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纽约市两天小记

去纽约市两天小记

很多次参与民运，我都是把理念和空想交给别人去实行，而自己置身行动之外，永远这样讲不过去，因为政治包含了行动。我以为，反共人士不要怕承认搞政治，搞政治本身不丢人，反共的人不来搞政治，难道要让共产党永远垄断政治？
这一次我提出：纪念抗日胜利七十周年，不能为纪念而纪念，必须抓住中共假抗日、勾结日寇、伪民族主义真汉奸卖国贼的弱点，予以痛击；同时借纪念抗日之机举出中华民国的旗帜，作为凝聚反对派各派的核心纽带；领导同仁对我的想法大为赞扬、照单全收，如果我再不去走一趟，就说不过去了。

预计中共国纽约市总领馆八月十五日或九月三日很可能有防范，行动遂定于八月十一日进行。

下午三点二十五的灰狗，于是等车十分就在灰狗站吃午餐，西餐中最好吃的批萨，站内的便餐店不卖单片，只有吃“次好吃”的三明治，四块九毛九的牛肉三明治中，咸得舌头发碜西餐牛肉片和生番茄，汁味怎么也无法交融，我真感概：美国人怎么能这么糟蹋自己的味觉。我已经有七年没吃桂林米粉了... ...
中美各有所长，就在这三明治中可以品味出来；由此再悟：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中国人不必自轻自贱，灭共建国方为正途。

灰狗站繁忙但并不拥挤，这当与美国私车比例高、汽车客运业发达、且旅行分散有关，中国若能部分地做到这些，则绝不会有“春运”之类的乱象，中国“乘车难”的问题，决不是人多的问题。

灰狗启行之前，乘务员——一个戴眼镜的白人胖妇在车门口站定，发话之前，突然向我们鞠一躬，同时右手作脱帽姿势，向右下方一扫，俨如欧洲宫廷大臣向国王的敬礼，此种美国式的幽默，顿时活跃了气氛。
她交待的内容无非是：不要吸烟、手机要静音、不要大声讲话...而在车行过程中，旅客们普遍都能遵守，很少有手机铃声，偶尔有通电话的旅客，他们都压低了声音，外加上复音节语言英语的发音，因为富于元音，本来就不吵闹，所以车内的氛围与中国和泰国的那种氛围对比很鲜明。
在中国的巴士上，很少有人遵守安静的规则，因为巴士方自己都不遵守规则、不尊重旅客：中国的巴士，无论是长途大巴还是公共汽车，司机在行车中都强迫乘客听音乐或看电视，也不管他们喜欢与否。我去国前夕的2008年九月，桂林各路公交车都奉命在车上十二小时播放“神五”、“神六”的光碟，无耻地试图转移人们对“三聚氰胺”事件的关注。
美国的灰狗和公交上，司机就不会强行向乘客播放东西，想听想看的乘客，就自己戴上耳机进行，在这样安静的氛围中，你想睡就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不想睡，也可以深入地冥思... ...什么是自由？这就是自由。自由就是最大的爱。
这是不强迫、不干扰的安静氛围，是一种文明得以升级的高贵氛围，这是美国真正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

但是坐在我身边的黑人老兄却是个例外，五个多小时，这位戴着布质野战军便帽的黑瘦老兄，几乎都在用手机与他的女朋友和其他朋友在视频聊天，而从未合眼，我在叹服他精力旺盛之时，甚觉奇怪：他用什么时间来思考呢？
或许他几乎从不思考。黑人普遍依照本能生活，他们活得更真实但层次较低，他们少了几分思虑，却多了几分快活。黑人普遍来说待人比较热情，许多人都有“见面熟”的本事，但却比较任性，显得不讲道理，缺乏同情心，也比较冲动。
还好，这位黑人哥子还不算任性，他的视频聊天，都是压低了音量和手机音量进行。并不妨碍我这个来自噪音国度的人睡觉。此黑兄还是乐于助人的人，前座白男大学生要给苹果机充电，座旁的车厢插座却被座背挡住了，黑兄主动帮助白男试图调整座背，未果，老黑“Shit”了一声后，就抽出自己的手机充电器，把插座让给白男用。这种事情在今天的广州巴士上，绝对是不可想象的。

不知不觉晴天换作了阴天，雨水不时地打在不能开启的车窗上，灰狗飞驰，八十一号路的两旁，绿绒绒的原始森林连绵不绝，愈近纽约，外面的空气愈发潮湿闷热；看到这秀美清新的纽约州之夏，我禁不住心想：如果当年国民党没有丢失大陆，现在中国夏天的景色一定不比窗外的差。

到了纽约市灰狗终端大楼，已经八点半，纽约市地铁的自动售票系统，设计得不如日本人设计的曼谷地铁售票系统那样直观好用，正在售票机上摸索买票时，有一对皮肤晒出了一层铜色的老年白人夫妇，以口音浓重的英语向我问候，手里向我展示一张地铁卡他们自称是奥地利人，马上就要回国了，地铁卡里还剩有七块多钱，问我想不想要，想要的话只需付他们五块钱即可。
这瘦瘦的古铜色老头子黑发黑瞳小头，大概是犹太人裔或中东裔，老太婆却是个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他们为了表示诚意，把地铁卡插入售票机，向我显示了余额，又送我到地铁站入口，叫我当面刷开入口的轮盘转门，我进去后回身挥手说：“Guten Tag”，他们意外了一下，竟然也懂回：“你好！” 
可见中国影响力的增长，只要打开国门、减少一些极权束缚，中国老百姓罕有的吃苦耐劳和小聪明就会发挥出来，中国崛起的势头，共产党的专制都压不住。这应该是包藏祸心、一贯大力亲善中共的日本政府，最傻眼的地方。

到法拉盛时已近九点，同仁晓峰准时在出口等候。八月的纽约市明显比上周湿热，法拉盛肮脏熙攘，如北京王府井。我最想吃一碗牛肉面，晓峰却执意点三个菜，结果果然打包，且吃得不舒服，但他的好意我领了。目前的条件下，搞民运都是自掏腰包，在吃的方面，谁破费都是不好的。在少吃请注重效率方面，中国人最应该向德国人学习。

来了才知道，法拉盛的旅馆生意十分火爆，临时一般都没有床位，房间必须提前一个月订。
由于我不愿意与陌生人一起，睡在王军涛办公室的沙发上，同仁便安排我入住他店里的地下室，安静是绝对安静，连纽约市几乎不可免的飞机起降声都听不到，只可惜没有窗户，好在有中央空调可供换气。我忍不住戏称：这是元首地堡呀，谢谢你给我元首级的待遇！

第二天搞活动，最感满意的是：中华民国的国旗果然令场面增势不少，且在王军涛和我们这两个团体之间起了一种桥梁枢纽的场面作用；而且参与者对这面旗帜的热情也出乎意外的高，好几人都主动取过旗帜演讲、留念，王军涛那边有人甚至持旗带队高呼：
“中华民国万岁！”
晓峰在一旁说：“这个旗帜很好卖呀！”
大概是出于对中华民国旗帜的痛恨，总领馆那天早早地关闭了签证处，大陆人敌对势力居然打着民国的国旗来声讨它，这是中共当局很多年来都没见过的新事。

当年是共产党的红旗来声讨这面旗帜，现在这面旗帜来声讨它，六十六年了，即将走满一个循环，中共政权快要结束了。

活动过后，到王军涛的办公室去落脚。只见这王军涛基本如两年前一般光景，只是更加虎背熊腰了，他正用手提电脑处理图片。没有了一个外交辞令的环境，王军涛难得与我私谈几句，他依旧是精力旺盛、思维敏捷、中气十足。
我首先就在国内时，“六四”问题上对他苛责表示歉意，并承认我当时对“六四”认知片面。军涛表示不介意，顿时打开了话匣子。我又问他：为什么当时不帮学生拿主意，柴玲他们怎么承担得起把握全局的重任？军涛说：学生根本不听他的，当时谁激进谁受欢迎... ...
王军涛还批评我说：民运就是一个江湖，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不是好事。
王军涛的优点之一就是没有架子，他现在的目标已经很明确，就是要推翻共产党，而且不惜采取革命的手段。他为什么不知不觉变成了革命派，我已经没有时间问他。

闻知王军涛当晚将和没有住处或不便回去的党员一起，就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这也是他的优点之一），我很想留下来与他多谈一阵，但不得不赶回去打工了。
回去之前，与晓峰聊天，听了他被中共当局陷害搞惨的故事，包括去纽约总领馆申请护照时，被中国女工作人员从窗口把申请护照的文件狠狠地摔在脸上的屈辱事。我们都有一种共识，就是哪怕自掏腰包，也要把反共进行到底，以对自己的人格作个交待。

坐地铁到了灰狗终端大楼，已经十一点多，这才发现灰狗售票大厅已经关门了，惶急间有个流浪汉样的瘦高黑人主动招呼，并带我到一楼的夜间售票处——那是只有一个窗口的小小售票处，没有这位黑老兄，我还真找不到，感激之余给了老黑一块钱，旋即后悔想多给他几块，但追出去时老黑已经不见了！
这才注意到：身边的夜间售票员、清洁工和保安都是老黑，不禁再次感悟一个真理：
没有人的困难，要远远大过没有钱的困难！
因为倘若现在没有这些黑人的话，灰狗终端就得关门了，现在有钱也买不到票、乘不了车。
可见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何等荒谬！

曾节明 补记于民国104年八月十七日于闷热纽约州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