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信阳大饥荒时期的往事

    恐怖的“万人坑”
    
    五六十年代发生的大饥荒是当代中国史上最惨烈的事件之一，其中又以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饥荒最为惨烈，不仅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而且吃人肉、炼人油的现象屡见不鲜。以信阳地区息县包信镇姜寨村为例，据《1959信阳事件中的家乡》一文记述，自1959年中秋至当年冬末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全村由397人饿死仅剩下90多人，多户死绝。
    
    当时，村里每天都有几人死去。
    
    一天上午，生产队长姜树森来到村民姜振安的住处，对他说：“听说西园的病号院里死了四个，你去把他们拉出去。”
    
    西园是姜寨村的一部分，四面环沟，只一个小小的路坝和寨里相连。在那里腾出几间民房，就叫病号院了。由于住进去的人绝大部分是因饥饿而极度营养不良，而不是什么病，况且住进去仍然吃不饱，所以住进去没几天，人便死掉，然后拉出去。可以说，当时的病号院其实成为死亡的中转站。
    
    姜振安把拖车套上耕牛，拉到病号院。他和姜树森等人一起，把四个尸体抬上拖车。然后自己赶着牛，把死人拉到村东北二里许的“万人坑”。
    
    “万人坑”是乡民们后来对那个地方不约而同的称呼。说是“坑”，其实原来是一口深井，直径向井口渐阔，呈漏斗形。要说该坑曾填埋上万人，那是夸张了，但在1959年饿死人比较集中的几个月，这里的确是填埋死人最多的地方。不论是姜寨村还是附近别的村子，一个人饿死了，如果家中还有活着的，而且还有埋葬人的力气，就会把亲人单独埋葬在其它地方，这样也好有个坟墓；其余的，都是村干部找人拉出，统统往该井一填了之。后人很难统计出该井当时填埋死人的准确数字，但据村里长者估计，几百人甚至上千人肯定是有的。
    
    把死人抬上拖车需要几个人，可是把死人抬下拖车也非易事，姜振安自己已经饿得很虚弱，他一个人是如何把尸体抬下去的呢？
    
    “这根本不需要抬，”姜振安说，“我把牛赶到井口旁边，这里地势向井口倾斜，拖车走过，尸体顺势就滑了下来，又顺着斜坡滑到井里去。我拉过很多，都是这样填井里去的。······”
    
    大饥荒过后，当年埋死人的那口井渐渐变成了一个大坑，每逢附近村子晚上放电影，村里的小孩子总和大人们一起去看，有时为图捷径，就从该坑附近田间小路走过。起初孩子们不知情，并不害怕；后来有一次，一个大人边走边告诉他们：“这坑里‘59年’填埋很多饿死的人！”此言一出，大伙皆惊，齐呼“有鬼”，一群人在夜色里争先恐后向前奔逃，小孩子被抛在后面，有胆小的竟吓哭了。
    
    如今，“万人坑”已经整平，乡民们在上面种著庄稼，如果你是一位不知情的异乡朋友，绝对看不出这里曾是“万人坑”，也想像不到这长著茂密庄稼的土地下面埋著那么多饿死的幽灵。
    
    吃人肉炼人油

    1959年的10月和11月，是姜寨村饿死人的高峰期，不但每天都有几人死去，而且村民因为实在太饿了，有多人被迫吃过人肉，有些人还多次吃了多个死人的肉。
    
    吃的比较多的是一个外号叫孩儿娘的女村民。
    
    一天夜里，她和弟弟姜树彬一起，从“万人坑”旁边的干沟里背回一个饿死的人。尸体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男性。由于两人身体饿得都很虚弱，他（她）们轮换著才把尸体背回家。
    
    二人先把尸体的头割下，用刀费力地把颅骨砍开，取出人脑，放在大窑碗中，足足有一大碗；再打开膛，取出心、肝、肺等。最后，把四肢和躯干各个部位的肉全部剔出。人肉装了满满一盆。尽管这个人是饿死的，但其皮下还是有一层薄薄的脂肪，他们又把人的瘦肉和人脂分开来。孩儿娘说：
    
    “人的脑子很好熟。半夜里，我煮开半盆水，把从颅骨内取出的一大碗脑往开水里一倒，脑就沉下去，因为这是生脑。放些盐，再稍烧片刻，脑就漂了起来，可以吃了。人的脑子其实很好吃，很香。”
    
    孩儿娘和姜树彬把人脑吃完后，再把人肉煮熟，把人脂炼成人油。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二人把煮熟的人肉装在一个大坛子里，把炼制的人油盛在一个小坛子里，连夜在她家附近干了底的大塘底部偷偷挖坑，把坛子埋起来。剔光肉的人骨头，也坑埋在大塘底。之后，每天夜里他（她）们就偷偷扒开坛子上的封土，掀开盖子，取些人肉和人油，用罐子煨热吃。冬天气温低，他（她）们的人肉一直吃了很长时间。
    
    除孩儿娘，村东头还有一个外号叫后背头的村民，吃的人肉也很多。
    
    后背头有一个十多岁的女儿，叫爱容。丈夫饿死后，后背头和女儿相依为命。有时，母女二人饿得实在撑不住了，就偷偷夜里割些野外饿死的人肉回来煮煮吃。一天下午，后背头见拖车从前面邻居家拉出，一问方知是邻居家的麻芳死了。麻芳是一个40多岁的男人，两个儿子姜汉崇和姜汉喜已去逃荒，他自己则活活饿死了。拖车把麻芳尸体拉出村，朝“万人坑”附近的干沟一倒，就算了事。后背头对麻芳十分熟悉，知道他虽是饿死，但身上也还有些肉。她决定天黑后去弄点他的肉吃。
    
    冬季日短，天很快黑下来。后背头还没有去，她担心去得太早容易碰到人。好不容易挨到半夜，她拿起工具，带上女儿，趁著夜色，摸到麻芳的尸体旁。伸手一摸时，二人不禁大吃一惊：尸体已经被人开了膛，臀部和大腿肉早已被偷割去。她们把麻芳的两只脚从脚脖子处割了下来，又在身体其它部位割些肉，才偷偷摸回去。
    
    连夜，母女二人在里间房靠墙处小心地支上盆，把弄回来的“东西”往盆里一倒，加些水，以盆代锅偷偷煮了起来。煮了一段时间，二人急切地捞出人肉就吃。咬一口，费了半天工夫也没有嚼烂。后背头对旁边的女儿说：
    
    “先别急吃，再煮一煮。”
    
    她们把人肉、人脚放回盆里，由女儿爱容烧火，又足足煮了半个时辰。
    
    她们再次掀开盖子时，一股带着奇香的水蒸气扑面而来。后背头用筷扎了块人肉，女儿捞出一只人脚，两人边吹着热气，边贪婪地吃了起来。
    
    尽管煮了这么长时间，待到女儿啃到脚底板时，却还是嚼不烂。这是可以理解的，麻芳本是农民，终日劳作，真可谓“脚底板不闲”，这部位角质化严重，比别处肉质更结实，当在情理之中。
    
    不顾村民死活的队长

    大饥荒时，姜寨村的生产队长叫姜树森，这个人实在坏透了，在他身上简直找不到一点人性。
    
    “饿死了很多人。开始人不敢逃，队长姜树森说了，逃跑的人将永远见不到姜寨树梢！”姜汉义回忆说，“后来实在不行了，有人还是偷偷逃到外乡。不然，我们全村恐怕要死绝！”。
    
    大跃进时，姜树森把全村各家各户的锅全部收去砸碎，让他们吃大食堂。吃不饱，他又不准人家开小灶，“不准私人冒烟”。村民们无奈，只好半夜里偷偷在自己家用盆或罐煨一点野菜。可他十分灵通，总能顺着烟味寻过去，端起盆罐不由分说摔个稀碎。母亲曾亲眼目睹一村民因为吃不饱，把自己偷着煨的野菜兑在稀饭里，被他发现后，他竟连碗带饭端起来扔到水塘里，嘴里还说：“湖南大米白亮亮的，不好吃吗？你偏兑那绿儿叭叽的野菜干什么？”；村民们在大食堂只能喝到极稀且限量的稀饭，但他和亲属及其他干部却可以吃到馍馍，还经常加夜宵。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在全村397口人饿死300余人的情势下，他的老婆居然还生孩子；村民稍不顺他意，只消他一句“滚吧，上午没有你的饭了”，这位村民就要饿肚子。
    
    由于姜树森执行上级政策“积极”，竟成了外村学习的典型，前来学习取经的外地干部络绎不绝。然而浮夸终究是浮夸，饥饿终究是饥饿，正如常言所云：“纸包不住火”——村民们带着菜色的面孔，瘦弱不堪的身躯，不就是对外地取经者无声的倾诉吗？于是，每逢外地取经者到来，他都强令村里因饥饿而瘦得不像人样的村民，躲到偏僻的厕所里去。
    
    饿死了那么多人，姜树森自然心知肚明，但他却不承认，甚至不准别人说“饿死”二字。当时，有位年轻村民因为干部偷吃夜宵的事和他顶撞起来，两人一路边打边走，找村支书张永凤评理。张是一位老谋深算、两面讨好、“狡猾”如狐狸的人。“59年”后，张和姜树森二人虽然都“栽了”，但张几乎没有什么民怨；姜却激起民怨沸腾，在“民主补课”会上，村民们怀着满腔仇恨，一哄而上对他进行殴打，有人差点咬掉他的耳朵。
    
    当着张永凤的面，那位年轻村民据理力争：
    
    “你们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竟偷着吃夜宵。群众干着重体力活，却终日吃不饱，饿死那么多人······”
    
    姜树森一听，脸色骤变，一脸严肃地对张说：
    
    “支书，你可听见了，他竟说死那么多人是饿死的！——谁敢说这些人是饿死的？！······”
    
    不过，这个没有人性的家伙下场很悲惨。“59年”后，他被戴上“坏蛋”帽子，在村里接受管制。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得了中风病，只能靠拄著棍子艰难挪步。有一次，他和时任村干部的姜汉营在吃饭场争吵起来，好像是抱怨村里对他不公平，竟委屈地说：“我想起来（你们对我的不公），就想哭上三天！”，姜汉营立即回应：“俺想起来，能哭上三年！！”显然，姜汉营的言外之意是“59年”的事。
    
    1984年9月中旬后来，姜树森的中风病加重，和儿子、儿媳的矛盾也加剧，家庭关系进一步恶化。夜里，绝望的他干脆喝农药自尽了。

    袁斌  根据《1959信阳事件中的家乡》编辑整理