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一个毛红色封建主义泛滥的年代

文革始于一九六六年毛的“五.一六通知”，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关于文革的起因、结束和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影响，社会上有着许多不同的评论，各抒己见。文革的整个过程有几个阶段，先是打倒刘少奇，然后是批林批孔运动，接着是批邓和反击右倾反案风。运动的浪滔一浪接一浪，席卷全国。多少知识分子，文化精英，领导干部以及出身不好的人，曾经被打成右派的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在所难免。大学里的教授被送进了牛棚接受监督改造，文化界文艺界的名人进了监狱，地主富农及其它身份“不好”的人被押上批斗大会，中小学学生停了课浪费了求知的青春时光。这场运动冲垮了人们的传统思想观念、破坏了中华民族的美德、毁坏了无数的国宝古迹。开会时人人手捧红宝书、先办大事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红卫兵八次在能容纳百万人的天门广场山呼万岁受到“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斯列宁主义者”毛的接见。届时，全国人民的大脑被一人奴化，整个中国唯天子号令而动，中国一时又回到了封建时代。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起因和目的到底是什么？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毛的所言与所行相差太大，容易使人对此产生巨大的困惑。因此，必须对毛的内心思想有个清楚认识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个人认为其主要原因应是源于之前中共最高层毛的极左路线与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徧右路线的斗争。毛在五八年搞大跃进的极左路线破坏了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以至于加重了其后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毛无颜以对人民而退居二线，而由刘邓收拾残局。刘邓推行了较为务实的政策后，六二年起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增长。毛感到刘邓路线偏右了，其个人的威信和权力受到了削弱，需要以一种革命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再夺权，思想上再次"革命”，政治纲领即是所谓的维护马列正统的反修防修。毛泽东真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其实不然。表面上看毛言语中以红色马列自居，内心里却也充满了封建帝王的思想。从他喜欢的书籍和谈话中很难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言。相反的，更多地是来自中国古代帝王的书籍。毛最喜欢的是资冶通鉴，水浒传，三国演义，和二十四史等，里面充满了古代帝王的御人、统治术。毛表面上以马列主义正统自居，实则以打击异己为真正目的。这使想起三国时期的人物曹操，此人曾挟天子以令诸侯四处征讨反对势力。毛泽东对中国古代许多帝王，诸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高祖等均不消一顾，但对魏武帝曹操却是崇敬有加，他是毛评论最多的人物。曹操应当是一个文才武略兼备之人，这一点与毛相似，但操为人奸诈、凶险，善弄权谋等都为人不齿。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与毛泽东的挟马列自居而打击异己如出一辙。曹挟天子之威，毛挟马列主义正统。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是一种思想性的探索，出发点应是为劳苦大众，曾经是很有吸引力的。他的主要假设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一些弊病，诸如过多的剩余价值，通货膨胀，无政府状态和垄断经济等。其断言是走向帝国主义。 这些假设现在看来大都有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所持的是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而没有以发展和改良的眼光看问题。马克思由此假设而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而被社会主义代替，而取代的过程是暴力革命。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对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后如何运作、政党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让公民参政、以及国家政府的领导人怎样产生等重大问题做出明确的阐述。这些空白之处都被一些军事和政治强人所利用了。他们打着马列旗号建立自己所喜欢的那种“社会主义”。比如今天的北韩金家三代所谓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封建主义，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曾经搞过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法西斯主义，而在中国，毛先建立了一个集（极)权和人制的国家。邓小平掌权后又有了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半资本主义（官商资本主义、私有资本主义）和半封建主义（党治和人治的集权社会）的混合体。其实，社会主义的一党治可能是集体领导制，也有可能演变成一人治，而一人治又可能演变成家族世袭治，如此，离封建主义也就不远了。

受林彪事件的打击，毛泽东晚年生活在一种猜忌和不安的世界里。他开始怀疑周围的人，包括总理周恩来。周去世后，许多人开始对文革明显不满。76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清明节的群众聚会里曾有这样的口号：“秦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 ...”。将毛比作秦皇，认为其马列主义是假的，等于对毛及文革作了明确的否定。毛经常提及接班人问题，他曾经宣称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后来又在党章中确立林彪为他的接班人，再又将王洪文作为培养对象。这些其实都是他作的表面文章，让人以为他是一个高尚的马列主义者，而不是个恋权之人。这并非其本意。追寻毛的封建帝王思想，在他的有生之年是不会将手中的大权传给任何一个外人的。所谓的接班人其实是在拉拢和利用别人，在适当时机再换掉。林彪后来也知道了这一点，以至于他从与毛合作而走向与毛的对抗的道路。但毛七四年以后身体健康日渐恶化后，开始认真地考虑他身后谁接班和怎样接班的问题，最初的设想应是由邓小平扶持江青进行最高权力组合。让邓复出后却发现邓似乎并无此意，和江的关系也一直紧张。所以毛放弃了这一设想再次将邓打倒。在毛的眼里，华国锋是一个忠厚的老实人，能力不强，选择华国锋作接班人可以让他作“二传手"，实际上仍是让江青等极左派控制大局做实质上接班人。再将相对年轻的毛远新招致近前，目的是作成从长期来讲由毛远新真正接班的态势。毛去逝时国家形势难料、前途不明朗。政治局常委会共有四个常委，亲江青的王洪文张春桥和华国锋叶剑英形成了人数的对等，因此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的政冶局常委会是无法正常形成重要决议的。当时，江青等控制着舆论工具、掌握着话语权，随时可以把别人打成反革命。华叶则控制着大部分的军队和中央警卫团、掌握着刀把子。毛在世时自己则即拥有话语权又拥有刀把子。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轻松地把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同伴，如彭德怀、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等，打成反革命分子而无需经过任何党中央的程序并导致他们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致死。（本是同壕战友，何以如此相逼？）。江及其同伙以为也可以如法炮制。但事情出乎意料，毛所按排的华国锋实际上是一个有胆有魄力的人，他以实际行动率先逮捕了四人帮。 彻底粉碎了毛极左思想的继续传承的设想。因而也从实际上结束了这场文化大革命。终于使得中国人民从内斗、自虐和不安的环境里走了出来，国家开始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华国锋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能够为中华民族冒险行事，非英雄不可为。他是中国人民最不应当忘记的人。

华在中央本来根基不深，在清除了党的极左势力后，自然地被邓小平为首的极右势力所挤出了政治舞台，在此过程中可以看出的是华不是一个恋权、善搞权术之人。挤出权力中心的华对此表现的很坦然和淡定，能在国家需要时作出应作的大事对他而言是何等的欣慰。华是毛提拔上来的，对毛亦有感恩之心，故每年都要去毛的纪念堂拜祭，或许去述心声，为抓捕江青毛远新等致歉。但华公私分明而没有愚忠，他知道什么是大忠，在看到四人帮若掌大权则可能给国家将来带来祸乱后，以国家利益为重，采取了果断行动，为国家继后的安宁和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

在纠正了毛的极左路线错误后，邓掌大权并开始了其右倾的路线：经济上改革开放，私有化，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政治上仍是一党执政的“党治”。虽然国家经济发展了，一部分人也富起来了，但因没有相应的“法治”配套，没有公平和正义及人民的参政监督，致使政府官员腐败，社会收入不公，贫富差距太大，也导致乱象丛生民怨沸腾。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表明，无论极左还是极右均有弊病，社会主义是一个不稳定、不确定的过渡制度，向前进是民主法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向后退则是封建专制的社会。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巨变及今日的北韩就是例子。

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起，中国人民开始了对科学，民主的认识和追求。虽然近百年过去了，但进展仍不大，而五十年前竟然又出现了一个红色封建主义的回潮，即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不令人叹息？文革虽然已被中央定性是一场动乱和浩劫，但也没有为此彻底反思，因为这样的反思最终必然会探讨国家的体制是否合理。中国仍需努力奋斗，经济发展了，文化提高了，当早日彻底铲除封建思想，以和平的方式向民主、法治、现代化的国家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