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东：我所经历的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二）

两赴北京 

　　当我坚定了这个舍弃自我，用自焚的形式去“正法”的信念后，2000年10月份的一天，我把自己决心去天安门广场自焚“护法”的想法跟刘云芳讲了。当时他既没有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后来听说郝惠君也找刘云芳谈了，说也有同感。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三人就把这件事（自焚）定了下来，具体什么时候另行商议。 

　　大约是10月底，刘云芳说他没去过北京，不了解实地情况，最后我准备好钱买了两张赴北京的卧铺票。我们俩到了北京，郝惠君的女儿陈果在中央音乐学院门口接我们，已经为我们联系好了住处。安顿好后，我和刘云芳到了天安门广场外边转了转，回去后我和刘云芳让陈果多联系几个北京的功友在一起切磋切磋，结果陈果只找到两个女功友。通过谈话，她们不能接受我悟的理，很扫兴。当初来北京之前，刘云芳说在开封已经找不出那么多人参加这件事了，师父在北京讲法次数最多，那儿肯定有不少“大法”的精英，要是能在广场上围成9个法轮就再好不过了（一个法轮是9个人，9个法轮就需要81个人）。 

　　当时我认为这像是开玩笑，根本就不可能会有那么多的人参加，可刘云芳很有信心，他想试一试，所以他急于找更多的人切磋。事实上，不但找不到很多人，通过交谈连真实目的（自焚）也不敢跟他们讲，最后，他放弃了对9个法轮81个人的计划。看过地形后，又找到油漆商店卖稀料的地方（自焚时的燃料）。 

　　在北京呆了5天，最后那天晚上，刘云芳给开封的一个功友家通了电话，准备返回开封。因为我们俩人的不辞而别，两家人找翻了天，她们四处打听，整天以泪洗面，悲痛之情可以想像。我放下电话，决定第二天早上返回开封。当我回到家时爱人抱着我就哭，我却找不到任何语言来安慰她。在妻子的逼问下，我说了谎，说我和刘云芳俩人到北京是找功友们互相交流一下学法心得，就这样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以后的日子里，师父的经文不断地出，我们就跟着不断地学，其目的都是让放下“执著”走出去，让我们所有的修炼者都到天安门广场去“护法”，师父说已经走出去的弟子是伟大的。这时我爱人、女儿也有了要到天安门广场“护法”的要求，我于是决定一家三口人同到北京去护法。 

　　大约是2001年元月6日左右的一天，刘云芳给我一张手抄的师父的“经文”，大意是：一个佛可以为捍卫他所在的宇宙及这个宇宙里的众生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及生命，必须达到这种境界。于是我们内心产生了一种为“大法”洗清不白之冤、为师父洗刷不实之罪名而不惜牺牲肉体之躯的念头，决心到天安门广场自焚，以此来造成巨大影响，迫使政府改变对“大法”的态度。 

　　2001年元月8日以后，郝惠君也不断找刘云芳谈同去天安门广场自焚的事，并说女儿陈果也要参加。当我听到陈果也参加时，内心突然有一种伤痛之感：她太年轻了。可又一想我有什么理由横加阻拦呢？由此也很敬佩他们母女。 

　　赴北京自焚的计划一直没能定下，有一天我在油漆店和刘云芳谈话中突然想起了十几年前中央电视台放过的一个动画片，介绍“除夕”这个传统的神话典故：一个名叫“夕”的恶魔来到凡间作乱，给天下的百姓带来了天大的灾难，吃童男童女，狂风、山洪、干旱等等，百姓们纷纷焚香乞求上帝派天神降服“夕”这个恶魔。后来有个名叫“年”的神童从天而降来到人间，经过苦战降服了恶魔“夕”，天下太平了。人们为了纪念这个大好的日子，把农历三十这天定为“除夕”，第二天正月初一定为庆贺“年”的胜利而普天同庆！当刘云芳听完后激动不已，从没见过他如此兴奋过，就这样我们的自焚计划当时就定在了“除夕”这天进行。 

　　这天大约是元月10日，刘云芳把郝惠君几天前交给他为办这件事用的3000元钱给我1000元，让我买4张卧铺票。当时我问那人是谁，刘云芳说刘葆荣也参加，这我事先不知道。 

　　当时派出所正在找我，我的警惕性很高，怕火车站有人看到我，这时我想到了刚认识的刘春玲，别人都说她很机灵，所以我就找到了刘春玲家，这天是元月11日，她和女儿刘思影都在家。我告诉她现在派出所正在找我，希望她能帮我买4张元月16日到北京的火车卧铺票，她满口答应，但她问都谁要去、去干啥。我没讲实话，说这是别人托我买的，这时她女儿刘思影闹着也要和母亲同去（她们娘俩已经去天安门广场几次了，才回来没多久）。在她多次的追问下我还是没给她说实情，这时她对我讲，听别人说现在有的功友悟得很高，准备到天安门广场自焚。我一听吃了一惊，这件事怎么传到她耳朵里呢？问谁给她讲的，她怎么也不肯说。接着说她也有去北京做这件事的想法，并表示非常坚定，情绪激动，当时我感动的几乎流下泪来，结果我给她讲了实情，她女儿听到后非闹着同去。我当时认为这可不得了，刘思影这么小，如果母亲不在了，剩下的是个孤儿，如果同去对12岁的思影太残酷了，她也承受不了，我怕她们如果做了这件事会给“大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我坚决不同意。讲明利害关系后并说服了刘春玲，这时刘春玲哄着女儿说过了年后妈妈再领你去，一定带你去，结果女儿闹得更凶，但刘春玲当时答应，说我女儿的工作由我来做，她决定这次不同往了。 

　　第三天，我到刘春玲家取已买好的4张车票，这时她亮出了她们娘俩为此事同去，早已买好的两张火车票，我当时很生气，并再次给她们说明了利害关系，要求她必须退票，最后她在无奈下答应退票不去了。 

　　第二天晚上，也就是元月16日，我就到二妹家去和老娘辞别，当时见到二妹、三妹，还有女儿的男朋友。为了不让他们看出，我撒谎说要到南郊的一个功友家住一段时间，躲躲风头，脸上没流露出什么伤感的表情，只是心里难受。当一出门后，心头马上涌出一股锥心的难受，亲人们啊，你们再也见不到我了，泪水夺眶而出。但我马上强行抑制住了，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话，师父说过，一个“修炼”圆满的人，将来师父会把和你有缘的人一同度到那天国世界。我想，老娘啊，亲人们啊，等着瞧吧，听师父的话没错，那殊胜的一刻为期不远了。不要说我在狠心地抛弃你们不管，只是现在无法跟你们说清，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所做的一切是多么的了不起，对“法”没有一定高度的认识，光用嘴说他是做不到的。为捍卫“大法”，必须放下这世间的儿女情长。我走到了南京巷街南口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火车站。 

　　到火车站后不大一会儿，薛红军乘出租车把郝惠君也送到了火车站。由我给薛红军买了月台票，他拿着郝惠君的东西把她送上了火车。当我到车厢门口时，突然看到刘思影正在上车，顿时我的头就蒙了。上车后我的情绪特别坏，谁跟我说话都对她们没好气，一路没话。到北京后我还在想：这难道是天意吗？ 

　　我带他们乘郝惠君说的387次公交车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门口下车，等陈果接我们。见到陈果后，她先把我们领到学院的小餐厅吃了早餐后，又领我们乘公交车到了北京西很远的一个功友家里。我和老刘外边等着，过一会儿由一个年轻人带我们到了门头沟城子车站。下了车后把我们领到了预先定好的一个大院里边的一大套住室（两个住室，两个客厅，客厅是隔开的），女的住里边的卧室和客厅，我和刘云芳住外边的小卧室。安顿好后，她们就到门口大超市购买了很多食品及菜类，去的人共带8000多元钱。 

　　带我们来的年轻人还以为我们在这儿住两天后，到天安门广场和别的“大法”弟子一样，表现一下就走了。这时刘云芳跟这个年轻人说，想让他多找几个北京的功友一起切磋一下，当天晚上年轻人又来了，并领着我、刘云芳、陈果坐车来到一个餐馆，在一个单间内我看到已有5个北京的功友在座，加上我们共9人。我和刘云芳没把来北京的真实目的给他们讲，想先听听他们的看法，结果看他们“悟性”只停留在讲法的表现上，但有一个叫刘秀芹的悟性特别好。不到2个小时我示意刘云芳不要再谈了，结束后刘秀芹给我留下联系电话，其他人的电话我没要，刘秀芹给我们3人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到了住处。 

王进东：我所经历的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三）

广场自焚 

　　第二天早上我们为了安全，告诉剩余的人，最好不要出入太频繁了，我和刘云芳在大街上用公用电话给刘秀芹通了电话，说想见见面，刘秀芹马上就答应了，定在当天晚上七点在古城的北京首钢公司门口见面。 

　　接着我领刘云芳乘地铁来到了琉璃厂，买了40米装裱好字画用的塑料防潮袋，准备自焚时用来装汽油。因为时间还很早，我们在街上转了转。到5点钟我们乘地铁到了古城后，我和刘云芳吃了麦当劳，到7点整我们在首钢公司门口和刘秀芹见了面。她又把我们领到了一家餐馆，这次是2个男的，1个女的，算上刘秀芹、我和老刘共6人，来的那位中年妇女未发一言，交谈中他们悟性都不及刘秀芹，没多长时间我示意刘秀芹、老刘结束了这次谈话，出门后刘秀芹想让我们俩到她家再谈谈话，送别功友后我俩就跟刘秀芹到了她家。这时我和老刘把来北京的真正目的给刘秀芹说了，她听了后很吃惊，又为我们这伟大之举感到敬佩。她为自己做不到而深感惭愧，看到我谈笑和举止自若而不解，说你们修的境界到了如此这种地步。她对我佩服的无法言表，决心为我们行动的成功做出她的最大帮助。 

　　我告诉她现在我们对居住的环境不了解，不敢在住处灌装汽油，想让她帮助在外边租一间能安全灌装汽油的房子。她说这样的地方不好找，最后她决定提供自己的住房让我们用，对她这种真诚的奉献，我俩也为之感动，认为这也充分表现刘秀芹的境界。 

　　回去后，刘云芳为汽油没有落实而发愁，多次催促我提前买好，我说提前买来放在哪儿都不安全，并胸有成竹地安慰他不要急，说这事不用你多操心，不会误事，我开一辈子车难道还买不来汽油吗？尽管放心吧。 

　　元月22日早上，我和刘云芳到门口的杂货店买了4个容量为10升的塑料桶，一根洗衣机的进水管，作为从桶内抽油的引管，租了一辆小车叫司机把我们送到了加油站，装满了4桶汽油，怕引起别人怀疑，中途又换车。车子把我们送到了刘秀芹家，是事先定好的时间，刘秀芹在家等着我俩，这大约是10点左右。我和老刘在凉台上忙着灌装汽油，因怕渗出，把三层袋套用，装好后平放在凉台的地上，下面垫上塑料布，上边盖一块布。因这件事刘秀芹一直瞒着她的爱人，住室内没有一点汽油味，为防万一，刘秀芹还在住室内燃了香。 

　　这天刘秀芹为这事请了事假，单位领导怕她再搞法轮功的活动，曾两次打电话询问她在家干什么，她都搪塞过去了。 

　　第二天，2001年元月23日，也就是农历大年三十，这天早上我们七人起得很早，洗漱完毕后吃了早餐，先后出了门到大街上租了一辆车，直奔刘秀芹家。进门一看刘秀芹很着急地给我们说汽油都渗出了，气味很大。无奈我决定再去买袋子，因渗出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现在装好后马上就用不会有问题。但有人提出用饮料瓶，我坚持说袋子可绕在身上，穿衣服后不明显，瓶子在身上鼓鼓的进广场时怕引起怀疑。在路上我想如何能安全进入广场呢？广场有警察和很多便衣，他们的眼睛是很尖的。我突然想到了玩具手机，带着它进广场时作个样子，决定多买几个玩具手机。为买这个东西我跑了不知多少商店，最后还是在古城刘秀芹住处不远的东边市场买了两套玩具手机，内有电子表、计算机共花了90元钱。 

　　回到刘秀芹家已是下午1点左右，他们等不及我已决定改用饮料瓶。刘秀芹在楼下买了一箱饮料倒空后装好汽油，我进门时他们正在往自己身上捆绑装好的汽油瓶，也有的放在背包（书包）里。我和刘云芳把瓶子用尼龙草绳吊在脖子上，瓶子放双臂的腋下，用胶带纸固定好，穿上毛衣，外边又穿上棉袄，敞着怀互相看了看认为可以了。就这样带上事先郝慧君为每个人买好的2个单面刀片及2个打火机，每人都自觉地把身上的钱拿出来，大约余下不到6000元，我们让刘秀芹转交给那个年轻人1000元，余下的用在北京“大法”的建设上。刘秀芹说给你们寄回家吧，大家都不同意，因为家里都不知道这些事。 

　　这时已是1点左右，我告诉大家分批坐车去，行动也不要在一起，否则目标太大。根据路程、堵车，估计去广场约要1小时，所以我们把时间定在2点半左右各自行动。 

　　我们让第一批人马上就去，郝慧君、陈果、刘春玲、刘思影下楼后坐出租车先走了。这时我看到陈果、刘思影的身影，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哎，听天由命吧。可她们也是和我们一样在做“伟大的事”，只是孩子太小了。 

　　接着我和刘云芳、刘葆荣乘一辆出租车直奔天安门广场。在车上我和司机闲谈着，我找刘云芳闲谈，他没有接腔，看来他很紧张，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我心里却很平静。这时车子开到了广场西侧，我让出租车开到了人民大会堂的南门停下，刘云芳、刘葆荣下车后先向广场走去，我给司机付过车费后也慢慢地向广场走去。这时我看到他俩向毛主席纪念堂西侧小门走过去，因刘云芳心虚，他想跟着人家混进纪念堂后再进广场，结果人家不让过。因为广场的进口处站着一位值勤的军人，他们只好直接进广场的门了。 

　　我带着花镜看着报纸走到广场的西侧门进了广场，我看了表已是2点半了，在广场纪念碑附近转了一圈，想看看她们先来的几个人在什么位置，到底进没进广场？我在纪念碑西侧见到刘云芳、刘葆荣，我问刘云芳，你见到她们几个人了吗？这时刘云芳脸色非常紧张，听了我的问话，像没有看见我一样，径直向北走去。这时我就想，刘云芳是否能做成功这件事？我开始怀疑了。但我想，这是“正法”，师父的“法身”无处不在，一举一动，一个念头师父都知道，不管别人如何，为“大法”，我必须成功。 

　　当我走到纪念碑东北侧时，前边有4个便衣警察并排向我走来，他们的目光直盯着我，这时我看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立即用手中早已准备好的单面刀片隔着毛衣把瓶子划破了，丢下刀片后，左手拿着打火机，这时警察的步子正在加快，他们一看我手拿着打火机，不知我在干什么，他们同时愣住了。 

　　在和他们距离约10步左右的时候，我把火机按下了，顷刻间大火把我吞噬了，因为大火隔断空气，我马上就感到呼吸困难，我已没时间双盘腿，就单盘坐下结着印（法轮功练功动作）。空气在大火的带动下发出呼呼声响，突然的缺氧使我透不过气来，心里却很清楚目的就要实现了。 

　　这时不知警察用什么东西（后来看过“自焚事件”报道录像后，我知道是用灭火毯）往我身上压，把我推倒了两次，我用脚把警察蹬到一边两次，拒绝为我灭火。一会儿有人用灭火器对着我上下乱喷，火立即就灭了。我大失所望，站起来就大声喊到：“真、善、忍是宇宙大法，是世人必尊之法，师父是宇宙主佛。”不断反复地喊。他们正准备去开车时，突然听见有人大声喊到：“那边也着火了。”他们留下一个人看我，余下的人都飞快跑向别的几个功友自焚的地方。我继续喊着口号，约不到10分钟，警察开车到我身边，把我推上警车送到一所医院。这家医院说他们没能力接这种烧伤的病人，并推荐到积水潭医院，警察让我躺上担架被我拒绝，自己上了汽车，这时警车拉着警笛飞速疾驰，驶向积水潭医院。 

　　到医院后让我躺在急诊室的活动床上，这时没感觉一点痛苦和后悔。过了一会儿，陈果被推进来了，没说话，静静躺在我旁边。我欠起身子看了看她，她平时的形象立即浮在我的眼前，内心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又过了一会，刘思影、郝慧君也被推进来了，都无声地躺在同一间房子里，但一直没看到刘春玲、刘云芳、刘葆荣，这时我心里有一种预感，刘春玲很可能已经不行了。刘云芳和刘葆荣他俩在一起，但不一定点火。不知怎么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过后证实了，果不出我所料。 

　　但对刘云芳我并没有怨恨，因为“修炼”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当时我为自己能走到这一地步而深感自豪。 

　　“1?23”事件之后，法轮功在美国总部的代言人张尔平公开声明，不承认我们这些引火自焚的人是“大法”弟子，而是破坏“大法”的魔。听到这个消息，当时我很坦然，我认为这是师父在考验我。其实，如此朗朗乾坤，太平盛世，我们这些本来就安居乐业的平常百姓，男女老幼，如果不是受了李洪志法轮功弥天大谎的蛊惑，怎么会跑到天安门广场引火自焚、以身试法呢？ 

　　看过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对“1?23事件”追踪报道，我才知道在美国的法轮功总部曾经指令郑州的法轮功人员调查我们这几个人，这我就不明白了。李洪志既然自称是宇宙主佛，本应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通、无所不能、法力无边的，你那“法身”不是无处不在吗？为何还指令他人跑到开封调查一番呢？ 

　　2001年7月20日，中央电视台记者诙谐地对我说：今天采访前，先告诉你个好消息，你们的师父经过多方调查证实，你们参加自焚的人确实是“大法”弟子，只是悟偏了。 

　　李洪志不是说过“修炼”“大法”是不会出偏的，还说当我们有过偏的行为时，他的“法身”会即时点我们的，他的“法身”和“法轮”都会保护大家的，所以，他说修炼法轮功最安全，绝对不会有危险。那又如何解释全国经查证落实的1700余人因“修炼”法轮功后拒医、拒药、割脉、投河、跳楼等等自杀自残、他杀致死致残的呢？ 

　　我开始不相信这些是真的，认为是政府捏造的，后来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我震惊了，面对客观事实，我不能昧着良心否认所发生的这一切，过去舍命追求的到底是否真对，我要对自己负责任，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过去所发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