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东：我所经历的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一）

编者按：王进东是原法轮功痴迷者，2001年1月23日除夕，他参与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是第一个引火自焚的人。2001年8月17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003年5月，正在服刑的王进东写下此文，讲述了自己从痴迷法轮功、到天安门广场自焚、最终醒悟转化的曲折经历。通过王进东的自述，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1?23”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的真实情况。  

　　练功经历 

　　我叫王进东，51岁，原河南省开封市矛盾集团公司汽车队司机，家住河南省开封市法院街33号；妻子何海华，开封市内衣厂下岗工人；女儿娟娟，今年23岁，现在家待业。我于2001年1月23日下午参与了天安门广场集体自焚事件，是第一个引火自焚的人。2001年8月17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现在河南省郑州监狱服刑。 

　　2001年1月23日，是中国人民在新世纪、新千年的第一个除夕之日。这一天，我作为一个原邪教法轮功组织狂热的痴迷者，在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国人民心中的圣地，制造了一场震惊中外的集体自焚事件。一时间，社会上也议论纷纷，而逃到美国的法轮功组织和李洪志却断然否认我这个不仅走出来，而且敢在天安门广场以死进行所谓的“护法”的人是他的弟子，是法轮功修炼者。 

　　现在有许多人说我王进东不是大法弟子，自焚时腿为什么没有双盘？有人说王进东等7人天安门广场自焚纯属邪悟，是个人行为，与大法无关；有人说王进东一家三口根本不是一家人，是政府安排收买的下岗工人；甚至更有人说我王进东的烧伤是化妆的等等。 

　　但事实胜于雄辩，现在我向大家回顾一下4年来我修炼法轮功不堪回首的往事，回顾我在“1?23”事件前前后后思想发展变化的历程。这一桩桩一件件事情的本身，就足以说明我是如何走入愚昧，走过死亡，走向新生的。 

　　我的老家在河南省滑县焦虎乡焦虎村（焦虎集）。这是个远近闻名的大集镇。我家就住这个集镇上的南街东，一个不大的院子里。1951年元月8日，我就出生在这里，到1957年秋季的一天，爸爸把我接到开封，因为我该上小学了。 

　　我的原名叫王秀东，老家的人都习惯叫我东妞，小学毕业时我自己把名字改成了现在的名字。 

　　在上小学期间，由于贪玩和调皮捣蛋，不好好学习，学习成绩从四年级开始下降，爸爸常常为此生气，我也常为此而挨打。我并不想惹爸爸生气，可是我当时就是学不进去，有时也暗暗地恨自己没有志气，可一玩什么都丢在脑后了。上完小学后，我到了区办的“半工半读”初中上学，一天上学，一天学工，工种是钳工。 

　　当时全家有7口人，生活费用就靠爸爸一人的工资，非常困难，爸爸不想吃单位的补贴，就只好让我退学找个活干。退学了，一时找不到工作，爸爸就把我安排到他厂里的钳工车间义务劳动。 

　　爸爸是我心目中最尊敬的人，他在厂里一直都担任车间主任，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由于1960、1961年的自然灾害，那时爸爸常借自行车带我到乡下去挖野菜芽，我开始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由于劳累和缺乏营养，爸爸患上了浮肿并导致了肝炎。1965年的一天，爸爸住进了医专附属医院，进行脾脏摘除手术。爸爸脸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滚落，可他对医生和别人的问话总是带着笑，无论多么疼痛，我从来没听见爸爸哼过一声，连呻吟也没有过。我当时才14岁，每天守护在爸爸身边，我深知爸爸是多么的坚强，并立志自己今后不论发生什么不幸和磨难，爸爸都将是我的榜样。爸爸临终前，我对爸爸承诺：“爸爸你放心，我决不让妈妈受一点委屈，我一定照顾好弟弟妹妹。” 

　　我1976年4月调入开封市日用化工厂（也叫矛盾集团公司），在汽车队当司机。我热爱这个职业，不辞劳苦，任劳任怨，积极完成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和周围同事的关系也都不错。1992年，由于爱人单位不景气，她下岗了。这时午朝门东边新开辟了一个“旅游品市场”，就让她在市场内找了个摊位。刚开始我和爱人站在柜台里觉得很不自在，顾客来买东西，自己脸先红了，慢慢就习以为常了，并且越来越有劲头。1993年12月31日，我们把柜台搬进了开封市铁塔公园一间约45平方米的房子，店号“聚宝斋”。开张后生意果然很好，紧接着我又增设了柜台，增加了品种，扩大经营。爱人自己守着商店，非常辛苦，一直到1998年我内退下来，和爱人一起经营小店。 

　　1996年10月份的一天，有个叫薛红军的朋友给我送来一本书，是一个叫李洪志的写的《转法轮》，他告诉我如果能按照这本书的要求去“修炼”，就能达到“开功、开悟”，得“正果”是没有问题的。当时我接到书后就一口气看完了，后来我爱人、女儿也都看了。从那以后我们三人开始练习法轮功，不但看书，还按照书中所要求的做好人，有问题向内找，提高心性等等，互帮互学共同提高。 

　　在我们心里，学大法高于一切。为了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有时关门停业我们就走了，从此生意也做得不如以前，执着生意这个心也慢慢放淡了，一切都得为学法让路。我买了一部摩托车骑了1万多公里就丢了，1万多块钱付之东流，要是过去我和爱人肯定不知要难受多少天，可那时我们都学了“大法”了，认为这是师父考验我们的心性，骑摩托车让你丢了，看你能不能放下这颗心，按师父讲的理这可能不知是哪辈子欠下的，就这样不几天心里就平静了。 

　　在朋友的帮助下，加上我平时的积蓄，我买了一套128平方米的二层小楼（40平方米小院）。但到了1998年下半年，干旅游用品这行的人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货底积压很多，过去代销别人的货款无能力偿还，我把这套正在居住的新房卖掉来还别人的货款和借款。 

　　我们三口人本来打算在家练功，没有到外边练功的想法，但看到互联网上法轮功网站登载的经文，明确让所有弟子都到户外练功，以此达到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影响。 

　　第二天，我们三口人就到御街樊楼前的练功点练功，从此接触到了很多功友。因为我的商店就在御街，所以他们找我很方便，经常互相切磋，对照师父《转法轮》及讲法和网上下载的经文，共同探讨，提高认识。由于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能和当时大家公认的修得高的几个功友在一起共同探讨了，他们对我影响很大，我对“法理”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对此他们也给我了肯定，从此我对师父的感情及对《转法轮》的感情更加深厚。 

　　我最痛苦的是“思想业”，不知怎地，心底常有骂师父的话，老是从脑子里往外返，师父讲过这是“思想业力”在阻止你得法。我内心痛苦之极，针对《转法轮》中论述“思想业”这一文我一看就是几十遍，就是不见效。我对着师父的“法像”焚香合十，流着眼泪倾诉这万般的苦衷，恳求师父把我在另外空间“思想业”的物质拿掉，就是再用十倍的皮肉之苦来代替，我也乐意。师父在我的心中已经胜过父母，我的行为也在不断地影响着爱人和女儿，最后全家老少都开始练功，我又给他们买了书，有机会还让他们看录像等等。 

　　1999年4月25日万余名大法弟子到中南海“集体请愿”。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为自己没能直接参加很是懊悔，觉得失去了一次考验的机会。为此我暗下决心，要为大法献出我的一切而在所不惜，并时刻提醒自己要把握好今后的每次机会。 

　　就这样，在以后接连不断从网上下载师父的经文中，功友们更加频繁地深入学法，我拿出自己的钱，印制了大量的经文及材料，并进行散发。 

　　在2000年8月份又接到网上下载的经文《去掉最后的执著》一文中说：“其实这也是到了放下最后执著的时候了，作为一个‘修炼者’你们已经知道了，也做到了放下一切世间的执著（包括对人体的执著），从放下生死中走过来了，那么执著圆满是不是执著呢？不也是人心在执著吗？佛会执著圆满吗？”还说：“弟子们的痛苦我都知道，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哪！”看完这篇文章后为师父、为“大法”献身的思想又上了一大台阶。 

　　当时被大家公认学法轮功悟性很好的刘云芳，曾多次给我和他接触频繁的一些人谈到这篇经文，讲“大法”弟子的“修炼”如同烈火中种下的莲花，暗指考验已到了极其严峻的时候，并声称他在练功中出现的状态中，为了“正法”已经到天安门广场自焚过了，而且还活灵活现地讲述了很多细节。于是我想，是时候了，是该站出来了，用舍弃生命的形式来“护法”了。 

　　自焚事件发生后，我躺在医院的床上从记者的采访中得知：法轮功总部代言人张尔平公开讲，参与自焚事件的人员不是“大法”弟子。试问，怎样才算是“大法”弟子呢？“大法”弟子又应该是什么样呢？ 

　　对于“1?23”天安门集体自焚事件，有些人说这是邪悟，是个人行为，与“大法”无关。对这些说法当时我是这样回答他们的，你说我是邪悟，我说你们这些人根本就没有达到那么高的境界，根本无法理解，按照师父说的，低层次的理永远也理解不了高层次的理。听了你也不相信，在过去的“修炼”中自认为层次高的不愿和低的在一起相互切磋。这种现象我想“修炼”“大法”的人在这一点上，都有体会。师父不是说过“修炼”法轮功不会出偏差吗？悟多高都不会错吗？直到现在网站还在不断地下载所谓的“经文”让弟子们走出来，我们不是走出来了吗？只不过是采用了不同形式而已，按照李洪志所讲的法及经文有什么错？是一些人层次低，认识不了罢了。当然，这些理，那些理，高也好，低也好，现在看来都是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