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闆金庸---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明報變“色”引公憤


社評引起學生義憤

      我從一九八七年開始做健康版編輯，到一九九一年，一共四年的時間。在這期間，明報成立了明報集團有限公司，包括了明報，明報周刊，明報月刊，明報出版社和翠明假期（旅行社），明報也一步步開始完善起來。

       其中比較明顯的變化是明報專用的信封信紙，以前用的是白紙黑字，上寫“明報有限公司”，顯得十分樸素，像個素面朝天的村姑。

       成立明報集團以後，不論信紙和信封都改成淡黃色，紙質也比以前高級了，用M和O特別設計成的明報標誌，以紅色和黃色嵌入，看起來就像一輪紅日傍着一彎月亮。

       查老闆也有了他專用的信封信紙，一種是在明報有限公司的擡頭下，寫有：LOUIS CHA ，下面則是一行小字：Chairman & Publisher, 沒有中文；另一種恐怕是他私人用信箋，只有英文：LOUIS CHA ，下面是英文的明報地址。

     大概是查很喜歡金色和紅色，我曾提到過他的辦公室就是用這兩种顔色作其主要色調的，改革了的信紙上端和信封下端也印了金與紅兩色行缐作裝飾，信封與信紙的質量都是上好的。

       信封信紙換了新裝，明報對外形象也逐漸改變，不過，從查先生擔任基本法草委以來，政治舞臺上的表演，也不斷令香港市民一個驚嘆接着一個驚嘆。

      還記得一九八五年六月，中方委任了查良鏞作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在草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查登台發言，以【一國兩制和自由人權】為題，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宣言。發言完畢，掌聲熱烈，中方的草委雷潔瓊拉著查良鏞的手，稱讚說“你的發言好極了”。

雷潔瓊的話當然不是客氣話，事實證明，中共的統戰非常成功，這在八十年代的查良鏞身上表露無遺。一九八八年，怎樣設計香港未來的政制模式，北京視為非常敏感的問題，各方各派意見不一，政制方案花樣百出，群雄並起，如何找出一個吹鼓手提出一種政制方案，既符合中方利益，又可以被港人接受，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而查先生就在那個時候，提出了保守的政制方案。

消息傳到香港，輿論嘩然，多家報紙批評他的方案過於保守，有民主派人士甚至指責他出賣港人利益，在一次廣州草委會結束後，查剛步下九龍火車站，就遭到抗議者和記者的包圍，一名記者問道：

“全世界民主國家的行政首長，都是一人一票普選產生的，為什麼你要逆歷史潮流，提出如此保守的方案？”

查的回答是：

“自古以來，沒有一個國家的行政長官是真正由一人一票選舉出來的。”

另個記者問：

“查先生，有人說你們的方案實際上等於出賣了香港下一代人的政治權利，你是怎麼看的？”

查坦然回應道：

“下一代的事自有他們去管，我們現在所需做的，就是盡力維護現在香港六百萬人的利益和權利。”

明報內部很多高級編務人員其實也不同意他的觀點，明報督印人兼社評主筆吳靄儀，曾發表【主流方案引起的猜疑】等文，“苦心太息少人知”應該是查良鏞先生當時孤立處境的真實寫照。香港媒體紛紛就此展開討論，“主流方案到底是怎樣出來的？是否有什麼背景？起草者想達到什麼目的？是不是接受了別人的授意？查是否想當政壇盟主？想做第一屆行政長官或立法會主席？”等等，不一而足。

別忘了查先生是明報的老闆，面對潮水般的批評與質疑，他通過明報的社評為自己辯護。從八十年代中以後，查已經不再天天寫社評，而是由他自己和吳靄儀，還有徐東濱輪流執筆。雖如此，一旦涉及中英、中港之類的敏感議題，便需要“照顧”查老闆的立場，有時到了緊急關頭，社評員甚至不敢貿然下筆，非要查老闆自己親自出馬不可。他自己後來還做出過有關民主要求、基本法問題等，均要由他本人執筆的指示。

當查先生寫下社評【沒有一國行政首長是直選產生】後，以為可以平息主流方案引起的風波，哪裡想到更加引起港人的憤怒，尤其是大學生們，他們曾是金庸武俠小說的熱烈推崇者，但是那天他們責問：

“這個查良鏞不再是那個寫武俠小說的金庸了，那個金庸冷靜、追求人間正義，如今這個金庸老眼昏花、不辨是非！”

但查先生不為所動，不慌不忙，又寫了【直選首腦，少之又少】和【民主國家如何選出行政首長？】但他的解釋猶如火上澆油，港人對他的抗議進一步升級，岭南學院、理工學院、樹仁學院的多名學生代表，打著"你有強詞奪理的自由，我有火燒明報的道理"、"歪曲事實引得人人憤，斷章取義必須引火燒"兩個橫幅，在圍觀群眾的簇擁下來到北角英皇道明報大廈門前，他們一遍遍地高呼"維護香港人利益"、"要公理"、"不許出賣香港利益"等口號，并當眾將發表那三篇社評的明報和放大复印的社評燒毀。

學生代表在演講中說，查良鏞身為草委會政制小組的港方負責人，本應一切從維護香港人利益出發，他不但沒有做到這一點，"反而受中方的旨意，一味迎合中共的要求，不惜出賣香港人的利益以謀自己的私利。"更令人難以容忍的是，他在《明報》一貫標榜"自由、公正"，在這次"主流方案"風波中不僅沒有站在公正立場為民請命，以中立、客觀的態度報道事實真相，反而將明報當作了個人狡辯的陣地，成了他的私器。

學生界認為查已不能持公正的立場，應辭去政制小組負責人一職，以卸香港之民憤。同一天，不斷有學生和民主派人士游行到明報大廈門外，遞交抗議查良鏞的信件。

我至今仍記得學生們在明報大廈前火燒明報的情景，回想查先生六十年代與中共左派論戰之勇，有誰知道查此時的內心真實感受？

氣功大師引爭論

      儘管查先生對外忙於香港基本法草委會政治小組的工作，又要跟不同政見者筆戰，然而，查先生對報館内部的編務工作卻依然不會掉以輕心，下面是查曾經給編輯部所有編輯的信件：

         編輯部各位同仁：（收到此件之同仁，可複印交有關同事參閲，但通知不可外傳）

        近日來新聞版面佳作曡見，大放異彩，可喜可賀，而副刊亦正開始積極更新。唯副刊依賴外稿，不完全受編輯控制，玆再將本報副刊方針重行一提。這些方針並非新訂，乃行之已久者。但一來許多新同事不知道，二來副刊組一向消極被動，並不主動與作者聯係。以極禮貌之態度，告知本報方針，因之距“生動活潑，吸引力強”之特點越來越遠。現奉上數紙，請予注意。

       在與各位作者聯係時，只可告知我們的希望與要求，不可將我們的方針原文全部内容和盤托出，因此係本報重大業務，不能讓競爭者知悉。

       周刊大致上一向做到，此為周刊長期成功之原因之一。但周刊之副刊中，以不免時有“長吁短嘆，風花雪月，艱深晦澀，讀之無味”之專欄，似亦可參考。

      月刊之編輯只能大致參考，有些學術性文章，滔滔雄辯在所不免，但一般上亦以刪短之去蕪存菁爲宜。

     新聞之取材與編寫方式與副刊有異，但大致而言，“新聞副刊化，副刊新聞化”可作爲一種粗略的方向。

                                                                                    查良鏞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日

         那時，香港刮起一陣特異功能和氣功熱，斯其時大陸正推崇氣功，說氣功可以健身，可以治病（特別醫治不治之症），特異功能者可以耳朵認字，還可以意念“移物”等等。前前後後，大大小小，來了許多的“能人”，引起了香港一股氣功“騷動”。

        對於氣功，有健身功能我相信，但説到氣功的某些超人之功，或特異功能，我就不那麽相信了。

       當時，香港分爲“信”與“不信”兩大派，甚至有香港大學的教授走上電視臺，跟氣功大師驗證一番。明報副刊的一些作者當時也在各自的專欄擺起了擂臺，對氣功及特異功能的可信與不可信展開激烈論戰。

       查先生信中的副刊“不完全受編輯控制”，不知是否與此有關，因爲同年同月正是氣功在香港引起激烈論戰之時。

        一天在一個飯局中恰與查先生同坐一桌，大家又談起氣功一事，我表示了我的不信，查卻很認真地說：

      “你不能輕易地說你不信啊，這可能是存在的。”

我有點驚異地問：

         “您還真信這玩意兒？”

查一臉認真地一邊從褲袋裏拿出一個黑色的錢包，一邊回答說：

       “你看，我這個錢包本來是好好的，結果給一個氣功大師用手指在上面發功，竟燒出一個洞來。”

       我湊近一看，果然，那個還算新的黑色錢包上面，真的有一個泛白的破損處，大約有一個指甲蓋那樣大。至於是哪一位氣功大師親自為查發功的，我已經忘記他的名字，但這件事我記得很清楚。

        我還在跟查辯論，這錢包是否以前曾經損壞過，或裏面放了什麽硬的東西，致使表面磨損，等等。但查先生一一否認，對氣功大師的發功深信不疑。

       後來我轉念一想，查先生是寫武俠小説的專家，早在他的作品裏面就有各種各樣的功法，以至特異功能者。如今的氣功大師在此表演，極力證明那玄妙的東西確實存在，間接地也可以證實金庸小説裏面情節的合情合理性。我還跟他爭個什麽呢？

        另外，查年輕時代學習的是文科，近代科學的東西他接觸得並不多。五十年代，他凴着一些歷史故事，天馬行空地創造了金庸武俠小説，後來開創了明報，作了老闆。對於氣功和特異功能，他的深信不疑我是可以理解的。回想起十幾年前（一九七六年），他的大兒子突然在美國自殺，查悲痛不已，最後認命，因爲早有相士告訴他命中只有一子。

        查先生是成功的報業巨子，又是成功的武俠小説家，但是這都不妨礙他對命理相朮、氣功及特異功能抱有“寧可信其有”的心態。他的另一方面只是個普通人，他一樣有很多得不到解釋的現象和懸念，那麼，他對那些不可知的事務寧可寄信於相士和氣功大師，我想，旁人無可非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