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谈

过来人谈过来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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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荒”和胶水:

(2016-11-03 10:48:16) 下一个

      对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虽然饥饿的感觉已好了伤疤忘了疼,可当时社会饥饿场面的震撼还记忆犹新。买任何生活用品都是用“副食本”定量供应,粮食凭“粮本”。品种还不全,经常缺货,有了东西还要排长队才能买到。东西质量略好一点时,消息立刻传遍大街小巷,人们蜂拥而至,排队半天甚至一天是经常的事。倒霉的是排到最后货没了没买到。一个家庭如果没有三两个半大小伙子作为买东西的主力,只能选残渣剩饭了。特别是春节,除了加上一些节日特供品外,还要买鞭炮·小吃·礼物。我和三哥有寒假,直到三十那一天,几乎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俩天天排队·采买,即疲劳又亢奋,有时二姐和二哥顶替我们一下回家喝口水·吃吃饭缓缓气。

        粮食定量每天不足一斤(大约),二两一个的馒头约5个。因当时油·肉·蛋·菜·糖等副食奇缺;不足,这样的定量只是最低生活水准的60%。我当时想吃饱,一顿饭可吃4个馒头。我家生活还算好的,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每月国家额外补助半斤油·半斤肉·一条烟····。工资又高,都用来买吃的也不够。有时搞到一点麸子·豆腐渣参到面粉里能省出点粮食真是高兴的事。即便是这样,母亲还是因营养不良先是“贫血”,然后腿“浮肿”。政府根据医院的诊断,补给她每月半斤黄豆。“黑市”慢慢的出现了。私下卖鱼的,卖羊肉的,卖油的在路边·街角高价出售。当时都没钱,但吃的东西也比钱更值钱,仅有的一点钱想买吃的没有指标还是饿肚子。“黑市”因为不是社会主义,绝大多数挨饿的老百姓都自觉地抵制,默默的忍受着。相信自然灾害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很快克服,同时痛恨苏修把我们的粮食·猪肉·鸡·蛋要走,使我们吃不上。那时百姓都很实在·本分,在那么困难的时期大家都相互信任·相互同情·相互关爱。从农村到城里要饭的人并不多,每隔2—3天可能会有一位站在门口,母亲总会找出一块略干点的馒头送给他。看见他怀着感激的心离开时,为母亲感到骄傲·自豪·宽慰。他们然后放在路边晒干装在面口袋里背回家去。邻居赵先生是从农村到城里来的,会捉一些鱼·螃蟹·青蛙,会挖一些野菜,我经常随他一块去郊外。近郊的水塘坑坑都有鱼·蟹,坑边草丛里都有青蛙,不种庄稼的地里很多野菜。往返步行2个多小时,回来时还要背着收获物。当时年龄还小很是辛苦,回来后还要帮着洗·杀·清理,看着母亲把材料做成香喷喷的菜肴,全家围坐在一起享用时,给个乡长位子都不换,满心的成就感。3年过后,形势渐渐好转,突然一天市里宣布买“糖”不用凭票了,意味着只用钱就可以买到糖块了。盼到了执行这政策的那一天清晨,人们大包大包的买,欲望等不得,剥开纸就嚼,使“官银号”十字路口和便道偌大的地盘上糖纸整整铺了一层。

          大城市居民由国家支撑着,农村或贫穷地区农民会是雪上加霜。至于是否饿死了三千万还是一千万的争论并无多大意义,本质是没有区别的。错了就是错了,那些反“三面红旗”的良心“右派”们·饿死的冤魂们不可以再以无知和偏执任意的鞭挞了。请调位思考一下。

           当时的人们之间关系就是清水,透彻而无邪不必设防,也不必琢磨有什么后果。现在不同了关系就像胶水,千万小心别被粘着了。特别是一种叫“环氧树脂”的,流出时和水一样见缝就钻,几分钟后就粘的牢牢的,碰到肉上会扒层皮。于是人们就愤怒·暴躁·野蛮·粗鲁·口无遮拦。给不想改革的人以理由,说中国人的基本素质低,不适合给他们以西方的民主·自由。看看文革前的人际关系,社会风气就一目了然了。风气·德行·法律都是可塑的,孟母三迁·孙武子训练女兵说明教育的重要和可行,坏起来容易,好起来也并不难。君子之交淡如水,而不是药水·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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