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秋立博士讲故事
名人传记，旅游见闻，历史故事
正文
不低头的硬汉
怀念程庆民先生
凤琪与我在欧洲漫游二十八日，昨夜归来，倒头便睡。翌日清晨，却传来恩师程庆民先生昨日即六月廿三日，逝世的噩耗。旅途的疲惫与兴奋，顿时为沉痛的心情所吞没。程先生享寿九十四，于他那一代人中已属罕见，或许是最长寿者，诚可谓“仁者寿”。
在学生时代，我只是听他讲过解析几何大课，并无私下交往。大劫难之后，有一次我们在北京某次学术研讨会上相遇。我趋前问候，竟一见如故，遂在会场后排并肩而坐，几乎未听报告，尽谈心事。我先报告我的经历；他则谈及“数学经济”与“经济数学”，提到自己创作的电影《祭红》，也说起蒙冤入狱期间，被迫观看政治犯被枪决的惨况……种种往事，历历在目，语气沉郁中仍见风骨。
清华大学庆祝数学系成立八十周年时，举行大会并设宴。程先生作为老校友应邀出席，我们又得一面，但未同席。他坐在老前辈席上，我与凤琪则属“小字辈”，忝列末座，故未及细谈。那次丁伟岳兄亦在，正襟危坐主席台，与杨振宁等同席，算是为大会助阵。
我在北京工作的那几年，和程先生时有通话。除非有要紧之事，我很少主动致电，大多是他来电，也总有事相托。通话虽不频繁，却次次真诚以待、句句肺腑，令我记忆犹新。
我知道他有文才，也有作品，于是写了散文便寄给他。他总是热情鼓励。尤其是我写冷生明先生的回忆一文，他大为称许，说我写得真实、准确、有感情，尤难得者，是触及了他人回避的敏感话题，“这是对冷先生最好的纪念”。
程先生珍惜时间，讲话言简意赅。有一次来电，他只说了几句话：“我最近读到 Alan Paterson 一九九一年发表在《美国数学会学报》上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 C.K. Yuan 的 pioneering 工作。这个 C.K. Yuan 是不是你？”我肯定之后，他接着说：“你能不能比较具体地给我讲一讲，你那个工作的背景和意义？不是现在，你先准备一下，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等着。”
Paterson 是英国人，在拓扑群与抽象调和分析领域颇有建树，学界亦颇知名。他在1990 年代发表的论文和专著，常把我的几篇论文列为“参考文献”。我知道程先生对拓扑群十分熟悉，过去也曾经关心我发表论文的情况。但这次他因为读到Paterson 在文章里评价我的研究工作，特地让我详加讲解，仍令我颇感意外，也深受感动。
我与程先生的联系，也因一位共同的老友而更为亲近。这位是刘秀莹先生，程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同班同学，是我童年时的邻居，也是凤琪在女附中读初中时的班主任。
我家与刘秀莹家为邻时，我尚未入学，而她正在女附中读高中。我自幼便称她“秀姐”。上世纪五十年代，秀姐嫁给清华大学数学系的马良先生。1978年我与凤琪调入清华，马先生又恰为我们的同事，因此与秀姐一直保持联系，直到她去世。或许也正因这层渊源，程先生待我分外坦诚。
一次通话中，程先生谈起年少往事。他语带愤慨，为老同学刘品馨鸣不平，直斥丁 XX 不义，甚至后悔当年为二人牵线搭桥。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当年院系调整，北大、清华数学系合并，来自两校的学生也需磨合。程与刘分别是清华与北大两个数学系的学生代表，来往密切。丁 XX 对刘品馨倾慕已久，恳求程先生撮合。刘品馨当时是北大的风云人物，自负张扬，起初对丁并无好感。但程先生竭力劝说，她终于答应交往，并最终嫁给这位貌不出众的丁 XX。
刘品馨性格刚烈，目中无党政领导，自然也遭忌恨。文革爆发后，刘品馨最先被数力系的“左派”们抛了出来，成为一时的批斗重点。丁 XX 竟在全系大会上登台，手指刘品馨，揭发发妻曾与他人私下议论林彪之事。我亲眼目睹的这一幕人间悲剧，至今难忘。刘品馨随即被罚劳动改造，勒令住进本班女生宿舍接受“监管”，又遭几个“革命”女生百般折磨。她终因屈辱而精神失常，去世多年后方得昭雪。
还有一次，程先生来电，约我协助整理已故吴光磊先生的微分几何教材。我自觉力有不逮，坦言未曾听过吴先生的课，也未系统学过经典微分几何。我在美国所学微分几何，一开始就是活动标架，接着是微分流形等内容。程先生听后，便不再勉强。
我随即反问他：北大的 XXX 是吴先生的研究生，怎不请他参与？程先生立刻直言：此人在文革中曾做过对不起吴先生的事，吴师母坚决不愿他参与……可见人人心中自有一杆秤，有谁待见当年的跳梁小丑？
程先生酷爱文学，被划为右派后，曾以弟弟名义发表剧本。文革结束后，该剧本被改编为电影《祭红》，署名仍非他本人，却丝毫不减他对文学创作的热情。另外，程先生是有“记者证”的，足见他文字水平之高。
程先生兴趣广泛，读书涉猎甚广。1980-90年代，他的兴趣在于“经济数学”，曾就樊畿先生著名的“不动点定理”等非线性泛函分析理论，与我通话数次，问过我很多问题。
樊畿先生早年毕业于抗战时期的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随后赴法攻读博士，最终定居美国。他在多个数学分支做出卓越贡献，是享誉国际的大数学家。1982年起，我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攻读博士，跟他念了三年。樊先生所证明的“不动点定理”及其等价形式“极小极大定理”，被精通数学的美国经济学家德布鲁（Gerard Debreu），成功应用于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并因此获得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程先生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2000年以后，他的关注点转向自然疗法，与我通话内容也随之变化。他向我这门外汉科普自然疗法。他既钻研理论也身体力行，颇有心得，还曾参与国际自然疗法的学术交流。赴美前，他特地来电告知，可见其投入之深。
以上所述，皆在得知程先生仙逝之后，缅怀旧谊，追忆往事。大劫难中，我目睹无数师长被批斗、蒙羞，忍辱求全者不乏其人。多数人明哲保身，“好汉不吃眼前亏”，低头认罪，以免皮肉之苦。而唯程先生，傲骨铮铮，既不低头，亦不认罪。即使“黑帮”之牌以铁丝悬挂颈间，他仍昂首挺立，不肯屈辱己身！
我钦佩他的顽强与不屈，那种宁死不低头的硬汉精神。我也喜欢与他交谈，无废话、无虚言，句句发自肺腑。谁是好人，哪个坏蛋，他一针见血。程先生一身正气，言谈举止皆具古风，既有士人的风骨，也有文人的才情。音容虽杳，风范犹存。
2025年6月24日 初稿，6/27定稿
怀念程庆民先生
凤琪与我在欧洲漫游二十八日，昨夜归来，倒头便睡。翌日清晨，却传来恩师程庆民先生昨日即六月廿三日，逝世的噩耗。旅途的疲惫与兴奋，顿时为沉痛的心情所吞没。程先生享寿九十四，于他那一代人中已属罕见，或许是最长寿者，诚可谓“仁者寿”。
在学生时代，我只是听他讲过解析几何大课，并无私下交往。大劫难之后，有一次我们在北京某次学术研讨会上相遇。我趋前问候，竟一见如故，遂在会场后排并肩而坐，几乎未听报告，尽谈心事。我先报告我的经历；他则谈及“数学经济”与“经济数学”，提到自己创作的电影《祭红》，也说起蒙冤入狱期间，被迫观看政治犯被枪决的惨况……种种往事，历历在目，语气沉郁中仍见风骨。
清华大学庆祝数学系成立八十周年时，举行大会并设宴。程先生作为老校友应邀出席，我们又得一面，但未同席。他坐在老前辈席上，我与凤琪则属“小字辈”，忝列末座，故未及细谈。那次丁伟岳兄亦在，正襟危坐主席台，与杨振宁等同席，算是为大会助阵。
我在北京工作的那几年，和程先生时有通话。除非有要紧之事，我很少主动致电，大多是他来电，也总有事相托。通话虽不频繁，却次次真诚以待、句句肺腑，令我记忆犹新。
我知道他有文才，也有作品，于是写了散文便寄给他。他总是热情鼓励。尤其是我写冷生明先生的回忆一文，他大为称许，说我写得真实、准确、有感情，尤难得者，是触及了他人回避的敏感话题，“这是对冷先生最好的纪念”。
程先生珍惜时间，讲话言简意赅。有一次来电，他只说了几句话：“我最近读到 Alan Paterson 一九九一年发表在《美国数学会学报》上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 C.K. Yuan 的 pioneering 工作。这个 C.K. Yuan 是不是你？”我肯定之后，他接着说：“你能不能比较具体地给我讲一讲，你那个工作的背景和意义？不是现在，你先准备一下，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等着。”
Paterson 是英国人，在拓扑群与抽象调和分析领域颇有建树，学界亦颇知名。他在1990 年代发表的论文和专著，常把我的几篇论文列为“参考文献”。我知道程先生对拓扑群十分熟悉，过去也曾经关心我发表论文的情况。但这次他因为读到Paterson 在文章里评价我的研究工作，特地让我详加讲解，仍令我颇感意外，也深受感动。
我与程先生的联系，也因一位共同的老友而更为亲近。这位是刘秀莹先生，程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同班同学，是我童年时的邻居，也是凤琪在女附中读初中时的班主任。
我家与刘秀莹家为邻时，我尚未入学，而她正在女附中读高中。我自幼便称她“秀姐”。上世纪五十年代，秀姐嫁给清华大学数学系的马良先生。1978年我与凤琪调入清华，马先生又恰为我们的同事，因此与秀姐一直保持联系，直到她去世。或许也正因这层渊源，程先生待我分外坦诚。
一次通话中，程先生谈起年少往事。他语带愤慨，为老同学刘品馨鸣不平，直斥丁 XX 不义，甚至后悔当年为二人牵线搭桥。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当年院系调整，北大、清华数学系合并，来自两校的学生也需磨合。程与刘分别是清华与北大两个数学系的学生代表，来往密切。丁 XX 对刘品馨倾慕已久，恳求程先生撮合。刘品馨当时是北大的风云人物，自负张扬，起初对丁并无好感。但程先生竭力劝说，她终于答应交往，并最终嫁给这位貌不出众的丁 XX。
刘品馨性格刚烈，目中无党政领导，自然也遭忌恨。文革爆发后，刘品馨最先被数力系的“左派”们抛了出来，成为一时的批斗重点。丁 XX 竟在全系大会上登台，手指刘品馨，揭发发妻曾与他人私下议论林彪之事。我亲眼目睹的这一幕人间悲剧，至今难忘。刘品馨随即被罚劳动改造，勒令住进本班女生宿舍接受“监管”，又遭几个“革命”女生百般折磨。她终因屈辱而精神失常，去世多年后方得昭雪。
还有一次，程先生来电，约我协助整理已故吴光磊先生的微分几何教材。我自觉力有不逮，坦言未曾听过吴先生的课，也未系统学过经典微分几何。我在美国所学微分几何，一开始就是活动标架，接着是微分流形等内容。程先生听后，便不再勉强。
我随即反问他：北大的 XXX 是吴先生的研究生，怎不请他参与？程先生立刻直言：此人在文革中曾做过对不起吴先生的事，吴师母坚决不愿他参与……可见人人心中自有一杆秤，有谁待见当年的跳梁小丑？
程先生酷爱文学，被划为右派后，曾以弟弟名义发表剧本。文革结束后，该剧本被改编为电影《祭红》，署名仍非他本人，却丝毫不减他对文学创作的热情。另外，程先生是有“记者证”的，足见他文字水平之高。
程先生兴趣广泛，读书涉猎甚广。1980-90年代，他的兴趣在于“经济数学”，曾就樊畿先生著名的“不动点定理”等非线性泛函分析理论，与我通话数次，问过我很多问题。
樊畿先生早年毕业于抗战时期的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随后赴法攻读博士，最终定居美国。他在多个数学分支做出卓越贡献，是享誉国际的大数学家。1982年起，我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攻读博士，跟他念了三年。樊先生所证明的“不动点定理”及其等价形式“极小极大定理”，被精通数学的美国经济学家德布鲁（Gerard Debreu），成功应用于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并因此获得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程先生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2000年以后，他的关注点转向自然疗法，与我通话内容也随之变化。他向我这门外汉科普自然疗法。他既钻研理论也身体力行，颇有心得，还曾参与国际自然疗法的学术交流。赴美前，他特地来电告知，可见其投入之深。
以上所述，皆在得知程先生仙逝之后，缅怀旧谊，追忆往事。大劫难中，我目睹无数师长被批斗、蒙羞，忍辱求全者不乏其人。多数人明哲保身，“好汉不吃眼前亏”，低头认罪，以免皮肉之苦。而唯程先生，傲骨铮铮，既不低头，亦不认罪。即使“黑帮”之牌以铁丝悬挂颈间，他仍昂首挺立，不肯屈辱己身！
我钦佩他的顽强与不屈，那种宁死不低头的硬汉精神。我也喜欢与他交谈，无废话、无虚言，句句发自肺腑。谁是好人，哪个坏蛋，他一针见血。程先生一身正气，言谈举止皆具古风，既有士人的风骨，也有文人的才情。音容虽杳，风范犹存。
2025年6月24日 初稿，6/27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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