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移民法官: 来自加纳的性奴

多莉出生在加纳南部的乡下，是家里三个孩子中的老大。她家在村中心附近的一个院子里，家境还算殷实。刚刚高中毕业的她，内心充满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她很快就要与一位一直爱慕着她的年轻的基督徒结婚了。

一天她正在院子里洗衣服时，忽然听到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  一辆车停在了门口， 接着就响起了震耳的拍门声。当她刚把门栓卸下来的同时，门就被撞开了。 两个健壮的男人站在了她的面前。她认出其中的一个是村里的，另一个她完全不认识。瞬间，他们钳住她的胳膊并把她拖往那辆没有熄火的奔驰。她刚喊了一声就被塞进了车的后备箱，随后砰的一声箱门被就关上，喊叫已无济于事。她在黑暗中哭喊着要她的父母来救她。

其实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父母因为欠债已经把她许诺给村里的一个法师。可他们并没有告诉她。  按当地的习俗，父母如无力还债就必须把长女交出来作神的妻子，而这个法师可作为神的代表和她结婚。法师是个满脸褶皱，浑身肮脏，身材矮小并上了年纪的男人。为了这一天，他早已等不及了。他准备玩腻之后把多莉留在家里做仆人。 而仆人在村里是最被人瞧不起的。

在多莉成长过程中，父母已看出她是一个有才华的孩子。 他们曾哀求这位法师高抬贵手放过他们的女儿， 但无济于事。可他们没有能力付清债务去终止这个协议， 无奈， 为了拖延噩梦的发生，他们想尽办法不停地还债，希望有那么一天法师对多莉失去兴趣。但是这个男人岂肯放过眼前的肥肉， 当多莉的父母实在交不出钱的时候，他就借机把多莉抢了过去。

当多莉来到我的法庭时，我在费城就任移民法官还不到一年。在庇护案例中， 多莉的案子属于一种新的类型，因此很多律师和法官都愿意成为第一个处理此类案子的人， 因为这种经历对他们的前途很有帮助。

多莉是幸运的，因为她的律师是一位经验丰富并非常正直的女律师。总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她的案子被送到我的法庭上。随着对多莉的案子有了更多的了解，移民局的检察官也和我们合作以寻找帮助多莉摆脱困境的途径。

多莉是此案的申请人，受益人， 同时也是唯一的证人。法律规定，即使避难申请者是唯一的证人，只要此人的证词令人可信，不仅能够说得通，而且还经得起法庭上的盘问，法庭便可批准此人的避难申请。然而，这类案子中的证词常常很难让人一眼就看出真伪。因为即使一个人讲的是实情，但听证过程会使人感到紧张，结果即使是讲真话，有时也看上去令人生疑。而一些根本不符合避难资格的人却可以口若悬河，添油加醋地把自己的经历夸大，听上去反倒令人感动和相信。像多莉这种新型的案子，如果能有其他证人来确认她的证词，一切就都变得容易多了。可惜我们无法找到这类证人。

在我确定了下一次听证日后，便让多莉和她的律师回去了。多莉的经历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在过去作为律师的十几年里，我曾代理过来自全球各地的案子，自认见多识广。而这个案子可说是让我开了眼界。令我难以置信的是，在当今世界竟有承认性奴合法性的法规，而受害者的家庭竟然还是帮凶。

几个月后多莉回到我的法庭来讲述她的经历。这期间我审阅了有关在加纳流行此习俗的资料。  这些资料是她的律师提供的。  这方面的文章很多，而且是刊登在加纳全国性的报刊上。证据显示，这种习俗确实存在于加纳的乡下，而且所披露出的情节和多莉所叙述的一样令人震惊。加纳国会曾几次试图取消这种习俗的合法性，但都没有成功。当时，加纳国内还有一个非政府组织穿梭于乡下，用几头牲畜或再加上一些现金来赎回那些女孩子。

那些女孩子们的经历可谓是触目惊心，事实显示这种习俗确实在加纳存在。因此，多莉本人也很可能有相同的遭遇。 案子已看到曙光。 接下来就要看多莉本人如何让我这位法官去相信她的个人遭遇不是虚构的。她的描述必须是真实的，而且要经得起检察官的盘问。

那位检察官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女士，名字叫冯璐。她大学毕业后来到美国并进入法学院学习。随后她留在美国并， 规划为美国公民，并在移民局找到一份工作。我觉得成年后再去学一门外语已经很了不起了，可她每天还要出入法庭用第二语言进行辩论，她的英语功底着实出乎我的预料。我很钦佩她的勇气和才华。

听证刚开始时，冯璐持怀疑的态度。在她的眼里，多莉很可能与其他说谎的人一样，想要钻法律的空子。但是随着多莉悲伤和催人泪下的叙述，我感到冯璐受到了触动。

宣誓后多莉坐到了我右侧的证人席上。在作证过程中，她神情忧伤但语调平缓地描述了她是如何逃离那个村庄并最终来到我的法庭。

那天被法师抢走后，那辆车一直开到村里的一个广场。他们把多莉从车后备箱里拉了出来并带到一棵树下。震耳的鼓声让她感到很害怕。她环顾四周，试图寻找可以逃脱的机会，这时才意识到好像村子里的人都聚集到这里并把她围了起来。她身边燃起了篝火，旁边站着那位法师和一座神的雕像。几只鸡被杀来祭奠，人们随后把鸡血泼到多莉的身上。这个面目可憎的法师身披发了霉的野兽皮，浑身散发着尸体的臭味。他走到多莉的身旁，嘴上喊着为神进贡的梵文咒语。在他的示意下，几名妇女把她拉进了法师的草屋里。当她回首看最后一眼时，她看到村民中有很多是她的邻居，她又看到她的母亲站在人群后面，眼里充满了悲伤。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她不断地遭受到侵犯，而且饥肠辘辘，得不到洗漱和喘息的机会。一位妇女实在看不过去了，最终帮助她逃了出去。这个女人在法师家当了二十几年的仆人，不忍看到另一个年轻的生命毁在这里。

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警告多莉，“不要再回家了，”

“为什么？”

“因为你父母还会把你送回来，不然的话，他们还得接着还债。你跟我来吧。”

在夜幕的掩护下，她被带到这个好心的女人家里，被藏到一个小棚子里并一直等到多莉的基督徒男友从城里赶来搭救她。

她的男友把她带到城里，并把她安置在同是基督徒的教友家里。多莉曾萌生自尽的念头，但这家善良的基督徒说服她放弃了这个念头，并为她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搞到假护照，假签证，帮她一路来到美国。他们还给了她几个住在费城的基督徒的地址，告诉她一到费城就去找他们。尽管她的假签证让她逃离了加纳，但是在费城机场的海关官员还是一眼就看出破绽。她随后被送进滨州约克郡的拘留所里。那里的一位律师听说了她的经历后决定帮助她。

对我来说，多莉的经历中最让我相信的是有关她男友的证词，而且你必须要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这位男友帮她逃离了那个村庄，把她带到城里，带到教会，并最终帮她离开加纳。

“他把我抛弃了。”

“为什么？”

“我曾问过他，我为什么不能和你在一起？”这时多莉眼里充满了泪水，似乎不想再说下去了。

“他怎么说的？”

“他说，女人，你已经不贞洁了，从此我不会再要你了。”

根据她在叙述自身经历时的肢体语言，也包括她那最后一段话，我已经得出结论。我相信她的经历是真实的，她应该得到避难资格并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我当庭宣布准备批准她的难民申请。

冯璐表示同意。但她要求我再给她一些时间。她需要自己再花些时间查阅一些资料。如果她自己的调查也能证实多莉的叙述，则作为政府的代表她也会同意批准多莉的难民申请。

对大多数法官来讲，这是一个积极的态度。首先，它意味着人道主义将得以履行，正义得到伸张。其次，它也意味着政府在这个案子上不再有异议，也就不会上诉， 亦因此这个年轻的女人可以早些摆脱煎熬。  移民上诉法庭已积压了大量的案子，如果一上诉，案子又得拖好几年才能了结。当多莉离开法庭时， 至少她知道她不需要为此再花费精力和金钱了。 否则的话，她还要活在有可能会被遣送回国的阴影里。  在那里她已饱受摧残。

一个月后法庭为此案重新开庭。冯璐告诉我们，她与国务院负责加纳事务的有关人员取得了联系。  有关人员随后与美国驻加纳大使馆负责加纳人权事务的外交官进行了交流，而这位外交官恰好是负责国务院世界人权报告中的加纳那一部分。凑巧的是，就在这一年，国务院的报告中第一次把加纳流行的这个习俗纳入违反人权的范畴内。据这位外交官讲，这个习俗是目前美国驻加纳领馆最为重视的违反人权的行为。冯璐感到她已不负政府赋予她的使命，对此案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因此，她认为多莉的证词是可信的，并决定和法庭一道批准多莉的申请。

对我而言，此案从此可以成为例案，因此我决定多花些时间把我的法庭判决好好写写，包括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各个细节，以及相应的法律依据。我的判决报告写完后，全国最知名的移民法杂志 -《释法告知》把我的判决逐字逐句地发表出来。

孰料，暴风雨随之而来。冯璐在移民局的上司似乎是在这篇文章发表后才听说此案。法庭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冯璐的一位顶头上司曾亲自来到法庭，要求亲眼过目一下我的判决书，并特别询问了上诉的截止日期。而三十天的上诉期限恰好刚刚过期。这位工作人员告诉我，她随后听到从位于大厅另一侧他们的办公室里传出愤怒的咆哮声。但是事已至此，他们除了空有满腔的不满，叹息无法就此案上诉，也只能是无可奈何接受这个结局。这样也避免了多莉再次陷于无尽的煎熬之中。

坦率地讲，如果这个判决没有在全国造成影响，这之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这件事也反映出政府在公众舆论面前常常显得手足无措。我常想，如果我是冯璐的上司，忽然得知这个杂志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我该怎么办？我可能会邀请多莉，她的律师和冯璐共同召开一个记者会。我可能会在电视镜头面前庄重地宣告，“我为我们的政府能够为这样一位曾经饱受蹂躏的妇女提供保护而深感自豪。我也为我们拥有冯璐这样的律师而感到骄傲。他们每天都在为应该受到保护的人而战斗，同时也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而把那些不法分子驱除出境。”我会建议表彰冯璐，并邀请她到华盛顿接受司法部长授予的勋章。这样我们的政府在媒体面前就会展现出我们神圣的传统，即保护那些受到迫害的和卑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