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闆金庸---第三章

第三章 查生赴京與鄧小平晤面

人大會堂受召見

 就在我進入明報的前四年----一九八一年，正是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決策之初，經過了十年浩劫，正是所謂撥亂反正，走向正常社會之時，不僅全國人民，整個世界都在注視着這慢慢蘇醒過來的巨龍。查先生也不例外，自從他離開家鄉，定居香港以後的幾十年來，他的眼睛始終沒有離開過那片土地。

 那一年，查先生接到了來自北京的邀請，請他訪問大陸，查問邀請者能否在訪問期間拜訪鄧小平先生？日理萬機的鄧小平對查的請求立即做出回應，他表示願意見見查先生，查聞之後很高興，他甚至寫信給内地親友，請他們到杭州見面。總而言之，查良鏞先生那一年的夏天便去了北京，而且是擕妻帶子女一起去的。

七月份，香港正是酷熱的天氣，北京則是三伏天，熱得扇子不離手。不過，在香港冷氣機已經普及到每一個家庭，氣溫雖高，卻不影響室内的溫度。鄧小平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通知查先生，十八日上午鄧小平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查良鏞和他的一家。查先生的心情激動可想而知，他穿上從香港帶來的西裝，打好領帶，並囑咐太太和孩子們也盛裝以待。

 北京人民大會堂是中共領導接見貴賓的地方，相當於總統府，到那種地方接受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接見，當然是要隆而重之。

查先生一家那天被專車送到人民大會堂，據説因司機的原因，竟然比預定時間晚到了一會兒，跟着，又被人領到福建廳門口，鄧小平穿一件短袖襯衫，滿臉笑容地在門口迎接他，站在鄧身邊的另一位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廖承志。握手寒暄之後，鄧小平說的第一句話是：

  “歡迎查先生回來看看，你的小説我讀過，我們已經是老朋友了。”

  查此刻的心情一定非常興奮，作爲一名作家，作品被中國第一領導人讀過，自然開心；其次，鄧小平第一次與他見面，不但沒有擺出君臣父子的架子，卻宣稱與他“已經是老朋友了”。查先生很謹慎地，也是出自内心地說道：

  “我一直對你很仰慕，今天能見到你，很感榮幸。”

 接着，查將同來的家人一一介紹給鄧小平，鄧連說“歡迎歡迎”，並詳細問了孩子們的年齡，名字，在哪裏念書等問題，就像拉家常一樣。攝影師走過來，為他們拍下歷史性的合照---查良鏞，是港澳地區第一個受到中國最高領導人接見的人。

人民大會堂建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八一年已經有二十二年的歷史，雖然建築結構不存在問題，但卻沒有現代的冷氣設備，這恐怕也是令查意想不到的，那一天三十幾度的氣溫，實在令查先生燠熱難忍。鄧小平見狀便說：

  “今年北京天氣很熱，你脫了外衣吧。我是粗人，就這樣的衣服見客，咱們不用拘禮。”

這恐怕也令從香港來的查先生意料不到，泱泱大國的一囯之主竟然稱自己是“粗人”，還建議遠來的客人脫去外衣，“不用拘禮”。共產黨人確是不同于港英政府，他們革命的時候就是要推翻一切舊勢力，對於西方國家一直崇尚的尊貴西裝從來不屑一顧（後來的歷史卻完全改寫了），艱苦樸素才是革命本色，所以鄧才講出如此豪邁的話來。

鄧小平和查良鏞開始進行比較嚴肅的談話，按照平時習慣，鄧先抽出一枝熊貓牌的香煙地給客人---查良鏞點煙，查見狀忙說：

   “不敢當，不敢當。”

  這是客氣話，更何況鄧小平為他點煙，豈知鄧小平還特別解釋一番：

 “有什麼敢不敢當的？我們這樣談話已經是老朋友了。戰爭年代在部隊裏，小兵給我點煙，我也給小兵點煙，大家同生共死，點點煙有什麼了不起？”

 說完以後，鄧小平給自己也點了根煙，吸起來。

這一段老鄧給老查點煙的故事，查一直都記憶猶深，八十歲的時候還津津樂道地講給年輕的記者聼。

說到查先生吸煙，令我想起一段往事。查先生與很多上一輩的文化人一樣，有多年的吸煙習慣，但是八十年代末經醫生檢查，他的心臟開始出現問題，不過不太嚴重，於是查先生開始戒煙，有一次我在電梯裏見到他，他的嘴裏像是在嚼着什麼，我忽然想起來，便問道：

  “你是不是在戒煙？”

 查點點頭。但是他的心臟並沒有因爲他的戒煙，而健康起來。大約七年以後，他接受了心臟大手術。

當主席恐難長命

 鄧小平和查先生談起不久前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那次大會上，宣佈了幾項人事變動，查先生說：

       “鄧小平先生，其實你是可以作主席的，但你堅持只做副主席，這樣不重視個人名位的事，在中國歷史上，以及世界歷史上，都是十分罕有的。這令人十分敬佩。”

鄧小平聼後微微一笑，接着點了枝煙，深深地吸了一口，才說：

  “名氣嘛，已經有了，還要什麼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遠些，看近了不好。我身體還不錯，沒有什麼病，但畢竟年紀大了，現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時，在長了就會疲倦。”

鄧對於查恭維他的那些話，並沒有正面回應，不是有難言之隱，便是屬於一句兩句説不清楚的事。鄧又說：

 “你們明報要我當國家主席。當國家主席，資格嘛，不是沒有。不過我還想多活幾年，多為國家人民辦點事。一當國家主席，恐怕要縮短壽命。現在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有一百二十多個，每年有許多國家的元首到中國訪問，國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設宴，這許多應酬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

 鄧說到國家主席，便說到“恐怕要縮短壽命”，令經過十年浩劫的人們不禁聯想到當年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七十歲上慘死在毛澤東發動的文革運動中，而且死的時候身邊沒有一個親人，頭髮一尺長，連火化時的名字都被改成“劉衛黃”。鄧小平講上述話的時候，距離劉少奇的冤死不過十年而已。十年，歷史的一瞬間。

況且，鄧小平本人也是飽經憂患，三落三起的中共高層領導人，他深知黨内鬥爭的殘酷，所以，他才一語雙關地講出那些話來。對面坐着的是大陸未解放，便跑到香港去的查良鏞，三十年來他一直關注着中國的發展，六十年代以後，他幾乎每天親自在明報上執筆寫社評，成爲香港人的輿論導向，這在香港衆多報刊中都是非常罕見的。

        但是，查卻缺少解放後在大陸生活的經驗，他不懂得大躍進帶來的飢荒，不懂得反右運動中的“引蛇出洞”，不懂得文革時代知識分子的屈辱，這並不是他的錯，可以說這是他的幸運。假如他沒有避走香江，他那被槍決的父親，將會帶給他不知怎樣的災難呢？

 鄧小平似乎也想到了這個問題，他主動地問起這件事情。按當時的情形來看，鄧主動提到這件過去了三十年的事，有可能是想為查父“搞平反”，因爲那時（一九八一年）全國上下撥亂反正，平反冤錯假案，很多人都是在那個時候（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被平反，或者恢復名譽的。而且，想統戰查良鏞，卻不為查父平反是説不過去的。

然而，查先生卻説：

   “人入黃泉不能復生，算了吧。父親的命運是改朝換代之際發生的悲劇，我自己已淡然不記前仇。”

如此大義凜然的話，鄧小平也說不出什麼，只說了一句當時最時髦的話：

  “團結起來向前看。”

解放後查父被槍斃

 

究竟查先生出身于怎樣的一個家庭呢？据後來查先生自己披露：

   清末時，祖父查文清先生曾在江蘇省丹陽縣任知縣，是一位官聲甚佳的人物。後因「丹陽教案」而辭官歸裡。所謂的「丹陽教案」——是因為當年有許多外國傳教士界西方列強的勢力欺壓中國的老百姓，因此引發丹陽縣數百名群眾圍攻教會，並縱火焚燒。朝廷受到外國政府壓力，江蘇總督要查文清將民眾的首謀者處刑，但他卻暗中差人通知為首的二人逃走，然後引咎辭職。表現了一種「捨身救民」的氣概和正義之心。

   祖父查文清公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者的無理壓迫，不肯為了自己的官位利祿而殺害百姓，偉大的人格令整個家族都引以為榮。可惜查先生出生不久，祖父就去世了。祖父還曾設立了一座義莊，買了幾千畝田地收租，租金用於資助族中的孤兒寡婦，使他們能平安過活；凡是上了中學、大學的人，每年都可以分兩次領一筆津貼，如果有人出國留學，津貼的數額更大。

   每年春天的清明節和秋天的重陽節，查的父親必定帶同他們兄弟幾個上祠堂，見到任何人都相互拱手作揖。有時族中的白鬍子老公公因輩分小，也會向四、五歲的小孩子拱手作揖，旁人看了甚是好笑。

    查的父親曾在上海震旦大學求學，但是還未讀到畢業便輟學回鄉了，在家鄉，他辦起了錢莊，絲場，繭場，大概是不懂得經營，生意依然沒有多少起色，連當時年幼的查良鏞也察覺到父親爲了生意而煩惱不堪。恐怕是家境富裕的緣故，查的父親只懂得對人客氣有禮，善於交朋友卻不知道如何營商，是典型的江南秀才式的人物。

    雖如此，查父仍然是鄉間擁有大片土地的大地主，這情況一直延續到共產黨接管了政權以後，從山東來的軍人爲了肅清地主富農，“打倒富豪分田地”，將查父判為“土豪劣紳”槍斃了。

    十四年以後的一九九五年，查先生接受日本創价學會會長池田大作的訪問時表示：             

   “我當然很悲傷，但並沒有懷恨在心，因為我已充分理解，這是大時代翻天覆地大動蕩中極難避免的普遍悲劇。全中國數百萬人在戰場上失去了性命，也有數百萬人在此後的各種鬥爭中失去了性命。”

    一九八五年，查先生故鄉海寧縣的法院和檢察院經過詳細調查，證明當時他父親被處死是一件冤枉的錯案，正式予以平反，並出公文向他道歉。

   其實，如果查先生一九八一年當鄧小平接見他的時候，要求鄧平反自己的父親，並索囘鄉間被中共“共產”和充公的物品和房屋，鄧也會答應的，這是統戰手段。九十年代查良鏞在離家鄉不遠的杭州蓋起一所大宅。只是，此一時彼一時，查先生恐怕再也找不囘當年家鄉的感覺了。

   查先生在談到家庭的巨變時說：

   “祖父、父親、母親的逝世，令我深深感覺不遭侵略、能和平生活的可貴，不論是國際間還是國家內部，最重要的是避免戰爭，讓人民在和平的環境中爭取進步，改善生活。暴力常是許許多多不幸的根源。”

    許多人對於查先生的這種不計較“殺父之仇”，頗感意外和驚異，自己的生身父親無辜遭共產黨槍斃，竟然還可以淡定地跟鄧小平說“人入黃泉不能復生，算了吧，我已淡然不記前仇”的話。

    我想，導致查表示這樣一種態度，有兩种可能的原因。

    查是聰明人，他知道即便對自己父親之冤死不依不饒，甚至向現政權“討個説法”，又能如何呢？這裡面有很大成分是出於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態，所以，索性自己定下調子，不再追究殺父之責。此其一。

    自從改革開放以後，香港的查良鏞先生已然成爲中共重要的統戰對象，查先生也以能夠擔當香港回歸之前中共給予的重任（如基本法草委等）而倍感任重道遠，“賓主”合作愉快。在這種情況下，查的内心中已經將殺父一事大而化之，“淡然不記前仇”。即使他感到悲傷，但如今他可以與中共最高領導一起抽煙，談論國家大事，這比起追究其父的被殺，不是更加具有其深遠意義嗎？此其二。

    查先生這一代人有他們對國家和個人的看法，他們認爲，國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只要國家富強，個人的一切都不在話下，包括父親被殺這樣慘烈的事情。

    我想，雖説這是“大時代翻天覆地大動蕩中極難避免的普遍悲劇，全中國數百萬人在戰場上失去了性命”，卻不能說中共錯殺了查父就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淡然”處之的。如果這個立論可以成立的話，那末，從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猶太人每年都在以各種不同方式，紀念被納粹分子殺掉的同胞，就完全失去了意義。

    查先生的大義凜然，我可以理解，但“淡然不記前仇”卻仍有推敲之處。仇者，報仇也，想來查先生早已化解了“前仇”，談不到“報仇”了。不過，“不記”則非現代人的文化觀，歷史總是要記住的，尤其是那些視人民生命為草芥的慘痛歷史，更加要牢牢記住，以防重蹈覆轍。

 社會主義有幾種

現在我們再回到一九八一年七月的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厛中，鄧小平突然問了查先生這樣一個問題：

  “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會主義？”

查回答說：

   “我想自從法國傅立葉，聖西門，英國的歐文首先提出社會主義的理論以來，世界上已經有許許多多种不同的社會主義。鄧副主席，請你指教。”

 鄧小平為何會問這樣一個問題，也頗堪玩味。斯時，中國大陸已經走了三十二年的社會主義，結果，政治運動不斷，黨内鬥爭不斷，人民生活困苦，國家經濟幾乎崩潰，當時黨内黨外善於分析的人們都在想着同一個問題：中國走的是怎樣的社會主義，我們需要的哪一種社會主義？鄧也不例外，他也在思索着這個問題，面對着來自香港的查良鏞，他突然想“考考”這個大作家。

 想來查先生也是做了功課的，他不慌不忙地將社會主義的起始人一一道出，卻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种社會主義。鄧小平哈哈一笑：

  “你説不上不要緊，哈哈，我也説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會主義，縂有一百多種吧。”

說完，又遞給查一枝煙。此次會面後不久，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上明確提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顯然鄧小平考慮到中國要走的這種社會主義，在他說的一百多種社會主義中也找不出類似的社會主義，於是，將其命名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鄧小平和查先生又談到明報的社評，鄧說：

  “你的社評我大部分同意，小部分不同意。我們的世界觀不同，但大家都愛國，都希望中國強大，這一基本原則完全一致，我們有共同語言。”

就這樣一邊抽煙一邊聊天，氣氛非常輕鬆，連當年新華社的報道都說：兩人的交談是坦誠的，用的不是外交辭令，沒有什麼轉彎抹角的地方，有些問題甚至不無尖銳。

會談進行了一個小時，查先生起身告辭，鄧小平站起來，親自送查離去，兩人一路走一路談，一直到了大廳外，還站着聊了一會兒。最後，鄧小平熱情地握着他的手說：

  “查先生，以後可以時常回來，到處去看看，最好每年來一次。”

 從那以後，查先生確是囘大陸的次數頻繁了，但是鄧查二人卻再沒有單獨見過面。八年以後的天安門事件，也令查由震驚到大惑不解，遂，憤然辭去基本法草委的職務。

受到鄧小平的接見以後，查在回答明報月刊記者訪問時說道：

  “我一直很佩服鄧小平的風骨，這樣剛強不阿的性格，就像我的武俠小説中的英雄人物，但是，鄧小平更勝過我筆下的任何英雄人物。”

查在訪問中多次提到鄧小平是有“大智慧，大胸懷”的人，敬仰之心可見一斑。

 查良鏞是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正式單獨會見的第一位香港同胞，中央電視臺在當晚的新聞節目中播放了鄧查二人會談的消息，港澳地區及世界各地的新聞媒體都報道了此事。

 兩個月以後的九月，明報月刊同時發表鄧查的談話記錄，和“中國之旅：查良鏞先生訪問記”，出版三天就全部賣完，再加印，又售罄，不得不第三次加印。風頭之盛，真是一時無兩。不過，誰能想到八年以後在北京發生的六四事件，卻令查先生對他所敬仰的鄧小平大失所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