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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客户打电话过来, 是高速427向北延伸项目涉及的Woodbridge区的一个教堂的牧师。 前几天我们去现场时因为是周中, 教堂大门紧闭, 就投了一封介绍项目的信在门口的信箱里,留了联系电话。 Woodbride是意大利人社区, 中年的牧师有着不太明显的意大利口音, 声音亲切低沉, 带着一种让人信赖的气质。 事情说罢, 意大利牧师加了一句, 我喜欢你的中国口音。 收到这种褒奖还是第一次, 我连忙衷心地表示感谢。 牧师呵呵地笑了起来,我的邻居夫妇是中国人, 从台湾来, 他们现在回台湾度假了。 你们中国人, 很好的人啊。
中国人被夸奖, 总是能激起我心底的民族自豪感, 免不了到处宣扬一番。 同事皮特提出质疑, 他怎么能肯定你是中国口音?我有点奇怪,难道你不能肯定吗,不要告诉我你这个正宗的加拿大人听不我的中国口音。 因为完全不同的发声体系, 中国人讲英语的口音应该还是好辨别的吧。 而且不管普通话还是粤语, 语调的升降回转都不够柔和婉转, 这种母语语调上的生硬不可避免地带入了英语的口语当中。 有同事听到我们普通话人士讲话后曾经偷偷问我, 你们刚才在吵架吗。 友好的聊天被当作吵架, 中国人习惯的说话大声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普通话语调的生硬。
比普通话更生硬强势的, 是几个前苏联的语系和东欧语系。 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在和她/他们英语交流时很容易产生误会。 组里原来有一个俄罗斯人叫维克特, 我刚刚进组时被组员好心私下警告, 跟维克特交往要小心, 这个人特别的不随和, 难交流。 打了几圈交道下来发现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的。 维克特来加拿大时年岁稍稍大了一些, 语言的接受能力相对较弱, 你跟他讲完话, 他需要一些时间消化, 有时候没有弄太明白, 会向你发话询问,但因为从母语中不知不觉地带进来强势的语气, 让他的询问变成了质问,很多同事在被质问了几次后便知难而退, 没有再跟他交流的欲望了。 其实过了语气这一关, 多陪上一分耐心, 维克特在关键的事情上还是很配合的。
中国人讲英语口音好辨认, 得出这个结论不知道是不是有井底之蛙之嫌。 我这个中国人讲的英语, 就曾经被听出了印度口音。 在卡尔顿读书时, 有几个来往比较多的同学, 一个是罗马尼亚人莫妮卡。 莫妮卡跟我的朋友郭郭同一个导师, 两个人关系很好。 莫妮卡家在渥太华,夏天我会跟着郭郭到莫妮卡家蹭烧烤吃, 有时候三个人也一起逛逛街买买衣服鞋子。 毕业后我回了多伦多大本营, 没过两年, 莫妮卡工作找到伯灵顿, 好脾气的丈夫逖比做IT, 立马辞掉渥太华的工作, 任劳任怨地跟了过来。 当时我刚刚生了ALLEN, 莫妮卡一口气生了两个儿子, 大家都是家里工作忙得脚不沾地, 也没有太多交集, 只是偶尔会在脸书上互通下消息。 有一天发现莫妮卡脸书上的工作单位换成了多伦多市政府, 这下子离得近了, 有时间可以约着出去吃吃饭。 查到她的电话打过去, 是留言机, 就留了言, 留下了我班上的电话。 过了几天, 有多伦多市政府的电话打进来, 打电话的女士有着浓重的东欧口音,说有人给她们污水部门打电话留了言。 当时我正在做一个污水处理排放的许可申请, 和多伦多市政府有交集, 但是联系人却不是这位女士。 我先确认没有拨错号码, 然后问她叫什么名字, 给她留言的是什么人。 她说自己叫莫妮卡, 留言的是一个有印度口音的女人。 当时我便笑喷了场, 莫妮卡, 我是Chloe啊, 给你留言的是个有中国口音的女人, 不是印度口音! 被听成印度口音着实让我有点摸不到头脑, 如果换成韩国或者日本, 就容易理解和接受得多了。为了这个印度口音的问题, 我特意咨询了印度同事, 按印度同事的说法, 我的中国口音比印度口音还是明显得多得多的。
最近的项目做得不太顺手。 做工程设计的, 越往后做,越艰难。 前期规划和初步设计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阶段, 很多东西都是模棱两可的。 到了详细设计阶段, 规格规范就严格了起来, 图纸上画条线加个圈都是要有真凭实据的。 还有就是初级设计时埋下的地雷开始一颗颗被挖了出来, 于是就有了不少没有打在最初预算内却又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地雷挖得越多, 钱就越不够用, 时间也就越紧迫。 第五线交换桥的泵水许可证的申请就卡在了最后的关头。 离合同竞标还有两周时间, 环境部的中国博士审批员青就是不发证, 说是材料不足。 中国大叔刁难, 那就中国大妈来应付。 我把申请材料在桌上一字排开, 给青打电话, 说吧, 什么不足, 哪里不足, 要什么给什么,给我发证就行, 这里叙述不清楚?好, 我改,改完再发,前一秒钟发过去, 后一秒钟马上拿起电话去征求意见。 我和青操着中国口音明显的英语, 来来回回拉了十几二十回合的锯。 终于, 在我的耐心就要被消耗殆尽之时, 青的锐气先被磨平, 给我们发了许可证的草案。 打电话过去表示感谢, 我终于没能撑住, 说起了普通话, 还是说母语痛快啊, 我禁不住舒了一句情。 电话那边是强压下去的低笑声,说普通话的青并没有忘记他审批员的身份, 说, 你们也是大公司啊, 申请做得这么乱! 这次就算了吧,青作了个顺水人情。 下次一定会好好改进,让你把这次浪费的力气省回来! 我在笑声中挂了电话。 如果说安省环境部近几年有什么明显的人员变化, 那就是有着中国姓氏的审批人员明显地多了起来。 自己人好办事, 在无防大碍的前提下, 中国口音对中国审批员, 有时候还是会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吧。
农村出生农村长大,虽然英语成绩一直都还不错, 但学来的是百分之百的哑巴英语。记得大学里上英语精读课, 老师会让学生站起来读课文。 我读完后同学的反应是听不懂。 课本人手一册, 拿着书翻着页都不知道我在读什么, 可以想象一下当年我的英语发音有多么的差劲。 来加拿大后, 在快三十岁的年纪上, 终于硬着头皮开始正式用英语交流,无奈舌头结构已经定了型, 有些音是再怎么努力都发不出来了。 一次我问Emmy喜不喜欢 Bryan Adams的歌, Emmy扭过头来看了我一会儿, 一本正经地问, 你确定你说的是歌星Bryan不是麦片Bran吗? 把我闹了个大红脸。 走出去, 说得多了, 这种尴尬的时候就多了起来, 然后又慢慢地少了, 可是总是还会有。在那个时候, 我会深深吸一口气, 努力再澄清一下发音, 然后微笑着加上一句 Excuse my accent,I' ve tried. 我是个半路出家的移民不是嘛,英语音发不准不是很正常吗。 从读书时没有一个人听得懂到现在也算是勉强纵横英语江湖, 偶尔才会有一个人跳出来说不懂, 进步也是显著的吧。 如果这件事放在别人身上, 那是值得夸耀的,落到自己头上呢, 至少也应该公平对待, 不去做无谓的苛求吧。
英语这辈子我是说不好了。 英语说不好也就罢了,近几年回国常有朋友提醒,说你这说惯英语的舌头好像说普通话都有点英语发音的势头,不怎么地道了。害的我找个背人的地方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去求证,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朋友的推测是正确的,我现在说普通话时的口型都是七曲八扭的,有点四不像了。我能流利交流的语言,除了普通话和英语,最后一种就是老家的土话了。回乡下探亲,二舅妈说,你看你,城也进了,国也出了,怎么这一口土话就一点儿都没变呢。谢谢舅妈的鼓励和肯定啊,我心里说,可是你不知道,我讲我们老家话时的那种小心翼翼, 感觉反而更像是说外语了. 看到我调侃自己, 朋友问了一句, 这种时候是不是特别有种无根感啊。 是啊, 年轻的时候心向远方, 到处漂泊流浪, 人到中年, 早已把这异乡的水土认做了吾乡。 无改的乡音, 就是牵在越来越远去的故土里的, 那条若隐若现的风筝线吧。
想象一下闲闲客讲东北口音的英语, 哈哈。
不是我发音不好, 是老师的发音太差啊 :)
原来住公寓时有家邻居是沈阳人, 太太就是讲沈阳味儿的英语, 很逗
谢谢石姐姐答拉面店的疑
唉~~,想当年,最怕的事就是接电话
我总结:工作遇到难解难辨的时候用母语能说透,吵架时说外语没有中国那么直接狠。
拉面店要去店铺看上去简陋的,高大上的不是专业拉面店,是捎带着做的,仅是一般规律。
不是我能干, 一是有耐心, 二是态度好, 三是中国人对中国人, 最关键的没有硬性的错误, 所以最终事情解决了。 不过我的嘴巴确实磨掉几层皮, 上了火。
是的, 普通话说话声音还是比较大。
写得真是好,我也被老外搞混了,几十年前英国盆友就说“Cantonese is very loudly”,
现在说普通话声很大,看来中国人说话真的是声音很大了。。。。。。
我的语音能力很差,特别是普通话钻研得越深,学新的语言/方言越困难。
工作中最头疼的是印度口音,但奇怪美国人对印度人的英语没有任何疑义。
能做到 “吾心安处是吾乡”, 也是一种幸福吧。
我到大学还是英语很差,看现在的自己,长路走来,真不知道当年自己咋就那么笨呢?
自估计是学习都放在了专业科上了吧.
这是这份工作我最喜欢的地方, 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 看来大家对印度人的口音都有微词, 所以我被莫妮卡听成印度口音也是有些许不满的 :)
在这里只能干坐沙发了, 没有你那儿好吃的多啊。
我原来的工作也要和很多人打交道,见面还好,打电话有时真是头大,又看不见别人的表情。有时为公司打个什么咨询的电话,碰到印度人,真是鸡同鸭讲,我们谁都听不懂对方的话,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