比较落伍的。尽管如此，和现如今年轻人结婚讲排场一样，当年西安人结婚，也还是尽可能地要讲究。婚礼请乐师是必须的，而且至少得三五个；那会儿西安城里，有时候守住一个街角，站上一个钟头都看不见一辆小轿车。年轻人结婚如果坐不起小车，起码也要弄个马车接新娘；饭馆里，摆上三四桌酒席已经算是最简单的了。但李福泳的婚礼全没照别人的路数来，压根儿没讲这么些排场。李福泳的媳妇叫苏秀峰。和徐学章的父亲一样，苏秀峰的父亲也是铁路职工。苏家子女多，临街开了间小杂货铺，李福泳他们去徐学章家，偶尔去那儿买个小东西，常见到苏秀峰。据说，是李福泳先看上了苏秀峰，然后托徐学章母亲给介绍的。

苏秀峰和李福泳结婚时，只有十六岁。来喝他们喜酒的，除了李福泳的岳父，理所应当地还有徐学章他妈。李福泳的父母都远在湖北老家，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来不了。加上吕出、高孟吉他们五个人，就坐了一桌。而且，新娘子穿的也是件很普通的旗袍，新郎穿的是一套军装，所以，别说在酒楼吃饭的其他客人不知道这是婚宴，连跑堂的也以为他们这是普通的宴请呢。

李福泳虽然结了婚，但他住的还是黄家庄电台的宿舍。那天在禾禾居吃完饭已经很晚了，赵继义、吕出、薛浩然就住在了黄家庄。当天，高孟吉就给大伙儿派了些活儿。

五庙岳门26号的“国防部二厅”无线电工作队是边保方面十分感兴趣的一个点。吕出去那儿找了一个在侦查台工作的老同学，弄到了一份无线电工作队的详细组织机构和定向台、侦查台分布的情报资料。原先，根据薛浩然的汇报，高步林他们是想通过发展丁元善，由丁去找他在五岳庙门侦查台工作的好朋友潘某弄到无线电工作队的情报，现在，吕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发展丁元善为情报力量的工作也就没必要开展了。

李福泳是绥署通讯四团的台长，各营、各台都有他的老同事、老同学。他弄来了绥署各部队番号、电台呼号及波长的详表；薛浩然、赵继义、徐学章等人也没闲着，他们都在利用自己的各种关系想方设法弄情报。

高孟吉去绥署机要室找他的潜伏电台负责人程再颐，赶巧程再颐不在房间。他桌子上有份绥署二处在解放区边沿潜伏的十个情报组的派遣表，其中有情报组长、电台台长，姓名和地址等。这是份绝密文件，高孟吉立即顺手牵羊把它装在了口袋里。

• 腊月里的最后几天

1月20日这天上午，高孟吉上街花一千七百金圆券买了一箱火柴。一天前，他让高勉斋先花五十金圆券买了个空火柴箱送了过来。他把从绥署二处领来的小型特工无线电收发报机和电池分别装进了两只火柴箱子，上面各放了半箱火柴作为伪装，然后将箱子钉死。下午，他就去绥署二处向谢璇、刘庆曾辞行。

“从西安到朝邑以北这段，你看是派人送好，还是拿一个公事好？”谢璇问高孟吉。所谓的“公事”，就是由绥署二处出个证明，路上有人盘查，拿出来让他们看看。

“都可以，不过，派人送的话，知道这事儿的人就多了。最好是有个证明，我自己拿上。遇到检查，我拿出来悄悄让他们看一下就行。这样隐蔽性更强些。”

谢璇马上写了个东西，刘庆曾签了个“发”字，随即交书记员誊写盖章。刘庆曾说：“你明天就出发。到了那边以后，尽快把匪军在西北的准确数量调查一下。最近匪军的番号仍然是五个纵队，但实际人数已经减少，根据我们的情报，一部分匪军已经经宜川到山西去了，你核实一下。另外，你要在禹门口布置专人注意黄河的渡运情况，如果可能，宜川方面也派人看看。还有一件事，匪军有大批弹药箱暴露在野外，你设法看看箱子里面是不是空的，要不然怎么敢这样放在外面？难道不怕轰炸吗？”不过，刘庆曾并没说露天放置弹药箱的具体地点。

高孟吉走后，1949年2月中旬，刘庆曾还向大荔派出一组潜伏电台。派去的特务名IlLl杨兆春，报务员叫薛振海，他们于2月19日带着电台来到解放区。刘庆曾做梦也想不到，杨兆春已经被于桑策反。这个杨兆春早期就是个共产党员，被捕后叛变。1948年10月20日，杨兆春秘密潜入已经解放了的澄城县，刘庆曾给他的任务是“发展特务组织，调查山西匪军是否渡河，渭北匪军是否西移”。到澄城后，杨兆春悄悄给中共西北局写了封信，表示自己幡然醒悟，想重新回到共产党的怀抱。这封信转到了黄龙地委社会部长于桑的手上。于桑和杨兆春谈话后，授意他回到绥署二处，尽力获取刘庆曾的信任，然后再带电台、报务员回来潜伏。后来，根据报务员薛振海提供的情况，公安机关破获了绥署在韩城、朝邑、大荔、洛川等地潜伏的大批电台和情报组织。这是后话。

1月20日，高孟吉离开绥署二处返回参府巷时，吕出、薛浩然、赵继义已经在解常新家等着他了。他们把各自搜集的情报资料以及自己的照片交给了他，并且在这里跟他告别。接下来，高孟吉去找刘昌祈，弄来一份“西安市行政区域详图”。他没跟刘昌祈说要这地图干什么用，刘昌祈也没问，两人心照不宣。

1月21日一早，高孟吉和高勉斋叫了辆洋车，把他们连人带箱子拉到火车站。去得稍晚一步，8点三十分的客货混合列车已经开走，而10点三十分的东行快车不让装火柴，两人只得拉着火柴箱子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客店里投宿。这一天一夜，两人简直如坐针毡。身上带着那么多情报资料，一旦刘庆曾变卦了，再追他们回去怎么得了？另外，火车站小旅社是警察、便衣盘查的重点，虽然有绥署二处的证明在身，但万一碰见个较真儿的，非要检查不可呢？半夜，果然有警察气势汹汹来查店。好在绥署二处的证明分量不一般，警察一看，立马就客气了。

第二天一早，坏消息接踵传来，本应8点10分到达的客货混合列车这会儿才到宝鸡。两个人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不得了。直到11点半，列车才进站，两人上了车，总算松了口气。当晚7点50分，火车抵达华阴。这里有个叫“同义兴”的小客店，老板也是韩城人，高勉斋认识。他们在这儿落脚。

23日天一亮，他们坐上马车出发，一路北上。沿路过泾河、渭河，都有人检查。但只要高孟吉把那张证明一亮，他们二话不说就放行，马车内的东西连看都不看。

当天晚上，高孟吉、高勉斋住宿的地方是国共控制区之间的雷村。雷村现在的名字叫华塬镇，位于金水沟之南；金水沟之北，就是东府工委社会部所在地、距合阳县城四十里地的黑池寨。本来，雷村是国民党的控制区，这里还驻扎有绥署二处的情报站。但到这个阶段，雷村白天已经被共产党一方控制。但到了晚上，解放军上了塬，这里就成了土匪的地盘。

睡到半夜，村里狗叫声响成一片，接着又有枪声。两人心说坏了，土匪来了。一夜提心吊胆，清早，解放军从塬上下来，雷村街道上出现了背枪的战士，高孟吉这才放心。因为走的路太长，拉车的骡子蹄子跛了，车夫让他们另雇一辆车。高孟吉一想也好，省得国统区来的车夫看到他们在解放区见到什么人，就重新雇了头牲口，把货送到了黑泄寨。

下午，他们在黑池寨见到了高仰山，高仰山非常高兴：“步林派白碧安在我这儿已经等了你们妇几天了，总算一切顺利。”

二十六岁的白碧安原先在延川县保安科工作，1948年5月调到了韩城保安科。虽然当晚白碧安也到了高仰山那儿，但高仰山并没有安排他们见面。韩城保安科的李福成拉着头骡子来接高孟吉、高勉斋。二人把行李让骡子驮着，和李福成一起摸黑走了十里，住在了一个小村子里；两只装机器的火柴箱子则由白碧安以贸易公司的名义驮往韩城。

25日天亮后，他们继续赶路。下午，走到距韩城县城十里的高神殿，他们让李福成拉着骡子先走。怕遇到熟人，他们只能等天黑以后进城。晚上，高孟吉、高勉斋终于在保安科与高步林、史志春见了面。

再说白碧安。当时，白碧安并不知道那两只火柴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只知道里面不是火柴，因为它们搬起来挺重。25日天黑时，他来到韩城境内。本来，高步林让他避开检查站，但他并没有意识到箱子里的东西有多重要。于是，他在把货搬进马陵庄检查站后，才派人回去向高步林汇报。高步林生怕再出意外，马上写了张条子让来人捎给白碧安，叮嘱他注意保密。当晚，高步林另派人把货运回了韩城。就是这样一个工作疏忽，黄龙地委和社会部都受到了边保方面的严厉批评。

高孟吉除了带回小型特工无线电收发报机各一部之外，还带回了包括西安绥署二处情报组密码，绥署各部队使用的无线电暗语密码、对空联络通话密语等十八份情报资料。25日深夜，高步林整整熬了一宿，仔仔细细地把高孟吉带回的情报研究了一番，他深知这些情报的价值。同时，按照情报工作的保密规定，他给这些情报力量和交通员们编写了化名及代号，比如高孟吉的化名为“孙健”，代号为11号；吕出化名“志远”，代号为21号；李福泳化名“赵琳”，代号26号。在以后所有文件、报告、信件及电报中出现的只会是这些代号和化名。

高步林派一个警卫班，把整理好的情报资料以及高孟吉在韩城保安科写的《西安之行>报告，专程送到黄龙。26日晚，高步林、史志春又熬夜整理出一部分情报。27日一早，高步林把白碧安叫来，当面布置他再到黄龙跑一趟： “这几份情报很重要，是彭德怀司令员打仗时要用的，一定要在两天之内送到。”

高步林让白碧安带一名战士上路。白碧安问给几头牲口，高步林说就一头。两个人，一头牲口，那就得有一个人走路。白碧安急了： “二百四十里路，两天赶到，徒步恐怕很难吧。”

“没办法，只能弄到一头骡子。”高步林也很无奈。

白碧安只好一个人骑着骡子、背着枪出发了。出门已是腊月二十九，天降大雪。这回白碧安知道自己带的情报有多重要，顶风冒雪昼夜赶路。第一天很顺利，天黑之前已经走过冯塬十多里，但仍然没到一半路程，剩下还有一百好几十里路，而且其中有七八十里山路。当时，黄龙山仍有土匪出没，像他这样单枪匹马夜闯黄龙，相当危险。白碧安有点儿后悔没带那个战士一起走。

年三十这天，白碧安赶到了澄城县的吴家桥。他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买不到吃的。过年了，小镇上的店铺全都关门歇业，一大早，街道上连人都很少见。白碧安敲开一家饭铺的门，跟店家好说歹说，人家才给他弄了点儿吃的。出小镇向西十里，过一座小桥，就要进山了。这时，那匹骡子发起犟脾气，死活不肯上桥。白碧安跟牲口较劲儿，累得满头大汗，连个帮忙的路人都遇不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才算把骡子降服。看来骡子不肯进山是有道理的，荒山野岭，全是小路，这一头钻进山，就是没完没了的沟沟坎坎。

第二个困难，是路不熟。黄龙山本来就人烟稀少，大年三十，哪儿还有行人？可白碧安没走过这条路，心里没底儿，老想找人问问道儿。想见人，却又怕见人。万一遇到土匪可怎么办？自己丢了性命事小，可误了送情报，就是大事了。好在那头骡子曾经走过这条路，老马识途，骡子也认路。山谷里，除了骡子的蹄声和鸟儿的呜叫声，什么声音也听不到。连续几个小时，白碧安枪上膛，手握枪，精神高度紧张。直到听到了犬吠声，他才稍稍松了一口气，知道有人家了。

这时已经是晚上十一二点，小村庄灯火明亮。那年月，家家户户过新年。都是要守夜的。还是早上吃的饭，白碧安饿得前胸贴后背。他决定不走了，去找村长。可找了几户人家，都不肯告诉他村长家住哪儿。过去人们的观念里，大年三十上门的客人，一般都是来催债的，《白毛女》里黄世仁去杨白劳家，就是赶着这么个点儿。所以，村民们谁都不愿留白碧安在家过夜。

好不容易找到村长，村长的冷淡也就可想而知。村长家一共五口人，老两口、小两口和一个小孙子，住两孔窑洞。主人给白碧安弄了一盘白菜拌豆腐，还有二两黄米制成的年糕。晚上，白碧安住在老两口的窑洞里。第二天一早，他除了付清伙食和草料钱，还按风俗给了这家的小孙子一份压岁钱。这下，村长一家感动坏了。老两口拉住他的牲口，一定让吃了饭再走。转眼间，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就端上了桌。那年月，老百姓平时哪儿舍得吃白面？白碧安胡乱吃了个馒头，赶紧要上路。一家老小五口人把他送到了大沟边，目送他走远才回去。

紧赶慢赶，大年初一早上9点多，他终于进了黄龙分区保安分处的院子。见到白碧安风尘仆仆送来的情报，于桑十分激动。这个时候，保安分处厨房的饺子还在锅里煮着呢，于桑跟白碧安说：“你是咱们的大功臣。吃了饺子，你好好睡上一觉。放心，牲口有人喂！”

• 11号的第二阶段

按规定，外人回来，尤其是从国统区回来的，要向乡政府申请登记。1月29日是大年初一，高步林从县上回到沟北村。商孟吉特意请了同村的乡书记和一位师范教员跟他一起去看望高步林：“哎哟，四哥，还认识我不？我是孟吉呀。你看看，咱们好多年没见面了啊。”当着乡书记和那位教员，高孟吉和高步林还演了个小节目。

在黄龙保安科，白碧安吃完饺子呼呼大睡的时候，于桑就开始伏案工作了。高孟吉回到韩城，就成了他们手中的一粒重要的棋子。怎样下好这步棋，对于今后的情报工作意义深远。经黄龙地委书记强自修审批、修改，于桑让白碧安捎回了一封信，信里提到了他对第二阶段工作的一些思路。

首先，要让高孟吉按约定的时间给绥署二处发报。但仅仅是取得空中联系，不急于给他们提供情报，吊着他们的胃口，然后看他们有什么需求，少量地提供一些不妨害解放军行动的一般性情报；设置潜伏电台的地点要绝对保密，最好藏在乡下某个可靠的老百姓家里，跟这家老百姓交代好，不管见了谁，哪怕是解放军的大官，都不能说这事儿。至于和西安的联系，于桑已经打报告要求边保派人带电台来韩城，尽快和李福泳取得联系。

其次，于桑也考虑到了给高孟吉派出一名敌方交通员的问题。和绥署二处取得陆上联络，目的是了解二处特务们的动态，看看我方的布置有没有什么破绽被敌人发现。如果没有异常情况，那么就要请示高孟吉今后的工作任务。因为回韩城之前，高勉斋和刘昌祈打过交道，刘昌祈知道高孟吉回韩城的事，于桑意识到刘昌祈对于这件事能否保密十分重要。这次派出的交通员还有一项任务，就是了解与高孟吉有关的其他工作关系是否出问题，并且要给刘昌祈再打招呼，不能泄密。为此，有必要让刘昌祈写个个人履历之类的东西，掌握在我方手上。其目的是堵住他的嘴，让他知道，如果说出高孟吉的秘密，他会吃不了兜着走。后来，韩城保安科果然给刘昌祈正式办理了情报力量的手续，代号为46号，化名“林山”。

于桑规划的11号第二阶段任务在三个月以上，期望达到这样一些目的：第一，让高孟吉赢得绥署二处的信任，然后让他从韩城回到西安，在二处取得更重要的位置。为防万一，他的位置得有替补人选，至于是派别的情报人员，还是由薛浩然接替，可以先做准备，但不必马上决定。因为高孟吉在韩城不待上三个月以上，绥署二处恐怕也信不过他。第二，就是和李福泳电台尽快取得空中联络，而且从电台到人员也得有替补。万一人家把他调走，空中联络不就断线了？第三，三个月后如果高孟吉顺利回到西安，怎么处置他留下的潜伏电台。于桑设想的方式有两种：考虑到潜伏台的功率不大，一是把这台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电台放到国共边境，设法控制别的潜伏电台；如果办不到，就公开破获，以彰显打击敌特的社会效果。不过，这要放在第三阶段再进行。

收到于桑转来的情报和所拟的报告，2月2日，边保做了回复。边保领导首先批评于桑对高孟吉两次回韩城都汇报得太晚，贻误了战机。因为他们的意见和于桑有很大不同。他们认为高孟吉上次回西安后，根本就不该再回来。即使要把电台带回来，也应该由高孟吉推荐别人去完成。边保领导认为，应该让高孟吉立即打入绥署，起到收集和组织情报的作用。让他回来，这项工作就会延误。而现在，再让高孟吉回西安，就得经过周密设计，弄不好会穿帮。而且把电台带回来意义也不大，因为组织上处理这部电台十分棘手，面临很多顾虑。可是，由于黄龙方面汇报得晚，等延安边保方面把意见反聩给黄龙时，黄龙已经给韩城方面下过指示，要让高孟吉带电台回来。鉴于这种情况，边保指示于桑，今后凡与敌内重要力量的来往，必须即时报告本部。

关于高孟吉后面的工作，边保的意见也与于桑的想法有很大不同。逆用敌台，是件非常慎重的事。边保要求黄龙在接到延安方面的通知之前，不要让高孟吉的电台与敌台进行空中联络。黄龙方面必须立即将高孟吉这次出去的经过、到西安后跟敌人报告了些什么、给敌人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情报、敌人对他的态度如何、给了他什么任务、约定什么时间开始空中与地下联络，以及约定了什么样的密码等，详细报告给边保。另外，边保认为于桑给韩城方面的信中所提及的供敌情报的方法也是不妥当的。任何涉及军队的情报，哪怕是“不妨害我军行动”的，也绝对不能供敌；即使供敌假情报，也得有严格的审查办法，定期把发报的原稿、收发报底码、来电译文等送上级审阅。如果决定让高孟吉带回的电台与敌台联络，必须有我方的电台监视发报，而且，密码本要由我方保管、电文要由我方来译，高孟吉收发报时，必须要有我方报务员在场。这些，要形成制度，严格遵守。于桑给韩城的信中虽然说了“不急于”给敌人发情报，但不等于不得发情报，这里是存在明显漏洞的。

于桑在给边保的回信中承认了工作中的漏洞，也解释了自己的思路。关于高孟古今后的工作，从总的方向来说，没有违背打入绥署长期埋伏的工作方针。边保指示“高应力争藏在二处工作”，但藏的方法就有直接、间接的问题，所以，他在工作方法上就没有坚决执行边保的电示。

边保希望高孟吉从韩城回到西安后就潜伏在绥署二处，而于桑却让高孟吉带着潜伏电台回到了韩城。对此，于桑解释，高孟吉不一定能推荐人代替他到韩城潜伏；即使他推荐的人真的来了韩城，他自己能不能在绥署二处潜伏也没准儿。何况他如果推荐别人时，使特务趁机混到韩城，处理起来会很麻烦。因为如果马上破获，敌人自然会怀疑高孟吉。如果组织上不让高孟吉带潜伏台回韩城，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代替他回来，那弄不好我们不仅得不到电台，还会把高孟吉这个情报力量废掉。因为绥署二处让他来，他不肯来，绥署二处还用不用他，就不好说了。

1月三十日，边保以西北局社会部的名义向西北局、西北野战军打报告，要求在敌区建立空中联络。本来，边保自己有多部电台，但由于战事紧张，西北野战军电台不够用，彭德怀把边保的电台全都调拨给了部队。直到此时，除了需要人员操作高孟吉带回的电台，薛浩然、李福泳的电台要与边保方面联络，另外，国民党新编第99师师长赵国桢要求延安方面派报务员、译电员去控制该师电台，以便给共产党方面提供情报；驻耀县的“军统”西北特技组组长杜志芳要求通过电台与边保方面进行联络；边保陇东分处要求派三架小型电台给他们，说在兰州、平凉等地有安设密台的地址；黄龙分处西安情报站也要求派台去西安。边保还获知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省保安司令部，第十专署，长安、三原、富平、礼泉、高陵、乾州等县几个电台的呼号、联络时间，需要安装专台窃听敌台电报。因此，在报告中，边保提出要报务员、译电员以及各种型号收发报机若干。

2月5日，西北野战军批示：“社会部情报台不日成立。韩干亦选派。”韩干，指的是派往韩城的电台管理干部。2月6日，边保马上给于桑写了信，安排报务员李在良协助控制高孟吉带回的电台，李在良代号为12号。2月17日，边保又派一科即情报科的副科长袁心湖来韩城，布置高孟吉的工作。

袁心湖，湖南新化人，原名邹高清，字定才。1935年考入北洋工学院。北洋工学院的前身叫北洋大学堂，再往前，叫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如今的天津大学，前身正是这个北洋工学院。

邹高清入学两年后，抗战爆发。1937年7月三十日，天津沦陷，北洋工学院被炸。热血青年邹高清参加抗日救国军南下，不久，他听说学校师生迁到了西安，赶紧又追到西安。此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又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没等毕业，邹高清就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来到延安。从此，他不再叫邹高清，而是改名袁心湖。到延安后，袁心湖曾被派到傅作义的绥远省政府，担任宣训科科长，直到1940年傅作义的“七路半”画上句号（当年，阎锡山认为傅作义被八路军赤化，称傅的军队是“七路半”）。

根据西北局社会部2月7日的指示，于桑在给韩城县委、县政府和保安科的信中，除了要求韩城方面遵照两北局社会部的指示，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指导意见，如电台安置的位置不能在街上，最好安置在比较偏僻的乡村，找个亲朋掩护；11号不必向乡政府登记，只要能掩护住就行了。

• 保密工作不断发现漏洞

1949年1月29日，韩城县保安科给边保上报了《一年来外勤工作的总结》，这是一份绝密文件。在谈到情报工作存在的问题时，有这样一段内容：目前韩城几个重要力量及交通都是保密不够。“如电台问题，现在弄得董钊妻弟同都生都知道，如果这样下去，将会前功尽弃”。

这个同都生由此引起于桑的强烈关注。

时任国民政府陕西省主席的董钊有两个小舅子，一个叫同慧缘，一个叫同都生。因为有文化，又年轻，都属于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主儿，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也一肚子牢骚。不过，这两人的父亲，也就是董钊的老丈人同伯亭却是韩城的大户，1947年秋韩城第一次解放时，游击队打着高勉斋的旗号到同伯亭家搜过枪。

1948年，高勉斋受高仰山、高步林的指派，说二纵王震司令打西安需要一张西安的城防工事图，让他到西安找高孟吉弄。高孟吉一听要这东西，说实在没辙，因为城防工事图属绝密文件，就王微那儿有。他官儿太小，就是请客送礼也弄不来。那时节，西安的旅店查得特别紧，高勉斋又没有身份证，只能在韩城老乡那儿这儿混一宿、那儿混一宿。沟北村有个叫高亚民的，与高勉斋年纪相仿，两人关系还可以。高亚民在青年路的三青团工作，高勉斋晚上就在人家的办公室里落脚。

有一天晚上九点多，高勉斋一进办公室，高亚民就告诉他，这里待不成了，赶快走。为啥？原来，高亚民是同慧缘的大舅子。同慧缘跟高勉斋的弟弟曾经是同学，两人的关系不错。这天下午，同慧缘专门来找高亚民，说他爸听说高勉斋到了西安，已经给董钊打了电话，要董钊全城搜捕共匪高勉斋。得到这个信儿，高勉斋赶快离开了青年路，半夜跑到刘昌祈家投宿。

当时，西安也就五十来方人，西安的韩城人圈子也没多大。不知谁的嘴巴不严，高孟吉他们电台的事儿，居然连同都生都知道了。不光同都生知道，刘昌祈也知道。尽管同都生思想进步，而且跟人说起过想去延安，但对他这样的人，高步林他们是非常慎重的。所以，这两人让边保方面相当紧张。前文提到韩城保安科给刘昌祈办了情报力量手续的事儿，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对于同都生，于桑指示韩城方面，对付他的办法，和应对刘昌祈类似。就是让他把他所知道的国民党方面的机密统统说出来，尤其是关于董钊的事情，写成书面材料，由韩城保安科给他办情报力量的手续。这样做的目的，倒不是真的要他为党工作，而是要抓住同都生的小辫子，防止他嘴巴不严，说出高孟吉为共产党工作的秘密。当然，如果同都生确实想为党工作，也不拒绝。如果还不保险，黄龙方面可以请求延安，看是不是把他弄到延安学习。

那么，同都生、刘昌祈这两人的表现究竟如何呢？高步林认为，刘昌祈表现不错，而同都生表现不好。于桑的信中提到同都生时，用过“约定密下”一词。就是说如果不能把他叫到韩城保安科，可考虑“约定密下”，但要绝密。这“约定密下”，应该就是秘密处决的意思吧。

关于这两人的问题汇报到边保，边保以“西北局社会部”的名义答复，基本同意对这二人的处理意见。时隔九天，西北局社会部再次发出指示，要求动员同都生到延安去学习。不久，到韩城来指导工作的边保情报科副科长袁心湖向边保报告，同都生“已赴延大总校”。

本来，同都生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没想到后来又节外生枝。同都生对自己竟然引起那么多情报老手的关注，当然一无所知。到延大学习，是那个年代进步青年做梦都惦记的事。薛浩然、吕出、高孟吉都有过这样的梦想，只不过组织上没给他们机会罢了。同都生得到这样的机会，当然很乐意。他本来已经高高兴兴地随队奔赴延安，谁知行至中途，这批人总校又不要了，把他们转到了韩城的延大财经分校。于是，同都生稀里糊涂地回到了韩城。他这一回来，又让袁心湖、高步林他们分外紧张。3月份，边保已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安厅”。3月29日，袁心湖、高步林、史志春又联名给边保写了封信，请上级与延大商量，要延大由分校调几个学生到总校去，其中应包括同都生。

这一问题终于得到了妥善解决。新中国成立后，同都生被分配到兰州市公安局三分局工作。后来，高孟吉随袁心湖去西宁组建青海联络站，到兰州时，还和同都生见过一面。

保密问题，还来自高孟吉本人。

对于高孟吉在韩城的公开工作，袁心湖和韩城保安科根据上级的指示，采取的是由友人推荐的方式，安排他在一所小学校教书；边保派来的报务员、代号12号的李在良以小商贩的身份，住在城里一僻静院落，由他控制高孟吉带回来的电台。

让高孟吉去小学教书，袁心湖、高步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学校离城五里地，和韩城保安科不远，方便他们接头。而且从气质上看，高孟吉压根儿不像个生意人，更像个学生。何况，高孟吉在韩城的同学不少，都知道高孟吉家境贫寒，他哪来的本钱做生意？相比之下，让他当个小学教员就更恰当一些。再说，高孟吉虽然被成功策反，表现也不错，但组织上对他还是有戒心的。对他要控制使用，那么以教员职业作掩护是最容易控制的。教员圈子小，平时给孩子们上课还挺忙，基本没时间外出；而且，这个职业过的是集体生活，最容易发现他有什么毛病。而小商贩身份则相反，活动范围太大，根本无法严密控制。

此外，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袁心湖还向上级汇报了他对高孟吉的一些看法，比如高孟吉爱穿好衣服、喜欢女人，回到韩城后，就和他表妹有些缠绵。其实这事儿也很难说是高孟吉的错。他是个文艺青年，长得挺帅，见过世面，又从大城市来，何况，教书以后又和表妹成了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涉世未深又有些文化的表妹喜欢他，也属人之常情。

1949年4月，韩城县委宣传部的强伯重要找对象，有人给介绍了高孟吉的表妹。强伯重马上就表示不解，因为他听说这个姑娘在跟她表哥谈恋爱，还知道她表哥是从西安绥靖公署秘密回来的。言下之意，人家知道高孟吉是跟韩城保安科有关的人。得知这个情况，高步林吓了一跳。他马上找高孟吉谈了一次话，警告高孟吉和表妹相处要注意分寸，坚决不能谈恋爱，而且要管住嘴巴，不能跟任何人提到自己的任务。此后，他又找了一个合适的人给强伯重递话，说保安科对西安回来的高孟吉是持怀疑态度的，从而消除了一些影响。

保密不光在韩城成了问题，一野前总居然也有不少人知道了11号这码子事儿。袁心湖只好到前总专门跑了一趟，让组织上管一管那些嘴巴不严的人，不要再乱嚷嚷。鉴于漏洞这样多，于桑、袁心湖认为，把高孟吉再派出去似乎有些不妥。当然，是不是再把高孟吉派回西安，最终决定权不在他们这儿。

与此同时，被编为12号的报务员李在良也不安心在韩城工作。李在良认为，他来到韩城一个月，什么事儿也没干成。因为发报机高周阻流圈坏了，得重配一个才能工作。凭他的能力，发报机根本修不好。他明确表示不想在韩城工作了，哪怕趁现在无事可做的时间回去一趟，解决一些家务事也行。他的爱人有病，来信说她不能再从事报务工作了，想改行。他得回去跟爱人商量一下。

对此，边保指示于桑，他们的计划，是要造成必要条件，把电台破获，把11号高孟吉挤回西安。现在换掉12号李在良，就会多一个人知道这事儿。所以，要说服李在良安心工作，并且注意保密。

4月14日，史志春向于桑写信通报了一些事情，其中有这样两件：一是高步林生病了，连续发烧，大夫看过，说不清病因。两天前，他已经交清手续回家养病了；另一件事，就是李在良已经坐卧不安，吵着闹着非回延安不可，谁劝都没用。

病中的高步林也写信给于桑，重点提到了李在良的不安心。高步林害怕李在良再折腾下去，会把事情弄糟。他希望组织上重派一个党性强、肯埋头苦干的人过来。

李在良几乎每隔两天就要给于桑写一封信，催问延安是不是派人来接替他了。4月19日，于桑夫人杨瑞从韩城动身去大荔找于桑，要不是接替高步林成为韩城保安科长的史志春劝阻，李在良差点儿就跟杨瑞一路同行去面见于桑了。虽说没走成，但李在良开始违犯保密纪律，在暂住地会见客人，而且不止一拔儿。他甚至把客人带到放电台的楼上去，吓得史志春于21日晚把机器收起来，藏在了密室里。趁此机会，李在良要求去位于土基的黄龙公安分处，说是暂住几天，需要时再回韩城。史志春再三说服，他才表示不去了。

这种局面持续到5月中旬。因为高孟吉带回的电台一直没有和绥署取得联系，所以，边保派来的12号李在良最终没有发挥多大作用。

• 国共都用的情报员

高孟吉带着潜伏电台回到韩城后不久，组织上就意识到需要派出交通员去西安再跑一趟。这个交通员，应该是敌方交通员，此行的目的，应该是稳住绥署二处，同时探听敌方对高孟吉有没有生疑。此外，与李福泳的电台需要早一点儿建立起空中联络，同时要与西安的情报力量约定以后生人见面时的接头方式。

本来，高勉斋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高勉斋不仅多次成功往返韩城、西安传递情报，而且和绥署二处密勤组长还有过当面交锋。像他这样的交通员，应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可是，自从高孟吉带着电台回到韩城后，组织上却再也没派他去过西安。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得把高勉斋这个人往细里说说。

高勉斋生于1919年，在沟北村，如果论辈分，高步林得叫他叔。高勉斋是个小商人，韩城保安科的《外勤秘密人员登记表》显示，他“家有十五口人，五十亩地，房屋二十间，牛马各一头”。应该说，他的日子比一般老百姓还是要强许多。

1943年8月，二十四岁的高勉斋在宜川摆了一个小杂货摊儿。宜川地处国共控制区的交界地带，政治生态比较复杂。这个时候，和他一起在店铺当过店员的邻村乡党田安定已是边保临镇检查站的情报干部了。一次，田安定找到高勉斋，让他帮忙把国民党宜川县党部的党元恺约出来。党元恺曾经是共产党员，后来叛变，投了国民党。高勉斋约来了党元恺，田安定跟他进行了一次密谈。后来，高勉斋听说，党元恺答应重新为共产党工作，并且把他知道的一些国民党宜川方面的情报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了田安定。

后来，田安定也让高勉斋把他所知道的宜川国民党驻军和特务的活动情况写成了书面材料。高勉斋是一个小商人，边保方面何以问他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情况呢？这是因为他很可能还是国民党方面的谍报人员。从高勉斋来说，有这么个身份，他在国民党控制区做买卖出入就比较方便。但自打和田安定接上了头，他就又成了共产党的情报员。一个人脚踩两只船，他究竟算哪边的人呢？韩城二次解放后，高步林仍对他委以重任，其实就说明了一切。

情报人员原则上都是单线联系，和高勉斋联系的，就是田安定一个人。1945年，随着抗战走向胜利，国共之间的情报战不断升级，田安定来宜川找高勉斋的频率也越来越高。每次，高勉斋都会把他搜集到的宜川国民党方面的情报写出来交给田安定。1945年秋，有同乡跟高勉斋说，有人告他私通红区，让他快跑。高勉斋当晚就离开了宜川，跑到了临镇检查站找田安定。可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宜川的国民党督察处抄了他的杂货摊子，还把他妈抓去关了半年，后来花钱活动才放出来。

到临镇后，受临镇检查站负责人张峰、石志文的指派，高勉斋先后几次回韩城，搜集韩城三青团的组织和活动情报，并且搞到一张韩城地图。1947年春，高勉斋和游击队长任江彬接上了头。这期间，他做的仍然是隐蔽工作。但是，韩城第一次解放后，高勉斋的身份暴露了。一些游击队员没有预料到国民党军队会卷土重来，他们跑到董钊老丈人家搜枪时，说是高勉斋让来的。同年秋天，国民党警察到沟北村抓高勉斋，高勉斋躲了起来。来人把高勉斋的老婆打了一顿，又把高勉斋的哥哥高月亭关了一个多月，家里花了好些钱才保出来。

这一个月，高勉斋是在师作桢家的地窑里躲过来的。师作桢是韩城井益村人，当时的身份是国民党的乡长。那时候国民党大势已去，但凡有点儿头脑的人，都会想到给自己留后路。所以，这段时间里高勉斋除了给游击队弄子弹，还凭三寸不烂之舌策反了国民党盘惠乡的乡长吉士纯。盘惠乡驻扎着国民党的一个连，专门负责搜索共产党游击队。这个连一有动静，吉士纯就把情报递给高勉斋。因此，国民党军队多次进山围剿游击队都无功而返。

此间，国民党53旅进驻韩城，城防营长是高勉斋熟识的别振武。1942年，别振武曾带兵在沟北村驻扎，就住在高勉斋家，跟高勉斋处得不错。听说别振武来了，高勉斋动了策动别振武起义的念头。他跟任江彬一汇报，任江彬说：“好呀，你觉得有把握就去试试。”说着，递给他一颗手榴弹。

“我拿这东西干啥？”高勉斋不解。

“别振武要是同意起义，当然啥事儿没有。要是不同意呢？人家给你用刑，你扛得住吗？要是谈崩了，你就把手榴弹拉了，大家同归于尽。”

高勉斋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还有生意，考虑再三，还是没敢进城。此后，韩城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连游击队都不得不东渡黄河，躲到山西解放区去了。游击队临走，任江彬让高勉斋赶快离开韩城，找地方躲起来。高勉斋这才躲到了西安。听村里人说高孟吉在南关搞无线电，他就设法找到了高孟吉。这才有韩城二次解放后，高步林派他给高孟吉送信的事儿。打这儿起，高勉斋正式成为共产党方面的一个交通员。

搞情报工作，找到一个合适的交通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比如，高步林曾派一个叫薛中儿的人去找过赵继义。这个薛中儿到了赵家，不看人家家里都有些什么人，大谈共产党、八路军如何如何好。那时候，西安城是何等的森严氛围？赵继义家跟李福泳他们的电台是隔壁，来来往往人很杂。他们家里来了一个赤色分子，这要传出去，还不够赵继义喝一壶？赵继义吓得几天不敢回家，甚至准备逃出西安躲一阵儿。

作为交通员，高勉斋胆子奇大，社会交往能力强，随机应变，这让他能够多次成功往返韩城和西安之间，完成组织交办的任务。直接面对绥署二处谢璇这样的特务，，高勉斋毫无慌张之色，让谢璇都想给他弄个“阶级”。可见此人的心理素质非常好。

但高勉斋的缺点也同样突出。首先是他身上的商人习气。在韩城保安科的记录上，高勉斋是所有情报力量中领取特别经费最多的人，他领取的经费项目包括招待费、家庭照顾、生病休养、路费、活动费等。高勉斋做事处处要算经济账，这让热血青年薛浩然、吕出等人很看不惯。1949年1月15日，吃过李福泳的婚宴，高孟吉到北大街高铭斋家去找高勉斋。他们原本约好在这里会面，但高勉斋却出去跑生意去了。后来，他们在刘昌祈家见面时，高孟吉就跟高勉斋发了一次飚。这以后，高勉斋才老老实实在住处待了两天。

高勉斋社交能力强，在西安认识的人多。作为交通员，这是他的长处，同时也成了他的短处。因为他这人性格张扬外向，喜欢出风头，总想让别人对他高看一眼。遇到他眼里的进步人士，他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在为共产党做秘密工作。

对他身上存在的这些问题，高步林曾向组织上作过汇报。于桑对此忧心忡忡。考虑再三，鉴于高勉斋在西安有太多人认识，再加上嘴巴不牢，让他充当敌方交通员已经不让人放心了。陪高孟吉从西安带回电台之后，他就再也没有作为交通员被派出去过。

•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

解放区村长

高孟吉离开西安时，刘庆曾、谢璇曾和他提到过陆上交通联络之事。谢璇告诉他，他这个潜伏组，编号为307组。在绥署这边，高孟吉的化名是“张杰”，而与他联络的谢璇化名“程相如”。他们约定的联系地点在北院门134号树德生茶庄。

高孟吉回到韩城后，电台不能与绥署二处建立联系。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派出交通员，他就会和绥署慢慢失去联系。失去联系，也就失去信任。而对于高孟吉，边保方面一直主张把他再派回西安，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从高孟吉一回到韩城，韩城保安科就在为他物色交通员。高步林让高孟吉推荐，高孟吉就想起了他的同学张永才。

张永才是韩城西庄东王村人，与高孟吉年龄相仿。1941年初夏，张永才小学毕业前夕，胡宗南的战干四团童训班来招生。因为管吃管住，出证顶替征兵，毕业后还给分配工作，好些家境贫困的孩子报了名。张永才他们西庄小学一次走了三十多个孩子。在华县，他们训练一年后，分到了机踏车连。可是，在机踏车连当了几个月的童子军，他连机踏车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每天的任务就是上山伐竹砍柴。1941年底，他考上了西安北校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七分校通讯军官训练班，和高孟吉、吕出、薛浩然等人成了同学。一年后，他被分到了军队，先后在48师、西交总队、新2军等处服役。

抗战胜利后，他又被调到驻扎呼图壁的新45师。张永才本想早点儿回家娶妻生子，这会儿却越调越偏远，因此一肚子牢骚。他就开始装病，不肯接受新的工作任务，也花了点儿钱找关系打点上司。1947年5月，上面给他批了短假，让他回家。这一回家，他就再也不想回军队了。韩城二次解放后，张永才在乡上、村上都当过干部。高孟吉托人给他捎信儿的时候，他在他家乡的村子当村长。这个时候，张永才看上去浑身乡土气，和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经高孟吉介绍，张永才在沟北村见到了高步林，两人长聊了一次。过了一个来月，一天晚上，高步林派人把他叫到沟北村，然后又带着他一起回到县城。在县保安科，高步林告诉他，要派他到西安走一趟。之所以选他去，是因为他和高孟吉是七分校通讯班的同学，同为王微的学生。他到西安的任务，首先是跟李福泳、薛浩然、吕出、徐学章等同学打听一下，高孟吉到韩城之后绥署二处有什么反应；第二，如果没有什么坏消息，就去北院门134号树德生茶庄把高孟吉写的信交上去；第三，主动跟茶庄接待人提出面见刘庆曾处长。

为此，高步林、高孟吉和张永才一起，弄了个两三页的提纲，上面除了高孟吉向刘庆曾汇报的内容，还有刘庆曾、谢璇可能会问的问题以及应该怎么回答。他们让张永才把内容背下来，并且演练了多次。

张永才出发的时间是1949年2月20日，头一天晚上，他是在黑池寨落的脚。第二天，过了黑池，就进入国统区的朝邑。朝邑城除了北门之外，其他几个门都封了。虽然有武装人员检查通行证，但也不严，走走形式而已。让张永才费了点儿周折的，是如何过渭河。平时，一般是从仓头镇过河，但这里的渡船都被封了。哪儿能过河呢？说是三河口，就是渭河、泾河和洛河的交汇处，离这儿还很远。张永才边往三河口走边打听，终于打听到从比较近的大华路渡口就能过河。

到了西安才发现，大街上到处是工事，气氛相当紧张。张永才一身韩城老农民的打扮，这身打扮从火车站出来并不引人注意，但当他走到小南门这儿，这身土得掉渣儿的行头一眼望去就知道不是西安人，于是，他被小南门把门的兵盯上了：“过来，过来，你！”

张永才被带到巡守亭进行盘问。一看他的路证，人家更怀疑，因为他来自解放区。问他来西安干什么，他说来探亲。又问他亲戚是谁，叫什么住在哪儿，这些都是在韩城保安科演练时不曾设想到的问题。情急之下，张永才把高孟吉的表哥解常新说成自己的表哥，说解常新的爸爸是他的舅舅。他说舅舅卧床不起，家里写信把他从韩城叫来，帮着侍候病人。人家问他解常新家住哪儿，他说住在菊花园恭府巷。菊花园在东大街那边，他为什么跑到小南门来？张永才给出的解释是：他要去黄家庄找一个同学。

这边有病人等着他去照料，他却过家门不入，先跑去找一个莫名其妙的同学，这理由搁谁看都觉着牵强。人家更不让他走了。这个时候，天早就黑透了。张永才看实在脱不开身，只好跟人家说了“实话”，他是来给绥署送信的。对方问他怎么证明，张永才从裤脚把绥署二处发给高孟吉的通行证取出来。本来，这东西是让他拿到北院门树德生茶庄跟人家接头时出示的。还好，守门的兵看过证件，一扬手让他走了。出得城门，张永才才发现，大冷的天，他头上的汗都冒出来了。

张永才出小南门要干什么呢？他要去黄家庄找李福泳。这就是派张永才来的好处，他跟李福泳他们全都认识，同学嘛。李福泳的驻地和赵继义家挨着。这是一个大院子，有十多间房子。第一间是士兵们住的地方，这里当兵的有七八个人，负责摇机、做饭和勤务；接下来一间是报房，里面架有机器，住着两个报务员，也称“班副”。对面的两间房子没有住人，空着，作为饭厅使用。紧接着两间房，是李福泳和新婚的媳妇住。再往里走，就是赵继义家了。在这里，李福泳是台长，官最大。

李福泳一见张永才，眼睛瞪得牛一样，半天才认出来。电台人杂，李福泳找来了赵继义，三人一起到外面院子里说话。张永才照方抓药，先问他们绥署二处对高孟吉回韩城有什么反应。李、赵一头雾水——他们压根儿没机会接触刘庆曾，怎么会知道他对高孟吉这事儿有什么看法呢？李福泳只能说：“也许没什么问题吧，反正我们没听说什么。”

既然是这样，张永才就说要去北院门送信。张永才口袋里的那封信，是高孟吉以“张杰”的化名，写给化名“志明”的刘庆曾的，主要是跟刘庆曾要经费，并交代，他的困难来人略知。“关于咱处货价，请随时捎信告之可也。”这就是问刘庆曾对他以后的工作有何要求。

张永才把信拿出来给二位看了看，李福泳、赵继义都觉得他去见刘庆曾不合适。连看城门的大兵问两句他都紧张得不得了，去见胡宗南的特务头子，还不是几句话就让人家发现破绽？所以，李、赵二人都劝他不要去送这个信了。自从革命公园聚会后，他们这帮人一直觉得，如果不进入绥署机要室，组织上想要的情报就不好搞到。为此，他们已经在托人活动，想让赵继义混进去。赵继义决心很大，哪怕去受训三个月也在所不惜。

第二天一早，李福泳给张永才找了身旧军装套上，这才让他去找徐学章。徐学章刚从汉中回家没两天，他告诉张永才，西安绥署这边已经在把大量的军用品和官员家属往汉中转运。一天后，薛浩然也从三原回来了。他这一组的潜伏组长不敢在三原继续待下去，带着他们一起跑回了西安，让刘庆曾给骂了一顿，现在要派他们去渭南。薛浩然把他搜集到的一些军事情报告诉给张永才，包括从成阳至平凉、渭南、大荔、潼关等地驻军番号、兵力等。

2月25日，张永才离开西安。这次，他带回了薛浩然最新约定的联络方式：情报力量呼叫“CQ coo DF F20”，延安方面听到后回答“G>K DF F4B”。“coo”是胡宗南部队的例行呼号，加在前面是为了迷惑侦查台的监测。

徐学章的妻哥在一列货车上当司机，因为列车上查得严，李福泳没敢让张永才买票上车，而是把他安排到那列货车的火车头上。到了华阴庙，张永才一路步行，于2月28日回到韩城。

张永才此行虽然带回了一些情报，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3月12日，高步林再次将他派往西安。为此，韩城保安科做了精心准备。

张永才到西安后，要先从侧面打听一下绥署二处对高孟吉去韩城后的反应，是信任还是怀疑？如不怀疑，就可以大胆地去送那封信。离开西安时，张永才把高孟吉捎给刘庆曾的那封信撕得粉碎，扔到了厕所里。这次走，高孟吉重写了一封。刘庆曾使用过“张强”的化名，所以，高孟吉在信里称他为“强吾兄”。站在刘庆曾的角度，高步林、史志春和高孟吉设置了一些问题，并且替张永才想好了答案。

首先，刘庆曾会问他和高孟吉是什么关系。张永才可以照实说。毕业后，他的个人经历也可以照实讲，说到他脱离部队留在农村的原因时，可以强调他是因为奶奶卧病，请假回家是为了看奶奶。因为婚姻问题没解决，回家后，家里非让他结完婚再走。可是，等他结完婚，解放军已经打到了韩城，想走也走不了了。因为跟高孟吉关系特别好，高孟吉信得过他，所以让他出来送信。

接下来，刘庆曾会问高孟吉回去之后在家干什么。张永才可以说，因为怕别人知道他俩的关系，高孟吉不让他去他家，他也不去张永才家，所以近况知道得不是很多。听高孟吉自己说，他腊月二十几到家的，机器是深更半夜想办法弄进来的。为了不引人注意，过年期间，他根本不敢动电台。正月二十前后，他跑到老岩村他舅家去试架过一次机器。不知道是波长不准还是怎么回事儿，反正很少听到咱们这边呼叫的讯号。可能因为使用时间过长，还把真空管烧坏了一副。这时，张永才可以展示他带过去的那节烧坏了的真空管。

“他非常着急，当时曾到我家来过一次，要我给处长送信。我父亲有病，哥哥到宜川做生意去了，家中无人照管，脱不开身，所在拖到现在才来。最近他又在不知什么地方架了一次，因为他的手表坏了，每天时间对不上，所以也没听到咱们这边叫他。最困难的是天线太长了，架设容易暴露。他希望我这次来给他带回去一根短一点儿的天线。”

这段回答的巧妙之处在于，把高孟吉遇到的困难都说了，这等于回答了刘庆曾对高孟吉一去杳无音讯的质疑。因为有细节佐证，比如真空管烧坏了、手表坏了、天线太长等，刘庆曾就是仍有疑虑，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可是，如果他想从张永才这儿打听高孟吉的更多情况，张永才却可以轻松地以“不知道”作答，因为这一切都是张永才听高孟吉说的，他没有亲眼看到，除了带来的那节烧坏的真空管。

如此一来，刘庆曾就只能泛泛地打听，比如共产党怎么对待西安回去的人，高孟吉有什么打算等。韩城保安科替张永才想好的词儿是这样的：“普通由西安回去的知识分子，不是到学校参加学习，就是参加工作。高孟吉在家里也待不住。种地，他下不了苦。做生意，他没有本钱，再说身份也不合适，怕被人怀疑。他再三考虑，还是到学校教书，因为有许多教员都是他在家时的同学，可作保介绍。本来想到乡村小学教书，又考虑到乡村小学都只有一个教员，教的是些年龄小的孩子，一会儿也走不开。于是又托人介绍，准备到高小教书。因为每个高小至少有十几个教员，有事儿别人可以替他一下。这样，他就能抽出时间和咱们这边联络。听说敌人的教育科已经批下来了，他应该很陕就可以去教书了。”

话说到这儿，刘庆曾就该对韩城解放后的情况感兴趣了。韩城保安科连语气词都替张永才想好了：“唉！正是先甜后苦。去年共产党到韩城后，对老百姓表面很好，今年就不同了。参军、抬担架、支差要粮，最近又闹斗争，弄得许多人都跑出来了。西庄区五乡柳枝村的孙光祖就吓跑了。最近，又要每个妇女做军鞋，还编妇女队，弄得家家鸡犬不宁。”

作为胡宗南绥靖公署的特务头子，刘庆曾的关注点不可能只在高孟吉一个人身上。一野的动向、山西解放军是否渡过黄河，一定是他所关心的问题。韩城保安科让张永才如此作答：“自咱们放弃大荔、朝邑、平民后，韩城就算后方了，军事行动是看不到的。不过有些后方机关向前移动，路上多是些老百姓做运输工作，驮军鞋、运军粮、运子弹的车很多。没看到山西大军往这边过，但老百姓都议论，太原如果被共军占领，西安就快了。来西安的一路上，我们由平津方面下来的零星回家的军人很多。”

当然，张永才还要见缝插针地夸夸高孟吉的敬业精神，比如说他动身前一晚，“高孟吉整宿都没睡，真急啊！人都比过去瘦多了！”

张永才上了路，高步林给他备下了解放区、国统区两边的通行证，还让他再次带上了高孟吉化名“张杰”的绥署通行证。另外，给他准备了一百万农洋和十五块银元。这些银元还是跟韩城一个商人借来的。因为张永才这次的身份是个去西安进货的小商人，所以，他浑身上下的行头也都换了，到了西安，不至于让人一眼就看出是个外地的乡巴佬。可是，谁也想不到，高步林费尽心机包装出来的交通员，却因为身上带的这笔钱断送了行程。

离开韩城，张永才直奔三河口，准备从那儿渡河。过河前，有保六旅的士兵对旅客搜身检查，张永才藏在衣裳里的银元被发现了。一个少校军官对他进行审问。张永才提到了牌子很大的王微，人家却不买账；被关了一夜之后，张永才又把那张高孟吉写给刘庆曾的条子拿出来给少校看，人家还是不认。把他关了一天两宿之后，这伙人又把他送回朝邑，当街释放。这时候张永才才想明白，那个少校之所以六亲不认，是因为他横下心要贪污那些银元。

身无分文的张永才没法再去西安，只能掉头往韩城走。两次都没能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张永才羞愧难当。尤其是这次，不仅事儿没办成，还把宝贵的经费给丢了。见到高步林时，张永才忍不住号啕大哭。，高步林却没有责备他一句，而是马上安排炊事员给他做饭。

这次回来，张永才大病了一场，去西安的事儿没有再往下说。后来，大荔分区公安分处成立，高步林调过去当副处长，把老实忠厚的张永才调到了身边工作。张永才正式的工作履历，应该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  被利用的亲戚

敌方交通员的工作，只好由高孟吉提供的替补人员王鹤龄来接替。

高孟吉的媳妇王萍是韩城西庄区寺庄村人。王萍的二哥王鹤龄时年二十六七岁，初小文化，能看报和写普通的家信。王鹤龄从小在家务农，抗战期间在宜川、合阳的电话局做过事，之后回家做点儿小买卖。1949年正月里走亲戚时，高孟吉跟王鹤龄提过，想让他帮忙到西安跑一趟，至于做什么，他没说。后来，组织上让张永才担任他的敌方交通员，他就没再跟妻哥说这事儿。

张永才第二次去西安遇阻后，就在家里养病。高步林、史志春决定，让高孟吉跟他妻兄说，给他当一回敌方交通员。4月8日下午，王鹤龄被高孟吉约到他教书的学校。高孟吉告诉妻兄，他是国民党绥署派到韩城潜伏的，带有电台。回来两个多月了，连一封信都送不出去，十分着急。他托王鹤龄去西安跑一趟，把这封信送过去。“需要的通行证，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韩城二次解放有一年多了，但王鹤龄这人却没多高的政治觉悟。不就是给小舅子跑腿嘛，外人又不会知道。“去就去吧，就是路上可能不大好走，听西安回来的商人说，过渭河，要花银元呢。”

高孟吉告诉妻兄，钱不成问题。王鹤龄平时做点儿小生意，正眼红别人从西安带回来的货好卖，有这个机会去跑一趟，在他来说也是有点儿赚头的。再说，华阴、渭南这一带他人地两熟，只要过了渭河，一切都好办。两人约好第二天晚上在王鹤龄家详谈。

4月9日是星期六，下午给学生们上完最后一节课，高孟吉就往寺庄村走。等到晚上八点多，王鹤龄才回来。高孟吉让王鹤龄转告刘庆曾，他曾前后三次带信，都没联系上。正月里，有人去西安，他托人家带了一封信，到了西安再邮寄，收信地址是北院门134号树德生茶庄兰敬斋收，但这封信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第二次，他托一个商人把信带到西安北院门树德生茶庄，但这人说没找到地方，回韩城之前，怕出事儿，他把信撕毁了；3月中旬，他又托他的一个好朋友前往西安送信，但是，在三河口渡口处，被保六旅华山部第一大队第一支队杨队副没收了身上所有的钱财。丢了这笔钱，朋友气病了，一再跟他索要赔偿。所以，他希望刘处长过问此事，把这笔钱追回。

除此之外，高孟吉还让王鹤龄捎话给刘庆曾，他的经费非常困难。因为没钱，他把手表给卖了。收发报没手表可不行，所以，得给他捎块手表回来。另外，让王鹤龄问刘庆曾要两匹大青布。西安大华纱厂出的这种大青布，在韩城销路很好。作为商人，带些布上路在国共两边都不会有问题。把布带过来，很容易变成现钱。

听说高孟吉要让他带信，王鹤龄不同意。“有啥你告诉我就行了，我尽量记下来，转告人家不就得了吗？这东西要是让搜出来，那可不得了。”

“没事儿，回来时我经过这边的检查站，解放军一般不会全身搜查。”

好说歹说，王鹤龄才勉强答应带信。4月10日，韩城下了一天的雨，直到黄昏才停。高孟吉在宿舍闭门写了一张便条和一封信。两样都是一式两份，一份交王鹤龄带走，另一份交韩城保安科存档。便条称刘庆曾“志明吾兄”，问他捎去的信是否收到；称王鹤龄为“王蔚斌”，让“志明吾兄”把大青布交来人带回。

天一晴，高孟吉就赶往几公里外的县城保安科。他把布置王鹤龄去西安送信的详细经过当面跟高步林、史志春二人进行了汇报。从保安科，他取了给王鹤龄的盘缠十块银元、一百万农币和已经办好的通行证。单从钱数上看，一个人跑趟西安根本用不了这么多。可见，为了让王鹤龄跑这样一趟腿，保安科是不惜代价的。

当晚八点多，王鹤龄摸黑来到高孟吉家。高孟吉告诉他：“我正发愁到哪儿给你弄路证，昨晚正好在乔南区公署碰到了薛文亭。文亭你知道吧？”

薛文亭在公署当秘书，跟高孟吉是朋友，王鹤龄知道这人。高孟吉不能说路证是从保安科领的，他告诉王鹤龄，他找薛文亭弄来两张路证，一张是县商会发的，另一张是保安科发的。“保安科发的这张是通行证，一过边境，你就得把它撕了。县商会的路证过河之后可以用。”接下来，高孟吉把十块银元、一百万农币以及写给刘庆曾的信交给王鹤龄，“把信藏好了。这事儿宜早不宜迟，你明天早上就出发吧。”

临分手，高孟吉握住王鹤龄的手，用力地摇了一下：“一路保重！”他托妻哥去西安的事儿，当时连他媳妇都不知道。

第二天，王鹤龄一早就出门了。一路上特别顺利，解放军没搜出他带的信，国民党兵也没有搜走他带的银元。4月15日下午，一到西安，他就直奔北院门，找到134号的树德生茶庄，告诉伙计要见兰敬斋。兰敬斋三十来岁，穿着长袍，看上去像个斯文的生意人。按高孟吉的吩咐，王鹤龄取出那张便条递上去：“我从韩城来，是张杰派我来的。我要面见刘处长，有重要事情汇报。”

“好，好，我这就给处里打电话。”兰敬斋钻进里间，不一会儿又出来，“电话打过了，处长不在。这样，你刚来，先住下，明天早上再说公事。”

第二天一早，王鹤龄收到条子，绥署二处的谢璇组长有请。绥署二处搬到了新地方，王鹤龄照着条子上的地址，来到新化巷171号，见到了谢璇。王鹤龄牢记高孟吉的话，一定要见了刘庆曾才说。谢璇便把他引见给二处秘书科的唐科长：“刘处长没在，唐科长现在就代表他，有啥情况你跟唐科长说吧。”

这时，王鹤龄才从怀里把高孟吉写给刘庆曾的那封密信拿出来。唐科长看过信，显得十分兴奋。他把信交给了一旁的谢璇，谢璇看过也是一脸的灿烂。“张杰同志真有办法。放心，他所有的要求我们都会照办。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一趟？”

王鹤龄照着高孟吉交代的说法告诉对方：“他现在在教书，脱不开身。他让我告诉你们，再联络，得在晚上，白天不行。”

此次西安之行，王鹤龄并没有见到刘庆曾。20日上午，他再次在绥署二处见到了谢璇和唐科长。唐科长把刘庆曾的回信交给了王鹤龄。信上约定了电台联络时间、波长、呼号以及电报代号等，另外，高孟吉这组的番号也由“307”改为“106”了。高孟吉要的手表、阻流圈，唐科长都交给了王鹤龄，另外还给了他十块银元和一个挺大的金戒指。

“这些可比两匹大青布值钱。”唐科长说。

至于大青布，也就没再给办。另外，张永才在三河口被保六旅搜走银元的事儿，唐科长叮嘱不宜再张扬：“如果找对方要回这笔钱，恐怕就会有好些人知道这事儿，这对张杰同志的隐蔽非常不利。”临分手，谢璇还专门给王鹤龄开了介绍信，让他到三河口集义隆粮店找何通洋组长，由他护送王鹤龄过河。

回到韩城，高孟吉只留下了刘庆曾的信和捎回来的手表、阻流线圈，银元和金戒指都让王鹤龄留着。

跑了一趟西安，还落了些油水，起初，王鹤龄心里挺高兴。前后十来天不在村子里露脸，他一回来，就有人问他干什么去了。也是话赶话，他忍不住跟两个信得过的亲朋说了这事儿。一听他跑西安干这事儿，朋友替他捏了把汗，王鹤龄这才觉得贪图蝇头小利，干了件蠢事。当天晚上，他就睡不踏实了。

回来第二天晚上，他就被高孟吉叫到县城。一进保安科的大门，王鹤龄吓得够戗。他心里直打鼓，想破天都想不明白，他这个妹夫怎么国共两边统统吃得开。史志春科长亲自跟他谈话，他只好把去西安的前前后后一五一十地都讲了出来。这时，王鹤龄已经暗暗下定决心，从此不能再跟这个妹夫打交道了。在王鹤龄眼里，高孟吉是个很阴的人．。他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组织行为。 

• 手足之情最放心

1949年4月14日，当高孟吉的敌方交通员王鹤龄尚在去西安的路上时，于桑、袁心湖和韩城县保安科方面已经在着手派出去西安的另一路交通员。原计划由张永才一个人完成的工作，现在需要两个人分头去完成。

在过去的一年里，韩城县盘龙乡大南沟村三十九岁的农民薛万亭家的倒霉事儿一件接着一件。先是老父亲去世，接下来他的小儿子病死，他家种地离不了的大牲口又被人偷了。像他们这样的普通农家，要重新买一头牲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更何况，给老人、孩子看病，薛万亭家已经花去了不少钱。夜深人静，薛万事常常一个人披件衣裳坐在门外“叭达”、 “叭达”抽旱烟，烦得不行。

薛万事排行老四，上面三个哥。因为家境贫寒，老大、老二从没念过书，从小就跟着父亲种庄稼。到薛万亭这儿，家里日子稍好点儿。十三岁时，薛万亭被送进私塾，念了三年书。之后，他就像高勉斋一样，进入商铺当学徒。现如今，他除了偶尔跑点儿小本生意，大多数时间在家务农。因为留在家里的几个兄弟就他一个识字的，所以，这个家里唱主角的其实就是他。

薛家的老五，就是薛浩然。虽然薛浩然比薛万亭文化高，但他不在家，不能指望他。不光指望不上，因为薛浩然不想跟媳妇过，在家里，媳妇已经闹得很厉害。她不光把家里一些东西往娘家搬，还到政府举报国民党军官薛浩然悄悄回过家。

1948年11月，薛浩然没回韩城之前，高步林就曾跟薛万事谈过话，打算让他出任薛浩然、高孟吉等人的交通员。后来，因为派出了高勉斋，交通问题解决了，就没再让他出去。和薛万事接触之后，高步林、史志春都认为，薛万亭为人正直、忠厚老实，可以胜任交通员的职责。

1949年4月，在李福泳的电台和边保情报科有了联系之后，以前薛浩然回韩城时与高步林他们约定的联络密码就显得太简单，迫切需要将新的联络方式传递到西安。而这件事，又不能让作为敌方交通员的王鹤龄来做。薛万亭到过西安，和李福泳、赵继义、徐学章他们都很熟悉。再说，薛浩然和媳妇闹离婚的事儿，熟悉的人都知道。现在，薛万亭来西安找他说这个事儿，既不会引起村里人的猜想，也不会引起西安方面的怀疑。高步林、史志春跟薛万亭先后提过几次，想派他去西安跑趟交通，薛万亭都表示同意。

4月14日，刚刚上任的韩城保安科长史志春派一个名叫徐玉田的便衣把薛万亭送到了大荔公安分处，由于桑、袁心湖具体跟薛万亭布置工作。其实，除了薛万亭，于桑、袁心湖手上掌握的交通员还有两个，一个姓李，韩城人；另一个姓任，是大荔公安分处驻合阳直属情报点的。

在选择交通员时，他们依据的是这样几个条件：首先，要有适当的文化程度，能够不带信件即可口头传达我方指示、对方报告，以避免敌人路上检查。第二，认识薛浩然等人中的一个人。韩城保安科此前除了跟薛浩然之外，跟其他力量都没有约定联络方法与暗语，而当时，薛浩然被抽到潜伏台，没有固定联系地址，有固定地址的只有李福泳和赵继义，他们都对生人去联络持不信任态度。这方面，有那个嘴上不把门的交通员薛中儿作反面教员。第三，交通员要对来往西安路上的情况相当熟悉，有适当社会经验和掩护方法。第四，忠实可靠，能保守秘密。

以上条件，第一条，三个备选交通员都不具备；第三、第四条，三人都具备。符合第二项条件的，只有薛万亭。

决定派薛万亭出去后，袁心湖就开始训练他使用密码，试图让他出行不带任何信件。但是，训练了一天，发现薛万事的文化程度还是低了点儿，无论如何也学不会。没办法，袁心湖只好把密码等内容写在一块绸子上，缝在他的棉裤里面。有人会问，4月中旬，薛万事怎么还穿棉裤？确实是在穿棉裤。不光他，陕西的农民都这么个穿法。他们一般就两种裤子：棉裤和单裤，而且，里面还不穿裤衩。

三河口对韩城去西安的人查得很严，于桑他们原本想让薛万亭绕道蒲城去西安。但是，薛万亭对蒲城一路完全陌生，路上遇到的情况恐怕他是应付不了的。于是，他们决定，薛万事还是走三河口，实在不行就用大洋收买当兵的。只要过了三河口，他就可以赶到华阴庙，从大荔公安分处秘密联系的商人那里取得去西安的路条。

4月18日，薛万亭从韩城出发。经过三河口，他口袋里的大洋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尽管如此，当兵的仍然把他上上下下仔细搜查了，当然，缝在棉裤里的绸子他们并没有摸出来。过了三河口，他在华阴庙顺利地拿到了路条。这回，按照于桑、袁心湖的要求，他没有进城，而是住在城墙外的徐学章家。在这里，他和薛浩然、李福泳、赵继义取得了联系。李福泳、赵继义还在老地方，而薛浩然此时工作的地方就是三河口。徐学章人在三原，吕出也没在西安，他们两人跟薛万亭没有照上面。

这次派薛万亭去西安，最主要的目的是和情报力量约定联络方式，特别是空中联络。他把写在绸子上的密信交给李福泳，李福泳同样把空中联络的约定写在了一块绸布上，仍旧缝在薛万亭的棉裤里。日后，胡宗南部队三部电台能和延安方面顺利联系，和这个令人拍案叫绝的密码设计密不可分。

以前，情报力量不敢和韩城派去的生面孔进行接触，是因为边保方面与情报力量没有约定一个接头方式。薛万亭此行，带回了今后的陆上联络方式：联络地点就定在西安火车站北建国巷6号徐学章家，到那儿无论找徐学章，还是找赵继义、李福泳或者薛浩然都可以。见面后，边保方面派出的交通员要在寒暄中解开自上而下的第一粒纽扣，抚弄一下再扣上；接着解开自上而下的第二粒纽扣，抚弄一下再扣上。接下来，交通员会问对方：“你是万国祥吗？”或者：“你是赵琳吗？”万国祥就是薛浩然，赵琳就是李福泳。薛万亭捎去了于桑、袁心湖的指示，以后的交通员不可能总由熟人来做，必要时会派去生人，必须牢记这样的接头方式。

此外，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薛浩然让薛万亭回韩城捎话，王微已经知道高孟吉投降了，现在人和机器的情况都不敢给上面如实报告，只是说他可能跑了。绥署二处这帮人气得不得了，说是要派人去韩城，一枪把高孟吉打死。但是，南京、太原解放后，他们已经顾不上这事儿了。不过，薛浩然仍然建议让高孟吉到延安去学习，避避风头。

韩城人廉性毅和薛浩然他们是一拨儿出来的，现在也在通四团当电台台长。薛万亭认识此人。薛浩然专门叮嘱薛万事不要跟他见面，可他们还是碰见了。廉性毅拉着薛万亭的手，问他来干什么。薛万事说了薛浩然跟媳妇闹离婚的事儿，还说他马上要回韩城。一听这话，廉性毅请他无论如何跟自己老婆同路，把她捎回韩城去。看来，廉性毅的思想已经动摇了。他主动跟薛万亭说，让他回去给高孟吉捎话，千万不要再回西安。再多聊几句，薛万事发现廉性毅还知道高孟吉跟他表妹谈恋爱的事儿，可见，高孟吉的风声还是透了出去。这个时候，王鹤龄还没有按照规定时间返回韩城，于桑、袁心湖都以为他可能被绥署二处抓起来了。

高孟吉是怎么暴露的，或许永远是个谜。原来设计的让高孟吉再回二处的计划也就泡汤了。

4月30日，于桑、袁心湖给边保起草《关于26号等之交通联络之综合报告》时，尚不知道王鹤龄已经平安回到韩城。他们担心，如果王鹤龄被抓，会殃及池鱼，威胁到情报力量的安全。但从薛万亭捎回的信息看，李福泳、薛浩然他们还是很安全的。

说起来，薛万亭此行只有一个小瑕疵。本来，于桑、袁心湖教他捎口信儿，把西安的力量与延安用新的联络方式进行空中联系的时间，定在薛万亭动身去西安的十五天之后。因为绸子上不能写太多的字，何况这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于桑他们以为他肯定能把话捎到。可薛万亭到了西安后，还是把这句话忘到了九霄云外。

• 交通员们的人生轨迹

1949年底、1950年初，全国公安机关干部还非常缺乏，像高勉斋这样对革命有贡献、有一定文化、年纪也不算大且在公安系统中有一定人脉的人，应该有很多机会可以参加工作。1949年12月，高步林还让渭南公安处来过商调他的函。但是，高勉斋并没有离开韩城。拴住高勉斋的，是1950年初县上新近成立的一个私营面粉厂。

当年国民党还乡团抓高勉斋没抓着，把他哥抓去投入大牢。为救他哥，家里把准备卖了买粮吃的棉花出手，赎他哥出来，又跟人家借了三千多斤小麦度饥荒。高勉斋自称出任面粉厂的总务，就图每月能挣一袋面，好还人家的债。也有一种说法，高勉斋其实是这家私营面粉厂的三个股东之一。可以想见，高勉斋对商业的考虑还是占了上风。

1984年10月，高勉斋受邀到新疆参加边保南线外线工作座谈会时，对他到面粉厂工作有另一种说法：当年，这家私营的面粉厂人员复杂。在高步林从渭南回家乡时，高勉斋跟他说要去这家面粉厂当总务。高步林让他继续监视厂里的敌特分子活动。但事实上，直到1952年，高勉斋才知道面粉厂的经理黄百川是国民党的便衣组长，会计主任滕岁午是“军统”特务，而管理层另两位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团副。1953年，厂里的三个负责人被政府关押，工厂也被政府接管。政府派来了一个厂长，但留用了高勉斋。高勉斋在这家面粉厂一直工作到1976年，后被调到火车站负责新建油脂厂。最后，高勉斋在这家油脂厂退休。

临退休，高勉斋对自己的一些问题没能解决耿耿于怀。最主要的是组织问题。据他回忆，1949年6月，经史志春和保安科的段绳祖介绍，县领导吴沙浪、孙祖批准，他就入了党。史志春曾把领导的批复拿给他看过。但是，这年9月份，史志春调走了，他的事儿没人管，申请书莫名其妙在县政府建设科放了三个月，又退回保安科。新中国成立后，他对组织问题多次提出恢复申请，本来面粉厂的厂长高俊杰等人已经同意给他办这件事了，可正赶上“文革”，他的事儿又没人管了。党籍问题不能解决，是高勉斋一生中的最大憾事。

交通员张永才走了高勉斋没走的那条人生道路。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的同时，陕东也宣布解放，尽管华山上还暂时盘踞着韩子佩这样的顽敌。随着大荔公安分处成立，高步林成为大荔公安分处的副处长，张永才被调到高步林身边工作。1950年5月，大荔、渭南两地区合并，张永才又成为渭南公安处的一名干部。镇反后的1952年2月，张永才作为渭南公安处新劳改大队一中队的队长，押运一批犯人进入新疆焉耆。把犯人交给解放军步兵某部之后，他也被人家留了下来，由公安干部变成了解放军干部。

此后，张永才被定为正连级，首次授衔时被授予上尉军衔，先后担任过迪库公路工程处的连长、二渠工程处的秘书组长、师部的干事以及部队劳改支队的队部参谋。1956年，他被转入新疆建设兵团当农场技术员。1957年，他又被调到黑龙江密山铁道兵农垦总局饶河铁道兵农场、饶河农场任技术员、作业组长，直到1964年10月转业回乡。

从成为一名解放军连级干部之后，张永才再没能在仕途上前进一步。反而，他还早早脱了军装。他所在的农场也都是些偏远、条件艰苦的地方。现在看来，他后来的经历，恐怕和他在国民党军队待过不无关系。回韩城之后，张永才在棉花检验站工作十六年，1980年为解决子女的就业问题，病退让孩子顶班。不过，1982年，张永才总算赶上了一次政策，他的退休被转为离休。

交通员薛万亭在圆满完成任务回到韩城后，他就成为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对象。这以后，薛万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出任过一任乡长。1961年，薛万亭病故。他膝下没有儿子，养子薛万喜在韩城县公安局食堂当炊事员。1969年，病故多年的薛万亭被村上的当权派开除党籍，戴上了富农分子的帽子，二十七岁的薛万喜被整得服毒自杀。他死之后，他的媳妇带着孩子改嫁，薛万事家至此再没有任何人了。“文革”后，薛万亭父子二人的事情再没有人过问，远在新疆的薛浩然对此也是有心无力。

但是相比“敌方交通员”王鹤龄，他们的遭遇都算不上什么。当年被韩城县保安科叫去谈话之后，王鹤龄在政治上就成为用过的药渣，不可能再受到任何信任。那就当个农民呗，何况，他本来就是个农民。按说，王鹤龄被韩城保安科派到西安当敌方交通的事儿是保密的，很长时间都没什么人知道。但到了“文革”，不行了。保安科的这段档案被晒了出来，王鹤龄被村上的群众斗得死去活来，最后彻底疯掉了。王鹤龄至死都不再认妹妹王萍和妹夫高孟吉，他想不通，跟妹夫无冤无仇，为什么他要这样坑害自己。2012年春节，在已经更名为高健的高孟吉家中，高孟吉与妻子王萍说起王鹤龄，都十分感伤。特别是王萍，说着说着不禁老泪纵横。这是两位老人的终生之痛。

• “CQQ”接通晋绥电台

李三善，陕西神木人，1930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在晋绥公安总局电台学了报务，之后被派到平津情报工作站电台当报务员。1948年9月，李三善由平津情报站调回晋绥，负责晋绥公安总局的电台工作。他这个台有三名报务员和一名见习报务员，配备有主振15瓦和哈特莱5瓦发报机各一部，“四管”和“三管”收报机各一部。

1949年1月上旬，晋绥公安总局急令李三善带上电台由山西榆次太原情报工作站速回位于临汾的总局，另有任务。回到临汾第二天，总局情报科长卢剑仁给了李三善一张纸条，上面是一组电台呼号与波长，但没有联系时间。“这是西安绥署的一个电台台长写的，他愿意使用电台给咱们提供情报。总局领导已经决定，抽一部电台专门与他建立联络，这个任务就交给你。”

领了任务，李三善就在他住的那孔窑洞的炕上架起了电台。连续守了两天，有时候他也呼叫对方，但都没有一点儿动静。为了让人和机器都得到一定的休息，又不至于漏掉联络，卢剑仁让他“转着圈圈听”，就是把一天二十四小时分为三段，每天连续守听其中的一段。这样听了十几天，还是没有联络上。1月下旬的一天，卢剑仁与情报科外情张泽涛来找他，递给他一张折皱的纸条子：“白叫你辛苦了，呼号、波长早变了。给你新的。”

吕出离开韩城之后不久，秦波、关克的西安情报工作站就开始向西安派交通员。第一次派出联系吕出等人的交通员叫宋振帮。他人虽然到了西安，但不知道什么环节出了问题，被特务盯上了。最终，他没敢跟吕出联系。第二次派去的交通员党仲超总算跟吕出取得了联系，见面时，他们的联系方式就是在韩城约好的一句话：“你舅舅向你要钱。”党仲超拿到了吕出提供的电台呼号、波长和密码。本来，他把电台联络文件分装在几个香烟盒子里，走到华阴庙过夜时，他觉得这样装不稳妥。那时候，过渭河检查得特别严，当兵的还喜欢揩油。一旦这香烟被搜了去，误事儿不说，还有可能人头落地。

第二天，他没有马上上路，而是在他表哥的帮助下，买了两筒补自行车内胎的胶水，把文件塞进胶水筒里。这种胶水不在禁运品之列，何况量又不大，所以没有引起国民党检查站的注意。党仲超终于把新的电台联络方式带了回来。

李三善拿到手的电台联络文件，不仅有双方的波长、呼号，而且还规定了每天早晚各一个固定的联络时间。头三天里，李三善收到两次西安的呼叫，但回答不通。李三善意识到，回答不通的原因在于距离太远，西安到临汾直线距离超过三百公里，他们使用的5瓦发报机功率达不到。而且对方为了安全起见，不可能长时间呼叫和守听。据此，李三善向总局副局长李甫山、情报科长卢剑仁建议把电台往西安方向靠近，缩短通讯距离。

2月初，卢剑仁带领总局机关的几名干部和电台由临汾出发。这回电台就只有李三善一个报务员，卢剑仁让他路上就不要再听了，到了韩城再说。他们骑马走了四天，到禹门口，经过一路的颠簸，李三善对电台有些不放心，就从驮子上取下来检查，情况还好。他掏出怀表一看，已经是晚上8点40分，再过二十分钟就是和西安绥署那部电台约定的联络时间。于是，李三善把收报机的刻度转到联络西安台的位置上，只守了几分钟，就听到一个信号比较强的“CQ”台在工作。

李三善认真地听了两遍对方的呼号，发现此人的自呼和绥署那个台长联络他们台的自呼完全一样，只是被呼少了一个“Q”。他初步断定，应该就是这个电台。刚过晚上9点，这个台结束了工作联络，紧接着李三善又听到了呼叫信号：“coo CQQ DE……K”。这个呼叫的意思是“CQQ，请回答”。这下李三善急了，他这儿天线还没架起来呢。他跟摇机员说：“架天线恐怕来不及了，你快去喊两个人来，爬上房顶，用手把天线给拉起来。”

摇机员等人上了房顶，李三善这边一连应答了好几遍，还是没有联络上。对方又开始跟同网的另一个台正常通报了。不到十五分钟，天线架好了。那位台长正在跟另一个网内电台重复电报，不多久，他们结束了联络。接下来，“CQQ CQQ DE……K”的呼叫再次传来。李三善兴奋地大喊一声：“摇！”

摇机员平稳地摇动着发电机。“GBH GBFI GBH DE F4B F4B……”李三善发出呼叫应答，这时，他再次听到对方的呼叫并拍发的“R”，这个“R”的意思就是“听到了”。 李三善像初次上机的实习报务员一样，紧张得不得了。几分钟之后，对方告诉他，有报要发，李三善请他稍等，然后马上请示守在发报机跟前的卢剑仁。卢剑仁指示：“收报后，跟他约定明天晚上9点再联络。”

这天，李三善收到了一份几十字的短报，译出来一看，原来是要他们使用发射功率大一些的电台再联络。“这家伙，站着说话不腰痛，要有大功率的电台，我们跑这儿来干吗？”

人家腰痛不腰痛不知道，但李三善他们的发报机确实很不给力。到了韩城，两台之间的联络始终不够顺畅，李三善发了几十字的电报，人家就得重复两三遍。西安那边总说信号小，要他们“QRO”，就是“加大发射信号”。 李三善很着急：“电台呼叫时间过长，报文重复过多，信号在空中出现的时间就长，这对西安台的安全是很不利的。”

听李三善这么说，卢剑仁也直点头：“过两天咱们还得往前走，尽量靠近西安。”

在韩城住了几天之后，他们又搬到了合阳东南十多公里的坊镇。这已经是解放区的最前沿，卢剑仁、李三善一行与先到这里的西安情报工作站的秦波等人会合。到了坊镇，发报机信号弱的问题迎刃而解。从此，两台之间的联络都能顺畅地进行。

西安小南门大有巷和朱雀门里的五岳庙门配有国民党军队的电讯监测台，昼夜不停地对其内部电台进行空中监测，检查他们是否按规定的波长、呼号进行工作；同时，还使用西安、兰州，太原等地的测向台，用三角交会的办法，对西北解放军电台进行监测和侦查。在无线电通信中有一个国际通用的术语，叫作“呼叫网内各台”，其符号就是“CQ”。薛浩然回韩城时，和高步林他们约定的呼号是“CQQ”。多一个“Q”，目的就是隐蔽自己、迷惑国民党监测台。李福泳电台在西安绥署无线电网络内担任主台，对下联络四家。他联络网内其他台时，呼叫“CQ”，多加一个“Q”时，就表示“自己人上机了，请CQQ出联”。

晋绥公安总局西安情报工作站电台与李福泳电台的联络多约在深夜和凌晨进行。那个时候，虽然国共双方的无线电通报规则基本上相同，机上用语也都是英文，但是各有特点，通报风格不同，有些通报用语和会话习惯也不同。就仿佛两个人都说的是中国话，听起来腔调也差不多，但一个是北京的普通话，另一个是台湾的国语。这种情况下，李三善如果坚持说他的“普通话”，说“国语”的国民党电台就会听出破绽。比如，李福泳电台使用“Q”缩语和“Z”缩语比较多，这些缩语共产党电台一般不用。李三善为了在通报中表现一致，也偶尔用一用这些缩语。

当机上工作顺利，或者对方对李三善模仿他的工作方法表示满意时，在结束联络前，会来个“GB73”，意思是“再见，亲爱的”；有时候还会加拍“88”，意思是“吻你”。这些符号李三善明白，有时候他也会回敬。但对方拍出“结束联络”符号之后，紧接着很有节奏地拍发“……”，这个“……”是什么意思，李三善一直搞不明白。起初，他以为对方是在骂人，听多了觉得还挺亲切，就也给他回几个点子。若干年后，他向一位原国民党的电台台长请教，对方告诉他，这种点子是含情的，它表示远方的思念与留连不舍。原来如此，再想起对方拍出的点子，李三善就仿佛看到了对方深情的面孔。

为了维系刚刚建立起的空中联络，“CQ DE CQQ”的呼号一直沿用至6月底。从7月份第一天的零时开始，26号李福泳台的呼号被修改为“CQQ DE B4G”。

1983年，当年晋绥公安总局西安情报工作站的电台负责人李三善从成都军区司令部通讯部长的职位上离休。许多年来，李三善一直有个心结，就是想和1949年春天在电波中联系过的那位国民党部队的报务员见个面。离休以后，有了大把的时间，他又开始了他的寻找工作。他先后给成都军区联络部和落实起义人员政策办公室、成都市东城区委和西城区委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重庆市委统战部等十三个单位去了信，并且走访或者写信给裴昌会等十二位当年起义的胡宗南军队高级将领。终于，老李从陕西省委统战部和原西安绥署机要处主管通讯业务的参谋葛村这两方面得到了线索。

1986年11月29日，老李在兰州军区司令部通信兵史编写办公室同志的陪同下，来到西安市张家村省邮电宿舍，找到了时任西安市市内电话局副局长的徐学章。“如果你是联络我的台，请你回答当时你使用过的电台呼号。如果你答不上来，我还不能认你呢。”

徐学章不假思索地报出了“CQQ”这个特别符号。李三善一下子从沙发上站起来，一把拉住了同样激动的徐学章，像阔别多年的老战友一样，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真是你呀，太好了！”

然而，徐学章却告诉他：“联络你的人不是我，他叫李福泳，已经于1964年病故了。”

曾经在电波里与李福泳神交过的李三善，忍不住一声长叹。

• 情报力量在行动

1948年11月，从韩城回到西安后，薛浩然因为在途中偶然遇见特工电台同事孟师孔，双方订了攻守同盟，互相作伪证，结果虽然挨了上司一顿臭骂，但工作没有丢。吕出就没这么幸运，因为擅自开小差又不能自圆其说，再加上他有闹事的前科，回到西安就被部队除名，成了个吃饭都要其他兄弟接济的人。1949年1月革命公园会议后，吕出就开始积极找工作。1月18日，他从西安出发去了三原，托人在裴昌会5兵团通讯营给他再谋个差事。

裴兵团通讯营原来有个台长叫秦赞，是浙江人，跟吕出、高孟吉等人都是同学，但岁数比他们要大，混得也好，高孟吉他们还是上尉时，秦赞已经是少校台长了。在他的电台驻西安张家村时，秦赞和张家村一个姑娘结了婚，可裴兵团电台这边没条件让他带家属一起住。所以，秦赞想办法调到了西安绥署电台，不过，他没跟李福泳在一个台。

秦赞一走，三原这边缺人。吕出虽然是个刺儿头，但他的发报技术不错。秦赞跟裴兵团通讯营长董应武个人关系很好，就替吕出说情，董应武这儿正急需现成能用的报务员，就把他收下了。

过了一个来月，吕出在这儿站住了脚，就想把徐学章调过去，两人在一起，更方便工作。可是，尽管吕出重新上岗后一直努力夹紧尾巴，但董应武对他的印象很不好。吕出上次为伙食闹事，骂的人就是董应武的上司，而这个上司跟董应武私交不错。当初收下吕出时，董应武就跟他很不客气地谈过一次话：“你到我这儿来，必须老老实实地工作，要是再闹事儿，后果自负。”

这会儿，吕出想调徐学章来，而董应武又知道他跟徐学章走得很近，这怎么办呢？吕出和徐学章就商量了这么一招儿：从吕出在三原裴兵团工作开始，徐学章就常给吕出写信，信里，他故意称赞董应武“人不错”，劝他和董应武搞好关系。其实，这二位明明知道，所有报务员的信件，董应武都会亲自检查。董应武的家小在西安，过春节时，徐学章又专门提了瓶西凤酒去董应武家拜年，给董应武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那个时候，徐学章已经随绥署机关去了汉中。当他把离家太远、想到三原裴兵团工作的想法跟董应武说了后，董应武挺痛快地答应了，还许诺等有了缺额，就让他当台长。其实，台长和报务员干的活儿一样，只不过台长可以吃两个兵的空饷。

到三原不久，吕出又为这一组情报力量发展了一个新成员，此人就是王冠洲。

王冠洲又名王振寰，河南沈丘县赵德营村人。王冠洲在老家上过中学，写一手漂亮的字。家乡沦陷后，不甘心当亡国奴的王冠洲来到西安，到胡宗南的战干团受训。1942年，他又到西安北校场的黄埔七分校通讯军官训练班受训，比吕出他们低一年级。

分配到通讯班学收发报，王冠洲很不情愿。当时，国民党军队里有种看法，认为搞报务没什么出息。学收发报时，教官让他们多抄新华社电讯，因为新华社电讯信号好、发得清楚，适合练习。起初，他们跟不上，收完后，就要找来原文，看看哪些内容没收到。可拿着译电本一对照，新华社电讯稿的内容他们就知道了。经常读到新华社电讯稿，他们就知道国民党报纸哪些地方在胡说八道。

那年月，收音机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的，一般老百姓也不可能听到延安电台。可这事儿难不倒报务人员，他们的收发报机稍稍调一下频率，就能清晰地听到延安中共电台。正是一帮处在逆反期的年轻人，他们对延安的声音特别感兴趣。 《东方红》、《兄妹开荒》、《学习英雄吴满有》等歌曲，他们早就听会了，没人的时候，自己也悄悄地哼几句。

1947年8月，沙家店战役中，在整编第36师123旅担任报务员的王冠洲被解放军俘虏。因为被俘，王冠洲对共产党军队有了切身体会。

沙家店战役前，王冠洲已经有小半年没理发了。被俘后，解放军给他们理发，他要求给他剃个光头。陕北的8月，温差还是满大，晚上很凉。他的帽子早就跑丢了，在被押往黄河对岸晋绥根据地过程中，王冠洲的光头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结果就感冒了。走路走不动，押解他们的解放军战士就从老乡那儿借了几头毛驴，让他们几个病号骑着。到了住地，他又发起高烧。那一宿，解放军战士喂他喝了汤药，还一夜不停地给他头上敷凉毛巾。这件事让王冠洲非常感动。

王冠洲这批人被送到了山西苛岚县学习改造。这段时间，除了集中学习，他们也在解放区进行参观，王冠洲对解放区的社会秩序、老百姓的精神面貌相当有好感。1948年4月，王冠洲和与他一起被俘的四百多人被全部遣送回国统区，解放军给他们选择的都是不打仗的安全线路，而且发给路费；可到了国统区，那边对归俘人员却如临大敌，荷枪实弹，警戒森严。特别让王冠洲寒心的是，国统区这边只负责押解他们去后方，沿路食宿一概不管，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麻烦。两边一比较，王冠洲更是觉得国民党气数已尽。

王冠洲重新上岗的地方，就是裴昌会的第5兵团通讯营。吕出一来，他们两人很快就凑到一起。其实，这拨儿情报力量中，王冠洲最早认识的是李福泳。当时，王冠洲所在的36军驻扎甘肃平凉，李福泳也在平凉。李福泳是个爱交际的人，为人诚实热情，通过李福泳，王冠洲又认识了也在平凉某部队电台的徐学章。抗战胜利后，36军换防到了陕西彬县，通过李福泳、徐学章的介绍，他又认识了也在彬县的高孟吉。这拨儿人里，王冠洲和吕出是最晚认识的。但是，因为都在解放区待过，他们两人共同语言比较多。等把王冠洲的底儿摸清楚以后，吕出就跟他说了一起给共产党搞情报的事儿。不多久，徐学章也调了过来，而且和王冠洲住一个房间。

电台值机是由台长麻永昌和报务员王冠洲、徐学章三人每天三班倒。徐、王与边保电台约定的联络时间是每天凌晨2点或5点，为了保证和延安的及时联络，他们装得特敬业，总是早接班、晚下班，对麻台长特别关照，让麻永昌每天能睡个囫囵觉，这就避开了麻永昌在他们与延安的联络时值机。在保障安全方面，他们俩也非常细心。比如发给延安的电报，他们一律用的是5兵团机要室的发电纸，发报报头、报尾格式也都模仿机要室的发报格式。即使他们正跟延安电台联络时有人进来检查，也从来没有发现过什么破绽。

从3月份王冠洲第一次与延安边保电台接通之日起，他们与边保电台的联系就一直是畅通的。无论有怎样的外界干扰，也无论天气如何恶劣，他们搜集到的情报，都是当天拍发出去，从不过夜；而裴兵团的一些紧急电报，他们却会采取各种手段想方设法拖延。这样，就常常出现如此局面：裴兵团调兵遣将的命令，下面的军长、师长还不知道，而延安方面就已经先知道了。

报务员一般只熟悉收发报技术，对于译电和收集情报，吕出、王冠洲、徐学章他们都是外行。要弄到情报，他们就得跟机要室的译电员们拉好关系。这个时候，情报力量得不到延安方面的经费支援，他们三个只好把自己那点儿微薄的薪饷凑在一起，用在该用的地方。

三人中，虽然情报搜集主要是吕出的事儿，但徐学章、王冠洲也没闲着。王冠洲原本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为了拉关系，他也开始向吕出、徐学章学习，主动跟人交往。机要室副主任许鼎臣是王冠洲战干团45期的同学，译电员崔义盛是河南人，跟徐学章、王冠洲是“小老乡”。于是，他们常常邀请许鼎臣、崔义盛等人来自己住的地方打牌，还故意让他们赢。在打牌过程中，他们从这些译电员的嘴里尽可能多地获取情报。许鼎臣原本是个很谨慎的人，起初他守口如瓶，打牌就是打牌，不肯说工作。但他毕竟也是年轻人，和王冠洲等人又熟，等所有戒备都放下后，只要话题扯到了那儿，他也照说。牌桌上他们露出来的情报，当天就拍往延安了。

如果老钻在一起打牌，让上司发现了也不行。在一起扎堆儿，总得有点儿站得住脚的理由吧？这段时间，吕出、徐学章、王冠洲三人又多了几样共同爱好：拉二胡、唱眉户戏和学炭精放大照片。在那样一个混乱时局，能有这样的闲情逸致，用共产党这边的语言描述，那就得叫革命浪漫主义。大伙儿再发愁，这日子不也得往下过嘛。所以，部队颠沛流离中，军官们听到这胡琴伴奏的眉户戏，常常会有人叹息一声。

徐学章、王冠洲学的炭精画渐渐也有了点儿小名气。在宝鸡益门镇驻扎时，他们给许鼎臣放大过照片，通过许鼎臣，他们还认识了马家军驻裴兵团的联络参谋马继壮。他们给马继壮画的一幅他结婚时的合影照，让马继壮很满意。译电员崔义盛把徐学章、王冠洲完全视为知己，甚至想搬过来和他们俩住一个房间，以备遇到突然情况好有个伴儿。崔义盛一有空就爱到徐学章他们电台来玩，接到重要发电稿时，经常在还没有翻译之前就先跟这几个报务员哥们儿爆料，让他们注意和收电单位的电台联络；有时他一译完电报，没等通讯员将电报送到电台，他就已经到电台嚷嚷了。

5月19日这天，他们几个正在打牌，董应武慌慌张张地跑来通知他们：“快，快，快！赶快收拾机器装车，撤！”

胡宗南放弃西安，5兵团开始大踏步撤退。对此，吕出、徐学章、王冠洲他们并不意外，因为此前，组织上已经给了他们明确的指令，让他们随着裴兵团司令部西撤，继续搜集情报。

再说李福泳和薛浩然那边儿。4月下旬，薛浩然的哥哥薛万事来了趟西安，带来了袁心湖编的新密码。这个写在绸子上、缝在薛万亭棉裤里带来的密码，以明码为底码，以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增订四十版、亚光出版之《中国分省精图》各图后说明为加码。双方约定新密码的启用时间为1949年5月1日。

这套密码，袁心湖费了很多脑筋。首先，设计密码，得符合很多条件。比如保密性要强，不能像“CQQ”这样的一般性变码，很容易被破译；而较复杂的变码、活动码保密性有了，却又非常难说明，不便于力量掌握。而且，这套密码还得让现有交通员能带得过去，等新的空中联络建立之后，还得能够随时通知对方将密码进行改变。想来想去，袁心湖决定采取加码，以明码作底，用一本书作加码本，因为专门编个加码本是不可能的，力量在敌营工作，不好携带，既容易暴露，也容易丢失。

他本想给每个力量确定一本书作加码本，但很难找到这么多解放区、国统区都有，且是一个版本的书，最后只好决定，找一本几个力量共同使用作为加码本的书。为此，袁心湖转了好多书店，也到一些读书人家里翻看过人家的藏书。起初，他琢磨的都是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之类，但不看不知道，这类书版本居然多得不得了，而且好些多有错、讹、漏之处，还有好些怪字。袁心湖又在国民党反共书籍里做文章，这是考虑到反共书籍便于力量们随身携带。他先选择蒋介石写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但仔细调查发现，这本书版本居然也不少。后来又选择一本反共书籍《自由》，但这书在韩城、合阳一带居然找不到了。最后，袁心湖确定了《中国分省精图》这样一个地图册作为加码本。他也许想不到，即使在世界谍战史上来说，使用地图册作为密码，也是一个创举。后来，力量们顺利传回大量情报，这个密码本功不可没。

薛万亭用同样的方式缝在棉裤里带回来的回信，是由李福泳、薛浩然、赵继义一起商量写的。信上详细约定了呼号、波长、联络时间等细节。信的最后，是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上的一句话：“庆祝南京、太原解放！”

1949年1月至3月，薛浩然一直在应付潜伏电台的事儿，很少在西安。3月以后，他又重新回到西安，和李福泳一起在绥署电台工作，他的电台也和边保电台联系上了。胡宗南大部队撤离西安是5月13日。此前，薛浩然、李福泳两人已经商定，让李福泳留在西安。他们有这样的考虑：首先，李福泳正在生病，有理由留下来；其二，李福泳的技术最好，留下来找到组织后，他和随胡宗南军队撤退的薛浩然、徐学章他们的电台联系，应该会更顺畅；第三，万一组织上对力量还有别的设想，也可以对李福泳面授机宜。

薛浩然给绥署这边的通讯营长打了个电话，请示他李福泳生病走不了，电台怎么办。营长随口就说，让薛浩然带着电台走。这样，李福泳不走也就合法化了。5月14日，薛浩然用李福泳的电台通知边保方面，胡宗南已经从西安撤兵。随后，薛浩然带着李福泳的电台上了火车。到了宝鸡，住在周家湾，薛浩然一个人很难工作。他就说服了报务员王万顺，让王万顺帮助他用电台跟解放区联系。不过，这个王万顺只是稀里糊涂地在给薛浩然帮忙，不像王冠洲，是边保方面编了代号的正式情报力量。这段时间，薛浩然发出的情报内容包括西安撤退、炸桥、蒋介石准备来宝鸡等。不过，后来蒋介石因故并没有来宝鸡。

5月19日，薛浩然经过宝鸡益门镇时，于兵荒马乱中与吕出、徐学章、王冠洲见了一面。当时，吕出他们正从卡车上往下卸箱子，都没顾上说几句话。后来，徐学章、王冠洲找到了一个套间，麻台长住一间，徐学章、王冠洲住另一间。和延安的联络照样进行。

转眼间，刚来时还绿油油的小麦已经黄灿灿一片，麦收季节到了。6月6日晚，译电员崔义盛突然跑到徐学章这边：“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过两天，我们就要开始大反攻了！”

“你没吃错药吧？咱们一退再退，怎么会反攻？”王冠洲一口河南话问他的小老乡。

“你不会骗人吧？俺家里可是等着我回西安呢。”徐学章一家人都在西安，2月份，他媳妇才给他生了个闺女。这段时间他们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崔义盛知道徐学章这些情况。

“老麻睡了？”崔义盛往麻永昌的房间望了望，接着声音降了八度，“我刚译了个电报，有重大军事行动，咱们由西往东反攻，马家军由北往成阳打。千真万确！老徐，到了西安我要吃你妈擀的面啊。”

崔义盛有个未婚妻在西安城里，长得还挺漂亮。本来他们准备下半年结婚，可部队一开拔，他跟未婚妻连招呼都没打成，他生怕这门婚事黄了汤。他当然想不到，几个小时之后，他说出来的这个军事秘密就被拍发给了解放区。当晚，是徐学章值机时发的报。发的内容非常简单，只是说：“6月9日，胡、马两军将反扑西安、成阳。’

第二天跟吕出一说，吕出急了：“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说得那么简单？发电报又不要钱，尽可能说详细些。”于是，当晚徐学章又详细拍发了一次。

此时时刻，中共西北局、边区政府等党、政、军机关都已经由延安搬到了西安。如果遭到袭击，我方的损失将会无法估量。

接下来，就传来了成阳阻击战马家军攻城受挫，不得不北撤的消息。三个年轻人为自己传递的情报产生了效果而兴奋不已。

• 最后的坚守

扶眉战役打响后，7月12日，裴兵团电台与前线电台的联络就全部中断了。裴昌会怀疑电台台长们有问题，让通讯营长董应武下去监督，发现问题，立即把人给抓起来。实际上，激战中有的电台很快垮了，有的忙于应付前方军事，顾不上跟后方联系。当天下午四五点钟，从扶眉方向陆续有败下阵来的散兵游勇经过益门镇。吕出和徐学章跑到公路上，向那些败兵打听战斗的情况，了解他们的番号，然后立即给已经迁到西安的边保情报台发报。

扶眉战役开始之前，吕出、徐学章、王冠洲就接到组织的指令：一旦战斗中他们被俘，立即去找解放军18兵团联络部的某某同志，由他协助他们三人继续随国民党军队后撤，不要停下来。7月13日，裴昌会第5兵团司令部就通知电台人员马上随大部队撤离益门镇，前往双石铺。三个人立即将机器收拾好，装到一辆指定的卡车上，然后三个人并排坐在机器箱子上。

从益门镇前往双石铺的百余公里路途中，他们再次深切地感受到什么叫作“兵败如山倒”。公路上军容不整的官兵们密密麻麻，像蚂蚁搬家一般，汽车根本开不起来。一些官兵强行往汽车上爬，不让上就开枪。为了上车，车上、车下打作一团。吕出他们坐的这辆车，车头保险杠、车两侧脚踏板上就挤了十四五个人。

汽车像乌龟一样爬行，从半夜开到天光放亮，四五个小时才走出一二十公里。借着车灯看去，一路上都是满身硝烟尘土、满脸惊恐疲惫的人。有些人干脆就在公路边横躺竖卧，哪里还有正规军的一点儿样子呀。路上，他们听到宝鸡方向传来爆炸声响，这是殿后的部队炸毁了宝鸡南渭河大桥。队伍行进在山谷里，山顶上还时不时往下打冷枪，让人提心吊胆。估计这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在活动。

解放军主力部队进攻甘肃之后，双石铺迎来了短暂的平静。8月中旬，胡宗南从汉中赶到这里，召开了一次师长以上人员的军事会议。会议开了一个上午，说是军事会议，实际上是胡宗南大骂了几个小时。据秦岭中部守备区司令何文鼎回忆，当时胡宗南说：“你们不争气，现在闹成了这个样子。西安撤退是有计划的，马家部队打到成阳附近，我们不能有力地配合马部收复西安，你们是不是要负责任？扶眉战役，各部队互不联络，致宝鸡失守，你们要不要负责？宝鸡撤退后，命令占领秦岭一线布防，有的部队竞不遵命令拼命南跑，跑到凤县，还有跑过双石铺的。秦岭、宝鸡两守备区，没有配合各军作战，丝毫未发挥作用。你们都身为师长以上的将领，真是万分可耻！现在我们选定秦岭一带防守，秦岭是天险，易守难攻，只要防守得力，共匪绝难越雷池一步。如果今后哪一部队防守地区被共匪突破，定以军法从事，绝不宽容！”

这次会上，胡宗南当场将秦岭、宝鸡两个守备区撤销，所余部队编为第48师，原来的宝鸡守备区司令徐经济担任师长。会上发生的事，吕出他们这些下级军官很快也就听说了。

一天凌晨，徐学章收到了组织上发来的一封电报。一般来说，都是他们给延安上报情报，而延安方面很少回复。收到电报后，徐学章弄不清内容，又不好在报务室里译电，心里跟猫抓一样。草草地吃过早饭，徐学章揣上那本一直带在身边的地图册，叫上吕出，两人像散步一样，顺着双石铺东北方向的山坡走去。走了一里路，他们在一块四处无人的玉米地垄旁坐下，由徐学章念电文，吕出翻着地图册译电。

“由张继祖、袁心湖介绍高孟吉、吕出、徐学章、薛浩然、李福泳、赵继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有意见望电复。”译到这里时，两个坐在地上的小伙子“腾”地蹦了起来，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三十多年后，徐学章描述他们当时的心情时，用的词汇是：“高兴得飞上了天！”

当时，除了高孟吉、赵继义之外，其他四人都还在国民党部队中；而赵继义虽然人在西安，但组织上是准备把他派往还没有解放的兰州、新疆等地的，因此不能公开露面。所以，这些人人党的申请与批准都是秘密进行的。这种以电报形式通知当事人的方式，在中共情报史上是十分鲜见、极具传奇色彩的。

“赶快通知李福泳和薛浩然，咱们今晚就给上边回话。”吕出兴奋得直搓手，“呀，没发报纸，咋办？”其实，组织上跟李福泳、薛浩然也保持着电台联络。

“我现在就去取，你在这儿等我。”徐学章二话不说就往回跑，顺坡而下，转眼就跑到机房，偷偷取了两张发报纸，又一溜烟跑回来。

写出要发的内容，他们得对着中国分省地图册，把它译成电码：“我们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愿以生命为党工作。”表完态，他们又着重建议组织吸收王冠洲入党。一起提着脑袋干工作，王冠洲要是知道入党没他的份儿，心里该多不是滋味呀 （王冠洲于1950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8月初，他们突然收到汉中李福泳的一封电报：“姚守轩被特务机关逮捕，下落不明，情况紧急，你我设法迅速离开。”

西安解放后，李福冰以生病为由留下没走。6月底，李福泳回到汉中。按他返回汉中的时间推算，他应该有条件在西安和组织见面。此间，薛浩然通过电台汇报的情报主要是绥署二处派往各地的潜伏人员情况，以及胡宗南总部一路撤退的情况。

收到电报后，吕出和徐学章又按到了李福泳打来的电话，问他们电报收到了没有。显然，李福泳非常紧张。

姚守轩也是七分校通讯班的，在李福泳电台当报务员，两人关系不错。李福泳想把姚守轩拉进来一起工作，这样有利于他们深更半夜和延安联系。也是因为年轻，搞地下工作没经验，李福泳没和其他力量商量，就把他们给共产党电台发报的事儿告诉了姚守轩。从此，姚守轩就开始给李福泳打下手。现在，姚守轩出事儿，形势变得严峻起来。

吕出、徐学章、王冠洲赶紧找了个地方凑在一起商量。看得出来，李福泳处境很困难。但他们认为，抓姚守轩，不一定会连累到他们仨。因为姚守轩是李福泳发展的，如果他跟特务吐了口，那么第一个要抓的是李福泳。而现在，李福泳并没有被抓走，还能给他们打电话、发电报。再说，如果他们几个一起走，动静太大，说不定反倒会引起集中抓捕。商量之后，他们决定给李福泳发一封电报，稳定他的情绪：“姚被捕，不一定跟我们有直接关系，务必镇静。我们决定不走。”

为了应对不测，他们也商量了三条对策：首先，万一李福泳被捕，吕出、王冠洲都可能跟着被捕，但徐学章有可能幸免。因为通讯营长董应武对徐学章印象好，一直觉得他老实本分。一旦出事儿，就由徐学章留下，把情况报告给组织；第二，清理、销毁过去没有处理的电报底稿，改变过去将中国分省地图册带在身上的习惯。当晚要发报的底稿不再随身携带。第三，无论谁被捕，都要对党绝对忠诚，不暴露任何秘密，只承认跟姚守轩、李福泳是普通的同学关系。

就在这节骨眼儿，薛浩然回汉中路经双石铺，他们继益门镇一别后又见了面。当时薛浩然还不知道姚守轩出事儿。他们商定，薛浩然回去后马上设法打听姚守轩被捕的原因和关押地点，暗示姚守轩不要乱供一气。同时，还得注意安抚李福泳的情绪。

回汉中后，薛浩然以同学身份去看望了一次姚守轩。对姚守轩的看押并不严，两人聊天也没人在旁边盯着。弄了半天，姚守轩是开小差跑到胡宗南总部电台的，几天前正好被原来的上司看见。姚守轩跑的时候给上司添了麻烦，这回一见他，上司火大了，马上通知特务机关把他给抓了起来。不久，李福泳所在的通讯营长出面，又把姚守轩保了出来。

一场虚惊。

此后，裴兵团的吕出、徐学章、王冠洲电台不断把胡宗南军队的行踪报告给西安一一

8月25日，电告胡宗南军队24日集结，分兵两路犯宝鸡、天水。

11月18日，电告胡宗南第65军、第1军后撤宁强；绥署干部大部分后撤。

11月21日，电告胡宗南召开了军事会议，令各部队破坏交通线路。

11月29日，电告绥署已赴绵阳。

12月初，接连电告27军等各部队撤退情况。

12月25日，电告7兵团已被四面包围，酝酿起义。

12月26日，电告7兵团正式起义，当晚移德阳。

11月22日，胡宗南就带着刘庆曾、王微等一批心腹，坐飞机飞离了成都。在12月30日解放军举行人城仪式之前的真空状态，李福泳、薛浩然做的工作，就是天天跟踪绥署二处的特务，然后及时报告军管会。特务为了躲避跟踪，有时一夜更换几个住处。白天，特务们一会儿出现在有名的酒楼，一会儿又坐车去了郊外。只要有可能，李福泳、薛浩然不分白天晚上都会去跟踪。因为身上没钱，为解决吃饭问题，他们定点去一家清真食堂，那里提供免费的汤，他们可以用来就自己身上带的烧饼。总去混汤喝，难免要遭店家的白眼。他俩倒满不在乎，反正身上穿的是国民党军服，要丢也是丢国民党的脸。当然，要是跑得远了，连这口热汤都没地儿喝了。

为配合解放军解放汉中、成都，并开展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1949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安厅情报科成立了青海情报站，袁心湖被任命为站长，率领已改名为孙健的高孟吉以及赵继义等人离开西安，前往西宁开展工作；同时成立的还有南线工作站，派严夫担任站长，负责尚未解放的汉中、成都的情报工作。严夫是边保七里铺情报培训班第二期的学员，曾在陇东地区当过保安科长。成都解放后，严夫先接了吕出、徐学章和王冠洲，三天后又到起义军官集中的昭觉寺接回了李福泳、薛浩然。大家见面后，都非常激动。李福泳热泪滚滚，哽咽得话都说不成。

成都解放后，绥署二处秘勤组长谢璇向军管会自首。后来，谢璇死在狱中。

• 白首话沧桑

当年做地下情报工作时，徐学章家就是情报力量们的一个落脚点；新中国成立后，大家天各一方，路过西安时，徐学章家还是大家的落脚点、中转站。1995年4月，韩城的高健接到吕出打来的电话，说他们黄埔军校七分校通讯班同学秦赞从台湾来西安了，邀请高健到西安和秦赞见面。吕出说，秦赞夫妇住在徐学章家里，薛浩然也从新疆赶过来了。

新疆和平解放后，改名孙健的高孟吉和赵继义等人，带着三部电台，随袁心湖前往西宁，组建青海联络站。不久，李福泳也被抽调到青海。李福泳后来留在拉萨工作，1964年病逝。

1950年4月，薛浩然、王冠洲离开西安，被派到新疆喀什，担任新疆军区联络处的电台台长、报务员。再以后，薛浩然又被派往莎车，而王冠洲去了和田。1952年，薛浩然转业到了莎车专区公安处，任一科副科长；晚于薛浩然几个月，王冠洲也调到了和田公安处任秘书。王冠洲后来又调到南疆行署公安局和新疆公安厅，1961年转业到乌鲁木齐革命烈士纪念馆担任筹建处副主任；三年后，他被调到乌鲁木齐收遣站工作。1979年，又被调到新疆民委，于1984年离休。

薛浩然于1956年4月调到莎车电厂任厂长，这以后他在工业口一气儿待了二十八年，除了火力发电、水力发电，还干过榨油磨面等。“文革”中，有过国民党军队经历的他受到冲击，少不了关牛棚、挨批斗、被抄家这些内容。在当地，他是受冲击最严重的人之一。直到1973年，薛浩然才官复原职，重在电厂当厂长；两年后，他调到县公交局当局长。“文革”后，薛浩然官至莎车县人大副主任。

1984年10月，陕西省公安厅在乌鲁木齐召开边保南线情报工作座谈会。尽管这个座谈会是时任陕西省公安厅长的高步林提议的，但当时高步林已经生病住院，没能赶到乌鲁木齐参加会议。1985年元月，高步林病情加重，再次住院；6月，他正式从厅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1987年5月，高步林病故，享年六十五岁。

当年那组情报力量中，留在西安工作的只有徐学章一人。随严夫回到西安后，徐学章在军委联络部西安联络处电台任报务员、台长。1952年冬天，他转业到陕西省邮电管理局，1954年，担任陕西省邮电管理局的机关党支部副书记。

1952年底，吕出被调到新疆军区联络处，后来转业到新疆公安厅工作。那些年里，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信件联系。谁也没料到，这些信后来却惹了大麻烦。

1963年底，和徐学章一个办公室的一个女同事向组织举报，徐学章和新疆的吕出有特务通信。当年国民党部队电台人员多少都学过一点儿英文，徐学章、吕出、高健等人在通信中有时也喜欢拽两句英文。随着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他们这点儿小资情调就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终于有一天，那位女同事看到了徐学章的信件。这些她不认识的英文单词让她怀疑，曾经在国民党军队干过的徐学章是在进行特务联络，而且“有密语、有代号”。她的举报中还提到，吕出给徐学章的那封信里说，让徐学章转告时任韩城党校副校长的高孟吉，不要把他们的某件事情告诉时任公安厅副厅长的高步林。

因为女同事拿不出证据，这件事当时没被太当回事儿。可到了1964年的“四清运动”，这个“特务通信事件”就适应了形势的需要。徐学章被调离机关党委，虽然他的党籍还在，但他不能听党内的报告、不能看党内的文件，只能在机关里打闲杂，长期没有安排正式工作。“文化大革命”时，他又顺理成章成为“特务、混进党内的走资派”，被关、被斗、被抄家。

其实，查清这件事，并不用花费太大工夫。1970年工宣队调查这事儿时，发现那位女同事的说法前后矛盾。她先说是在打扫办公室卫生时无意间发现这封信的，看了信很害怕，就把信给烧了。这样的说法当然经不起推敲，于是她又改口说，她看过信后又把信悄悄塞进了徐学章的抽屉。而徐学章做贼心虚，把锁子都给换掉了。然而，工宣队调查发现，徐学章的锁子一直都没有换过。

这一事件虽然已经查清，但这一假案却没人给平反。徐学章就这么背了十五年的黑锅。为此，他下乡的女儿招工、儿子参军都受了影响。

吕出、高健等人也因这一事件受到冲击。“文革”中，吕出被整得妻离子散，曾经下放到华县当了几年农民。后来落实政策，才又回新疆公安厅工作。1983年底，新疆成立了国家安全厅，吕出担任副厅长，1987年，他在这一职位上离休。

秦赞是带着夫人魏秀珍一起回来的。魏秀珍是西安张家村人，当年她能跟着秦赞去台湾，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个时候，国民党很多将军尚不能带家眷上飞机，秦赞小小一个少校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当时魏秀珍剪了短头发、穿了一身国民党军装上了飞机。秦赞和魏秀珍的几个儿女都在台湾的警察系统工作，老两口日子过得还不错。

老同学在西安会面的日子是1995年4月23日，王冠洲没来，因为他和秦赞不是一期的，原先不熟。当年为什么有人去了台湾，有人留下来，还成了共产党的官员，饭桌上，以当时的开放程度和政治氛围，这样的话题还是敏感的。秦赞不问，他们也没说。他们谈的，多是现在的家庭情况。秦赞走后，高健和他还通过几封信。后来，不见秦赞再来信，他还按秦赞留的电话给他打过，可是，电话没有打通。1998年之后，他们就再次失去联系。

那次聚会之后，薛浩然于2002年故去；两年后，张永才也去世了；徐学章活到了2010年。岁月沧桑，谁又能赢得过和时间的比赛呢？

【附录】

《啄木鸟》2015年 第2期 93-115页　共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