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貝的天空
靜心如水 怡然自得 清風匝地 花開花落
@蕭銅太太楊明與筆者，1995年在老人院。
@蕭銅之妻楊明，攝於五十年代。
這是我在香港最後一年遇到的事，此事發生前我與事主一無交集，二無交情，幾乎是神差鬼使地把我推到火災後的蕭銅與楊明身邊，令我不期然窺到他們各自的生活及過往。之所以稱其爲北京人作家，是因事主多年不改鄉音（堅持北京話對答），始終不離不棄北京文化，以至從臺北跑到香港看京戲，竟失去再回臺灣的機會……
當1995年的秋天踏入地處南亞的香港島的時候，全年幾乎都籠罩在濕氣和溽熱的港島，也變得異常乾燥與寒涼，人們感到一年之中少有的舒服。作家蕭銅坐在他九龍彌敦道的住所，展開稿紙，開始寫稿。
蕭銅是香港專欄作家，每天要給兩三張報紙副刊寫專欄，大公報，新晚報，東方日報都曾有他的專欄，因他早年來自北京，最精通的是京俗，京戲，京史，所以筆下也大多是這些京事兒，當年香港人對北京了解不多，蕭銅這些帶着京味兒的筆調，曾經受到很多香港讀者的追捧。
我有一支筆，能寫稿就能生存
專欄作家每晚趕稿，成爲當年香港作家中的一景，蕭銅也不例外，那天入夜，他坐在窗前的小寫字臺前，鋪開了稿紙，寫到一半，煙癮上來了，於是點燃了香煙，也許是想驅趕睡意，也許是想在噴雲吐霧之中增添一點靈感。果真文思如小溪般漸漸流淌而來，蕭銅一手持煙一手握筆，在稿紙上疾速寫下已經盤繞在頭腦中的文緒，寫到興奮時，隨手便將燒剩下最後一截的香煙蒂丟在腳邊的字紙簍裏。
稿子終于完成，當蕭銅寫下最後一個句號時，濃濃睡意襲來，他甚至來不及躺下，就伏在桌上進入了夢鄉。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篇稿子成了他人生的最後一篇稿，那根香煙也成爲他告別人生的最後一支香煙。沒有多久，那根丟在字紙簍的殘餘煙頭，就在廢稿紙和舊報紙的包圍下開始自燃，不要忘記那是香港異常乾燥的秋日。
夜沉沉，白天窗外車水馬龍的彌敦道，現在只剩了幽靜的路燈有氣無力地照射着街面，偶爾會有一輛汽車疾駛而過，之後，又恢復了黑夜的平靜。伏在桌上的蕭銅，也許正壓着他剛寫完的稿子，沉沉睡去，或許他夢見了什麼。煙越來越大，蕭銅突然驚醒，原來是自己的房間起火了，濃煙夾着火苗從字紙簍裏竄起，驚慌的他立刻站起來，拿起寫字臺上的報紙雜誌胡亂撲打起來。
火沒有被撲滅，濃烈嗆鼻的煙霧卻立時充滿整個房間，已經睡下的蕭銅太太楊明，也驚醒過來，起身跑到廁所躲避，蕭銅還在繼續企圖將火撲滅，但他很快就被嗆昏過去。得知發生火警的鄰居報了警，不一會一路鳴叫著的救火車和救護車同時來到，蕭銅夫婦被送到廣華醫院。
等我第二天看到報紙頭條，方知蕭銅夫婦出了大事，趕緊打電話給朋友，約了一起到廣華醫院去看望蕭銅。
説起來，蕭銅與我并非關係很近的朋友，我們相差二十多歲，應屬兩代人了，衹是當時我也是專欄作者，經常被邀參加聚會或各種活動，而主辦單位往往將講國語的人們凑成一桌，就這樣認識了蕭銅，我們不僅同爲國語人，而且都來自北京，80到90年代的香港，真正能說一口流利北京話的實在不多，如此，蕭銅注意到了我，很高興認識我這個小老鄉，後來還給我起了個花名-----北京小妞，其實不小了。
雖然同爲老鄉，但一直跟蕭銅不熟，除了在飯桌上插科打諢，說兩句玩笑話，從未有過認真交談，我甚至從未有過他的電話或住址。對蕭銅的印象是，個子不高，卻總是駝著背，面色很白，給人白面書生的印象，每次見到他都手提著一個塑料袋，裏面裝滿報紙。如果應邀去飲茶，餐畢，他會請服務生將部分剩菜裝到外賣盒中，跟大家說“這是我們（指他和太太）的晚飯啦”，當他走出酒樓時，一手拎外賣盒，一手拎裝滿報紙的塑料袋，慢慢走向擁擠的彌敦道上。
蕭銅五十年代便開始在香港居住，但從不學講廣東話，堅持一口北京話，不過他聽得懂粵語，人家跟他說廣東話，他就用一口純正北京話回答，這在當年的香港，也是一景啊。
跟他走得比較近的無綫電視公關翁叔叔（翁靈文）說，蕭銅經濟有些緊迫，除了幾家報館的稿費外，沒有其他收入，一直在油麻地一幢很舊的大廈租房住。蕭銅燒傷後，我們去他家收拾殘局，才知道他住的是劏房，即香港業主通常將一層單元房分成三或四間獨立房間，稱分間樓宇單位，并分租給三四戶人家，蕭銅夫婦就是租住在其中臨街的一間。其實也有熱心人提出要爲蕭銅申請公屋及公援，卻被他一口回絕，他執著地對關心他的人說“我有一支筆，我能寫稿，我就能生存下去”。
從臺北到香港 從編劇到專欄作家
蕭銅其實1949年已經從大陸去了臺灣，寫小説、話劇，還編寫電影劇本，在臺灣文化界已經有了一定聲望，然而，蕭銅心心念念的還是生他養他的故鄉北京，他熱愛北京文化，歷史、京戲、民俗、吃食等等，於是，1962年馬連良、譚富英、張君秋和裘盛戎四大京劇名角，從北京受邀到香港演出的消息傳到臺北，33歲的蕭銅再也坐不住了，買了機票直奔香港，爲的就是一過戲癮。
需説明的是，六十年代大陸與臺灣沒有來往，國民黨也嚴禁國人與中共有任何接觸，即使去了香港，也絕不鼓勵與大陸或中共方面的人士有所接觸，蕭銅不是不知道這個情況，但他認爲看個京戲應該沒啥問題，可是結果問題就來了，臺灣方面就此不准蕭銅返回臺北，被列爲【拒絕往來戶】管制入境。從那時起，蕭銅就不得不在香港留下來。那時蕭銅 在臺灣期間已經娶妻生女，太太是當時的影星黃曼，女兒還很小，多年後兩母女也赴港，不過他們的婚姻也畫上了句號。
蕭銅定居香港後，在電影公司工作了一段時間，與著名導演李翰祥合作，這李翰祥也是北京人，一口北京話，他們倆合作的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曾獲臺灣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獎，不久，李翰祥離開邵氏公司去臺灣發展後，蕭銅寫的劇本就不多了，況且那時可以在大陸上演的港產片不多，而臺灣方面又拒絕蕭銅入境，如此一來，由他編寫的電影劇本，海峽兩岸都走不通，蕭銅的劇本生涯就此告終。對政治一無所知的他，就在當年的政治環境下，做了一名犧牲品。
蕭銅本姓生，叫生鑑忠，這個姓很少見，當他入境并定居香港後，便以沈建中作爲身份證上的正式名字了，不過所有認識他的人都稱他爲蕭銅。
説起來蕭銅定居香港後，大半時間都以寫稿爲生，香港著名報人羅孚當年在【大公報】任副總編輯，同時也在其下屬的【新晚報】任總編輯，對於蕭銅這樣一位善於編劇寫小説的人才，自然很快安排他成爲大公和新晚的專欄作者，其筆名除蕭銅外，還有趙旺、祥子、何路通等，用的最多的是金大力，主要寫北京民俗、歷史，戲劇等跟文化藝術有關的内容。直到80-90年代，蕭銅頻頻北上訪親探友，曾在北京以【明報月刊】特約記者的身份訪問了多名文化界名人，包括夏衍、侯寶林、端木蕻良、吳祖光、杜近芳、姜昆等，訪問稿在【明報月刊】連載，頗受好評。可以這麽說，蕭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特別是1980年後,當之不愧成爲了在香港的北京文化事物活字典，每逢大陸有京劇、評劇、昆曲及相聲等藝術家來港演出，那幾天蕭銅的專欄必定是全港首屈一指的評論。
上文提到的羅孚先生，雖貴爲香港兩份大報的總編輯，但與蕭銅的私交甚好，據我所知，羅孚夫婦逢中國舊曆年就會設家宴招待蕭銅夫婦，幾十年未變，足見羅老總的寬厚與仁慈。一直到蕭銅燒傷住院，羅孚親往醫院探望，之後寫下一片“白乾灑處憶蕭銅”，文中說蕭銅當時不能講話，但還可以寫字條交流，結果蕭銅寫了幾個字遞給羅孚，上寫“我想吃餃子，帶二兩白乾”，餃子和白乾都是北京特有的東西，在外漂泊四十幾年的北京人蕭銅，生命的最後一刻依然念念不忘，可是這注定成爲最後的遺憾。羅孚在文中嘆道“這是他最後的願望，這願望是永遠無法滿足的了。灑二兩白乾吧，灑二十兩白乾吧，往哪里灑呢？”
我成了蕭銅之妻楊明的監護人
時間再回到1995年11月初，從報紙上得知蕭銅被燒傷的消息後，我跟女友金虹一同趕往廣華醫院重症監護室，衹見蕭銅仰面躺在病床上，裹著紗布的雙手被吊起，頭部因燒傷和灼傷而腫脹，幾乎辨認不出，我們唯有根據床尾的名牌方認出蕭銅。我們望著他，百感交集，此時蕭銅仿佛感覺出有人來看他，勉强睜開眼睛，因鼻腔和口腔都插著不同的管子，他説不出話，眼角流出淚水，我們趕忙安慰他“安心靜養，你很快就會恢復的”，之後就不知說什麽好了。金紅說不如我們去看看楊明吧，楊明是蕭銅太太，燒傷情況沒有蕭銅嚴重，故，被安排在不同樓層的另間病房。
此前我從來沒有見過楊明，金紅倒是有些輕車熟路的樣子，見到楊明就喊她楊阿姨，那是因金紅老爸金堯如（前文匯報總編輯）的關係，估計他們早就見過面吧。楊明坐在病床上，目光呆滯，見了我們也是毫無表情，嘴裏喃喃道“都沒有了，都沒有了”，意即一場火災燒的什麽都沒有了。金紅告訴她我們剛才看望了蕭銅，情況如何如何，楊明依然無反應。我忽然留意到病床邊的小桌抽屜半開著，一眼便望到裏面有幾張千元紙幣，還有支票信封等，了解得知那些錢是蕭銅朋友捐贈的，記得僅僅李翰祥一人便捐贈了3萬元港幣。
我跟負責楊明的護士說明，這些錢對楊明非常重要，請護士們看管好，誰知那護士問我是否她的女兒，不是，朋友？不是，索性告訴她我跟她老公蕭銅同屬香港作家聯會，他家出事我過來看看。護士便説“你就作她的監護人吧”，隨即要了我的身份證登記在冊，然後數點楊明收下的捐款，放入一保管箱，然後我簽字。從此，我就成了楊明的監護人，而此前我從未見過楊明，好像是命運的驅使，那天以後，直到蕭銅、楊明先後去世，我都身不由己的參與其中。那是我移民之前，在香港生活的最後一年（1996），令我難以忘懷的事。
蕭銅楊明出了這麽大的事，當然要通知楊明在美國的女兒(此女并非蕭銅親生女)，可是怎麽找到她呢？跟楊明反復説明後，她終于説出，女兒每個月中都會寄信來，信封上面應該有女兒的地址。於是守株待兔，等到了她女兒的來信，果然信封上有地址，遂寄信給她，告知發生的一切，并附上我的姓名電話。大約一周之後，楊明女兒給我打來電話，以爲我是她媽媽楊明的好友，張口便稱我阿姨，弄得我哭笑不得，又費了些唇舌解釋。不久楊明女兒由紐約飛來香港，在當年的啓德機場的接機大堂，我舉著寫有“朱迪”（楊明女兒名字）的牌子，接到了她。
身世坎坷，命比紙薄的楊明
在這次不幸的火災中，楊明的身體其實沒有受到燒傷，衹是被嚇壞了，甚至有時神智不清，幾周之後，廣華醫院因病床緊張，便要求楊明出院，這真是把我們難住了，她家已經燒得不能住人，而且她自己也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於是，跟香港作聯相商之後，決定把楊明送入老人院，費用則從捐款中撥出。恰好我有個女友在九龍塘一老人院工作，跟院長磋商一番後，以較爲低廉的價格，安排楊明入住，解決了我們的大問題。
説起來，楊明也曾是五十年代香港女明星之一，她出生長大在上海，1949年前後來到香港，因長相漂亮，被安排入電影公司，應該是樂蒂、林黛那一代，她拍戲最著名的應屬電影【嫦娥】，但之後好像就沒有什麽出鏡的機會了，那個時候大批美女雲集香江，若想出人頭地，光靠臉蛋遠遠不夠，因此，楊明未能成為炙手可熱的女明星也是可預料的，以致如今到Google上搜都搜不到楊明，可是，我從香港老一輩文化界中人，多少聽說過有關楊明的故事，那也是一段令人唏噓的過去。
楊明四十年代在上海上中學時，頗有姿色，故，被人選中去演話劇，誰知親戚中有人心懷歹念，誘姦了還不滿十七歲的楊明，不久竟因姦成孕，孩子生下之後，楊母覺得楊明這種狀態很難在上海繼續生活下去，便叫楊明帶著幼小的女兒去了香港。然後，便如上文所述，來港後被安排在電影公司做了一名電影演員，當年的楊明太年輕，遠離父母，又沒有什麼社會經驗，在香港那個魚龍混雜的娛樂界，一而再地被男人欺騙，據說，曾有一位日本導演，本有妻室在日本，但仍一擲千金買下九龍塘一幢洋樓，與楊明同居，幾年後導演回日本，再也沒有回來。楊明守著那座洋樓，卻沒有什麼收入，有人便來遊說她將洋樓按押給銀行，所得錢款用來做生意，云云，如此明顯的欺騙，楊明竟然不疑有詐，照做如儀，結果當然全軍覆沒。
一直到七十年代，有天蕭銅在街頭遇見染上毒癖的楊明，神情恍惚、目光呆滯，與當年的清純影像判若兩人，蕭銅大吃一驚，了解情況之後跟楊明說“我也沒有什麼錢，但我願意幫你，只要我有口吃的，就少不了你的，但條件是你必須戒掉毒癮”。從此，蕭銅就跟楊明住到了一起，楊明也終于有了她的歸宿。
清理火災後的現場 驚心動魄
蕭銅住處遭遇火災之後的兩個禮拜，他的房東通知作聯，要求派人清理蕭銅那間被燒毀的房間，因房東需重新裝修。於是我和作聯的潘夢圓及另外四人來到火災現場，如今想起那天的情景，依然有驚心動魄的感覺。蕭銅楊明所住的那個劏房不足100呎，衹有一張單人床，一張小書桌，沿墻的書架放滿了書，桌下床下散放著報紙和雜志，可以想象，最初的火種是蕭銅將烟蒂隨意扔進字紙簍，然後引燃了廢棄的紙張，紙張又引燃了報紙，報紙又引燃了近半個房間的書……，最終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那是我第一次踏入蕭銅的居所，三面墻被熏得漆黑，窗框的玻璃全碎了（可能因救火），鋼製的窗框被燒得變形、彎曲，地上積滿半尺污水，所幸我有所準備，戴了兩層口罩，穿一身舊衣服，但依然止不住那股難聞的氣味。我們分工合作，清理了尚未遭到毀壞的書籍、錄音帶、唱片、照片等，共計16袋，甚至還有很多件簇新的、尚未打開包裝的襯衫。
最令我難以想象的是，一本硬皮筆記簿闖入眼簾，翻開來滿是蕭銅的筆跡，細看，是多達二十幾名的女性名字，名字後面則是每個女人的身體特徵,而那些名字我依稀可辯認出那是五十年代的女明星，有的十分有名，有的籍籍無名，想來她們應該都是跟蕭銅有過床第之歡的女性，我忍不住驚叫了一聲，隨即將此筆記簿藏起來，其他人聞聲走過來問，我推説沒有什麽，畢竟這是蕭銅的私密筆記，無論如何，出於尊重，我也不能將其公之於衆。不久，我將此筆記交給了羅孚，隨他怎樣處理吧。
清理期間，鄰居走過來告訴我們，蕭銅常常寫稿寫至凌晨，單人床便讓給太太睡，自己則睡在地板上。近年來兩人身體都不好，連做飯的能力也沒有，最多燒燒開水，餓了，就下樓買個飯盒兩人吃。在香港住了三十多年，這兩個人的生活狀況竟然落魄至此，令人感慨。
蕭銅葬禮驚動新華社
蕭銅自從1995年11月遭遇祝融之災後，一直住院，12月底撒手人寰，次年1月香港作聯爲他舉辦了喪禮，而喪禮則以基督教安息禮拜儀式舉行。事緣蕭銅女兒黃小曼本是基督徒，她請教會牧師爲父親蕭銅在病榻上受洗成爲基督徒，蕭銅那時已陷於重度昏迷中，由於他的女兒黃小曼是基督徒，便請求牧師爲蕭銅受洗成爲基督徒，而牧師按照他身份證名字沈建中兄弟稱呼時，據説昏迷中的他竟有所反應，手脚嘴都有輕微活動。巧合的是，五小時後蕭銅蒙主召喚，魂歸天國。
那一次喪禮雖以基督教儀式舉行，但主辦方依然是香港作家聯會，約有二百多人參加，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都發來唁電，新華社宣傳部長還送來花籃。這有點奇怪啊，蕭銅一沒參加過革命，二不是中共黨員，怎麽人死了還驚動駐港新華社呢？原來，1961年蕭銅因爲要親聆來自京城的京劇名角的一流表演，等他過足了戲癮，臺灣方面卻不准他回去了，於是蕭銅不得不留在香港。此事卻被中共看作“棄暗投明”的愛國表現，蕭銅從此成爲統戰對象，每年都受邀參加新華社香港分社召開的國慶招待會的國慶招待會，但是蕭銅也沒拿這當回事，筆下該駡的還是罵，該説的還是說。
至今記憶猶新的是，那日的喪禮程序中有【悼念】和【述史】，理應由最熟悉他的人上臺爲衆人述説，我們想羅孚先生應是最合適人選，作聯當時也同意，并將所有程序内容以及日期地點等印刷成單張，準備喪禮當日派給來賓。誰知喪禮前一天下午接到新華社通知---羅孚不是適當人選，需換人。換誰呢？潘耀明，香港三聯書店的總編輯，後來任明報月刊總編輯。
羅孚爲何不是適當人選呢？原來羅孚八十年代初（1981/82）被中共懷疑爲間諜，在北京軟禁十年之久，1996年那年羅孚回到香港已經五年，看似已是自由之身，但始終對他在京軟禁那十年，從未有一個公開説明，連羅孚本人也對此諱莫如深，如今斯人已逝，那十年的軟禁仍不明不白，不清不楚。
可是羅孚與蕭銅交往三十多年，彼此相知相熟，請羅老總講講蕭銅的過往，悼念一番老友的離去，竟也遭禁止，實在匪夷所思。
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在喪禮前的那天晚上，買來貼紙，剪成小塊，上面寫“潘耀明”，貼在已經印好的單張---羅孚名字的上面。我至今忘不掉的是，那晚寫了一百多個“潘耀明”，也貼了一百多個“潘耀明”。心裏想，羅孚是中共黨員，因莫須有的間諜罪在京軟禁十年，十五年後連悼念老友的資格都要被剝奪? 潘耀明，我早就認識，但并不熟悉，可是他何能何德就替代了羅孚呢 ？在新華社的心目中，大概潘是比羅更可靠的人選吧，嗯，悼念一個死人，也要講究正確的政治背景啊。
17個月後 楊明也走了
至於楊明，自從我們將她送入老人院之後，她的生活逐漸恢復正常，但神智依然一時清醒一時糊塗，我盡量每個禮拜去看她一次，跟她聊聊天，有次還買了毛綫和毛衣針，上海女人都會織毛衣的，藉此活動手指，對她總是有益無害。羅孚太太年歲比楊明還大，但也是每個禮拜拎一小盅煲好的湯或粥，到老人院看望楊明，羅老太住在港島，需搭乘差不多一個小時的地下鐵，才能來到位于九龍塘的老人院，我當時很受感動，那時我的移民申請已經批准，心中做了決定 : 在我離開香港之前，每個禮拜至少來看一次楊明。
1996年年底我飛去多倫多移民報到，三個月後回港，準備徹底賣樓搬家，開始加拿大移民生活，而羅孚夫婦也正在準備離港飛赴美國三藩市，可是楊明怎麽辦？我們跟作聯商議好，給蕭銅的捐款還剩下幾萬元，支付老人院的費用暫時應無問題。我的機票是6月23日，記得羅孚夫婦的離港日是在6月中，我們交代給幾位作聯的朋友，請他們在我們離開香港後，有空去看望楊明。
誰知5月底一天晚上，我接到廣華醫院的電話（醫院還是將我視作楊明的監護人），說楊明因患急症，被送到廣華醫院，搶救無效，現已過世，叫我趕快到醫院辦理有關事項。放下電話，立刻通知羅老太，一起去到廣華醫院，那時，楊明已經被推入太平間。當值護士將楊明的手錶、眼鏡、戒指和一條項鏈交給我，不久後，我又將所有楊明的遺物交給從美國趕回香港奔喪的楊明女兒，并協助她給她媽媽辦了一個簡單的送終儀式，最後陪她去生死注冊處辦理手續。真的仿佛上天安排好了，楊明好像知道我們即將離港，她竟比我們早走一步，去了天國。
此事已過去27年，每次回憶起來，都有一種難以置信的感覺，因爲我算不上是蕭銅和楊明的朋友，一不是同時代人，二未曾共事過，三是我連楊明的面都未見過，怎麽他家不幸遭祝融之災後，命運就把我“推”到他倆身邊呢？從監護人到清理火燒後的房間，從蕭銅的葬禮到陪楊明女兒去生死注冊處辦理手續，前前後後發生的所有事，都給我在香港的最後一年，留下難以磨滅的回憶。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