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96：西域疑案

【尘封档案】系列之096：西域疑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4年10月刊

作者：孙沉

 

一、寒夜枪声

1950年1月3日，新疆省城迪化（1955年10月1日，新疆省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4年2月1日，迪化市改为乌鲁木齐市）。

这天下午，断断续续下了三天的雪终于完全停止了，但天空仍然乌云密布，阴沉沉的不见一丝阳光。入夜，又刮起了大风。

这样的日子，人们通常都是早早熄灯歇息。不过，迪化解放伊始，每天晚上都热闹非凡，不是彻夜欢庆，而是特务、匪徒为制造恐怖气氛故意打乱枪，发射信号弹，制造各种噪音。迪化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对此自是重视，经过三个月的打击和整顿，这种情况基本绝迹，自上月下旬以来，人们晚上已经能够睡一个安稳觉了。当然，和全国所有新解放的城市一样，每天晚上的军警例行巡逻是少不了的。

这天晚上九点，解放军迪化警备区的一个三人巡逻小组开始当天晚上的第一轮执勤。三名战士行至康明街时，对面走来两个男子。当时的迪化市区本来路灯就少，再加上电压不稳，灯光时明时暗，因此对面两个人的相貌看得不太真切。正要打开手电，路灯忽然亮了一瞬，三个战士看清了，对面走来的是两个三十来岁的男子，其中一个一副异族相貌，不知是少数民族还是外国人。迪化市颇有一些外籍居民，以十月革命后从苏联逃亡过来的人居多，因此这倒并不稀奇。使巡逻人员感到不解的是，另一汉族长相的男子竟然穿着一身解放军棉军装，戴着棉军帽，从装束来看应该是我军战士。

由于迪化刚刚解放，治安状况严峻，进驻市内的解放军部队对军人外出控制得比较严。部队有规定，不论干部战士，必须三人以上结伴外出，一般只能白天出去，晚上如无特殊情况一律不得离开营房。眼前这个穿解放军军装的人显然没有遵守外出规定。况且，这人看上去已有三十来岁，尽管部队中这种年龄的军人有的是，但几乎都是参加革命有些年头的干部，鲜有普通战士。而对面这位兄弟的装束，分明是一个寻常士兵。

巡逻小组示意对方驻步接受查问。不料，那二位二话不说，转身便逃！三战士拔腿就追，一迭声吆喝“站住”。那两人自是不肯就范，战士们朝天鸣枪警告，枪一响，两人钻进了一条名叫裕德巷的小胡同，在胡同口稍作停留，竟然拔枪还击。双方打起了巷战。三对二，对方的武器是手枪，巡逻战士拿的是步枪冲锋枪，孰优孰劣可想而知。那两人且战且退，拐了两个弯，其中那个解放军装束的人被巡逻战士一枪击中，跌翻在地，另一人逃至巷子另一头，正好看见有人骑着一匹马过来，遂急蹿过去扯下骑者，飞身上马，一枪柄砸在马屁股上，仓皇奔逃。战士自然奔不过马，而且那是一条没路灯的小马路，马又是黑色的，战士们朝着那个方向打了数枪，还是让那个不知是少数民族还是外国人的家伙逃脱了。

三战士返回巷内查看那个被击中的男子，发现他已经没了呼吸。正在附近巡逻的一个由两名警察，一名群众积极分子组成的夜间巡逻小组听到枪声跑来查看情况，看到死者穿着军服，料想定是解放军战士，不便过问，正要离开时却被军方巡逻人员唤住，要求他们以警方名义对现场情况作个见证，并出具一份书面说明。如此，警方巡逻组就必须认真对待。

两个警察中有一个姓成的中年人是留用人员，原是国民党新疆省警察厅的刑警，经新政权审查并无劣迹，就分派到迪化市公安局当了治安民警。老成于刑事勘查是内行，当下先听了军方巡逻人员的介绍，然后查看死者，竟然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人是被那个侥幸得以脱逃的异族男子开枪打死的！

死者一共挨了两颗子弹，一颗在左小腿，另一颗在胸口。老成从创口判断，击中小腿的那颗子弹应该是步枪子弹，而胸口挨的那颗子弹则是手枪子弹。军方巡逻小组只有步枪、冲锋枪，没有手枪，所以，击中死者胸口的手枪子弹应该来自与死者同行的那个异族相貌的男子。

三个战士交换意见，决定派一人速去部队营房向上级报告，其余二位留在小巷和警方巡逻小组一起看守现场。

十几分钟后，当几位军官骑马赶到现场时，老成等人已经找到了能够证明之前所作推断的直接证据——贯穿死者胸膛后射进地面的那颗子弹。后经技术鉴定，该子弹系美制柯尔特左轮手枪发射。在死者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相同类型的子弹十八发。如此看来，死者是在小腿挨了一颗子弹跌翻在地后，又冷不防被他的同伴在胸口补了一枪。同伴把他击毙后，拿走了他的手枪。

既然死者身穿解放军战士军服，是不是我方军人呢？军方领导要求迪化警备区保卫部迅速查明死者身份。保卫部随即以警备区司令部的名义给全市驻军各部一一打电话，要求立刻查明本部军人人数。很快，各部人数都报往保卫部，清一色的都是“本部未有减员”。

那么，这个死者是谁？他怎么穿着我军的军服？这军装又是怎么来的呢？这就要说到四天前也发生在迪化市的另一桩案件了。

六道湾有一家大车店，这家大车店没有名号，也没有招牌，不过已经开了数十年，老板姓徐，所以人们都把该店唤作“徐家店”。去年12月31日午后，天空正飘着雪花，一辆马车来到了“徐家店”。赶车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个子不高，却挺敦实，就是俗称的那种车轴汉子。这人指着车上那个裹在一条棉被里、一身酒气的同伴对大车店伙计马三说，这是我的兄弟，多喝了二两，要个单间让他睡一觉，醒了就走，算一天的住店钱吧。

当时新疆人对元旦比春节还看重，而这天正是阳历年的最后一天，所以大车店空空的没有一个住客。伙计自是热情接待，正要上前帮着抬人，那汉子已经毫不费力地把人抱起来，示意马三头前引路。进了西侧的那间客房，他把人往烧得暖暖的炕上一放，对马三说，麻烦送点儿开水来，一会儿他醒了肯定口渴。马三把开水送进屋后，那人付了店钱，多给了两千元（旧版人民币，折合新版人民币两角。下同），这在当时的迪化，应该算是一笔稍显可观的小费了。

反正几乎没有生意，几个伙计都忙着搞卫生，或是帮厨准备晚上的聚餐，马三干得还挺起劲，转眼就把这两个临时住客丢在脑后了。三小时后，西侧那间客房的棉门帘掀开了，露出一个脑袋，大叫“来人”。马三闻声进屋一看，先前那个大方地给他两千元小费的车轴汉子已经不见了，只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使马三吃惊的是，这年轻人竟然穿着一套解放军才有的土黄色卫生衫裤（当时部队发的棉质厚绒内衣）。这身衣服加上对方的陕西口音，表明这人应该是一个解放军！

年轻人一脸迷茫之色：“这是什么地方？”

“嗯……咱们这里是大车店——徐家店。”

“大车店？我怎么到大车店来啦？我的衣服呢？”

马三见状便知这事儿蹊跷，说声“您稍等”，便去上房请来了老板徐秀山。徐老板跟那年轻人聊了几句，便知这人着了那车轴汉子的道儿，挨了“拍花”之类的暗算。马三急忙奔到院子里，那车轴汉子先前赶来的马车早就不见了，问了店里其他几个伙计，竟然没有哪个留意到马车是几时离开的。

此事涉及驻军部队战士，徐老板不敢怠慢，一面拿来棉大衣让人家披着御寒，一面吩咐马三速去报告政府。当时的迪化市分七个区，以一二三四五六七为名，市公安局已经成立，下设分局、派出所。马三匆匆前往管段派出所报告，派出所立刻指派两名民警赶到徐家店向那个年轻人了解情况——

这天中午，迪化驻军某部炊事班长谷正黄奉派外出购买伙房厨用工具。途中，一辆马车从后面过来，超过他往前行了十数米后停下，赶车的就是那个给“徐家店”伙计马三打赏的车轴汉子。那汉子从车上下来，向谷正黄点头招呼，一边说“同志，向您问个道”，一边从怀里拿出一个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纸。谷正黄觉得有点儿尴尬，因为他出身陕西农村，没有上过学，是个文盲。他还没来得及向对方解释，车轴汉子已经把信纸在他面前展开—一这是谷正黄对此事的最后记忆，然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他醒来，就发现自己只穿着卫生衫裤躺在“徐家店”的热炕上。

根据迪化市军管会的规定，凡是涉及驻军部队的案件，公安局应在第一时间告知部队，由部队决定，是由军方保卫部门，还是地方公安局查处，也可以军警两方联合调查。那两个出警的民警商量了一下，决定把谷正黄和“徐家店”老板徐秀山、伙计马三带往派出所，请示领导该如何处置。

派出所严格按照市军管会的规定，立刻通知军方。谷正黄所在部队的保卫部门派一位干事前往派出所，了解情况后，作了笔录。经与派出所研究，认为此事仅仅是一起案值不大的治安案件，那个车轴汉子的作案目的就是为了获取一套崭新的军用御寒服装。之所以没有往其他方面考虑，是因为作案对象谷正黄系部队炊事兵，并非机要通讯员、首长警卫之类的涉密岗位人员。因此军方的意见是交由地方公安调查，有结果后书面告知部队即可。

这样的案子，在迪化解放伊始大案频发的形势下，当然不会被警方当作一起了不得的案件予以重视，警力有限，只好将其往旁边搁一搁了。但三天后，康明街裕德巷那个不明身份的死者却穿着谷正黄的军服，这就是大案了。为此，经迪化警备区、市军管会、市公安局会商，决定由市公安局组建专案组开展侦查。

迪化市公安局指令刚从西安调来负责筹备新疆省公安业务培训班的井能锦担任专案组长。去年12月31日跟那车轴汉子打过照面的炊事班班长谷正黄、“徐家店”伙计马三连夜被接到部队医院辨认尸体，两人反复看下来，都认为死者并非12月31日作案的那个车轴汉子。死者身上的棉军服的确是谷正黄的，因为衣服里面有他用掺锅灰的豆油画上的记号，以免和战友的衣服搞混。

 

二、马归原主

次日午后，专案组开会研究这个案子。与会人员梳理出以下三个特征并进行了分析：一、两个案犯（其中一人身穿我军军服）夜晚外出，显然是准备冒充解放军针对某个目标作案，二、那个有着异族特征的案犯果断出手击毙了在交火中中弹受伤的同伙，这是灭口行为，说明两人要作的案子具有极强的保密性，三、案犯之一所穿的我军战士军服是案发四天前采用“拍花”手段劫取的，说明案犯早有预谋。

于是，大伙儿自然而然地要把此案跟当前的新疆形势联系起来考虑了——

1949年9月25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率部起义，次日，新疆省主席包尔汉通电宣布起义。这种形势是当时的美国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早在包尔汉、陶峙岳筹划起义时，以外交官身份驻守迪化实则从事秘密活动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派克思顿（John·Hall·Paxton美国驻迪化领事，中文名字叫包懋勋）、道格拉斯（Douglas·Mackiernan美国驻迪化副领事，中文名字叫马克南）就遵照美国政府的指令对起义进行破坏，策动国民党政权任命的阿山（今阿尔泰）专区专员乌斯满、新疆省财政厅长贾尼木汗、哈密专区专员尧乐博斯等新疆反共势力头目武装对抗解放军，并为他们提供武器弹药和无线电台。

新疆和平解放前，美国驻迪化领事包懋勋就已经逃离新疆。9月28日，马克南将美国领事馆的房屋、财产等托英国驻迪化领事馆代管，带领部属携带武器和无线电台，分乘两辆吉普车悄然离开迪化，前往一百六十公里外的孚远（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在孚远县城西南十六公里的千佛洞弃车，由“归化队”（乌斯满的白俄卫队）接往乌斯满匪帮秘密驻扎的萨尔卡木希。马克南与乌斯满会面后，密谈三日。据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两人密谈的内容集中于以下四点：新疆目前的局势，美国支持乌斯满反共反苏立场，请求乌斯满帮助马克南一行南逃印度，一旦乌斯满暴动失利，马克南应允其可率部南逃印度避难。

10月3日，马克南、乌斯满在木垒河与贾尼木汗会合后前往博格达山区。

10月25日，乌斯满指派其得力部属苏勒唐护送马克南一行前往罗布诺尔，然后取道青海、西藏赴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临行前，马克南向乌斯满，贾尼木汗保证美国将给予援助。

上述情况，我方原本并不清楚。马克南在迪化消失后，迪化市军管会公安部对其已经空无一人的住所进行了搜查，发现了密藏于地下的武器弹药、电台以及间谍器材。这些东西显然与其外交官身份毫无关系，只能说明这个副领事乃是一个帝国主义特务。有关方面急于知道其下落，因为这跟今后一段时间的对敌武装斗争是有密切关系的。可是，尽管我方作了很大努力，也仅仅从被马克南一行在孚远千佛洞丢弃的那两辆美制吉普车判断，乌斯满匪帮有与美国势力勾结的可能。到了11月下旬，这种情势方才随着乌斯满匪帮的三个白俄卫队士兵向解放军投降而得以改变。这三个白俄卫队士兵曾受乌斯满指派把马克南一行护送至新疆、甘肃、青海交界处。回返乌斯满匪帮驻地的途中，这三人意识到再跟着乌斯满走下去，不是有没有前途的问题，而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几番商量，他们决定向解放军投降，并向我方提供了上述情报。

我方了解上述情况后，报经中央批准，以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和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包尔汉的名义，派了两名使者前往乌斯满在新疆奇台县西南切别湖的渠根达夏牧场驻地，劝说乌斯满向解放军投降。

这两名使者，一个叫扎克勒，一个叫那孜尔，他们在迪化接受使命时表示一定竭尽全力，可见到乌斯满后就变卦了，不但不劝乌斯满投降，反而鼓动乌斯满尽快发动叛乱。当然，这是在乌斯满匪帮被消灭后我方才知晓的。当时那两个使者返回迪化后汇报说乌斯满对投降不感兴趣。

不肯投降，那就是要对抗。新疆党政军各级部门被要求做好充分准备，一旦乌斯满发动叛乱，就将其彻底歼灭。

现在，专案组分析，1月3日晚与解放军巡逻队枪战的两个案犯很有可能是受乌斯满匪帮的派遣来迪化执行某项破坏行动的敌特分子。然后，就是讨论该如何查摸那个逃跑案犯的下落。事后想来，专案组的运气不是一般的好——刚开始讨论，忽然接到电话，说昨晚那匹被抢走的黑马找到了！

昨晚那个被案犯当道拦截一把扯下马背的苦主，是个二十一岁的回族青年，名叫马兴盛，系新疆学院大二学生。小马是住校生，平时都是周末下午上完课才能回家，次日晚上熄灯铃响前必须返校。昨天是星期三，按说他是不该回家的，但这天是其祖父的忌日，家里要举行拜祭仪式，所以他就向学校请假回家了。按照习俗，这样的活动总会有亲朋好友登门，马家也不例外，有十来个亲友到场，其中包括他的舅舅王高峰。王高峰是迪化西南三十多里柴窝堡的一个小地主，他是骑马进城的，其坐骑就是当晚被案犯劫走的那匹黑马。拜祭仪式结束，马家自然要摆酒席招待亲朋，大家都喝了不少白酒。小马酒量不大，酒后浑身燥热，便骑了舅舅的马外出兜风。这一兜，就把马兜没了。

据小马回忆，那个抢马的家伙力气甚大，动作敏捷，拦马、扯人几乎是同时进行的。黑马被拦下刚刚发出一声嘶叫，他就已经被扯落在地，摔得不轻，挣扎着爬起来，马早已跑得没影了。小马家是经商的，家境不错，舅舅也是有钱人，可毕竟丢失了一匹好马，当然要报案。于是，小马就跟着三个追击未果返回原地的解放军战士进了小巷，继而看见了血泊中的尸体。小马知道自己遇上了一桩杀人大案，与此相比，被劫一匹马就不算事儿了。不过，他还是留在现场，随警方人员到公安局做了笔录方才回家。

小马回家一说遭遇，家人都说这件事有点儿悬，即便那个逃跑的家伙被逮住，那匹马也未必找得回来。舅舅无子嗣，对这个外甥视同己出，见姐夫、姐姐责怪小马，便打圆场表示丢马是小事一桩，不必在意，让小马早点儿回屋歇息。

但小马哪里睡得着？他心里憋着一口气，大半宿没合眼，最后想出了一个主意。那个抢马的主儿昨晚是没法骑马出城的，因为晚上城门关闭，得到天亮后才开。我何不叫上一班哥们儿，大清早趁城门未开时分头去堵着，瞅见黑马先拦下再说。主意打定，小马立刻行动，冒着严寒去附近叩了十来个朋友的家门，向他们说了情况，要求相帮寻找被劫的黑马。鉴于抢马的家伙有枪，所以他关照哥们儿到时候得机灵些，最好带上刀子——那时候还没有“管制刀具”的说法，哪怕是佩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刀在大街上晃荡也没啥事儿。

大清早，那些哥们儿便分头前往迪化的四个城门口守候，剩下的几位分成三拨，分别在市内到处溜达，看是否有人骑那匹黑马上街。寻到中午，小马让母亲、姐姐、妹妹给守在城门口的朋友送午饭，自己跟巡街的哥们儿在西后街“逸风小馆”会合用午餐。有个叫都力高的蒙古族朋友饭也没吃就走了，说是家里有点儿事，去处理一下就来。一小时后，众人吃得差不多时他来了，坐下先大吃一阵，然后告诉小马说他来的路上经过一户人家的院子，听见里面传出马嘶声，于是驻步贴着红柳条编的篱笆墙往里张望，看见院子一角的马厩里拴着一匹马，好像是黑色的。

小马觉得奇怪，怎么叫“好像是黑色的”？都力高解释说，今天天气很好，太阳光照在积雪上晃得人眼花，那匹马是拴在马厩里的，院子里越亮，马厩里就越是一片黑灯瞎火，哪里还看得清马的颜色？反正不是白马，否则马厩里再黑也分得清。

旁边那几个哥们儿说，啥都甭说了，眼见为实，过去看看不就清楚了？小马赶紧结了账，一伙人边走边商量，若是还看不清那匹马是啥颜色的，应该找一个什么借口让人家同意他们进院子。这帮嘎小子的脑袋瓜还算好使，很快就想出一个主意：把哪位头上的帽子扔进人家院里，然后敲门跟主人说是嬉闹时不小心把帽子扔到院子里的，大家一拥而入就是。

到得那户人家院子外，几个人贴着红柳篱笆往里一张望，不禁大喜——用不着扔帽子了，那家的主人已经把马牵到院子当中，拴在一棵树上，正用刷子给它梳理呢！这下，大家瞅得真真切切，的确是一匹黑马！小马更是兴奋，他发现马的右臀上有一处业已干涸的褐色血斑，那分明是昨晚抢马的家伙用手枪枪柄砸的伤口啊！

当下，都力高就要去敲门，被小马拦住，说你们守在附近看着，别让那人把马牵出门，我这就去报告公安。

市局接待民警自然知晓昨晚发生的那起枪战，马上向领导报告，紧接着，电话就打到了专案组这边。专案组会也不开了，立刻全体出动前往管段派出所。一了解，那户人家的男主人名叫侯玉健，木匠出身，是个建筑业包工头儿，没听说过有什么劣迹，历史上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总之是一个老实本分的手艺人。井能锦说那就去他家看看再说。

派出所户籍警陪同小马叩门入内辨认，一看之下，确是小马舅舅的坐骑。侯玉健也承认，这匹马是今天早晨他出门去医院给住院的妻子送鸡汤时捡到的。

侯玉健少年时就替牧主放牧，骑术甚精，和马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他做了木匠，常年在外打工，每到一户东家，只要人家有马的，必要求骑上溜达—阵。定居迪化后，他干脆买了一匹马，在院子里搭了一个马厩养着。上个月，他养的那匹马染上了瘟疫死了。他正准备过了年去牲口市场物色一匹好马，没想到今天一大早出门时，看见路边有一匹黑马正在溜达。因为马背上鞍具齐全，他估计主人应该就在附近。不料那黑马竟然像是跟他有缘，看见他就欢嘶着小跑过来，挨在他身边不肯离开。侯玉健爱马，当下就把怀里揣着的两个窝窝头拿出来喂马，就这么等了半晌，却没见主人现身。他干脆也不管那么多了，翻身上马就去了医院。

从医院回来，经过捡马处时，却没见有人寻找，侯玉健就把马骑回了家。随即备了饲料让黑马饱餐一顿，然后出去办事。中午回家，又把马牵到阳光下梳理皮毛。刚刚精心伺候好，失主就找上门来了。

调查当然不会到此为止，侯玉健随即被带往派出所。专案组要求他把自己昨晚的活动情况和证明人如实说明，又详细询问了他平时特别是最近的交往情况。侯玉健说他最近一段时间运气不好，已经成年的儿子因婚事跟父母闹翻，一怒之下离家出走投奔甘肃的一位亲戚去了；两个月前，妻子又生了一种怪病，先是高烧不退，又是打针又是服食大剂量的雪莲，破财不少，体温总算正常了，哪知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脑子又出毛病了，疯疯癫癫神志不清。他天天要去医院照顾妻子，忙得不可开交。

专案组随即进行查证，结果完全属实。这样，侯玉健的涉案嫌疑就排除了。

 

三、抓获疑犯

侯玉健的嫌疑排除了，但线索没断，专案组在黑马身上又有了发现。在对已被侯玉健取下的鞍具进行检查时，侦查员注意到上面有点点滴滴业已干涸的血渍。随即询问二十四小时内骑乘过黑马的三位，王高峰，小马和侯玉健均未受伤，于是就认定这血渍是昨晚那个杀死同伙，抢马逃脱的案犯留下的。

侦查员判断枪战中那个逃跑的案犯左大腿负了伤。弃马脱逃时，案犯曾擦拭过马鞍，但慌乱之中没擦干净，给警方留下了线索。专案组把马鞍送往解放军第十七师医院，请医务人员对上面的血迹进行鉴定，结果为B型血。查缉方案随即形成：案犯受了伤，肯定要治疗，访查迪化全市的医院，诊所，估计能查到这厮的踪迹。

调查进行到午夜，结果出乎意料，竟然没有发现案犯的任何线索。

次日，专案组对昨日追查无果的情况进行分析，认为从理论上来说，案犯负伤后有以下三种处置手段可供选择：一是当夜或者次日去医院治疗，二是伤势并不严重，自行包扎后捱到天明，出城找医生治疗。三是为防止被察觉而强撑着不去治疗，此刻正躲藏在城里某处。根据调查结果，已经排除去医院，诊所治疗的可能，剩下的两种可能中，案犯会选择哪一种呢？

这时，沉默寡言喜欢琢磨的侦查员乔仁香提出一个观点，竟然推翻了专案组之前的判断。老乔说，现场地面有积雪，如果案犯在枪战中中弹负伤，为什么雪地上没有留下血迹，而仅仅留在马鞍上呢？

这个问题引起了大家的重视。经过一番讨论，众人认为形成这种现象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案犯在飞身上马时挨了巡逻战士一枪。可是，这个可能性马上被排除了。因为巡逻战士在介绍当时情况时画过示意图，表明案犯是在逃出小巷往左侧奔出七八米后抢马逃窜的，这个位置与当时还在小巷内的巡逻战士形成死角，战士未见目标，不可能开枪，即使开枪也打不到案犯。

因此，案犯大腿上的伤口可能并非巡逻战士开枪所致，而是原本就有的旧伤，应该已经接近痊愈，不会影响日常活动，不过还不能狂奔乱跑。昨晚案犯在马背上一阵颠簸，导致创口破裂，血迹留在了马鞍上。

如果是这样，案犯接下来的处理方式就可以想象到了。像这种创口破裂的情况，可以不去医院或者诊所请医生处置，但也不能硬挺，因为创口很可能会感染发炎，所以，案犯应该会选择前往西药店购买消毒药水、红汞、药棉、纱布、绷带以及用于防止感染的“消治龙”之类的内服药片自行治疗。于是，对策也就随之产生——对全市西药店进行调查。

当时迪化专门的西药店寥寥无几，多是在百货商店附设西药柜台出售药品、医用小器械之类。专案组侦查员分头查摸，很快就有了收获：坤且巷口一家两个门面的百货商店内附设柜台出售常用西药，据店方说，昨天商店刚刚开门营业，就有一个白俄妇女前来购买清洗伤口的双氧水以及红汞、绷带、消炎药膏、“消治龙”药片等。

侦查员向店方打听那个白俄妇女的住址。百货店刘老板问遍了每个店员，都说该妇女每个月都会来商店购物若干次，可是，要说具体住在哪里，那就谁也说不上来了。因为她只能说一些简单的汉语，购买商品还勉强应付，聊天是难以胜任的，所以很少跟人搭讪，每次都是到了就买，买了就走，来去匆匆。据店员说，这个白俄妇女三十来岁，大约一米七五，身材壮硕，穿着打扮在迪化的白俄居民中属于中等偏下水平，左手腕上总是戴着一个淡绿色中掺杂着红色血丝状条纹的玉镯。几个店员之所以都记得那枚玉镯，是因为去年夏天有一次他们在那妇女买过东西离开后，曾对那个玉镯作过讨论—一有识货的说那样的玉镯价值不菲，尽管最后没讨论出什么结果，但每个人都对这个玉镯印象深刻。

既然百货商店方面说这个白俄妇女经常来购物，侦查员判断她应该就住在附近。井能锦带着侦查员邢开捷，乔仁香去了管段派出所，派出所民警说管段内外籍居民颇多，三十来岁的白俄妇女也有不少，他们可以查询户籍底卡，把符合年龄段的对象挑出来。老乔是土生土长的迪化人，早在杨增新主政新疆时就已是刑警，经验丰富，当下就说还是请派出所直接向居民打听来得便捷，因为即便梳理出符合年龄条件的对象，最后仍旧要走这一步，倒不如直接走，那个比较少见的玉镯就是查摸目标的切入点。

那时迪化市没有居民委员会，坊间管理还是沿用国民党政权留下的保甲制度，不过各区政府对保甲负责人进行了审查，部分予以调整。派出所民警通知管段内的保甲负责人来开会，由专案组侦查员说明了要查摸的对象。事实证明老乔的主意非常对路，那些保甲负责人乍一听“三十来岁的白俄妇女”，都没有反应，因为他们负责的片区里都有此类对象，待到听说那妇女平时左手腕上经常戴着一枚如此这般的玉镯，一个姓郭的保甲负责人马上说他那里有这样一个妇女，名叫玛丽娜，是个寡妇。

玛丽娜的户籍资料随即被调出来。侦查员一看，这个妇女并非白俄，而是出生于迪化的波兰与俄罗斯混血后裔。她的父亲是波兰人，系沙皇军队外籍军团的骑兵团长，娶的老婆是俄罗斯人。十月革命后，玛丽娜的老爸携家小一路逃窜，最后来到迪化才站住了脚跟，改行做起了生意。两年后，这对波兰、俄罗斯男女有了一个女儿，就是玛丽娜。

玛丽娜一直生活在迪化，上过几年小学。父亲想让她接受波兰语教育，可是迪化的波兰人不多，没有波兰小学，只好让她进了私立白俄小学。玛丽娜继承了母亲的遗传基因，生就一副俄罗斯人模样，对俄语的感觉很好，对汉语，维语、哈萨克语始终陌生，由于父亲的关系，她的波兰语也勉强。十五岁那年父亲生病死后，她就再也没跟波兰人接触，把父亲的母语忘得差不多了。不过，她始终认为自己是波兰人，尽管长着一副典型的俄罗斯人脸孔。十九岁那年，玛丽娜嫁给了开私人诊所的白俄医生阿巴姆茨克。阿巴姆茨克比她大十四岁，曾经结过婚，后来妻子有了新欢，是个汉族商人，竟然带着与他生的两个儿子随对方去了内地，从此断了音信。白俄医生等了数年，决定再婚。这时玛丽娜患了急性阑尾炎，深更半夜被送往诊所救治。值班医生是个新手，不敢动手术，打发人去三公里外的阿巴姆茨克家请他亲自操刀。两人自此相识，不久，玛丽娜就嫁给了阿巴姆茨克。

当时主政新疆的盛世才奉行亲苏政策。新疆省警察厅奉盛之命配合苏联政府在新疆侦缉“苏维埃敌人”，全疆各地都有一些祖籍俄罗斯的旅疆侨民被捕。玛丽娜婚后不到一年，一天晚上，阿巴姆茨克被省警察厅逮捕，一个月后，警察厅通知玛丽娜去认领丈夫的尸体，说阿巴姆茨克已经病殁于监狱。就这样，玛丽娜成了寡妇。

玛丽娜没有再嫁。这时她的母亲已经去世，她也不打算回娘家跟兄嫂一起过日子，就住在阿巴姆茨克留下的房子里。丈夫留下一些积蓄，两个哥哥不定期给她一些救济，此外，她还从教会和沙俄旅疆侨民协会（其成员均系沙皇政权被推翻后逃到新疆的侨民及其子女）办的慈善组织接一些制作手工艺品的活儿，挣些钱钞贴补家用。

侦查员问郭甲长是否知道玛丽娜平时跟什么人来往，郭甲长摇头不知，但他说可以把玛丽娜的几个女邻居唤来问问。

很快就来了三个邻家大嫂，侦查员了解下来，得知玛丽娜平时不大出门，独自待在家里做手工活儿，好像也没有什么人来客往的，偶尔她那两个也长得人高马大的哥哥上门给她送些钱粮。只有过节时，她才在家里接待其兄嫂两家，大大小小十来口人，听动静有些热闹。

侦查员问最近几天是否有人去过她家，前天晚上是否听见她家有什么动静。那三位说没留心，虽然她们跟玛丽娜是近邻，可是玛丽娜家的房子比较大，有五间瓦房，还有前后院子，两个院子都有门，客人若是从后院进出，邻居是不可能察觉到的。

专案组认为不能排除玛丽娜窝藏案犯的可能，决定当晚以查户口为名对玛丽娜的住所进行搜查。考虑到案犯有武器，井能锦向领导汇报行动方案时请求调派部队战士予以配合。

当晚九时许，专案组五名侦查员和市军管会派来的一个班的战士悄然前往玛丽娜的住处。战士们把前后院门牢牢守住，派出所民警上前敲门。好一阵，玛丽娜才来应门，用生硬的汉语询问是什么人。专案组侦查员王罗宝通晓俄、维、哈萨克语，直接用俄语道明来意。玛丽娜不肯开门，说她一个寡妇，晚上不便让人入内，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刚说到这里，后院门口传来一阵喧哗——一案犯欲从后门逃走，刚开门就被守伏着的战士拿下了。

侦查员从被捕的案犯身上搜到两支美制左轮手枪和四十多发子弹。当下，就将其和窝主玛丽娜押往专案组驻地。

案犯终于归案，往下，只要顺藤摸瓜深挖彻查，料想就可以使案情真相大白。当时专案组诸君都是这么想的，大家都觉得心头一松，根本没想到竟然还会有意外发生……

 

四、变生不测

专案组驻地在市公安局内，军管会那一个班的战士相帮把两个案犯押到公安局大门口后，就算完成了任务。专案组有五名成员，加上派出所的两个民警，七个人七支枪，把两个上了手铐的案犯押进公安局还不容易？确实，当时不管是离开的战士还是在场的侦查员都是这样想的。可那对男女案犯想的却是待战士离开后伺机脱逃。

藏在玛丽娜家的案犯名叫伊万诺夫，和玛丽娜是表兄妹，两人的母亲是嫡亲姐妹。玛丽娜的父母逃到迪化后，给还在苏联国内的亲友捎信道明情况，让他们放心。当时苏联国内的情况非常不好，伊万诺夫的父亲已经死于修筑铁路的工地上，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在农村的日子极为难过。收到信后，伊万诺夫的母亲便决定逃往新疆投奔妹妹、妹夫。苏联国内的局势比较混乱，反政府武装还在一些区域横行，契卡（克格勃前身）还腾不出力量追踪那些逃亡者。伊万诺夫的母亲带着三个年幼的子女经过将近一年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迪化。由于有玛丽娜父母相助，他们很快就解决了生存问题。伊万诺夫成人后，被新疆省警察厅录用，在便衣队当了一名密探。盛世才亲苏那段时间，伊万诺夫知道自己童年时从苏联逃到新疆的行为在苏联人眼里属于“叛逃”，担心受盛世才之邀来省警察厅任职的苏联顾问对他进行清理，干脆主动辞职，去哈密当兵。后来又投奔乌斯满，被挑选进了卫队。

这次，伊万诺夫奉乌斯满之命到迪化执行秘密使命，带着助手崔任清（即被他灭口的那位）落脚于表妹玛丽娜家。1月3日晚上两人出去活动时，与解放军的巡逻小组发生枪战，伊万诺夫打死崔任清灭口，劫马侥幸逃脱。为防追兵沿着雪地上的马蹄印循踪而至，他中途弃马步行，带伤逃回表妹住所。两天后，破裂的创口已重新结痂。不想今晚在没有丝毫征兆的情况下，专案组突然袭击，将其逮捕。伊万诺夫知道此番落到新政权手里断无生路，遂决定作鱼死网破的挣扎。兄妹俩被铐上手铐时，伊万诺夫朝表妹递过去一个眼色，意思是让表妹掩护他脱逃。玛丽娜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但可能是因为有血缘关系的缘故，竟然准确地理解了表哥的意图。

不过，玛丽娜还不知道应该何时开始掩护，就在押解途中要求上厕所。侦查员说此刻不方便，让她忍一忍。伊万诺夫便用汉语嘀咕了一句“到了警察局再上吧”。这话侦查员都听见了，却没想到这是两人之间的一种信息沟通。可是，玛丽娜已经心领神会。

伊万诺夫以前当过省警察厅的密探，对迪化市公安局不陌生，因为迪化市公安局所在地就是前国民党警察局，对押解人犯的措施也清楚，他知道那些解放军战士不会进市局。待战士一离开，他故意脚下一个趔趄跌倒在地，侦查员把他扯起来时，他向表妹发出了信号。玛丽娜知道表兄要行动了，当下也是脚下一滑跌翻在地，还假装跌得不轻，哇哇乱叫。

伊万诺夫之所以敢动脱逃的脑筋，其底气来自他对铐在自己手腕上的那副手铐质量的了解。迪化市公安局使用的手铐还是民国前期杨增新任新疆都督组建迪化巡警局时置办的，十年前伊万诺夫在新疆警察厅便衣队供职时使用的也是这种手铐。这种手铐用白铜制造，看上去亮光闪闪，可质量不大牢靠，中间的链环更是粗制滥造，链环的接口不是焊接的，而是用钳子夹到两个断头碰上就是了。对于寻常人犯，这种东西当然是绰绰有余，不过遇上有一把子蛮力的那就不起作用了，用力一挣就可以把链环的接口处扯开。另外，还有齿扣松动打滑的毛病，经常会碰到打开了铐不上或铐上了打不开的尴尬。所以，当时的警察除了抓人之外，还有一桩额外活儿——修理手铐。伊万诺夫离开警察局已经十年，以为这种状况想必已经得到改观，抗战胜利后报纸上曾宣称民国前期的老铐子被美国进口的不锈钢手铐取代了，哪知这回侦查员用来铐他的仍是当年的货色，他便认定这是自己的运气，可以死里逃生了。

要说这位玛丽娜女士，在其他方面的智商平平，可是在配合表兄脱逃这事上，心眼却是玲珑剔透。当下，她也不嫌地上又是雪水又是泥浆，竟然就地打滚，将近二百斤的体重，两个侦查员都扯不动她。组长井能锦看着直皱眉头，上前搭手相帮。伊万诺夫意识到机会到了，铐在背后的双手一用力，鼻子里闷哼一声，便把链环挣开了。双手恢复了自由，只一拳就把扯着他肘弯的派出所民警打翻，又一肩膀把侦查员夏风顾撞倒，然后拔腿就逃。

井能锦叫声“不好”，拔出手枪便追，嘴里一迭声喝令逃犯“站住”。另外几个侦查员回过神来，尾随紧追，有人朝天鸣枪。井能锦刚叫了声“抓活的”，背后一声枪响，已经奔出二十来米的伊万诺夫就像被一只无形的巨手猛推了一下，猝然朝前扑倒。井能锦上前一看，子弹打在背部，从前胸穿出，眼见得没救了。当然，死马也当活马医，随即把公安局唯一的那辆中吉普开出来，载上了送医院。可是，伊万诺夫在途中就停止了呼吸。

这致命的子弹并非出自哪个侦查员的枪膛，而是公安局门口站岗的警备区派驻市局的解放军战士开的枪。这战士挨了批评，但没有给什么处分，毕竟这也算是岗哨的分内之事。

可是，对于专案组来说，简直等同于灭顶之灾。好不容易查到了线索，把人抓到，已经押到公安局门口了，再过片刻就可以讯问了，却不料竟有这样的结果。

枪声惊动了市局值班领导，主管政保的副局长兼军管会公安部副部长李光清闻声出来查看，这时专案组长井能锦已经随车去医院了，留下的侦查员自然挨了一顿训。当然，对于井能锦来说，不仅仅是挨训，还得写出深刻检查。不过，井能锦从医院回来后最急着要做的事儿不是去领导那里检讨，也不指望领导会有什么锦囊妙计补救，他寻思唯一的指望是从那个玛丽娜嘴里挖出线索来。

在讯问玛丽娜前，井能锦先派侦查员邢开捷、乔仁香前往玛丽娜的住所，任务有二：—是对其住所进行彻底搜查，二是守株待兔，没准儿运气好，有同党前来联络，那就先拿下再说。

井能锦连夜对玛丽娜进行讯问。

玛丽娜有限的智商已经消耗在掩护表兄脱逃上，这会儿又恢复到一般状态了。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侦查员还没时间坐下来好好回忆一下伊万诺夫脱逃的全过程，想一想其中是否有蹊跷之处，因此，谁也没有把此事跟玛丽娜联系起来，只以为是巧合。而玛丽娜呢，一直认为自己是无辜的，警察把她带进局子一来是为了解表哥的情况，二来无非是吓唬吓唬她。基于这样的想法，玛丽娜就显得比较坦然，她可能以为侦查员听不懂俄语，所以还尽量用生硬的汉语来作陈述。井能锦此刻心急如焚，对她说你还是说俄语吧，我们这位同志听得懂。

玛丽娜于是交代了伊万诺夫跟她的表兄妹关系，藉以强调她让表兄带着一位朋友住在自己家里是合理合法的。表兄最近几年在干些什么，她并不清楚，只听表兄说是带着朋友来做皮货生意的。伊万诺夫和那个叫崔任清的朋友是12月28日来她家的，有时外出，有时就待在家里喝酒聊天。外出时间以白天为主，因为元旦后军管会才宣布解除夜间戒严。至于他们去外面干什么，去了些什么地方，她一慨不知。

侦查员问了崔任清的年龄、体形、相貌，玛丽娜所说的跟1月3日晚上被伊万诺夫灭口的那主儿完全相符。接着就问到了解放军军装的事儿。玛丽娜说她没看到他们穿军装，也不知道他们有军装。

侦查员换了一个话题：“12月31日那天，他们两人出去了没有？”

玛丽娜想了想说：“出去了，上午九点多出去的，直到下午五点才回来。”

侦查员估计那天那个车轴汉子用“拍花”的方式抢劫炊事班长谷正黄的军装时，伊万诺夫两人就在附近尾随着作掩护。“那么，这段时间里是否有人去你家找过伊万诺夫呢？”

玛丽娜一口咬定没有。

“你有没有跟他们一起出去过？去了哪里？跟什么人接触了？”玛丽娜还是摇头。

“那就说说大前天（即1月3日）晚上的事儿吧。”据玛丽娜说，那天吃过晚饭后，伊万诺夫和崔任清两人说出门去溜达溜达，让玛丽娜不必等他们，给留着门就是。当时伊万诺夫空着手，崔任清肩上挂着个褡裢样的布包，不知装着什么东西，看上去没什么分量（侦查员估计放着那套军装）。玛丽娜在自己住的东屋里做了会儿手工艺品活儿，早早就休息了。不知睡到几时，她被轻轻的叩门声惊醒。开门一看，她吃了一惊——表兄一脸惊恐地进了屋，说话也不像平时那样利索，让玛丽娜快给他烧锅热水。玛丽娜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烧好了热水才知道表兄腿上的创口破裂了，流了不少血，烧热水是为了放些食盐清洗创口，以防感染。

伊万诺夫之前没对表妹透露过他的腿上有创口，这时才告诉玛丽娜说这个位置长了一个毒疮，已经一个多月了，最厉害时有酒杯口那么大。本来已经收口结痂快要好了，刚才出去时遇到了几个醉汉，打了一架，对方人多，他吃了点儿亏，创口破裂流血。他拿出钞票给玛丽娜，关照她明天上街去西药店买消毒药水等一应药品。

玛丽娜问崔任清怎么没回来，伊万诺夫说他把崔任清送到另一位朋友家了，他就是返回途中遇到醉汉的。玛丽娜对侦查员说，当时她暗忖那几个醉汉肯定非常厉害，因为若论打架，她这位表兄可是行家里手，从小打到大，可谓“身经百战”。而且，表兄少年时就拜师习练摔跤、角力，拳击，虽然没有参加过正式比赛，但在迪化圈子里还是小有名气的。这回却栽了跟斗，那只能说明对方太厉害了。

讯问结束，玛丽娜以为自己没事了，说这么晚了，她一个人不敢走夜路，要求侦查员送她回家。侦查员讯问下来未能获得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伊万诺夫又死了，担心这个案子走入死胡同，自是恼火，说谁说要放你回家了？你犯了窝藏罪，政府要处理的！

办好手续把玛丽娜送进看守所后，已经是1月6日凌晨一点多了。井能锦让侦查员王罗宝、夏风顺抓紧时间休息，他则去玛丽娜家，给在那里蹲守的乔仁香、邢开捷送点儿吃的。

其实，乔仁香、邢开捷前往玛丽娜家搜查和蹲守时是带着干粮的，井能锦这会儿冒着严寒赶过去，主要是想看看他们在玛丽娜家有什么新的发现。这个案子侦查到这当儿已经差不多断线了，没有什么新发现的话那可真是山穷水尽了。井能锦走的是后门，来开门的邢开捷愁眉苦脸，井能锦心里一凉，寻思看来没戏。进屋一问，那二位果然没啥新发现。他们已经搜遍了玛丽娜家的五间平房，玛丽娜把家收拾得很整洁，她也不喜欢在家里堆放杂七杂八的东西，所以屋里可搜查的地方并不多。

井能锦听着自是失望，想了想，便一间间屋子去查看。最后查看的是东侧玛丽娜的卧室，邢开捷、乔仁香把箱子，橱柜里的东西拿出来翻检后都堆放在床上——他们为这个案子已经折腾了三天，太累了，没有精力再把东西依样放回原处，只好先堆在床上回头再处理。井能锦略略翻检了片刻，其中的一样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是一块崭新的绛红色厚呢料，邢开捷、乔仁香先前检查时是从衣橱里拿出来的，折叠成一个长方形，外面衬着一张印着出售商家字号和推介商品的广告纸，用纸绳扎着。邢、乔解开纸绳把料子抖开查看过，没有重新折拢扎起，就扔在床上的衣服堆里。这块料子之所以使井能锦产生了兴趣，是因为它是全新的，其大小足够玛丽娜做一件长风衣了。玛丽娜的经济条件一般，她怎么舍得花这么一笔钱钞买这样一块高档呢料子呢？况且，如果光穿着这样一件高档料子制作的风衣而没有与之配套的毛衣、围巾、帽子和皮鞋，其效果显然比不穿还差。可是，那些可以跟这块呢料相搭配的其他东西在哪里呢？

井能锦对这块呢料的来源产生了疑问。他怀疑这块料子是伊万诺夫送给表妹的，而且就是这次窝藏她家时送的。这个情况，先前讯问时玛丽娜并未交代，她坚称表兄和崔任清来她家时没带任何东西，也没给过她钱，只是1月3日晚上在外面跟人打架导致腿部创口破裂后，让她去买药时才给了她十万元。如果这块料子确实是这次伊万诺夫和崔任清登门时送给玛丽娜的，那么她故意隐瞒显然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很有可能就是专案组目前最想获得的线索！

当天上午十时许，井能锦叫上侦查员王罗宝前往那家名唤“泰永昌”的布店，出示那块呢料，店方确认是该店出售的。“泰永昌”老板杨芝福查了账单，说这块料子是1月2日卖出去的。至于购买情况，那得向当时接待这位顾客的李先生了解了。李先生这天休息，杨老板知道公安人员急着要查明情况，就指派一名学徒领着井能锦、王罗宝前往李家去了解。

李先生告诉侦查员，那天前来购买呢料的有三个人，两个说俄语的男女和一个汉族人。侦查员请他详细回忆了这三人的年龄、体态、相貌等，确认这三个顾客就是玛丽娜、伊万诺夫和崔任清。李先生说，这块料子是那个说一口俄语的大汉掏钱给那个体态壮硕的女子买的。那女子非常高兴，咧开大嘴哈哈直笑。

井能锦、王罗宝离开“泰永昌”后径直去了看守所，把玛丽娜从监房开出来，也不跟她说什么，就把裹在呢料外面的那方头巾打开。玛丽娜看着料子，脸色竟然如常，把目光移到侦查员脸上，说这是我的东西，你们拿来做什么？井能锦说你还记得昨天讯问时自己说的话吗？这块呢料是谁给你买的？你不说实话没关系，那个崔任清我们已经抓到了。现在给你一个机会，马上交代还来得及。给你三分钟时间考虑，过时不交代，就不需要你交代了，我们照样结案。

玛丽娜害怕了，满脸的肥肉瑟瑟颤动，不需要三分钟，立刻就招供了。她承认这块呢料是表兄伊万诺夫给她买的。元旦下午三点多，有一个维吾尔族妇女来她家，给伊万诺夫和崔任清送来了一条羊腿，坐都没坐就告辞了。第二天上午，玛丽娜和伊万诺夫、崔任清一起出门，路过“泰永昌”时，一行人进了布店，伊万诺夫给玛丽娜买下了这块料子。中午，玛丽娜跟着表兄、崔任清在“鸿春园饭馆”吃了一顿中式午餐，一起吃饭的还有另外两个男子，一个是汉族人，另一个是维吾尔族人。

侦查员仔细询问了那两人的年龄、相貌特征，认定那个汉族男子就是12月31日对谷正黄实施“拍花”抢劫的车轴汉子。另一个中年维族男子身材瘦长，有着一个高高的鹰鼻，脸色阴沉，伊万诺夫称其“鲍先生”。当时他们是用维语交谈的，玛丽娜听不懂，也没兴趣听，她的大部分心思集中在满桌她过年都吃不上的丰盛菜肴上，小部分则沉浸在表兄给她买呢料的喜悦中，根本没注意这些人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他们谈话时把声音压得很低，有两次那位鲍先生还示意车轴汉子去包房外面留意是否有人偷听。

饭局结束后，鲍先生跟伊万诺夫、崔任清握手拥抱。玛丽娜记得鲍先生这时说了一句俄语，那是在伊万诺夫对其用俄语说了一句“那我等您的消息”后，鲍先生下意识地用俄语回答：“好的，我会让人通知你。”

专案组认为，那个鲍先生应该还不知道伊万诺夫已经出事，可能会派人前往玛丽娜家与其联络。如此看来，还要继续在玛丽娜家守下去。

 

五、神秘的“鲍先生”

回过头来，说说乌斯满以及玛丽娜供词中所交代的那个鲍先生。

1949年10月25日，乌斯满与贾尼木汗送走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之后，两人一番商议下来，决定武装对抗人民解放军。11月初，乌斯满、贾尼木汗在迪化东北两百公里外的奇台西南切别清的渠根达夏牧场召集其心腹部属开会。这个会开了八天，倒不是需要研究的事儿特多，而是因为乌斯满、贾尼木汗要等另一个重要人物的消息。这个重要人物就是哈密专区专员尧乐博斯。

在当年组织新疆叛乱的三个头目中，若论名气，乌斯满最响，而要说资历，那当数尧乐博斯了。尧乐博斯1889年出生于新疆巴楚县的一个维吾尔族家庭，八岁时被哈密道台黄光达收为养子，取了个汉族名字叫黄景福。他十六岁开始经商，1910年走上仕途，成为哈密王、清朝末代札萨克和硕亲王沙木胡索特的心腹，担任王府“通事”（翻译）兼“掌事”（负责商务的帮办）。杨增新主政新疆时，他被任命为官车局佐办（交通局长）。执掌新疆东大门交通运输大权。盛世才主政新疆伊始，尧乐博斯出任哈密县长，后受到排挤，遂逃往青海投奔马步芳，经马推荐到南京晋见蒋介石，被蒋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后又升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46年秋，尧乐博斯返回哈密，次年出任哈密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和国民党党务指导员，集哈密党、警、政大权于一身，成为新的“哈密王”。

美国中情局对于尧乐博斯这样的人自然非常重视，早在半年前解放军尚未进军新疆时，美国驻迪化领事包懋勋就频频与尧乐博斯接触，密谋新疆一旦被中共占领后尧乐博斯应该采取的行动。按照中情局的策划，尧乐博斯将与乌斯满、贾尼木汗一起发动武装叛乱。后来，马克南也曾多次与其联络。在离开新疆前与乌斯满、贾尼木汗会谈时，马克南特地提到了尧乐博斯，关照发动叛乱前务必要跟其取得联系，三人商量后一并行动。马克南临走前给尧乐博斯发了密电，要求他尽快与乌斯满、贾尼木汗取得联系。

新疆和平解放后，尧乐博斯被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推选的临时政府暂时留用，继续担任哈密专员。他还当着官，就不能自由活动，当然更不能赶到奇台县去跟乌斯满、贾尼木汗当面讨论发动叛乱的事情，而乌斯满和贾尼木汗也是全疆皆知的著名人物，更不敢前往已由中共控制的哈密去会见尧乐博斯。所以，他们之间的联系是靠电台以及秘密信使。乌斯满、贾尼木汗知道尧乐博斯的重要性，不敢轻举妄动，一直在等待他的消息。只有等到尧乐博斯的消息后，他们才能作下一步的打算。

又过了数日，尧乐博斯终于派密使捎来一封密信，说他同意发动叛乱，又说如果铁了心要对抗共产党军队的话，那最好尽早发动，趁解放军尚未站稳脚跟时下手最有把握取得成功，还容易造成重大影响。

于是，乌斯满和贾尼木汗密议叛乱方案，最后决定以距迪化市千里之外的镇西县（今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为叛乱武装的基地。之所以要把镇西定为基地，是基于以下原因：该县居民以哈萨克族居多，而乌斯满和贾尼木汗都是哈萨克族，有号召力。而镇西位于天山山脉与东准格尔断块山系之间的草原上，东邻伊吾，南接哈密，西毗木垒，北界就是外蒙古了。叛乱武装基地建立于此，东向哈密可切断解放军与内地的联系，西向迪化可夺取新疆省会，如果叛乱失败，被解放军追得走投无路时，北去则可窜入外蒙古躲避一时，往南则可经甘肃流窜青海。

乌斯满和贾尼木汗与哈密的尧乐博斯几次沟通，终于在1949年12月22日定下了整个叛乱计划：由尧乐博斯策动驻在昌吉的新疆和平解放时已起义的原国民党骑兵第七军中受其控制的那部分官兵首先发动叛乱，受乌斯满控制的景化县县长乌拉孜拜发动昌吉、呼图壁—带的牧民响应。乌斯满本人在孚远、奇台、木垒组织叛乱活动。尧乐博斯、贾尼木汗则分别在哈密、伊吾同时举事。

三人的策划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为配合叛乱计划中的西向迪化夺取新疆省会，也为了牵制解放军兵力，他们计划在迪化市内制造恐怖事件。

乌斯满与贾尼木汗商量的具体做法是，待昌吉的原国民党骑兵第七军发动叛乱后，呼图壁、阜康、孚远、奇台、木垒、啥密、伊吾数地也陆续开始行动。迪化市内的恐怖袭击宜在多地行动的间歇中发动，事先准备二十至三十匹马，上置燃烧，爆炸物，点燃后任其在市内商业街上狂奔乱跑，同时组织人员在现场向混乱的人群开枪扫射，投掷手榴弹，炸药包。乌斯满，贾尼木汗把上述计划通过密使送至在哈密的尧乐博斯后，得到了尧乐博斯的赞同。尧乐博斯主动提出，这个计划可以由其潜伏于迪化市内的心腹莫尼达（即鲍维鑫，上文所说的鲍先生）负责，要求乌斯满、贾尼木汗派遣数人前往迪化协助实施该项行动。于是，乌斯满就指派其部属伊万诺夫带着崔任清前往迪化与鲍维鑫接头，进行这项计划的准备工作。待时机成熟，即将行动前，再根据需要派遣人员潜入迪化供鲍维鑫差遣。

莫尼达是哈密出身的维吾尔族人。他是尧乐博斯的老部下，早在1933年尧乐博斯担任哈密县长时，就已在其手下当差了，做的是秘密工作——搞情报。他没有公开职务，在别人眼里不过是干些跑腿活儿，其实却掌握着一个有十八名成员的秘密小组，在新疆各地以及甘肃、青海为尧乐博斯收集情报。后来，尧乐博斯受到盛世才的排挤，无法立足，出走青海投奔马步芳，继而又先后旅居南京、重庆，莫尼达始终紧随其侧，负责尧乐博斯与新疆方面的联络。1946年，尧乐博斯回到哈密出任专员。莫尼达这人有点儿怪，尧乐博斯念其长期跟随自己，即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想在哈密专区衙门弄把交椅让他坐坐，可是莫尼达对此却无兴趣，说既然大局已定，那我就可以离开您了。遂去迪化经商，开了家“尼达商行”，专门跟苏联、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家做外贸生意。

1949年8月，尧乐博斯忽然给莫尼达发了一份急电，让他去一趟哈密。莫尼达还是和以前一样，召之即至。尧乐博斯对莫尼达说形势紧张，中共军队即将进军新疆，新疆方面的国民党要员也已动摇，正在策划起义，新疆落入中共之手基本已成定局。不过那是暂时的，一俟美国政府插手，蒋总统获得支持后必定会光复大陆收复失地云云。上完一堂形势大课，尧乐博斯这才说美国驻迪化领事馆有一批物资需要找个可靠的人代为保管，人家托其物色，他第一个就想到了莫尼达。莫尼达自是点头。于是，他开的商行就为美国领事馆——其实是中情局——保管了包括武器弹药、无线电器材等在内的一大批物资。后来知道，这批所谓“保管”的军用物品，其实就是美国中情局提供给乌斯满、尧乐博斯发动叛乱时发挥作用的。莫尼达再次上了老主子尧乐博斯的贼船。他本人直到后来被处决时都不知道，早在他接到尧乐博斯急电之前半个月，其名字已经由尧乐博斯代为报予美国中情局，成为了这个全世界著名情报机构的一名外籍雇员。中情局从1949年9月开始，就已经按月给他发饷了，不过，这份报酬是存在银行里的，他本人不知道。

新疆和平解放后的第三天，莫尼达接到尧乐博斯的电报，让他去哈密走—趟。到哈密之后，按照老主子的吩咐，莫尼达仍干他以前的老本行，负责替尧乐博斯收集迪化的情报，并按照指令跟有关对象联络。他的公开身份仍是做外贸生意的老板。

1949年12月初，被和平解放后组建的新疆省临时政府留任的哈密专员尧乐博斯去省会参加临时政府会议，“顺便”跟莫尼达见面。这时，莫尼达才知道自己的秘密工作将有所拓展，除了搞情报之外还要实施行动。屈指算来，莫尼达已经从事了将近二十年的情报工作，堪称老资格的情报特工了。不过，他从未参加过一天的特工训练，因此，他根本不知道特工行业还有“情报”和“行动”之分。此刻尧乐博斯对他一说即将进行的新工作，他并无隔行如隔山的顾虑，一口答应，而且不计报酬。

12月27日，乌斯满派来的伊万诺夫和崔任清抵达迪化，莫尼达跟他们在约定的地点见面，使用的是化名——鲍维鑫，故那二位称其“鲍先生”。莫尼达已经对要做的事儿进行了准备，他告诉伊万诺夫说根据他接到的命令，由他主持这项行动，具体下手时的现场指挥届时会由乌斯满派来，或者没准儿就是你伊万诺夫也有可能，反正严格按照命令执行就是。至于实施时的装备，他这边有美国人留下的枪支弹药，定时炸弹，自动喷火燃烧器等，人员和马匹乌斯满会派来。莫尼达说着，拿出两支崭新的美制左轮手枪和五十发子弹作为见面礼送给伊万诺夫和崔任清。伊万诺夫说，他临来迪化前乌斯满说过届时行动人员他可以派来，不过没有马匹，需要迪化这边准备。

莫尼达一听就着急了，据他测算，届时需要的马匹不少于二十匹。二十匹马是一个什么概念？乌斯满与马克南分别时，以赠送的名义向马克南提供了十四匹马，马克南留下了二十五两黄金。两人的这桩交易中，马克南是占了便宜的，如果到市场上去购买，二十五两黄金是买不到十四匹能够长途跋涉的健壮马匹的。现在，莫尼达要执行的行动需要至少二十匹马，如果购买的话，那该是多少黄金？就算是买次一点儿的马，最少也得三十两吧！莫尼达一下子拿不出这么些黄金，即使拿得出，他也不可能自己贴钱为尧乐博斯和乌斯满干活啊！这事该咋办？他问伊万诺夫，伊万诺夫只是摇头。于是，莫尼达立刻去邮电局向哈密拍电报用暗语说了这事。

次日，尧乐博斯回电说，此事可用“就地自行筹措”的方式解决。换句话说，就是让他们通过作案筹措该笔钱款。莫尼达和伊万诺夫、崔任清商量解决办法，最后决定对居住于山西巷的一个印度富商实施抢劫。莫尼达跟那个富商熟识，知道他因迪化被中共占领不敢留下继续经商，决定变卖货物、房屋后回国，所以估计其手头应该是有黄金、银元的。不过，印度富商有两个人高马大的锡克族保镖，原是有军用手枪的，解放后手枪上缴，但还有英国制造的猎枪。三人反复商量下来，决定冒充解放军登门作案，先凭着假身份把保镖糊弄住，然后出其不意下手。

这样，就需要搞两套军装。莫尼达说此事可由其设法解决，让伊万诺夫和崔任清按照预先定下的计划在玛丽娜处等侯消息。12月31日，莫尼达指使商行伙计、长期跟随他为尧乐博斯效劳的王进泉（即车轴汉子）用“拍花”手段劫得解放军炊事班长谷正黄的军服。另外一套军装却有点儿难度，因为伊万诺夫这家伙身高近一米九，驻守迪化的解放军部队中鲜有这等大个子战士，得冲民族军（新疆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革命”的武装部队，成员均系俄罗斯、哈萨克、维吾尔等民族。1949年10月，民族军为接应人民解放军入疆，自玛纳斯河以西分别进至东疆和南疆。12月上旬，一部到达迪化，与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会合）或公安局留用警察中身材高大的少数民族警员下手（当时警察穿军装）。莫尼达打听到有一个吐鲁番的大个子少数民族警员来迪化出差，下榻于“辉煌旅馆”，于是约伊万诺夫和崔任清在“鸿春园”共进午餐，命令他们设法劫取那个少数民族警员的军服。

莫尼达寻思这等小事还不是小菜一碟，可是，两天过去了，伊万诺夫那边却没有消息。莫尼达等不及了，便指令王进泉通知伊万诺夫在约定地点见面。

对于在玛丽娜家蹲守的专案组侦查员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好机会。

 

六、守株待兔失利

莫尼达当初离开尧乐博斯前往迪化经商，倒真的是想通过做生意致富，所以，他开的这家商行招收的人员都是适于经商的，只有王进泉例外。

王进泉是回族，老家在甘肃瓜州，少年时因逃荒去了新疆，在草原上放牧，后来到哈密给人赶大车。他最初跟莫尼达的合作就是当车夫。莫尼达替尧乐博斯搞情报和对外联络，需要交通工具，但又不是天天需要，所以最先是向车马店雇佣马车驴车，后来尧乐博斯给他备了一辆马车，雇王进泉为专职车夫。从此，王进泉就成为莫尼达掌握的那个情报小组的成员之一。说是专职车夫，事情多忙不过来时莫尼达也派给他一些刺探情报之类的活儿。莫尼达去迪化开商行时，其他手下都没带，只带了王进泉这个车夫。

莫尼达重新上了尧乐博斯的贼船，王进泉也就成了老板唯一信赖而且能够胜任秘密工作的部属。莫尼达将其作为“一专多能”的对象使用。这段时间，王进泉做过往来于迪化和哈密之间的地下交通工作，负责保管马克南提供的武器、间谍器材。12月31日还单枪匹马抢劫了一套军服。另外，莫尼达在迪化市内传递信息的活儿也是交给他做的。玛丽娜供述有一个维吾尔族妇女来她家给伊万诺夫送信，那个维族女子就是他的老婆热尼亚。

现在，王进泉受莫尼达的指派，准备通知伊万诺夫和崔任清跟莫尼达见面。

1月7日在玛丽娜家蹲守的是侦查员王罗宝和邢开捷，另外三名侦查员井能锦，乔仁香和夏风顺则化装成路人在附近转悠着观察周围的情况。其时，迪化的室外最低气温大约在零下三十度，长时间在露天待着任谁都扛不住，所以侦查员们轮流换班，隔一段时间就到玛丽娜家里待一会儿暖暖身子。

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没有人登门。

第二天也是这样。

第三天，天降大雪。整个儿白天没有任何情况，天黑后，组长井能锦给在玛丽娜家蹲守的两个侦查员送晚饭，到得门口，拧亮手电筒想查看雪地上是否有脚印时，忽然看见石头砌就的门框一侧下部离地尺余的位置有一个黑色的三角图案。井能锦心里一动，寻思前两天没见过这么一个图案嘛，这是谁画上去的，是不是隐藏着什么名堂？他蹲下身子用手指轻拭，发现这图案像是用木炭画上去的。

井能锦倒抽一口冷气，心里暗忖：完了！这肯定是对方画上的记号，多半是与安全有关的，怪不得蹲守数日没有人上门。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井能锦立刻叫上侦查员王罗宝前往看守所提审玛丽娜。玛丽娜却是一脸茫然，说她不知道这事儿。井能锦、王罗宝再三追问，玛丽娜始终这样说。当晚，专案组诸君就在玛丽娜家里开会专门分析此事，大家再次阅读了玛丽娜被捕头天的讯问笔录，反复讨论，最后一致认为玛丽娜很有可能真的不知道关于门口画记号的情况。

那么，这个三角图案是谁画上去的呢？它要传递什么信息呢？专案组分析下来，认为应该是敌方——十有八九就是那个鲍先生——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跟躲藏在玛丽娜家里的伊万诺夫和崔任清两人的一种联系方式。1月2日，鲍先生在“鸿春园”跟伊万诺夫、崔任清一起吃饭下达指令时，显然已经考虑到执行该使命的危险性，为防万一，他就改变了指派那个维吾尔族妇女（即王进泉的老婆，当时专案组不可能知晓这一点）登门通知的做法，指使手下悄然前来，偷偷在玛丽娜家门口画上这个图案作为记号。如果伊万诺夫和崔任清没有出事，他们会每天检查门框上是否有这个约见信号，有的话就会在发现后的次日前往约定地点见面，如果这个记号画上后两三天内伊万诺夫和崔任清都没去赴约，那就说明他们出事了。

本案破获后，案犯的供词证实了众侦查员的推断。莫尼达指派王进泉前往玛丽娜家门口画这个记号，王进泉对于伊万诺夫和崔任清是否出事心里也没有底，担心中了公安的埋伏，花五千元在街头临时雇佣了一个小乞丐，命其悄然前往玛丽娜家门前用木炭画上了那个三角形记号。在玛丽娜住宅附近监视的侦查员应该是看到了那个小乞丐的，只是没有留意到他这个一瞬间就可完成的动作罢了。

如此，专案组诸君对继续蹲守下去就失去了信心，但又找不到新的侦查途径。最后，经请示领导，还是决定继续安排专人在玛丽娜家蹲守，同时对周围邻居进行走访，看是否有人能够提供什么情况。

1月10日，专案组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这天中午，蹲守的侦查员邢开捷、乔仁香忽然听见有人敲门，顿时一个激灵，难道是鲍先生派的联络人来了？激动之下，他们忘记了一件事——如果是鲍先生派来的联络人，为避免引人注目，很可能会走后门，而此刻被敲响的却是前门。当下，两个侦查员二话不说直接奔去开门。

门外是一位中年邮差，邮差问明这里确是玛丽娜的住所后，要求玛丽娜出面凭图章签收一封挂号信。邢开捷佯称自己是主人家的亲戚，说女主人正好外出了，要求代为签收。邮差同意了，不过坚持一定要盖收件人的图章。这个就颇有难度了。玛丽娜是否有图章侦查员并不知道，即使有也不清楚放在何处，因为搜查时并没有发现过图章。没有图章，邮差根据制度拒绝留下信件，说了声“对不起”就走了。

不过，专案组还是通过邮电局的军代表取到了这封挂号信。井能锦拆开信封时满怀着希望，可是，待到一看里面的内容，却是一场空欢喜。那根本不是什么信函，而是一家商号用蜡纸刻写自己油印的推销商品的广告。每年进入腊月后，颇有一些商号刻印这种广告在门口散发，根本不可能向客户邮寄，更没有必要用挂号信的方式邮寄，这种成本一般商家是承担不起的。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专案组决定查一查再说。把信拿到邮电局去一了解，邮局无法提供寄信人的情况。这封信虽是挂号，却并非到营业所的柜台窗口交寄，而是贴足了邮票自行投进路边的邮箱。侦查员又去了那家正在进行年终优惠促销的南货店，一问，果然从来没有向任何顾客寄过广告。

接下来就轮到专案组长井能锦跺脚后悔了——这显然是鲍先生刺探玛丽娜家这边是否出事的一个招术。对方把这封挂号信投进邮箱，按照邮局处置本市邮件的速度，在邮差送达玛丽娜家之前派人化装路人去现场附近溜达。邮差来到玛丽娜家门口敲门投递时，来应门的不是女主人玛丽娜而是两个汉族男子，那肯定意味着玛丽娜家这边出事了。

次日，经专案组开会研究并报请领导批准，撤销了设在玛丽娜家的蹲守点。

再说莫尼达这边，当他通过邮寄挂号信的方式最终确认伊万诺夫、崔任清出事后，不禁大为吃惊。莫尼达长期为尧乐博斯做情报工作，形成了情报特工所独有的机智与警惕的性格。王进泉在玛丽娜家门口画三角图案未获得回应，他已经意识到不妙，不再在商行出现，立刻转移到商行斜对面那家早在一年多前就租下的民房里。这是他设置的一处秘密藏身点，进出不走前门，只走后门，只有其心腹手下王进泉知晓这个地点。在这里，他可以监视商行周边的情况。两天躲藏下来，商行并未发生什么情况，还是照常营业，也没有可疑对象监视商行。于是，莫尼达就产生了侥幸的念头，暗忖会不会伊万诺夫和崔任清并未出事，只是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对信号作出及时回应。可是，又等了一天，伊万诺夫还是没有消息，莫尼达便决定用寄挂号信的方式进行试探。现在，莫尼达终于确信伊万诺夫出事了。

专案组侦查员分析挂号信时。莫尼达也在思考一个问题：伊万诺夫和崔任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以莫尼达在情报工作方面的能力，如果当初他到迪化来开商行时还顺道为尧乐博斯搞情报的话，肯定会在迪化市内结交一些关键时刻用得上的朋友，这样的话，眼下他就不会像瞎子加聋子那样什么信息也得不到，更找不到打听的渠道。现在这种情况，莫尼达就只好凭经验了。一番考虑后，他竟然作出了事后披证明基本准确的判断：伊万诺夫，崔任清包括玛丽娜全部出事，应该是坏在1月3日晚上企图抢劫从吐鲁番来迪化的少数民族警察军装这件事上。干这么一桩小事儿，玛丽娜应该不会去的，可是，她的家也给端了，说明伊万诺夫和崔任清被捕后已供出了窝藏点。三人被捕，肯定也会供出鲍先生这个人。不过，他们除了知道他的年龄、相貌和鲍先生这个化名之外，其他情况一概不知。这就是到目前为止他还平安无事的原因。可以肯定，公安局这几天正在全力查摸他的踪迹，但仅凭这点儿信息，要找到他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因此，莫尼达认为到目前为止他还是安全的。往下，只要他不去外面转悠，即使公安人员把伊万诺夫三人带到外面一条条马路寻找也是无法找到他的。现在莫尼达面临的是另一个问题：尧乐博斯命令他们实施的破坏行动还要不要继续执行呢？

想来想去，莫尼达认为既然尧乐博斯没有下令中止行动，那就还得继续干下去，至于伊万诺夫和崔任清出事的情况，应该及时向尧乐博斯报告。

就在莫尼达准备去邮电局往哈密拍发电报的时候，他却收到了尧乐博斯通过邮电局拍发的一份电报，用暗语向其下达指示：自收到该电报开始，停止在迪化使用电报方式与哈密联络，如有紧急情况，可以在迪化之外其他县城的邮电局往哈密的另外两处备用地址发电报，也可以直接去哈密当面报告。后来知道，这是尧乐博斯为防止引起中共在哈密的反特机构的注意，主动切断了与迪化方面的电报联系。

对于莫尼达来说，去迪化以外的地方发电报算不上一桩难事儿，他可以亲自或者指派王进泉去外地拍发电报，也可以直接去一趟哈密。经过一番考虑，他决定直接去哈密，当面向尧乐博斯报告情况，请示应该如何继续执行计划。最好尧乐博斯能够发给他一笔经费，以便购买马匹用于实施恐怖行动，一旦人手不够时，他也可以用这笔经费临时招募人手。

从迪化到哈密大约六百公里，汽车可通，但铁路尚未修筑，当然也可以骑马，不过费时太长。莫尼达正在考虑采用何种旅行方式时得到一个消息，迪化警备区有几辆军用卡车要去哈密运货，遂决定搭军车前往。莫尼达跟解放军方面没有业务往来，也没有其他交际，要想搭车似乎有难度。不过，他在迪化商界有一些熟人，辗转一打交道，军方就同意让他搭车了。

1月12日，莫尼达上了军车，离开迪化前往哈密。

 

七、紧锣密鼓

莫尼达一去四天，于1月16日下午返回迪化。先从后门回到商行斜对面的秘密住处，一番观察确认没有危险后，这才出门，在巷子里绕了个圈子，从另一头拐到大街上再进入商行。没想到，才进门就看见两个一看便知是公家人的男子坐在店堂里，跟账房先生谈话。那二位听见动静回过头来，账房先生开口道：“这就是咱们商行的老板莫先生。”

二人站起来，锐利的目光扫向莫尼达。莫尼达马上意识到对方肯定是公安的便衣，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自己暴露了。但他毕竟是老牌情报特工，虽然没有接受过一天特务训练，可是长期的实践历练比训练效果还好。他处变不惊，先朝对方点头致意，然后用询问的眼光看着账房先生。账房先生介绍道：“这二位同志是市公安局的，来找先生问点儿事。”

莫尼达见对方光是看着他，并没有诸如掏铐子之类的动作，也不问“你是某某某吗”之类的抓人开场白，暗忖可能不是来抓他的，悄悄松了一口气。他朝里间打了个手势：“二位同志，里面请！”

来者确是专案组侦查员王罗宝、夏风顾，他们怎么来“尼达商行”了呢？这要从三天前专案组决定调整侦查思路说起。

1月12日莫尼达离开迪化前往哈密那天上午，专案组长井能锦带了两个侦查员前往看守所再次提审了玛丽娜，详细询问了1月2日她和伊万诺夫、崔任清一起与鲍先生吃饭的种种情况，反反复复问下来，使他们有了一个粗略模糊的估断：根据玛丽娜的描述，这位鲍先生的公开职业似乎很像是一个经营具有一定规模商铺的成功商人。

当天下午三点至深夜，专案组开了一个长会，全面分析讨论了案情，商议如何开辟新的侦查方向，最后认为在目前已经没有其他线索的情况下，只好采取一个笨办法—一在全市中等以上的商家圈子里打听符合“少数民族相貌，四十来岁、身材瘦长、鹰鼻”等基本特征的嫌疑人。

从1月13日开始，专案组全体出动，五名侦查员分头走访商铺，打听鲍某其人：当时迪化少数民族中的经商，从政人员颇有一些起了汉文名字，鲍姓包姓居多，所以倒也打听着若干个，但了解下来跟涉案的那个鲍某均无关联。专案组就这样一边打听一边核实，忙碌了五天。

先前莫尼达在其秘密住处查看商行周边情况时，王罗宝，夏风顺还没进商行门，正在对面的一家木材行跟老板说话。莫尼达确认安全后从后门溜出来时，侦查员刚好跟木材行老板谈完了，穿过大街进了他的商行。现在，莫尼达强作镇静，等着公安人员发问。

王罗宝一开口便打听鲍先生，莫尼达暗自吃惊，寻思幸亏自己跟伊万诺夫、崔任清见面时使用了化名，如果用真名，人家肯定直接来逮人了，还跟他啰嗦个啥！当下，莫尼达听侦查员说了要打听的那个鲍某的一应特征后，想了想，然后缓缓摇头，说他熟识的商人中没有这么一个。王罗宝、夏风顺此行不过是例行走访，并非重点调查，只要受访人说没有，他们就告辞，还得抓紧时间向下一个调查对象去打听哩。

当晚，正好是王进泉留守商行值夜，莫尼达就把此番去哈密见尧乐博斯的情况简单说了说，因为他要委派新的使命给这个老跟班。

后来的解密档案显示，当时哈密方面的中共反特机构对尧乐博斯已经颇有怀疑，不过还未对其进行监控，否则的话只要去邮电局一查，包括莫尼达在内的尧乐博斯的心腹都得暴露。我方对尧乐博斯的方针是仍要争取，对待他比较宽松。可尧乐博斯却不是这样想的。他受包懋勋、马克南的煽动，认定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开打，有美国插手，国民党必胜，共产党还得去打游击。因此，他是打算和乌斯满、贾尼木汗在叛乱道路上走到黑的，万一叛乱失败，他们就往印度逃，中情局会派人在那边接应。

乌斯满、贾尼木汗和尧乐博斯三人中，尧乐博斯最善于搞阴谋，也最擅长作未雨绸缪式的防范。他在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中共方面已经对自己有所怀疑的情况下，提前采取防范措施，果断切断了跟自己手下那几个情报员的联络，只保留由中情局提供的秘密电台，不定时地跟乌斯满、贾尼木汗交换情报，互通信息。

尧乐博斯对于叛乱的前景和自己这边所作的相关安排非常自信，即使莫尼达告诉他乌斯满派往迪化进行破坏使命前期准备工作的伊万诺夫两人出事的消息，也仅仅是嘟哝了一声“脓包”，说要马上通知乌斯满这一消息。然后，尧乐博斯鼓励莫尼达继续效忠，完成使命。莫尼达说效忠绝无问题，我肯定绝对听命于专员大人，可是我现在遇到了困难——不是因为伊万诺夫出事导致人员紧缺，那是以后具体实施时的事儿。眼下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我手头没钱，没法购买至少二十匹马，如果届时没有马匹，想把迪化市内的热闹地段搞得一片混乱显然有点儿悬。

尧乐博斯是个聪明人，一听马上懂了，说我明白你的意思，现在需要二十匹马，是不是？可以，我从哈密这边调二十匹马给你，指派专人送到迪化，去的人就留给你差遣。

可是，第二天尧乐博斯就变卦了。尧乐博斯是一个做事非常细致的人，后来叛乱失败，三个叛乱头目中只有他成功脱身逃往印度转赴台湾，就是靠着周密细致的策划。尧乐博斯在许诺拨给莫尼达二十匹马后想到了一个问题：从哈密到迪化有六百公里，沿途全部被中共军队控制，冒着严寒长途跋涉把二十匹马赶到迪化很容易引起怀疑，毕竟现在不是牲口交易的时节，哪有赶着马群上路的？因此，他取消了这个方案。

听尧乐博斯这么一说，莫尼达觉得有道理。不过，行动计划并未取消，所以还是得办下去。哈密这边不提供马匹，那就给钱吧，在迪化购买也是一样的。

尧乐博斯对此是怎么考虑的呢？他否定了在迪化购买牲口的计划，说这当口儿全疆牲口交易市场都停止交易了，要买牲口只能向私人打听。在迪化买二十匹马不是一桩简单的事儿，不但费时费力，还容易引起注意，一旦被共产党方面怀疑，那我们这个计划就泡汤了。

可是没有牲口，这活儿还干不干呢？尧乐博斯说还是要干，而且必须干好。牲口问题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解决。他拿出十两黄金放在莫尼达面前，说这黄金你拿着，回迪化后立刻着手开一家大车店，必须在月内完成。

尧乐博斯的计划是让莫尼达开一家大车店，施展促销打折的手段吸引车把式，如此店内天天会有十几二十来匹甚至更多牲口。行动时，把这些牲口拉出去就可以了。当然，白天牲口一般都要离开大车店上路，不过应该有办法留住车老板，只要在饮食上做点儿小手脚即可。

莫尼达寻思这倒可以实施，似乎也简单省事。不过，出面开店的那位兄弟可得是跟他和他开的商行没有任何关系的。他跟尧乐博斯一说，后者深以为然，说我这就给你一个人，你把他带到迪化去让他出面做大车店老板就行，行动时由其负责提供牲口。

这样，莫尼达返回迪化时就带了一个助手。此人名叫戚永祥，三十一岁，其父是汉族，其母是维吾尔族，所以其相貌有明显的维吾尔族特征。莫尼达受尧乐博斯的影响，寻思安全第一，一路上特别小心，抵达迪化后也没把戚永祥往商行带，而是将其安置在他的一个朋友那里，嘱咐他暂时不要露脸，往下怎么做听指挥就是。

尧乐博斯命令大车店必须在本月开张，莫尼达寻思满打满算也不到半个月时间了，得抓紧进行。幸亏他于经商并不陌生，尽管没有经营过大车店，不过大车店这样的行业，技术含量很低，再说这个经营并不图赚钱，不过是一个用来作为幌子的临时措施，所以不必前后考虑左右掂量，只要把店如期开张就行了。当务之急是时间紧迫，莫尼达想起王进泉是车把式出身，当晚就跟其商量开大车店之事。

王进泉听了一应情况后，说既然是临时性质的，那就照临时的来做，您也不必出面，由我负责找店址，最好是找一家想盘出去的，这样，店址、设施、伙计、账房都是现成的，只消让您从哈密带来的那位戚先生去当现成老板即可。到时候上边来命令让行动了，您就把向您报到的那些人分派一部分给戚先生。当然，具体如何行动得由您说了算，事先须得计议定当，向戚先生交代清楚。莫尼达连连点头，说就照你说的去办。次日，王进泉就开始在全城各处寻找适合开大车店的地方。大车店一般并不要求开在闹市地段，因为闹市地段的地价、房价高，大车店属于低档经营，成本一高就赚不到利润了。可同时又要求位置必须处于交通便利之处，否则人家车把式就不到你这边来住宿。另外，还要求占地面积较大，因为除了客房，伙房、马厩什么的，还得有很大的院子或者门口场地，以供车把式停车堆货。所以，一时间要找这样一个合适的所在是有一定难度的，王进泉一连跑了三天，看中过两个地方，可那里的土地权都让政府收去了。那时的地方政府虽然穷，但宁可把地搁着，也不可能租给私人经商。

到第四天，王进泉从朋友那里打听到一个消息：河滩北路有一家大车店老板因要回甘肃老家处理一些事情，想把大车店短期出租。

王进泉暗想这真是天助我也，如果能够把那家现成的大车店租下一段时间，那可真是花小钱办大事了。他拔腿就去河滩北路，途中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妥——既然是让那位从哈密来的戚先生当大车店老板，就应该让戚先生出面跟人家联系此事，这才说得通。记得莫尼达曾经对他说过，乌斯满、贾尼木汗和尧乐博斯组织起事，有两种结果：成功与失败。成功，那当然好，失败，尧乐博斯的专员自然当不成了，甚至新疆也待不下去，只能往国外逃。而尧乐博斯逃跑时不可能带上莫尼达，所以莫尼达还得留在迪化做外贸生意。莫尼达尚且如此，自己这个跟在老板后面效力的伙计自然更是别指望另攀高枝。因此，王进泉寻思不能暴露自己，这事儿应该让戚先生自己去跟人家大车店老板谈。

莫尼达听了王进泉的汇报，觉得租家大车店来折腾那当然是再好不过，就拿出了一百万元让王进泉捎给戚永祥，让他去跟那家大车店洽谈，条件可以放宽些，目的是成功接盘，如果谈成就立马付定金。

戚永祥跟尧乐博斯沾着一份七拐八弯的远亲关系，他是教师出身，后来尧乐博斯从内地返回新疆任职后给他安排了一个小职位，让他协管财务。这主儿生性有点儿贪，上岗没多久就被人揭发有贪污行为，遂被撤职，晾在一边。直到去年秋天解放军占领甘肃准备进军新疆时，尧乐博斯才重新启用他，先是帮助整理档案，然后就指派他跟着莫尼达到迪化来当大车店老板。

王进泉跟戚永祥见面后，传达了莫尼达的意见，见其面有难色，知道他于此必是外行，就传授了一些谈判技巧。戚永祥就去那家名叫“富记”的大车店跟老板富一雄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大车店出租半年，租金四百万元；出租期间，戚永祥自负盈亏，伙计薪水由其按照原标准给付；店中一应物品无偿使用，但如有损坏，则应予赔偿。

莫尼达闻讯，指令戚永祥与富老板签约。随即向哈密的尧乐博斯发函，用暗语报告这边已做好准备，只等行动了。

莫尼达不知道，他高兴得太早了。此刻，离他的灭顶之灾已没有几天了！

 

八、终极结果

应该说，本系列案由王进泉而起（“拍花”作案抢劫军服），也是由其结束的。

1月22日，戚永祥与“富记大车店”老板富一雄签了租盘经营半年的合约后，随即入驻该店，正式做起了老板。这还是他自出娘胎三十多年以来头一回做老板，接触的又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两眼一抹黑啥事儿也不懂。莫尼达考虑到这一点，就让车把式出身的王进泉前往协助管理。王进泉嘱咐戚永祥不要向大车店的伙计透露其身份，人前人后都唤其“老任”即可，至于关系，就含糊说是朋友。

王进泉为笼络一干伙计，来店后就让戚永祥给每人发了十五万元钞票，账房张先生加倍，说是腊八节将到，给家眷买点儿礼品。然后，就张贴告示，称本店自即日起至正月十五实行优惠，凡住店客人宿费一律打八折，并向客人免费提供“上车饺子下车面”。如此，许多车把式都奔“富记大车店”而来，生意好得不得了，店里天天客满，不得不在门口高挂告示牌请后来的车把式见谅。如此做法，并非为了赚钱，而是为打品牌，指望赢得客源，以保证行动那天“富记大车店”有足够的车把式入住，那就有足够的马匹可供使用了。

“富记”的生意好了，可迪化市内的大车流量是有限的，车把式住了“富记”，其他大车店的生意就受影响了。很快，就有老板埋怨“富记”破坏行规，搞不正当竞争。当然，这不过是他们的一面之词，如果告到行业公会，公会是不会这样认为的。所以，这部分老板也不过就是背后嘀咕而已。也有人故作镇定不吭声的，比如有一位徐老板就是。徐老板生性沉默寡言，遇事不爱咋呼，喜欢自个儿琢磨。他想来想去，对“富记”的经营方式感到难以理解，就打算悄悄了解一下，看“富记”这边究竟是怎么搞的。如果行得通，那就是先进经验，他要学习才是。开店其他都是假的，能挣钱才是硬道理。于是，他就指派一名伙计前往“富记”观摩。

这一观摩，就到了露馅的时候。

徐老板就是炊事班长谷正黄遭“拍花”后迷迷糊糊入住的“徐家店”的老板，那个派往“富记”观摩的伙计就是马三。马三到了“富记”，不敢说是同行，佯称受人之托，前来询问三天后是否有空房，他有一位亲戚从外地来，一共有六个人两辆车，想包一间客房不知成不成。马三正跟账房先生说话时，忽见外面进来一个男子，他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车轴汉子，不禁一个激灵：这主儿不是那个抢解放军军服的强盗吗？怎么到这儿来了？

马三见王进泉正往账房来，便借口去看看房间，溜进了西屋。王进泉进来后，跟账房先生打过招呼，就去后面房间跟戚永祥说话了。马三在西屋听得真切，寻思原来这人姓任，跟“富记”的人很熟。那就好，我去报告公安局，人家正没处找他，现在只要找到“富记”门上来，就可以查摸到他的下落了。

当下，马三拔腿就走，先回“徐家店”向老板说了刚刚的经历，徐老板说赶快报告派出所呀。这宗案件已由市军管会公安部通报全市各分局，派出所，分局接到报告后，立刻通知专案组。

却说专案组诸君这几天因为查摸线索无果，一个个弄得焦头烂额，组长井能锦又是牙痛又是燎泡，吃饭都懒得张嘴。这天他们正在开会研究案情，接到分局打来的电话，说了“徐家店”伙计前来反映的情况。几个侦查员一跃而起，说得赶快前往“富记大车店”把那厮拿下，顺藤摸瓜往下追查，把案子给破了。井能锦比较冷静，说咱先不急，暂缓下手逮人，一步步走吧。怎么走呢？井能锦自有安排。邢开捷、乔仁香、王罗宝负责监视“富记”，如果发现那车轴汉子，就暗暗跟踪，弄清他的落脚点，井能锦和夏风顺一起去“徐家店”向报案人详细了解情况。在没有查明情况之前，除非万不得已，不能惊动对方——这个案子的背景应该很复杂，车轴汉子后面还有大鱼，所以切忌打草惊蛇，不能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傻事儿。

专案组兵分两路。井能锦、夏风顺找到“徐家店”伙计马三，意外得知“富记大车店”短期出租给他人经营之事，寻思这在商业经营中还不算一桩古怪事儿，问题是那个车轴汉子去“富记”干什么？而且这主儿跟承租大车店的新老板还很熟，这现象的背后是否隐藏着跟案情相关的什么事儿啊？

再说邢开捷、乔仁香、王罗宝前往“富记”那边监视，当天下午就有了收获。他们发现那车轴汉子下午离开大车店后去了“尼达商行”，看他在商行的那副样子，分明是该商行的伙计。专案组便决定在继续监视“富记大车店”的同时，对“尼达商行”的情况进行调查。

次日，侦查员顺利了解到了“尼达商行”的情况。该商行已经开了四年，老板名叫莫尼达，是来自哈密的维吾尔族人。在迪化四年的经商活动中，未听说过其有涉及政治或者刑事方面的事儿，是个规矩本分的生意人，做的是外贸买卖，跟外国人来往比较多。至于那个车轴汉子，则是该商行的伙计，是莫尼达从哈密来迪化开商行时带来的亲信。这人是个文盲，只是相帮老板打理些粗活，并不参与谈生意和收发货物。

当时侦查员还不知道哈密专员尧乐博斯跟中情局特务勾结，准备与乌斯满、贾尼木汗发动叛乱的阴谋，因此对于莫尼达、王进泉来自哈密并没有过激反应。不过，车轴汉子跟莫尼达的关系引起了大家对莫尼达的兴趣，侦查员试着把这个商行老板跟那位鲍先生的特征一比照，觉得还真有点儿相似，就从区政府工商股调取了莫尼达向人民政府进行商业经营户登记时贴在表格上的照片，拿到看守所让玛丽娜辨认。玛丽娜一眼认出莫尼达即是那位鲍先生！

专案组随即向上级汇报，请求调派力量对“尼达商行”采取行动，逮捕莫尼达、王进泉并对该商行其他伙计进行审查。上级领导正在研究的时候，在“富记”那边执行监视使命的侦查员报告说，王进泉在“富记”跟一个喝醉酒的车把式发生口角，都动了手，双双进了派出所。专案组长井能锦当机立断，马上决定对王进泉进行讯问。

王进泉压根儿没想到打架竟然打出了这么严重的后果，根本没什么防范，见侦查员对情况了解得这么准确，只道主子莫尼达也已经被捕，遂如实交代了一应罪行和他所知晓的叛乱阴谋。

当晚，莫尼达与“尼达商行”的伙计共十三人全部被捕，警方从商行仓库内搜出了武器弹药、无线电器材等从事特务破坏活动的证据。莫尼达对其罪行供认不讳。专案组连夜又从邮电局获取了莫尼达与尧乐博斯来往的电报十七封。

该案破获后的次日，乌斯满、贾尼木汗指挥乾德，阜康两万少数民族牧民发动暴乱。随即，潜伏在已起义的原国民党骑七军中的特务分子策动该军千余官兵在昌吉叛乱。两天后，警方截获一封发给莫尼达的暗语电报，那是尚不知莫尼达已经被捕的尧乐博斯发来的，称已经派出十人前往迪化，让莫尼达做好准备，一俟接到电报通知就开始行动。警方随即作了布置，于第三天把撞进网里的那十名匪徒悉数拿下。

该案破获后，迪化军管会、驻军高度警惕，采取多种预防措施，致使叛乱匪徒被迫放弃了在迪化市内制造恐怖事件的企图。

1950年5月20日，莫尼达、王进泉被迪化市军管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戚永祥、玛丽娜等涉案人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乌斯满、贾尼木汗、尧乐博斯三人的结局如下：叛乱被解放军平息后，乌斯满，贾尼木汗率残部逃往甘肃海子，准备伺机经西藏越境去印度。1951年2月，解放军对残匪发动总攻，乌斯满、贾尼木汗被捕，不久即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尧乐博斯与其若干随从在叛乱失败后逃往西藏，偷越国境，经印度逃往台湾，于1971年7月27日病死于台北。

【附录】

《剿匪轶闻》

据参加过剿匪的长辈讲述的剿匪经过，在接到剿匪任务，剿灭大股匪帮后，有一些逃散的小股匪帮继续在草原上流窜作乱。为了清剿这些散匪，西北野战军在初时采取以骑兵对骑兵的战术。追剿了一段时间发现效果不佳，经过分析发现，匪徒都是草原上生，马背上长的，不仅熟悉草原，骑术高超，而且还有一个优势。在草原上，马匹是最重要的，一旦失去了马，人是很难生存的。所以，生活在草原上的人都或多或少的养着几匹马，专门养马的牧民养的马就更多了。 匪帮是在前面逃，我军是在后面追。

【信笔由墨】

草原上有个习俗，一个人骑马走长途，一匹难以走全程。路上遇到牧民时，可以用自己已经疲惫的马与牧民交换，有时牧民会要求付些钱，或物品。

 匪帮在前面逃，遇到牧民时，不论马匹是否疲惫，都会把牧民的掠走，把跑不动的扔下。在后面追的共军，赶到牧民家时，马匹也已疲惫，而匪帮扔下的马还没能恢复体力，如此，不仅追不上，往往还会越追拉的越远。对此，有人想到了抗战时，小鬼子修炮楼，封锁八路的事。便照着样子，在水源边上修炮楼，根据情况，驻守一个加强班，到一个连的兵力，配备电台，控制水源。这才把匪帮制住。

《马克南》

新疆暴乱后，马克南计划由西藏逃往印度。虽然华盛顿方面已经将马克南打算经拉萨出境的消息预先通知了西藏地方政府，但是，当马克南于1950年4月29日兴高采烈地走向他以为前来“迎接”他的藏军时，他和他的两名白俄同伙却被语言不通、又没有得到上峰通报的藏军士兵开枪打死。马克南也因此成为“在执行公务时死去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名单上的第一人”

《尧乐博斯》

尧乐博斯这个人很有自己的坚持。反共？没问题！分疆裂土？坚决反对！当年参与的叛乱的人中，只有他跑到了台湾。看来与其是汉人养大的有关。所以说关键还是教育要跟上，阿的江这样的受正规教育的人就很好。

《趣闻一段》

炊事班买菜以前还可以穿不带军衔的军装，纠察不管。曾经有台湾特务在空降兵某部外面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每天都有人穿破迷彩服骑三轮车进出而哨兵根本不管。于是他也找了迷彩服穿上，骑三轮车想混进去。结果当班哨兵被立功之后自己还不相信抓住的真是特务，总问别人台湾特务的智商怎么会那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