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闆金庸---第七章

第七章  肥水不留外人田


查先生親筆寫的副刊五字真言，貼在編輯部。


副刊五字真言

回想起那個時候，查先生“内外”都在進行改革，真是他個人的“改革時代”。對於明報來講，他不但是個嚴格的老闆，也是一位十分專業的編輯，當年，查先生不僅對港聞和國際電訊版着手改革，也對副刊提出他的要求。他曾對我說：

 “副刊是一張報紙的靈魂，港聞和國際電訊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副刊做得出色的話，那張報紙就會與衆不同。”

查先生曾寫下“副刊之五字真言”，貼在編輯部供大家參考：

 

短，趣，近，物，圖

 

短：文字應短，簡潔，不宜引經據典，不尚咬文嚼字。

趣：新奇有趣，輕鬆活潑。

近：時間之近，接近新聞，三十年前亦可用，三十年後亦可用者不歡迎。空間之近，地域上接近香港，文化上接近中國讀者。

物：言之有物，講述一段故事，一件事務，令人讀之有所得。大得小得，均無不可；一無所得，未免差勁。

圖：圖片，照片，漫畫，均圖片也；文字生動，有戲劇舞臺感，亦廣義之圖。

此為本報編輯副刊之要旨，新聞寫作及編輯亦不妨參考。

副刊選稿標準

 新奇有趣首選，
 事實勝於雄辯，
 不喜長吁短嘆，
 自吹吹人投籃。

事實勝於雄辯者，並非不用議論文字，而是夾敘夾議者較受歡迎。最劣之文字是自我吹噓，無原則的利用本報做廣告，其次則為風花雪月，無病呻吟，或傷小貓之死，或嘆寫稿之苦。

 查先生對副刊專欄作者的要求也非常嚴格，其他報紙決定請某人寫專欄，有的是副刊編輯説了算，有的是編輯主任説了算，大多數總編輯説了算。

但是，明報不一樣，查老闆雖然早已經將總編輯一職讓出，一般的編務他也基本不過問，不過，專欄作者的聘請，卻一定要通過他自己，別人無權決定，這是八十年代明報人都知道的事。

我自己的專欄（開始叫“白衣集”，後易名爲“清風匝地”），儘管是潘先生向我約稿，卻一樣要得到查先生的批准。

即使某位專欄作者已經在明報副刊寫稿多年，但查先生一旦察覺該專欄作者長期“長吁短嘆，風花雪月，艱深晦澀，讀之無味”，也會毫不客氣地炒其魷魚。

 我在八六年到八七年跟隨查先生檢查報紙期間，便曾遇過這樣的事：

有幾位作者在副刊已經寫了幾年的專欄，但查先生不喜歡他們筆下“言之無物”，便力主停掉他們的專欄，其實我跟其中一位作者還是朋友，於是跟查先生說給他一個改進的機會，但查先生“炒意”堅決，我也沒有辦法。後來，那位作者竟誤認爲是我從中作梗，他不知道的是，明報副刊專欄作者的約稿大權，始終都掌握在查老闆手中。

 因爲查先生對副刊專欄的嚴格控制，明報副刊的專欄質量也非常之高，當時能夠在明報副刊上擁有一個專欄的，都被視做身份象徵，其他報紙也有副刊專欄，但其專欄作者遠沒有明報副刊的專欄作者名氣大。

 明報副刊也確實人才輩出，如倪匡（衛斯理），亦舒，林燕妮，胡菊人，項莊（董千里），張文達，黃霑，張君默，鄧拱璧，梁鳳儀等等，有人索性這樣說：

 “明報副刊的作者都是‘名店’裏的‘名牌’。”

 一流好友 吝嗇老闆

不過有一點很多人不知道，雖然明報副刊能辦得如此成功，但專欄作者卻不是查老闆用高薪請來的，這在當年的一眾專欄作者中，已經不是秘密。林燕妮叫查老闆加稿費，查老闆笑眯眯地說：

   “你那麼愛花錢，加了又花掉，不加。”

亦舒也曾叫他加稿費，他依然笑眯眯地說：

       “你都不花錢的，加了稿費有什麼用？”

林燕妮和亦舒跟查先生份屬老朋友，有次亦舒甚至在專欄裏罵他，查老闆居然還是笑眯眯地說：

        “罵可以罵，稿照登，稿費則一概不加。”

        明報當年的記者薪水微薄，查老闆曾對人說：

        “在明報工作是他們的光榮，不用給他們高人工，他們也會排隊來明報工作。”

我當時在明報寫專欄，稿酬也十分之低，但本著“只管耕田，不問收穫”的原則，不曾跟查老闆計較過。

       查老闆一手創立了明報，並且迅速地將明報定位于香港的知識分子報紙，在我剛到香港的一九八零年，便有很深的體會，那時明報的報格確是與衆不同，尤其查先生每天親筆撰寫的精彩社評，更是其他報紙所沒有的。

       因此，我相信查先生對他的明報有着十足的信心，即使稿費低，能在明報副刊寫稿也是作者的一份光榮。還真是沒有聽説過，有哪位作者因稿費低拂袖而去的，作家倪匡跟查先生是好朋友，他曾這樣說過：

       “他是一流的好朋友，但他卻是最吝嗇的老闆。”

一九八八年我被邀請到香港電臺作國語節目主持之前，要知會查老闆，得到他的允許，我才可以“光明正大”地每禮拜去做節目。八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他在給我的條子上寫道：

 本報工作人員在其他傳播媒介作貢獻，均需得我同意。現書面同意你去香港電臺講“南北文化之差異”。           

查

查先生對於明報專欄作者到其他報紙寫專欄，也很在意，他甚至不願意作者用同樣的筆名在他報出現，爲此，他還曾有特別批示。同一年星島晚報董千里先生邀請我在其副刊寫專欄，我特意寫了請示報告給查先生：

根據九二七指示，現有如下報告：董先生邀我在星島晚報之“紙三角”寫稿，從十一月開始。望您能夠同意。

其中的“九二七指示”，就是查先生九月二十七日給我寫的那張條子，他並沒有說那是“九二七指示”，是我有點開玩笑地根據大陸文革習慣改稱的。

而他給我的書面答覆是：

同意，一般原則是最好不用與明報相同的筆名。若已用，也可。

 因查先生事忙，看到我的請示，已經是兩個禮拜以後，故，猜想我已經開始用“石貝”的筆名寫稿，所以只能寫“若已用，也可”。

 查先生真是肥水不留外人田啊。

專欄補白生涯

我從一九八一年十月開始，在明報副刊上寫專欄，一九八五年因潘粵生先生的介紹，到明報作了個小編輯。八六年的一天，潘先生問我：

       “你可不可以再寫一個專欄，比這個專欄字數多一點，但一定要寫關於女性的稿子。因爲林燕妮有時去外地出差，稿子就只好用讀者來稿頂上，不過，很難跟林燕妮專欄的風格保持一致，所以請你來專門補白。”

        我二話不説便答應下來，並依潘先生之囑，起了一個很女性化的筆名---梁司蘭，而欄名就叫“梁司蘭隨筆”。不用問就知道，這個補白專欄也是要通過查先生的同意才能一“補”的。

       我跟林燕妮素不相識，找我補白，可能是看了我的從“白衣集”到“清風匝地”的稿子以後，發現本人什麽都能亂扯一通，不論男女，愛情，人生，醫學，音樂甚至烹飪等等，又加上當年來自北京的作者極少，香港讀者喜歡林燕妮是慣性，間中加插北京女人的聲音，更可收吸引讀者之效。

        果不其然，我的梁司蘭補白漸漸引起讀者的注意。我當時已經在明報上班，有一天在等電梯的時候，聽到身旁的人在議論：

        “誰是梁司蘭？你知道嗎？”

         “聽説是個大陸人，女的，講國語。”

         “梁司蘭好像就是石貝，那石貝又是誰呢？”

        聼人家在你旁邊議論你自己，那種好笑的感覺難以言喻。不過很快的他們就知道了我的身份，於是我就變成了一塊“新大陸”。

       梁司蘭隨筆陸陸續續寫了一年多以後，有一天翻開報紙，我發現為林燕妮補白的專欄沒有用我的稿子，而是用了黃霑的稿子，可是我的補白稿依然存在編輯那裏，於是便問蔡編輯是怎麽囘事，豈知蔡編輯大爲光火：

        “林小姐的補白稿當然是由她男朋友黃霑寫。”

        “那我寫的補白稿就不用了，是不是？”我很平靜地問道。

        “你的稿子要等黃霑缺稿的時候才用。”

         “潘先生叫我為林小姐補稿，不是為黃霑補的，請你把我的稿子還給我。”

        不知道為什麽蔡編輯卻因爲我這句話跟我大叫大嚷起來，全編輯部的人都為之側目，我告訴他我的聽力很好，犯不着跟我用這麽大聲音講話。

        最後的結果是，蔡編輯將我的補白稿還給了我，從此結束了“補白生涯”。不過明報下屬的明窗出版社很快找到我，將我的補白稿集結起來，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強，女人？

        這件事跟查先生沒有什麽關係，寫在這裡，是想幫助讀者了解當時明報副刊當時的狀況。林燕妮是香港著名女作家，查先生曾經讚譽她的散文充滿了香水味兒，黃霑則是林當時的男朋友，也在明報副刊寫專欄。

        林黃與查先生很熟，八十年代的時候兩人還曾在查家行“婚禮”，記得明報還專門登載了這一“婚訊”，不過這當然沒有政府註冊的效用，九十年代黃霑真的結婚了，新娘卻不是林小姐。二零零四年黃霑因病去世。

專欄得查先生指教

  一九八九年大約九月份，查先生的秘書忽然來到編輯部，遞給我一封老闆的信，拆開一看，方知是查先生看了我專欄裏的一篇稿子，提出他的意見。我在八九年“六四”以後，在我自己的專欄裏寫過好多篇關於六四的稿，七月份我找出毛詩詞，玩心大起，便提筆和了幾首毛詞，其中一首是：

  “万木霜天紅爛漫，學生努氣衝霄漢，坦克步槍嚴陣待，齊聲喚，揚言要捉知識犯。

 三十万軍入京城，浩浩蕩蕩來天半，喚起工農千百萬，不能幹，中南海裏小平亂。”

另一首是：

“西風烈，資產階級錯路綫，錯路綫，懲治老九，搬出馬列。雄關万道真難走，而今邁步維艱難，維艱難，戒嚴救命，以後咋辦？”

還有幾首就不在此抄錄了，查老闆還挺認真，看了那幾天我胡謅的“和詞”以後，特意寫信指教： 

歐陽小姐：

前見你的“和毛澤東詞”，覺體例不合，忙中未及奉告。今閱舊雜誌，見宋人諸家千秋嵗”詞，以供參考。凡和詩詞，均須1 用原體；2用原韻；而平仄自當根據詞譜所載格律（凡對仗処，和詞亦須對仗）。

查

隨信還附了從“中華國學”雜誌上剪下來的其中一頁，特別用筆標出“對仗”之処。查先生恐怕不知道，北京人閑來沒事的時候，喜歡拿出毛澤東詩詞“修改”一通，這一“傳統”可以追溯到十年浩劫，跟文人的那種一本正經的“和詞”完全不一樣。我專欄裏的所謂“和毛詩詞”也是這麽出籠的，基本屬於玩笑之作，沒有想到不僅引來查老闆的指教，還有不少讀者寫信給我，真的是抛磚引玉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查先生雖然對副刊專欄十分留意，但很少因爲作者的觀點不同，而令編輯抽掉稿子不發，也很少寫信給作者“指教”，我在明報前後寫了十幾年的稿子，只收到他這樣一封信。

 明報副刊曾有一專欄，非常受讀者歡迎，作者叫哈公，欄名就叫哈公怪論，哈公對時政嬉笑怒駡，並且用的是廣東方言，更顯幽默“抵死”。

      八十年代中，有一天兩大頁副刊裏面不見了“哈公怪論”，於是，大家便猜測一定是哈公言論太大膽，不知道得罪了什麽人，遭到炒魷厄運。

      過了些日子才知道，原來哈公的一篇稿子中，有一句話被總編輯潘先生刪去，這可能也是出於明報的立場問題，哈公得知後，非常氣憤，便以罷寫為抗議。此後，查先生知道此事，連同潘先生一起向哈公道歉，說以後不會再發生這樣的事了，但哈公再沒有恢復停掉的專欄。

 也有傳説，當年中新社與查老闆關係日漸好轉，答應每日供給明報電訊新聞稿，但條件是抽掉“哈公怪論”。

不久，哈公便開始籌辦“解放”月刊，十分不幸，出師未捷身先死，才出版了一期“解放”，哈公便因心臟病突發去世了。後來，“解放”由金鐘接手，改名為“開放”，一直辦到今天。

 哈公本名許國，在當年明報下屬的明河社做出版編輯，主要出版金庸武俠小説，只是當年的金庸武俠小説沒有今天那樣紅火，印刷也很一般，就像香港其他普通小説的出版一樣。

停掉女才子專欄

查先生雖説對副刊的專欄文字沒有太多的管制，說起來也算是比較寬容的老闆了，但有一件事令他破了例。本着對事不對人的原則，以下的故事恕我姑且隱其大名：

查先生一向非常愛才，對於學有所成並擁有學位者，特別另眼相待。有一年，查先生便遇到了這樣一位女才子，驚喜之餘，專門在副刊為她開闢專欄，連欄名都是查老闆幫忙起的。果真，女才子不負查老闆的厚望，不僅寫散文雜文，還在他報寫小説，本來是商界女才子，經查老闆的識人慧眼，女才子於是成了多產女作家。

 後來明報附屬的出版社，還陸續出版了女才子的幾本書。在香港一般來説，書賣出以後，作者所得甚少，也就是出版社賺大數，作者賺小數，除非作者自己出版，那大數就成自己的了。女才子叱吒香港財經界多年，當然懂得這個道理，於是她不動聲色地使出一招“暗渡陳倉”。

幾個月以後，香港各大書店出現了某某某出版社的一系列新書，主要都是女才子的大作，甚爲玄妙的是，這些新書從設計到規格到用色，幾可與明報出版社曾經出版她的書亂真，有心人只能在那一行小小的出版社名字上，分辨出那不是明報出版社的出版物，一般讀者則難以察覺。

這其實完全是商人之間競爭慣用的一種手法，可是在香港文化界卻是頭一遭，當時，很多人都在傳這件事情，聽者無不為女才子的生意頭腦而目瞪口呆。

查老闆不久也得知此事，震怒之下，命副刊馬上停掉女才子的專欄，並指示今後明報都不再登載女才子的稿件。查先生挖掘到的女才子，卻把他殺了個回馬槍，這是他絕對意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