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城寫意
幾個洛城好友集思廣益，甘作老農，老圃，耕出一方淨土。
抗日紀念碑 瞻仰父親名字
料峭初春我遊了一趟騰衝。剛下機場，新鮮空氣令人神清氣爽。我與姐姐加上親戚，直奔「滇西抗戰紀念館」。駕車的司機生長於斯，一路上不掩激動，迭述國軍英勇抗日的歷史，指著東方的高黎貢山，他代表住民感激國軍在此山迴轉頹勢，以後中國保衛戰更節節勝利。
去年好友告之：雲南騰衝建了一座紀念碑，上面刻了10萬多個抗日國軍的名字，這是我一家人並不知道的事，包括父親的直系長官陶達綱，也就是好友福名的父親，生前也沒聽說過。為了瞻仰碑上刻的父親的姓名，並且追尋他往昔的事蹟，我們從洛杉磯環繞過半個地球，去騰衝探訪。
臨走前遇見朋友艾瑞卡，我剛說要去瞻視紀念碑刻的父親姓名，她就提到她爸爸在緬甸仁安羌，被國軍救援的往事。原來她的父親當年是英軍，也在奮戰日軍。世界多麼小呀！半世紀後在另個時空，我與艾瑞卡，同是盟軍在中、緬、印抗日的第二代，竟然早就結緣。
1942年4月，中國遠征軍在緬甸，拯救了英國7000多軍民。當時國軍打了近代奇蹟式的「仁安羌大捷」。兩年後，我的父親在二戰期間，參加了高黎貢山戰役，全面擊潰日軍。騰衝成為遭日軍侵佔過，然後光復的第一座的城市。
「滇西抗戰紀念館」是當地居民勝利以後捐建的。建築部分有忠烈祠、烈士墓、陳列館、紀念塔等。主題牆上崁著中緬印戰區盟軍服役徽記，側寫「中國遠征軍名錄牆」。副館長伯紹海把父親的名字跟部隊記下，然後帶著我們從入口往左行。該館正在整修，走上幾層台階，觀見青石上鐫刻的名字，我們一邊期盼，一邊由54軍開始細看。姓名按拼音排列，我沒見著爸爸的名字。
灰底藍字有些斑駁，稍微帶著歲月的古味。伯先生比我們熟悉，只聽他肯定地說：「應該是這個。」我趕忙也往另一具鑄記198師名字的碑石看去。赫見「傅肖衡」刻入火山青石之中。爸爸赴台以後，將「肖」改為「嘯 」。好在我父生前雖然寡言，然而他曾經提過自改姓名一事，否則我們可能看盡碑石，卻敗興而歸。
我參考了不少有關高黎貢山大勝日軍的資料。陶達綱親手用稿紙寫的「滇西抗日血戰寫實」最詳實正確。1944年5月至9月的記載筆筆真實。我的父親少小離湖南醴陵老家，以後畢業於黃埔陸軍官校14期。參戰時他26歲，位一連之長，風華正茂。
陶伯伯詳敘他帶團打仗的運籌帷幄。先前有36師108團，仰攻佔據高黎貢山兩年的日軍，卻出師不利，幾乎全軍覆沒。杜甫用意象花濺淚、鳥驚心，比擬戰爭的慘烈。戰場上血肉橫飛，的確使天地變色。日軍由高處設防，據險死守各隘口。我爸爸所在的部隊- 54軍198師592團續攻作主力。猶如邊塞詩人王昌齡所寫：「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
高黎貢山居青藏高原以南，雲南德宏以北。地勢險峻，易守難攻。官兵共擬的方策：如武器訓練、研判地形和敵情、渡怒江須知、機動醫護人員、鼓舞軍心等都很完備。軍隊在灰坡與日軍作肉搏戰。敵方守勢兇猛，機關槍、手榴彈連續反擊。黃昏時分，國軍傷亡慘重。
福名告訴我們，陶伯伯日後常讚嘆我父的勇敢。爸爸屬於輕機關槍那一連，他帶領兄弟，不畏強敵，奮不顧身。戰役中父親肺部與膝蓋先後中彈，因負傷撤下火線。肺內仍留細屑，直到四年前在洛城離世。將士傷亡近2萬，高黎貢山終於攻克。
抗日艱鉅，中國老百姓的付出難以形容。記憶裡的爸爸愛讀書，不愛說話。我想他最大的遺憾，是中國的內戰，到自己人必須打自己人的地步。爸爸曾歷經沙場，浴血奮戰，但打不倒的身上不著一絲戰爭的戾氣。我夢中總是見到他陪著年幼的我，清早到車站等公車，儘管我難為情，可是他堅持替我背沈重的書包。他的步履堅定，大踏步如行軍一般。那時他的膝蓋骨，是否仍沈積著日軍子彈的碎片呢？
世界周刊 6/9/19 P. 33
再加上一点补充，为什么高黎贡山的战事格外艰难，因为它包含了一个自然因素。 高黎贡山的平均海拔是 3500米。 这个高度超过中国内地所谓的 五岳的全部。 部分地区有四千米以上的地形，即使较低的地区，也在 2000米以上。 我见过一位当年曾经参与作战的老兵。据他说，有些兵士，在攀爬到半路，即已体力不支，动弹不得了。（估计是出现了高山病的反应） 还有一点，是日夜的温差。 因为高度大，入夜以后温度骤降，有些士兵因为未曾携带足够的冬衣御寒，受寒而倒下。 因为当初出发时是 5月初夏，没有计算到需要备置冬衣；而当年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能力不足，无法像美军那样可以临时调配工具运输救急。
感謝您詳細的再三解說。我也看過許多資料，36師108團仰攻本佔劣勢。陶達綱先生也提到攻擊時，如果沒有空軍的支援，陸地作戰很艱難。拙作本意在紀念父親，刊登世界周刊也是一整頁的字數。高黎貢山戰役犧牲者很多，紀念館內有一個小山坡，小墓碑有名有姓，排滿土丘。一定有家屬根本不知親人埋葬該地，就當失蹤了。我不敢代父接受溢美之詞，所有出征抗日者皆是英雄。
3）你说到，令尊是中央军校14期毕业的。那么他应当是民国25年前后入读军校的。 后来在台湾担任参谋总长的 郝柏村 是军校12期炮科毕业的，他在民国24年（1935）入学，到了抗战开始，因为前线需要基层军官，所以提前毕业分发。还有以 谈论 大历史观 闻名的旅居美国的 黄仁宇教授，是民国27年（1938）进入四川成都的中央军校的。他属于 16期。 14期 按理应当是在 12期 与 16期之间就学的。 黄仁宇（1918年生，湖南宁乡人）在军校毕业后，也被分发到陈诚系统下的 54军14师担任排长，后来因为 14师被调到印度去，成立了 新六军，黄仁宇因此辗转而成为新一军军长郑洞国的副官，又转而去日本，担任占领军的中国陆军代表的副官，等等。
2）你的文章中说起，36师108团进攻时伤亡惨重。 这只部队最早时是国府在南京的警卫军的一部，是精锐中的强者。在 1942年曾经在怒江边狙击击退日军，为何这时出师不利呢？ 因为日军在高黎贡山上已经盘踞了两年有余，挖掘布置防御工事十分周密，加上国军是仰攻，如果没有适当的武器，或者空军协助，是极为困难的。在 1944年的5月，国军展开攻势之初，适值阴雨天气，所以不利空军的支援作战。 到后来，天候转变，空军可以出动了，就对日军在山上的城砦有更多的破坏力。 云南处于印度洋气流的影响之下，滇西会战到后来 进攻 龙陵城，尤其受到天候的影响。因为那时已经是云南进入热带季风雨(Monsoon)的几个月份，所以当时的实战记录都说，龙陵雨水特多。 但无论什么季节，军队奉命展开攻势，是不能以天候为藉口而不出动的，只能勉力从命。 还有一个因素，当时的54军，只剩下198师是嫡系部队，要保存元气。 36师是暂拨给 54军的。在敌势未知的时候，往往会让非嫡系的部队先 试攫其锋。 另外，36师一直被远征军司令部用作打击部队，也是另外的一个因素。
1) 腾冲县 是二战期间云南少数沦陷于敌军的地区之一。 珍珠港事变以后，日军在 1942年初经由缅甸入侵，经过戴安澜 200师的抵抗等等之后，北进想要渡过怒江，但 国军的 36师在 惠通桥附近炸桥并狙击日军，将其击退。日军退回怒江以西。36师曾经渡江而西，与日军在高黎贡山上进行游击战。 但因补给困难，无法长久支持，最后只得退回怒江以东。 这是怒江抗战的开始。 到1944年五月，国军开始反攻，于是强渡怒江。 远征军司令部的公告上曾说，“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是引用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里面的句子。 国军的右翼是 36师，本是远征军司令部的直属部队，此时暂时拨给 54军，作为其右翼。 左翼便是 198师，师长 叶佩高，他是云南讲武堂毕业的，本来在 54军里面（可算是陈诚的土木工程系 衍生出来的新枝）算是比较异类的。但他已是陈诚系统的部队中的老人，所以与黄埔系的将领们相处还算融洽。54军（军长方天，黄埔二期）本有 50师，此时已经暂时拨给驻扎在印度的 新六军，去接受美式装备训练去了。 所以把 远征军司令部直属的 36师（师长李志鹏，黄埔五期）与 预备第二师（师长顾葆裕，黄埔五期）拨给 54军以维持滇西的阵线。 同时又把 副军长 阙汉骞（黄埔四期，曾任 14师的师长）升为54军军长。 54军又是20集团军的一部分。当时 11集团军是国军的右翼，20集团军居于国军的左翼，其时统帅是霍揆彰（黄埔一期，湖南酃县人），也是陈诚系统中的嫡系。 这就是当年 腾冲以至于 滇西鏖战之前国军的大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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