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73：“白衣天使”盗劫案

【尘封档案】系列之173：“白衣天使”盗劫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1年第04期

文：范汇公、罗闲丁

 

一、外侨猝死

　　1952年元月2日，是一个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的严寒日子。凌晨两点不到，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值班室接到一个“报告死亡”的电话。

　　电话来自位于乍浦路桥堍的上海市公济医院，报称该院住院部有一位前天人住单人病房的男性病人叶先生刚才死亡了。值班警员问死亡原因，对方说哮喘发作，抢救无效，也就不到半个小时人就走了。警员问叶先生是患什么毛病入住医院的，对方答称这患者是老哮喘，一到冬天就发病，一发病就来医院要求住院，而且必须给他安排单人病房——费用当然不菲，但人家掏得出，就尽可能予以安排。警员感到不解，因哮喘病入住医院，半夜发作，抢救无效撒手西归，尽管不幸，但应该属于正常现象，哪家医院不死人的？为什么要报告公安呢？这时，对方才作出说明：死者是外国侨民，按照公安的规定，是必须报告的。

　　于是，按照程序规定，上报上海市公安局。市局立刻通知外事科指派值班警员前往公济医院，同时，黄浦分局治安科也派员前往，会同市局外事警员处置此事。

　　公济医院距黄浦分局不远，治安科警员小许骑自行车赶到医院时，驾警用摩托车前往的市局外事警员老殷也已抵达。

　　公济医院是上海滩一家老医院，清同治三年（1864年）由天主教江南教区创办。从创办开始一直到抗战胜利，都只收治外籍患者，其性质属于疗养性医院。即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沪上租界被日寇占领期间，该院也只关押英美侨民中的病囚。战后该院作为敌产被旧上海市卫生局接收，方才改为公立医院，对市民开放。1949年5月上海解放，该院被市军管会接管时，共有病床490张。本案发生时，该院仍然叫公济医院，1953年元旦改名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来的路上，小许、老殷只当这一趟差使属于正常履行一下程序，外侨因病去世，医院向公安机关报告，警方派员前往核实，然后让医院填一份单子，签名盖章。如果有家属在场的话，例行公事表示一下抚慰就算完事了。没想到，跟医院方面一接触，发现此事并没有那么简单。

　　死者是个白俄，名叫叶夫根尼，六十岁，住提篮桥区邓脱路——解放后改名丹徒路，但一班老住户仍习惯以旧名称之，这位叶先生的病史登记上就是这样填写的。前天，即1951年12月31日晚七时许，叶夫根尼坐一辆三轮车来到公济医院挂急诊，自诉气短、憋闷、呼吸困难等症状。接诊医生是个年轻人，翻看了患者带来的旧病历，说您这是哮喘病症状，这上面记载着已有多年病史啦，可能跟气候倏冷有关系，住院治疗吧。叶夫根尼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把生活用品都带来了，请给我安排单人病房。

　　这天晚上是1951年与1952年新旧更替时段，因为节前许多住院病人出院，病房有空余，这位叶先生就被安排进了住院部二楼东侧的一间单人病房。当时医疗机构没有如今所谓的“护工”，医院对难以自理的病人采取两种做法：轻度的由当班护士在例行巡查病房时负责解决，其他时间病人如有需求，可用铃声召唤护士；严重的则由医院安排看护在病房值守。看护也属于护士，通常是实习生或者刚入职的新护士。单人病房就是头等病房，不管入住病员日常生活能否自理，都会配备一个看护，承担该护理对象的包括医护及生活护理的全部服务。

　　叶夫根尼的这间病房也是这样。但是，老叶对医院的这个安排却不以为然，他不喜欢整天有人在眼前晃来晃去，更讨厌晚上入睡后有人待在同一间病房里打盹儿，所以，他每晚临睡前都会把看护打发走。

　　被打发走的看护当然不能提前下班，也不敢离开病区，只能在护士室（当时的护士工作有专门的房间，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走廊里设护士站）坐坐，见值班护士忙碌就搭手相帮一下。不过，不能做其他事情，哪怕自学《XX护理学》也不行。对于老叶这个有点儿另类的病员，看护小邱自然不敢疏怠，每隔个把小时就会偷偷踅进病房去查看一下。

　　叶夫根尼经医生治疗后，哮喘症状减轻，这天晚上睡得很熟。次日起来，自觉状态已大有好转，心情不错，对换班的看护小黄以及查房的医生甚至在走廊里溜达的病友都很客气，一个个致以新年问候。这天，他的哮喘又发作过三次，但不算严重，按照医嘱服药并进行吸氧处理后，很快就平复了。

　　一天无话。当晚，又是小邱值班，一切依旧。午夜过后，小邱正在护士室做棉花球，忽然电铃声大作，看显示板上闪烁的红灯，正是叶夫根尼所住病房发出的呼唤。小邱急忙赶去，只见老叶躺在床上，犹如刚刚被捞上来的鱼，大张着嘴巴艰难地呼吸，脸色白中透青，隐隐还有些许灰色。这是哮喘严重发作时的症状，并且已经影响到心脏功能，临床上属于“濒危”的情形了。小邱见状大惊，也不敢助其吸氧，立刻按铃急召医生。

　　当时的医院设施跟如今不可同日而语，这种抢救就在病房里进行。值班医生急急赶到，检查下来，发现病人的支气管严重痉挛，心跳频率异常。医生认为心跳异常应是支气管痉挛引发，因此先得把痉挛控制住。这时，接到电话的英国籍内科专家丹尼尔先生也来了，他就住在公济医院后面与医院连通的宿舍里。丹尼尔赞同值班医生的诊断，随即实施控制痉挛的措施。可是，两人竭尽全力，还是未能控制住病人的支气管痉挛和稍后出现的心脏危机，大约半小时后，叶夫根尼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死者是俄罗斯国籍（此指沙俄），医院根据解放后国家的规定，即向辖地警方黄浦分局报告。同时，又按照叶夫根尼办理住院登记手续时留下的资料，指派专人骑摩托车前往其住所丹徒路通知其家人。老叶早年有过婚娶，二十年前妻子病殁。之后他单身多年，直到抗战胜利后的次年方才跟一个中国女子同居，算是结束了单身生活。这个四十五岁的女子是个东正教徒，名叫郭金妮，是一家私立中学的音乐老师，去年夏天因中学解散而失业。接到噩耗，她深感震惊，即搭乘来人的摩托车前往医院。

　　面对着叶夫根尼的遗体，郭金妮自是悲痛。但她出身东正教家庭，据说已经三代信教，周岁即洗礼，是个资深教徒。面对爱人的死亡，她倒没有像寻常妇女那样哭天抢地，还保持着一份清醒。这位音乐老师在向死者致哀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遗物。这一整理，发现了异常：老叶入院时随身携带的一个细长口袋以及手表都不见了！

　　手表倒还罢了，据郭金妮说，这个由她亲手缝制的布袋，长半尺、宽三寸，装满东西后呈圆棍状；两侧连接手指粗的布绳，可以拴在腰间。里面装着老叶的毕生积蓄，具体多少她不清楚，但曾看见过老叶将其倒在桌上清点的一幕（一瞥而已，随即就回避了），记得有金条、首饰和银元，还有折叠成长条的绿色美钞。这个布袋老叶一直拴在腰间，晚上睡眠时是否解下她不清楚，因为这对同居者是分室而居的。

　　这么一说，医院方面引起了注意。值班医生比较谨慎，也很细心，阻止了护士长叫看护翻查病床的企图，而是马上电告总值班，总值班则打电话通知保卫科值班人员。当晚在保卫科值班的是科员小钟。小钟出身小资本家家庭，高中没读完，因家道败落辍学。之前他在学校秘密参加了地下团组织，失学后团关系转到地下机关，以“找工作”为名跑交通。上海解放后，组织上考虑将他安排到新政权接收的医疗机构工作，为此还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培训。1949年10月，他被分派到公济医院当了保卫科科员。

　　小钟赶到病房，了解情况后，说不是已经报分局了吗？死者是外侨，按照规定，公安部门会派人来实地查看的，估计人马上就要到了。这边什么都别动，所有人员退出病房，等警察过来后听人家的。

　　说话间，老殷、小许已经抵达医院了。两人听明情况，交换了意见，决定先查看一下现场。老殷是原沪上公共租界巡捕房刑事捕探出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愿继续给汪伪政权的警局效力，遂辞职。抗战胜利，老殷应邀返回国民党政权的警察局，还是干刑警。解放战争时期，他曾协助中共地下党做过一些秘密工作，解放后被新政权留用，因熟悉警务且精通外语，被分派到市局外事科。小许面对着这样一位前辈，所谓“意见”无非就是“我听您的”。于是，老殷就请小邱拿来三副医用橡胶手套，分别戴上后入内查看，小许是助手，小邱则打下手。

　　检查下来，死者身上确实没有郭金妮所说的小布袋。把遗体移到担架上，检查了整张病床，也没有发现。老殷不愧为老刑警，让小许、小邱配合著把病床的棉被、床单卷扎起来封存，然后要求医院把老叶的遗体移送太平间，说可能需要解剖。打电话向市局请示后，即与小许前往丹徒路叶夫根尼的住所查看。

　　管段派出所的警员已经等在门口了。据派出所民警介绍，老叶是职业调音师，还兼营出售乐器零配件和易损件，其住所乃是前店后宅格局。所谓查看，其实就是搜查。当然，老殷提出实施此举，并非主观怀疑死者生前有什么不轨，而是因为老叶是单身，同居的郭金妮不一定知晓其生前的财产情况，需要对郭金妮所说的那个不翼而飞的小布袋究竟是否存在以及携往医院的真实性作出判断。

　　查看住所的结果是：老叶家中藏有银元一百三十三枚、人民币二百余万元（此系第一套人民币，与1955年3月1日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未见其他金银珠宝、古玩字画等贵重财物。另外，发现郭金妮居住的卧室内有女式首饰一套五件，均由沪上九大银楼之一的“裘天宝”出品，盛放的盒子中附有写着郭氏姓名的发票，上面的日期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郭说这是其当初出嫁时娘家的陪嫁。

　　老殷据此进行推理：叶夫根尼系白俄侨民，应是十月革命后逃亡来华定居沪上的。他长期生活于战乱年代，经济方面的处世第一要旨应是硬通货意识，只要手头宽裕，理应把法币（国民政府抗战前发行的货币）、金圆券兑换成“黄白绿”（旧时上海滩对黄金、银洋、美元的称谓），而现在其住所只有银元和人民币，未发现“黄”、“绿”，如此看来，郭金妮的“小布袋”之说基本属实——至于为什么家里的一百三十三枚银元没有带在身边，只能留待往下由办案人员去研判了，此刻老殷只是初步认定郭氏所言是否可信，以供领导决定是否应该立案调查时作为参考。

　　老殷把上述思路跟小许交流，小许频频点头，眼露钦佩之色。两人遂返回公济医院，由老殷向市局总值班打电话汇报一应情况。总值班下达指令：通知公济医院必须完整保护现场和死者遗体；死者随身的遗物以及被褥床单等物品由老殷带回，暂由外事科作为物证保存。

　　根据当时的规定，凡是涉及外侨的刑事案件，概由市局负责侦办。1月2日上午十时许，上海市公安局领导班子在1952年的首次局务会议上作出决定：对叶夫根尼之死进行初步调查，暂不立案。

　　刑技人员、法医随即出动，自然也得扯上已经熟悉相关情况的外事警员老殷。刑技人员对老殷的保护现场之举颇为赞赏，很快，他们就有了发现——

　　一是在床单上提取到些许布质纤维，经与郭金妮提供的她当初为老叶缝制那个小布袋时剩余的布料比照，确认同一。据此可以认定，郭金妮所言老叶随身带着那个装着“黄白绿”的小布袋的情况属实。被老叶缚于腰间的小布袋已被人掠去，其作案手法是用一把不甚锋利的小刀割断了与小布袋连接的布绳，遗留在床单上的布质纤维就是这样产生的。

　　二是在病房的床架、床头柜、凳子等家具上发现多枚纱手套指印以及不完整的手掌印。之前进出该病房的老叶、看护、医生和警员老殷、小许，以及一天两次按点（医院规定探望住院病人有固定时间段，一般是下午和晚上各两小时）前来探视的郭金妮都未戴过棉纺手套，可以认定这是案犯留下的。

　　法医尸检结论是：叶夫根尼死于隐性冠心病发作，诱发这种疾病的原因是老叶遭到盗窃或者抢劫后，情绪过于激动，导致支气管痉挛，进而引发心脏病死亡。

　　至此，结合刑技鉴定和法医剖检结论，初步认定该案系财产型刑案，可能是盗窃，也可能是抢劫，具体案由，需视接下来的案件侦查情况予以认定。但不管怎么说，立案是肯定的了。

上海市公安局决定，由市局和黄浦分局分别指派刑警组成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侦查。

 

二、连环劫案

　　午后，由伍岳生、乐常富、腾博飞、盛时思、宋萃才五名侦查员组成的专案组在黄浦分局二楼的一间办公室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市局外事科民警老殷受邀到场介绍案情，他同时也是外事科指定的专案组跟苏联领事馆发生工作联络时的警方代表，虽然不是专案组成员，但他可以随时了解案件的侦查情况和工作进度，专案组长伍岳生也代表专案组要求老殷有空（他还承担其他警务外事工作）多来坐坐，最好能参加案情分析。

　　老殷介绍过本案的案情后，又将其调查到的关于死者叶夫根尼的简历向专案组作了通报——

　　1892年，叶夫根尼出生于里海第二大岛秋列尼岛的一个军人世家，其父生前系沙俄海军少将。老叶早在少年时代就被同学送了一个绰号日“将军”，不过，这个绰号还是在上海滩被人叫得最多，这与其西洋乐器的高超演奏水平和精湛调音技能有关。可能得自其音乐家外祖父的基因遗传，老叶自幼就对音乐感兴趣。其母系大学音乐教授，在老叶三四岁时就与外祖父一起对其进行培养。按说，老叶成年后应该做一名音乐工作者，但海军少将老爸认为他唯一的儿子应该继承家族传统，效力于沙俄军队。为此，将军和音乐教授妻子发生了激烈争执，最终达成协议，让儿子进入海军军乐队做一名小提琴演奏师一一既有了军人身份，也不耽误玩音乐。

　　军队的演奏师也有军衔，到了1917年，二十六岁的老叶已经是海军少校了。晋升少校不过三个月，十月革命爆发，沙俄政权谢幕。其时老叶的海军少将老爸已经病殁，老叶没有参加之后沙皇旧部在西方国家支持下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对抗——这场大规模对抗一直持续到1922年才以旧军队的失败告终——而是选择逃亡。数年间，他辗转于苏联远东地区、中国东北地区，最后来到上海定居。

　　沪上市民把俄国侨民统称“白俄”（所谓“白”，指的是白种人的肤色，而非特指白俄罗斯这个民族），本文为叙述方便，以下也以“白俄”称之。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有数以万计的白俄来到上海，以各种职业为谋生手段，多居住于法租界的霞飞路（今淮海路）和原美租界（后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的虹口一带。

　　老叶唯一的技能是音乐，但初到上海，无法借以作为谋生手段。当时他已经结婚，还生了一子，有养家糊口的责任。万般无奈之下，便把随身唯一的值钱物品把至少已有百年历史的小提琴出售作为本钱，开了一家面包店。但他不是做生意的料，面包店经营不善，又改为西餐社。不久西餐社失火被焚毁，老叶只好去汇山码头扛大包，还涉足过清道夫、守夜人、门卫等职业。1930年，因一次偶然的机会，被人发现他居然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小提琴演奏师。公共租界交响乐团（也是沪上第一支交响乐团，解放后改组为上海交响乐团）闻讯后，召其去试了试，当场签发聘书。

　　老叶在这家乐团担任了三年第一小提琴演奏师，其间，他发现得自外祖父、母亲真传的调音技能似乎比演奏小提琴还受人欢迎，遂辞去公共租界交响乐团的工作，自己开了一家出售各种西洋乐器的店铺，同时接受预约，上门为顾客有偿调音。很快，他的名气就传遍了上海滩，前来预约的顾客得登记排队，最盛时要排到三四个月以后，热门程度等同于如今的名医专家。

　　老叶的俄国妻子于1932年病殁，他未曾再娶，所生一子随其生活。小叶跟老叶一样，对音乐颇有感觉，从教会高中毕业后去了教堂，做资料管理员的同时，还担任唱诗班的第一小提琴手兼音乐指导。1940年，小叶被“军统”发展为外籍特工，次年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时失踪。战后，老叶接到通知，其子系被日本宪兵队特高课秘密逮捕，审讯时跳楼自尽“军统”送来了一笔抚恤金，老叶转手就捐给了教堂。此后，老叶偶然结识了同样酷爱音乐的丧偶中学音乐教师郭金妮，两人接触下来有一种情投意合的感觉，于是就同居了。据郭说，她是愿意嫁给老叶的，但老叶说他永远忘不了原配妻子，所以只能同居。

　　老殷对叶夫根尼身世和生前活动的介绍，使专案组侦查员兜在心里的第一个谜团有了答案。之前他们认为，老叶是沙俄贵族出身，加之在音乐方面的学养，怎么会把大部分积蓄装在一个小布袋里绑在腰间天天随身带着？这明明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的习惯嘛。听了老殷的介绍，他们对于老叶的“惜财如命”有了理解：原来这个前贵族曾有过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经历！

　　第二个谜团也随之而解——老叶在家里还藏有一百三十三枚银元，可是据郭金妮说，那个小布袋里的银元只有七八枚。这些银元为什么没有和金条、美元一起放在那个寸身不离的小布袋里？总不见得是为了凑齐“黄白绿”讨个好口彩吧？刑警估计，这七八枚银元对于老叶来说可能具有某种特殊意义，比如那是他从里海老家带出来的俄国钱币，或者是他的结发故妻留给他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物品，再或者他有收藏钱币的爱好，这几枚银元属于“错版”、“绝版”、“限量版”，等等。

　　侦查员的这个判断果然靠谱。本案破获后，追回的赃物中还剩五枚银元，经专家鉴定，均属于珍贵钱币中的上品。案犯已经卖掉的两枚，卖价竟然高达一两黄金一枚——当时沪上银行的银元收购价是一万元一枚，黄金收购价是九十六万元一两（十六两老秤，约33.3克），换句话说，老叶收藏的银元，其市价相当于普通银元的九十六倍！

　　刑警根据刑技人员的勘查、法医剖检及向郭金妮了解到的情况，对案情作了以下梳理——

　　用如今的说法，郭金妮是老叶的铁杆粉丝，老叶则是郭金妮的超级偶像。郭金妮在偶然结识老叶这个当年公共租界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演奏师和名满江南的调音名师后，毅然摆脱了多名适龄中外男性的追求，把比她大十五岁的老叶作为首选结婚对象。最后，这个才貌双全的中年美妇基本达到了目的，得以入住叶宅与偶像同居。对于已在沪上待了整整三十年的老叶来说，以他的阅历和聪明，已经不知不觉把自己培养成为沪上的一名老克勒。要达到这样一个称号标准，必须具备上海人特有的精明，别的都好说，对于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老叶肯定是极为重视的。翻开民国时的《申报》、《中央日报》等报纸，旧上海的诈骗案件几乎天天有报道。所以，老叶必须对郭金妮设防，不管她是否有骗取钱财的主观意图。于是，就有了“小布袋”的动作。那天老叶毛病发作，郭金妮叫三轮车送其去公济医院时，他也没解下那份财富。

　　这份财富有多少呢？专案组估计不会少于三千万元人民币（折合新版人民币三千元）——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滩，乃是一笔不菲之财。而破案后警方请相关行业的老法师对追回的这笔财物的估价更是令人咋舌——竟达七千万元之多！

　　老叶入住公济医院后，经医生的悉心治疗，控制住了病情。元旦晚上郭金妮去医院探视时，他还乐观地表示再住两三天医院就可以出院回家了。那天，郭金妮是晚上八点四十五分离开医院回家的。当时老叶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不错，郭告辞时看护小邱正好来给老叶吃药，老叶指着小邱对郭金妮说，这小姑娘服务态度挺好的，关照郭明天下午来探视时别忘了带一大块巧克力犒劳人家。郭离开后，医生过来查房，也认为该病人状况有明显好转。

　　医生查房时，看护小邱照例跟随。医生离开后，老叶对她说，小姑娘你听见了，医生说我的状况好转明显，今晚我仍旧不需要陪护，你去休息吧。小邱遂关闭病房内的照明灯，打开小夜灯，跟老叶道了晚安就离开了。根据医生和看护的记录，这时还不到晚上九点。四个多小时后，老叶突然发病，按电铃求救。抢救过程前面已有交代，医生也有结论，法医也未发现老叶身上有遭到来自外部侵袭的迹象，但是，老叶拴在腰间的那个价值不菲的小布袋却不翼而飞了！

　　刑技人员在病房床单上发现了少量布质纤维，表明老叶的小布袋是被人用水果刀割断布绳后取走的。但现场未发现搏斗或挣扎痕迹，邻屋病员也没有听见老叶的病房里传出过什么异样响动，那么，案犯是如何做到既不施展暴力手段控制老叶，又能用水果刀割断布绳从他身上取下小布袋的？还有，为什么案犯不解开绳结取走布袋，而偏偏要用刀子割断呢？

　　刑警询问郭金妮，据郭说，老叶但凡外出，必把小布袋上的布绳在腹前扣上连环死结。刑警据此猜测，可能案犯在匆忙间无法解开连环死结，干脆就用刀子帮忙了。不过还有疑问：老叶为什么不反抗？他虽然年届花甲，但身材魁梧，腰圆膀粗，年轻时练过拳击摔跤和俄罗斯特有的自卫角力，四十岁那年还参加拳击赛并获得名次，只要哮喘不发作，身体还是不错的。

　　当然，他可能被案犯用刀子之类的凶器逼住了。不过，从小布袋绳子的断痕看，割断绳子的小刀并不锋利，多半是水果刀之类。以老叶的身手，在没有发病的情况下，这类小刀还吓不住他。如果对方用的是锋利的匕首，老叶可能会有所忌惮，可如果是这种情况，用匕首挑断绳子不就行了——这样也就不会掉落布纤维了，为什么还要换一把比较钝的小刀？难道对方有手枪？这玩意儿倒是可以镇住老叶的。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老叶之所以没有反抗，会不会是案犯使用了蒙汗药之类的麻醉药物，使老叶在短时间里失去了知觉？也就是说，当时这间单人病房里可能发生了这样一幕：案犯（根据现场勘查发现的戴着棉纱手套的掌、指痕迹，应是两人）在元月2日凌晨一时许潜入老叶所在的单人病房，当时老叶可能正在熟睡中，并未发现有人潜入。然后，案犯取出随身携带的用麻醉药物浸泡过的手帕之类，蒙住老叶的口鼻。当时老叶即使处于苏醒状态，也来不及挣扎或喊叫（口鼻被蒙住），还没反应过来就失去知觉了。

　　刑警中的腾博飞出身西医家庭，其老爸是外科医生，他对麻醉的情况有些了解，发言说估计案犯对麻醉被害人的时间控制得比较短，不会超过十分钟——这跟案犯落网后交代的情节相符。

　　案犯完成作案离开现场不久，老叶醒来。可以想象，已经习惯于把全部家当拴在身上的上海滩老克勒必定会伸手去摸那个小布袋，这一摸，自然是一个激灵，立刻撑坐起来查看是怎么一回事。最后的结论只有一个：我的财产没了！

　　在这样的刺激下（也许还要算上麻醉药物对气管产生的副作用），老叶情绪激动，发病不治身亡。

　　如此这般一分析，专案组长伍岳生寻思，看来需要去一趟公济医院，对元旦当晚的大门夜班门卫以及和老叶住在同一病区的病号进行访查（之前老殷、小许已经接触过医务人员，他们当时都在各自的办公室内，没发现异常情况）。伍岳生随即下令：全体出动！

　　这一步棋走得很准，调查下来，门卫老汪和病号赵某都有相关反映。当时沪上的医院，午夜过后都是关闭大门的，公济医院也不例外。五十挂零的老汪是个老派打工者，严格执行医院的所有规章制度。附近的外滩海关大钟敲响十二下后，他就关上了大门。从午夜到清晨五点这段时间里，如果有包括救护车在内的车辆需要出入，门卫会打开大门；如有夜间急诊的病家前来，则开启大门旁边紧挨门卫室的小门。老汪记得，大约在一时过后，有两个人进来过，个头儿一大一小。大个子戴了副眼镜，穿黑色棉风衣，小个子穿藏青色棉风衣，一直低垂着头，两人都戴着毛线编织的深褐色罗宋帽。大个子搀扶着小个子，用手指关节轻叩门卫室玻璃窗，示意开门。老汪注意到，大个子手上戴着毛线手套。

　　老汪立刻起身走出门卫室，把小门开启。两人人内，朝着急诊室方向走去。这二位在院内待了大约二十分钟，还是那副装束出来了，不过，此时小个子已经可以不必搀扶自己步行了。由于这段时间里只有这么两个家伙出入医院，刑警有理由怀疑他们是作案者。

　　应该说，这对心怀叵测的案犯的作案手段颇为简练，这一点，可以从同病区住院的一位中年男病员赵某的证词中得知。该男子是个严重失眠患者，当时还没有“失眠症”、“忧郁症”的说法，统称为“神经衰弱”。这人的神经已经衰弱了二十多年，呈现越来越严重的征象。放在如今，哪怕没什么医学常识的寻常人也一看便知他是“忧郁症”，但当时只是当“神经衰弱”来治，严重的就住院。

　　赵某是旧海关工作人员，据说业务上有一手，解放后先是留用，后因健康缘故，调往华东军政委员会下辖的物资调配处当了一名文员。海关也好，物资调配处也好，都是需要一丝不苟的岗位，这个老派知识分子长期从事此类工作，脑子里只有一根筋，不管什么事情，只要认准了就会一“轴”到底。此刻住在医院里治病也是如此。

　　医生对他的失眠束手无策，只有开安眠药。当然，跟他在单位医务室开的安眠药档次不一样，据说是从香港搞来的进口货，寻常失眠患者还轮不上用。赵某吃这种进口药，效果很好，可以一觉睡到天明。可是，他的“轴”劲儿上来了，认为同样是安眠药，为什么不把医院的这种药分发到单位医务室呢？为什么非得住进医院才给开这种药呢？这不是一种浪费吗？浪费了住院费治疗费，以及不能上班给国家工作造成的损失。为此，赵某给陈毅市长写了一封信反映这个情况，元旦前夕刚刚让探视的家属挂号寄出。然后，他就拒绝服医院的药，改服自己带来的单位医务室配的药，说等到他的反映有了结果再说。

　　医务室开的药效果确实一般，元旦晚上赵某只睡了两个小时就醒了。他是享受公费医疗的，身份属于普通干部，只能住集体病房。生怕自己睡不着闹出动静扰了病友，他干脆穿上衣服出了病房在病区走廊里溜达，走累了，就搬张椅子坐在光线好的位置看书。

　　那天晚上，赵某在病区一角悄没声息地看书时，注意到从另一侧楼梯门外进来了两个身穿白大褂、头戴医用无檐帽的“医务人员”。赵某眼力还不错，隔着整整一条走廊，居然把二人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个三十岁左右、戴黑框眼镜的男医生和一个二十来岁的女护士，医生双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右侧口袋里露出一截听诊器胶管，护士双手交错放在身前，右手持一个木板夹，上面夹着白色纸张。两人没有发现赵某，走进走廊后，随即推开了尽头那间单人病房的门，入内，又把门无声地关上了。

　　赵某当时见之，内心还为这两个深夜还在不辞辛苦查病房关心病员的医务人员点赞，可能由于他有写人民来信的嗜好，脑子里马上闪过给公济医院领导写一封表扬信的念头。这个念头促使他抬腕看了看手表，表盘上的指针指向凌晨一点十二分。

　　一会儿，这两个“医务人员”从那间单人病房出来，还是从走廊那头的门离开的，至于是去三楼还是一楼，赵某就不清楚了。不过他没忘记看手表，二人出来时是一点十七分，他们在病房里待了五分钟一赵某反映的情况在时间节点上跟门卫老汪提供的情况一致。

　　这个在新旧政权机构都有供职经历的老派公务员多少有点儿狂生风范，刑警向他调查时，他当然已经知晓那天晚上本病区发生了啥事儿，所以再三强调“这五分钟时间里，那个白俄老头儿的病房里寂静无声。以敝人浅见，这对男女应是此中老手！”见刑警眼里似乎露出赞许的神色，他又补充“我敢断定，他们绝对不是第一次作这种案件！说不定眼前这起案件只是个开头，下面还有！”

　　这位赵先生确实具有先见之明，当天午夜过后，他的话就应验了。

　　上海市公安局在1949年6月4日挂牌宣告成立后，即有一份名谓《敌情通报》的内部简报，由秘书处（即后来的局办室）负责向全市各分局收集当天各自辖区的刑案发生情况，形成简短消息，于午夜印发，由机要通讯员骑摩托车分发全市所有警务机构。哪天若是刑案发生得多，则会在午后先印出一份分发下去。叶夫根尼出事这天就是这样，所以该案基本情况在1月2日下午已经为全市各分局、派出所所知。不曾想到，这份《敌情通报》竟然引出五个基层警务机构致电市局秘书处反映，说他们管段内的医院最近也有同类案件发生。

　　这五家医院，分别是北京西路上的宏仁医院、山东中路上的仁济医院、延安西路上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瑞金二路上的广慈医院和武进路上的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案件发生情况如下——

　　1950年12月24日，四十挂零的资本家遗孀郎可人因腹部不适前往宏仁医院内科就诊，要求住几天医院单间。当时著名的“三反五反运动”已经揭开帷幕，接诊医生从其穿着打扮以及言语举止上估计，该女十有八九是运动擦边对象，看病是假，想清静几天是真，也不道破，反正单人病房空着也是空着，就给她开了住院单。

　　当夜二时许，该女忽然大叫“救命”。随侍在侧正在瞌睡的看护姑娘小王被惊醒，忙问发生了什么情况。郎氏说她正熟睡时，忽然觉得床前似乎有人，蒙眬中强迫自己睁眼查看，不料脸部忽然一凉，觉得有块像是沾了些许水分的手帕样的东西蒙在口鼻位置，她想挣扎，但随即失去了知觉。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苏醒过来，回想刚才的一幕，也闹不清是真实情况还是做梦，心里惊骇，忍不住就叫“救命”了。

　　小王随即按电铃，须臾，值班医生、护士赶到，检查下来，病人并无疾病反应。郎氏此刻已经完全清醒，查看自己随身物品，暗吃一惊，却未吭声。小王这时发现郎氏之前佩戴的戒指、项链、手表已经不在，急予提醒。郎氏说没事，戒指、项链、手表她临睡时已经摘下放到坤包里了，又说刚才一幕很有可能是做噩梦。

　　之后一直到天明，郎氏再未闭眼。上午医生查房时，她突然要求出院。这时看护小王已经下班，据接班的看护小陆说，医生开了出院单后，郎氏往外面打了一个电话。稍后，来了一个青年男子，郎氏差其去结了账，然后两人一起离开了。

　　当晚，小陆与小王交接班时聊起此事，回忆说郎氏出院时并无坤包。两个姑娘私下嘀咕，认为郎氏所说的那一幕应该是事实，果真是有人深夜潜入单人病房，掠走了她的首饰，还把放在枕头下的坤包也拎走了。只是，她可能碍于某种难言之隐，不想透露。

　　宏仁医院是一家教会医院，由美国圣公会创办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的同仁医院和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广仁医院合并而成（1942年），1954年4月，经华东文教委员会批准，合并至上海第二医学院，成为该院附属医院。1957年，由上海市卫生局改建为上海市胸科医院。本案发生时，该院的所有制性质和名称还保持旧时原样。

　　根据上海市军管会接管时的规定，外资电车公司、电话公司、工厂、医院，原未设立安保科室的单位，应当筹建；原已有安保科室的，须按照规定配备通晓业务的专门人选进行工作。宏仁医院原无安保科室，解放后表示愿意遵守新政权的规定，但因规模有限，没组建安保科室，只是指定了一名曾在北洋军队当过侦察兵的杂役黄某负责全院安保。

　　该院的这个做法，为新政权所接受。因为不管怎么说，黄某是杂役，属于劳动人民。分局、派出所有时召集外资企业安保负责人去开会，通报治安情况，黄某很起劲。一段时间下来，他跟分局、派出所的相关警员混熟了，也愿意把本单位的治安情况如实向警方报告。这次病员郎可人在医院发生了上述情况，黄某次日上班闻知后，即去内科想向郎氏了解。但郎可人已经出院了，他就找看护小王问了问，还做了一份简单的笔录。接着，就向北京西路派出所报告了。

　　尽管郎可人本人没向警方报过案，但派出所还是派出警员前往医院走访，又从医院的病史档案卡上查到了郎可人的家庭住址，登门询问。郎氏的说法依旧，称她那天晚上不过是做了一个噩梦，并未遭受什么侵袭。民警对此有些怀疑，要求郎氏提供那个接她出院的男青年的电话，她却说“忘了”。派出所对此事纯属公事公办，这种情况下，如果郎氏不报案，显然是立不了案的。所以，派出所也只能到此为止。

　　这事，原本也就这么过去了。可跨入新的一年，公济医院发生的这起案件迅速上了市局的《敌情通报》。北京西路派出所的领导觉得似与一周前本辖区内宏仁医院发生的情况类似，遂上报分局，分局又上报市局。

　　另外四家医院报予警方的案件也都是在去年年底发生的，仁济医院是12月25日，第六人民医院是12月27日，广慈医院是12月29日，铁路局中心医院是12月30日。跟宏仁医院、公济医院一样，四家医院的案子都是在内科单人病房发生的，受害人自然也都是有钱阶层，或是资本家，或是高级知识分子及旧官僚（初解放时对北洋时期文官的称谓），其中一位是个八十岁的老太太，系北洋政府一个官员的老母。四个案子中，有三起案发时都有看护在场。犯罪嫌疑人的人数、性别和模样装扮，跟1月2日凌晨公济医院住院病员赵某所见一致。其作案手法也基本相同，冒充医生查房，借跟病人接触的机会下手，不过，可能由于在场的看护都没瞌睡，在病床一侧待着准备照应，案犯没机会使用麻药，只是把病员马铮、凌秀木、乐叹焰放在床头柜上或者抽斗里的手表顺走了，那个旧官僚的八旬老母任氏则损失了一枚戒指。

　　至于没报案的原因，三个手表被顺走的男性病人，当时并没有发现自己已经遭窃——住在医院的单人病房里，旁边有专职看护小姐日夜陪伴居然还会失窃，这种事简直是闻所未闻，他们也从没往这方面想过。所以，他们都是在第二天上午方才发现的。

　　第六人民医院单人病房的病员资本家马诤正因入院前交上去的“坦白认罪书”未被“三反五反工作队”通过而担惊受怕，手表不翼而飞，肯定会涉及到医院的医生、护士、看护，他根本就不敢吭声。隔了一天，主任医生带着一群来院进修的见习军医查房，他向人家陈述病情时提及，26日夜间（其实应是27日凌晨）有医生查房，内科主任却发现此次查房并无记录，觉得蹊跷，继续追问，马老板方才说了失窃手表之事。

　　那个老太太是隔了两天家属来探望时发现没了戒指的，铁路局中心医院保卫科闻讯前来排查，这才倒查出有人冒充医生深夜查房，但由于老太太本人和家属坚持认为“破财消灾”不愿报案，也就不了了之，只是在元旦后保卫科长去分局参加例行治安通报会时才说了说。三个失窃手表的病员所住医院的保卫科，则是想维护医院的声誉，因为失窃人没说要报案，也就只是作为“个别情况”向派出所或者分局说了下。

　　现在，这五起盗劫案件到了专案组手里，且看他们如何料理。

 

三、得而复失

　　市公安局在作出串案并侦决定的同时，考虑到工作量肯定增加，就给专案组配备了四名警校实习生作为辅助。这样，专案组就有了九名侦查员。

　　专案组长伍岳生跟前来报到的实习生见面后，说咱们可以分成五拨先去五家医院看看现场，然后跟这五位苦主郎可人、马逢、凌秀木、乐叹焰、任佩玉当面接触，了解相关情况；完成后到驻地集中汇总一应信息，再研究该如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刑警分头查看现场的那五家医院，宏仁医院已有介绍，其余四家的简况如下——

　　仁济医院、广慈医院系教会医院，分别由英国基督教伦敦布道会和天主教江南教区在清道光二十四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创办。1952年11月，仁济医院由华东卫生部接办，改名“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1951年10月，广慈医院由上海市军管会征用，1952年划归上海第二医学院作为附属医院。第六人民医院前身为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创办的“西人隔离医院”，1943年被汪伪政权接管，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政府接收，改为“上海市立疗养院”，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由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定名为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至于铁路局中心医院，则是在清宣统二年（1910年）由清政府沪宁铁路局创办，历经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日伪政权的扩建重建，解放后被市军管会接收，于1950年8月改名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1959年划归上海铁道医学院作为附属医院。

　　当下，刑警分头前往上述五家医院。按照医生的医疗方案，那五个病人原本还得住几天的，但发生了这等事，即使苦主本人不在乎还想住下去，家属也是不敢放心的，所以都已经出院或者转院了。刑警查看了单人病房现场，有的已经有新的病人入住，有的还空着，但都被打扫过了，不作通过勘查能够发现案犯留下的痕迹之想。刑警走访了医院门卫和住院病友，亦无收获。然后，各自按照医院提供的信息前往苦主的居所或者所转医院。一番活儿干完返回驻地时，天早已黑了。

　　汇总调查结果，只是知晓了五名苦主失窃财物的详细信息。住宏仁医院的那位中年富孀郎可人，是挨了麻药袭击的，所佩戴的戒指、手镯、项链、手表都被案犯摘走了，压在枕头下的坤包也被拎走，内有大约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郎可人还告诉刑警，她钱包里的钞票是入院那天特地去银行取的，是连号新币。马诤、凌秀木、乐叹焰、任佩玉四位苦主也提供了他们遭盗劫的首饰、手表的品牌、式样。

　　专案组对上述情况进行了分析，基本认定这前后六宗案件均是由元月2日凌晨出现在公济医院那一男一女两个案犯所作。然后，勾画出了两个案犯的以下基本特点——

　　从他们对犯罪场所的选择（都是单人病房）、对医院的作息时间的了解（必须避开真医生查房的时间）和对医院环境的熟悉（万一失风，可以顺利滑脚溜走）程度推断，这两个男女很可能有过跟医院较长时间接触的经验。这种“接触”，可能是曾从事甚至目前仍在从事医务工作，也可能是有过较长时间的住院或在医院陪护病人的经历。不过，前者的可能性较小，因为案犯（主要是那个男的）毕竟仅仅是在外观上像医务人员，据后四家医院的苦主和看护所述，那个男子以查房之名进来后，不过是用听诊器听了听心跳，另外问了一两句类似“您感觉怎么样”之类的话，这些举止即使外行也是能够做到的。

　　从苦主和目击者所反映的那两个案犯的言行举止以及气质来分析，他们应该不是体力劳动者，也并非出身体力劳动者家庭，而应是从事当时社会上所说的“体面工作”即如今所说的“白领”。另外，有苦主和目击者回忆起，两人所穿的白大褂上都印有医院字样，但并非是某某医院，而是“医”字和编号（比如“医－0093”）。据了解，这是医院解放前制作的老式医护人员工作服，解放后有的医院仍旧使用这种白大褂，有的虽已经改成“某某医院”字样，但旧式白大褂还是有不少医护人员在穿。案发后，相关医院在内部进行了排查，各科室都报称并未有人遗失白大褂。

　　案犯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比如他们事先已经考虑到作案时肯定会留下指纹，所以戴上了手套；同样，为尽可能隐蔽自己的面容，他们“合理地”使用了医用口罩。另外，据留意到他们进出现场的公济医院门卫反映，他们进出医院时，至少在门卫能够观察到的范围内保持步行，以避免因为使用机动车或者自行车而留下后患。

　　上述案件中，他们都进退自如，没向人打听就直接进入现场，这说明他们要么之前曾“接触过”作案医院，要么事先进行了精准踩点。尽管如此，但刑警并不认为他们属于作案老手那一类。为什么这么说呢？拥有他们这样的作案手法，如果在上海解放前治安混乱不堪的环境中，应该可以制造对苦主来说财产损失更大的案件，比如暗算有钱人，比如进入酒吧舞厅饭店，两人互相配合著对主顾实施盗劫。因此，刑警觉得他们的反侦查意识很有可能来自书本，多半是《福尔摩斯探案》等侦探小说。这跟上面关于他们“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估断也相符。

　　那么，应该怎样开展侦查呢？刑警研究下来，由于目前未能掌握具有突破可能的线索，只能采取“撒网”方式进行调查：一是对赃物进行布控；二是对相关医院供职的与两案犯性别、年龄、身高等条件相符的医务人员进行查摸，重点是他们是否有作案时间；三是跟市卫生局联系，请求提供各医院近几年退职或实习医生、护士的资料。

　　另外，专案组还向领导提出建议：宜通过市卫生局向全市各医院发出通知，以防案犯再次作案。这个建议当天午夜前就得到落实，上海市卫生局连夜向全市所有有单人病房的医院发出电话通知；次日，又以书面形式向全市所有医院发出了防范通知。

　　1月3日，专案组按照昨晚案情分析会上的部署，全组出动，五名刑警、四名实习警员分头进行调查。

　　当天中午，赃物布控这一路调查就有了发现。刑警宋萃才和实习警员邱卯生两人在完成了对南京路、淮海路上有收购旧钟表业务的商店的走访之后，来到沙市路中央商场一家小吃店用了简单的午餐，接着开始走访中央商场内的钟表店铺。他们的运气介于“又好又不好”之间。先说好的，他们刚走访第一家小店铺竟然就有了收获。

　　这家店铺名唤“标准钟”，只有一间不到三米的门面。店主就是修钟表的师傅，姓夏，四十多岁，据说是中央商场开张时设摊修理钟表的第一人，人都唤其“老夏”。老夏今天上午因为家里有事小铺子没开门，刑警过来前不到十五分钟才赶到，开门后已经做成了一笔生意——一下子收购了五块手表，而且正是专案组此刻正在调查的“白衣天使盗劫案”中五名苦主失窃的手表！

　　老夏上午没来中央商场，因此错过了黄浦公安分局治安科派出的落实市局布控赃物通知的民警。那民警在中央商场一开门就抵达了，商场里设摊的二十多家钟表铺一一通知到，单单在“标准钟”扑了个空，那就只好请其周边商铺的店主转告了。也真是无巧不巧，老夏赶到时，负责转告的那位店主吃过午饭正在打盹儿，老夏也就暂时不知道布控的事儿，忙着开门准备做买卖，没想到他前脚开门，后脚就有人来出让手表了，而且一下子就是五块！

　　解放后，上海警方对于赃物布控抓得很紧，1949年6月4日上海市公安局（当时称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挂牌当天，就发布了有关赃物布控管理办法的文件。本案发生时，距解放已有将近两年半，全市相关公私店铺的经营者，对该项规定都烂熟于心。老夏在中央商场设摊，“标准钟”的铺面位置四通八达，非常利于案犯发现苗头不对时逃窜，容易被销赃者看中。老夏算不上“积极靠拢政府”的摊主，解放前他也收购过赃物，只是佯装不知罢了。解放后，有些摊主贪图钱财，还是偷偷照做。老夏胆小，虽然不想主动向政府靠拢，但规定摆在那里，他也不敢违背，只要接到布控通知，就会老老实实执行。

　　正是因此，辖区警方对他的印象还不错，连续两年授予他“治安积极分子”称号。他想把奖状挂在店铺里，民警说这不妥当，你这么一挂，那些家伙就不敢来销赃了。他就把奖状挂在自家客堂的墙上，让经常上门来通知开会、检查卫生的居委会大妈们非常羡慕，出门遇见他也特别客气。可是，今天“标准钟”却“豁边”（沪上方言，意即“出差错”）了，竟然一下子收进了五块赃表！

　　老夏告诉刑警，大约一刻钟前，他刚把排门板卸下来靠在旁边用绳子扎好以防倾倒，销赃人就过来了。那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时尚姑娘，上穿浅绿色小羊皮夹克，下穿紫绛色细条纹灯心绒裤子，头戴一顶白色羊绒无檐帽，故意稍稍有点儿歪——这就是今年俏女郎流行的穿戴。这姑娘长相不错，一张鹅蛋脸，明眸樱嘴，脸上很自然露出一丝微笑，整个神色使人觉得有一种乖巧少女惯有的甜美。用上海大人（即过来人）的说法，这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乖宝宝。

　　这个“乖宝宝”从坤包里一下子拿出五块手表要卖掉，使老夏吃惊不小。对方那副长相举止，一看便知是上海滩“有铜钿人家出来的小姐”，再说也没接到警方的布控通知，老夏压根儿没往赃物上想。更使他吃惊的是，这五块手表中，有一块竟是1926年限量生产的劳力士Oyster款18K金防水纪念表。该款手表早在抗战前就已是钟表收藏市场上的抢手货，只生产了一百块，在如今的旧表收藏市场上，其价格高达两千银元。要知道，在其时虽已严重萎缩但仍旧存在的金融黑市上，银元和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一比三万甚至一比五万！

　　老夏惊喜之下，连对方是否带了户口本都暂时忘记问了，当下把表后盖拧下验明正身，没报价钱，而是问：“小姑娘，这五只手表侬想卖多少铜钿？”

　　“乖宝宝”一看便知对钟表收藏纯属外行，说：“我想卖六百万，爷叔侬看来山伐（来山伐，沪语方言，意即行吗）？”

　　因为有那块古董表在里面，老夏寻思这可是猪肉当老菜皮卖了，有心想把价钱往上抬一截，又生怕反倒惊了对方，不卖了，这种情况以前曾经遇到过的。于是只好稍微抬了抬：“这样吧，新年头上，咱们讨个吉利，算六百六十万怎么样？六六大顺，讨个好口彩。”

　　“乖宝宝”脸上露出喜出望外的神情，连连点头，口称“谢谢爷叔”。然后，她拿出了户口本。老夏按照惯例登记了户主姓名：史必赞，住本市榆林区惠民路74号。

　　“乖宝宝”在旁边说：“阿拉屋里住在倍开尔路的。”

　　老夏把户口本还给她，点头附和：“对！惠民路老早叫倍开尔路，四三年改成惠民路的。”

　　“乖宝宝”说：“那年我正好十岁，还记得老师说是日本人改的。”

　　老夏只恐夜长梦多，想把这桩买卖做成功，敷衍了一句“是汪伪上海市政府改的”，随即开出了交易单，让“乖宝宝”签名。六百六十万元在当时是一笔大金额，“标准钟”没有这么大一笔流动资金，老夏就让对方稍等，他去向也在中央商场经营的另外几个同行筹凑。

　　离开了大约五六分钟，返回时“乖宝宝”却不在了。老夏暗吃一惊，正担心这笔生意要飞了，那姑娘手里拿着一份报纸不知从哪里钻出来跟他打招呼了。当然，老夏不可能问她去哪里了，她也不会自动解释予以说明。老夏看了看那纸交易单，这“乖宝宝”人长得漂亮，字却不敢恭维，用上海人的说法就是“像蟹爬一样”。当下也不计较，只想赶快完成这笔交易。

　　之后，倒是没有意外，也就一两分钟，银货两讫，老夏把表收起，“乖宝宝”转身走人，转眼就消失在人群之中。

　　刑警宋萃才听老夏如此这般一番陈述，急忙问道：“那姑娘叫什么名字？”

　　老夏取出登记册子和交易单递给刑警：“这个我倒没问，反正交易单上有签名的。”

　　宋萃才接过一看，心中暗暗叫苦。那签名即使算是蟹爬，这只蟹也实在爬得太没有章法了，简直就是装神弄鬼的“大仙”画的鬼符啊！再看登记册子，那上面是老夏写的，倒是工工整整。可是，刑警的疑问也马上来了：“史必赞？这姓名似乎不像是女性的名字嘛。”

　　老夏解释说：“这个是户主的姓名，不是那个姑娘的名字。”

　　“那么姑娘叫什么呢？看过户口本吗？”

　　老夏摇头。

　　“为什么不看呢？市局治安处不是有规定，特种行业经营者必须登记户口本的户主和前来办理业务者在户口本上的姓名、性别、年龄吗？”

　　老夏讪笑：“这太麻烦了，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呀……”

　　宋萃才无话可说，频频摇头，有火发不出。

　　这，就是上面所说的运气“又好又不好”中“不好”的部分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宋萃才和小邱的发现已经使整个专案组都为之喜形于色了。组长伍岳生下令，把带回来的那五块手表和交易单送交市局技术室提取残留痕迹，然后再请苦主辨认。

　　专案组对刑技人员的技术鉴定抱有很大的希望，可是，“乖宝宝”让专案组失望了。下午，刑技人员打来电话告诉伍岳生，送检物品上能够辨认的只有老夏的指纹，非常清晰。“乘宝宝”是戴着手套的，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痕迹。至于签名，“乖宝宝”留下的字迹并非汉字，也不是外文，而是事先经过设计的类似潦草汉字的“鬼符”。以刑技人员的经验，即便以后提取到嫌疑人的笔迹，也难以和这种“鬼符”进行比较，得出的鉴定结论的准确性可能会有争议，甚至不被检察院和法院接受。

　　这个漂亮“乖宝宝”的出现，使专案组刑警对于案犯的反侦查意识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之前，众侦查员对作案者是否作案老手还有过怀疑，经此一事，大伙儿最终认定，作案者大概率没有前科——对于有前科的财产型犯罪分子来说，应该是知晓警方在立案侦查后通常都会采用对赃物布控这样一个措施的，不可能急着就把赃物送中央商场出售。况且，案犯应该不存在急着用钱的窘况，其对富孀和外籍受害者叶夫根尼作案时，获取了不少“黄白绿”和人民币现钞。

　　专案组想从赃物手表和交易单上发现线索的指望落空了，不过，大伙儿没有气馁，毕竟还有户口本呢，那个户主不是住本市榆林区惠民路74号的史必赞吗，那就先查查这个史必赞的情况吧。

　　当天下午四点多，刑警宋萃才、盛时思和实习生小邱、小孔前往榆林分局。不料，户政股副股长老徐一看户主姓名，说这个户口本已经被注销啦！

　　据老徐介绍，史必赞是青帮分子，早年拜在上海滩三大亨之一张啸林门下，倚仗张的势力做起了粪把头。史的妻子邢联珠也是道上角色，是小有名气的恶霸组织“沪东七姐妹”之一。这对夫妻生过三个子女，旧时医疗条件差，社会上防病意识也弱，其中两个没活过十岁。大女儿史西龄倒是平安无恙，可能与其自幼拜师学武有关。抗战胜利后，十七岁的史西龄嫁给了国民党中央宪兵部队的一个中校军官，成了官太太。上海解放后两个多月，史西龄经老爸运作，冒充一个资本家的女儿，随资本家去了香港，然后转赴台北，投奔解放前夕随军去了台湾的宪兵军官丈夫，从此再没有音信。

　　上海解放后，像史必赞这样的角色自然被列为恶霸分子。原本是要逮捕法办的，不过，这人在三十年代曾结交过中共地下党，帮过若干忙，其中有两次还涉及相当职务的党内人士；抗战期间跟新四军也有过联系，协助新四军往苏北运送过物资、人员。所以，上面关照暂不动他，观其表现，可能还有借其青帮身份为我侦缉敌特提供情报的意思。但其妻邢联珠就没那么幸运了，这妇人是恶霸组织“沪东七姐妹”的骨干成员，没少干过欺压良民、拐卖妇女之类的歹事儿，解放后自然逃不了清算。大气候下，邢氏的那份女流氓做派荡然无存，没等警察上门逮她，就跳黄浦江自杀了。之后，史必赞过单身日子，粪把头当然做不成了，他交际广人头熟，去十六铺做起了水产经纪人。这份职业做了两年不到，去年9月，他被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拘捕。

　　史必赞被捕的同时，警方对其惠民路住所进行了搜查，抄没了财物，据说还有手枪、猎枪，但日常生活用品并没有动。然后，用盖着“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大印的封条封住了门窗。可是，不知何方角色竟然惦记着史家，可能是认为警方搜查得还不够彻底，便在稍后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前往惠民路，撕毁封条，撬门而入。次日天亮，被邻居发现，立即报警。警方前往现场查看，家具没动，但搜查时留下的那些生活用品以及衣物之类失窃了一部分，搜查时没带走的户口本也不见了。对此，警方并未立案，只是注销了史家全户的户口。

　　面对这个结果，专案组侦查员自是有些失望，不过，这条线索还没有断，还有继续追查下去的可能。

 

四、觅得线索

　　专案组刑警对三个多月前史必赞住宅遭窃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当时市局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是有原因的——

　　史犯被捕后，政保侦查员前往史宅进行搜查，这种搜查肯定比寻常刑事案件的搜查严密得多。对于史必赞这样的对象，鉴于其青帮骨干的历史，以及其国民党宪兵中校女婿的社会关系，还有其长期以来结交的那些江湖朋友，在当时的形势下，都会首先被作为涉特嫌疑来对待。如此，针对其住宅的搜查自然而然要跟诸如“间谍器材”、“武器弹药”、“秘密文件”、“活动经费”之类联系起来，而这类玩意儿的体积说大也大不过一台收音机，说小那就不好说了，比如一粒可以藏于指甲内的六神丸大小的剧毒药物、乒乓球大小就能炸翻一辆轿车的特工高爆炸弹、打火机大小的间谍照相机、类似太妃奶糖那样的“糖果”（使用时置于以特殊化学剂配制的假冒饮料内，可释放迅速致人死亡的无色无味的毒气），等等。这些东西非常容易藏匿，从房顶到灶膛，或者院子里的水井、阴沟，随便往哪儿一塞都难以发现，真所谓“一人藏，千人寻”，其搜查工作量之大不难想象。

　　但是，政保侦查员肯定是搜查得非常彻底的，他们离开时已经把需要带走的东西全部带走了。当然，分工不同，加之保密需要，刑警是不可能知道政保侦查员有甚收获的。专案组有理由相信，政保处之所以在得知史宅被梁上君子光顾后并未重视，那是因为他们确信对史宅的搜查非常到位，不可能出现漏洞，而小偷光顾跟他们对史必赞的调查没有关系。

　　两年后，此刻的专案组长伍岳生奉调充实市局政保岗位。那时史案已经处置结束，他听一位曾经负责“史必赞专案”的领导无意间说起，方知当初政保侦查员对史宅进行的搜查工作之细——不但对决定带走的东西予以登记造册、照相存档，对没有带走的所有物品也作了相同的处置。当他们得知史宅被盗后，派去查看的侦查员是带着那本登记册前往的，所谓查看就是进行核对，哪件物品被窃，只要在册子上该物品的备注方格里打一个勾就是了。最后经过分析，确认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盗窃案，所以就没立案。对于分局来说，既然市局政保没立案，也就没有必要作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了，反正被窃的都是旧东西，值不了几个钱的。

　　现在，专案组刑警分析下来，认为小偷把户口本顺走，是为其出售赃物之需。不过，小偷竟敢撕毁市局政保处贴的封条，胆子委实也太大了。然后，回到眼前的现实问题：史家的那本户口本是怎么到了俏女郎“乖宝宝”手里的呢？难道那小偷跟“乘宝宝”是一路货？看来有必要作为一个线头试着往下查一查。

　　怎么查？众刑警讨论下来，决定去南车站路上海市第一看守所跟被关押在那里的史必赞聊聊，没准儿能聊出点儿东西来。

　　专案组刑警乐常富是留用人员，以前曾在榆林分局干过，跟粪把头老史打过交道，伍岳生遂安排老乐、宋萃才和小邱到第一看守所走一趟。

　　史必赞见到熟人很激动，说他进来已经三个多月了，只提审过一次，一直被晾在号子里不予理睬，跟看守员提过多次要求提审，对方置之不理。今天终于盼来提审了！老乐您是知道我的，青帮身份是有的，不过没犯过事儿，倒是以前跟共产党、新四军蛮热络的。现在突然把我抓进来，您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乐常富按照伍组长的关照说了开场白，大意是：老史不瞒你说，你的案子不归我们刑警管，是市局政保开的拘票，我也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现在进来三个多月了没给你升级（指逮捕），那估计是还在调查。你也不必着急，要相信政府不会冤枉好人。今天我们来找你，是因为你家里被窃之事……

　　听说自己家有梁上君子光顾，史必赞大恼，青帮作派顿显，不管不顾地打断道：“什么？竟敢偷到我家里？”说着，眼珠子一转，手一挥，“肯定是歪鼻头这个小瘪三干的！”

　　刑警没想到来意尚未道明就已有了线索，自然愿闻其详。史必赞便作了以下陈述——

　　“歪鼻头”的本名叫李松山，十九岁，苏北盐城人，八岁随父母逃难来到沪上，在杨树浦路的偏僻地段搭了个滚地龙（沪上对窝棚的称谓）栖身。三年后老爸病殁，老妈改嫁，他无依无靠，只得以行乞为生。这小子从小蛮横，天生一副亡命性格，据说早年在苏北乡下时，四岁就跟羊打架，五岁上提着根竹竿把村里的狗撵得惨叫连连屁滚尿流。七岁给地主放牛，头天揪了条半大不小的狗子牵到牛圈里，一声不吭操刀便捅，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把牛都吓得瑟瑟作抖，从此乖乖听话，指东不敢西，道南不敢北。到了沪上，这副性格犹存，而且还“发扬光大”。不过，旧上海是藏龙卧虎之处，打自1843年开埠以来，缺这缺那，就是从来不缺亡命之徒。李松山尽管蛮横，敢动刀子，不惧折进局子，却不讲策略没有章法，始终难以修成正果，倒是把自己的鼻梁骨给打歪了。上海人把鼻子称为“鼻头”，所以他就有了个不雅绰号——“歪鼻头”。

　　“歪鼻头”长到十六岁上，已是一条五尺多的男子汉。因为他的亡命之徒性格，经人介绍，就到史必赞手下当了一名马仔。老史的名气在沪上鲜为人知，他的师父张啸林却是闻名沪上的青帮大亨，虽然早已被“军统”诛杀，死后还留下一个“大汉奸”的恶名，但威势犹存，徒子徒孙数不胜数。再者，张啸林虽是汉奸，其死后青帮却没有将其除名，所以他还是青帮的人。他的徒子徒孙中也颇有一些没有随其落水成为汉奸的，如今照样能够叱咤江湖在黑道称雄“歪鼻头”很想拜史必赞为师，成为青帮一员。他打的主意是，拜老史为师后，就可以打出“张啸林徒孙”的招牌自行其是。不过，史必赞是老江湖，有一双毒眼，看人不敢说入木三分，一分半大概是有的，如果看不透一个十六岁小子的心思，那他就不必在上海滩混了。所以，坚拒“歪鼻头”一次次的入帮要求。

　　转眼到了上海解放，老史威势全无，一蹶不振，粪把头做不成了，改行当了水产经纪人。“歪鼻头”也跟着失了业。不过，以其长期混江湖的经验，勉强谋生还是不成问题的，当然，其手段是否合法那就值得商榷了。老史自顾不暇，早已将其抛之脑后，不料“歪鼻头”倒还惦记着前东家，时不时会跑到十六铺来“晋见”。老史对其有一种“三日不见刮目相看”的感觉，这主儿见面就跟前东家大讲“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关系”、“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估计应该是从街头的广播宣传中听来的（他是文盲，不可能通过书籍报刊获取知识）。

　　打自和这个小混混儿认识以来，史必赞第一次意识到，这个自称“受剥削被压迫的无产者”的记忆力惊人，讲起来竟然可以滔滔不绝一套连一套。以老史的江湖思维稍作归纳，很快就弄清楚了对方的目的：让前东家拿出一笔钱钞，作为对他这个饱受剥削压迫的童工的补偿。

　　老史虽然有能力提供补偿，但他认为没有这个道理，对“歪鼻头”的要求嗤之以鼻。虽然一次次碰钉子，“歪鼻头”对于这种“晋见”或者“拜访”却乐此不疲，每天必至，有时一天要来三趟。忽然有一天，下午四五点钟时，忙碌了一天的史必赞隐隐觉得今天的生活内容像是缺少了什么似的，转眼回过神来：原来“歪鼻头”竟然没来。次日得知消息，这小子顺手牵羊失风，折进浦江对岸的洋泾分局了。当下，老史自有一种“额手称庆”的冲动，禁不住长吁一口气，然后去“老半斋”点了几个菜，要了一瓶陈年花雕，吃着喝着，感觉说不出的轻松和欣慰。

　　没想到，也就不过轻松了五六天，政保侦查员就前来“拜访”了。史必赞被关进市局第一看守所后，忙着琢磨自己的事情，早把“歪鼻头”抛至脑后了，直到今天刑警出现，告知其住所遭窃的消息。老史的思维还算敏捷，马上就想到可能是“歪鼻头”所为。

　　由此“歪鼻头”李松山进入了刑警的视线。刑警随即致电洋泾分局治安股，一问，得知李松山确实被拘留过，案由是在洋泾镇上撬窃自行车。这是小偷小摸行为，且李是穷人出身，本人属于无业游民，还是劳动人民队伍的，所以关了三天就教育释放了一从史宅遭到夜窃的时间推算“歪鼻头”是有作案时间的。

　　1月4日傍晚“歪鼻头”李松山被专案组传唤。这是他平生以来第二次折进局子，尽管他的社会经验远比同龄人老到，但在应付讯问方面还是缺乏历练，很快被刑警软硬兼施拿下了口供“歪鼻头”承认史宅失窃案系其所为，那天晚上他喝了些酒，对于老史解放前对他的剥削压迫越想越愤怒，寻思何不乘着夜色的掩护潜往惠民路史宅去看看有啥值钱东西，也算是一点儿补偿吧。

　　那么，这次单枪匹马的夜窃行动收获如何呢？运气一般，进去一看现场那副情状，就知道已被警察抄过家了，他也不作捡漏之想，把看着觉得能卖几个钱的衣服挑选了十来件，找了块被单布打成一个包袱，又把几件铜餐具揣进怀里，临走还顺走了史家的户口本——把衣服卖给旧货行是需要户口本的，而他是个没上户口的主儿，没有户口本。

　　刑警马上追问户口本在哪里“歪鼻头”答称也卖了，卖得两万元人民币。刑警继续追问卖给谁了，答称卖给一个陌生人了。

　　根据刑警的要求“歪鼻头”把当时的情况作了一番陈述——

　　那是夜窃史宅后的第三天，“歪鼻头”把窃得的那些衣服折叠齐整，用从平凉路上的一家废品行讨得的一口近乎全新的纸板箱装起来，绳子一拴，向朋友借了一辆自行车，装上直奔林森路（即原法租界霞飞路，抗战胜利后改称林森中路，解放后易名淮海中路，但市民还是习惯于称霞飞路或者林森路）五星公司（1954年改称“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上海人简称为“淮国旧”，系沪上规模最大、商品最多的国营旧货商场）。

　　“歪鼻头”当时没有半点儿胆怯，在他想来，史宅的唯一主人老史已经被公安局抓进去了，住宅也被抄过了，谁会在意该址进过人呢？即使老史被放出来了（初解放时，突然被捕后又突然释放的情况并不鲜见），他也会以为这些衣服是被警察抄走的。所以，他是以一副绝对坦然的神情面对营业员的。营业员把衣服一一翻检过后，一件件给出了收购价。五星公司是国营企业，不像私企那样可以还价，营业员报价之后就问：“小阿弟侬卖伐？”

　　“歪鼻头”有跟旧货业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对行情和规矩心中有数，认为对方的报价与私人商贩相差不大，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过，营业员是不经手钞票的，他会开出一张单子，让顾客去收银台结账领钱。五星公司面积很大，从收购旧衣服的专柜到收银台，七拐八弯有一段距离。“歪鼻头”正走着，不知什么时候后面跟上了一位小姐，紧赶几步与其并肩，悄声道：“阿弟，请留步。”

　　“歪鼻头”虽然感到意外，一看对方是个姑娘，倒也并不惊慌，问有啥事体要讲。对方说：

　　“阿弟，这本户口簿可以借我用用吗？”

　　“歪鼻头”一怔，但看着对方那张笑倚如花的俏脸，想了想，把户口本朝对方手里一塞：“拿去吧！”

　　这一幕落在附近收购鞋类专柜的一个营业员眼里，他马上抄起一旁的白铁皮喇叭筒，提醒周围人群：“顾客请注意，出售物品要使用自家的户口簿哦，不能借用别人的！带着户口簿的顾客也不要借给别人使用，当心豁边，要进派出所的哦！”

　　那姑娘吓了一跳，没敢接，但仍旧跟在“歪鼻头”后面，保持着一段距离。“歪鼻头”拿到钞票走出旧货商场后，发现那姑娘还跟在后面，于是驻步。待对方走到跟前，他把户口簿递过去：“你要用就拿去用吧，反正我不要了。”

　　姑娘惊喜之下，立刻掏出一张两万元的纸币塞在他手里，说声“谢谢”，穿过马路，往重庆路方向走去，转眼就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刑警根据“歪鼻头”对那个姑娘年龄、体形、相貌的描述，断定那就是他们正在寻访的“乖宝宝”。

　　如此说来，史家的这本户口簿落到案犯手里已有段时间了，他们是否用该户口簿去五星旧货商场出售过赃物（包括本案的和非本案的）呢？刑警决定去五星旧货商场了解一下。

　　1月5日，专案组长伍岳生和刑警乐常富、腾博飞以及实习警员钱涌、侯克疾五人前往五星旧货商场。之所以去这么多人，是准备分头查阅该商场收购旧货的登记册的。没想到，这家国营商场的规章制度很到位，其中一条的内容就是随时提醒顾客用自家的户口簿进行登记，一旦发现冒用户口簿的，营业员须在当天打烊后例行的班后会上如实报告。那天“歪鼻头”的情况，就这样被记录下来。次日，即有负责保卫工作的专人向收购旧衣服专柜的营业员了解“歪鼻头”用来出售旧衣服的户口登记资料，尽管不知道这个户口簿究竟是否“借”给“乖宝宝”了，但还是将其列为需要注意的对象，让全商场各收购专柜注意，等于是上了商场内部掌握的“黑名单”。

　　当时商业条线上的店员，都各有本行业必备的技能素质，上海滩称为“吃饭本事”。比如饭馆跑堂，食客点菜不兴用笔记录菜单，而是全部记在脑子里，食客点完后，跑堂当场向厨房和账台同时报出菜名、价格（厉害的还会报出总价甚至打折后的价钱），账房先生一手持笔记录，一手僻里啪啦拨算盘，形成账单；而厨师则一边烹饪其他食客已点的菜肴，一边在脑子里记下跑堂刚刚报出的每道菜的名称，以及是哪桌客人点的。这时跑堂的脑力活儿还没完，他得一边继续接待客人，一边留心厨房里传出的吆喝，待吆喝某桌的哪一道菜烧好后，还要根据默记的信息在心里核对一遍，确认无误，方端送上桌。跑堂另外还要顾及维护食客的面子，如有手头拮据的食客来点一客光面（即阳春面），不能向厨房吆喝“某桌先生一客光面”，而是吆喝“某桌先生一客肉丝汤面——掀盖”（此处“掀”字念“吸”）。

　　其他行业的店员也是如此，各有一套做生意的规矩，全凭默记。五星旧货商场的营业员更是个个都有这份记忆功夫，类似警方布控通知或列入“黑名单”的信息，在每天上午开门营业前的班前会上，领导只需说一遍，大伙儿就都记住了。“歪鼻头”涉嫌冒用户口簿的情况，早已在内部通知过了。此刻刑警过去一说，接待人员就告知“该户口簿已被内部布控，目前尚无有人使用该户口簿再次出售旧货的报告。”

　　刑警出于慎重，还是要求查看各个专柜的每日工作记录，又抽查了若干登记资料，果然没有发现史宅户口簿的记录。

　　这么说来，这条线索就到此为止了？

 

五、投案自首

　　前往调查的刑警不是这么想的，伍岳生、乐常富、腾博飞等人现场交换意见后，决定找几个那天在场的营业员一起聊聊，寻思哪怕能够聊出些许情况来也是好的。

　　这个希望没有落空。跟五名营业员像开座谈会似的一起聊下来，都没有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临散会时，其中有一个五十多岁被人称为“老爷叔”的彭姓老者朝伍岳生飞快地递了一个眼色。老伍情知对方这是表示有话要跟刑警私下说，离开后即从派出所往商场打了个电话，请保卫人员转告老彭，让其悄然来一趟派出所。

　　老彭向专案组提供了一个比较模糊的信息：他所在的工作岗位与鞋类专柜相邻，收购的是旧搪瓷制品。那天鞋类专柜营业员用白铁皮土喇叭提醒“不得出借户口簿”时，他眼角下意识地一抬，往柜台之间的几条过道扫描，看到的是“歪鼻头”的侧面和“乖宝宝”的正面。他觉得那张青春气息勃发的面孔有些眼熟，似是以前在哪里见到过。但这种在店堂里借用户口簿的情况对于五星旧货商场来说乃是常事，老彭瞄了一眼，也没作他想。时隔两三个月，之所以还留下印象，是因为他觉得那姑娘的长相跟他早年病殁的一个妹妹相似，也是一个美女。现在，领导让他参加刑警召集的座谈会，他就努力回忆，终于从脑海里挖出一个大概印象一这姑娘以前应该是见到过的，跟他经常想起的亡妹无关，好像是附近分局某个旧警察的女儿。

　　老彭出身于旧货行家庭，祖传三代都是旧货业从业者。抗战胜利后，他家的旧货行失火被毁，无力恢复，为谋生计，他只好改行做起了餐饮，在重庆南路和林森中路的路口租了间门面，开了一家小饭馆，既卖饭菜也有点心。他能烧一手不错的沪上本帮菜，亲自掌厨，生意还不错。旧社会开这种小饭馆得有靠山，没有帮会恶霸或者警察在后面戳着，通常是开不长久的。老彭跟帮会向无牵扯，但以前长期经营旧货业，跟警局有关系，借助结识的那些旧刑警，请他们隔三岔五三三两两来吃个早点、夜宵什么的，只收成本价。如此，就把地痞流氓小瘪三叫花子都给镇住了，别说进门来捣蛋了，就是路过饭馆门口也无意停留。

　　小饭馆所处的地理位置，从嵩山分局和卢家湾分局过来比较方便，每天总有若干刑警来蹭个便宜，有时顺便还带上孩子过来。老彭此刻回想起来，觉得看着似乎脸熟的那个姑娘可能在他开饭馆那三年里的某一天，被某个旧警察带来吃过饭，印象里应该是家属。

　　专案组对老彭提供的这条线索作了分析，认为可信。这就需要向嵩山、卢湾（卢家湾区于1950年改为卢湾区，公安分局随之更名）两个公安分局进行调查了。在公安局内部进行调查，尽管是调查旧警察家属，也必须小心谨慎，还得报请领导批准。

　　次日上午，伍岳生准备去向市局刑警队领导报告情况，口袋里还揣着一份连夜起草的报告，如果领导点头，他就会立刻掏出来呈上请领导签批。

　　但是，这份报告没有用上，伍岳生也没去见刑警队领导。1月6日上午八时半刚过，伍岳生还没离开专案组驻地，领导就打来电话告知，专案组正在追查的两个作案疑犯之一的那个被暂称为“乖宝宝”的姑娘，这会儿已在嵩山分局待着了，专案组可以派员前往讯问。讯问后如何处置，专案组可以先拿一个意见出来，供领导参考。

　　伍岳生闻之，自是大出意料。向领导打听“乖宝宝”是怎么落到警方手里的，领导告诉他：“她是主动向嵩山分局自首的。”

　　“乖宝宝”名叫沐青雨，十九岁，前年初中毕业后考入卫生学校，学的是护士专业，学制两年。如果没有此刻面临的这个意外，再过一个学期，她就可以进某家医院做一名护士了。可是，这个打自两三岁牙牙学语时就被父母长辈亲友四邻一致看好、认为其系名副其实的乖宝宝的女孩儿，却因为最近一年间的交友不慎，导致人生道路发生了严重偏差，成为本案的两名案犯之一。

　　沐青雨的父亲沐蓝舟，海员出身，年轻时是外国远洋轮上的水手。娶妻后，不想再常年累月出没于风浪之中全世界奔波，决定改行。1930年他二十七岁时，从《申报》上看到一则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招收华人巡捕的广告，暗忖自己年轻力壮，身手灵活，学过拳击，且通晓英语、法语，虽然只是小学毕业，不符合人家“必须初中文化”的要求，但若去报名时跟人家说说，没准儿人家破例也有可能。于是，就决定去试试。果然，法租界警务处的人事官员一听来人那口流利的法语，眼前就是一亮。待听完沐蓝舟的这番自始至终用法语叙述的简历，再看他那副剽悍的体格，也不用他回去等通知了，直接就给了一份面试表格。

　　三天后，沐蓝舟如约前往面试。当时租界当局招人时的面试由两个部分组成，先笔试，再口试，两种考试都是当场给分。出乎意料的是，沐蓝舟的笔试成绩超出他之前自述的小学文化水平，面试官给出的结论是：文化综合常识达到初二水平，写作超过初中毕业水平。至于其他内容的口试成绩，在应试者中属于前四分之一，外语口语熟稔程度名列第一。沐蓝舟遂被录用。经过三个月的基本培训，他被分派到捕房刑事部当了一名被沪上市民称为“包打听”的见习便衣。

　　沐蓝舟之前当过十年国际海员，其江湖经验要比同龄人丰富，对世事也看得比较透。以其智商、性格以及综合素质，哪怕成不了名探，成为一个一二流的侦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正因为他对世事有着超越同龄人的认识，所以他并不努力向这方面发展，而是以随遇而安的心态对待这份职业，干了二十余年，他的业务水平始终在二三流之间徘徊。不过，他也并非随大流，多少是有些原则的：一是不干伤天害理之事，二是不结交任何党派帮会，三是不得罪上司和同僚，四是忠于职守但不固执死板，五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靠着以上五条，从1930年一直到本案发生的1952年，经历了国民党、日伪、中共的历次政权更迭，他一直牢牢地捧着刑警饭碗。

　　在包括上司同僚亲朋好友的眼里，老沐是一个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职业庸人。只有妻子和唯一的“乘宝宝”女儿沐青雨知道，其实他对刑侦工作非常喜爱。多年来，他的“八小时以外”，在家里的言行离不开刑侦，不是跟妻女聊自己或者同僚破获的各种刑案，就是说巡捕房、警察局内部通报的破获及未侦破的刑案情况，要不，就是把他经常反复阅读的古今中外破案题材文学作品的内容跟妻女闲唠。其间如若妻女——特别是女儿与其进行这方面的请教探讨交流互动，他就会特别开心。这种情形，多年如一日，只要他在家、有空闲，天天如此，逢年过节也不例外。

　　老沐绝对没有想到，他的这种做法竟然对女儿沐青雨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在潜意识中不知不觉地发生的，连对外界变化一直非常敏感的老沐也浑然不知。

　　沐青雨最初的变化可能是在初二那年，多年听刑警老爸讲述刑事犯罪活动的旧闻新闻，使她对刑事侦查产生了浓烈兴趣，有了想当一名女刑警的愿望，而且这种愿望迅速升温，蜕变成对犯罪活动的思考和研究。这一点，老爸没有察觉，老妈倒是隐约感觉到了，但也未曾预见到这对于女儿会有怎样的影响。对于此事，她跟丈夫闲聊时也曾提起过，但夫妇俩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话题而已，都没有认真对待。

　　沐青雨上初三那年，终于有一天，她跟老爸说起自己以后想从事的职业——女承父业做一名刑警。老沐听着微叹一口气，缓缓摇头。女儿自是要追问老爸为何不赞同，没有得到回答——不是老沐不肯回答，是不便跟她说。

　　这天，他陪同（或者说是押着）女儿前往自己供职的嵩山公安分局自首，见到专案组刑警后，向专案组长伍岳生吐露了真实想法：解放后，新政权招收公安人员时，会对报名对象进行政审。他解放后虽被留用，但其原因在内部属于众所周知，不必作说明的。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个留用旧警的子女是不可能被吸收进人民警察队伍的。但是，看着女儿期待的目光，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对女儿讲，就是讲了，恐怕女儿也无法理解。

　　沐蓝舟的想法稍后就得到了证实，不久之后，全国公安系统就开始统一行动，将留用警员转岗一离开政法口，根据各人的综合条件予以安排。但并未搞一刀切，一些业务精湛表现良好且无历史问题的警员得以继续留用。

　　当然，如果沐青雨交友谨慎审察的话，也不至于沦落到走上犯罪道路那一步。

　　据沐青雨自首后交代，凭其平时在班级年级的排名，她是能够考上一所中等偏上水平的高中的，如果临场发挥得好，还有希望进沪上某所一流高中。但是，她进考场后，不知怎么的就是找不到感觉，结果就考砸了。不过，即使砸了，按照她的总分数，还是可以进中专类学校的，可她并未填这类学校的志愿。正好有一所卫生学校临时搞扩招，给了她所在学校两个名额。学校自级任老师（当时对班主任的称呼）、教导主任一直到校长都为沐青雨的发挥失常感到可惜，就决定把一个名额给她。当时护士职业在社会上颇受青睐，沐青雨对做一名护士倒也有兴趣，跟父母商量后，就补填了志愿。以其成绩，被录取自然毫无悬念。

　　卫校的功课对于沐青雨来说比较轻松，她是住校就读的，每周六下午放学后可以回家，次日晚上八点钟前必须返校。在校的课余时间，沐青雨有一种“难以打发”的感觉，就带几本中外侦探小说去卫校作为课余读物。一读成瘾，家里的书没几个星期就读完了，就请老爸帮她办了一张图书馆的借书证，每个星期天都去图书馆调换图书。她和男友千春暖就是1951年初夏的一天在图书馆阅览室相识的。

　　千春暖也是一个侦探小说迷，经常去图书馆借书，有时还进附设的阅览室阅读。两人互相认识之后，先是在阅览室一角一边看书一边偶尔交流。渐渐觉得观点相似，说话投缘，于是就以交谈为主。但图书馆的阅览室不是茶馆，并非聊天的场所，这就有了转移交谈场所之举。

　　沐青雨的老爸是刑警，老妈系家庭妇女，她还在上卫校，一家三口的生活都靠老沐的那份刑警薪水。当时警察的收入在社会诸多职业中的排名低于七十年后的当今，沐家的生活水平始终处于中等偏下。可以想见，沐青雨身边所带的零花钱必定有限，估计也就不过来回的车钱加上中午在外面吃一客面条、年糕、馄饨之类的点心作为午餐的数额。当两人的交谈因声调过高被工作人员制止后，那位千先生向沐青雨提出“我们去外面聊”的建议。沐青雨原以为也就不过是在图书馆内部的小花园找个角落坐坐，哪知，千先生却把她带到了图书馆旁边的一家咖啡馆，坐下后不但点了咖啡、冰淇淋，还要了西点。临末离开前，千先生买单时掏出的那个意大利名牌钱包里露出一沓人民币的边沿，沐青雨据此猜测，这个长相儒雅一脸斯文的帅哥乃是一位富家子弟。毋庸置疑，这也是沐青雨乐于跟对方交往下去的一个潜在助力。

　　之后，两人虽然还去图书馆，但不再进阅览室，而是办理了还书借书的手续后就离开，去咖啡馆、酒吧、冷饮店、饭馆、影剧院消磨时间，有时想活动活动，也会去溜冰场、公园、舞厅。最初是星期天见面，稍后到了暑假，就改为隔天乃至天天了。沐青雨知道刑警老爸精明，母亲对她也管得严，就对父母谎称卫校组织了暑期实习活动，在全市一些医院轮流考察并参与跟护士技能有关的操作。

　　为防止老爸起疑，沐青雨还想出了应付之招，由千春暖陪同着真的跑了十来家医院，能够转悠到的科室都转悠一遍，万一哪天冷不丁询问，她也答得上来。千春暖为了帮助她糊弄家长，还在转悠过程中顺了两件白大褂。沐青雨拿回家偷偷一看，两件中只有一件适合她穿的小号服。于是就把那件大号服藏起来，小号服则洗了洗晾在院子里。沐蓝舟下班回家一眼看到，这时，别说刑警老沐了，就是福尔摩斯，只怕也会出于对自幼就是“乖宝宝”的爱女的高度信任而确信无疑。

　　沐青雨和千春暖的交往属于少女初恋。建国前期，女性十八岁已经够得上法定结婚年龄了，恋爱当属正常。但是，她跟千春暖之间的那层窗户纸并未捅破，两人都是心知肚明，口头上却从未涉及，行为上更无卿卿我我之举。两人在一起，聊的最多的还是刑事侦查故事。沐青雨性格活泼，开朗直率，跟千先生在一起，倒还是她说的多些。这跟她的谈话资料多也有关系——她自小就听刑警老爸在家里谈论形形色色的刑事案件。她记性好，听过的可以长久不忘，现在跟千春暖聊起来，兴致高时还会临场发挥，夹叙夹议，予以点评，或者将其中的情节作为智力考题，跟千春暖逗着玩。

　　在沐青雨想来，这种情况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持续到几时？对于一个从未接触过爱情的少女来说，不会知道，她也不想知道，不是说一切顺其自然吗？但是，忽然有一天，情况发生了变化。

　　自去年9月1日卫校开学那天起，她们这一届学生已经不再去卫校上学，而是分为五拨去本市的五家医院实习，她去的是凤阳路同济医院（1959年10月，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即今长征医院迁入该址，对外仍称“上海同济医院”）。实习生是按照排班轮休，上日班夜班也随排班安排，所以，两人见面的时间就不再是固定不变的星期日。这时他们去图书馆借阅图书的兴趣已经被约会所替代，也就不一定在图书馆碰头了，而是在前一次分手时口头约定时间地点，届时双方都会准时前往。

　　11月下旬的那个星期四，赶上沐青雨休息，两人事先约定，午前在国际饭店门口会合，就在国际饭店午餐。饭后，去附近的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散场后去新城溜冰场溜冰。原本千先生还要请沐青雨去“德大西餐社”吃晚餐的，但沐青雨家当晚要为其母庆生，只好取消了。

　　之前，千春暖一直没有向沐青雨聊起过自己的家庭和亲戚，两人在国际饭店午餐时，千春暖喝了几杯酒，似乎兴致很高，问沐青雨是否对香港感兴趣。沐青雨当然点头。千春暖就说，我准备最近跟香港总公司联系，咱俩过去一趟你看如何？沐青雨一阵惊喜，举杯以汽水代酒敬对方。按照她的性格，接下来自然要问长问短。于是得知千春暖是单身一人在上海过日子，其工作是为其伯伯、父亲、叔叔三兄弟合伙投资创办的“三君子贸易公司”驻沪办事处打工。

　　“三君子公司”原在沪上，上海解放前夕迁往香港，在上海设了一个办事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西方国家对华搞经济封锁，“三君子公司”采用当时常用的一种变通方式和内地做生意，即将商品出口到可以对华贸易的第三国，再由本公司开在第三国的分公司销往中国内地。这种贸易方式有利于新中国，政府对此类公司（办事处）有特殊优惠政策。千春暖说他可以“新招收职员”的理由向总公司提出申请，让沐青雨随其前往香港旅行一趟。

　　喜出望外之余，沐青雨忽然就犯了愁，这时候她才想起，应该如何跟父母说呢？按照老沐的观点，最好不要跟海外发生什么关系，免得讲不清爽，别说她去一趟香港了，哪怕是知道了她跟有“海外关系”的千先生谈朋友，多半也要反对呢！

　　千春暖说小沐你的担心不无道理，不过，应该是有解决办法的，事在人为嘛。回头我跟阿拉爷叔商量一下，看他这个老法师有什么主意。阿拉爷叔是“三君子公司”的三大股东之一，现在主持上海办事处的工作，我是他的助手。他这人的想法经常跟别人不一样，有时你认为老便当的事情，他却是一口咬定不能办；有时你认为是一桩老大难，跟他却是一说就成，还会主动帮你出谋划策，让你办起来更加顺风顺水。

　　沐青雨听千春暖这么一说，心里对此举寄予莫大希望。两人午餐后去大光明电影院看了电影，又去新城溜冰场溜了一场，分别时约定三天后沐青雨翻班那天中午见面。

　　可是，三天后沐青雨如约赶到约定的跑马厅（这是指解放前的跑马厅，1950年8月27日市军管会已下令收回产权，北部扩建人民广场，南部建造人民公园，人民公园工程于1952年6月正式开工）南侧骑楼，但千春暖却失约了，只好悻悻而归。当晚，她去同济医院上班时，发现护士室的留言板上贴着一纸给她的小纸条，告知有一位千姓先生来电，称有事爽约，稍后再联系。看日期，是昨天下午四点打来的。估计是接听的那位常日班护士忘记转告了，今天想起，这才留言。

　　再次见面是在又一个三天后的傍晚，千春暖看上去精神状态欠佳。沐青雨以为是因为他那个主持办事处的爷叔解决不了她去香港旅行一趟的难题，哪知千春暖开口就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爷叔听他说了两人的关系后，说去香港没有问题，费用、证明什么的都由他亲手办妥。至于跟你父母的沟通，说是由办事处出面跟市公安局外事科联系，让他们通过组织上跟你老爸说明。

　　之前，沐青雨曾听千春暖闲聊时说起过，“三君子公司”正在参与为新政权做一桩长期生意：把内地积压的大量猪鬃通过香港商人向西方市场出售，换取宝贵的外汇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现在听千春暖这么一说，寻思政府方面可能是因此而买“三君子公司”的面子。不过，这么一来，老爸就知道她正在跟千先生谈朋友了，不晓得是否会反对。转念一想，寻思先不管往下怎么样，去香港白相一趟的机会无论如何不能放过啊！

　　接下来，两人去“功德林”吃素菜。席间，沐青雨注意到千春暖的情绪依旧低落，问他是不是身体不适，或者有什么心事。千春暖听了，喟然长叹“不瞒你说，我遇到坡坎了。”

　　沐青雨自是要询问是怎么回事，千春暖先是不肯吐露，经不住沐青雨的再三追问，遂把情况简略说了说——

　　他的父母对他管束很严，解放前夕临去香港时，将其交给爷叔，说你就把这个侄子当自己的儿子一样管教，若是做错了啥事，该骂要骂，该打得打，公司的事如有差错，除了按照公司章程罚款，另外足尺加三扣发薪水，扣下的钞票作为办事处其他员工的福利，不必入账。另外，平时他的薪水、奖金也是只发一半，另一半寄往香港交父母保存。

　　“三君子公司”的这三个大股东中，要数老二即千春暖的老爸占股最多，他是公司董事长，做生意颇有一套，但脾气不好，尤其是对自己家人，工作也好生活也好，管束甚多，老大、老三见他都憷头，别说在公司供职的其他亲戚小辈了。董事长这么一说，公司副总经理、前办事处主任老三只有唯唯诺诺严格遵命的份儿。

　　千春暖告诉沐青雨，他在办事处负责对外交际，用如今的说法就是公关总监。眼下遇到的坡坎就是因这个职位引起的。

　　上海解放后，政府对私企的财务开支由“查摸底细”到“提醒守法”再到“控制提现”，这样，对于需要对外进行业务交际的私企来说等于是设置了一道障碍。“三君子公司”驻沪办事处因为有海外信息作为经营参考，赶在该规定公布实施之前紧急提取了大额现金作为备用。担心放在办事处保险箱内不牢靠，由主任即千春暖的爷叔拍板，分散交由各个需要使用现金的部门负责人掌管。

　　千春暖负责交际，掌管的数额最多，那天下班时一下子领取了三千万元人民币现钞，厚厚三沓，放在随身携带的牛皮挎包里。正是梅雨时节，天空淅淅沥沥地飘着细雨。刚出门，有一辆三轮车驶过，他便招停上车。途中经过“邵万生”时，他让车夫停车，也没下车，直接招呼临街那个糟货柜台的营业员称了糟肉、糟带鱼各一份出门递上，一手付钱一手交货。往下，就发生了简直不堪回想的情节……

　　三轮车把千春暖送到家门口停下，正好有两个邻居在吵架，那是千宅左右两户邻居的两位女主人。原本她们的关系一向不错，解放后不知为了什么事儿突然变为冤家，隔三岔五要吵一场，严重时还会互相拉扯，抓破皮肤揪落头发的情况也曾发生过。那天瞧她们的架势，差不多也快动手了。千少爷童年时，那两个妇人对他都很好，千春暖不忍见她们打得头破血流，三轮车一停便下车去劝。那对冤家对千少爷的面子是买的，千春暖三言两语就劝开了，把她们连哄带推进了各自家门。回过头来要付车钱时，那辆三轮车已经不见了影踪。

　　要说千春暖那天的思维似乎也不在状态，左右手一手提着一样糟货，竟然就把那个装着巨款的挎包给忘记了，所以也不着急，寻思车夫可能是忘记收车钱了，回头肯定要回来的。待他取钥匙开了家门入内放好糟货，想去附近店铺买啤酒时，这才想起挎包忘在三轮车上了！初时还指望车夫会回来取车钱，于是故作镇静，点了支香烟在门口等候，抽了三四支也没等着，终于不得不确认“忘记收车钱”应该是车夫故意为之。

　　沐青雨听到这里，大惊失色，急煎煎问：“那怎么办？你报案了没有？”

　　千春暖说起初是想报案的，快走到分局大门口时，又想到办事处提取这笔巨款是违反政府规定的，商界已有数人因为有同样行为（金额比这还少）受到严厉惩处：老板和财务主管折进局子，涉案款项被没收，厂店由政府派工作组清理整顿，十有八九是开不成了！这么一想，就不敢报案了，寻思还是自己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吧。

　　那么，解决了没有呢？千春暖向沪上数家亲戚临时告贷，奔波多日也只借到了七八百万元。这时传来消息，他母亲要来沪住一段时间，这才稍稍松了口气。届时拍发电报，要求把被父母扣去的薪饷带来，跟母亲见面后再如实相告，受责罚是逃不了的，但母亲肯定会帮他把款项补上。没想到，母亲的行程迟迟定不下来。而作为全国最先开展“三反运动”试点的上海市已经随着“增产节约运动”拉开帷幕，开始了在党政机关和企业中“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试水，沪上私企被政府要求分批进行自查“三君子公司”驻沪办事处被列在第二批。这下，那位千主任慌了，要求之前领取超额备用金的部门负责人尽快把账目理清，1952年元月中旬之前，剩余现金全部上交财务。

　　然后，慌的就是千春暖了一一这，就是千先生所说的“坡坎”。

　　当下，沐青雨不禁为对方着急了，问那该怎么办？千春暖苦着脸摇头，说我也不知道呀！沐青雨出主意，让他赶紧跟香港父母求援。千春暖说只怕已经晚了，听说政府已有规定，像“三君子公司”这样的海外企业驻沪机构往海外公司总部所发的函电，都必须先交行业公会过目，盖章后方可发送，否则电报局不予受理。那么，私人函电呢？

　　千春暖还是摇头：“听我爷叔说，政府可能已经加强了这方面的管控，万一被检查到，那还不是直接就把我爷叔捉进去了？这个，我不能做啊！”

　　沐青雨又出主意：“干脆跟你爷叔讲清爽，他总有办法的吧？”

　　千春暖摇头依旧，一副已经预料到后果，只能听天由命的样子。

　　两人说着说着，不禁愁肠百结。千春暖哀叹：“事到如今，只要眼前有路，哪怕去偷去抢，我也只好去做啊！”

　　一语提醒了沐青雨，于是就有了装扮“白衣天使”盗劫医院单人病房住院病人的主意。

　　千春暖到案后供称，这个主意看似沐小姐出的，其实是他“提醒”的结果；即使沐青雨不出这个主意，他也会拐弯抹角说出来，然后要求沐青雨参与。以他对这个头脑简单的少女的了解，她此时已经陷入感情罗网之中，无法挣脱，肯定会言听计从的。接下来的情况证实了他的估测。

　　但是，千春暖千算万算，也没有估测到老刑警沐蓝舟的行事思维，所以发生了沐青雨自首之事。

　　元旦前一天，沐蓝舟接受了分局领导下达的一桩任务，与刑警队另外几个刑警前往苏南行政公署下辖的常州市，追捕一个犯有历史反革命罪行的江洋大盗。一行人12月31日中午离沪，直到昨天傍晚方才完成使命，押着那个案犯返沪。到看守所后，随即讯问，忙完已过午夜。因错过末班公交车，就在办公室凑合著休息。一时睡不着，就翻看分局内部油印的每周工作情况简报，上面有关于“白衣天使盗劫案”的情况。沐蓝舟突然想起自己家里曾经晾过一件小号白大褂之事，寻思女儿酷爱侦探小说，会不会与该案有涉啊？

　　天明后，老沐终于憋不住了，就往女儿实习的同济医院打了个电话，不问别的，单问医院是否给实习护士发白大褂。院方答称，实习护士上班时是穿白大褂的，但不是配发的，下班不能带回家，穿脏的白大褂由医院杂役统一洗涤。老沐心里禁不住一沉，立刻前往同济医院，没说自己的刑警身份，只说是实习护士沐青雨的父亲，想问一下女儿的排班情况。人家让他看了排班表，老沐遂认定女儿有作案时间。

　　立刻回家问女儿，沐青雨哪是刑警老爸的对手，很快就把一应情况和盘托出。老沐说那就无活可说也无路可走了，我送你去分局自首吧。

 

六、拒捕脱逃

　　对于专案组来说，沐青雨的自首，最大的收获是弄清楚了盗劫系列案的基本情况。这当然值得欣喜，但遗憾的是，接下来追查千春暖行踪下落时却吃了空门，千犯向沐青雨透露的所谓“三君子公司”以及“驻沪办事处”根本子虚乌有；其所述之“负责交际”、“公款失窃”之类料想也全是刻意制造的谎言。而且，千春暖在跟沐青雨的接触中，未曾透露过自己的家庭住址，沐青雨倒是实话实说，还把其父是嵩山分局刑警的信息告诉过对方。这样，原指望随着沐青雨的自首可以顺藤摸瓜一举将千春暖捉拿归案的希望就落空了。

　　不过，希望之门还没有全部关死。刑警分析下来，沐青雨的自首消息属于严格保密，嵩山分局内部不相干的警员尚且不知晓，千春暖当然不可能察知。所以，他应该还会按照以往的做法跟沐青雨再次约会。这二位有默契，上一次见面后分手时，会相约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最近一次约会分别时，千春暖征求过沐青雨的意见，下次咱们几时见面？沐青雨说她1月8日休息。千春暖遂把日期定在1月8日。接着两人商定，那天中午十一点半在外滩海关大钟下会合，找个地方吃午餐，然后去大世界转转。

　　于是，专案组决定届时在外滩海关大楼前设伏。考虑到万一千春暖有事不能赴约，会往同济医院打电话告知沐青雨，所以暂不对沐青雨实施拘留，让她7日照常去医院上日班。

　　专案组长伍岳生亲自出面跟沐青雨谈话，把专案组的意图对她说了说，让她放松下来，正常上班，如果千春暖来电，要做到像平时一样接听电话。当然，考虑到沐青雨毕竟年轻，心理素质不稳定，为防引起千春暖的猜疑，届时上班前需要伪装右手腕扭伤，作个简单包扎。这样，护士长就不可能派她去给病人打针（刑警最担心她在打针时心理波动，引发医疗事故，从而导致病区内部的混乱），多半会安排她临时做些制作消毒棉球、整理器械之类的只在护士室做的零碎活儿。

　　沐青雨的心理素质还算是不错的，她表示保证遵守专案组的指令，一定像平时那样正常上班。伍岳生对她说，这也是让你有一个先期体验，8日那天才是重头戏，你要像以往跟他约会时一样，整理好服饰仪容，前往外滩海关大楼。只要积极配合政府，顺利逮捕千春暖，肯定能对你从宽处理。

　　当天下班前，专案组对次日的工作作了分工：全组刑警、实习生分成三拨，一拨去外滩勘查地形，须把海关大楼内外以及周边的大楼、马路、小弄堂都一一查看过，默记于心，以便回来供制订抓捕方案时参考；一拨监押沐青雨去同济医院上班，考虑到沐是女孩子，特地报请分局领导批准，临时从看守所借调一名女看守员随行；第三拨是刑警、实习警员各一名，留守专案组驻地作为调度和机动。

　　临末伍岳生去向分局领导汇报工作时，领导问抓捕行动当天是否需要调派人员作为增援。伍岳生说不用，专案组这么些人，抓一个千春暖足够了。

　　没想到，还没等到1月8日，千春暖就露面了！更没想到，这厮露面之后，刑警竟然没能逮住他，青天白日让他开溜了！

　　1月7日上午九点多，已准时抵达同济医院“上班”的沐青雨待在该院住院区二楼外科护士室工作了将近一个小时。护士室外面，刑警腾博飞、宋萃才和实习警员侯克疾化装成病人家属在走廊里溜达，女警辛某以探视病人不遇（去门诊区做术前检查了）为由，在病房门口等候。

　　这时，来了一个穿黑色丝棉中式棉袄、外罩米黄色麦尔登薄花呢风衣、头戴宽檐礼帽、脸上扣着一个白色大口罩的男子，他是和一个四十来岁、穿着打扮阔绰的富贵太太模样的胖妇人一起从楼梯上来进入二楼病区的。这天的气温很低，那妇人稍稍爬了爬楼梯，已经喘出大口大口的热气了。两人显然已在楼梯上有过语言交流了，一进病区，该男子就指着走廊的那一头用国语予以指点，说你一直走到头，就是213病房了。这一幕是被四个警员都看在眼里听在耳中的，只是被男子那个白色大口罩和他对胖太太的指点误导了，以为这是医生或者医学院的实习生，因此没作出反应。

　　这位戴口罩的男子，就是千春暖了！千犯到案后供述，那天他应约去一个在附近的朋友家，因交通比较顺畅，比预约的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就抵达了。路过同济医院，想起沐青雨这天该上日班，就顺路拐进来看看。据事先沐青雨的口供，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情况，专案组昨天研究今天的工作时，也就只考虑了千春暖可能会打来电话，没料到他竟然会心血来潮破例登门拜访。

　　对于千犯来说，当然更不曾料到事情已经穿帮，现场有刑警守着，故而没有产生警惕。所以，接下来他的一个举动就露出了破绽。他没来过同济医院，不过，在开始作案前，他就已与沐青雨转悠过多家医院。这人聪明，只去了其中数家之后，就发现了沪上医院对于诊室和病房编号的一个共同点，房间号码都是从距离大门最近的那一端楼梯口为起始数字。刚才在楼梯上那个胖太太以为他是医生，向他打听213病房的位置，他尽管没来过同济医院，也可以准确无误地判明。但是，现在他自己却遇到了一个问题：各医院对于护士室位置的安排属于各行其是，并无定规，沐青雨也没对他提及过。因此，他在指点过胖太太之后，随即向迎面过来的一个杂务工低声打听本层楼的护士室在哪里。千春暖的声音确实很低，刑警又与其有一段距离，不可能听到。可是，这一幕都是落在眼里的，自然引起了注意。

　　千春暖按照杂务工的指点往前走，行至护士室门口，就在举手即将叩门的那一瞬间，突然一个急转身，朝213病房方向即走廊的另一端疾奔。这时，刑警腾博飞、宋萃才两个已经悄然站在与其相隔一间病房的位置，准备待其叩开护士室的门进入后，上前堵住门口再说。哪里想到这厮竟然有此反应，让其抢了先手！

　　好在化装成病人家属的实习警员侯克疾正在走廊那一端210病房旁边站着，佯装浏览宣传爱国卫生的墙报。小伙子还算机灵，听见动静，转身挡住千春暖的去路。此刻对于千犯来说，后有追兵前有堵截，瓮中捉鳖已成定局。不料，又一个变故发生了！

　　刑警后来才知道，这个看上去一脸斯文相的家伙竟然练过“扑克星”（沪上洋泾浜英语“拳击”之意，Boxing的谐音），而且还在比赛中获得过名次。当下，千犯二话不说挥拳把侯克疾击倒，跟着窜到走廊尽头，推开两扇木门，逃出去后竟然没有马上下楼，而是抓起外面楼梯平台墙角的拖把，将木柄卡在两个门把手之间。待刑警撞断拖把木柄，冲出去顺着楼梯追到楼下，这厮已经无影无踪了！

　　这个送上门来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那么，千春暖是怎么察觉到自己已经被盯上的呢？专案组自是要弄个明白。经过实地测试，刑警认为只有一种可能：护士室的门与病房门式样相同，上部是一个大约十六开纸张大小的玻璃窗。当时医院都不设专门给医务人员使用的更衣室，医生、护士上下班更换衣服都是在办公室进行的，所以，玻璃窗里面都用纸张封挡。同济医院的这个护士室也不例外，在玻璃窗里面贴了一张墨绿色的道林纸。这样，如果从外面靠近，玻璃窗就成了一块镜子，千春暖就是这样发现悄悄向自己靠近的便衣民警的。

　　在千犯逃跑现场，刑技人员只提取到了其鞋印，那是一双美国海军配发的军用皮鞋，并无线索价值。二战结束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美国海军舰艇上的大兵经常上岸，把部队配发的装备廉价出售给旧货商店或者私人，中央商场一直到解放后也还有出售，根本无法追查千春暖所穿皮鞋的来路。另外，在走廊尽头的门把手和那根用来暂作门闩的拖把木柄上提取到了戴着手套的指印痕迹，以当时的技术鉴定水平，也没有鉴定价值。

　　如此，专案组原定的次日前往外滩海关大楼设伏捉拿千犯的计划就只好作罢了。当天下午，专案组把外派出去的一干警员全部撤回，集中一起开案情分析会。

　　在之前1月2日的案情分析会上，专案组确定了以“撒网”方式进行调查：一是对赃物进行布控；二是对相关医院供职的与两案犯性别、年龄、身高等条件相似的医务人员进行查摸，重点暗查“是否有作案时间”；三是跟市卫生局联系，请求提供各医院近几年的退职、实习医生护士资料。布控调查次日，即在中央商场获得线索，查到了两案犯之一沐青雨的踪迹。

　　另外两路的调查也没有进展。对相关医院医务人员情况的调查，虽然得到了医院方面的密切配合，但在初查过程中未发现符合条件的嫌疑对象。另一路调查，是通过市卫生局下达通知，让各医院提供材料。而各医院的反应似乎不甚积极，也可能是人手问题，反正只有寥寥数家递送了材料。专案组打算等材料更丰富一些之后再进行汇总分析，现在材料太少，只好将其搁置一边。如此，1月7日下午的案情分析会只有另辟蹊径，针对目前已经掌握的情况进行新的分析，指望能够有新的发现。

　　几番讨论下来，大伙儿把注意力集中到案犯作案时使用的麻醉药上。使用麻醉药作为作案手段的刑事案件虽然不算鲜见，但在刑案中所占的比例始终是很低的，在场的专案组刑警都曾听说过此类案件，可谁也不曾亲身参与过对此类刑案的侦查。本案发生后，通过法医的简单讲解，大家才有了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基本认识——

　　用于此类作案的麻醉方式，属于医学上的全身麻醉，可以通过吸入或者注射达到全身麻醉的目的。麻醉药经呼吸道吸入、静脉或者肌肉注射进入体内后，抑制中枢神经系统，临床表现为神志消失、全身痛觉丧失、遗忘、反射抑制和骨骼肌松弛。对中枢神经系统抑制的程度与药物浓度有关，可以控制和调节。使用麻醉药作案手段隐蔽，受害者不会反抗，属于所有犯罪手段中比较高端的。不过，获取麻醉药并不容易。

　　就像对中药里的有毒药物如砒霜的管制一样，打自西医治疗方式进入中国开始，官方对麻醉药一向实施严格管控。解放后，人民政府的管控更为严密细致，对于与麻醉药有关的生产、交易、使用、销毁等相关的生产厂家、出售的医药公司、使用的医院、研究机构乃至具体到操作医师，都有一整套明确有效的规章制度，别说社会上的寻常人士了，就是医院的专业麻醉师，要想获取也是有相当难度的。可是，案犯千春暖不但能够获取，而且据同案犯沐青雨交代，千犯曾声称他有足够供多次下手的这种吸入性麻醉药。

　　于是，问题随之产生：千春暖是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获取麻醉药的？不管是使用盗窃方式，还是利用职务便利搞到麻醉药的，合法持有这种麻醉药的单位为何没有发觉？根据规定，这些单位应该在发现麻醉药短缺的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在接到报告后，如查明短缺事实确实存在的话，还应向上级机关报告，并有义务向周边省市同行书面通报该情况，以防不法分子利用麻醉药作案。但是，上海市公安局自1949年6月4日挂牌正式成立以来，从来没有接到过此类报案或者外省同行的此类通报。

　　专案组认为，把千春暖获取麻醉药的来源作为新一轮调查的切入点，应是一个理论上说得通、实际操作中也行得通的措施，这似乎也是眼下唯一可以试一试的方向。于是，决定试着进行调查。具体做法是，从公安层面上对本市解放以来是否接到过麻醉药短缺（不论何种原因）情况的报案予以复查。如果有，则盯着往下追查，务须查明原因。如果没有，那就另做打算。

　　1月8日，专案组全体出动，分头前往全市各分局治安科，查阅上海解放以来与麻醉药失窃相关的报案记载。这项调查进行了一天，当晚，一干警员会合汇总调查结果，并未发生过麻醉药失窃案件。但是，不止一个警员在调查时听分局相关方面说过如下一种假设：如果不是失窃，而是毁损，那事主就不是向公安局报告，而是向同业公会报告，由同业公会核实后，向市卫生局呈报书面文件备案，备案文件副本则交给事主，作为从医药公司补进货品的依据。

　　因此，有刑警提出建议，是否有必要调查一下麻醉药毁损的情况，没准儿毁损情况确实有，但是毁损后果并没有上报的那么严重，事主趁机多报损失，利用中间的差额做手脚，把麻醉药高价卖给由于种种原因未获卫生局开业准许但实际上却在从事非法行医活动的“地下西医”。

　　这个建议获得了支持。次日，专案组再次出动，分两路分别前往西医同业公会和市医药公司进行调查。

　　查下来的结果，同业公会说他们对麻醉药管理非常重视，每接到一起毁损报告，都会派员前往事主那里了解，失手打碎包装容器的必须提供针剂瓶的破碎玻璃，并对在报告上作为旁证签名的在场人个别询问，然后进行分析判断，没有疑问后方才可以通过。对于事主来说，如果发生此类情况后不能通过同业公会的调查，不仅仅是信誉受损，而且还会影响事主今后获取麻醉药供应的品种和数量，这就直接关系到经营利润了。因此，他们接到的毁损报告经核查都是属实的。

　　去市医药公司调查的刑警对该公司出售给事主的麻醉药手续和数量进行了复核，也完全符合同业公会核定的情况。

　　1月10日，专案组又一次开会分析案情。反复进行研究后，决定同时开辟两个方向的调查：一、着手查摸地下西药交易黑市的情况，以判断千春暖是否有从黑市获得麻醉药的可能；二、再次对投案自首后已被关押的沐青雨进行讯问，看是否能获得与千春暖行踪下落相关的线索。

 

七、难逃法网

　　专案组长伍岳生与刑警乐常富、腾博飞前往看守所提审沐青雨。沐青雨自1月6日由其刑警老爸陪同前往嵩山分局投案自首以来，已经被专案组讯问两次，这两天正按照吩咐在监房写“亲笔供词”。看守员将其从监房开出来后，她把“亲笔供词”呈递刑警，问这样写是否符合政府的要求。伍岳生接过后稍稍浏览，说这份材料的情况咱们回头再说，今天来找你是想跟你随便聊聊，算不上提审，你可以放松一点儿。

　　然后，三刑警跟沐青雨闲聊了一阵，让她的情绪放松下来后，这才把话题引到案子上，用的还是之前那份轻松的语气，问你写的这份“亲笔供词”里是否说到了跟千春暖的交往情况。沐青雨回答说写了，凡是跟作案有关的情况都写上了。

　　刑警继续问“那么，你认为跟作案无关的情况，脑子里是否还有印象呢？比如每次约会对于千春暖的观感，哪次约会留给你的印象比较深刻，等等。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想不出也没关系，我们只是随便聊聊。”

　　以沐青雨的少女阅历，当然猜不透刑警的意图。但她很听话，认真想了片刻，开口说了些一起吃饭或者喝咖啡时千犯的谈吐神态、闲聊内容。三刑警跟沐青雨聊了大约两个小时，没从她说及的内容中发现有什么跟千犯下落相关的蛛丝马迹。

　　这天，另一路了解西药黑市麻醉药交易情况的刑警也没获得什么线索。调查过程中得知，麻醉药——特别是吸入性和口服这两种麻醉药，在黑市上也是被列入“最紧俏货品名录”的，其原因主要是货源紧张。可能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即使对医院所需麻醉药，政府也采取了控制措施，导致一些个体诊所、集体合作小医院偷偷摸摸通过黑市交易获取麻醉药。因此，所涉及的相关“药头”，也面临着重新洗牌的局面，这对于调查走私麻醉药的去向就更增加了难度。

　　对于专案组来说，如果只剩下这么一个获取破案线索的方向的话，那看来还得向领导要求增派警力。但是，专案组成员都意识到，目前由于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运动”等原因，上海市的反特、治安形势仍较严峻，警力紧张，伍岳生没法儿向领导提出这种要求，即使大着胆子提了，领导大概也只有朝他苦笑的份儿。

　　如此，只好再想办法了。大伙儿商量下来，基本达成一致观点：从黑市上查摸线索这个方向眼下看来难以有效实施，只好作为备胎搁在一旁，实在没有其他法子可想了，再硬着头皮试试。

　　于是，全组开会讨论，看是否可以议出一个新的方向来。大伙儿七嘴八舌几轮议下来，突然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某一家有经营麻醉药业务的西药房（公司）关门歇业了，店里剩下的包括麻醉药在内的货品是怎么解决的？对于麻醉药是否有一个精准盘查呢？

　　在场刑警谁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专案组长伍岳生立刻抄起电话机向市卫生局电询。得到的回答是，同样需要进行核查登记，如有短缺，是需要办理备案手续的。那么，上海解放以来有多少家有可能成为此类事主的药房或公司关闭呢？对方说，这个，不属于卫生局管，您得上工商局去查询。

　　接着向市工商局电询，对方说这要查档案材料才能弄清楚。这样吧，你们带上公安局的介绍信过来，可以让你们自己直接查阅。

　　1月11日，专案组全体出动，前往上海市工商局查阅档案。查到下午两点多，总算查明了自1949年6月至此时关门歇业、合并的西药类生产和销售的厂商共有九十七家，其中与麻醉药相关的只有八家，全部是西药房。经与之前市卫生局提供的资料对照，发现有一家西药房歇业时并未向工商局提供货品进出的报备。

　　刑警顿时对这家名唤“天成”的西药房产生了兴趣，遂着手展开调查——

　　“天成西药房”位于静安区常德路上，创始于1920年7月，当时的老板名叫易辰阳，是一位根在上海滩、年轻时海外闯荡中年后返回沪上的商人。老易回沪后，开设了“天成西药房”。这家药房只有两个门面，但是，甫一开张就引起同业的注目，因为易老板通过其在海外建立的社会关系，有条件获得西药行业的紧俏药品和医疗器械。开张一个月，天天顾客盈门，而且都是医院采购人员甚至也是开西药房的同行，排队抢购紧俏药械。不久，同业公会出面干涉了，约谈易老板，要求他把“天成西药房”的经营功能由零售改为批发。易老板从之。自此，这家虽然还挂着“西药房”招牌的药店，开始专门经营批发业务。

　　十五年后，易老板病殁“天成西药房”由其子易稚阳接手经营，做的还是西医药械批发生意。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沪上租界被日军占领“天成西药房”被日伪当局强行征收，成为由日本商人管理的一家专与日军贸易的军用药械商店。老板易稚阳及一干店员有的离开，有的留下成为日本掌柜手下的伙计。抗战胜利后，“天成西药房”回到易稚阳手中，继续做批发生意。

　　上海解放后，“天成西药房”的业务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以及海运不断遭到盘踞台湾的美蒋武装的骚扰而大受影响，不过，易家和海外老关系的合作还在继续，经常能从香港、澳门获取进口药械，生意勉强还做得下去。这样一直维持到1951年2月下旬，“天成西药房”突然遭受一场不算严重的火灾，彻底歇业。

　　那天晚上“天成西药房”店员薛秀良留宿药房值夜。这是一个三十挂零的丧偶男子，已在“天成”（包括日伪时期被日伪征收后改称的“佑天药房”）做了十一年店员。这人嗜酒，丧偶单身后更是贪杯，每天必喝，而且喜欢喝到八成量。轮到他留宿药房值夜时，据说遵老板之嘱，只喝一半的量。但这天晚上估计是超标了，反正睡下后就鼾声大作，直到被烟熏醒。一看，店堂里已经烟雾腾腾。酒一下子就吓醒了，药房有后门，他倒也不急着逃生，抄起灭火器一顿狂喷。两个灭火器喷光，火给压住了，但尚未完全熄灭。这动静已经惊动了四邻八舍，都从家里拿出水桶、脸盆等赶来救火。一轮水浇泼下来，火被完全扑灭。这时，消防队的救火车也来了。

　　消防队勘查火场后得出的结论是：电线老化形成短路，不断产生的火花引燃了旁边的易燃物品，因未被及时发现，蔓延开去终于酿成了火灾。

　　“天成西药房”老板易稚阳就住在药房附近，四邻八舍还在救火时，他就已经闻讯赶来了。对于商铺来说，火灾是一桩可以列入最高不幸级别的灾难。好在“天成”这次遭遇的火灾在“最高不幸级别”一栏里的毁损等级还算是比较低的，直接被烧毁的货品不多，倒是灭火器和泼水导致许多没有烧着的货品严重受损。易老板是个遇事喜欢仔细琢磨的人，当下面对消防队的勘查结论，心里认同“电源短路”之说，但对于产生原因是“电线老化”的观点却是不敢苟同。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店里的全部电线都是日本商人接收“天成”后，请来日军技术军人一手一脚安装的，使用的材料如电线和插座等，都是从南京路英国洋行“征收”的。那是1942年春天的事，到现在还不到十年。西药房并非频繁用电的场所，电压也是最高不过22。伏，这种西洋货用上二十年也不会出问题。所以，易老板认为失火很有可能是人为造成的，这就跟当天的夜间值守者薛秀良有关系了。

　　在这之前，易老板其实已经打算关门歇业，举家前往香港。易家的海外关系比较广泛，一样是做西药及器械批发生意，如今这种形势，显然把香港作为据点比守着沪上的“天成”更安全。易稚阳由此决定，不如趁这次失火之机歇业算数。易老板生性谨慎，想来想去想不通，自己对薛秀良一向不薄，何以在他值守的当口儿发生火灾？他不知道是否还另有店员跟薛秀良一样，对他这个资本家老板心存芥蒂，生怕在处置歇业过程中再节外生枝弄点儿事出来，遂当即宣布“停业维修”，四个店员回家休息，薪水照发。至于货品清理盘点事宜，则叫上几个亲友帮忙，由他亲自主持。与此同时，开始着手申办歇业手续。

　　按照规定，先是要向西药业同业公会递交货品中的管制药品麻醉药、安眠药以及具有其他非治疗性特殊作用的药品的进出数量清单“天成西药房”这方面的货品已经无法清理，干脆就在申请材料中注明“火灾毁损”，还去消防队盖了个公章。有了消防的证明，同业公会自无二话，必定通过，而报往工商局的材料中特殊药品情况这一栏里则填了个“无”字。这也符合当时的实情——实地清理是有清单并且有参与清理者的证言签名的，特殊药品确实什么都没留下嘛。对于工商局的审查经办人来说，就更是弄不清楚了，尽管许可经营内容中有特殊药品批发，但许可经营并不代表必须经营，人家不经营也是可以的。既然填的是“无”，经办人的理解就是“没有经营这个项目”。如此，这一环节就这样通过了。

　　一个月后“天成西药房”顺利办妥歇业手续，按照人民政府的相关规定，易老板给薛秀良等四个店员发放了歇业补偿金。又过了半月，易稚阳举家离沪赴港，很快就在香港开了“上海天成西药房”，这时，易老板对于自己的果断决定和敏捷行动肯定不无得意，因为根据上海市军管会的规定，自1951年10月1日起，为配合开展“三反运动”，沪上暂时停止接受所有私企厂商申办歇业的手续。

　　眼下，专案组面对着这份材料，最初也有一种“一头雾水”的感觉。但是，“天成西药房”是否经营麻醉药以及发生火灾时是否还有库存，这是必须查清楚的。大伙儿议了议，决定分头去向税务局、同行调查了解。又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查到了该药房从海外进口麻醉药后向税务局办理纳税手续时留下的材料，部分客户也提供了向“天成”以“调剂”为名购买麻醉药的发票原件。

　　刑警又去向消防部门了解当初救火时的现场情况，但当时消防部门对于这种损失不大的事故式失火是不拍摄现场照片的，无法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只说现场一片混乱——这是可想而知的。

　　然后，刑警又去找了“天成西药房”的四个店员薛秀良、龚超然、吉辰喜、苟龙铭。薛秀良透露，失火事故发生之后，他感到非常内疚，曾三次去易老板家表示歉意。易老板对他还是跟以往那样和蔼，说失火肯定事出有因，但他并不认同消防方面的结论，举例说了日军技术军人负责重新安装电线、插座的情况，还说当时是你给他们打的下手，应该是亲眼所见，材料和施工质量都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尽管易老板认为不是电线老化问题，但他无意追究。薛秀良作为事故当事人，就不好往下接口说什么了。

　　对于易老板其人，薛秀良和龚超然、吉辰喜、苟龙铭四人都很感激，说他做人厚道，行事江湖，对其作出“天成”关门歇业的决定深觉遗憾。四店员对于“天成”业务中有麻醉药批发项目都持肯定态度，不过他们无法提供确切的证据。易老板是个谨慎的人，对于店里的麻醉药等需要严控的货品，进货、出货、记账都是他单独经手，就像中药店老板对待砒霜一样。

　　刑警又把调查话题转到了失火之后对“天成西药房”的清理上。调查时得知，易老板是另外叫了四个人干的这些活儿，那么，四位店员是否知道他叫的是哪四人呢？薛秀良等人说，易老板另外叫人清理药店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我们四个私下里也曾议论过，觉得可能对于这次失火，易老板心里跟我们有疙瘩，却又不便明说，反正打算歇业了，也就不说什么了，大家东伙一场也不容易，好聚好散吧。对于四个店员来说，既然已经这么猜测易老板此举的原因了，也就不好意思去现场露面了，所以，他们并不知道易老板是叫了哪四个帮手去清理的。

　　1月13日，刑警根据管段派出所提供的易老板的社会关系，分头走访易家的亲友，终于获知“天成西药房”失火后被易老板请去相帮清理的那四个义务临时工，分别是易稚阳的外甥程勇、过房义子柏秋寒、连襟郑毅君及郑的连襟罗小胖。

　　下午，专案组汇总情况后讨论下一步该怎么走，是直接跟这四位接触呢，还是先进行外围调查？

　　讨论中，有人提出一个观点：从至今为止查摸到的相关信息来看，“天成西药房”在失火前经营的严控货品中的麻醉药应该没有那么巧正好出空。那么，剩下的麻醉药应该是以下两个结果中的一个，要么是在灭火时毁损了，要么是被人顺走了。火灾的灭火现场可以想象，其混乱程度仅次于遭到轰炸。麻醉药如果真的直接遇上焚烧或者碾压抑或被水冲着，毁损概率几近于百分之百。不过，药品毁损并不等于容器包装一并毁损，清理现场者中有人可能是见到过残渣余骸的。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直接跟程、柏、郑、罗四人接触，是有希望了解到这个信息的。还有一种可能，麻醉药并未因救火而毁损，而是全部或者部分未曾受到影响，却被人顺走了。如此，调查时就不宜直接跟这四位接触，而是应该先对他们分别作一下外围调查。

　　这个观点获得大伙儿的一致认同。于是，当场进行人员分工，抽调四名刑警，各配备一位实习警员，分头前往程勇、柏秋寒、郑毅君、罗小胖居住地的管段派出所，了解这四位的基本情况。

　　实习警员侯克疾被分派给专案组长伍岳生当助手，前往常德路派出所去查摸易稚阳的过房儿子柏秋寒的情况。途中，伍岳生问侯克疾对眼下这一步的案情分析有什么看法。小侯说：“组长，我估摸咱们这一趟多半不会白跑。”

　　伍岳生微微有些惊讶：“哦？什么意思？”

　　这时侯克疾却有些吞吞吐吐：“组长，我把想法说出来，您可不要批评我有封建思想啊。”

　　伍岳生更觉不可思议：“你这是说到哪里去了？说吧，想到什么啦？”

　　待侯克疾把想法说完，伍岳生倒是没有觉得小侯有什么“封建思想”，而是皱眉沉思。

　　侯克疾说的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会儿去向派出所调查的那主儿，没准儿就是专案组正在查缉的对象——千春暖。柏秋寒——千春暖，正好是反义词的谐音。伍岳生缓缓点头，说这分析我觉得还是有点儿意思的，咱们到了派出所先了解一下这人的情况再说吧。

　　派出所一干民警对“千春暖”这个名字都说“没听说过”，对柏秋寒倒是有点儿熟悉，这个二十七岁还单身的青年曾干过国民党空军。

　　出身资本家家庭的柏秋寒在抗战胜利那年高中毕业，考上了青岛医学院，去读了一年书后，从报上看到一则空军招收飞行员的广告。当时，空军飞行员被称为“蓝天骄子”、“军中王子”，是一门体面到炫目的漂亮职业，许多达官贵人家庭子弟无不渴望穿一身空军飞行服。柏秋寒的父亲柏济众虽然不过是一家中型机器厂的大股东，列不进达官贵人行列，但柏秋寒毕竟是家里的独子，自幼养尊处优，过着一份非常滋润的日子。这小伙子人也聪明机灵，读书成绩一向优秀，英语也出色，举凡上海滩追求时尚的公子少爷诸如跳舞、溜冰、游泳、拳击、骑马、驾驶汽车摩托车等必修课，他样样精通。如果再有资格穿一身空军飞行服，那他觉得自己的人生真正是完美无缺了。因此，柏秋寒读到这则国军招收空军飞行员的广告后，不禁怦然心动，也不跟父母商量，果断辍学，报考空军！

　　柏秋寒报上名后，面试、笔试、体检都是一路绿灯，背景审查也无障碍，得以顺利入伍。可是，他的蓝天骄子梦最终还是没有做成。在入伍后的健康复检中，查出眼睛有隐疾，就被刷下来了。军方给他两个选择：回家，或者留在空军做一名卫生兵。柏秋寒要面子，选择了后者，跟家里通信说正在学飞行，还向人借了飞行服站在军机舱门口拍摄了照片寄回家。

　　两年后，上司正准备将其晋升为见习军医时，一直以为儿子真在空军学飞行的其父柏老板终于获悉了真相，大恼，动用了关系将其退伍。柏秋寒回沪后，拒绝老爸给出的“要么重新回医学院学医，要么跟父亲学经营企业”这两个选择，做起了富家小开纨绮子弟。上海解放后，市军管会张贴通告，让曾有旧政权党政军特宪以及反动会道门分子身份的人前往公安机关登记。他遵命前往派出所，民警问明情况后，说你是国民党部队的小兵，不在政府规定的登记范围内，回去吧。

　　当然，如果仅仅是没让柏秋寒登记这点儿小情节，恐怕他这个名字还不至于让派出所全所民警都知道。前面所说的“对柏秋寒倒是有点儿熟悉”，主要是最近这位柏少爷正在跟派出所打交道一他要去香港探亲。柏秋寒的生母梁氏跟柏济众是原配夫妻，但五年前因故离婚，嫁予一个英国商人，解放前夕随洋丈夫去香港定居了。根据解放后人民政府的规定，柏秋寒与其妹妹柏笑珠每年有一次去香港探望生母梁氏的机会。不过，柏氏兄妹还从没去过。

　　前不久，柏秋寒来派出所咨询办理赴港探亲手续事宜，说他准备携生活在外区的妹妹前往香港探视母亲，问妹妹的手续应该在哪里办。当时，国家从吸收外汇角度考虑，对此类情况持鼓励态度，派出所自是予以热情解答。一周前，柏秋寒把填写的两份申请表送来了。派出所收下后还没着手料理，前天柏秋寒忽然匆匆赶来，说他妹妹不去探亲了，要求把申请表收回。经办民警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请示领导后，说不能收回，但可以放弃申请，在原申请表上签名即可，你是她的代理人，是可以代她签名的。按规定，作废的申请表要交市局外事科保存。柏秋寒就当场签了字，把柏笑珠的申请表作废了。此事经办民警在昨天上午的班前会上提及过，所以全所民警都对柏少爷有印象。

　　当下，伍岳生、侯克疾听派出所方面这么一介绍，马上想起沐青雨的供词中关于“同去香港”的内容，禁不住不约而同对视了一眼。伍岳生要求所方把柏秋寒递交的申请表拿来看看。

　　两份申请表很快就放到了刑警面前，侯克疾只一看上面那份上贴着的照片，马上认出这个柏秋寒就是1月7日在同济医院拒捕脱逃时一拳把自己打翻在地的“千春暖”，顿时激动得一跃而起：“就是他！”

　　伍岳生也认出了另一份表格上的照片——沐青雨！

　　稍后，专案组即抓获了柏秋寒，并在柏家卧室里搜出了部分赃物和用销赃所得的人民币从黑市上非法交易所获的港币。

　　柏秋寒对其所犯一应罪行供认不讳，表示“低头认罪，任凭处置”。问其作案动机，供称是想借投亲之机赴港后滞留不归。因其继父是英国佬，他不想给人家一个“啃老”印象自毁形象，想弄一笔还算过得去的钱款作为谋生基础，再设法找一份理想的工作，过一份滋润的日子。至于要扯上沐青雨，那是因为他对小沐的感情确实是发自真心，是想跟她白头偕老的。

　　1952年8月140，“白衣天使”盗劫案的两名案犯受到了法律的惩处：柏秋寒被处无期徒刑，沐青雨因有自首情节，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评论】

尘封档案不失为当时社会的风俗画。

对，这就是尘封档案的好看之处

确实如此啊。

很好的侦破案件案例，学习了。

要不是鬼迷心窍，也是一对金童玉女，可惜啊。放现在不至于判无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